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词的传播条件与方式

一、宋词的传播条件

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发展水平和当时的社会历史发展条件有着必然的联系，而传播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复杂、紧密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社会发展的状况制约、决定着传播的发展；另一方面，传播的发展又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宋词在宋朝社会特殊的时代氛围中成长并繁盛起来，无不与宋朝社会所提供的传播条件息息相关。

1、政治环境促进了宋词的传播

宋代，科举制度得到很大完善，一个人不管其门第、乡里、贫富如何，都可能“学而优则仕”，在宋代的名臣和著名文人中，像欧阳修、苏氏父子、黄庭坚等，都是出身于寒微的家庭。如此种种，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可以说宋代实现了政治权利对平民阶层的广泛开放，这使宋代社会具有前所未有的平等程度。这一政权特点强化了文人士大夫对于国家政权的依赖和效忠，注重个人对国家对社会的政治责任与道德义务，而个性的自由发展、自由表露得到抑制。因而，宋代文人相比唐代文人来说，思想也许更加成熟深沉，但明显缺乏唐代文人那种才华横溢、舒卷自如的豪情。再之，宋代士大夫的生活环境相当宽松和富裕，宋太祖甚至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样就为士人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治、言论环境。儒家知识分子本来就以积极入世，以身殉道为己任，有了这样的环境，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了很好的发挥。这就给了他们创作和欣赏的闲暇，不仅使他们的作品常有前人所无的精致和细腻，而且社会中文人作者队伍不断扩大，并有大量的社会人群参与文化工作。

从上述宋代文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心境，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宋朝统治者和社会风气为宋词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北宋初期到中期，国家内部局面比较安定，政治环境宽松，词又被视为纯娱乐性的“末道小技”，所以抒写男女艳情、抒发个人情怀的宋词开始盛行。北宋时期，大部分词作都没超越男女恋情、别愁离恨、人生哀怨等传统题材，但在文人士大夫对国家对社会忠诚的责任和道德感的影响下，词由抒发个人情怀慢慢向抒情言志发展。至苏轼，其以雄大的才力、开阔的胸襟开创词的领域，既写男女恋情、离合悲欢之类的传统内容，又突破词为“艳科”的狭隘范围，将田园山水风情、人生志趣、怀占感今以及咏物纪事等内容移入词中。

2、城市与商业的发达推动了宋词传播

宋代城市与商业的发达使分工越加细密、生活越加方便，宋代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不朽名画《清明上河图》，生动而细致地再现了北宋都城汴京的社会生活。百业兴盛、市场喧嚣，熙攘的人群，林立的店铺，众多的广告，令人想见宋代的城市是何等繁华，社会生活是何等的纷纭，它的信息传播活动又是何等的发达。当然在这种环境中，人们必然产生对信息传播的强烈需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记载了当时汴京的盛况：“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街，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这段文字不但记载了汴京的繁华，而且谈到“新声”的流行。“新声”就是当时流行于民间的曲子词。

3、歌伎制度的盛行加速了宋词的传播

宋词作为一种极富音乐特征的文学体裁，它的发展、兴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依靠歌伎的倾情演唱。宋代是一个歌伎极度繁盛的社会，歌伎数量多，且遍布各地。在宋代文献中有姓名可考者就有苏琼、严丽、徐楚楚、李师师、钱寅奴等67人，其余无名的或仅存小名者就不可胜数了。宋代的歌伎制度上承唐代，歌伎分为三类：官伎(包括营伎)、私伎和家伎。私伎，是指市井伎女，其中的歌伎以卖艺为主，商业都市中的歌楼、酒馆、茶肆、平康诸坊及互市等处是私伎们聚集和活动的地方。宋代名伎李师师、唐安安等都属于私伎。官伎，主要指教坊的歌伎、军中的女伎、中央及地方官署的歌伎，是由官府指派或选定民间私伎中色艺俱佳者强令其加入乐籍。每遇朝廷重大的节日或宴会，官伎都必合乐表演歌舞家伎，是指豪门贵族士大夫家中供养的擅长歌舞的女伎，用以娱宾遣兴，侑酒佐觞。随着宋词演唱和创作的日益增多，宋代一般贵族士大夫家里蓄伎之风更是极为普遍。他们在官余之时，往往宾朋相聚，饮酒相欢，出以家伎，歌词侑觞，是当时很流行的娱乐风气。例如，欧阳修家有妙龄歌伎“八九殊”，他曾将当时流行的歌词和自己所作之词编为《醉翁琴趣外篇》六卷，用来让家伎们练唱；苏轼也有歌舞伎数人。

