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边书（连载一）

胡庄子

★毛泽东存世的第一篇文章

友人送我中央档案馆影印的毛泽东中学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商鞅徙木立信论》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早期文稿》，我曾经读过。一见毛泽东中学时期作文的原迹和老师批语，仍受到很大震撼。

先看毛泽东《商鞅徙木立信论》全文：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闇、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国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中央档案馆保存着毛泽东这篇作文的原稿（小楷），以及老师在作文原稿上的评语（行书）。作文纸大16开，左右各有竖格11行，天头甚宽。

这篇作文写于何时？

作文纸是“湖南全省高等中学试验用纸”，老师在作文上批签的日期“六月廿八号”。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12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考入湖南省立高等中学（后改名省第一中学）学习。可见他是1912年6月写的《商鞅徙木立信论》。那一年，毛泽东19岁。

为毛泽东批阅作文的是谁？《毛泽东传》说：“在这所学校里，毛泽东读半年书，留下一篇被国文教员柳潜称为‘实切社会立论的作文，题目叫《商鞅徙木立信论》。”这里透露出在毛泽东作文上做批语的人是国文教员柳潜。柳潜（1878—1930），湖南湘阴人，字钧湄，号涤盫。

毛泽东这篇文章获得柳潜老师的高度评价。毛生的作文，共465字。作为国文教员的柳潜，对毛泽东的这篇作文评价很高，许多句子被他圈点，有眉批，有总评，计140余字。

柳潜在毛泽东作文第一段上方批语：“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

在作文的二、三自然段之间批语：“逆折而入，笔力挺拔。”

在作文的第三自然段上面批语：“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

在作文的最后一个自然段上面批语：“积理宏言”。

在作文后批语：“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落款为“涤盫六月廿八号”。右上角有“传阅”字样，左下角有“壹”字——这大概就是“作文夺得学校头名”传说的来历。

可以想象，柳潜批阅时的快慰与喜不自胜。柳潜的批语，除了赞扬、推崇与激励，还有大胆预测：“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实在是目光如炬，洞悉历史。他已经看出，19岁的毛泽东具有“伟大之器”。果然，10年后，毛泽东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37年后，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解放后，毛泽东曾向老师符定一打听柳涤盫（柳潜）的下落，得知“此人早已谢世，子孙后代情况不明”。毛泽东说：“可惜了。袁大胡子不喜欢的梁启超式的新闻记者的手笔，是我向柳涤盫老师学来的。那篇《商鞅徙木立信论》，他给了我100分。”

★毛泽东《心之力》考证

佛教有《心经》，毛泽东有《心之力》。

说《心之力》，得从《伦理学原理》（德国帕力森著，蔡元培翻译）说起。

毛泽东求学时，《伦理学原理》被杨昌济作为教学课本。毛泽东极喜欢这本书，在这本十万字的书上，写下一万多字的批语，全书逐字逐句圈点，画满了各种符号。这在古今中外的阅读史上，也算是一个佳话吧。

毛泽东在阅读点评这本书的同时，还发挥了一下，写了一篇《心之力》的文章，讲“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心之力》被杨昌济大加称赞，打了一百分。

毛泽东后来评价《伦理学原理》说：“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可以说，这部著作奠定了毛泽东作为哲学家的基础。

可惜的是，《心之力》这篇文章没能传存下来。

前几年网上流传说，《心之力》找到了，网上还有所谓《心之力》的全文，我读了几遍，感觉颇有些毛泽东的笔意。这个《心之力》流传很广，反映了人们对它的阅读渴望。为辨真伪，我专门请教了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主席、中央文献室的陈晋先生。陈先生肯定地说，网上的《心之力》是假的。不過，还得承认，替毛泽东“撰写”《心之力》的这位“同学”，对毛的思想有比较深刻的理解，下了不少功夫。

幸运的是，毛泽东圈阅批注的《伦理学原理》，被一位同学保存下来。如今收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版）中，或许从批注中可以看出《心之力》的影子。

★“90后”“愤青”毛泽东

看《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可以看见毛泽东建党之前的形象与思想。

一个不可羁系之才。他19岁，老师叹曰：“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侯，吾不知其所至。”他22岁，杨昌济教授评价说：“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已显“巨夫伟人之相”。

