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北去

凌　鹰

一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湘江最壮观的时期应是从铜官窑开始的。这同时也让我感到奇怪，这么一条博大幽远而又柔肠百折的河流，居然在一千多年前那个异常繁华的朝代因一种民间色彩的光芒与火焰而照亮了几乎整个中国。

这就不能不说到铜官窑了，不能不说到与湘江一脉相承的铜官驿了，不能不说到与铜官驿有着千丝万缕的文化勾连的长沙古道了。

那些用青石板铺设的古道固然早就无处寻觅，即使尚存的极少的几截古道也已然成了散落在某些村野古巷的历史碎片。但是，惟有长沙驿似乎依然能让我们臆想到它那绕湘江堤岸蜿蜒北去的绵长与不绝，依然能让我们隐约聆听到那古老牛车的轱辘声和奔驰的马蹄声。因为，尽管那个朝代的人们和车马早就离我们而去，但有几个人却至今还留在长沙，也不知他们是太留恋湘江的流水还是不忍舍弃这一江的文化？

“江畔长沙驿，相逢缆客船。”这是韦迢与杜甫行舟湘江时随口发出的感叹。

“杜陵老翁秋系船，扶贫相识长沙驿。”这是杜甫送刘判官离湘时的一腔怅然。

“海鸥一为别，存亡三十秋；今来数行泪，独上驿南楼”。柳宗元的多愁善感无法不让我们为自己有过的矫情而汗颜。

这几个足可以称得上是唐代文化缩影式的人物不仅把他们的诗句和背影留在了长沙，而且还将中国的古驿道中至关重要的一座文化标签留在了长沙，他们的诗句让我们不容置疑唐代长沙的驿站——长沙驿就在滚滚东去的湘江河畔。

可以说，是长沙驿直接连接了湘江的初唐景象和盛唐繁华。

尽管自唐代以后的各朝各代的驿站就像我们现在的国道、省道一样多了起来，但那些散射在各州各府的驿站绝大多数最终还是要聚焦于长沙驿。当然，这时的长沙驿已更名叫临湘驿。“临湘”之名自然可以让我们顾名思义，它离湘江有多近。据《湘城访古录》载：“临湘驿，省志云在长沙县前五里。明置。”它让我们看到，明代的长沙还只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小城，它就像一本精致的线装书一样承载着那前前后后一个个朝代的云卷云舒。

但是，有一种事实却又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就在长沙驿更名为临湘驿的时候，在长沙县往北方向45公里处又设置了铜官驿。铜官驿的设立，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里有一座没有历史文献记载的民间瓷窑。

初唐的中国已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度。而长沙铜官窑却就始于初唐，盛于中晚唐，终于五代。我们可以尽情地想象唐代中国的那种奢糜、繁华与富丽，但我们却无法想象，唐代的长沙铜官窑那种行走中国跨洋过海的文化风光。更让我们惊心动魄的是，尽管中国在盛唐时期的瓷器和丝绸已然畅销海外，已然被外国人誉为瓷器王国，可在史籍中，唐朝仅有“类银”、“类玉”、“类冰”青白瓷的文字记载，而那种早在初唐就像仕女们的容颜盛装般粉艳华美的釉下彩瓷到底产于何地何处，却一直没有任何文字依据。这种釉下彩瓷虽然一度在唐代的达官显贵的门庭里成为一种时尚，在极少数普通百姓家中成为一种炫耀，但他们中却谁也不知道这种瓷器精品的来龙去脉。直到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中国考古史上才有了一个令湖南人振奋、令中国人讶然的旷世定论：那些像花朵一样绽放于唐代中国的釉下彩瓷竟然出自长沙铜官窑，中国釉下彩瓷的发源地竟然在一个近乎荒野的村庄，那些像彩云一样沿着丝绸之路飘向海外异域的中国釉下彩瓷竟然源于一座民间窑！

然后，我们再回到唐朝。

再看看唐朝的湘江。

那江面上虽然没有力载千钧的巨轮，只有一叶叶木舟，一只只渔船，可那种千舟竞发的阵容，那种川流不息的热闹，那种渔歌号子的妙曼，却让整条湘江总是呈现出一片欢颜和喜气，却让满河的江水总是荡漾着一片文化的浪花。而这些名震中国的釉下彩瓷，就是靠窑工和民工们一担一担挑，或用马车、牛车一车一车运到长沙驿后，再从长沙驿经湘江，借满江东去的流水销往中国各地和海外异国的。

