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故乡的城市

那里没人将我等候，也没人将我跟随

我却在那里将一个人紧追

他跌倒了又爬起来

一见我便说没有谁

———引自帕斯的诗《大街》

一

你认识一个叫耗子的人吗？

对。耗子是个难听的名字，你可能觉得他非常讨厌，并且很容易想到乡下进城的农民工那种贼眉鼠眼的样子。但你如果见了他，就会发现根本不是这样的。他穿着白色的短袖衫，对谁都彬彬有礼。不像耗子，也不像农民工，倒像个高中生。

耗子是我的小老乡，来自洞庭湖和长江交汇处的一个水窝子。但在他来广州之前，我不认得他，也并不知道他的存在。可他听说过我。当然，如果不是偶然碰到，他不会找我。他也不知道我已经流落到了广州，他一直以为我在离故乡比较近的某个城市里吃皇粮，当干部。

耗子后来告诉我，他是一路站到广州的。

耗子一路上都感到异常亢奋。

耗子的亢奋是很正常的。耗子坐的那车，是我们乡下人叫老破驴的那种车。而我知道，从乡下通往城里的那条路也总是坑坑洼洼的。车要咬着牙跑。一个人坐在这样的车上，也必须死死咬着牙，两只手还得死死地抓住车上的一样东西，就像吊在那儿。耗子没座儿，一路上都站着，不过站着反倒比坐着踏实，两只大脚使劲蹬住车底板，两只手使劲抵住车顶篷，这让他很亢奋，有种顶天立地的感觉。

不过，这样的一辆老破驴是无法把耗子拖进广州的。到了县城，耗子又换了一辆车，火车，还是没座儿，还是站着，也还是那么亢奋。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去广州呢？广州到底是个啥地方？耗子这样想了一千多里路，想过了两个省。他两眼一直不停地盯着窗外那两道闪电般掠过的光芒。那是两条闪亮的铁轨。这可能是耗子感到特别亢奋的又一个原因，他觉得自己终于上路了，真的上路了。

火车奔驰了一天一夜之后，耗子突然什么也不想了。他被火车吐了出来，像谁吐掉的一颗枣核。他站在车站一侧的那个丁字路口，开始奇怪地感到心虚。面对这样一个大得没有边际的城市，这满街的车流和万头攒动的人流，耗子突然感到自己很渺小，他担心自己往这人海中一走，就找不着北了，甚至找不到自己了。

请原谅我在此不厌其烦地口罗嗦，这是一个农民工走进城市的历史，当然，还仅仅只是一个开端。

此时离我碰上耗子，还有一年零三个月。

二

在广州，我住在区庄，上班的地方在东山寺右一横路。如果对广州比较熟悉的人，知道我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近路，横穿环市东路、东风路、中山二路，沿着农林下路一直往南走，走过达道路，在广州军区那里往左一拐，就到了。这条路适合步行，但不适合骑单车，因为要经过太多的天桥和马路，既麻烦又不安全。只在我的单车被偷走之后，我才会走这条路，步行。还有条路，绕了一个大弯子，经过区庄立交桥下，从环市东路转广州大道，再从天河立交桥下穿过，转东山寺路，往右一拐就到了。这条路远是远点，但一路上可以不下车，而且一路靠右，我可以把车蹬得飞快。我虽没有别的车，但飙飙单车也够刺激的，觉得自己还没被这个南方大都市的节奏和速度甩得太远。

只在穿过两座立交桥下时，我才会把速度放慢。桥下人太多，太乱，气味也十分复杂，常有人提着裤子往里闯，他们可能嗅到了类似于厕所里的那种污浊气味了。这里挤满了小商小贩，卖烤红薯、烤羊肉串的，擦皮鞋的，走江湖卖狗皮膏药的，卖盗版光碟和黄色书籍的，修单车补皮鞋的，卖假发票的，打零工的，装修游击队，全都挤在这桥下，一到天黑，这里还有招徕嫖客的下等妓女，据说还有贩卖枪支弹药的。这里是城市的一个灰暗地带。在一个高速运转秩序井然的大都市里，总有那么几个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死角。也不是没有人管，我常常看见那些穿着灰色制服的城管人员过来稀里哗啦地砸摊子，把人拖走，这反而让局面显得更加混乱，甚至引发过把人打伤打死的恶性事件。当然，最常见的办法还是罚款，收管理费，在国庆节或市容、卫生检查时提前告诉这些人，让他们这几天别出来。这样的举措还真的挺有效，让我觉得，哪怕是这么一个混乱复杂的地方，可能也有某个人在背后行使着管理的职责，很可能就是被官方称为黑社会性质的那种人，他们在制度之外那些被官方忽略了的或无暇顾及的死角和缝隙里行使权力，实施动物世界里那种弱肉强食的统治。

