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脉的褶皱

一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我们自己——个体的自己。我们喜欢这种状态，认同个体价值，并尽量发挥个体价值。这里说的是自觉的“我们”——独立、有人文意识，不包括没有人文意识、只有生存没有生活的大多数人。然而，自我意识太强了，加之敏感，会滋生虚无感。虚无才是世界的本质，像大海，而我们个体不过是几个出水的岛礁。对虚无的意识是人的天赋，也是知识的告知。天赋表现在一种直觉，它是生命对自身的窥探；而知识告诉我们世界的局限与无限。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往往以探究自身的血源来对付虚无。从一片叶子开始，探究一棵树，描画一棵树，寻觅自身与这棵树的来龙去脉。这棵树开始是具体的，三代之内，根根底底清清楚楚，甚至五服之内也了然，但超过五服就很难搞清了，就是有名的大家族的家谱记录的也只是主线，没有人能弄清楚一个家族三百年的血脉。旁系不说，单是直系便弄不清楚。三代人呈现的是一棵小树，五服呈现的已是一棵稍壮的树了，三百年、八百年虽然还不至于变成虚无，但已经接近虚无了。

追溯血源也如同打电筒走夜路，能多追溯一代也是照亮。我从小便没爷爷，父母两边的爷爷均无，他们都死在我出生前二十年的民国。我对于他们的认识，只是从大人口中听到的一点传说。没有爷爷的家庭难免缺乏血脉的凝聚力，分崩离析是一回事，家庭氛围与教育也缺失了血脉的认同，冷漠、自私、残酷或一盘散沙是必然结果。失却了传统，便失却了温暖与安全，尽管有利于后人的个人奋斗，但也容易让后人变态，一代代恶性循环。这不能怪谁，这是一个家族的命运。在那个年代，以及之后的年代，中国的家族大都经历了这样的崩溃与变态。

从1980年代后期写诗开始，我便滋生了探究自身血脉的冲动。我在老家的老屋睡醒，看见太阳从泥窗照进来贴在壁笆上。屋里没有一个人，屋外、院墙外也没有一个人。我意识到我睡在老家老屋，意识到我是一个人。我感觉一切在慢慢划开，房子和物件，石墙、树木和整个村子，之后是河流和山脉，再后来便是靛蓝的天空……剩下我独自一人……虚无，我跟任何人任何地方都无关。我一头坐起，捶胸顿足，或号啕大哭，或者伤心落泪……我伸出手，想抓住一根稻草。面前没有稻草，这才想到看不见的血脉。在我看来，它是一棵树，是树的样子，枝枝丫丫，很好逮手。而树长在河畔，逆流而上，自我从未谋面的祖父，到曾祖、高祖……一直到宋朝、唐朝、秦汉……再到炎黄时候……我脑壳里走出一个唐人，浮现出他的面貌和生活情景；走出一个秦人，他在战乱中奔波，他的死……甚至走出一个刚刚走出森林的原始人，他在饱餐一顿之后擦拭嘴角血迹的样子，他的满足……对于我是不着边际的想象，对于他们却是实实在在的过往，是我遗传链上的一环，没有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就没有今天的我。他们有多少人？以二十五年为一代计算，在有文字记载的五千年中，他们有两百人。我想象两百人排一起，按先后顺序，从夏商周时代我的先祖到我的父亲，会是怎样一个阵容、怎样一个场景？秦时的那人长什么模样？唐时的那人又有何特长？《诗三百》里可有他的作品？宋时的那人填词吗？这样去想象，至少对付了五千年的虚无，血脉之树虽是凭空画的，总算若隐若现了。

二

在我的两个爷爷里，我感兴趣的不是父系一方，而是母系一方的。这有教化的过——我父亲十三岁就离开王家，进了母亲家随了我母亲的姓。我们自小没有王家的概念，也不曾沾过王家一点什么。

也有审美的过——我的外公死于绵阳监狱，之前已在平武监狱关了三年，他被人诬陷为两桩命案的凶犯。我婆婆是二房，生了我母亲一人。我外公的故事有情节有细节，我第一次听到就觉得像小说，有种审美的享受。听老一辈说，我的外公高大威猛，走哪儿都骑一匹白马，性格刚直，入狱后受了无数拷打都不认罪。他后来死得也蹊跷，案件重新侦查后真相大白，就要释放了，却暴病而亡。没有人去收尸，更沒有人去追查。时年我母亲和她同父异母的姐姐都只有几岁。

袁朝彦，我自小就记得这个名字。他留下的院子一直保留到1976年农业学大寨抬田改土才拆迁。土改后半边分给了贫农张清勇，半边住着他的大遗孀——我们的徐氏婆婆。不大的一个天井，水浸浸的，搁着口破水缸，石板砌的街沿，石板面的地，檐沟里长满水蕨子和萱麻。徐氏婆婆是个尖尖脚，女儿（我们的袁国华孃孃）跟人到江油成了家，她一人独居，自己种点园子，在生产队吃口粮，吃水自己提或者靠邻近的侄子挑，烧柴靠我们去砍、去背。她有柴林，我和二哥去砍得最多，就在她家房后不远的堰盖上。我那时太小，不会砍，二哥砍，我站在堰盖上看，砍够了再一起往回背。砍了柴，徐氏婆婆并没什么好吃的给我们，偶尔抓把花生、核桃，或者给一两毛钱，我们就很满足。我不记得我在那老房睡过，它着实不是我们的家，进到里面，看见那些老物件，就有些害怕，发霉的味道也一点不好闻。意识到是袁朝彦生活过的地方，房子已经拆了，没有留下照片。拆房子的情景我记得，除了少量木料留给了袁家侄子，大部分都让我父亲要了，修了我母亲现在仍住着的那两间虚角楼。

袁朝彦不是我婆婆的第一个男人。我婆婆的第一个男人叫李生荣，是胡家坝人，我婆婆是从长河湾枇杷树嫁到胡家坝的。算时间应该是民国二十三年（1935年）前一两年。民国二十三年过红军，我婆婆的前夫和她老子给红军当背夫回来打摆子死时，我婆婆尚无生养。偶然改变一个家族，包括一个家族的姓氏。1978年大哥当兵，接兵部队和武装部的人来调查，我父亲是这样说的：“袁朝彦找到我李家妈，是看起了李家的田产和水碾，再就是隔日过来睡个瞌睡。”父亲把一种社会关系简单化，当然是为了开脱阶级关系，不过他说的是真话，袁朝彦找我婆婆做二房，并未娶我婆婆过门，而是他上门来。他虽没改姓，但我母亲出生后也没姓袁，跟了我婆婆的前夫姓李。之后父亲入赘姓李，我们也都跟着改了这个与我们毫无血缘关系的李姓。我对我外公骑匹白马，擦黑边上从竹林盖过两里地来胡家坝的情景，始终充满不倦的想象。

我应该走访一下我江油的袁国华孃孃，她比我母亲大三岁，对袁朝彦，应该多一点记忆。2012年我和妹妹带母亲和她见过一面，可惜没涉及此类话题。孃孃长得跟我母亲并不很像，她寡居多年，吃斋念佛，走遍了川内的寺庙。我在江油读书时便帮她抄过佛经，那时她尚不到五十。她生有一女三男，与我母亲的生养一样，只是她生女在前，我母亲生女在后。曹姑父死了有二十年了，记忆中他个头不高，一脸麻子，骑一辆旧自行车。他是李白故里青莲人，我生平第一次去青莲便是跟他去的。

袁国华孃孃是距离我们最远的亲戚，也是我在小朋友面前唯一值得炫耀的。江油有多远，中坝有多大，在深山的孩子眼里就是天堂。听说涪江中顺流而下的木筏要走江油过，平日里我便看着木筏幻想江油。整个1970年代，孃孃的隔年到访都是我们的节日。水果糖、红甘蔗自然是我们想得到的，但真正让我兴奋和满足的，是她的到来带给我的精神上的满足——她第一次将我和城市与平原联系起来。孃孃在粮站工作的一个同事，恰是我邓老师的一个姐姐，每到暑期邓老师总会摸着我的头问我：“跟不跟我去江油找你孃孃？”这是遥远的孃孃带给我的另一种享受。孃孃每次从江油回来，除了看徐氏婆婆便是到我家。冬天在我家火塘散糖的情景，就像发生在昨天。

三

我父亲的王家是个大家族。倘若牵扯上土司衙署，便是涪江上游南宋至民国最大的三个家族之一。王家来得最早，薛李二家稍晚。始祖王行俭，江南扬州兴化县人，南宋宁宗时（1195年）进士及第来到龙州，任龙州判官，因“开疆拓土，兴学化夷，修筑城垣有功”，授予世袭。王家是棵大树，已有八百多年，主干近枝都理得很清楚，前王（土通判）、后王（土长官司）、末代土司都明明白白，五服之内也大体明白，然而除此之外，背面的、枝外枝的、隐藏在枝叶深处的却不清楚了。就是王氏宗谱不毁，也不清楚了。这是时间的遮蔽，也是淘汰。我们离城十五里外长桂竹林盖的王家，便是被遮蔽的枝外枝。

从小便听父亲说起他的祖上，一直听到他病重住在医院。讲述者没什么荣耀，但我能听出了某种荣耀。他说祖上的坟埋在桂香楼徐福志家房背后，过去知府知县坐轿子从坟前过，都要下轿子行礼。我相信有这回事，王玺之前王家的祖坟就埋在桂香楼，当时叫长惠山，是王玺把坟迁到古城奉亲山的，从他开始土司才埋在古城。今天“长桂”这个地名，便是从“长惠”转音来的。