打开中国考古史长卷，我们会看到，陕西、河南、安徽、湖北、浙江、江苏、江西、河北、广东、广西……这些省地无一不有长沙铜官窑出土，而出土数量最多尤以扬州和宁波为盛。同时，在朝鲜、日本、东亚、南亚、西亚诸国的土地上，也时有中国长沙的铜官窑釉下彩瓷如清泉般喷涌而出。

长沙的铜官窑釉下彩瓷，如果没有湘江，如果没有这一江东去的湘水，它又是否还能以那样一种彩虹满天的光芒长存今朝呢？

二

浓墨重彩的唐朝虽然最终还是像灿烂的烟花一样燃尽了它最后的光芒而消失在历史的天空，长沙铜官窑也在那个朝代的最后一个早晨或黄昏熄灭了最后一窑火焰，但铜官窑釉下彩瓷的民间气息与文化芳华却并没因此而消散，而是永久地流淌在湘江的上空，且将继续流向我们不可知的永恒时空。

只要是经典的，就是不朽的。

这是我对某种事物与文化事实不可动摇的认知。

这样的不朽更可以归给湘江。

湘江的不朽是因为她多元的魅力。

湘江把唐朝的繁华送走了，这是湘江的一种失落和忧伤。但是，湘江边缘那座散落的小城却在一天天“长”大，最后“长”成了一座现代都市，这是给予湘江最大的抚慰。

黄河和长江喂大了一个中国。

湘江又喂大了大半个湖南。

可想，大河文化具有何等令人无法想象的能量，蕴储着何等无法穷尽的营养。

这就让我们不能不再回过头来眺望清朝的湘江了。

唐朝的湘江在历经了一段还算长久的喧嚣之后，那一江湘水流到宋代的时候，便逐渐收敛了她的那分喧嚣与张狂，而逐渐变得安静起来了。这样的一种大静，似乎是怕扰了她对岸岳麓山上突然像明月一样冒出来的岳麓书院才有的。

是创建于宋代的岳麓书院，让湘江又多了一种新的气象，这种气象就像清风一样驱走了唐五代之后的湘江短暂的萧条，而使整条湘江都飘荡着一缕缕清淡的书香。

同它一起随湘水飘荡流淌的，还有令中国人惊叹和仰望的湖湘文化。

这是潜藏在湘江最深处的文化漩涡。

然后，似乎只是眨眼的工夫，湘江一股浪头扑过去，就流到了清朝。

这就不能不让我们要对这个朝代的湘江仔细地观望了。

如果唐代的湖南被载入史册的只有“长沙驿”这一历史事实让我们见证了昔日湖南的湘江水道的霸道地位，而清朝湖南境内密集的驿道网络却无法不让我们领略到这方热土的神奇魅力。以长沙为焦点，湖南的驿道向各个方向辐射出五条干线，这五条干线穿越湖南的山川、田野和村村寨寨，穿越湖南各个大大小小热闹或寂寞的城镇，最终连通湖北大道、广西大道、贵州大道、广东大道、江西大道。

这就意味着湖南在清朝已经可以通达这五个省地了。

这就意味着湖南的物产和文化在清朝就可以畅通无阻地与这五个省份直接流通了。

而这五个省份又会凭它们那密集的古道驿路连通中国更多的城市与乡村。

这看起来似乎与湘江没有多大的关联。

其实，湖南境内的每一条驿道都与湘江有着紧密的内在勾连。

因为每一条驿道都通达长沙。

通达长沙就等于通达湘江。

要知道，那些负重的牛车也好马车也罢是走不了多远的，是很难走出湖南的，它们最终还得在湘江的一个个码头上卸下沉重的负荷，借湘江的流水渐行渐远。

三

当然，除了湘江，湖南还有资水、沅水和澧水三条河流。它们当然同样可以像湘江一样承载湖南的美丽与富有，一路欢歌抵达洞庭行走长江奔赴东海。

因此，我不能说湘江承载了整个湖南，但我却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大半个湖南深深浅浅的历史足印，大半个湖南风风雨雨的岁月歌谣，都沾满了湘江的水珠与浪花。

因为广西灵川海洋山是湘江的源头，湘江之尾在洞庭湖，洞庭湖的尽头是长江，长江的尽头是大海。

是湘江，撑起了大半个湖南。

昔日的湘江，虽然早已注入历史的浩瀚海洋，但她留给我们的，却是一个巨大的思辩命题。她完全是一种原生态的，野性而又羞涩。河道是那么宽敞，水是那么幽深，漩涡是那么湍急，而船却又是那么瘦小，小得就像飞翔在湘江水面的那些水鸟。