一个激进青年。1919年陈独秀在北京被捕，他在长沙发表文章营救，高呼“我祝陈君万岁！”二十几岁，就成立数个民间组织，办了几家报刊。他说：“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1920年，他不想和旧中国玩了，主张“湘人自决主义”，他说：“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他还想组成一个“拒婚同盟”，践实“废婚姻”的盟约。

一个有志于改造中国的人。他放眼世界，立志改造中国及人的思想。“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祟，奴隶成性，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当今之世界，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一个诗人、文章家。“一路景色，弥望青碧，池水清涟，田苗秀蔚，日隐烟斜之际，清露下洒，暖气上蒸，岚采舒发，云霞掩映，极目遐尔，有如画图。”这是毛泽东在一封信给一位朋友描述的路上景色，媲美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一个诗人和文章家开始上路了……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最早版本是个内部本，1990年7月出版。1995年3月出版第一次修订本，2008年11月出版第二版。这部书搜录了1920年11月之前能够找到的毛泽东的全部著作，计150多篇（首）。通观之下，一个“知识青年”毛泽东、“愤青”毛泽东、“90后毛泽东”树立在读者面前。

★毛泽东“北漂”北大打工

毛泽东年轻时，曾经是“北漂一族”，他在北京大学打过工。打工嘛，没什么地位，受白眼是难免的。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回忆在1918年北大图书馆做事的经过，说：“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们的钱来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以后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钱，八块大洋。”“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当时，李大钊当时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在李大钊离开的时候，张申府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代主任。新中国成立初期，章士钊向毛泽东提及张申府的工作安排问题，毛泽东说：“我连大学都没有上过，我只是中学毕业，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一个小职员，一个月八块大洋，张申府就是我的顶头上司……”

胡适1959年12月26日曾回忆毛泽东如何进北大图书馆打工的。他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生事，把它烧了。当时北京有个工读辅助会，他先在辅助会工读，很苦。当时是章行严当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主任。章行严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钊两人把他介绍进去的。他管理报纸阅览室，每月八块钱，那时八块钱也是可以过活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新星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这些年来，有人演义了不少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打工时的细节，大都靠不住。还是胡适说得好，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这比较靠谱一些。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中共1927年8月7日的八七会议，诞生了一句毛泽东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声，唤醒了共产党人，打醒了历史，打响了天地，中共因此而得天下。

这么重要的一句话，《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中没有记载。

《毛泽东文集》八卷本（收入四卷之外的重要文稿）收有毛的八七讲话，里面也没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原来，毛的原话是“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句话被概括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毛的名言，传遍全世界。

据《毛泽东年谱》第五卷记载，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时，还专门向毛泽东请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如何理解。

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之“言”，毛氏“枪杆子”敢当。

★毛泽东“浏阳遇险”

据说毛泽东跳舞时，喜欢的伴奏曲是《浏阳河》。这固然是因为《浏阳河》好听，是不是还有其它原因呢？比如毛泽东曾在浏阳河遇险而脱险，浏阳河是毛泽东遇难而呈祥的地方。

1927年9月8日，毛泽东组织秋收起义，途经浏阳河时，被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在被押送团防局处死的路上，毛泽东死里逃生。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

对于这段历史，毛泽东多次讲过。笔者见到有两种记载——

1936年，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到了浏阳遇险的经过：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阳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黨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200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见《西行漫记》）

新中国成立之初，谢觉哉写了篇文章叫《浏阳遇险》，记载毛泽东浏阳遇险的故事：

一九二七年准备秋收起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以中央特派员资格并受湖南省委的委托，到铜鼓去领导驻军起义。一块儿去的共有三个人，走到浏阳时，被团防军逮捕了。团防军押着他们走，毛泽东同志在路上故意装作腿痛，一步一步地拐，落在后面。他掏出一把钱来，对团防军说：“朋友，拿去喝茶吧！”那些人接了钱，他就走开。没有走出几丈远，那些人喊起来，其中有一个人追到了他跟前。他只得站住，又给了追的人一点钱，并且说：“没有了，朋友，再见吧！”等他走到前面岭上的时候，追他的那个人才大喊起来：“跑了，跑了！”跟着大队就从他后面追来。毛泽东同志急忙走下岭，躺在一条水沟里。他听见追的人在喊：“明明看见他向这里跑，怎么不见了？”到处搜寻，只是没有找到他躺的那个地方。人声听不见了，他爬起来，涂了些泥在腿上，装作农民的样子，走上一个高岭。这已经是江西地界了。看见有个打柴的，他对打柴的喊：“喂，下面在打仗！”“什么事打仗呀？”两个人于是走到一起，交谈起来。谈到农民协会，打柴的说：“农民协会好，只是不该打菩萨！”他回答说：“不错，告诉你，我就是农民协会的委员长，我在农民协会是反对打菩萨的。今天下面喊捉人，就是捉我。朋友，请帮我一帮吧！”打柴的很惊讶：“怎么帮法？”他说：“这是两块钱，一块请你买一双草鞋;一块请你买一点饭，并且请你带路，把我送到江西地界。”打柴的说：“可以，你就在这里等着！”天快黑时，打柴的来了，拿来了草鞋和饭。并且从偏僻的小路上把毛泽东同志送到江西地界。毛泽东同志问他姓名，打柴的始终不肯说出，他哪里想到他所救的是一位伟大的人民领袖呢！（见《星火燎原》第1集）