我父亲原名王生育，李模清是他抱到李家门下随我母亲改的姓名。他父亲叫王光湘，祖父叫王英琪，曾祖父叫王國彦，高祖叫王维益，再上面叫王相玉。先辈定下的字牌是“玉、维、国、英、光、生、金、润，盛、世、在、袭、宏、传、有、基”。父亲是“生”字辈，我该是“金”字辈。根据我掌握的材料和定居时间看，竹林盖的王家很可能是王玺前后由土司家族分出的一支，为守墓而来长惠（长桂）的。

2015年4月的一天，我访问了竹林盖王家现存最年长的王光树。论辈分我该叫爷爷。对于我家祖上，王光树记得很清楚，从王国彦开始，与我之前晓得的一致。王光树讲到王国彦的细节：种庄稼的一把好手。这句夸赞的话成了长桂人的口头语。他爱捡粪，进城赶场回来都要捡粪，捡了用桐子叶包好。别人问起，他不说是粪，说是买的点豆腐的卤水。

王国彦生有三男：王英瑞、王英铭和王英琪。这三兄弟有出息，家里搞得好。王英瑞是大哥，所传“光”字辈待考，“生”字辈有王生方、王生良一支。王英铭是二哥，生有三女和二男：大儿子王光彦，是个教员，做不来农活，薅秧子只管把水挏浑，过后草长得好好的，饿死在伙食团；小儿子王光浦，我喊爷爷，我结婚时还是座上宾，1990年代后期去世；另有三女，分别嫁到枕头坪杨家、汇口坝鲁家和青玉杨家。

王英琪即我的曾祖父，生有两女一男。男即是我的爷爷王光湘。二女系王光芳、王光药。王光芳先后嫁桂香楼徐家、竹林盖李家，生徐桂林和谢成芳。王光药嫁竹林盖雷家，生有二男（雷正育、雷正富）二女（雷正碧、雷正会）。

王国彦娶高坝沙渠里薛家女，王英琪娶长河湾枇杷树赵家女，王光湘娶东皋湾回盖赵家女（“高头婆婆”）。

土司衙署里，“国”字辈的长官司有王国泰、王国宾，“英”字辈的有王英彦、王英杰，“光”字辈的有王光曾、王光锡。

王光湘生有王生后、王生平、王生育（我父亲）和王生正。

土司衙署里，“生”字辈的有王生秀、王生杰、王生瑞、王生源。

王生后娶河对面青玉陈家女陈天秀，未生育。养子王金勇已故。

王生平娶东皋湾张家女张绍芳，生王金德、王金泽二子。王金德娶古城张家湾张家女张明叔，生王刚、王勇二男和王芳一女。王刚娶河对门面安国山杨家女杨金芳，生王珊珊一女（四川大学研究生就读）、王皓一男（西南交通大学就读）。王勇娶龙安镇杨家河杨家女，生女王琴，尚幼。王金泽娶石砍文家坝刘家女刘兴碧，生王润九一男、王倩一女。

王生育入赘李家，生李金平、李金华、李瑞平三男与李金慧一女。李金平娶长河湾河口王家女王晓会，生李君、李婉二女。李君嫁资阳人张清，生张立伟一男。李金华娶平通朱家湾朱家女朱达淑，生李杰、朱勇二子。李杰娶绵阳何家女何兰，生一男李昊轩。朱勇娶成都金堂朱家女朱晶晶，生一女。李瑞平娶阔达关坝赵家女赵兴燕，生一女李红枣（华侨大学在读）。李金慧嫁射洪人李清茂，生李根一男（留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王生正入赘安场坝蓬溪移民户周家，生周元国、周元清、王金华三男与周元会一女。周元国娶安场坝任家女任小利，生有一男一女；周元清娶安国范家山范娟，生有一男一女；王金华娶水田河何家女何丽，生有一女；周元会嫁安场坝欧阳家，生有一男一女。

土司衙署里，惟土通判有“金”字辈的，即末代土通判叫王金桂。土改后就读于南充革命大学，结业后留胡耀邦主政的川北行署工作，1952年3月暴病而亡（有说自杀）。

胡宇林（现年94岁）和王光树均未提及王光湘是被疯狗咬后得狂犬病死的。据胡宇林讲是抽鸦片把身体抽垮的。桂香楼和竹林盖雷家各有一烟铺。王光树讲到得病的情景，下身流白水半天而亡。他当时在场。死时三十九岁。

王光树还讲到我曾祖父王英琪死的情景。做道场时，裔自簿上写有两个祖先的名字：王绍兰、王清兰（均为音）。祖坟均埋在桂香楼长惠山。1980年代某年春节，父亲带我们去上过坟。棺材露在堰渠里，已经腐烂发黑。父亲把纸钱烧在堰渠里。

我爷爷的堂弟王光浦一直活到1990年代。我1993年结婚时他都还健在，相册里有张照片拍到他——坐在街沿上，穿件军大衣。这个人1949年前很风光，当过保长，在桂香楼守卡子，长枪短枪齐备。不知为何土改没被镇压。记忆中他一直都很低调，印象几近模糊。其子王生鉴读过书，当过生产队、大队会计。

2015年5月14日下午，我在竹林盖王家老屋基外面访问了王生鉴。从王生鉴口中得知王国彦以上两代人的名字：王维益、王相玉。

土司衙署里，“玉”字辈的土司有王瑶、王玙、王玑，“维”字辈的有王维世、王维新。

相比我的袁家外公，王家稍显平淡，像民国时大多数家族一样，守着耕读的传统，没有什么故事。曾祖父死后，祖父撑不起这个家。估计有那么四五年，从这个家庭内部一直传出某种断裂的声音——柱头的断裂、椽檩的断裂。曾祖父去世时端公施的法毫无用处，并没能让这个家庭逢凶化吉。祖父迷恋大烟，哪里听得见什么响动？对于山雨欲来更是一无所知。拐着一双尖尖小脚的祖母和只喜欢做木匠活的大爸，也撑不起这个家。紧接着便是祖父的死，这个家的彻底崩塌。族人见祖母孤儿寡母的，建议卖掉田产，祖母不肯，没等两年便开始土改，地主的罪一受就是三十年。

记事以来，王家就是一搭一片的，大爸和祖母一片，二爸一片，我父亲和幺爸两个入赘的人各一片，就像大风吹落的枯叶。人各是一片，房子各是一片，從未见到过我外公家那样的院落和天井。其实他们是有的，且比我外公家气派，只是土改已经把他们赶出来了。四个儿子四个残片，加上老母亲一根枯藤。我家住我婆婆前夫李家的两间老屋，一间让给了隔壁的大爸和高头婆婆。二爸家与胡山林家合住下院子政府没收的王七老爷家的房子，侧边开门，金德哥结婚后分去半间。幺爸入赘到安场坝，寄居周家草屋。是残片也是胚芽，各自在暗中萌发。

四

我已不记得大爸王生后的样子了。我们叫他大老汉儿。他死时刚满甲子。烟吃凶了，肺气肿。记不得人长的样子，却还记得早晨起来抽早烟发出的咝咝声，长长的。从吸烟声可以看出他烟瘾之大、吸烟之过瘾。

我爷爷死得早，高头婆婆有田地不卖，土改时划成地主，长子王生后成年，这地主分子的帽子自然要他和寡母共同来戴。我记忆中生产队斗地主都是斗他们两母子。高头婆婆一双尖尖脚，走路碎步，站在生产队草房子里，颤巍巍的。后来大队的批斗会就不让她去了，只是叫大爸去。不斗就不去，去山里背柴。那时人性扭曲，人情空白，斗高头婆婆和大爸时，我父亲和我二爸就坐在下面，该喊口号喊口号，该抹玉米抹玉米。记不得他们是否也揭发过。有时我也坐在底下，看戏一般，不懂事，还跟着别的小孩子往台上扔土块。

大爸家就住在我家隔壁，早年住的房子有一间还是我家让出的。后来自家粘了一间，仍住着一隔，到我们长大读初中了才归还。那隔屋子在我家厅房进门左侧，最先是我大哥住，大哥当兵走后二哥住。二哥吃倒床烟把被子烧燃了，就是在这个房间。后半间还回来，做了我家的厨房。与他们家厨房隔个壁笆。壁笆上开了洞，平常递个碗筷油盐什么的。那时候每家碗筷都不够用，缺盐少醋是常事，来个人客就相互借用一下。煮了好吃的，也递来递去。“赵氏表嫂，来，给你舀一碗丁各子疙瘩，耙和得很。”我婆婆叫高头婆婆赵氏表嫂。高头婆婆姓赵，叫王赵氏。她们其实是亲家。我隐约记得一点我大爸家尚未粘房子的情形，应该是上世纪60年代后期的某个冬日，两个婆婆和我们几个孩子在房子当头的空地上晒太阳，空地上堆着玉米秸。应该是初春，有草芽萌发。

