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常熟

荆 歌

一

1978年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天下着蒙蒙细雨，我们手提肩扛，来到了常熟。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藏在毛玻璃后面，朦朦胧胧的，不让我们看清楚。是的，细雨的天气，就像一块巨大的毛玻璃，隔在我们和常熟之间。它的神秘，以及湿答答的拒绝，让我忐忑又兴奋。

我去苏州地区师范学校报到，母亲嘱咐哥哥送我。我们像两个乡巴佬，下了长途汽车，被学校接走。我们一路东张西望，有点儿茫然不知所措。我感觉常熟跟吴江根本不是一样的地方，它就是一座繁华的大城市，应该是跟苏州一个级别的。从长途汽车站到学校，中巴车不知道走了多久。密密的细细的雨的后面，是一座陌生而傲慢的城。我坐在靠窗的位置，一句话都不想说，只是看着湿透了的世界，希望自己不是在梦中。

进了校园，我忘记了我们的狼狈和自卑。幸福的感觉，一下子充盈了我的胸怀。这是多么美丽的校园啊！它简直就是一座园林，有假山池沼，有亭台轩榭，既古色古香又宽广大气。它是“我的”学校，我将在这个地方住下来，学习、生活，真是让我心花怒放啊！

整个校园，都向我张开了热情的怀抱。欢迎的标语是那样醒目，一张张气质高雅而真诚友善的面孔，气球般悬浮在早春的细雨中。潮湿的空气里，蒸腾着青涩的喜悦，以及莫名的慌张。

当天晚上，在我们的教室里，我听到同学李剑平说，他要把这城市走遍，直到了如指掌。他因为兴奋，声调很高，一下子就被我听到了。他的话，像鼓槌，把我的心敲得激情震荡。是啊，是啊，要了如指掌，我不也是这么想的嘛！

班主任宓励平老师竟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她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宓”字，做了自我介绍。以前我不认识这个字，但我瞬间就认识了。她为什么这么年轻，而且还这么漂亮？她不过二十几岁吧，虽然我当时只有十八虚岁，比她肯定小一些，但是，班里有比我大十来岁的同学呀，跟他们相比，她不是一个很小的小妹妹吗？

我们那一届，正逢国家恢复高考。十年没有高考了，十年的高中毕业生堆积在了一起，同时参加这一年的高考。之前的十年，我们几乎没读什么书，更不知道高考是怎么一回事。后来宓老师透露说，她看到了我的档案，我的高考数学成绩是27分。如果我数学考得稍微好一点儿，就不会被“服从”到苏州地区师范学校，我就会被南大录取，至少也会是苏州大学中文系。但我一点儿都不后悔。我庆幸自己来了这里，这里不仅有仙境般的校园，更有美丽的宓老师。

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感受。直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和全衔、李剑平、詹德声等当年的同学聚会，说起宓老师，大家都觉得她绝对是一个大美人。她有秀气的身材、白皙细腻的皮肤、漂亮的五官，以及大方优雅的气质。

几年前在常熟举行过一次同学会，我因为当时在西班牙，只能在陈力克寄给我的同学会光盘中看到各位，也看到了宓老师。四十年的时光，仿佛并没有将她摧残碾压，她还是那么秀雅美丽。面对采访的镜头，她竟然还提到了我，说荆歌当年作文就写得好，她又是如何在他的一篇作文上画了很多红圈。作为老师，她感到骄傲。时光早已把我们带到了远离校园远离当年的地方，但听到宓老师夸我，我还是受宠若惊，就像还坐在教室里一样。

有这样一位老师在讲台上讲课，我想底下的学生，有很多肯定与我心情一样。我们班只有五个女生，其他都是从十八岁到三十岁的精壮男子。大家的目光牢牢地盯着美丽的老师，不想入非非才是不正常的。

对于宓老师的讲课内容，我常常充耳不闻。我看着她的身影和脸庞，内心充满隐秘的欲望。为此我自责不安，觉得自己邪恶猥琐，肮脏的想法见不得人。但是没办法，仿佛心里住着一个魔鬼，它始终不让我专心听课，它不停地絮絮叨叨，让我心猿意马，神思恍惚。

我当然不敢将这种感受与同学交流。负罪的感觉让我自轻自卑。每当宓老师走近我，或者跟我单独说话的时候，我就万分紧张。我害怕她看穿了我的内心，怕她生我的气，怕她像厌恶一只蟑螂一样厌恶我、鄙视我。当然，更怕她说穿了，然后让我好好反省，做出深刻检查。

