越海者的追寻

井上靖怀着对中国西域的梦，在作家生涯中对这片“异域”的土地倾注了不少心血，写出了《漆胡樽》、《玉碗记》、《异域人》、《楼兰》等大批西域小说，充分显示着他对西域“未知”的探索热情，表现了他追寻西域之“梦”，破解西域之“谜”的精神。

文学作品反映的是作家的思想意识，通过人、事连缀映现着作家的人生观、世界观和对茫茫宇宙的认识和体验。在井上靖的西域小说中，一汪清泉，一缕狼烟，一声羌笛，都是他对于那个国度的仰望和追寻，倒映着作者对人世、社会、自然的终极体验。西域小说中就有一种强烈的张力，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刻画着人物的性格，展示着人物的命运，那就是伟大的自然、社会和时间。

《楼兰》中，作者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风沙肆虐、社会动荡的历史社会舞台，人物在此显得如此渺小。社会变革和历史重压的车轮滚滚向前，辗过多少繁华!楼兰先是河龙，是神，继变为“应该回归的国都”，又变为“迟早一天要歼灭匈奴兵，报仇雪恨的地方”。人对于自然社会的认识在变，汉朝的政策在变，楼兰的国王和一代代楼兰人在变，但他们都面对着不变的自然和历史压力，这种力量将楼兰推入汉的怀抱，使楼兰变为“鄯善”，最终又轻轻一抹，将它彻底抹去了。“楼兰的城邑已被黄沙全部埋没了”，“被埋在漫漫的沙海中了”，“楼兰及鄯善都先后在历史中销声匿迹了”。

作者在最后向人们暗示着，“真正决定楼兰命运的不是强大的匈奴，也不是汉朝的英雄人物，而是伴随着狂暴的大自然的漫漫历史长河。人物犹如过眼烟云，但罗布泊湖和河龙却在永不停息地辗转着。结尾含义隽永，令人回味，颇具象征性的文字仿佛是对楼兰人奏起的安魂曲。”

“罗布泊湖现在正在返回楼兰故地。……(湖水)一直向楼兰故地不断移动着，现在也未停止。罗布泊湖水要恢复原状，也许还需要几十年的时光。可不论怎样，事实上它都在回归，作为曾在那里居住过的楼兰人的神，河龙也要回来了吧，或许，它已经回来了。”

井上靖就这样巧妙地将人物纳入自然与社会的怀抱，随着对自然、历史、社会和时间强化，人物与事件逐渐淡出舞台。自然力和社会力如同滚滚奔流，一泻千里，冲刷和淹没哲人所造成的千沟万壑。

即便是以三个虚构人物：赵行德、朱王礼和尉迟光为主角的《敦煌》也蕴涵了“人物的性格在‘历史这个无法逃脱的宿命中划…各自的命运轨迹”这样一种悲天悯人的观念。有人在《周刊朝日》上撰文说：“这部作品的根本特点不在小说，而在长篇叙事诗。在这种意义上，与主要趣味在个人性格及其纠葛的现代小说性质大不相同。”

赵行德由一块写有西夏文字的布条便奔向那片陌生而奇谲的土地，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到最后拯救经卷，作者对其原因的描写都着墨不多，仅仅是顺其自然，如同被无法诉说的命运驱使着向前爬行，活动的真实意义被湮没。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赵行德被人群推着挤着，茫然地辗转着，我们仿佛看到了社会拨弄人生的无情巨手。

《敦煌》发表后，有些学者虽然称道《敦煌》、《楼兰》为“文学冒险”而礼貌地加以肯定，但同时又对这些小说以自然为主人公，而没有写人表示不满。井上靖对此回应说：“我是从想写人的象征剧的心情出发的，那心情不是通过个性来探讨人，而是象征性地来看待人，是想纯粹触及人本身根本上具有的东西。”“将历史看作人与人的剧场，历史演变本身是被时间、空间限制的单纯的舞台。”

在井上靖的主要西域小说中，自然、社会都起着支撑作品框架的作用，作品中的人物不是处于远景中的一个点，就是为命运所左右，毫无反抗之力。而命运的乖蹇，无一不是缘于社会与自然的合力。“时间与空间的变更使作品中的人物无所适从，充分显示出人力的微不足道。”

井上靖的文字，如同清泉静静地流淌，个人的命运往往不在首位，而历史的悠久性却置于其上。推动历史的是人，而人是由历史的“自然意志+命运”来推动的。由此，我们可窥见井上靖矛盾而具有哲理性的对于人与自然的理解。