二、宋词的传播方式

1、歌伎传播

词是随着隋唐燕乐的兴盛而产生的一种音乐艺术，“依曲拍为句”，故唐人称之为“曲子词”，意即配合乐曲的歌词。宋人则称为“歌词”、“乐章”、“乐府”或“倚声”，可见词与音乐的关系非常之密切。词的这一艺术特点，使词可以以动态的方式传播，也就是指词既可以采取与一般诗文相同的传播方式：可以通过书面传播给受众：又可以播之管弦。付之歌喉，通过“脆管清吭”(《武林旧事》卷三“元夕”条)的传唱，广为流传。在宋代，歌伎与宋词有着密切的关系，歌伎的口头传播是宋词传播的主要方式。歌伎不仅是宋词的传播者，歌伎生活还是宋词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

(1)歌伎——宋词的传播者

经过晚唐五代的发展，到了宋代，演唱艺术已臻于完美和成熟，随着时代审美观念的变化，出现了特重“女音”的现象。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说：“古人善歌得名不择男女……今人独重女音，不复问能否。而士大夫所作歌词，亦尚婉媚，古意尽矣”。女性歌者演唱清美柔婉的新词，曼声促节，很能使广大听众获得欢愉、兴奋和慰藉，其中也包含一定的感官刺激，既能满足社会上层人士审美的文化需要，也能适合民间世俗享乐的需求，成为宋人文化生活中一个颇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北宋中后期词人李方叔的《品令》写道：“歌唱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语娇声颤，字如贯珠。

老翁虽是解歌，无奈雪鬓霜须。大家且道，是伊模样，怎如念奴。”

(2)歌伎——宋词的题材

宋词被广泛演唱，使其作者与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天然亲密的关系。词人与歌伎在花问樽前、歌筵舞席上频繁交往接触，一方施展文学才华精心作词，一方发挥艺术天赋倾情歌唱，久而久之，词人与歌伎就形成了一种默契和感情。词人在欣赏歌伎动听的歌喉，优美的舞姿时，能尊重她们的人格，理解她们的身世处境，同情她们的不幸遭遇。歌伎的生活也就成为了宋词的一大题材。

2、抄写传播

传抄作为一种文字传播，具有不同于歌伎表演的传播效能。首先，传抄表现出一种流动性，它的传播范围更广、速度更快；其次，传抄显示出互递性，它可以通过人们的不断传写，成几何级数增加，不断扩充传播对象；最后，传抄具有长久性。传写的文本可以长期保存，更体现出在传播时间上和信息储存上的优势，因此，传抄自然成为宋词传播的最为便捷的大众方式之一。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敦煌词”，即是凭借当年的敦煌卷子这种特殊的抄本得以流传下来。早期的词集如《麟角》等都为词的流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正如元好问《新轩乐

府引》所说的那样：“《麟角》、《兰碗》、《尊前》、《花间》等集，传播里巷，谣言喋语，深入骨髓。”