所以我是尽量回避与她面对面的。单独接触的机会，按理说对我来说应该是求之不得，我却会因此紧张得发抖。

有一次她把我叫到她的宿舍，那是一个空气中飘荡着淡雅香气的地方。我的紧张不安、自惭形秽可想而知。宓老师给了我一颗糖，然后亲切地对我说，她的一位同事认识我的妈妈，她同事向她转达了我妈妈的托付，希望老师多多关心督促，要我在学校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你能做到的，让妈妈放心，是吗？”她微笑着对我说。

我甚至都不敢抬起头来看她。

很多年以后，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无限美丽之地》，在文章中，我用诗意的笔调赞美了常熟，也赞美了宓老师。这篇文章发表后，在网络上传播，被一些人读到。

也就是五六年前吧，我的微博突然收到一封陌生人的私信，他自称是我的粉丝，读过我许多作品。但他留言不是为了说他的读后感，更不是向我致敬，而是问我，《无限美丽之地》中写到的宓老师，是不是叫宓励平？他接着写道，他在美国底特律捡到了一本宓励平的护照，这个姓氏让他想起了我的那篇文章，因此猜测护照可能是我文中提到的宓老师的。他说，宓老师丢了护照一定很着急，他希望通过我转告宓老师，如果护照果然是她的，那就赶快联系他。他留下了他的姓名和电话号码。

我打电话给宓老师，她的声音还是那样悦耳，“哎呀，真是太神奇了，怎么有这么巧的事情的呀！”她说。我想象她说这个话的时候，脸上是多么惊喜的表情。

能为宓老师做一件好事，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得到她的一句“谢谢”，能被她表扬，我是多么受宠若惊啊！

她确实是在作文课上表扬过我的。其实我一向都不是一个好学生，那时候，我跟全衔、詹德声经常逃课。我们带了一包散糖，去书台公园喝茶。那儿极其风雅安静，游人寥寥，相传曾是昭明太子萧统读书的地方。一眼清泉，有叶圣陶先生题写的“焦尾泉”三字篆书。我们总是要一杯红茶，加入带去的红糖，喝着茶，享受着公园的宁静，享受着逃课的乐趣。方塔公园也是我们常去的地方，登塔可以俯瞰常熟城全景。有一天上午，雾还没有散去，我们登上宝塔的最高层，眼前所展现的，宛若仙境。常熟城里高高低低的建筑，都在这虚无缥缈之间。这一幕令人难忘。后来我把它写进了作文，将那天的所见大肆渲染了一番。宓老师在一些她认为好的句子下面加了铁丝网一样的红色圈圈。她还在课堂上表扬了我，夸赞这个作文对景物的描写淋漓尽致，有神来之笔。

我大胆猜测，在当年，我们班里肯定有人会斗胆追求宓老师，直接向她表白，或者给她写灼热的情书。我是不敢，也不配。我在她眼里，一定是个小屁孩。但是我们班上是有成熟男人的，有人已经结了婚，有人虽然尚未婚配，却已经是在社会上混过，年龄与宓老师相仿，甚至比她大，人生的经验，跟我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问过全衔，你有没有追过宓老师？因为在我看来，全衔又帅又成熟，他是有这个资格的。当然，我问他这个话时，我们都已经是年逾半百的老头了，问和不问，追没追过，都没有太大意义，只是一种“话桑麻”罢了。

我在班里的年龄是倒数第二位。最小的是江阴的李剑平同学，他戴了一副眼镜，老是在我面前闪着两道白光。他身上当然也是有着天真烂漫的孩子气，却又常常背着手，像老夫子一样说话。他很幽默，也擅长朗诵和表演。我还跟他合作在班上表演过相声的。但是天晓得那有多么不好笑！年届六十的时候，我们相聚，说起那次的相声表演，剑平说，当年他是在台上忘了一段词的，结果，我不仅埋怨了他，还有好几天不理他。我倒是忘得一干二净了，他却还记得，可见当年有多么委屈。

前年，我的少儿小说《诗巷不忧伤》出版，承蒙毛天鸿同学安排，在常熟新华书店搞了一次新书分享活动。李剑平和陈力克都来捧场，他俩还合作朗诵了书里的一段。陈力克普通话好，剑平则绘声绘色地模仿书中的陶老师弯腰说话，逗得孩子们乐不可支。