当然，这样的统治者你轻易不会看见，就是看见了你也不一定知道是他。

这里最神秘的是个像叫化子一样的老头，屁股下塞着半块砖头，眯着眼靠着一堵墙坐着，没看见他摆地摊做买卖，也没看见他修单车擦皮鞋，就像这混乱世界的一个旁观者。我每次看见他，他都这样一动不动地坐着。光头，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了，那张蜡黄的脸上毫无表情，脸上有一道刀疤。他这样一动不动地坐着时，那瘦小的身子仿佛深深地嵌进墙壁里了。

这么个古怪的干巴老头儿是干什么的呢？你绝不会把他与那种黑道上的人联系起来。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黑道上的人大多是身材威猛面目凶横、手臂上和胸口上都纹着青龙白虎而且连胸口都长满了黑毛的青壮汉子。这号角色也时常在桥下光顾，找上谁了谁倒霉，谁出血。血就是钱，不给钱就让你真的出血。一天早晨我打这儿经过时，正好碰上几个道上的人在这里找茬要钱，但谁都不理他们，修单车的修单车，擦皮鞋的擦皮鞋。这伙人便在那修单车的汉子脸上掴了一耳光，问他是不是聋了。修单车的汉子好像真的聋了，捂着耳朵呆立着。这伙人又在一个擦皮鞋的半大孩子脚上猛踩一脚，踩得那孩子一声惨叫。怎么？踩到你的尾巴了？那家伙踩了，又故意问。他们大概是觉得这话挺有趣，都咧嘴笑了起来。

这时那如僵尸般坐着的老头身子动弹了一下。

你们闹够了没有？他用低沉的声音问。

只这一声，那伙人全都瞪大眼睛看着他了。这叫化子一般的老头离他们很近，一直就在他们眼皮底下，可他们就好像现在才突然看见这么个黄皮寡瘦的怪物，连两只瞳孔都是黄浊的，可这么个怪物又怎么敢问他们闹够了没有呢？看那样子病恹恹的，连站都站不起来了，就像快要死了。

七八个人一齐盯着这老头时，这老头竟连眼皮也没眨一下。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但我也希望有奇迹出现。我暗自猜测，这老头一定像那些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可他只是低声又问了一句，你们是刚出道的吧？去问一下你们的师傅，给他捎个信，就说潘叔问他好呢。

这老头声音很低，还有些吵哑，但我听见了，听见了还是云里雾里，疑是黑道上的秘语。更让我吃惊的是，那伙人中为头的一个立刻冲老头抱了抱拳，又敬上一根烟，说了声失敬，就带着一伙人撤了。

那根烟老头儿只放在鼻子底下嗅嗅就一点一点地捻碎了。

这桥下又恢复了往常的秩序，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个卖假发票的女人闭着眼睛放声唱道，发票啊发票啊，增值税发票—啊！

三

后来我听那个叫耗子的小老乡说，他第一次走到区庄立交桥下时，就被这老头彻底收拾了。

哪儿来的？那老头斜着眼睛打量了他一眼问。

烟波尾！耗子说。他心里这会儿还挺牛。

那老头当然不知道烟波尾在哪儿，烟波尾太小了，只是一个村子的名字，在广州，哪怕是外省的一个县，乃至一个地区也不一定有人知道的。那个老头低声吼叫起来，问你哪个省呢！对这叫化子般的老头，耗子和我一样，一开始可能看走眼了，他不想搭理这老头了，他也实在受不了这种盘根究底的审问，你是城管呢还是公安呢，问这么多干什么？耗子心里这么说。可他马上就听见那老叫化子含糊地哼了一声，像是极度轻蔑。

过一会，有人来桥下找人去搬东西，耗子立刻就凑了上去，他还感到特走运，没想到刚一来这桥下就能揽上活。这时那老叫化子突然瞟了他一眼，只一眼，耗子就像挨了一下电击，一下被打出好几步，屁股有力地弹在墙上，又被反弹到地上。顷刻间，就有五六个人一下子压在他身上，一顿拳打脚踢，耗子感到天都塌下来了，好长时间，眼里还一团漆黑。

