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

陈小虎

一

我是瘪着嘴、噙着泪走出教室的。我不想在一屋子人面前哭泣流泪。

下午的语文课，老师在黑板前举着我的作文本嘿嘿嘿地笑，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学生的作文写得这么好、这么优秀。他一边踱步，一边挥舞薄薄的本子。他很瘦，走路弓着腰，如果穿一身红色的衣服，就像一只熟透了的虾。他还不时把本子拍在讲桌上，桌子就不时腾起一片粉笔灰。四只桌脚高低不平，好像随时就要倒下去。我坐在长板凳上望着他，把牙咬得紧紧的。不就一篇作文吗？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当着全班人的面嘲笑我、批评我。

昨天晚上他还去我家，跟我父亲说了很久的话，摸我的头，夸我聪明会读书。这才不到一天，我在他的嘴里就成了全班最笨的人。我猜他肯定是和老婆吵架。他老婆很胖，很壮，力气很大，哐当一声，就能把一张犁扛在肩上。村里的大人孩子都知道，他们隔几天就吵，还会动手。我想从他的脸上、脖子上看清是否有指甲划过的伤痕，但，没有，除了拉碴的胡子，就只有一层黑乎乎的东西。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认真地看一个人的脸，干，脏，乱，像太阳晒裂的水塘底。我的喉咙一下子痒痒的。我用手卡在脖子上，往下咽口水。我从未想过，这一次的认真居然深深地影响了我。长大后的生活里，我再也没有了去端详一个人长相的行为。那种想呕吐的感觉总是在我的目光停留于对方脸庞十秒钟后涌出，像一片枯叶在风中从枝头落下，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

他的动作、声音和神态，在教室里引起一阵又一阵的哄笑声。笑得最大声的是阿狗。

是的，他就叫阿狗。这是他的本名。他有八个姐姐，离他最近的姐姐叫“来弟”，来弟的小姐姐叫“招弟”。再上面的姐姐叫什么，我没记住。她们都比我大，不跟我玩。不在一起玩又要记住别人的名字，是一件艰难的事情。阿狗和我同一年出生。那年，村里多了十几个男孩。这些男孩的名字都跟动物有关。他爸就给他取了这个名字，说，容易活容易养，天天都能见到。

他坐在我的左边，隔一条小小的过道。我们上学的桌椅都是自個儿从家里搬到学校的。一张桌子两个人，一个人负责桌，另一个人负责椅。只有他，一个人占一张桌子。不是因为霸道，他也想有人和他坐在一起，这样，椅子就不用自己家里的。他搬来的桌子是圆的，很小。如果和他同桌，别人上课就只能侧着身子，或者，写作业时手臂就总是碰到一起。那张小圆桌是一座碉堡，守卫的只有他自己。

他用力捶打桌子，双脚像打鼓一样敲打地板。我侧过脸看他，他伸出黄黄的舌头，舌尖一弹一弹的，眉头挤在一起，身子往我边上倾。我看到他的嘴角有黑色的黏物。我奇怪他是怎样做到把花生嚼出另一种颜色的。下午上课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团黄色的纸。纸粗糙，上面可见黑色的颗粒。他撕开纸，圆桌上滚着几粒花生，花生上面缠着东西，是糖膏。他家里又不办喜事，怎么会有糖豆呢？村子里，娶新娘的人家，都要用花生炒红糖，分给亲戚和邻居。有人围着他，他用手护住桌上的花生，得意扬扬地大声吆喝，走开，走开。捡起一粒，放进嘴里，一会儿，吐在手心上，左看看，右看看，还说个不停，花生好吃，炒花生好吃。围观的人还没有走，就盯着他。他把手里的花生啪的一声拍进嘴里，伸出双手抓住桌子的另一边，整个人趴在桌面上。有人说，给一粒，给一粒。他仰起头，没说话，两只手掌盖子一样护着那团草纸。我以为他不会给别人，没想到，那些人每人分到了一颗。我转过脸，不再看他。教室里响起了一片响亮的咀嚼声。

老师把我的作文本摔在黑板前面的那张桌子上，他们一个个哈哈哈、呵呵呵、咯咯咯地笑了。阿狗把两只大拇指压在两个鼻孔上，对着我晃脑袋。他举起双脚，黑乎乎的光脚丫高过椅子，就要超过桌子时，嘭的一声，从凳子上倒下去了。教室里安静下来，一会儿，哄哄哄，笑声像刚启动的手扶拖拉机，在屋子里左冲右突。这时候，我看到坐在前一排位置的一个人转过身，迅速地抓走了圆桌上的花生米，塞进嘴里，又坐得正正方方的。