当年班上有三四十号人，分别后的四十年间，我只跟全衔、陈力克、李剑平、毛天鸿、詹德声等有限的几位同学见过面，所以当年的那些人那些事，就像一本记忆深刻却积满了尘灰的旧书，读过之后，再也没有拿下来翻一翻。十年前丁晓原兄邀我去母校讲课，见到了宓老师。那也是我们毕业之后仅有的一次相见。

二

同学的时候，我几乎是全衔的跟屁虫。我就是喜欢跟他一起玩，不仅为他英俊的外表所吸引，更折服于他的多才多艺和渊博。他虽然只大我四岁，却无论是在文学上还是为人处世上，都堪称我的导师。

进地师之前，我读过的书实在少得可怜，根本没想到世界上还有如此浩如烟海的名家名作。走进图书馆，任何一本书对我来说都是陌生而新鲜的。我一本本借阅，不求甚解。我还做过很缺德的事，悄悄把书里的作者肖像撕了下来。我觉得海涅、济慈、拜伦这些人长得特别帅气，他们的肖像让我深深着迷。不过，偷了几次，我就后悔了，终于管住自己，再也没有继续下去。并且，还把原先借阅的书再次借来，撕下来的那页，又悄悄夹了回去。

无论我在全衔面前说起哪位作家，他仿佛都能说出他们的作品，好像世界上所有的书，他都已经读过。我对他的崇拜敬仰，真的如滔滔江水。跟他一起看电影，一开始，凡我看不明白的时候，就会问他。后来便再也不问。因为他很不耐烦地对我说：“看下去你不就知道了吗！”

我想那时候我肯定不是他理想的玩伴。但是，他可能也没有更好的人，并且对我的热情，也觉得却之不恭。我们便经常在一起，如影随形，当然，我是影子。

他父亲是位干部，家里条件好。所以全衔身上总是有比别人多一点儿的零花钱。我要感谢母亲，她差不多每次给我写信，都在信内夹上一张一元或者两元的纸币。有时候，打开母亲的来信没有发现纸币，我会感到特别失落。我和全衔最奢侈的享受，就是去常熟城里的美味斋餐厅吃一份大排炒年糕。那种美食，在今天已经绝迹。今天的餐厅，无论大小，都不再做得出那时候的味道。味道是和时光纠缠在一起的，味道也和记忆连在一起。味道里不仅有好的食材、有好的烹饪，还有饥饿和荷尔蒙。美味斋的炒年糕好吃，店里的收银员美若天仙。全衔因此得出结论：常熟姑娘长得好看！后来有一天，他神秘地对我说：“去不去常熟人民医院？”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去医院？是你病了吗？他说没病，还说，去了你就知道了。

他去人民医院，是要见一位姑娘。不知道是哪门亲戚为他介绍了这个对象。我跟着他去相亲，一路上两个人却都沉默着。我不敢多问，他也没有多说。但从他的表情来看，他的内心是充满了期待的。因为他说过，常熟姑娘是漂亮的。常熟人民医院的那位护士，也像美味斋的收银员一样美吗？

我今天已经完全想不起来那个护士小姐的长相了。如果不是因为写这篇文章而陷入回忆，我差不多已经将这件事情彻底遗忘。“姑娘姑娘长得漂亮，警察警察拿着手枪——”何勇高亢得凄凉的歌声，此刻在我耳边响起，成了我这段回忆的背景音乐。那一天，在常熟人民医院，我看到了全衔要见的姑娘，同时也确实看到在医院门口还站着一名警察。也许，美味斋收银员的美丽，成了一种阻碍，是她拔高了全衔对相亲对象的要求，甚至是对一切适龄姑娘的想象。他在医院门口见了她一面之后，便没有了下文，也许正印证了我的分析。

学校却是严格禁止谈恋爱的。那时候校方明文规定，在校学生必须恪守“三不准”，即不准抽烟，不准喝酒，不准谈恋爱。校长在每次大会上发言的主要内容，似乎都是老生常谈约法三章，不准不准不准，至关重要的就是不准谈恋爱。虽然，上文已经说过，我们这一届学生，年龄差甚至超过十岁。也就是说，像我和李剑平这样的小毛毛虫，却跟有家有室甚至有儿女的人坐在同一个教室里。不准谈恋爱的规定，当然只能约束尚无婚配的人。对于已经成家的同学，这条规定又有什么意义呢？不准合法夫妻谈恋爱吗？当然不能，除非他们自愿不谈。尽管这样，已经成婚的同学毕竟还是少数，所以恋爱对绝大多数同学来说，就是森然的禁区。

