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北望中原，不如直面世界——新南方作家访谈·朱山坡

朱山坡 曾 攀

曾 攀：目前来看，“新南方写作”无论是从学术或写作概念，还是从创作实绩来看，都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而且不断凝聚新的作品和新的影响，询唤着更多的作者参与其中。杨庆祥教授撰文提到：“‘新南方写作’的提出和讨论构成了一次有一定当量的‘冲击波’。假以时日，这一议题或许可以与‘非虚构写作’‘东北文艺复兴’一起，构成21世纪中国当代写作标志性的命名。”实际上，“新南方写作”有很多显在的特性，刚开始讨论的时候还处于探索阶段，但是现在已被广为接受，产生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影响。譬如杨庆祥在《南方文坛》的那篇纲领性的文章《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中提到的地理性、海洋性、临界性、经典性。你也专门谈到“新南方写作”的世界性，“一个有志向有雄心的作家必须面向世界，是世界性的写作。所谓世界性的写作，是有现代的写作技巧、独立的写作姿态，其作品具备人类共同接受的价值观，传达的是真善美爱，是写全世界读者都能读得懂、能引起共鸣的作品。在世界中写作，为世界而写，关心的是全人类，为全世界提供有价值的内容和独特的个人体验。这才是新南方写作的意义和使命。”（朱山坡：《新南方写作是一种异样的景观》，《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我个人认为，“世界性”的提法还是过于宽泛，或许还需要从所谓的“世界性”引申出来，析解出更多具有更大认同性与传播性的新的价值观，特别是具备南方—中国—世界意义的普泛意义，也就是说，从南方出发，抵达更多的地方与更远的界域，创生更适切的伦理，你在《蛋镇电影院》《萨赫勒荒原》里面，写非洲也好，写美国也罢，为什么世界的维度如此重要？世界和南方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两者之间能否或如何激荡出“新”的价值和意义？

朱山坡：为什么世界上只有“南方文学”而没有“北方文学”呢？美国的“南方文学”蔚然大观，作为一个流派存在并不让人感到惊讶，但如果谈“北方文学”就很奇怪，仿佛“南方”是另类才值得谈论。在中国也很少人说“北方文学”（东北除外）。因为“北方”就是正统，就是中心，不必给它命名。中国文学版图上的“南方”基本上是特指以江南为腹地和中心，岭南和岭南以南就往往被忽略。现在我们弱弱地提醒一下：请关注一下“南方以南”。 “新南方写作”有其丰富、充盈、独特的内涵。其实秦汉以来，岭南一带便创造和积淀了十分可观的人文底蕴，只是随着世界风云变幻，到了近代，岭南才引起比较大的关注。近代以来，南方以南，是古老中国眺望世界、跟世界短兵相接的地方。但我们的文学书写似乎很难触摸到它的脉动，跟北方、中原和江南等版图相比，南方以南远没有得到准确而足够的文学表达，仿佛它仍是旧记忆中的“南蛮之地”，被漠视，被边缘、被轻描淡写。是沉淀不够吗？是无处下手吗？都不是。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说不清楚。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南方以南都是丰饶之地，生机勃勃，热气腾腾，野气横生。“新南方”有足够的理由和分量值得我们坐下来好好讨论一下。王德威先生把我关于“新南方写作”中的“世界性”提法给予了中肯的概括：与其北望中原，不如直面世界（见《南方文坛》2023年第1期王德威《写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块、走廊、风土》）。“新南方写作”并非要跟北方、中原、江南的文学一争高低，争取所谓的“承认”，加剧“内卷”，而是提醒我们，必须以更大的视野和胸怀眺望世界，更加深度地参与世界文学，直面世界写作，让我们的写作获得世界性的意义。这是“新南方写作”的雄心。只有参与到世界中去，我们的写作才能荡漾开来，与世界发生更广泛的关系，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学要走出去，要让世界听懂中国故事，理解中国文学，必须有世界性写作的意识和理念，直面世界，书写世界，认同世界，也被世界认同，与全世界作家一起参与人类文明成果的创造。在这个意义上说，“新南方写作”扎根沃土，直面世界，将有更多的可能性，也应该有更大的作为。