我曾经一直不解，为什么大爸家房子外面的三棵樱桃树是我家的，每年都是我们在摘樱桃。原来樱桃树对着的房子是我家让出的。

我大妈是个瞎子，鸡目眼，天麻麻黑就看不见了。她收工回来摸着上街沿、摸着放锄头的情形我记得很清楚。想起几乎可以带出空气。个子不高，人瘦瘦的，像个影子。有时我就站在我家门口看，看她走路、搁东西、开门、进门。她鸡目眼，也不是一点都看不见，也就是严重的白内障。有时天黑，她绊倒了，发出的响声会吓我一跳。我从不敢拢身去，只是看，或者干脆跑开。

我家其实就是我婆婆家。我父亲十三岁就入赘到李家来了。我二爸成家后，以及我父亲和幺爸都入赘后，便是我大爸跟高头婆婆一家。高头婆婆只心疼老大，一点不爱后面三个，特别不爱我父亲和我幺爸两个小的。她时常为了她的长子和我家争东西，水捞柴、樱桃树、下在外面的鸡蛋，什么都争。她时不时把我家的东西抱回去。当时我家穷，娃娃多，我父亲看见了会说几句，会去争，但从没再抱回来过。有时高头婆婆就像个贼，偷我家的东西。一对小脚脚，弯腰驼背的，人瘦，身材倒是蛮好，脸白皙，皮肤也白皙。她是我亲婆婆，我父亲的亲妈，但从我记事到1989年她去世，我从未感觉到她有爱，身上有爱，对我们，对我父亲，对外人。身上没有，眼睛里也没有。她总是冷漠的，从来不正眼看我们——她的孙子。从挑水路回来，她端个筲箕或者提半桶水，走李何香家园子与她们家猪圈之间的巷子进来，遇见我们就跟没看见一样。她把筲箕搁在矮墙上歇气，也从来不问我们。我们四姊妹从小都是婆婆带大的，跟这个亲祖母没关系，但我们有严格的家教，见了还是要喊的，只是婆婆前面加个定语，叫“高头婆婆”，也算是专有名词。开始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早先我家住在下院子，她家住在高头院子。不是一家人，每每见到，大人总会说：“快喊高头婆婆！快喊高头婆婆！”这个方位词一加，生分感也就出来了。

大爸和大妈没有生养，引了个古城左家的孩子，叫桂林娃，比我大哥大两岁。我最早记得的便是他挨打。一个月夜，就在他们家大门外的街沿上。大爸一边打一边骂，他偷了挑水路胡阶林家园子里的蒜苗。打的动静很大，我在我家沿街上模模糊糊听见。小学毕业因为成分高未能上初中，任宗翰来跟我大爸做工作，也是在大门外的街沿上。

我大爸会木匠，想必做木工活能让他得到很多解脱。他不是一般的木匠，是掌墨师。说掌墨师现在没几个懂，就是修穿斗式木结构房子的总工程师。三间房，四排散，七柱九柱十一柱不等，柱头、穿、挑、檩、椽有十几件，设计制作后，都要一锯子一锯子地锯，一镚锄一镚锄地片，一刨子一刨子地推，然后斗好，上齐栓子，一排散一排散地立起。当掌墨师给了大爸很多弥补，特别是本事和威望。无法想象他如果啥都不会，只当个地主的结局。生产队、大队修保管室，也是他当掌墨师，可以抵消地主成分带给他的负面影响。另外，当掌墨师能混口好饭吃。在食不果腹的年代，能找口饭吃比成分名誉都重要。掌墨师不仅能找口饭吃，还能找口好饭吃，一般都少不了酒肉。有时吃了，还带一点回家。当掌墨师还带徒弟，徒弟拜师学艺都会送点情敬。做手艺对内心的安抚是我们文人才懂得的，有点类似读书和写作。心里有张图，描好了，一个人便安安静静去做。心完全在物件上，能忘却痛苦。如果说使镚锄、使锯子还是体力活的话，那么使刨子、使墨斗、使凿子更多的就是工艺了。身上出汗，心里安静，这已是几世修来的福。我看过大爸给雷家立房子，那阵已是上世纪80年代初，开放了。他跑梁，提着升子。梁上绑着一只大公鸡。升子里装着麦子、花生、核桃，象征五谷丰登，还有角票和硬币。“巴上楼梯第一步，主人家大贵大富；巴上楼梯第二步，主人家青云平步……”唱到登上楼梯第九步，他就从梯子上到了房梁。他提着升子站在梁上，又唱起了跑梁歌：“一撒东方甲乙木，二撒南方丙丁火。三撒西方壬子水，四撒北方丁卯土……”边唱边走，边走边撒升子里的核桃、花生和钱币。下面的人一阵哄抢。他穿一双半新旧剪刀口布鞋，偶尔还小跑几步，跟站在台上挨批斗时判若两人。

大约1975、1976年，大队在张家梁砍了一棵千年老梨树，大爸带了几个木匠去做油榨。那是好大一棵树，砍树时我没在场。等我去时，已经起了皮下了料，依旧要好几人合抱。做油榨比修房子要简单，然而他们还是在山里做了一两个月才把油榨做好。我上山去背刨花看见。大爸带信回来说刨花堆起山了，叫我去背。后来我在幸福院的榨房里看见过那个油榨，已经油浸浸的了，安放在一间空房子里，像口棺材。陈安华穿根火窑裤在榨油，不让多看。在拱桥沟便能听见他嗨哈嗨哈的叫唤声，不晓得的还以为他在搞啥明堂。

斗地主斗得不好意思了，又斗我大爸搞资本主义。他无权参与政治生活，做木活回家只好种自留地。他家的自留地在我家大园子背后，他种青菜，种莴笋，种包心白。尤其包心白种得好，天天傍晚挑粪灌，个头长得大，心心包得紧，叶子又青又嫩。找不到由头了，就说他搞资本主义，又拉出去斗。啥资本主义？我记得很清楚，他种的包心白就在我家苎麻地坎上，屁大一块地，横竖几行，总共不到一百窝。

这世界的荒唐总是出自流氓与好吃懒做者的邪恶，又总是让大爸这样的无辜者来承当。他们啥都不晓得，但也认命。

我大妈死后埋在老槽门，那时我还在读小学。老槽门没有坟，埋了我大妈便有了一座孤坟。埋人那天我没去，我照常在念书，放学回来在隔壁吃了顿肉。

我大妈有个哥哥叫陈天培，在公社拖拉机站打铁。他是个大个子，爱吊清鼻涕，脸上时常都糊的是煤灰，像个抢人的。他是师傅，带有徒弟，但照样抡大锤。铁放在炉子里，他一边拉风箱一边等铁烧红，红了就夹到砧子上去打。他和徒弟你一锤我一锤，一块铁慢慢有了要打的东西的雏形：镰刀、铧子、斧头、栓刀……铁打冷了，夹回炉膛再烧，红了再打……打好了最后才放进冷水淬火。我看见很多东西都不是新打的，只是加钢火。

陈天培每天从河对面半山上陈家来，打了铁傍晚又回陈家，我时常在龙嘴子或岩背后碰见。他偶尔也到他妹子家住，仍然一脸煤灰，见到觉得又亲切又滑稽。擦黑边上碰见，以为碰见了鬼，会躲起来。

1979年开始给一些人平反，但不包括我大爸。他就一个木匠，又确是地主，自己也想得通。记得省里把刘结挺、张西挺抓起来，拍了纪录片，都撵到公社看。广播里点了几个人不能看，就有我大爸。

从“抓纲治国”到“改革开放”，我大爸渐渐淡出了地方政治，淡出了大会小会，当掌墨师的名气更大了。竹林盖修保管室，枇杷树修保管室，都是他掌墨。私人修房子，更是非他莫属。他喝酒不行，烟吃得更勤了，早晨起来蹲茅坑都吃，我上学路过，总能听见咂烟的声音。

我大爸的养子王金勇后来娶了住在我家房背后的胡玉芳。我还记得刚提亲时的一个细节——我们在厨房听婆婆说起，好奇地问何时结婚，婆婆说：“早得很！黄瓜才在起蒂蒂。”

王金勇不是个讨厌的人，虽然我们都晓得他跟我们没一点血缘关系，但彼此一直都好。他未必听他老汉儿的话，但一定听他三老汉儿的话。他一向觉得他三老汉儿有本事、是个能人。他三老汉儿就是我父亲。王金勇书只读了小学，但人并不古板迂腐。记得有一次在大柴林，他跟胡兴德唱一支骚歌：“腊月三十夜，我把爹娘盼，爹娘在家中吃腊肉，我和小妹滚一床。”那时他已到青春期，心里想啥嘴里就唱啥。又一回在梁包上，他给我指涪江在錾子岩、黄陵庙、长渠坝和古城薛家大坪绕的四个湾，说四川这名儿，就是因为这四道拐得来的。1980年的样子，黄瓜有黄瓜味了，他跟胡玉芳结了婚。我那时在城里读初中，不记得吃过他的酒。第二年就有了水瓶子，一个女婴。我初中毕业，在家里等录取通知书，一天傍晚我大爸抱着水瓶子从外面回来，腾不出手开门，叫我帮他抱一下腾个手。想起，我这阵手里、怀里都还是热的，鼻孔里都是婴孩的奶味儿。

记不清我大爸具体死在哪一年。1983年或1984年。我应该还没工作，还在读书。死在寒假，我在家里。他患肺气肿，躺在床上，鼻孔里、喉管里窸哈窸哈地响，出气很困难。他的睡房从他家厅房左手边侧门进去，有窗。我进去看过，喊过他。我父亲也进去看过，喊过他。不记得王金勇在哪里，高头婆婆在哪里。没人把他送进医院，只是请医生来看过。他家的境况不差，看病吃药的钱应该有。他一天两天地卧床不起，肺已经烂成破棉絮，喉咙一刻不停地拉风箱。