还有那码头，也是那么的小巧别致，也是那么的古朴清幽。

可就是这些大不过数吨，小则如同瓢虫一样的官船民船，就是这一座座用青条石或麻石砌成的码头，承载起了大半个湖南的崛起与命运。

一船一船的瓷器、木材被湘江送走了。

一船一船的大米、鲜鱼被湘江送走了。

一船一船的桐油、布匹、棉纱被湘江送走了。

一船一船的湖湘精华被湘江送走了。

然后，一船一船的希望与期待被运回了湖南。

那一只只古老的船只，就那样“运”出了一个日渐光芒四射的湖南。湖南，就这样被湘江一点一点地喂大了。

而这所有的商品，最先都要堆放在湘江沿岸的一个个码头上，等待下水，等待远行，等待放歌。

而那所有的希望与期待，最终都要从湘江登陆上岸，然后进入湖南的内心，化作激活湖南的血液。

这个时候，码头就成了托起湘江水运历史的一个坚固而又柔韧的符号。因为，它们不仅一直在守望着湘江的流水，同时也见证了湘江历朝历代的风情。

说到湘江码头，不能不说到与长沙几乎是一步之遥的湘潭。因为有一个事实告诉我们，早在明万历年间，号称“湖南第一码头”的湘潭就是湖南的商业重镇了。

明万历年间离我们有多远？似乎远得没有尽头又似乎近在眼前，近得我们仿佛抬头就可以看到那散落在湘江两岸大大小小的十多个码头。

然后再转过身，去看看清乾隆年间的湘潭，那沿江多达37处的货运码头让我无法不胡思乱想：也许那乾隆皇帝用的、吃的、玩的、看的东西中，就有从湘江的这些码头上开始涉水起航的，乾隆皇帝的手上也许就沾着湘江的水珠和气息！

码头既是存在于湘江两岸的一种具体的场景，又是一种抽象的文化指向。比如说湘潭是“湖南的第一码头”，就不仅仅是指湘潭的码头存在的历史之早、码头分布之繁堪称湖南第一，更是喻示由这些从明代留存下来、并日渐蔓延于湘江的码头群落，直接构成了这方地域的商业景象。要知道，当湘水一路奔腾流到清末的时候，湘潭境内的湘江两岸已经拥有了53座码头。

这种景象其实就是一种文化景象，一种幽远而又令人惊鸿一瞥的商业文化的华彩流韵。

有了对湘江码头的这种准确界定，我们才能更准确地触摸东流的湘水的脉搏，才能读懂由湘江码头派生出来的更加多元的大河文化。

有码头就有船行，有船行就有船帮，有船帮就有脚夫。

湘江水路的大宗商货，最早都是由船行统揽，再分发给船帮运往各地的。那时的船行其实也就是现在的水运物流的雏形，是专为大大小小的商贾小贩雇船，为船主揽货，然后从中收取佣金的中介机构。按当时的清朝官府的规定：水上民船承运所有的商货都得“受成于船行”，都得先“落行”再外运。因此，所有的民船便都要编号报船行存查“调度”。而那些没有编号报船行存查的船只都被视为“黑船”、“野鸡船”，这样的船是不许承运商货的，用来打渔或装人过渡尚可。

这就让我们显然看到，开船行的和船帮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挑脚卖苦力的与船帮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样的一种依附关系，虽然充满了权力霸气的扩张和利益的争夺算计与生存的屈从无奈，虽然充满了船行老板们凌驾于物质之上的民间水道统治者的霸权优势，和以贩运为业的船帮船夫们利益上的明争暗斗，以及靠卖苦力养家糊口的湘江脚夫的汗水与叹息，但是，正是这种浑浊的力量，把湘江的大河文化送到了我们可知和不可知的远处与异域；正是这种占主导地位的民间水运，让我们看到了湘江水运昔日的芳华与沧桑。

那些船行，那些船帮，那些脚夫，虽然早已成为湘江的一种文化沉淀，可是，我们依然有理由如是追问：当“三国”时的诸葛亮仅仅是源于其时的战争需要而发明那种两头尖的“倒扒子船”时，他又怎么会想到，若干年后，他的这种发明竟然成了湘江水运的主流方阵，居然成了湘江沿岸的船夫们赖以生息的生存道具，居然成了沿江两岸大大小小的城市连接外界的一大载体。“三国”的战船最终演绎成为商船，这就让往昔的湘江更多了几分特色和意味。