谢觉哉说：“这故事，是毛主席闲谈中告诉我的。”

毛泽东可能给许多人讲过 “浏阳遇险”的故事，给斯诺讲过，给谢觉哉讲过，细节有所不同。据说，在江西省铜鼓县，在湖南省浏阳河，还有另外的传说。同一个故事，不同的细节。历史就是这么复杂。

★话说“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

许多对毛泽东不满者喜欢引用毛泽覃批评毛泽东的话“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有的说，毛泽覃当年就批评哥哥毛泽东把共产党当成了“毛氏宗祠”。他们把这句话作为毛泽东家长制领导、一人独断、大权独揽的象征。

引用这句话的人，连基本历史事实都没有弄清楚。让我们返回历史现场——

1930年初的一天，毛泽东在去和丰县的路上，看到两名红军押着一个青年去当兵，一位老大娘在后面哭着不让儿子去当兵，说家里没有劳力了。红军战士不理睬老人，继续押着青年往前走。毛泽东见状，连忙扶住老大娘，喝止两位红军战士。

毛泽东说：“扩大红军是当前的重要任务，可参加红军要自愿，你们这样强行抢人，只会让红军失去民心！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谁派来的？”

红军战士说：“我们是赣西南地方红军，是办事处的毛泽覃毛主任派我们来征兵的，因为任务很重，我们只能这样了。”

毛泽东一听是弟弟毛泽覃的部下，一肚子气。傍晚，他来到毛泽覃驻扎的君埠，找来毛泽覃，一通大骂，屋外路过的人都听到了兄弟两人的争吵声。

毛泽覃认为，现在扩大红军，强行征兵也是迫不得已，大哥如此愤怒，没有必要。他不明白，在毛泽东心里，百姓和民心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毛泽东看到弟弟不认错，还不停地为自己辩解着，气得举起拳头要揍弟弟。

毛泽覃见状，大声说：“这是革命队伍，不是毛氏宗祠！”意思是说，这不是在家里，老大不能打人呀。

毛泽东一听毛泽覃的话，猛然醒悟，放下了拳头，然后仔仔细细地跟弟弟讲了红军的宗旨和纪律。毛泽覃认识到了错误，后来还专门去跟那个老人道歉。

在韶山乡韶山村十八罗汉山麓，有毛氏宗祠。这座宗祠坐东南朝西北，1755年建成。宗祠两侧的对联是“注经世业，捧檄家声”。毛泽东兄弟少年时，经常出入宗祠这个行家法的地方。1925年，毛泽东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曾在这里办农民夜校。毛泽覃脱口而出的“这是革命队伍，不是毛氏宗祠”，是因为兄弟俩人都熟悉“毛氏宗祠”这个场景。

现在有人引用毛泽覃的话来攻擊毛泽东，其实是将具体的历史背景抹去了，也把毛泽覃的话扭曲了。

当然，词语在岁月里行走时，词义会有所改变，甚至发生颠覆性的改变。这都正常。作为严肃的学术著作和论文的论点论据，还是要尊重历史事实，至于故意歪曲扭曲，那时学术道德问题了。

其实，“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这句话最早是由毛泽东传出来的。1964年，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我年轻时手拿棍子打毛泽覃，他说，我们共产党不是毛家宗祠。”（《毛泽东思想万岁》第404页，首都红代会北航红旗赴青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967年5月编印）事实如此，毛泽东坦诚以告。