第三天他死了，大家都很解脱，放了一饼火炮送亡灵。除了我们几个侄子和一辈子心疼他的老妈，其他人个个都面带喜色。他的二兄弟、三兄弟和幺兄弟都到场了，东皋湾的舅老倌也来了，打铁的舅子也来了——还是一脸煤灰。因为是假期，我自然去送葬了。

我的大爸死了，我想的是他那一背篼做木活的工具——刨子、锯子、锤子、凿子、墨斗……再也不跟他了，只有生锈烂掉。

大爸死后，高头婆婆又活了好几年。我出来教书了，并不懂事，从未给她买过吃的。我只给我婆婆买，觉得她跟我们从来都不是一家人。她也不关心我，从未问过我念书、教书的事。

大爸死后，家里就是王金勇顶杆杆，背柴、挑水、耕田耙田、插秧……一切的一切。那时已经包产到户，农闲开始挖金。王金勇顶杆杆，高头婆婆便很少出门，只是听见她说话、呻吟、骂人、叹气，像个幽魂。1987、1988年的样子，偶尔回家，看见父亲把高头婆婆从屋里背出来，放在街沿上的板凳上晒太阳。一边晒一边给换衣裳。高头婆婆靠着墙，還坐得稳，脱光上身，吊着两个干瘪的奶子。我在早年的叙事中，把它们比喻成两片笋壳。高头婆婆是1989年6月死的。这是一个敏感的月份。父亲给我打电话，问我回不回去。外面正在下暴雨，天上雷公火闪。

高头婆婆死后第七年，王金勇也死了，死于意外。他在坪上自家地里挖槽子金被埋了，掏出来已经断气，嘴里鼻孔里全是沙。那时我已进城，大哥打电话告诉我王金勇的死讯，我很麻木，没有回去见最后一面，没有为他守灵、送葬。以后回去，很多年，坐在我家后街沿上，总感觉王金勇会从坎上他老丈人家下来，背个棕垫肩，或者吱呀一声拉开后门，露出个扁扁的脑壳。记得他出事前一周，我坐在后街沿上，他从桅杆坪挖金回来，叹着气对我说：“兄弟倒好哟，打钟吃饭，盖章拿钱，我们脸朝黄土背朝天，不晓得死到哪一天！”

十几年，从我大妈死算起，也就十五六年，这个家早先的人便一个个死掉了，剩下的都是新人。胡玉芳是媳妇，水瓶子和二女子是新生的，薛金泉是后来上门的。时间就像养猪，一槽赶一槽，只是都有个周期，七八十年换一槽，然而大爸家也换得勤了点，十五六年便换一槽，想来难免不叫人悲哀。

五

我外公袁朝彦倒霉就倒霉在他的性格弱点：好强不服输，得意自大，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这是熟识我外公仍健在的胡宇林和王光树总结的。他当过几天保长，不屑于联系群众。行事风格也很有个性，不爱走路，爱骑白马。据说还私藏枪支。他牵涉的两桩命案太过复杂，从小到大听我父亲讲过多次，我都没把线索理清。人的名字也似是而非，只记得袁结子和秃女子两个诨名。

父亲是王家人，讲起老丈人的事倒俨然一个抱儿子；其实他也只是儿时见过我外公，未必记得，一切都是听说的。母亲连她父亲的样子都不记得，她父亲被押解绵阳时她只有四五岁，她只记得一点她父亲在平武监狱的印象、被押解绵阳路过老家桂香楼的印象。

出生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的王光树比我父亲要清楚我外公的案子，在案发整七十年后的四月的日照里，耳背的他断断续续地为我讲述了命案的全过程。他父亲跟我外公要好，那时他已经十五岁，很多事情都清楚。

先说第一桩命案。

与我外公袁朝彦同院子的袁耀贤的小儿子袁朝政在城湾石牌坊被人杀害，绑上石头扔进大河，在沙湾磨坊被人发现。有人证明，当天我外公恰好骑马进城赶场，于是他成了嫌疑人。

袁耀贤说话结巴，诨名袁结子。他二女儿吃长素，背地里与古城镇镇长苏登本嬲起。三女儿头发稀疏，诨名秃女子，有古城镇周逸先入赘当抱儿子。抱儿子也算是儿子，是要占女方家产的。尚在县城念书的小儿子袁朝政见姐夫跟他争家产，坚决不同意，写抱约那天当场撕毁了抱约，将毛笔、砚台、墨汁撒了一地。周谋为了独占女家财产，找人杀了妻弟。

第二桩命案发生在椒园子岩背后。何福龙谋害了何远敏家的女子，也嫁祸给我外公。何远敏的女子在岩背后淘菜，失踪了，筲箕搁在半坡上。何福龙与何远敏家住两隔壁，何福龙的父亲叫何远志，都是亲戚。何远敏嘴贱，爱说人，当众人羞辱过何福龙，何福龙怀恨在心。何福龙时为少年。此案土改时已查清，何福龙被逮捕。何远敏后来在岩背后放须笼，又被人踹到河里，他老婆后来也是叫人下药暗害的。

袁朝彦脾气不好，徐氏婆婆的唇裂便是他用秤砣打的。他在平武监狱关了两年，才押送绵阳监狱。据王光树讲，我外公是一个讲原则的人，背上背个烧炭的洋油桶，任凭烤烙逼供，就是不招。他只说一句话：“做了的就做了的，没有做就没有做。”

我母亲记得一点我外婆带她去平武监狱探监的情形，她当时四五岁，我外婆抱上她进城，探监后便把她放在监狱她父亲那里。母亲回忆说，监牢有个窗洞，恰好够递个孩子。在这两三年，我母亲时常被我外公和外婆在这个窗洞递进递出。我母亲还记得她父亲被押解绵阳路过桂香楼的情形：她和她同父异母的姐姐赶到桂香楼楼坎上送别。她父亲戴了脚镣，双手跟十几个囚犯用绳子串在一起。当时的小路从现在的新路头上下去，经过幸福院，从雷家后门外面下沟渠，再走长河湾。见到自己的两个女儿，被冤枉入狱的父亲一定有颇多感慨。自己走了，留下两个女人两个幼女……我外公给了我母亲一块铜元，给了袁国华孃孃一搅毛蓝线。或许他已经预感到了结局。

我外公虽然长得牛高马大，骑一匹白马，看上去很威风，其实胆小，稍晚一个人不敢过胡家坝去，就来敲王光树家的门，叫王光树的继父雷从恩送他。他脾气大，扔过锅坨漩碾坊里的罗儿。我父亲讲过，做活路回来饭没熟要骂人，我外婆因此没少哭。

王光树不记得我外公父亲的名字了，按字牌该是袁耀贤。袁朝彦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姐姐嫁给了古城寇家寇丙如。寇家是做火炮子的。听母亲说，她寇家姑父去绵阳探过一次监。“案子有转机，管不到好久就要放人”便是他带的话。

这几年，我也在想我外公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会不会原本就是真凶，并非被冤枉，而我父亲所说另有结案不过是为自家人开脱。我也担心被访问的人碍于我的身份不说真话，捡一些好听的说。访问胡宇林老人时我就扎咐过，实话实说。访问王光树我再次扎咐过。

王光树说，我外公买白马、骑白马是真的。他见过白马，时常放在田坝里，也不大管，吃庄稼的事时有发生。他是保长，是发财人，别个嘴上不说，心里还是不安逸。后来白马死了（不知是入狱前还是入狱后），被剥皮，扔在楠木树路边的茅坑里，臭了两三个月。王光树说，手枪他没见过。这人硬性，在监狱再受刑都不招。押送绵阳后的情形不知，估計还是不招。案子查明了，是被人陷害的，绵阳方面传信回来叫准备接人。等古城寇家女婿去接人时，监狱方面突然说人没了，得急症死了，拉到北门外头埋了。寇家女婿没敢多问，去北门外烧了几张纸。据说是周逸先见案子有转机，害怕露馅儿，下绵阳买通狱卒下了毒。

王光树还讲到一个有趣的细节——我母亲出生时请了县里的接生婆（他叫取生婆）到胡家坝。取生婆进门时被狗咬了。

还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真得急症死的，并无人下毒；一种是压根儿就没死，被抓了壮丁，去了台湾。写《老屋》时我就想这么写，1980年代有了回音，还寄钱回来。

六

我二爸叫王生平，我们叫二大大，1949年左右娶了城郊东皋湾一张姓女子，生了王金德。因为政权更替，参加过地方部队去藏区剿匪，土改划成分享受优待，划了个中农。我二妈妈出生富农，反倒拖累了他。同胞兄弟的成分划分也可以区别对待，可以看出土改政策的机动性。我从未看见二爸挨批斗，他一直都是生产队喂牛喂猪，顶呱呱的人，话不多，一杆长烟袋，小车不倒只管推。台上斗他母亲斗他大哥，他只是埋着脑壳撕玉米、抹玉米，埋着脑壳搓草绳、打草鞋。他使牛使得好，种庄稼也是把好手。他们家住下院子，离我家稍远，早年的记忆不是很多。