抄本传播主要的表现形式为：以词为书信和以词送别的传播。

(1)以词为书信的传播

以词为书信的传播方式是宋词抄本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本文将略举几例以述之。

如苏东坡现存300多首词，其中赠答的颇多，试写北宋苏轼兄弟间唱和的《画堂春》(寄子由，子由即苏辙)：“柳花飞处麦摇波，晚湖净，监新磨。小舟飞掉去如梭，齐唱采菱歌。平野水云溶漾，小楼风目晴和。济南何在暮云多，归去奈愁何。”又如《西江月》(中秋寄子由)：“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一作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一作酒)凄然北望。”于是有苏辙和作《水调歌头·徐州中秋》：“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去年东武今夕，明月不胜愁。岂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占炸。船上载《凉州》。鼓吹助清赏，鸿雁起汀州。坐中客，翠羽被，紫绮袭。索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骚，依旧照离忧。但恐同王集，相对永登楼。”

(2)以词送别的传播

朋友离别以词送行、互相鼓励，是宋词抄写传播的另一重要方式：也是“英雄词人”抒发内心衷曲的重要方式。本文略举三个例子：

如北宋欧阳修的《玉楼春》，此词是诗人在景佑三年(1036)三月，即将离开洛阳，在告别友人的宴席上，写下的这首一个依依不舍、一个殷殷相留的惜别词：“樽前拟把归期说，未语春容先惨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离歌且莫翻新闽，一曲能教肠寸结。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

如此大量的用词代信、临别寄语的例证，或慷慨悲歌，或壮怀激烈，感人的力量穿越千载而不衰。词人用词表达情感，发表意见，词也因词人的名声而广为流传。以词为书信、离别赠言进行的传播，成为词传播的重要形式之一。

3、印刷传播

宋代是书籍传播由写本向印本全面转化的时期。宋代是雕版印刷的繁盛时期，随着宋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图书文化也出现了一个兴盛的局面，对宋词的即时传播特别是流传后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北宋中期，由于印刷术的普及和长短句在社会上的风行，宋词便以单篇或结集出版的形式进入文学市场。时至南宋，歌伎演唱在宋词的传播中作用日渐式微。不可歌之词，逐渐与音乐相脱离，渐变为韵文中之一种。它们脱离与歌伎的结合，走向案头，成为阅读文本，通过书面传播，让读者阅读和接受。印刷出版逐步取代歌伎演唱成为宋词传播的重要渠道，逐步取代歌伎在宋词传播史上的地位。

别集、选本和词话是传播宋词的主要图书媒介。它们的传播方式不同，传播功能和传播效果也不同。

传播符号、传播媒介和传播科技始终呈叠加性状态发展，即新的传播革命爆发后，人类在旧的传播革命中所使用的传播手段不会被随之抛弃，而总是以一种新的面貌又出现在新的传播活动之中。从实际传播过程看，歌伎传唱和抄本、刻本的书面流传这两种传播方式，是互相补充，综合运用的。因为那些常被歌伎歌唱的词，自然会被抄、刻，从而以书面文本的方式继续传播。如周密的《瑞鹤仙》词，原是词人在好友张寄闲家中所作。该词词序曰：“寄闲出家姬俏尊，所歌则余所赋也。调闲婉而辞甚习，若素能之者。坐客惊诧敏妙，为之尽醉。越日过之，则己大书刻之危栋间矣。”南此可知，周密此词，先由歌伎当场歌唱，尔后又被“大书刻之危栋间”，所谓“刻之危栋”，也就是抄、刻本的一种变体。这正说明：以歌伎为媒介的传播和以书面文本为媒介的传播，在实际传播过程中，是互相补充的，从而使词的传播范围更广，历时更久。

[此文为湖南省“十一五”重点建设学科项目资助]

参考文献：

[1]麦奎尔，大众传播模式论[H】，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2]邵培仁，传播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6

[3】段京肃，传播学基础理论[H]_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

蒋扬帆(1968—)，男，湖南江华人，武汉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补正

谢北方、黄建荣发表于《山花》下半月刊2009年第1期的《<楚辞>“美人”的生态审美》一文，本文为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项目编号：YCO8A084。特此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