咚咚咚。老师敲着桌子，空洞的声音充满力量，扫把一样荡尽了浮起来的嘈杂和喧闹。阿狗从地上爬起来，一只手捂着后脑勺，一只手放在屁股上。我忍住了就要喷出来的笑，目光坚定地望着老师，不时偷偷地瞥一下阿狗。我知道老师一直偏袒阿狗。村里人说他喜欢阿狗的二姐。那个二姐我从来没有见过，我出生前她就嫁到别的村子去了。我猜想她一定长得不胖。阿狗坐下去，捏了一粒花生，慢慢地放到伸出去的舌头上，卷回去。老师咳了一声，又拿起我的作文本。我在心里说，不要拍了，再拍那本子就散了、烂了。老师像是听到了我的心里话，把本子放在桌子上，翻着，突然抬起头，说，我把这篇作文读给你们听。

作文的题目叫“我的理想”。三年级开始学“看图写话”，四年级正式写作文。作文从《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家》扩大到《我的家乡》《我的祖国》，又回到《我的理想》。班里三十多个人，每个人的理想都不同，有想参军的，保卫祖国；有想种地的，为国家多生产粮食；有想当炼钢工人的，为人民大炼钢铁……我只想不挨饿，不受冻。我就想长大了当一个稻草人，不怕冷，不怕冻，昂首挺胸，为村里看护秧苗。

老师拖长着声调一字一字地读我的作文。教室里像挂着没绑好的长鞭炮，隔一会儿，响一声，然后，就炸开了，很快，把老师的声音淹没了。

我在座位上，挺直腰。我不认为我的那些字，那些词语，那些句子有什么不对的。理想，不就是想吗？谁又能保证自己的理想一定能够实现呢？我想成为稻草人，只是想不饿不冷地活着。这个中午，我就只吃了一个番薯。天冷了，北风在外面呼呼地刮，我没有鞋子，没有毛衣棉裤。我光着双脚，穿一条薄薄的裤子，一件哥哥穿小了的长衣。这样的冷从冬至之后要持续到第二年天热起来。一年中，也就只有过年时才能放开肚皮吃饱，但那样的日子仅仅三天呀。

我觉得委屈。我只是说出内心真实的想法，他们却把这一切当成天大的笑话。那些拍桌子起哄的人，每年一到春天，肚子饿得都要挎个篮子到别的村子乞讨。他们凭什么这样嘲笑我呢？他们都是和我一样的人啊。

我低下头，眼睛酸涩起来。我再也坐不下去了，把桌上的课本和作业簿胡乱扔进袋子，拎着，从教室后边的空隙走出去。他们笑得更欢了。

二

天阴阴地沉着。北风一来，太阳就成了住在山里的亲戚，隔老久才晃悠悠地走一回。薄薄的阳光是他拎着上门的礼物，午饭后，他就嘟嘟囔囔想回家。

我抱着袋子坐在学校门口的台阶上。学校是村里的祠堂改建的，里面的神像不知去了哪里，门口的两尊石狮子还在。北风落在我的身上，像泡水的竹条抽过。夏天在地里干活儿，人快被烤干，就想着冬天的好。这一刻，我宁愿攥着锄头让太阳晒。那时，我总是想，如果把夏天的太阳砍一半给冬天，那该多好呀。长大后，我还是有这样的想法，当然，不再是冷热的事情。人在困境中总会浮出许多幻想。这或许就是一种自我解脱的办法。

我看到了榕树下那个老人，他弯着腰收拾他的货担。老人是货郎，家在镇里。每天上午挑着担子到我们村子，下午回去。除了刮台风和过年，我记得一直都这样。春天和秋天，他卖腌制的各种水果：阳桃、番石榴、鸟梨、油柑、菠萝……我不知道他的那些水果从哪里来的，但我记得切成条、块、粒的那些水果的颜色：黄、绿、青、红、白……还有酸酸的、甜甜的、甘甘的味道。夏天卖草粿。草粿黑赤色，黏稠，澄澈。把草粿切成块，装进小碗，切，划，拌，撒上红糖。一碗两分钱，或者，一个拳头大的番薯。北风刮起来，他就只卖一种东西——虾头丸。