那老家伙的目光再神奇，也不会有这般厉害，耗子是被早就在这里候着的短工们揍了。但这些短工汉子若没有老家伙的示意，是不会揍他的。耗子的眼镜不知摔在哪儿了，眼窝也肿起太高，好长时间什么也看不见，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在哪儿了。等他重新能看见东西时，第一眼看见的就是这老叫化子样的老头，耗子对这老头充满了敬畏。

知道我是谁吗？老头问。

知道潘叔是谁吗？老头又问。

就是我！那老头指着自己的鼻子小声说。

耗子这次进城，不知作过多少次假设，就是没想到还有这样一个假设。而这事已经超出了正常的生活范围，如果不是耗子亲口对我讲的，我更相信它是小说里的情节。可我相信这个小老乡的诚实，你如果看见了他，一定会觉得这是个诚实的小伙子，刚刚长到懂事的年龄，看上去多么实心眼啊，脸上还有细粒的粉刺疙瘩。再说，他有什么必要撒谎呢，即使撒谎，他也会说自己把别人揍成了怎样，而不会说别人把他揍成了怎样，这毕竟是让一个年轻人感到很屈辱的事。可那个像叫化子一样的老头到底是凭什么控制着这来自各个省的、背景和经历都十分复杂的人呢？

耗子说他也不知道。

四

区庄立交桥可以算得上广州的一个枢纽，它是环市东路和先烈中路、先烈南路、农林下路相互联系的中心环节，四周都是一幢比一幢高的现代化楼群。但大多的广州人也许只注意到了它的上半部分，能被阳光照亮的那一部分。而下面，处在最底层的这些人，是很少有人看见的。这些人大多只穿件被汗水浸得发黄的背心，大裤衩，旧轮胎割的牛鼻子凉鞋，有的干脆光着膀子，壮得就像一个个傻子。在那些生长在亚热带的瘦小而精明的南方人眼里，或许他们就像真正的傻子，不知来自外省哪个愚蠢的村庄。

那时我供职于广州一家著名的文艺出版社。桥下，有个修单车的江西汉子经常让我给他买书，他的品位还挺高，每次都是买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罗曼·罗兰的小说。我的一位同事问我给谁买书，我说是个修单车的，他一听就用广州腔嚷了起来，有冒搞错啊？

那江西汉子，现在我已经忘了他叫什么了，个子十分高大，比我足足高出一头，但他很少站起来，很少显示出他真实的高度。他给单车打气时，身子一弯一弯的，肚子一鼓一鼓的，浑身黝黑，浑身都被黑汗渗透了。这个形象我一直没有忘记。桥下修单车的摊子很多，只要有个人推着单车过来，就有十几个浑身油腻的脑袋把脖子朝前伸长了。但我每次都找他，他的江西话我听得懂，跟湖南话尤其是我家乡的湖南话差不多。或许是这相似的乡音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他有时也跟我拉拉家常，倒一倒心里的苦水，他可能也很难找到一个像我这样对他的家常和苦水还有点兴趣的听众。既是家常，自然没有多少新鲜事，无非是贫穷，疾病，猪发瘟了，孩子的学费缴不上了，但这又都是一个农民必须面对的事。一次他无意间流露出了某种悲观厌世的情绪，他说一个人活得这么苦这么累，如果只是为自己一个人活着，他早就不想活了，不要这个不堪重负的生命了。

这话让我心里一惊。但他没注意我脸上表情的变化，仍低着头，用劲地给钢圈上螺丝，那把扳手很大，不像是修单车的，像是用来修汽车的，可在他手里使唤得挺麻利，拧得每一个螺丝都像他咬紧的牙齿一样坚固。

我把钱数给他时，他叹了口气，说明天又该给孩子寄伙食费了。我问他孩子学习怎样，他苦笑着说，末把子。

末把子？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他再次苦笑了，说就是倒数第一啊。看见我的表情更加奇怪了，他又说，孩子他妈也早就不想让他再读了，一个末把子能考上大学？可他就是要读，老师也说他读书肯拼命，就是脑子慢点。慢就慢呗，多读点书总是好事，只要他愿意读，他读一天，我就供他一天。

我推着单车走时，他又捧起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已经读到第四卷了。这是一个古怪的读书人的形象，那把大扳手挨着他大腿的一侧放着，像是一件异常沉默的武器，在捍卫着什么。