一方面，他对历史人物是抱着崇敬而尊重的心情，反复描写英雄事迹；另一方面，又将其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于滚滚洪流中凝视他们的命运，对其命运进行哲理性思索，显示个人奋斗与意志在历史面前的苍白与虚无。这种矛盾的人生观是贯穿于井上靖各类小说中的一条红线。笔者认为，这是井上靖个人经历在日本文化传统大背景下，与中国文化交融碰撞的结果。

首先，联系作者早年的生活经历来看，井上靖“六岁时就离开了父母，跟庶祖母(事实上是曾祖父的妾)生活在一起。她出身艺妓，孤身一人居住在家乡汤岛，备受邻人冷眼。这位身世不幸的老人，在把她暮年的慈祥灌注给井上靖的同时，也把她那孤苦辛酸的情绪塞进了这位未来作家的心房。”井上靖在作品中善于把握和描写人物的孤独和落寂的心绪，和他早年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

其次，日本传统文化对井上靖虚无观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日本在镰仓、室町时代，由于社会秩序崩溃，战乱频发，一些贵族知识分子感到茫然自失而无可奈何，从而表现出一种无常的思想”。另外，日本是岛国，地震、台风频发，民众形成了强烈的危机意识，无常的思想更是渗入到了日本民众的骨髓里，成为积淀在日本人心理深层的重要特征，反映在文化上，就容易理解井上靖小说中的这种无常的命运观了。

最后，小说中宿命的虚无色彩深刻地烙上了佛教的印记。他曾任《每日新闻》社宗教栏记者，阅读过大量佛教经典。日本国民对长期被尊为国教的佛教中无常感的体验与命运论会的感悟十分深刻。无论是戎马半生的班超，抑或是对洪水徒劳抗争的索励，这些人物在传统的中国典籍中具有鲜明的儒家色彩，但到了井上靖的笔下却蜕变成了带有淡淡哀伤和佛教虚无色彩的形象，不能不说是作家“站在‘他者(异域文化)立场上，审视的结果”，“这种审视在保存了人物的大致轮廓后，改变了人物的基本面貌，人物形象更多地浸染了‘他者文化的色彩。这其中有文化上的误读，同时也蕴涵了文学上的综合创新和文化上的冲突融合。”这样一种由儒家的积极进取到佛家的参透顿悟，实则是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借鉴吸收所遵循的轨迹。

中日文化就是在这样的碰撞中完成着二者的交融，一个民族的作家要对外域文化批判地吸收，既不失真，又在原基础上有所创新，并且能够反观本民族的文明，文明的交流才得以实现，井上靖等一大批日本作家可谓在这方面作了积极的贡献。

井上靖的西域小说创作宛若日本文学史上一朵奇葩，盛开在这个小而精的岛国上。异域的色彩和文化冲撞着日本读者的眼球，开阔着他们的视野，也让他们从更深层次去探求和理解本民族的文化性格。

井上靖小说中的西域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西域呢?作者自己在《小说《敦煌》札记》中这样说：在日本有“敦煌学”的说法，有关敦煌的研究，明治以来便盛行，但没有学者到过敦煌。我的小说《敦煌》，或许也是因为我没有踏上敦煌的土地才得以写成的作品。假如亲眼看了敦煌的话，我也许就不会写《敦煌》了。

井上靖从学生时代起就对西域和丝绸之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而西域在井上靖眼里只是一个想象的异域，他在来西域前就已写就他的西域小说，当小说发表19年后他得以踏上敦煌土地时，同行者问他：“实际站在小说的舞台上，你的感想如何?有没有必须重写的地方?”井上靖回答说：“很遗憾，做小说舞台的地方，都让沙子埋起来了。挖出来看，和小说中描写的毫无二致。”可见，井上靖笔下的西域是一个他心中的西域，构建的西域。

正如德国当代著名的东方学家顾彬所指出的，“每一项文化交流同样是为了维护交流者自身的利益”，“其自身利益都在于推动本民族的发展”。《敦煌》所描绘的历史人物的勇猛智慧，沙场的拼杀和事业功名的成败同读者的审美需求相应和，有多年新闻工作经验的作家井上靖对此是了然于心的。读者由此形成一种强烈的阅读欲望，正得益于井上靖将这样的审美需求成功地移植进他的小说，并从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找到了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历史延续性，找到了一个已经凝固的静态世界(历史)和生意盎然的现实生活之间的共鸣点。“外国作家钟情于中国哲学精神的探寻，不是去追寻古老中国已经淡逝的文明传统，而是对中国文化的更新和利用。他们热衷中国精神的追求，其内驱力就在于自身的需要，或民族的需要。”