我不知道那脆脆的丸子怎么就叫“虾头丸”。那时，不知道；现在，还是不知道。我不止一次地咬了一口，仔细查看，想找出虾肉的红，但没有；也曾经把丸子捏碎，一点儿一点儿挑着找，也看不到虾的痕迹，甚至，虾壳的碎屑都没有。这样的叫法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即使今天，家乡人还是这样叫。

丸子的原料就是面粉。老家的主食是番薯和大米。一年中，只有清明节那一天，才家家户户做炒面。我一度困惑于此，长大后才理清这当中的缘由。先祖从河南颍川迁徙，途经安徽黄山，入福建莆田，过潮汕地区，才在海边觅一生存之地。河南人喜面。清明节这一天的这一份炒面，想来定是缅怀、祭奠，还有口味顽强的坚守，只是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渐渐地成了一种固定的仪式。而一日三餐，早已被南方的气候、土地和物种抹去了中原的特征。

老人出现的时间一般都是上午九点半，我们上完两节课在学校门口的空地上做第五套广播体操的时候。他高高瘦瘦的身影旗帜一样照亮我口中的涎水和心中的欲望。我的动作瞬间木偶似的跟随他的脚步牵引，一直到他走到村子中央的那棵榕树下才回到我的身上。

榕树低矮，我伸出双手就可以攀住它下面的枝丫。树身粗壮，像村里那些水牛的肚子。枝繁，一个个枝丫伸出去，从东到西，我要迈五十步；从南到北，我还是要迈五十步。叶密，贝壳形的叶子一片一片叠在一起，缝成一层一层的绿色衣裳，拦住了雨水，挡住了阳光，只有台风，才能撕开衣裳的缝隙。

榕树下飘出烟雾，我们的课间操结束了。淡淡的阳光下，叫喊声和奔跑的身影扬起一片薄薄的尘埃。我站在空地上没有动。他们的喜悦和热闹与我相隔一个番薯的距离。我早已从他们的口袋里看到掩藏的暗喜。他们可以随意地从家里偷出各种用来换虾头丸的东西，我在父亲严厉的责骂和折断的竹条中再也没有了偷的胆量。我只能用力地吸鼻，仿佛北风能够把香味吹过来。

一个番薯换三粒虾头丸。番薯不能太小，小拳头那般大才拿得出手。一天一天的交易中已经有了心知肚明的约定。虾头丸装在碗里，碗里有汤，汤热，热气袅袅，袅袅的热气中可见漂浮的芹菜粒，芹菜粒青翠，香。白色的汤，黄褐色的丸子，绿色的芹菜，还有红色的辣椒。

辣椒不辣，味道甜津、微酸。村里的孩子，没有谁会不喜欢这种酸酸甜甜的辣椒酱。老人的辣椒酱不多，装在一个宽口的塑料罐里，半罐。每次，他用勺子舀两次，放在一个黑色的浅盘上，等盘底又露出黑乎乎的颜色，他又小心翼翼地把勺子伸进罐里。我忍不住猜想，那酱应该比虾头丸呀，芹菜粒呀贵。

把碗捧在手里，低下头，摇晃脑袋，那热气，那香味，涌向鼻孔，还覆盖了因为寒冷还挂着鼻涕的小脸庞。轻轻地啜一口，含在嘴里，让热气和香味灌满嘴巴，再慢慢地咽，一点点地咽。我不知道汤里是否还放了盐和味精这些作料，那种鲜甜热乎的味觉却牢牢记住了。写下這些文字，我还能回想起那种感觉。

用竹扦叉起一粒虾头丸，在装着辣椒酱的盘子里滚，让丸子的每一寸肌肤都沾上红红的色泽，放在嘴里，吮一口，满嘴酸酸甜甜。把虾头丸取出来，放在碗里搅一搅。白色的汤有了淡淡的红。那汤水，多了一种酸甜的滋味。

虾头丸是油炸的，在汤水里浸泡、翻腾，还是脆脆的。咬一口，“嘎嘎嘎”，像竹子在石头下裂开的响声。一群孩子，一串“嘎嘎”脆响，一张张写满惬意和快乐的笑脸。太阳光在榕树外薄薄地铺着，北风跑过来，从人群里穿过，裹挟着老人炭炉子里冒出来的烟雾，飞快地冲进阳光里。阳光像是不喜欢北风的冰冷和莽撞，满脸褶皱。风嗖的一声，跑远了。