五

我的单车坏得越来越勤，但每次都不是骑坏的，是被路上的碎玻璃渣扎破了车胎，又总能在离这些碎玻璃渣不远的地方找到一个修单车的。这当然不是巧合。有人告诉我，说这些碎玻璃渣就是那些修单车的人故意撒的。但我从来没问过那些修单车的汉子，我感觉自己是在小心翼翼地守护着某样像玻璃一样易碎的东西。

坏了，出几块钱修修也就罢了，但有时一辆单车干脆就被人偷走了。谁偷走的，正宗的广州人是不会干这种勾当的，只能是那些从外面来的、进城务工的农民。广州人对外省人大多没有好感，除了地缘上的原因，更多的还是这类偷鸡摸狗的事让他们恼了火。像我这种人，既来自外省，在广州城里还算有一份算得上体面的工作，属于那种夹在中间的人，身份和心情都比较复杂。内心里，我对这些进城务工的农民有一种天性的悲悯和同情，而一涉及到自己具体的利害，当一辆崭新的单车突然被偷走了，你不恨死了那个偷车贼才怪呢。谁也不是圣人。

还真有那么一次，有个偷单车的农民工被区庄管区派出所的民警抓到了，叫我去指认。我去时，那个乡下小伙子跪在地上，浑身还沾满了某个建筑工地的石灰和水泥浆，脸上已不知被谁揍得青一块紫一块，撅起的屁股上都是被踢过踩过的脚印。进门时，我也真想在这屁股上狠狠踹上几脚，而且我一进门，这屋里的民警就走到门外去了，并且不断打哈欠。对此我心领神会，他是故意给了我一个发泄的机会。可我一下碰到了这乡下小伙的眼神，他扭头惊恐地又乞怜地看着我，他没向我哀求，但他的眼神在向我哀求，跟一只等着挨刀的羊的眼神一样，透亮，绝望，而忧伤。就在这一瞬间，我忘了他是一个偷了我单车的贼，也可能是我天性中的那种悲悯开始起作用了。我没揍他，反而莫名其妙地问他，你怎么不好好打工呢？怎么要做贼呢？

但我饶了他，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会饶他。很快又有几个人进来了，有被偷走了液化汽罐的，有被偷走了油盐柴米和高压锅的，有被偷走了衣服的，我没想到他会偷走这么多东西，这也都是一个乡下人才会偷的东西。新的一轮殴打开始了，有人就用他偷走了又被重新找回的高压锅使劲在他身上砸。他咬着牙没吭声，但他的牙缝和嘴唇里有鲜红的血渗出来……

六

耗子是个很细心的小伙子。他虽说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南方的大都市，可在他祖祖辈辈居住的那个叫烟波尾的村庄里，已经有一茬一茬的小伙子姑娘们获得了新的身份——打工仔和打工妹。在来这儿之前，耗子已向他们把许多事都打听过了，所以他一来广州没有急于去找一份长远的工作，而是先找些短工活儿干干，等把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都跑熟了，也就比较容易找到一些长远的机会了。这说明中国的农民工已经开始积累自己独特的城市生活经验。

但耗子没想到他第一次揽活时就挨了一顿臭揍，揍他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家伙的农民兄弟。不为别的，就因为他初来乍到不懂这里的规则，抢了别人的活儿。你甚至不是抢了人家的活儿，而是抢了人家的饭碗。耗子很快就发现，他不仅是对那个叫化子样的老头视而不见，而且忽略了一种秩序的存在。在这混乱、嘈杂、五花八门的人和五花八门的事都乱糟糟地挤成一堆的桥下，有一种无形而又强大的秩序一直存在着，你要想在其间生存，你就得遵循它的规则。这是耗子挨了一顿揍后获得的又一宝贵人生经验，耗子说他被彻底打清醒了。他很庆幸自己进城第一天就挨了揍，揍得越早，以后挨揍就越少。但耗子可能不知道也有人被什么东西打了一下之后就变得傻乎乎的了，甚至变成了植物人。

耗子在这桥下干了大约半年多的短工。短工也就是零工，只要有人叫你去干，干了有人给钱，啥活都干，往楼上楼下搬东西，大东风卡车陷在烂泥堆里了帮着去推，帮一些搞个体运输的装货、卸货，七七八八的什么事儿都有，都是些不要技术不要本钱只凭力气挣钱的苦力活。耗子甚至从二十几层的一座高楼里背下来一个死人。人死了，电梯不让进，嫌不吉利。广州这么现代，可广州人信邪。耗子不信邪，背一个死人下楼，比搬一个电梯装不下的旧家橱下楼可轻松多了，人家给的还是双倍的工钱。