生产队开会斗过二妈妈，大队开会也斗过。她个子不高，穿一身黑，包一条黑帕子，站在五类分子中间。她叫张绍芳，挨批的名头是富农分子。她也是命苦，民国二十三年（1935年）父母都死在张国焘的铡刀下。胡家坝人少，姓胡的都根正苗红，没摊上一个五类分子，挨批斗的只有高头婆婆、大爸和二妈妈三人。后来不斗高头婆婆了，台上便只剩大爸和二妈妈。一度我很纳闷，为啥他俩不是两口子？因为挨批斗，二妈妈跳过一次河。她并不想死，没有一头扎进深潭，只是滚在浅水处把衣裳打湿。第一个冲下河去的是二爸，把他的女人从水里拉出来，一边拉一边骂：“你这个瓜婆娘，想死，大河又没有闶盖盖！”

二妈妈皮肤白，长得慈眉善眼，长胖了像活菩萨。老了果然信佛，吃长素，给寺庙捐钱捐物。我受益于她的慈善便是上初中时，得到过她的几毛钱。大儿子王金德早已成家，小儿子王金泽也初中毕业，看见我家两个人挣工分、五个人吃闲饭心生同情。我写《老屋》时她还健在，回去看过她，两只眼睛都已失明，吃饭解手都靠摸。早先她还看得见一点，我去时她还帮着家里摘個菜什么的；后来就完全是个瞎子了，但耳朵灵，听得出我的声音，叫我李金勇，叫我喝水。当时她家还没修楼房，住在晒坝边，屋里苍蝇起坨坨。我看见她坐在苍蝇堆里，冷饭团喂到嘴边，苍蝇才飞开。

我一直在外面读书，跟二爸打交道少。大爸死，是他给净的身、穿的衣裳；我父亲死，也是他做这一切。他不怕死，也不觉得无书人（四川话，恶心人）。不说是自家兄弟，就是旁三外人，他都是带着感情在做：专注、虔敬、不折不扣。每个地方都有一个入殓师，胡家坝就是我二爸。他懂，从大的礼数到小的忌讳，每个环节都错不了，像生来就是做这事的。看坟地也会，挖金坑也会，当地丧葬传统那一套他都懂。他在棺材边料理我父亲的后事时，安静的样子就像是在他睡着的三弟身边编背篼。他不说话，悄悄做，轻轻搁，生怕吵醒了他爱失眠的三弟。

2004年6月2日上午我接到电话，说我二爸得脑溢血在县医院。我赶到医院，他已经不省人事，在病床上侧躺着输氧。他的两个儿子三个孙子都在。已经照过片了，颅内血管破裂，血出得多。说是头天下午在龙嘴子田盖上剔树突然晕倒，当时没有送医院，第二天才送医院。我什么都没说，在病房里站了会儿就走了。二爸呼吸困难，张着嘴像个哮喘病人出气，样子有点吓人。我那段时间一直抑郁，身体也虚弱，在医院的电梯里还在做深呼吸。

回家的路上，挥之不去的是二爸端一碗米干饭来我家找我父亲说事的情景。一只当时已没人愿端的土碗，米干饭上顶一挛酸菜。不是吃饭的钟点，他不是看牛才回来便是在梁包上薅草才回来。父亲四兄弟里，数二爸命最苦。我父亲五十岁上下开始享福，西装革履，油头粉面，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听收录机，自家的事自己做主。二爸不行，他和二妈妈跟小儿子过，小儿子两口子当家，他们只管干活。我父亲还找他二哥耕地、耙田，自己站在田埂上看。我父亲站在田埂上看二爸耕地耙田的样子，让我想起他们的老子王光湘，传说他就是这样站在民国的田埂上看雇工种田的。

6月3日妹妹和二哥从射洪回来看二爸。人已被拉回家，还有一口气，搁在晒坝边的保管室里，一帮亲戚守着，说话嗑瓜子，没有人太在意奄奄一息的人。看似极痛苦，其实已丧失意识，不晓得痛苦了。妹妹和二哥看过二爸，6月4日上午便往回走，谁知刚走到煽铁沟，二爸就断气了，他们又只好掉头回来。大哥开了吉普车回来，守灵守了通宵。我在吉普里眯了两个小时。

以下是我6月6日补写的日记：

六四过了。二爸死在六四的正午。两天前患了脑溢血。六四的大半天和整晚，我都在长桂老家。继3月参加我连襟母亲的葬礼，这又是一个。葬礼大都相似。烧纸啊，守灵啊，磕头啊，开孝啊，戴孝套或包拖拖孝，哭泣啊，忙碌啊，吃啊喝啊，打麻将啊，熬夜啊……不一样的是天气，季节、阳光、棺材，人们脸上的表情，粗大的麻绳，绿油油的青篾，树木一样的杠子，无精打采的端公和支客师……

三年后的初春，二妈妈也走了。3月6日走的，3月8日埋的，埋在桅杆坪。下葬当天，我在博客上发了图片，次日还写了博文《春葬》。送葬的情形记得一清二楚。春雨过后，山林、田埂、麦田和油菜花都湿漉漉的。草芽还没发起来，田埂是棕色的，竹林盖、安场坝后坪上有大片油菜花。别人都在埋人，将百米之外挖金挖出的石头传到坟上垒坟，我却满桅杆坪跑，四处拍照。我完全忽略了二妈妈，被夜雨后初春的美深深地吸引。我知道，这吸引里有自然之美，也有故土之情。

从二妈妈的新坟西望，不远坎上便是高头婆婆、大爸和王金勇的坟。大妈的坟在山顶老槽门，她是一个未被王家接纳的孤魂野鬼。

一个女人出生在了世界上，不是她自己的功劳，也不是她自己的罪过。她的父母民国二十四年就死了，死于张国焘的刀下。刚才在酒席上听一个老人说，死后无人收尸，田鼠把两个耳朵都啃光了。她的父母，估计死的时候还很年轻，而她还不满八岁。余下的七十二年是怎样过来的可想而知，其中有三十多年我是目睹了的。今天她死了，躺在杉木棺材里，一团儿的根儿（川西方言：蜷缩着很小的样子）。她的小儿子喊着妈、妈，把嘴巴张开，我给你喂点金。她的大儿子站在旁边望着，满脸树皮，土白布孝帕遮去半块脸。灵堂就设在她们家厨房，过去她天天出出进进的地方，早先是生产队的保管室，她挨批斗的地方。钉棺前，我透过香火的微光隐约看见她的脸，瘦小、干巴。

上面是我《春葬》开头的一段，算是对二妈妈的纪念。

二爸的长子王金德，1949年前后出生，是我们同祖父的弟兄里最年长的。我跟他关系近，是因为他在生产队拉板板车——进城拉大粪，我经常坐他的板板车。我们叫他“王司机”。板板车就是架子车，驴拉，人把着在地上走。拉车的驴分给我家看，父亲又分给我看，每日记三分工。早晨天不亮放出去，早饭后收回来去拉车，拉车回来我正好放学，又放到河坝里看。这样，我跟“王司机”有了双份的关系。王金德拉板板车那阵已经结婚，娶的是古城张家湾的张明淑，生有两男一女。

我在县城读初中的三年，正是“三中全会”后抓生产的时候，也是大集体最后三年，需要的粪水多。金德哥天天拉粪，每周三给我和读高中的二哥带水菜。那时候大哥当兵，我和二哥、妹妹三人都在读书，吃不起新鲜菜，顿顿靠水菜、腌菜下饭。星期天上学不能把一周的菜带全，多了会馊，吃到星期三，“王司机”再带。板板车上挂两个泡菜瓶子，走起来一挼一涮，嘀咕嘀咕响，那个场景我再熟悉不过，现今还时常梦见。粪车停在中学外面李家门口，金德哥进后院舀粪、担粪去了，我看见车上的泡菜，自己取走就是。泡菜瓶子是分开的，我的是我的，二哥的是二哥的。看见自己的泡菜瓶子，都是很亲切的。驴子拴在街边桉树上，再熟悉不过，走过去摸一摸，说句话，眼泪滚蛋儿一样落下。初一初二还坐过金德哥的板板车，骑在粪桶上，从西街到东门，从报恩寺到城湾里。那时候，报恩寺门前那棵皂角树已经长得遮天蔽日，四月的翠绿和冬日的萧瑟我还有印象。到初三我便不再坐粪车了，觉得丢人。想象自己骑在粪桶上从城里到桂香楼，或者从桂香楼到城里，驴子在前面走，金德哥把着车在地上跑，中间有两个小时的光景。粪桶虽然盖着盖子，垫着谷草，但碎石路很容易荡出粪水，看见比闻起更恶心。

金德哥的儿子王刚脑壳上还有一对双生儿，生下来没几天就死了，埋在底下河坝里桐子树坎下，上面压着三四块大石头。好几年，我看驴子过，都是胆战心惊的。特别到擦黑边，生怕从石头下钻出鬼蛋子。也有大点的孩子不怕，用木棍去刨沙、去挑石头下的破布。直到涨过洪水，冲了河坝，石头和破布才彻底消失。