而老人，在一群麻雀那般叽叽喳喳闹个不停的孩子中，屁股没有离开矮矮的靠背椅，像一个稻草人立在田头。他没有抬头，目光停驻在炭炉子上，炉里炭火正旺，炉上的铁锅汤水沸腾，布满水面的虾头丸起起伏伏。他一只手接过递上来的番薯或者一分两分的硬币，放进筐里，再从边上装满水的小红桶里摸出一个碗，碗口朝下，用力地甩了甩，靠近锅边，另一只手抓起锅里的长勺子，捞上三粒或者六粒虾头丸，装进碗里，倒进一勺汤水，用三根手指从边上的一个小盆里捏住一撮切好的芹菜，撒在碗里，侧过身子，双手捧着递给已经迫不及待的人，又转回身，端坐在椅子上。

一些年后，读到“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浮现在我眼前的就是这个老人，他坐在炉子前不慌不忙的神情。只是，那时候，在本子上写《我的理想》时，我还不知道坐在渭水边的姜太公。我能想起的是他——这个卖虾头丸的老人，我甚至希望长大以后能成为一个像他那样的人，一个挑着装满各种食品的担子穿村过巷的货郎。一个人，随时随地都能吃上食物，无疑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但，我知道，我永远也无法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他是镇里的。

我去过那镇子。镇子不大，在海边。一些水泥路，宽敞，干净，路边有柱子，柱子上有电灯。镇里的人叫那路为“马路”，一马路，二马路……一共六条。路两边都是楼房，一排排的，两层、三层、四层，都有。一些青石板铺成的路，他们叫“石板巷”。石板一般宽窄、平滑，两端有水渍，青色的苔藓。每一条巷子都通向大海。巷子两边的房子都是瓦房，白色的墙壁有风踩过雨淋过的足迹。每家的屋里都有垂下来的电灯、光管，白炽，明亮。不仅这些路呀，房子呀和村里不同，他们还不用下地干活儿，他们的米都来自镇里的粮管所。

那时，我还不懂得城乡之间的差距，但我已经清楚，成为一个镇里人是我无法实现的理想。在那篇作文里，我只能做一个站立在田头地里、不怕冷不怕饿的稻草人。

三

休息了大半天的北风缓过劲来了，力气大了，速度快了，才摇晃那棵榕树，眨眼间就撞到我身上，像铆足劲儿，硬硬地刺入我的衣服，刀一样刮过我的胸膛。我忍不住打了个哆嗦，瘦瘦的身板缩成一团揉皱的纸球。

他们应该快要下课了。我转过头，敞开的校门，院子中央的天井站着一个人。他一只手提着一块铁板，一只手握着一根铁条。铁条举起来，落在铁板上，一下、两下、三下。铁器碰撞的响声破开教室的安静。我听到了更响亮的声音在积攒，在奔逐，在撞击。

我无法再坐下去了。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我也不想再回到教室去。那个老人挑着担子，在越来越猛的北风中摇摇晃晃走着。他走出村子，穿过一片山地，几座村庄，一段又一段黄土路，涉一条小溪，跨两座独木桥，走一截长长的下坡路，就回到镇子，回到他的家了。

我奔跑的脚步在老人的身影被道路的拐弯处吞没时戛然而止。我不知道这样跟随着他对我有什么意义。我站在小山坡上四处张望，光秃秃的田野，呼啸的北风，灰蒙的天空。我蹲下去，除了回到村子，我无路可走。

太阳不见了踪影，冬天的暮色像是被北风扯着跑，速度比夏天快多了。我孤零零地走在山路上，暮色已经从草丛，从山尖，无声无息地生长出来，一缕缕，盘缠着探出脑袋。风推搡着，一会儿，那些草就模糊了。

村口没有人。寒冷和黑暗拦住了想跨出门槛的脚，再简陋的家，也能挡住北风的肆虐。在学校门口我停住脚步。锈迹斑斑的栅栏挂着铜锁，里面空无一人。我抓着冰冷的铁条张望，寂静的校园像张开的黑洞，天井惨淡的亮色画出一块模糊的灰白，宛若村里那个高高的盲人睁开的眼瞳。在这里，我从未得到过快乐。