区庄立交桥下这个短工市是自发形成的，算是这各种谋生人群中的一种，干别的多少都要些本钱，只这一行全凭赤手空拳就可以干。没事了几十个短工就围成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打扑克，下象棋，或下一些乡下人自己发明的只要草根和石子就可以下的古怪棋艺，看的人比下的人更多，一圈一圈地围着观战，喊着，嚷着，一个个连耳朵和脖子都嚷得红起来。有顾主上来了，按理这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可他们全像聋了似的。耗子听见了那人的喊声，其实谁都听见了，但都故意装出爱理不睬的样子。这活接还是不接，该谁去干，就看潘叔一句话，一个眼神。潘叔的话和眼神就是这里的规则，也决定了这个短工市的秩序，丝毫也不能乱的。那顾主还在继续吆喝，等他吆喝够了，潘叔才不紧不慢地抬起眼皮问，你这样嗨一声喂一声的是在吆喝谁呢？

那人怔了一下。这像叫化子一样的老头是干啥的呢？只要来这里叫过短工的，肯定都在一瞬间产生过这样的疑问。当然，也会有人反问潘叔，我又不知道他们姓啥叫啥，你让我怎么叫？

潘叔说，叫一声师傅，会不会？

这也是潘叔的规则，他不但控制着这桥底下的人，还要让他们在外人面前得到尊重。潘叔可以用自己的规则和手段惩罚这桥下的每一个人，但如果兄弟们受到了外人的欺负，潘叔是绝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潘叔从不带人去打架，但他带着几十上百的人一下子就把你家站满了。你不开门，就算你那防盗门连炸弹也炸不开，潘叔也能给你弄开，他手下有开锁的，还有撬锁的。这么说吧，门和锁对潘叔这些人不起任何作用。连公安、城管对潘叔这些人也有三分畏惧，不敢做得太过分。潘叔一个眼神或手势，就能发动数百人到公安局、城管局甚至市政府门口静坐，任你再高大的门楼，他们也可以给你堵得水泄不通，想进去的进不去，想出来的出不来。你还真拿这些人没有办法，打又不能打，拖又拖不走，像潘叔这么个病恹恹的风一吹就要倒的老头，别说打，挨都挨不得，仿佛只一挨，他就要死在你的面前。一个老百姓死在政府机关的门口了，哪怕是个再卑微的生命，也会成为一个高度关注的事件。在他们面前，中国十分庞大完备的官僚体系和制度都显得十分软弱无力，党纪、政纪、法规、刑律都无法在他们身上起作用，他们仿佛生活在这种体系和制度之外。这也是一些所谓的社会毒瘤无法彻底根除的原因。我甚至觉得，制度可能需要潘叔这样的人，在它鞭长莫及的地方行使权力，至少可以把这群乌合之众约束在一种潜规则之内。

我曾在广州某五星级大酒店门口目击过一场闹剧。那天不知是哪个富人的儿子结婚，娶亲的豪华车队怕有上百辆，从中山二路迤逦至中山三路，前有警车开道，后有仪仗队，其他车辆和行人纷纷避让。但有一辆三轮车因避让不及被撞翻在路边。那蹬三轮的汉子摔在地上爬不起来了，不知是哪根骨头摔断了，他一声声地惨叫着，但没有一辆车停下来。谁也没有把他的惨叫和痛苦当回事儿。闹剧是在婚筵开始时发生的，突然有几百个蹬三轮车的汉子如决堤的洪水般涌进了这家五星级的大酒家，把几十桌摆着高档酒筵的圆桌一下子占满了，顷刻间如风卷残云。你不是有保安么，你不是有“衣履不整者不得入内”的规则么，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制度可以阻挡住这些人、可以把局面控制在规则和制度之内。那一天，这些蹬三轮的汉子让广州的上等人看到了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事后，南方一家深具良知且发行量极大的报纸发表了一整版人文学者的文章，对底层生态和伦理进行全方位的探讨，但我知道，那些严肃而且深刻的文字并非是写给他们探讨的对象看的。有几个蹬三轮的会看这样的文章呢。