全衔的行为，当然违规。但我不会出卖他，除了他和我，谁也不知道。何况去医院见了一面之后，也就不了了之了。并且，“三不准”的执行，也许只局限于校内吧？同学之间，恋爱肯定是在禁止之列。但是出了校园，谁又管得着呢？

在地师读书的第二年，我和全衔经常跟文艺班低我们一级的两名女生在一起玩。花元瑜和王微微都是吴江人，最初我与她们相识，也是因为老乡吧。全衔加入之后，四个人就经常混在一起。在校园里见面聊天，也会去校外逛逛。最远的一次，是去兴福禅寺游览。因为接触频繁，自然引起了一些关注。但是我们之间什么都没发生，只是像两小无猜的玩伴，只是觉得在一起说说笑笑很开心，彼此之间并未产生男女情愫。同学们一定非常不解，为什么这四个人如此要好，却又不发生点儿什么？宓老师对此不置一词，可能她并不知道。倒是小花她们的班主任，据说很有些不满。她不止一次说，这四个人，谈恋爱不像谈恋爱，看老乡又不像看老乡！她这样说很有分寸，既表达了她的疑惑与不满，又没有草率定性。

毛天鸿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他大我七八岁。我因为觉得他的长相与当时的电影明星达式常很像，所以对他充满好感。而他对我，也像对自己的弟弟一样友善。在校期间，我俩还交换过一条围巾。前几天在黎里古镇“荆歌会客厅”聚会，他还提到了这件往事。并且说，他的围巾较长，但是质地不好；而我换给他的，却是一条羊毛围巾。真的如他所说吗？那时候就有羊毛围巾吗？我是再也回忆不起那两条围巾长什么样了。那时候在闲谈之中我了解到，他在老家唐市镇上，是有一个对象的。其实他即使公开这一信息，也不算违反校规。因为他有这个对象，是在考入地师之前。任何法律都不会追究立法之前的事情吧！总不见得为了遵守学校规定，立刻终止已经确立的恋爱关系吧？总不见得已经结了婚的人，也要为了校规而离婚吧？

我和太仓同学居翔凌做过一件很不应该的事，我们私拆了毛天鸿的一封信。那封信是他对象寄来的，我们去传达室取来，实在难以抑制内心的好奇，悄悄将它拆开读了。很快我们就既害怕又后悔。我们小心地将信封重新粘上，但是此信被拆过，却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怎么办？我们都很紧张。最后不知是我还是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我们拿着信，兴冲冲走到天鸿面前，做出要撕开的动作，嘴里一边说着：“拆了！真的要拆了！”天鸿不让我们拆，上前来抢，我们便动作夸张地把信封撕开了。天鸿完全不知道，这只是我们的计策，他以为我们只是当着他面拆了此信，没想到两个卑鄙小人之前已经把信看了。

三

常熟有两棵几百岁的红豆树，一棵在兴福禅寺，另一棵就在我们校园内。我们的校园十分美丽，它的前身是曾园，就是大名鼎鼎的曾朴，写《孽海花》的那位。红豆树高大招展，还有着些许神秘。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可是常熟的红豆树，并不是每年结籽。它是神秘而任性的树。幸运的是，我们在校的时候，有一天传来消息，位于英语班女生宿舍边上的红豆树，已经悄悄长出了红豆！大家是多么兴奋，谁不想获得一粒寓意相思的红豆呢？

但是等我跑去英语班女生宿舍那边，红豆已经没有了。掉在地上的被捡干净了，树上的被采光了，一粒都没有了。彼时还有一个人猴子一样从树上爬下来，失望地摇着头，什么话都没有说。他从树上下来，都没有采到一粒红豆，我还能指望什么呢？

据说这种才是正宗的红豆，才是王维诗中写到的红豆，它扁扁的、大大的，甚至有人的小手指甲那么大，颜色并非鲜艳的红色，而是红得微微发紫发暗。我站在红豆树下，抬起头，呆呆地仰望遮天蔽日的浓荫。红豆树长得这么高大，经历了比人生更漫长的时光，许多在世上活过的人，曾经采撷了它的果实，当作信物送给自己的爱人。爱人渐渐老去、死去，红豆树却依然生存在世界上。它已经很老，但看上去却还这样年轻。