榕树下空空荡荡。北风带走了老人留下的气息和虾头丸的味道。树荫添了几分寒意。我用力地往上跳，扯下一把叶子。贝壳似的叶子在我的手心支离破碎。我将它们举起，抛撒出去。重重的暮色中，我看不到它们在风中飞行的轨迹。我倚靠着树干，在心里编造应对父母责骂的理由。我无法说出逃课的事实。短短的路途，我多么希望北风能把它拉长，长成千山万水，长得回不了家。

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个时候，我已经知晓。一次次想方设法的逃避，最后的结果是避无可避，因为大人的恼火而使结局更加凄惨。竹鞭落在身上的痛，让我从小就学会面对。

我把脚步放慢，右脚尖顶着左边的脚后跟，一步一步走入小巷。知道无法逃避，反而让我轻松。再冷的冬天也会过去，再苦的痛也会消失，再深的疤也会平复。

巷子暗蒙蒙的，从门和窗的缝隙挣扎着钻出来的光，晕黄，轻浮，在一阵阵的北风中颤抖，好像随时就要熄灭。

四

肉香味在我转入家门口前面的第二条巷子时和北风一起扑向我。汹涌的、浓烈的香味像灯火一样照亮我的双眼，和伸张出去的每一处触觉。我呆呆地站着，手脚僵硬。嘈杂的说话声把我从痴呆的状态中拉出来。我在寻找的过程中看到明晃晃的光亮，在巷子中间的空地。

空地有四座房子宽，平坦，立一些石条。平日，村里人办红白事，就在那空地上围个棚子，砌一些灶台，摆一些方桌，当伙房，也当招待亲戚朋友、乡里乡亲的厅堂。灶台一般四座，方桌大概八张。女人帮忙洗菜洗碗，男人围坐在桌上商议事情的流程。在乡村，不论喜事还是丧事，都是大事。掌勺的，则是从外村请来的厨师。

四个石条搭出来的灶里火光通红，灶臺的鼎雾气袅袅，烧的都是木麻黄树劈出的木条。我倚靠着支撑棚子的柱子，心里的喜悦和兴奋难以说出。我已经忘记了回家将要面对的惩罚，我甚至连家也忘记了。有什么比面对哗里哗啦唱响的灶台、一堆又一堆的食品、冒着热气的食物更让人高兴的呢？

戴着白色帽子的中年人转过头看我。我们的目光对视，片刻，他在衣服上擦了擦手，走向一个灶台，揭起鼎盖，俯下身，又把盖子放下，双手交叉放在身后，对蹲着递柴火的年轻人说话。嘈杂的地方，我听不清他们对话的内容。

那个陌生人应该就是请来的乡村厨师。我想。

两个蹲在灶口前塞柴火的小伙子，应该是他的徒弟。我突然想起，父亲有一个朋友也是乡村厨师。他曾经在被请到村子里忙完了手头的事情后到过我家，我就坐在边上听父亲和他聊天。在乡村，同样有着百行百业，理发的、补锅的、缝衣服的、吹唢呐的、算命的……厨师是其中之一。凭一手可以做出上百人酒席的本事，在各个村子之间穿行，刀起刀落，火烧火燎，名声在巷子和窗户间流行。那时，我只是听，听他说在各家各户间发生的事情，听他讲这一行当的艰辛，听他懊恼哪一次烧坏了一锅鱼，听他得意扬扬于做了别人做不出的菜品。这个晚上，当看到这个中年人，看到他背着手在各个灶台间走来走去，我好像在迷雾中看见了阳光。我一下子挺直了腰杆，全神贯注地望着他。

我跨过竹竿筑的门槛，一股热气包裹住我。往灶里塞树枝的人抬起头望我，张了张嘴，像是要说什么，又咽回去，专注地望着灶口。红红的火光落在他的脸上，像抹上一层跳跃的油彩。这样寒冷的夜晚，守着一堆在面前燃烧的柴火，就像肚子饿了面对一桌饭菜。

那个中年人停在灶台边，头往锅盖上凑，右手在鼻子下扇了两下，把往上冒的气往脸上赶。烧火的小伙子站起来。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小伙子嘿嘿嘿地笑。我悄悄地往前，靠着桌子。我想看清他们做什么，说什么。

那人把锅盖掀起来，雾气像被老师关了很久的学生，一声“下课”，蜂拥冲出门口。他把锅盖放在脚边，靠着灶台。从左侧的一个篮子拿出四根长长的木棍，伸进鼎里，一会儿，木棍叉着一大块猪肉被高高举起。