或许就是那段时间，他妻子張明淑死过一回，喊不答应，金德哥把雷管点燃扔在床底下，才把她震醒。

七

我爷爷去世时，幼子王生正只有两三岁，母亲王赵氏没有尽到母亲的责，长兄王生后也没能当父，是二哥王生平和二嫂张绍芳盘大的。在兄嫂手下过日子感觉如何，从未听幺爸讲过。也就在我父亲进李家门的那个年龄——十三四岁，我幺爸便进了安场坝周家的门。周家是从川中蓬溪过来的移民户，只有两间草屋，独女周桂英还是个孩子。未成年就抱给下方人周家，也是不得已。家道一落千丈人无情，时代变革无奈，地主娃娃一夜变虾爬。

我记得幺爸已是上世纪70年代初了，他已经生了长子周元国，草房子也换成了木房子。幺爸入赘没有改姓，应该是时代变了，不兴写抱约了。周元国和王刚生在同一天——老辈子和侄子，是这个家族的一件趣事。

儿子就是儿子，哪怕不曾吃过母亲的一口奶，不曾受过母亲的一句好话，儿子依旧会回来认自己的母亲。安场坝离胡家坝近，走錾子岩小路更近，有大凡小事或逢年过节，我们总能看见幺爸回来。兄弟家见面不冷不热也是亲情，彼此看上一眼，说句话，喝杯酒，不见得血脉有多激烈地交融，但总能见到一点浓于水的蒸汽。幺爸回来看母亲，看不出是孝道使然还是有一份恋母的残情。

幺爸也跟大爸学过木匠，修圈修房子都没问题，在当地也是有名的掌墨师。有时三兄弟一起给人修房子，大哥自然是掌墨师。我父亲就是再聪明——人称土博士，再自以为是，在做木活的手艺上还得认可他大哥。大爸成分高，遇到搞阶级斗争的风头上不敢请，就请我幺爸和我父亲，但掌墨师该把的关还得由他们大哥来把。

我记忆最深的是幺爸的自行车。旧是旧，但骑得滴溜转，停在我家院坝里，支架撑起来，轮子还在转。我大哥二哥都是靠它学会骑车的。幺爸一过来，他们就把车推去生产队晒坝学。

我喜欢幺爸来，不是喜欢他别的，是喜欢他的自行车。早先是喜欢看，后来是喜欢学。最重要的一点，是幺爸准我们骑；就是绊了跤，把自行车哪里摔坏了，他也不骂我们，只是动手修好就是了——滑了链安链条，龙头歪了正龙头，护链壳脱了上颗螺丝紧一下。他反骑在龙头上，睁只眼闭只眼正龙头的样子我记得很清楚。我有时摔破了膝盖或者手肘，挨了父亲的骂，幺爸就帮我挡驾，说学车哪有不栽跟头的。

有一次我在生产队晒坝学车，已经不要人掌了，学得要会不会的，也是瘾最大的时候，但总还差点火候，不会转弯，一转弯重心就偏，龙头就扳不过来，不是直戳戳撞墙，就是眼睁睁摔倒。应该是1976、1977年的时候，我已经长高了，不再骑三角杠。

我最高兴的是幺爸把车放在我家几天。这或许是大哥的主意，他那阵初中毕业，在大队专业队抬田改土，和幺爸说得上话。车子搁两三天幺爸就会来骑走，我白天没空，晚上便推到月亮坝去学。在月亮坝里学车看不实在，有点飘忽，恰是这种飘忽让我学会了转弯。

在放学的路上碰见幺爸骑自行车，顺路的话就搭一截。他骑车的手艺一点不逊色于他做木活的手艺，爬坡上坎，过桥过沟，总是很慢很细心，坐在车上几乎感觉不到颠簸。他会择路，特别是雨后，只要有车辙他都敢择，路边的草茎也择，车骑在上面跟骑柏油路似的。

1976年国庆，父亲带我们兄弟仨去给幺爸家背水捞柴。那年松平地震，幺爸捞的浮柴堆成了山。从龙嘴子过河，走錾子岩小路。那次过后，我才对幺爸家的住地有了方位感。他们家住在大河拐弯的一个台地上，再往下是回水和悬崖，一条在悬崖上凿出的栈道把安场坝与长渠坝连通。之后赶古城走到黄陵庙，我便能准确地找到他们家的房子。

幺爸入赘的是一户贫农，自然在阶级斗争中没受什么伤。就我的感觉，他应该是不谙政治、不谙阶级斗争的，如果要说有什么阴影的话，也是被叫着“地主老婆子”的母亲和时常挨批斗的大哥间接带给他的。不谙政治的人，多少有点耍性。幺爸会喝酒，会打川牌，会听戏，在兄弟四人中只有他会耍。包产到户后，他隔三岔五会上平武或下古城去打牌。患癌做手术后，他买了电动三轮车，逢场天便骑到古城去打麻将。

1987年跑广东，我借过幺爸两百块钱。那时他挖金，攒了点钱。广东没走拢，钱花光便打转身回来了。账是我父亲还的。幺爸也不富，我借钱时四个孩子都没长大，但他没打一点摁腾（四川方言，犹豫的意思），我很感动。

我在阔达教书的时候，幺爸说过把他家老三转到阔达来读书，我没有拒绝，我只是说老家长桂的教学质量比阔达好，从考学的角度讲不划算。老三没来阔达，在长桂读完初中没有考上师范，便当兵去了。

印象中幺妈要比幺爸小很多，应该在十岁上下。我们叫她周桂英孃孃。她有点弱智，四川话叫瓜，见人爱瓜笑。她不管事，除了挣工分做不来什么，好在家里有老人，里里外外都帮着打点。

幺爸六十多岁患直肠癌做手术回来，我过河去看过他。我查了博客，是2006年3月4日。

坐摩托去安场坝看我幺爸。幺爸在烤火。又是木楼，又是癌，又是春天的阳光。我已经没了恐惧。母亲、金德哥、玉芳姐。王刚也在……回来的时候步行到桂香楼，有母亲同路。我在枇杷树拍了樱桃花，在泥窝里拍了梅花，在桂香楼拍了春天的田野（有过去我家的）。

三年后又去看过一回。幺爸的病发了，快不行了。在他们家虚角楼。幺爸被幺妈牵出，坐在炭火边，瘦得皮包骨头，说话连一点阳气都没有。大地震之后的冬天，重建尚未开始，到处还是废墟。照说我是不敢面对的，但还是面对了。我没说一句安慰的话，只是看看，算是告别。

又是春天。我在博客里查到了幺爸去世的日子——2009年3月27日，海子忌日的第二天。博客记了，我是一点印象也没有。我只记得出殡的情形，我站在街沿上用手机摄像。我还草拟了悼词。出殡的场面不大，但仪式齐全，法事做得细，没敢敷衍。盖棺的红布很鲜艳，大红公鸡很熊实，足以避八辈子的邪。掩棺、下棺我都在场，该做的过场也都做了。幺爸是久病，又是绝症，葬礼上没有人哭没有人怄，我称之为《欢腾的葬礼》：

幺爸死了。周五傍晚坐大哥的车去，守了通宵的灵，中间还草拟了悼词。幺妈一直都是笑呵呵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也都是笑呵呵的。老二周元清在成头。一个久病的人死去，大凡都是这样。幺爸的几个儿子媳妇都很孝顺，见了我们也都哥哥姐姐地喊，他们或许在事业和经济上不及我们弟兄，但人情味要比我们浓。老大周元国的媳妇是个喜乐神，下葬烧纸的时候还在装哭，哭得哈哈大笑。老二的媳妇长得端庄大方，人意稳重，里里外外一把好手。老三的媳妇漂亮、温柔，任何时候都显得很娴静。没有看见老四的女婿，听说出门打工去了。

葬礼在周六上午九点举行，知客师是我熟悉的知客师。“安场坝最不缺的是劳力。”知客师说。盖棺、绑棺、出殡，轻松一袋烟，自始至终玩笑不断，一片欢腾。我用手机拍下了出殡的全过程，回来看再一次感受到了欢腾。

“欢腾的葬礼”决不仅仅是词语搭配的智慧，而是人们面对他人死亡的一种态度。我想不只是今天，从古至今都是这样。只有自己的死亡才是死亡，别人的死亡与自己无关。

八

我婆婆是长河湾枇杷树王家女，就字牌看，也是从土司家族分支出来的。她是“英”字辈，与我曾祖父同辈，但我从不知道她在娘家屋里的名字，问我母亲，也不知道，只知道她叫李生王——嫁到李家后改的名字。小时候见过她的私章，哈口气盖在纸上就是“李生王”。她母亲是县城何家女。

婆婆有个姐姐，小时交给城里何家，姓何，我喊姑婆，我1978年进城读书住在她家，当时还在，不久便病逝了。我记得她的小个、白皮肤和缺了牙的嘴，戴一顶网状细格的黑丝帽。姑婆得的是肾病，双腿浮肿，脸也浮肿，肿起来更白。

婆婆有个弟弟叫王英烈，我母亲唯一的舅舅，1950年代死于意外，生有独女——我们的王光秀孃孃。

我婆婆生于民国元年（1912年）正月十四，青年时代也在民国度过，养成了一些民国人的习性，比如吃水烟。婆婆那双不大不小的脚是时代的见证——裹了又放开。婆婆洗脚的时候，剪脚趾甲的时候，我总爱去看。它们不大不小，成条形，既不像我们自然生长的脚，也不像高头婆婆缠过的尖尖脚。婆婆吃水烟，把水烟和水烟袋放在灶窑里，架火的空隙装一袋，用火钳夹了火子点燃吃几口。女人家吃水烟，是一道民国风景。