这些蹬三轮的不知是不是潘叔手下的人，也可能是另一个潘叔手下的人。

区庄立交桥底下也有蹬三轮的，我的小老乡耗子在打了半年多短工之后，也用他的第一笔原始积累（或曰他挖到的第一桶金）买了一辆三轮车，这使他从赤贫的“无产阶级”变成了“有产阶级”，从打短工的变成蹬三轮车的，这无论如何也是一次地位的上升。我认识耗子的时候，他已是个蹬三轮的了，他的车还挺新，闪烁着锃亮的光泽。他每天蹬着三轮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穿行，每一条路他都走得很熟了，每天都要与成千上万的人擦肩而过，但你肯定不知道这个人就是耗子，有时耗子走进了你家里，你也不一定知道是他。耗子是经常会走进别人家里的，有时给你背上来一大瓶矿泉水，或一袋米一罐煤气，有时又会把你多余的废家电旧家具背下来，然后用三轮车拖走，扔在该扔的地方。蹬三轮的，其实也还兼着干一些短工活，但工钱是双倍的，甚至是三五倍的。这让他兴奋，他蹬三轮蹬得很快乐。他把城里人不要的一个旧音响装在了自己的三轮上，还是双喇叭的，放的都是最新的流行歌曲。

在广州，这是我见到的惟一一辆装有音响的三轮车，不过一听，那音带就是盗版。

七

每隔不久，在区庄立交桥下或天河立交桥下，都会有法院的布告贴出来。我还没提及天河立交桥下的事，因为大致也和区庄立交桥下差不多。这座城市有太多的立交桥，我想也都差不多。

这些布告就贴在潘叔背靠着的那堵墙上，或许那儿最引人注目。有区一级法院的，有市中院的，有省高院的，不知怎么都爱贴在同一个地方，一层一层地覆盖着，刚过去的事很快就会被刚发生的事掩盖了，但还是会透出隐约的字迹，在一个名字上，有时会透出几个人的名字。区一级法院大多是些鸡毛蒜皮的犯罪事实，判刑三至五年，到了中院就是十年以上的徒刑了，到了高院名字上就要打一个血淋淋的大叉，后来不知怎么又改成打勾了。叉与勾无所谓对与错，在一张纸上都是一样的意思，对于生命也是一样的意思，即一个人可以合法地杀掉了。看这些布告上的名字，除了一些贪污腐败的官员，几乎全都是外省进城务工的农民，但名字后面一律写“无业”，仿佛这些被枪毙的人一直到死除了抢劫、杀人、强奸，没干过一件人事。而对于这些即将被处死的人，桥下这些人也没多少同情。一个四川人伸着指头比划成一把枪，眯着一只眼瞄准一个贵州人，嘴里发出一声——嘣！而那个贵州人就像真的挨了枪子儿，张开手臂作向后仰倒状。

那个修单车的江西汉子说，屁，还能让你站着挨枪子儿，都得跪着，枪是从后面打的。

又一个人说，听说不等咽气就拖到医院里去了，有人正等着他的眼角膜和腰子呢。

很多人都开始列举人身上有用的东西，可多呢，心哪，肝哪，眼角膜哪，眼珠子哪，血哪，骨髓哪……都可换到别人身上。这些议论从一个人的死渐渐转到各个身体器官的用处，又转到每一个器官值多少钱，有人甚至根据这些器官的单价计算出了整个人的价值，最少也值一百万哪。这个价钱让许多人眼珠子都开始发亮，没想到一个人会这么值钱，人人都像身家百万的富翁了。有人开始愤怒地质问，上次这桥下一个蹬三轮的兄弟被车轧死了，怎么只赔了四万？又有人开始倡议，妈的，咱们不在这里干苦力了，咱们卖腰子去，卖眼角膜眼珠子去，给自己留一个腰子一只眼就够了。

这是我在桥下听得最多的议论，这些灰暗无光的生命，在这些的议论中仿佛又焕发出了新的活力，他们以这种奇怪的方式，重新发现了自身的价值和生命的价值。

开始我以为他们只是说着玩的，但那江西汉子问我们社里出不出医学书时，我突然打了个寒噤。我盯着他看时，他正吃着那种最廉价的盒饭。他把所能挣到的一点儿钱全寄给了乡下，只给自己留下了这一份廉价的盒饭。没一点荤腥，只有些咸菜和白菜帮子。可他长得很壮实，这是个只需要一点咸菜、几块白菜帮子和一大碗糙米饭就可以提供无穷活力的人，可他竟然想到要出卖自己的身体器官了。他抹了一下嘴边的饭粒憨厚地冲我笑笑说，我卖过血，我这修车摊子就是卖血作的本钱。我说出卖身体器官可不像卖血那么简单，国家有规定，器官只能捐献，可不是想卖就能卖的。