★毛泽东的“精益求精”与斯坦·李的excelsior

美国漫画家斯坦·李2018年11月12日去逝，享年95岁。他创作的蜘蛛侠、绿巨人、复仇者联盟、钢铁侠、X战警等特级英雄形象，为世人熟知。

斯坦·李的座右铭是：excelsior。这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创造的一个英语单词。

斯坦·李解释说：“我的座右铭是excelsior。那是个古老的词，意指勇往直前、再创辉煌，坚持不懈，该走了就走。世无定事。”“我在漫画专栏文章的结尾用过很多措辞：放松一点、正视前方、不必多说……我发现竞争对手总是跟着我学。于是我要找到一个他们不懂是什么意思而且不会拼写的词，excelsior就是这么来的，谢天谢地，他们始终没学到。”

excelsior，汉语释为“精益求精”。

汉语的“精益求精”，是毛泽东的创词。

出自毛泽东的名文《纪念白求恩》（1939年12月21日）：“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

如果追溯毛的“精益求精”的源头，可以追到宋朝的朱熹那里，他在注释《论语·学而》“《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这一句时，指出：“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

朱熹用的是“益求其精”，毛泽东用的是“精益求精”，两个词，意思近似，前者是话，后者是词。

说毛泽东化用“益求其精”而创“精益求精”可以，说毛泽东创造“精益求精”一词亦无不可。你说呢。

至于斯坦·李的座右铭excelsior，是不是跟毛同志学的，还需要再考证。

★“低级趣味”与“高级趣味”

词语中有“高级”、“中级”、“低级”，有“趣味”，从来没有“低级趣味”。

毛泽东把人的趣味分别一下，创造了“低级趣味”一词。

“低级趣味”首见于《纪念白求恩》（1939年12月21日）：“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有“低级趣味”，就有“高级趣味”。什么是“低级趣味”？什么是“高级趣味”？毛泽东的这段话中已经回答了。就是说，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做大有利于人民的事，就是“高级趣味”;如果一个人有自私自利之心，干不利于人民的事，他就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不是一个纯粹的人，不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不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不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是“低级趣味”。

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说：“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不是高级趣味，不是共产主义精神。相反，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才是高级趣味。”（在八大第二次会议上的第三次讲话）毛泽东在这天的会议上把“庸俗的谦虚”也归类于“低级趣味”。这些话是说给官员听的，进一步指明在官场什么是“高级趣味”，什么是“低级趣味”。

是得想一想，自己是高级趣味呢，还是低级趣味？

★从“走马观花”到“下马看花”

“走马观花”源自于唐代诗人孟郊的《登科后》曰：“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说的是，事情如意，心境愉快。这句诗精炼成词语“走马看花”后，意思变为：大略地观察一下。

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说：“俗话说：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我希望你们都要下马看花。” “下马看花”是从“走马观花”那里引发出来的。

毛泽东夺胎换骨，赋予“下马看花”以扑下身子，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研究之新意。毕竟用脚思考问题比坐在屋子里用脑子思考问题更靠谱。

毛泽东在“抗大”批评说：走马看花法是不对的，中国人欣赏了几千年花，对于雄蕊雌蕊还弄不清楚……

毛泽东使用“下马看花”后，“下马看花”这个词就进入政治领域，流行起来。

毛泽东曾经真的准备骑马下去，“下马观花”。1959年，毛泽东准备沿着黄河、长江搞一次大型的调查研究。他说：“从黄河口子上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做警卫，搞个地质学家，搞个生物学家，或者搞个文学家，搞这么三个，只准骑马，不准坐卡车，更不准坐火车、汽车，就是骑马。骑骑走走，一起往昆仑山，然后到猪八戒的那个通天河，翻到长江上游，然后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为止。”（《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这是一个宏大的考察计划。1960年初，毛泽东再次说到这件事：“我想骑马沿着两条河考察，一条黄河，一条长江。这种想法至今未能实现。你们赞成不？不一定一年走完，做调查研究。你们如赞成，帮我准备一匹马。沿黄河走完大概要两年，我还可以调查一点地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在毛泽东的督促下，有关方面立即着手准备毛泽东的行程，警卫人员开始在北戴河训练，一匹白马已经备好。后来，种种原因，最终没有成行。