我在《老屋》里较为详尽地写过我婆婆的身世。她大约是民国二十二三年嫁到胡家坝李家的。婆婆不止一次对我讲到她新婚丧夫的民国二十三年（1935年）。那年她二十三岁，开始在李家守寡，无后。四年后，也就是民国二十七年（1939年），袁朝彦上了李家的门，并于第二年冬天有了我母亲。

在我的记忆中婆婆一直都很能干，父母在生产队挣工分，家务事全凭她一个人，做饭、扫地、掐菜淘菜、砍猪草煮猪草喂猪、推磨打米，一样不落。六十几的人，挑一挑水走河坝里上来不换肩。再上些年纪，就半桶半桶地挑。我在《三处水磨坊》里写到跟婆婆去长石坝推磨的情形。

婆婆于1986年清明前两日故去，是清明当天下葬的。清明时节雨纷飞，送葬的队伍从我家老屋前面的院子出发，绕道生产队保管室的晒坝和九胜家门前，再经过我家吊脚楼后面，走大柴林里上到上桅杆坪坪的机耕道。我写的悼词。我念的悼词。毛笔字，几分钱一张的化亮纸。我清楚地记得，悼词贴在金门上，金门凹槽的门齿使悼词富有立体感。

婆婆死了，睡在提前二十年为她打好的棺材里。她的背驼得厉害，我担心她睡不平，柏木板会把她那把老骨头硌疼。她不能侧卧，她的背底下一定垫了软和的东西。我站在棺材边上，透过棺材盖斜出的口子跟婆婆告别。婆婆的脸瘦小、干瘪，但安详。

婆婆百岁那年，我写过《辛卯清明忆婆婆》纪念她，也是想让她活在纸上。

我们姊妹四个，婆婆对我最好。我的小名就是她取的。1987年我因“资产阶级自由化”从南坝贬到水晶，把名字改成小名，也是对她的纪念。那时，她刚刚过世一年。听婆婆说，我三岁前长得瓜俊，人见人爱。三岁那年得了场大病，一下子变得面黄肌瘦，到处找人摸食，捡药吃也不应，父母都死心了，连“反正前头有两个了，带不带得起看他的命了”这样的话都说了，是我婆婆不甘心，说“娃娃盘这么大不容易”，把我带进城住在她姐姐家，然后上县医院医好的。多年以后，我已经出来教书了，婆婆对我说：“你是个菜虫，小时候最爱吃菜，你是把豇豆子熬洋芋吃多了。”

我是婆婆救活的，自然最得婆婆的爱。四五岁时，父母要把我交给桂香楼街上徐福信家，我婆婆坚决不干。十一岁时，父母又要把我交给城里一位姓李的成都知青家，我婆婆还是没干。

婆婆最爱我，最疼我，她的爱至今都还留在我的身体里，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能够清楚地触摸到。遇到特别感伤特别绝望的时候，遇到拷问爱的时候，婆婆便会站出来，给我依靠。毋庸置疑，婆婆是这个世界最爱我的那个人，甚至是这个世界唯一爱我的那个人。夜深人静，孤独无助，一个一个推敲你遇到的人、经过的人，只有婆婆给我的不是背影。

我十七八岁爱上文学，一辈子写字，也是我婆婆结的缘。很小的时候跟婆婆睡，后来跟二哥睡，婆婆天天在床面前砍猪草，天天给我们讲故事。我一辈子都记得她讲的《吃人婆》《赵巧送灯台》和《夜明珠》……我写过这些故事。我睡在床上，婆婆一边砍一边讲，她以为她只是在哄我们睡觉，她不知她是在把甘露洒入我的心田，她不知道她是在启蒙一个作家。有时砍着砍着，讲着讲着，她就睡着了，我从蚊帐里探起身看婆婆，看见的是她的背影——驼背的背影，在昏暗的煤油灯的光线里。

婆婆对我写作的另一种影響是语言。她的语言特别丰富，不管是说话还是骂我们。我会说的很多方言，都是从她嘴里学来的。她的发音也很地道，胡豆一定是“hu豆”，而不是“fu豆”；水壶也一定是“水hu”，而不是“水fu”。她骂起我们更是一套一套——短命的、天杀的、挨炮火的、啃沙的、跌河的、筑岩窠的、挨千刀、砍脑壳的……但我从没听见婆婆骂那些乡俚脏话，特别是骂女娃娃的话。

九

我父亲排行老三，原名王生育，入赘李家后随我母亲姓李。生于民国二十七年（1939年）农历十月，卒于2002年农历正月初八，雨水，享年六十三岁。

我父亲是王光湘四个儿子当中最聪明、也最有出息的。也可以说是五服内“生”字辈中最有出息的。当了一辈子农民，年轻时吃了出生的亏，中年遇上改革开放，如鱼得水，由生产队记分员升任队长，撤销公社建乡后，当过两届人大代表。他的“丰功伟绩”，我在悼词里一一列举了。他搞经济也搞得有点明堂：淘金，跟广东人做金生意，合股挖窝子、开槽子当金老板。1986、1987年到1991、1992年，是他挖金的高峰期，也是他跟黄金打交道最多的时候。我大哥二哥，堂兄王金德、王金勇、王金泽，包括李家兄弟李金全，都跟他淘过金、挣过钱。我读师范回来也跟他挖过河浪子、抬过窝子，教书过后还跟他挖过槽子。当万元户是他的理想，最后也当到了，但没见到现钱，是以存金的方式当到的。货币贬值，金价跌涨，他这个万元户起起落落。

出生的局限性，以及真刀真枪的阶级斗争，教给了我父亲一种圆滑世故的处世哲学——“打鬼随鬼转”。不是他发明的，是中国人自古便有的生存哲学，他捕捉到了。因为这个，他老来坐在后门外的长凳上夸口：“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我都经受住了！”他吃到了逢人说人话、逢鬼说鬼话的甜头，便认定这样做是他的聪明才智；我们长大了，又在我们当中推广。

父亲是个小人物，但他却结交了不少“大人物”。我记得的公社书记李恩宽、张子善、吴志均、席孝友他都交往过，好几个副书记、武装部长他也交往过。他跟1970年代长河湾的红人、学大寨的带头人钱元亨交情甚笃，伙食团最困难的时候钱给他分过一块牛油。他跟本队的任忠仿交情好，只因为任是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实话说，因为父亲的这些关系，高头婆婆、大爸和二妈妈少挨了不少批斗，至少没挨过枪托。

写作以来，我写父亲写得多，尤其他病故之后。算不上盖棺定论，但绝不是只说好话，都是些真实叙事，评价也真实。但也是从我真实的记忆与感觉出发，从我的价值观出发的。

我在《怀念与审判》的结尾写道：

现在好了。写下这些文字，我和我父亲的所有的缘分都了结了。怀念，或者审判，都是一种交代，一种了断。我在怀疑我父亲的同时，也深深地怀疑我自己。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深厚漫长的集权与专制的历史的国度，作为一个集权与专制的受害者和反思者，审判父亲是耐人寻味的，也是别有用心的。

这是真实的感觉与认知——首先是感觉。从记事以来，父亲对我都是个威胁。他像块石头压着我这棵草芽，不让我生长，不让我说话，不让我思考。他从未让我跟他平起平坐过。他的观念就是不平等。

最早有关父亲的记忆便是在曾家门上划一个疙瘩柴。他划，大哥二哥背，我远远地站着看。那是1966年大洪水过后捡的疙瘩柴，照此推算应该是1967、1968年的光景。

下一次鲜明的记忆是公社通报林彪事件的当晚，父亲开会回来，从厨房拿出菜刀，划开了神龛上的主席像，把林从毛的身边拿下。当时我睡得梦儿糊涂的，爬起来看。菜刀未必就是父亲的立场，清除林是政治的要求，也是父亲对打鬼随鬼转的处世哲学的践行。

父亲跟得上形势，爱看坝坝电影，只要放电影，再远再累都要去。他不只看，还动脑筋分析，给别人解说。父亲看电影就是读书，不仅能从中看出黄金屋和颜如玉，还能从中看出人情世故以及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父亲有文艺细胞，我听见他轧马草时唱过《敖包相会》。大哥当兵后，他在与大哥的通信中写过诗，勉励大哥在军队这所大学里好好锻炼，当个排长连长，转业回来好做官。一首诗总是配搭一袋黑木耳和一袋香菇，寄往石家庄郊外正定县的一个军营，指望有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效果。

我1978年小学毕业，考上了古城中学，是我县城的表叔主动把我转到平武中学的。表叔在平武中学当工人，没什么背景，完全靠死搅蛮缠。

要说转学的效果，我觉得有两点，一是启蒙了我的人身自由——我不住校，住表叔家，可以不受作息时间的约束；二是县城的女生穿得好看，长得好看，让我遮在皱皱巴巴的蓝咔叽衣裳下面的青春期特别地汹涌，同时也提升了我的审美。

父亲人格里的东西很深很丰富，这是他变故的家庭和不幸的童年造成的。他不是缺失母爱，是根本没有母爱。他有家有兄弟，却是个孤儿。他人格里有一个孤儿的自卑，一个黑暗处，又有种伪装的强大，企图遮蔽自卑。