那人双手举着猪肉转身，猪肉慢慢往下，落在我倚靠的桌子上，上面有一块圆圆的砧板，砧板大得就要和桌子一样。以前，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砧板；长大后，也没再见过。我不知道这块砧板是由什么做成的，也不知道它有多重。那个时候，我的目光、我的心思就只落在那块猪肉上。

我爬到长板凳上，跪着，大半个身子伏在桌子上。猪肉有半块砧板大，热气一阵阵扑出来，朝向我。我真想伸出手去，把它抓过来，咬上一口。但，我不敢。我就看着，在想，他们会把这块肉变成什么。

小伙子从篮子里拿出一把刀。刀很大，好像比我家里的菜刀要大两倍。刀柄上有一截黄色的圆木。我不知道切菜切肉的刀为什么还要加上木头，又不是砍人的大刀。刀身漆黑，长满疙瘩。刀刃很薄，汽灯下银光闪闪，像烟盒上的锡纸。

刀放在猪肉上。弓起的肉平实下去。我莫名其妙地想，那刀如果落在脖子上，头肯定掉到地里去。我扭了扭脖子，咧了咧嘴，口水擦着砧板的边缘，滴在桌面上。

那个大人拿起刀，眯了眯眼，把刀放下。双手搓在一起，然后，又拿起刀，把砧板上的肉往怀里靠。肉的一大半已滑出桌子，小伙子伸出双手捧着。大人把刀举起来，放下，碰了碰砧板上的肉，又眯了眯眼，再一次把刀举起来，到嘴边，呵了一口气，热气碰到刀刃，散开。我正疑惑，刀已落下，唰的一声，刀又举起，又落下；又举起，又落下……“唰”“唰”“唰”……我的目光跟着刀落下，又扬起。我想看清那肉、那刀，看清他的动作，却只见到黑和白。

小伙子像递木材一样，不停地把捧着的肉往砧板上推。那人的刀不停地起落。小伙子拍打着双手，那人用刀轻轻地从猪肉上撩过，砧板上立着的肉一片接一片倒下去。他捏起一片，朝向汽灯，眯了眯眼。我顺着肉片看过去，那肉像纸一样薄。那么大的刀，那么快的速度，他是怎么把肉切得这么整齐、这么薄的？我从椅子上跳下来，跑向他，站在他的身边。他从砧板上拿出一片肉，递给我。我把肉片放在手心上，好像看到了手掌里的纹路。两只手放在一起，用力一压。那片肉在我手里烂了。

刀已擦洗干净放回篮子里。有人进来和中年人说话，我听出是说明天的酒席会有多少人参加。我对这些没有兴趣。我又爬到椅子上，蹲着，望着砧板上已经摊开、平铺成排的肉片。每一片肉发着光，每一片肉在灯光下五彩斑斓，每一片肉在翻腾，在舞蹈，在歌唱。

小伙子把肉片排好，看了我一眼，又转过头去看那个中年人，悄悄地把一片肉递给我。肉已经不再冒着热气，但也不冷，温温的，暖暖的。我快速地弓着手掌放到嘴边。那肉片在我嘴里。我没有咀嚼，只是用舌尖一次次地戳。肉片，一点点地散，一点点地融。我舍不得咽下去呀！

小伙子从屋角的一只箩筐里抱出一个褐色的罐。他笑着问我，知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我睁大双眼，想看穿那个罐，什么收获都没有。我记起家里好像也有一个差不多大小和颜色的罐，但我记不起那罐装过些东西，好像它一直就在屋外的墙角边蹲着，敞着宽阔的口，承接屋檐滴下的雨水。我摇摇头，心里在不停地想，会是什么样的配料和猪肉一起做成菜呢？咸菜？萝卜干？或者，别的？

他只是笑，把罐子放在我面前。手放在罐子的盖上。说是盖，其实是一层白色的塑料膜和膜包裹的一些报纸。它们在一根红色绳子的带领下，整整齐齐地围着罐口。

我凑近，用力地闻，香。我脱口而出，炒花生。他笑得更开心，又递给我一块肉片，说，还有呢？

还有？我赶紧把肉片塞进嘴里，看着他，猜想他是不是骗我。这个时候，那个大人回来了，拍了他的头，说，干活儿，快点儿。

他还是笑，乐呵呵的，但我看出来，他的动作快了。松开手，又走到墙边的那个箩筐边上，彎下腰，取出两个袋子，回到桌子边。我看到袋子里装的是白糖。大人回到灶台，往鼎里倒水，又转到灶膛口，塞进去一把柴火，抬头说，快点儿！他爽爽地应了一声，把绳子解开，把塑料膜和报纸一起掀开。浓郁的香味扑鼻而来。花生、芝麻、五香粉。它们本就芬芳缠绕，火把它们的香交织、融合，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因为混合，它们更加霸道。