“倒扒子，两头尖，有水上得天”。哼着这样一首被湘水打湿的民谣，我不禁又在怀想：当时在灵渠上穿行如织的，不就是这种精致小巧的民船吗？

四

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大地，秦朝的烽火狼烟似乎还没完全散尽，刚刚吞并六国、平定中原的秦始皇还没来得及坐在龙椅上打个盹，还没来得及走进阿房宫看一场娇媚粉黛们的俗艳歌舞，就迫不及待地发布了他的又一道平定天下的皇权御旨：北以30万大军讨伐匈奴，南调50万军马攻取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百越”之地。

英勇的秦军在黄沙疆场上本来是屡战屡胜的，可惟独在“两广”作战时，连战三年都无一战果。后来究其原由，原来是因为广西荒僻险奇的地形地貌导致军需补给供应不上。于是，秦始皇当机立断，命监察御使史禄辟山凿渠。史禄受命后，在作了精确计算后，最终选定在兴安开凿灵渠，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经湘江连接起来。

灵渠，就在这样一种金戈铁马、战火烽烟的血腥岁月里作为军事要道，随着不可一世的秦始皇的一声令下，而成为继长城之后的又一道万古不朽的巨大战役工程。

广西兴安，我们无法想象它在两千多年前到底是一片怎样荒僻的山野。但我们不难想象，这块土地上，曾经聚集了数万名衣衫褴褛的民工在这里大兴土木、舍生忘死地执行和捍卫一道足可遮天的大秦皇权那壮怀激烈的场景。

更令我们难以置信的是，直接受命于秦始皇管理灵渠这一浩大的水利工程建设的，居然只有史禄一人，直接担纲这一举世罕见的水利工程的技术人员，居然只有三名石匠。

就这么几个旷世奇才，率领着成千上万的黎民百姓，历时三年，凿通了一条长达37公里的人工运河，创造了一个世界水利神话！

这到底又是一条怎样的河流呢？

我们不得不叹服秦始皇放眼天下的雄才与霸气。

一条灵渠，激活了一场“百越”大战。

因为有了灵渠，秦始皇攻打岭南就有了一条军事通道。灵渠通航后，不仅沟通了湘江、漓江，也疏通了珠江水运航道。

因为有了灵渠，秦皇朝就可以将大批的军粮、人马源源不断地送到岭南去，让秦军不可估量的威力流水一般涌向百越沙场。

因为有了灵渠，中国才有了秦始皇百越大捷后一统天下的强国盛名。

然后，灵渠终于从战乱中回归。抗战的烽火与硝烟如暮蔼、如晨雾般一点一点地渐渐散去，灵渠又显现出她的明丽与清幽。点点渔船和渔船上的灯火与渔歌渐渐驱走战争的气息，艘艘商船从各个码头起航远行，它们通达湘水，穿越洞庭，抵达长江；它们过漓江、达湘江、走珠江，奔向唐宋，涌进明清……

因为灵渠，湘江更长，珠江更远。

因为灵渠，湘水更柔，珠水更媚。

灵渠是湘水的溶汇又是湘江的延续。

灵渠是珠水的富丽又是珠江的血液。

一条巧夺天工的灵渠，居然沟通了中国最繁忙的两大水运与水系，使湘水以魔幻般的魅力形成漓湘分派，将海洋河水三七分流，以三分入漓、七分入湘的流水神韵既拉开了湘江与漓江的距离，又一左一右地挽紧了湘江与漓江柔美丰润的臂膊，将湘江与漓江衔接起来，形成湘江流水既可注入长江又能通达珠江的自古通航壮景。

一条源起于一场旷世战事的古代运河，居然激活了中国的三条大江，拓展、彰显、大写了中国江河文化的旷世风流。

五

已然流淌了二千二百多年的灵渠，尽管早就送走了秦始皇不可一世的争霸威力，送走了秦朝以后的中国各个朝代的纷争与喧嚣，繁盛与萧瑟，苍凉与温情，春华与秋实，真切与虚无，但是，她的存在，永远都是湘江忠贞不渝的见证与守伴。

灵渠的存在，不仅在秦朝成为中国统一的通道与保障，也因了她对湘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的沟通而化解了中原和百越之间航道水运的天然障碍，使大半个中国水道畅通有序，经纬分明。