发生在父亲身上的两件事可以带我深入到他的多少有点病态的内里。第一件事发生在1976年冬天。早晨起床，一家人在火塘一边穿鞋袜一边听广播，听到“丰衣足食”这个成语，他叫二哥解释，二哥解释不了，他就叫我解释，我解释不了，他就不让我去念书。二哥上五年级，我上三年级，照理应当追究二哥而非追究我。我没把父亲的话当真，吃了早饭背上书包照样上学去了。谁知走到路口青皮树底下被出早工的父亲看见，他丢了扁担，从麦田里冲过来撵我、吼我，当真不让我上学。我平常最怕父亲，他说一我不敢二，但这次我没听他的，我拔腿便跑，一边跑一边骂他神经病。父亲为什么跟我较真而不跟二哥较真，我至今也理解不了。这不合逻辑，给了我反叛的理由。我在绝望的狂奔中第一次骂了父亲脏话。更不合逻辑的是，晚上回家他并没追究，像是压根儿没发生早上的事一样。

第二件事要严重得多，意义也要大很多。大约是大哥当兵走后的第二年腊月，即1979年腊月，父亲要离家出走，没有商量的余地。他要出门去当木匠，已经收拾好做木活的工具。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父亲和母亲之间发生了什么事。父亲埋头坐在火塘里，第二天天一亮就要出发。母亲挽留无效，流着泪说：“你实在要走，也要把平娃子叫回来，说清楚了再走。”或许父亲和母亲之间并没发生什么大事，父亲只是厌倦了这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想当个“跑摊匠”，自由自在的。也有可能是父亲没有从根本上融入母亲的家庭，一直摆脱不了寄人篱下的感觉……这仅仅是推测，没有人敢问他。他坐在火塘里坚持要离家出走的样子很萎靡。火塘的火快熄了，有種绝望的气氛。我只听见母亲在说，父亲已经无话可说了。我没有态度，二哥和妹妹也没有态度。我已经找不回当时的感觉了，好像既不希望他走，也不希望他留。母亲把墙那边的胡玉国叫过来，把一把手胡玉元、保管员胡玉培都叫来了。胡玉国跟父亲走得近，在母亲看来，他说话父亲会听。记得是个早上，院坝打扫得很干干净净，弥漫着怄火灰的气味，几个人坐在火塘里比前比后地说，比前比后地挽留。“我出去只是做木活，又不是不要他们了。挣不到钱不要他们管；挣到钱了就寄回来，供娃娃们念书。”父亲把脑壳埋在胯裆里，对劝说的人说。我坐在一旁听，脑壳里浮现出一个走村串户的木匠的形象。

不知是听了别人的劝告，还是自个儿想通了，父亲最终没有离家出走。第二年腊月，大哥回家探亲，一家人都高兴，围着桌子吃饭，我猛然记起了那个敏感的日子，自以为是地问大家：“有没有哪个记得去年的今天我们在做啥？”父亲极敏感，听了脸一下黑成了锅底，剜眼恨着我。

有时我会去想父亲真要离家出走会是一个什么结果，我们家，我们全家七口会是一个什么境况。父亲要是在外头挣不到钱，母亲该如何供我们读书？母亲会不会改嫁？父亲会不会死在外面？改革开放了，政策好了，父亲聪明，他在外面发财的可能性很大；发财了，还认不认我们？认不认母亲？追问这一切虽无意义，但想象一个走村串户的木匠父亲，却有一种诗意，它延展了一个人的生活空间，也延展了人性。再遇上个女人，生个孩子，便又多了一种小说的审美。

父亲查出癌已经是晚期，医生宣判三个月，他却活了一年。父亲忍受病痛的毅力是超常的，他有种超强的求生欲望。他那么爱生，上天却没有给他。

我在《怀念与审判》中写道：

在医院里，我又一次目睹了父亲的疼痛。一种无法描述、无法重复的疼痛。我父亲的疼痛撕裂了白布缠裹的时间和那么多没有睡眠的眼睛。整个夜晚，父亲都在呻吟和嚎叫中不断地变换姿势——疼痛让他无法把一种姿势保持片刻。止痛片一把接一把地吃，杜冷丁一支接一支地注射，都止不住我父亲肝痛。汗水打湿了父亲的衣裳，结晶出灰白的盐粒。

父亲如此痛苦不堪，我却依旧与他保持着距离。身体的距离和精神的距离。我不与他说话，他有什么要求，我尽量敷衍。当他的器官暴露的时候，我就转过頭或闭上眼睛回避。我厌恶我父亲的器官。过去好的时候厌恶，现在坏了更厌恶。接触过父亲之后，我总要去洗手间长时间清洗。我为我父亲所做的一切，只有义务，没有情分，没有爱的细节。

当一个叫麦刚的年轻医生和CT机共同确诊出我父亲的癌时，我和我的兄弟姊妹显得异常地冷静。我看见睡在病榻上的父亲在不断远去，像一只扁舟在黄昏离岸。小时候，我们诅咒父亲死，而今当父亲真的要死去的时候，我们又不那么想了，我们姊妹四人坐在一起，商量着如何拯救我们的父亲。

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坐在确诊得了癌的父亲的身旁。车过青白江时，天光开始变暗。透过车窗，我看见了绿色的田野。不同于涪江河谷的那种小块田野，而是广大的川西平原。桑塔纳在高速公路上疾驰，云压得很低，黄昏让我不断地生出幻觉。绿色的田野和灰色的瓦房子从远处扑来又飞快地退去。想到父亲身体里的癌在一两个月之内就要让他永远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我不禁潸然泪下。我知道，对于父亲，这是他的第一次成都之行，也将是最后一次。

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父亲未必。他只有哀。他的哀是每个垂死者都有的：惊恐、惶惑、凄楚、寡言、流泪、低泣……哀之余，父亲依然表现出他“言不善”的一面。

生命在一点点离开父亲，而我靠传统培养起来的感情也在一点点散去。父亲是父亲的掘墓人。父亲不只戴着面具，还包裹着画皮，画皮下面隐藏着一颗冷酷、自私、变态的心。父亲一见我就开始数落大哥，数落得牙齿铮铮响……最后，数落变成了诅咒。父亲甚至说，他到了阴曹地府也不会放过大哥。

父亲对我的“言不善”只是一种恨——恨铁不成钢。我没有听他的——入党，打鬼随鬼转，当官发财，没有把小车给他开回去。在我父亲看来，我是一块好钢，学习成绩好，文章写得好，但用错了地头。父亲眼里的钢是务实，而我却选择了务虚。父亲不懂务虚，也瞧不起务虚。他说写文章要是不能挣钱，连狗屎都不如。

我父亲要死了，我天天都在对他好，陪他，伺候他，和他说话，让他快乐，但他不在乎这些，他依然只在乎钱，到死都只在乎钱。我拿不出钱给他付医药费，他又骂我是鲜端生（本地民国时候的落魄文人）。

父亲自杀过三次，一次是拿剪刀劐腕动脉，一次是拿菜刀割颈动脉，一次是吃安眠药，都没有得逞。

2002年正月初六，妹妹、妹夫从射洪回来，一家十几口人聚在胡家坝老家。父亲还能说话，掌着篱壁还能走路。我站在梯子上取腊肉，他还晓得在下面给我指瘦肉。他的声音越来越像女声，没有一丝阳气。我们扶他到后门外晒太阳，起风了又扶他回屋。正月初七，妹妹、妹夫回射洪，我回绵阳。初八下午，接到大哥的电话，父亲走了。我们连夜赶回，父亲已经入殓。

现在真的好了。我父亲一个人躺在远离我们的泥土里，不再威胁我们的自由、幸福和快乐。我们兄弟姊妹，包括我母亲，不管是打电话，还是见面，都不再提起他。我们挣钱，花钱，睡觉，即或偶尔思索，都不再涉及他。我们就是我们。我们只是我们。

这是《怀念与审判》的结尾，也是这个家族记忆的结尾。十三年过去了，父亲在我的记忆里渐渐变得温和，颇多细节让我怀想。十三年，年年去他的坟上，我都不说话，只是表达一种文化的念想。

父亲走了，他不在坟里，去了另一个世界，而坟属于这个世界。

父亲是我的树兜，我是兜上长出的树。长高了，才把一切看清，才懂得宽容、懂得血脉的爱。

责任编辑 姚 娟

主持人语：

阿贝尔是我多年的朋友，长时间不联系也不会有陌生感。

早些年，贝尔曾经说自己不是特别男人的男人，有点儿女性化，主要局限于气质和心肠吧。但他的文字凝练深沉，甚至是棉里藏着针。他写下了《一个村庄的疼痛》《怀念与审判》等代表作品。特有的敏感细腻造就了他语言的柔软，而阅读和思考培育的理性又让文字多了些骨头。他的文字不在乎阅读者的理解和误读，他在意的是文字的内核与自己内心的表达。

他认为写作要真诚，包括态度的真诚和语言的真诚。他拒绝因多种因素可能造成的平庸，着力于“内向”与“外向”的突围。向外涉及物力和体力，向内则涉及灵魂与精神的侵蚀和挖掘。阿贝尔的写作正在继续分蘖、拔节，有力地生长。

——主持人：张 鸿

阿贝尔：1965年生。1987年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作品发表在《人民文学》《花城》《天涯》《上海文学》等纯文学杂志，入选多个选本。已出版散文集《隐秘的乡村》《灵山札记》及长篇小说《老屋》。花城出版社推出的散文集《白马人之书》和长篇小说《飞地》即将上架。现居四川平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