不懂了吧？他偷偷地用弯曲的中指敲打我的头。猜猜，我师父要做什么菜？他一边小声问我，一边从罐里抓出炒过、捣碎的花生和芝麻，轻轻地、均匀地撒在每一片薄薄的肉上。

我吃过猪肉。我吃过炒花生。我吃过炒芝麻。但我从来没吃过猪肉和炒花生、芝麻一起做出来的肉。我摇了摇头。

砧板上的每一块肉片都铺上一层花生芝麻末，撒下白糖。他从袋子里取出一个火柴盒，盒子上绕着一圈一圈的白线。那些白线让我吃惊不已。这些线，也和这道菜有关？这些线，能吃吗？

我没有把心中的疑惑说出来。就是我说了，他也不会理我。他猫着腰，严肃，专注，双手放在肉片上，双眼盯着手。手指灵活地把肉片卷起来，从粘着瘦肉的地方开始，慢慢地卷，像是担心肉片断了，又像担心撒在上面的花生、芝麻和白糖掉了，更像是害怕卷得臃肿了、虚浮了、不均匀了、不好看了。到顶部，右边的一个手指贴着卷成圆柱状的肉片用力，左边的两根手指挤着皮，一遍又一遍。好像是五遍后，拿起火柴盒，小心地扯着线头，从上到下把已成圆柱的肉片缠住，用牙齿咬断线，双手灵活地打了一个活结，再小心地摆在边上干净的盘子里。每一个，重复着所有相同的东西，直至砧板上的肉片都整齐地放进了盘子。而他的师父，则把盘子一个个放进鼎里，盖好盖子。师徒俩谁也没有说话，一个添柴火，一个站在灶台边闻味道。我傻傻地坐在椅子上，看着他们。我已经忘记了这世上的一切，我的眼里只有他们，那个鼎，鼎里一个一个的盘子，盘子里一块一块的肉，肉里的花生、芝麻、白糖和五香粉。

我在犹豫和坚守中坚守，在离开还是留下中留下。那一刻，我忘记了《我的理想》作文，忘记了一个人气愤地离开教室，忘记了虾头丸和紧跟那个货郎的奔跑，忘记了父母的担心和即将到来的惩罚，忘记了没吃晚饭的饥饿和冬夜的寒冷。我的心思落在那个乡村厨师和他的徒弟身上，落在了熊熊灶火映红的脸庞和扩散出来的暖和上，落在了巨大的砧板、刀和猪肉上，落在了切得薄如白纸的肉片和均匀撒下的花生、芝麻和白糖上，落在了那个鼎、鼎里的十二个盘子和盘子里的十八条卷起来的肉卷上。我看到了自己的理想，看到了理想在向我招手——

长大了，成为一名乡村厨师！

一股奇特的味道从鼎里和雾气一起漫溢出来。味道庞杂、独特，却全是我喜欢的：肉的味道，糖的味道，炒花生的味道，炒芝麻的味道，五香粉的味道。它们聚集在一起，浩浩荡荡，蛮横霸气，像《三国演义》里立在长坂坡上的赵子龙，一下子，激荡起了棚子里外那些人的目光。他们也站在灶边，等待乡村厨师举盖端盘的那一刻。

我和那个小伙子站在角落，他偷偷塞给我一块肉，看着我把肉放进嘴里，问我，好吃吗？

我的目光扫过桌子上那一个个泛着热气的盘子。那些肉在灯光下晶莹剔透，仿佛一阵风从上面拂过、一口气呵过，就会化掉，或者，发出嘎吱嘎吱的脆响。我回味着嘴里的感觉，甜，香，肥肉的脆，皮的硬，瘦肉的绵，久久没有弥散，久得我都够不上回答他的问题。

这道菜，叫玻璃肉，这四乡八邻，只有我师父会做。小伙子的眼里闪着光，玻璃肉，玻璃肉。他像是在告诉我，更像在自言自语。

责任编辑：姚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