豪放、壮美是井上靖西域小说的一大特点。为热情所驱使奔向滚滚大漠的英雄男儿，同自然社会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腾燃的狼烟，飞驰的胡舞，狂嘶的烈马，唯美的国度里上演着风骨铮铮的男儿好汉，儿女情长。这种豪迈悲壮的文化景观是日本传统文学里少有的，同岛国孕育出来的日本人温和文雅的气质也大相径庭。“作者将中国文化、中国精神视为一种与自身文明相异、魅力无穷的‘他者，热心于中国文化的采撷，热心于‘他者的寻觅，实质上是把这个陌生相异的‘他者看作构建自家文化不可或缺的精神参照，看作是反观自身，回归自己的一面镜子”。

日本国土面积狭小，高楼林立，与西域广阔雄浑的大漠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改变了千年来日本文学的岛国视野，将广袤无垠，充满沙尘和黄土味的‘大陆性引进日本文学中”。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漆胡樽》写于1950年，《楼兰》写于1958年，《敦煌》写于1959年)，经济的高速发展，现代化给人民带来的迷茫，道德失信所造成的精神真空，获取一种价值观上的重建与道德期盼，成了这时国民所共有的心理指向与期盼。

井上靖正是出于这样的心理需求，构建了一个与日本本土文化强烈对比的世界，也寄寓了他重建新的精神文明的心灵之梦。艺术上追求的壮大、雄奇，是同国家需要强悍、豪壮的精神诉求相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追寻“他者”的中国文化精神，对外国作家来说，也许正是另一种方式的寻找自我，抑或是寻找另一个自我的方式，“‘他者之梦，也许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之梦，他者吸引我们走出自我，也有可能帮助我们回归到自我，发现另一个自我”。

大和民族是一个不断追问自己从何而来的民族。也许，历史上的日本人并不曾到过敦煌，不曾漫步于丝绸之路的沙丘上，但他们心中，他们身上有着从那里传来的东西，或者说是与那里有缘的东西。这些东西，并不随岁月流逝而为风尘吹散，反而深深扎根在日本文化土壤深层。

日出日落，照亮过多少越海者的冥想；潮来潮去，沸腾过多少爱书人的情思。历史给予整个人类的是一面反观现实的镜子。丝绸之路上随风飘散的驼铃，玉蛟龙策马西风的蹄声，轮回千年不死的图腾——胡杨，载着越海者的小舟，飘进了日本岛，映现着日本人民心灵深处的某种悸动和似曾相识的氤氲。井上靖在“中日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美丽的虹桥”。“他者之梦”的追寻，是出于对本土文化的质疑和颠覆，出于他者相异性的诱惑和吸引他们并非自家文化的逃逸者，而是民族文化的驱动者。为了本民族的发展和壮大，他们在接受中国文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主动性、创造性和挑战性是令人赞叹的。

参考文献：

【11森鸥外，脱离历史与遵照历史，中央公社论,日本文学(1)，1966，

【2】黄华，试论井上靖中国历史题材小说【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3，3

【3J黄华，试论井上靖中国历史题材小说的美学特征【J】，江西社会科学2003，11

[４]郑民钦，井上靖文学中的人的原型，日本学论坛，2000，7

【5】叶渭渠，东方美的现代探索者——川端康成评传【H】，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6】陈嘉冠，雄雄阳刚，浩浩灵气——论井上靖的历史小说Ⅸ楼兰》[J]，渤海学刊，1986

【7】王蒙，永泰公主的项链代序【A】，井上靖先生与西域小说集[H]，北京：作家出版社，1988

【B】陈爱阳，试论井上靖西域小说【J】，日本学论坛，2000，1

【g]王晓平，梅红樱粉——日本作家与中国文化【HJ，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82，8

【10]袁盛财，借鉴与创新——论井上靖的《异域人>与(班梁列传)[J】_铜仁学院学报，2007

【11】顾彬，霍甫曼萨与中国，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12】钱林森，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前言)【H】，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

【13】王向远，源头活水——日本当代历史小说与中国历史文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14]钱林森，20世纪法国作家与中国【H】，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5】冰心，井上靖西域小说选(序)【H]，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

作者简介：

常茜薇，女，广西人，瑶族，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06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