如今想来，如果毛泽东“骑马”的愿望得以实现，他行脚黄河长江，纵横祖国东西，深入民间，下马观花，阅历风物，广胸中之丘壑，游物外之文章，吸纳田野之气，展开旷野之思，必将产生更深邃的思想，推出更好的政策，写出更精彩的诗文。那将是他的第二次长征——思想文化的长征，将是孔子之后的毛版“周游列國”，将是新的“西游记”。此行落空，千古遗憾。

★读书与杀猪

“如果只是死读书，那么，只要你识得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个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摆脑的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杀它，它会叫。一本书摆在桌子上的，既不会跑，又不会叫，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这样容易办的事情呀！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点。”

这节话，是毛泽东在延安说的，在《毛泽东选集》《整顿党的作风》中被删掉。1942年延安整风学习文件汇编《整风文献》（解放社编）中还保留着这几句话。

《整风文献》这本书，几乎各解放区都有翻印，内容相同，版本不同。我手头这本是解放社编，新华书店发行（上海福州路679号、上海河南路170号），新华印刷厂（上海西康路489号）1949年6月印刷的。

★毛泽东创造“纸老虎”

访延安杨家岭毛泽东故居，专门看望1946年8月6日与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处。就在那个小石桌前，毛泽东创造了“纸老虎”这个世界性的词语。“纸老虎”一词，可谓是创词大师毛泽东的天才创造。

毛泽东一生多次谈“纸老虎”这个话题。

我保存有几本关于“纸老虎”的书：《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出版社1958年11月版），《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著，人民出版社1958年11月版），《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毛泽东著，人民出版社1964年12月版），《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毛澤东著，人民出版社1977年8月版），《为什么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林纳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1月版）等。

我在《毛泽东影响中国的关键词》一书中专门写了“纸老虎”一篇。

诗人伊沙写了一首诗歌叫《纸老虎》（1995年）：“中国当代最优秀的/古典诗人毛泽东/革命现实主义加/革命浪漫主义的/始作俑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大师/写下了无数/伟大的篇章/而他所用过的/最漂亮的意象/却不在诗歌里/而在其散文中/他说：苏修美帝/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既是结构的/亦是解构的/我想：即使/把它译成/英语和俄语/或者其它什么鸟语/这个意象/也不会失其漂亮。”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作者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具有原创性思想的著作之一，确立了毛泽东的“文艺教主”地位。纵观中国历史，很少有哪篇文章像“讲话”这样影响深远，并且逢五逢十还要开会纪念。对其观点当然可以争论，但不能不承认，他对于“群众”的推崇、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论点、对民间文艺民族文化的高举，都具有开创性，影响了文艺走向。

奇怪的是，谁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作者竟然成为一个问题。最耸人听闻的说话是，这篇文章不是毛泽东写的。2006年，有人在一篇文章中称：“胡乔木晚年对属下说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由他代替毛泽东起草，言谈中还流露过想把文章收入自己文集的念头。”

真是这样的吗？

胡乔木的夫人回忆说：“主席在座谈会开始和结束的两次讲话，乔木听得认真，记得仔细。主席讲话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纲，后来让乔木整理成文。乔木在主席身边，对主席的思想有比较深的领会，所以整理稿把毛主席关于文化的工农兵方向，关于文化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投入火热的斗争，与工农兵结合，在实践中转变立足点，改造世界观等思想表达得相当完整、准确和丰满。毛主席很满意，亲自作了修改，在第二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但是，乔木多年来对自己是‘讲话的整理者一事从不提起。”

1991—1992年间，胡乔木为写《回忆毛泽东》一书，跟他的助手说：“至于讲话怎么样形成文字的，没什么必要多说。当时有记录，我根据记录作了整理，主要是调整了一下次序，比较成个条理，毛主席看后很满意。”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的作品肯定无疑。为了这个讲话，毛泽东与许多文艺界人士谈话，做调查研究工作，这有很多回忆文章可证。讲话时，一批文艺名流如萧军、艾青、欧阳山、林默涵、草明、丁玲都参加了，没有弄虚作假的条件。《讲话》中的原创性观点很多，不是某个笔杆子可以发明的。如果谁要说自己是毛泽东《讲话》的起草者，大概自己也会不好意思。

如今老人们不在了，谎言就出笼了。好在老人们的文字在。

俞正声2011年6月20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上党课时说：很多人千方百计地诋毁毛泽东，“甚至说，毛主席著作大部分是胡乔木写的。胡说八道，胡乔木写不出这种文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