风吹得树叶沙沙地响，细碎的叶子从天上摇下一些金币，在地上跳跃。

后来，英语班的一位女生送了一颗红豆给我。她因为近水楼台，那天有幸捡到了一颗。她特别强调，把它送给我，只是因为知道我特别想要，并不代表有其他意思。

那你呢，你自己不是没有了吗？我受之有愧，便这么对她说。她无所谓地扭了扭脖子说，我可以再捡。

得了她的红豆，我竟牵挂起她来。走在校园里，我的目光到处搜寻，希望可以见到她的身影。后来我要到了一张她的照片，那已经是我们临近毕业的时候了。毕业后同学们四散飘零，我和她之间通过几封信。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也就中断了联系。

在学校的时候，有好几位同学做着作家梦，他们除了上课，就是在本子上写啊写。受了他们的影响，我也写了一篇小说，题目是《秋叶沙沙地响》。那是一个我虚构的爱情故事，肯定与红豆有关。我几易其稿，把它工工整整抄写在方格稿纸上，准备投给《雨花》杂志。寄出去之前，我请全衔看看。因为在我看来，他的文学修养比任何人都高。本以为他会称赞几句，可他读了之后却对我说，杂志不可能录取你的！我很受打击，有点儿后悔给他看。虽然如此，我还是把稿子寄了出去，结果当然被他不幸而言中，很快就被退了回来。

自从得到那颗红豆，我就一直把它放在衣袋里。不知是谁对我说，将来可以把它剖成两半，镶在两只戒指上，跟爱人各执其一。可我不想这么做，因为这颗红豆是一位女生送我的，我把它做成戒指，只有跟她各执其一才有道理。把她送给我的红豆，做成两枚戒指，却是跟另外一个姑娘成为一对，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根本不做如此打算，只是将红豆放在口袋里，没事的时候掏出来，打量它，把玩把玩。

常熟的特产是叫花鸡和桂花酒。放寒假回吴江老家，我买了两瓶桂花酒带回去。那时候交通不便，常熟到芦墟还没有直达车，须到平望转车，路上几乎要颠簸一整天。我背着一只军用黄书包，里面装着两瓶桂花酒。旅途中突然口渴难当，又找不到水，便决定打开一瓶桂花酒，喝上两口解渴。那是我第一次喝桂花酒，没想到它竟如此芳香甘甜，真是名不虚传。喝了两口，觉得特别舒畅，却似乎更渴了，于是又来两口。就这样一口一口，居然把一瓶都喝了下去。汽车快到芦墟的时候，我醉了，肚子里翻江倒海，一下车就哇哇呕吐起来。从汽车上下来的人，都嫌弃地绕开我。我听到有人说，晕车了，还好没有吐在汽车上。

回到家，才发现衣袋里的红豆不见了。它是落在了汽车上，还是下车呕吐的时候滑了出来？如果它是掉在了泥土里，那么来年春天，那个地方会长出一株红豆树苗吗？它会不断生长，直到像地师英语班女生宿舍边上的那棵一样高大吗？要长成那样的大树，需要多少年啊，至少也要两百年吧！两百年后我肯定已经不在了，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以及所有我认识的人，也都不在人间了。而红豆树依然枝繁叶茂，结出扁扁的红豆，被世人采撷馈赠，寄托相思。

我始终觉得，很多人向红豆树蜂拥而去，趴在地上捡拾，爬上树枝采摘，这个场景十分荒诞。倒是可以把它看作是那个时代的某种象征的。那时候，大家思想上的探索和对情感或者说情欲的追求，既饥渴，又慌张盲目。尽管不免有几分幼稚可笑，但似乎又是生机勃勃的。

另外一个荒诞的事件，发生得也是那样突然而迅猛，似乎一下子将整个校园变成了一次化装舞会。是的，几乎所有的男生，以及少部分的女生，不管是哪个系科的，脑袋上都变魔术似的有了一顶甚至两三顶帽子。帽子的形状十分奇特，颜色也极度鲜艳浮夸。这是为什么？原来镇上一夜之间冒出了很多销售帽子的店铺和摊位，数量之多，价格之便宜，都是惊人的。这些帽子原本是要销往越南的，但是因为战争打响，所有的订单都作废了。于是废物利用，厂家就把它们拿出来贱卖了。到处都是帽子，人人头上都顶着帽子。我们只要一走出校门，就能随便买到帽子，甚至还有人想把帽子搬进学校里卖。只须花上很少的一点儿钱，就可以买到一顶滑稽的帽子，甚至两顶三顶。这是一种廉价的狂欢，所有人的热情都被鼓动起来了，帽子下面，嬉笑的面容就像漫画一样夸张变形。帽子改变了大家的形象，把原本健康风雅的校园，一下子变成了荒诞戏剧的舞台。集体的狂欢，是浮夸的、张扬的、无节制的、非理性的、玩世不恭的。