灵渠不仅是中国最早的人工运河，更是世界人工运河的奇观。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秦朝，我们无法想象灵渠36座陡门那巧夺天工的设计和安装建造过程。更让我们惊叹的是，直到今天，这些曾经用来提高水位的陡门，在历经二千二百多年的惊涛骇浪和岁月风暴的冲击刷洗后，竟然还是那么坚固依旧！

那时的陡门就是现在的船闸。

巴拿马运河和伏尔加顿河运河可谓是世界上声名赫赫的两大运河了。

可灵渠的陡门却比巴拿马运河和伏尔加顿河运河的水闸还要先于上千年的历史！

所以，说灵渠的陡门是“世界船闸之父”也就名符其实当之无愧了。

就是这么一道鬼斧神工的水上枢纽工程，与湘江眉目传情两情相悦长达两千多年。他们就像一对地老天荒的情侣一样，将“百越文化”和“湖湘文化”凝成一股激荡的流水传播大半个中国。

然而，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一个早晨抑或黄昏，往日那从漓江唱着刘三姐的歌谣而来的渔船画舨，突然在湘江河道上销声匿迹了。

灵渠就像一位一时找不到回娘家的路途的乡村少妇，茫然而又惊恐地凝视着渐渐变浅变窄的湘江。她不明白，一向畅达的湘江怎么突然有了这么多的阻隔？

原来，切断广西船只通航湘江的，是湘江上游的一座电站。它在永州境内的萧水河段，准确地说是在永州的东安境内。

这座于1975年建于湘江上游的第一坝，因为虽然预留了船闸位置却一直没有让那个虚拟的船闸成为现实，而切断了广西船只畅行了二千二百多年的湘桂通航历史，将一个巨大的遗憾和叹息竖立在湘江的心脏上！

自广西灵川县海洋山发源，流经兴安灵渠而“湘漓”分派的湘桂航运，难道就这样戛然而止了吗？

六

这显然是一个令湘桂两省子民困惑了多年的痛心疾首的疑虑，也是中国江河文化一道巨大的伤疤。

湘桂航运的断裂和阻隔，既是广西人的疼痛，也是湖南人的疼痛，更是中国人的疼痛。

湘江的这种疼痛，与那条似乎距我们很远很远的莱茵河有着很近很近的神似。

这条发源于瑞士境内的阿尔卑斯山，流经德国列支敦士登、奥地利、法国、荷兰的国际大河流，自古就是欧洲最繁忙壮观的水上通道。在荷兰发现的那些长沙铜官窑釉下彩瓷，很可能就是由湘江入海再经过这条欧洲著名的河流，而将这一中国的艺术精华送进了这样一个遥远的国度的。

湘江的全程几乎都飘荡着一种浓郁的湖湘气息。她的上游永州，是湖南境内最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地域。唐代的湘江那么妖娆富丽，而我所景仰的柳宗元却就在这个时期被发落到了这个地方，然后蹲在一个叫濒岛的湘水土坡上开始了他的寒江独钓。还有那个像疯子一样的狂草书圣怀素，也不知他用那一脑长长的头发在那些芭蕉叶上到底想渲泻、想抒发一种什么样的胸臆，以至于他的狂草最终成为任何人也无法临摹、无法效仿的书坛一绝。至于那个倡导理学的宋代大学问家周敦颐是怎样与湘江厮守缠绵的，就只有湘江上游的一河潇水知道了。因此，我们只能借助《爱莲说》来怀想周敦颐对湘江的风流情怀了。这样一个具有莲荷品质的人是不可能不恋江恋水的。

再往下走，当湘江走到她的中游时，衡阳、株洲、湘潭这三座湖南的工业重镇，就无法不让我想起莱茵河畔那些傲然屹立的古城堡和两岸浓郁的葡萄树了。那些城堡无疑彰显了莱茵河的厚重、典雅和富贵，那些葡萄树和葡萄藤上一串串绿的、蓝的、黑的、紫的葡萄，无疑让我们领略到了莱茵河的生趣与风情。作为德国葡萄酒最有名的产区，我想这里的葡萄酒毫无疑问就是从这个河段的莱茵河流向世界的。这样的商业壮景，与湘潭的钢铁借助湘江的水道走向中国、走出国门难道不同样有着河流文化的内在魅力吗？

莱茵河两岸至今尚存的城堡，不难让我们臆想到她昔日那带有几分王者之气的古典西欧风情有多浓烈和绵密。而中国的灵渠在沟通了湘粤两条大江之后那种通江达海的气势，难道就不能让我们领略到由秦始皇散发在江面上的那种平定天下的王者之气吗？