曾 攀：你以前写《懦夫传》，写《风暴预警期》，包括写《陪夜的女人》《跟范宏大告别》等小说的时候，也是在写南方，也写出了不少南方的景观和景深。那么到了现在，也就是到了短篇小说集《蛋镇电影院》，再到新近出版的短篇集《萨赫勒荒原》，开始转向所谓的“新南方写作”。那么我就有疑问，就是这样的所谓的“新”的南方，跟你以前所写的南方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其中是一种延续呢，还是你对现在的南方书写寄托了新的状貌？

朱山坡：我是一个地道的南方作家。在广西生活工作五十年，从头到脚都是南方的气味，开口说话便是南方的腔调，我无法也没必要改变，南方是唯一的精神归宿。我成不了“北方作家”，也成不了“江南才子”，我只能是南方的作家。因此，我所写的小说都与南方有关，都吸收着南方的养分。以前的小说和新近的小说都是“南方”小说，一脉相承，来路和去路都十分清晰，《萨赫勒荒原》等篇什只不过是我试图将“南方”荡漾开去，拓宽题材的边界，让小说变得像南方的植物一样更具多样性和丰富性。我认为“直面世界”的写作，恰恰是要扎根沃土，又跳出地域和时空的局限，关心全人类的命运，让世界成为书写的对象。这不是好高骛远，也不是装神弄鬼，这应该成为中国作家的抱负和实践。

曾 攀：除了世界性的认知，作为当代中国文学地方性路径的重要形态，“新南方写作”可以说呈现出了非常多的异质元素，尤其在方言的使用上掀起了热潮，这样的潮流背后，意味着汉语写作的新探索，也揭开了礼与野、文与质、整饬与繁复等的文体实验，林白的《北流》、林棹的《潮汐图》、陈继明的《平安批》、厚圃的《拖神》、梁晓阳的《出塞书》，包括黎紫书的《流俗地》等，方言叙事可以说蔚为大观，而且“新南方写作”将之自觉化、系统化与先锋化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尽管你的作品里面偶有涉及一些方言，但是总体而言还是没有在这方面做过多的探索。我感兴趣的是，你为什么不用方言写作，有没有这方面的计划？当然“新南方写作”的作家们更有倾向，不一定非要通过方言叙事彰显自身。又或者我们谈得更切实一些，你觉得在地方性叙事层面，还有哪些可以挖掘的东西？地方和区域的精神内核如何重新焕发出来？

朱山坡：用方言写作是一种大胆而决绝的实践。方言生机勃勃，野气十足，有很多规范语言所难以表达出来的韵味，有时候，方言更能准确描述和生动表达，更接近本来的意思。西方经典文学作品中也经常出现方言、俚言。作家的语言不应该僵化，汉言之美、汉言的生命力首先应该在文学作品上体现出来。方言写作就是一种回归语言本质、“求诸于野”的实验。这几年，方言写作在“新南方写作”中形成一道迷人的景观，我觉得很新鲜，很有生机。我没有刻意用方言写作，但我的语言思维深受方言影响，换一种说法吧，我写所谓规范化语言其实是方言的翻译体。地方性叙事的方式有很多，方言叙事也是其中一种。我们倡导多样化的写作，贴近生活，自由表达，不断拓宽汉语写作的边界，“新南方写作”的迷人之处正在于此。