有这法？长在我自个儿身上的东西，我卖了，也犯法？

这是我碰到的一个农民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爱读外国小说的农民，他可能有点走火入魔了，把巴尔扎克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现实和自己所处的现实混淆成一团了。他跟我探讨《罪与罚》中那个叫拉斯科利尼夫的法律系大学生在被贫穷压得喘不过气来时，如果卖掉一个身体器官，是不是比杀人更好？拉斯科利尼夫懂法律，他明知杀人是要丧命的！又比如说那个叫索尼亚的妓女，她不出卖自己的身体孩子就会饿死，但如果卖掉一个身体器官她还会不会出卖整个身体？

这都是我碰到的最难回答的问题，我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本事，可以把任何一件事提升到对人类命运进行凄恻深思的高度，我只是感觉到我碰到了命运的尖锐和残酷，这个农民靠修单车的微薄收入，是没法治好他老婆的病的，是供不起孩子念书的，是无法把家中那摇摇欲坠的房子推倒重建的。如果一只腰子一只眼角膜或一只眼珠子能卖到十几万二十几万，他肯定会选择以牺牲生命极小的一部分来换取整个家庭的生存保障。他不是疯子，也没有走火入魔，他在理智上保持了足够的清醒并且已经深思熟虑过了。

但我还是警告他，你别干傻事！

我知道我走了之后他还会独自想一阵。这个农民仿佛无时无刻不在对自己的命运和生命的价值进行认真而审慎的思考。

八

或许是还年轻，我的小老乡耗子很少有这样沉重的思虑，有活儿干时，他把车蹬得飞快，没活儿干时，他也不会有那种疯狂的念头。在来这座城市一年多后，他身上的气味也开始变得复杂了，开始散发出一股浓郁的城市底层气味，也就是桥下的那种气味，汗馊味，铁锈和油污的气味，被太阳一晒很快就呛得刺鼻的下水道里的臭水味儿，劣质的香烟味，这些交织在一起的味道，他身上也都有了。但他年轻的眼神依然干净，透亮。

我时常看见，在一溜儿排过去的三轮车上，那些蹬三轮的汉子一个个都耷拉着脑袋歪斜着，没一点精神，他却精神抖擞地挺着腰干，一副随时准备出发的样子。现在，他不仅随时准备出发，而且学会了等待。这座城市的夏季十分漫长，日照强烈，他的脸开始变色，但不是庄稼地里农人的那种黝黑，而是深褐色的，发出深褐色陶瓷一样的光泽。应该说，这样的色泽显得很健康。而那种等待的漫长以及漫长的等待所需要的耐性，一般人是难以体会到的。中午的时候，太阳越来越大了，连这最底下也有太阳照下来，他可以清晰地看到四周的高楼投下的影子在脚跟前缓慢地移动。这是时间的影子。当我们这些疲于奔命的人都倍感人生的匆忙和生命的短促时，或许只有耗子这样的小伙子还能感觉到生命如此漫长。

耗子在这种难以忍受的等待中始终显得精神抖擞，是因为脑子里有那么多美好的想法。他能看到遥远故乡的那条大河，荡漾的河水和水边的燕子令他神往。燕子是他来广州之前就定下了的媳妇儿。那天燕子一直把他送到了村口。江边上的人家，江边上的路。城里的女子喜欢在镜子里照自己，燕子喜欢在江水里照自己。烟波尾那时的雪还没有化尽呢，两个人坐在江边的一块石头上，屁股挨着屁股，生生是把那块冰凉的石头坐热了。他的手试试探探地摸到了燕子的屁股后面，想摸摸她，她脸一红，把他的手打开了。找死！她娇嗔地骂了声，骂了又急忙捂紧了嘴，晓得自己骂错了。他这不是去找死呢，是去找活干呢。耗子其实并不计较燕子失口说出的那句话，风一吹就过去了。但燕子后边那句话风是吹不走的，燕子说，你要不盖上一座明三暗五的大瓦房，就休想我上你们家去做窠！