2022年夏天，李剑平在一个小群里发出一张我和他从前的合影：四十多年前，我俩蹲在地师宿舍楼顶的平台上，各自手上拿着一个羽毛球拍。我们的头上都戴着帽子。不了解当时背景的人，一定不会理解，我俩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头顶帽子，帽子的式样又是如此之怪诞。我们的表情比较严肃，但是因为头上的帽子，这份严肃倒像是故意在逗乐。

校方很快做出指示，希望大家不要在校园里戴这样的帽子。校方认为，戴这种奇形怪状的帽子是不严肃的，甚至是流里流气的，不仅影响校风，也会不利于学习。虽然没有像“三不准”那样严格禁止，但校方的态度，让帽子在校园里很快越来越少。帽子从许多人的头上取了下来。最后，就很难再看到有人戴这样的帽子了。仿佛一阵飓风，把所有的帽子都刮走了。

四

我们这一届有点儿倒霉，恢复高考第一年，我们简直就是在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考上了各种各样的学校。有些在这一年没能考上的，第二年再考，很多都进了很好的大学。当然，也有人还是考进地区师范。但是他们远比我们幸运，因为我们这一届已经定局，学历就是中师，而比我们低半级和一级的，以及以后所有级的，都将获得大专学历。这显然很不公平。但是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要想改变谈何容易。记得当时不仅有人在校内贴出抗议书，还有意见领袖代表大家去省教育部门请愿，却是无功而返。

因此临近毕业的时候，校园里弥漫着一种悲凉的气氛。许多人都觉得自己是背负着不公，走向渺茫的明天。我们毕业以后，大多被分配到偏僻的乡村学校任教。最初几年我就在八都中学教语文，那所学校的前身是一座庵堂。每到夜晚，整个学校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因为其他都是民办教师，一放学他们就回自己的家去了。晚上还经常停电，昔日的庵堂，陷入无边的黑暗和孤独。我只能抱着一把吉他，在夜的深处独自弹唱。或者就是在油灯下读书，以此排遣孤独，打发漫漫长夜。

不过我要说，从师范毕业起往后的四十年，一定是我们人生最好的时光，也应该是中国三千年来最好的岁月。我很快就调到震泽二中，摆脱了石坊庵里比和尚更寂寞的日子。特别是进入新千年，我调入省作协当了一名专业作家，从此不用上班，过上了自由自在的生活。蜗居在家，读书，写作，是最能够自我满足的。把写作作为自己一辈子的工作，这无疑是我最正确的人生选择。往事如烟，却并未在生命的天空中飘散，它就是生命的一部分。生命就是由层层叠叠的往事堆积起来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往事也并非凝固不动的，它植物一样生长着，根系在黑暗的地下汲取时光的养料，让生命日渐丰富而厚重。

那天几位同学来黎里古镇“荆歌会客厅”聚会，都是过了花甲之年的人了，但是大家真心觉得谁都看上去并不老，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仿佛也跟古镇的风景一样，画片一般凝固了。全衔说，这是因为我们的记忆里，刻着大家年轻时候的样子，现在的面容里，顽强地重叠着往昔的模样，所以怎么看也不会觉得老得不堪。除此之外，我想，也许这几十年的日子，大家过得也还算不错吧。

上一次同学会的时候，我在西班牙没法儿回来。陈力克当时不无遗憾地对我说，这也许是我们的最后一次同学会了。她的话让我心头一颤。因为在我印象中，她一直都是个乐天派，遇到什么事都不会愁，也不会伤感，简直是没心没肺的典型，又为什么会说出这个话来呢？聚一次有那么难吗？后来听她解释说，之后再要聚会，人就会越来越少了，只会越来越少。

她说得对，我们都老了，慢慢就走不动了，吃不动了，也聚不动了。其实我们的第一次同学会，人就不是齐全的。班长陈汉汉四十来岁就因病去世了。还有一位老兄，白天教课，晚上打个手电去荒山野岭捕蛇，想卖钱贴补家用，不幸被毒蛇咬死了。陈力克说得对，人只会越来越少。但是，多少才算少呢？也许每少一个，都会让人伤感。人越来越少，也越来越老，那倒确实还是相见不如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