曾 攀：王德威教授在一个访谈里专门提及“新南方写作”的现象，经过了越来越多的报刊如《南方文坛》《广州文艺》《青年作家》《创作评谭》等专门设立栏目的尝试，包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扬子江文学评论》《文艺报》《上海文化》等也刊发了相关理论评论文章，这个论述得以“扩而大之”，“成为对于南方区域专业性文学的一种探索或观照”，也使得“南方和新南方写作好像在最近几个月突然变成了一个重点”。近期王德威教授也专门撰文《写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块、走廊、风土》（见《南方文坛》2023年第1期），谈到“新南方写作”在若干维度上的新的面貌和新的突破。我个人认为，目前“新南方写作”还在成长和完形的过程中，还没有完全定型，很多作品还有不少进步和成长的空间，因此像作家东西说的“新南方写作”还是要呼唤新的作品，拿更好的作品出来说话，这是有道理的。还有则是王德威教授论及的当下的“新南方写作”似乎还是被某种界限给框囿了，对于港澳、台湾以及东南亚华文作家的作品还是研究得不够，他还重点提到了“新南洋文学”，也就是说，应该将更广阔的“南方”纳入其中进行讨论。你在文章里也说道：“南方写作必须体现新的审美高度，要有新的境界，新的实质的突破，突破写作困境和局限。我心目中的新南方写作呈现的应该是一种异样的景观。”那么从作家的角度，你觉得如何实现你所说的，“新南方写作”再上高度、境界，再呈突破之势？

朱山坡：我同意王德威先生的观点和主张，他拓展和丰富了“新南方写作”的内涵。我乐于看到更多的专家学者和作家参与进来讨论和争论。有人认为，“新南方写作”还缺少令人信服的作家和作品，因此“新南方写作”是在虚张声势。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一种对“南方以南”由来已久的轻蔑和偏见，我们要为自己申辩，也是打出“新南方写作”的原因。我们需要大伙儿心平气和、客观公正地以专业的精神关注、审视这个群体的写作。目前，南方远没有被充分书写，它的新鲜感、陌生化和多元化远没有被呈现，我们要找到更多“打开南方”的办法和途径。“新南方写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更多才华横溢的作家破土而出，需要拿出更多有南方气派的杰出作品。

曾 攀：针对你说的“作品”在“新南方写作”中的重要意义，我还打算将“新南方写作”的含义再扩大一些谈，“新南方写作”已然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和评论界蔚为大观，最起码这个概念及其背后的含义已被广为接受，除了作家、评论家的用力，这其中无疑也与编辑的倡导及其自身的“写作”实践密不可分。在我看来，以编辑式的创作、批评，或者说写作者、学者的编辑视野进行的写作实践，是否也算另一重意义上的“新南方写作”呢？也就是说，“新南方写作”中的“写作”，是否可以囊括更广泛的意义，其中便包括文学理论与批评，当然作家自身的阐释也可归入其间。这个过程当然是高度理性与极为自觉的，其一方面可以与当下的“新南方写作”实践相呼应，描绘开辟文学的地方路径；另一方面当然也可以自成一格，以实现南方之“新”的理论建构。总而言之，“新南方写作”深具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的含义，是新的经验和现实倒逼我们重新思考身处之“南方”的新异与新变，并且对我而言，很多时候是以“编辑”为方法将之呈现、辨析与阐述；与此同时，回到自身的研究与评论，在那里，“新南方写作”焕发了对写作者自身，也即作为写作主体的“我”的新想象。在这个过程中，有意思的地方还在于诸多新南方作家也亲自下场，一边进行文学创作，一边也参与到理念的建构中来。我想这将不断形成关于南方的“新”的意义装置，也更有利于对“写作”本身的开拓。

朱山坡：我完全认同你的看法。“新南方写作”并不只是作家的事情，它是一个体系，既需要作家以优秀的作品垒起一座一座山峰，也需要学者、编辑和读者为它添砖加瓦。文学批评尤其不可或缺。理论的辨析、阐述和引领本身就是参与建构的过程。“新南方写作”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新”。“新”意味着不确实性，同时也意味着无限的可能性，有无数的生长点和自由舒展的空间。作家在实践“新”，寻找“新”，塑造“新”，丰富“新”，我们期待学者、编辑和读者也能以“新”视角、“新”思路诠释“新”的内涵，共同把“新南方写作”推向崭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