这其实也就是一个进城务工的乡下小伙奋斗的目标，挣一座房子回去，娶一个媳妇回来。但耗子告诉我，他原来还很有一些模模糊糊的远大理想。譬如说能考上个大学，能进城当干部，能在城里住上套间，能开着小轿车回烟波尾乡下，也给爹妈长长脸。我看见他嘴角慢慢浮现出的微笑，好像有点自嘲。现在他当然不这么想了，是燕子让他的想法变得实实在在了。他现在的每一个想法都不再是幻想，而是可以实现的想法。他靠打短工挣来了一辆三轮车，这是他实现的第一个目标，下一个目标就是蹬三轮蹬来一辆小货卡，两三万块钱的那种。我知道，他的再下一个目标就是用小货卡挣来一座房子。这是一个很有想法而且每一个目标都十分明确的小伙子，不像我在城里混了这么多年，还是浑浑噩噩一脸茫然。

这时有顾主来了。有活干！耗子的一只脚立即有力地蹬在三轮上。

九

潘叔，那个像叫化子一样的老头在这一年冬天死了。

这座城市其实并没有严格意义的冬天，没有雪，更不会结冰，但入冬之后风还是挺冷的。在潘叔死后我大致知道了他的一点身世，他是个走南闯北到处打工的老江湖，论资历，可算是中国第一代进城务工的农民。他的年纪其实不大，刚五十出头。他显得如此苍老，可能与身患绝症有关。而他能够在这座桥下控制这么长的时间，或许也与他的绝症有关。一个身患绝症的人，谁也不敢惹他，谁也不想惹他。为什么他们都这样害怕一个垂死的人？因为谁都不想死在他的头前。你去和一个垂死的人拼命，就是跟自己的命较劲。他代表了绝望之后的残忍。但这桥下的人对他的死却很悲痛，或许，这个人也曾留下过最后的一缕人间真情，只是我没发现。

潘叔死后，桥下的人陆续走掉了一大半，但这与潘叔的死无关，年关快到了，许多人都回老家过年去了，回去了，还会不会再来，除了他们自己，没人知道。

那个修单车的江西汉子也走了。每天他都是最早来到这座桥下的，又是最晚离开这里的。这一走，那个平常修单车的地方突然一片荒凉。我看见地上的油污正在冷风中一点点地干掉，而他时常靠着的那根桥墩下，竟然长出了阴绿发亮的青苔和几棵鬼打伞似的菌子。这根桥墩下的一小块地方十分潮湿，从来没有干过，他靠在桥墩上时总有汗水顺着水泥柱子不断淌下来。这些青苔和菌子，或许就是从他的汗水里长出来的吧。

耗子还没走，我问他回不回去，他说他不想回去，现在正是赚钱的大好时节，民工们走了一多半，剩下来的突然一下子俏了，活路多得干不完，给的都是以前几倍的工钱。耗子跟我说着话时，有个人正在数钱给他。那个人也可能刚刚领到年终奖，皮包里塞满了大把新票子，但都不是数给他的，而是在找一张零钞给他。耗子接了钱，那人还让耗子打一张收条，那人叫他写什么，他就写什么。耗子最后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李浩。

李浩？我竟然感到有些吃惊，这么多天我一直叫他耗子，现在才知道他还有个这么正式的姓名。而我也感觉耗子的眼神里充满了自豪，但不是因为自己的姓名，而是他刚刚写的那张纸条居然可以在某个国家机关报销。这就等于说，他刚才领到的钱也算是国家的钱了。这个发现让他很有点激动。

耗子又蹬着三轮走了，那旧音响里又换了一支流行歌曲。我感觉有很大的风正从他身上吹过。一年的时间已如长风远逝，而他已从那高中生的模样变得十分彪悍了，长出了一副强壮有力的身坯。应该说，这小伙子在众多进城务工的农民中算得一个成功者，如果不出什么意外，过了年他就会实现他的第二个目标，开上自己的小货卡。这是个挺实在的目标，也为他的灵魂指引着方向。

责任编辑刘志敏

陈启文 1962年生，湖南临湘人，大学毕业。曾供职于教育、文化、出版等部门。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一级作家。1982年开始创作，迄今已在《十月》《花城》、《山花》、《大家》、《芙蓉》、《中国作家》、《青年文学》、《人民文学》、《广州文艺》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七十余部，主要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河床》，小说集《石牌村女人》、《洗脚》，散文随笔精选集《季节深处》等，著述约五百余万字。多篇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作品与争鸣》、《散文海外版》等转载，并入选中国年度最佳小说、散文随笔排行榜以及国内各重要年选，多次获国内图书奖和多种文学奖，部分作品译介到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