从这种视角来看，湘江与莱茵河虽然处于地球的东西两个完全不同的方位和国度，但她们那被河水淹没被时光沉淀的河床里，却蕴蓄着同等本质的社会属性与文化属性。这种属性让莱茵河和湘江早就没有了国界没有了地域上的隔阂，只有河流本身的内涵的勾连与并存。

所以，从河流的命运来审视这两条凌架于东方热土和西欧疆域的河流，她们的确有许多相似和相近之处。

莱茵河流经那么多西欧国家，其中最受益的就是德国，她在德国境内的流程是860公里。为此，德国人素来将莱茵河视为他们的“父亲河”。可是，对“父亲”伤害最深的，恰恰又是德国这帮不孝子孙。“二战”结束后的50年代末，德国在大规模的战后重建中，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在莱茵河两岸建起了一家又一家化工、能源、冶炼企业。这些企业不仅张开血盆大口向莱茵河 “吞食”工业用水，而且还要将似乎无穷无尽的废水排进莱茵河。

德国在结束野蛮和暴力的战事侵略之后，又用这种近乎战争暴力的野蛮行径发起了对莱茵河的掠夺，硬是让莱茵河沦为欧洲的“下水道”。

莱茵河不堪想象的污染虽然早已被沿河境内的几个国家共同治理，但莱茵河曾经的伤痛却无法不让我们接受一种事实：无论多么汹涌澎湃的江河流水，也抵不过人类欲望的泛滥洪流。

莱茵河的劫难就是这种事实的最好诠释。

德国人掠夺式的欲望污染了莱茵河之后，德国和沿河境内的几个国家仅为莱茵河疗伤就耗资300亿欧元。从2005年到2020年，有关治理预计还将投入100亿欧元。人类总是要在犯下了最不该犯的错误之后，又用巨资来修补这一过失。

但愿这种修补不是为了更大的掠夺与鲸吞。

从莱茵河现有的国际地位来看，我们这种担心也许纯属多余。因为莱茵河的环境治理已成为以德国为中心的几个境内国家的一种自觉行为。是这种行为，让莱茵河保持了她容光焕发、妩媚妖娆的瑰丽本色。

与莱茵河相比，湘江应该更幸运一些，尽管她也有过伤痛，但她毕竟不是像“二战”后的莱茵河那样深受全身的巨创。与湘桂水道的通航阻隔，只是她的一道被拦腰一刀的伤口。

这是一道完全可以治愈的伤口。

因为新的湘桂运河的远期规划就是为湘江“疗伤”、同时也是为湘江“美容”的一套特效方案。

灵渠虽然早已淡出了历史，但灵渠这一古代人工运河的文化脉络一直就与湘江存在着丝丝缕缕的牵绊与勾连。新的湘桂运河的开掘虽然不可能与灵渠再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但她却是古老的灵渠运河的一种替代和延伸。

那替代是纯地理概念上的。

那延伸是纯精神层面上的。

但最终，这又是一种历史与当代的接轨与契合。

远期的新湘桂运河规划将再次沟通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让全国航道联网的梦想成为现实。

改造25个梯级航电枢纽，衡阳以北将实现2000吨级航道衔接长江，衡阳以南1000吨级航道穿越漓江连接西江。

那将是何等壮观的“现代灵渠”。

那将是何等风光的湘水航运。

那将是何等激越的湘水奔流。

责任编辑刘志敏

凌鹰 男，1969年出生于湖南祁阳县一个枣树环抱的村庄，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自1988年开始，先后在《湖南文学》、《芙蓉》、《作品》、《山东文学》、《广西文学》、《芒种》、《漓江》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20余篇。1994年开始主攻散文，已先后在《散文》、《中华散文》、《北京文学》、《美文》、《广州文艺》、《都市美文》、《散文天地》、《散文百家》、《人民政协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发表散文、随笔200余篇。其中，《倾听大峡谷》、《跟霍贝马回家》、《天堂马车》分别被选入《暗香中的梦影—1996·2004散文精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散文2003精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2003文学中国》（花城出版社出版）等权威选本，还在《长沙晚报》、《牡丹江日报》、《环境时报》开设过散文随笔专栏。有散文被《散文选刊》、《中华文学选刊》、《散文海外版》、《作家典藏》等刊选载。还擅长报告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