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走向共产主义道路的延安（上）

赵通儒 魏建国

离开延安快十年了！

听到延安的重新建设，固然兴奋愉快;看到延安将通铁路和飞机通航的消息，也更高兴。可是，回味延安过去的各种生活，更是发人猛省与倍增怀念。

延安，中国人民民主圣地，中国革命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在中国走向共产主义道路中，他的经历是曲折的，艰苦的，光荣的，永铭史册的！

延安，是全国十多万基本革命干部的温床和摇篮，是党中央清结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抗日和解放战争，实行马列主义中国化，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相结合，建立以毛刘朱周陈为核心的党中央和全党团结一致，纠正党八股、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心脏地区。在这里，为了团结全国，实行了“三三制”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给全国走向社会主义奠稳了基础。在这里，实行了自己動手，自力更生，生产、战斗、学习相结合的克服困难，坚持抗日团结，坚持把抗日战争的胜利扩展成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解放战争，把中国革命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有机连结，毕其功于一役。因此，从中央到全国各级层干部，延安，总和他有数月数年或十年二十年的深厚友谊和密切关系。许多人在山头、河边、森林、田野间流过汗，有的流过血。人们，把他称为自己的故乡或第二故乡，是最恰当不过的。年轻一代，把他称为自己的母亲，确实有其政治的、思想的历史根源和真理意义的。

全国党和中国革命各阶级同延安的关系，三十多年来，我是身历其境的见证人、参与人、领导人之一。而且，我的三代老幼男女，都与延安同生死，共患难，绞脑汁，流血汗，由生而死，由死而生，同苦险，共安乐，悲泪伤心，欢乐团圆，一些人世忧乐都从此地度过。

为了永远记忆不忘，把我个人对延安的经历，按时间次序，简要略述于后：

幼时听到祖父和父亲说，曾祖父赌输下数百文铜钱，怕债主，逃到延安给伐木匠当徒工;祖父又输下二千文债，一样去当木工，先后为父亲一一找回。延安的农村，是森林、狼豹，人少地多，荒山、古朴世界，人民生活不及安定。父亲屡述他和恶霸“三阎王”在延安打官司，赤手空拳，战胜优势敌人的经过。说到延安和安定县一样，一座山包在城内。多年失修，倒塌破落，下雨像一个模子出来的，不过人口比安定多些。南北长，东西窄，城和街比安定大些长些。没炭，烧柴，说话带有关中口音，风俗、作风和安定不一样。

1923年到榆林参加运动会告县长胜利后，脚户、亲友、同学们都说，延安和榆林、绥德、清涧比，都比不上。1916年起，延安驻的军队多，仅次于榆林，为南通西安必经之处。

1924年8月，李子洲校长向全校近二百名同学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浅说，王懋廷先生分别在讲国文时讲了《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之后，一个天朗气晴、秋景宜人的星期日，王先生率30多位各班同学，作郊外旅行，游览绥德西山寺及无定河边晋溪洞后，齐憩庙院，在廊檐下有张三丰遗迹的院内，或坐或立，从风景、传说、故事，谈到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前途。王先生提出：“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也将在中国要实行起来。”白明善（烈士）是学生中年龄最大者，在乡村已教过小学，比王先生还大五六岁，比笔者大12岁，家最穷苦，是旧世家之破落户，半工半读最贫苦的学生。他说：“陕北和西北，没有工厂和工人，上海、天津就不少，无产阶级在中国已经有了。”马瑞昌（病死）和教员年纪相仿，家贫苦，父亲是穷苦老知识分子，精于数学，说：“中国历史上许多造反的人，是天灾人祸下农民、不及第的士子。革命有工人是近代欧洲的事。中国在没有产业工人时，代代有反乱。现在苛捐杂税，民不聊生。只要有人承头，可以揭竿而起。若统治阶级再稍压迫，更易成熟。”年纪最小的赵仰普（时才虚龄16，实足不满14。已有四五次和本县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称职、不良教员校长斗争经验。由于家境贫苦，经过家乡五六次战乱、疾疫，多次苛捐杂税，旱灾洪水，及祖父、父亲、亲戚与人打官司、斗争，受过多少委屈事件，以及熟练民间婚丧嫁娶风俗习惯、人民苦乐忧患……）说：“绥师同学有16个县，最大多数是贫寒家庭（因他和同学结拜最多，百分之八九十是盟兄弟，都在县教育局领津贴，最清楚盟单和兰谱上要有三代及家庭情况）。榆中学生也有十多县，贫寒者在半数左右。只要这些人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宣言，则中国的天下，鹿死谁手，不问可知！”这次漫谈之后，在10月10日国庆节之前，就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SY）的第一个支部。赵仰普代表团与党，发表了自己研究完结论之“对孔子思想、学说批判”与“中国的空想共产主义到科学共产主义”。最早的十个青年团员中，就有一位延安学生罗百福，为党与国给延安人民中播下的第一粒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种子。

孙中山北上了，在北京召集国民会议。赵仰普在瓦窑堡成立安定国民国议促成会分会，罗百福在延安成立肤施县国民会议促成分会，为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基础组织与力量。这粒延安共产主义种子，不只种子，居然在不到百日，开始发芽了。国民会议夭折了，孙中山入了医院。陕北代表行至汾阳，得电不再赴京，途中遇到反基督教运动，代表们参加了汾阳反基督教群众运动，不仅和群众一起大打基督教堂（汾阳是美帝传教中心，教会的权力比当地政府还高，人都信教），而且把教会学校铭义中学的学生赵博（抗日时牺牲在山东，纪念他的赵博县即是）等四人，引来绥师，脱离教徒及宗教统治的学校，都参加了党与革命。这一反基督教运动，从上海党中央、团中共领导发动，从赴京代表由汾阳接受干起，绥德也来个反教运动，捣毁教堂，制止布道员在街头宣传宗教。赵仰普代表党与团发表了自己研究所得结论，批判了基督教教义与帝国主义在华之文化侵略，不止轰轰烈烈，而且惊天动地，从军阀、官僚、绅士、地主，一切媚外势力，大起恐慌，目绥师为洪水猛兽。这一运动，由党与团领导与督促罗百福带到延安。

延安是陕北及西北天主教的心脏，传教士有英、美、法、德、意、比、荷、西、葡，三边的传教、外国人及不平等条约之割地赔款，也归延安教区主教管。教堂叫天主府，府官县官到职之初要到天主府去拜访，遇年节要去拜年。外国传教士一张名片，可以把府官县官牢内的匪犯，改为官老爷须向之道歉赔不是而无条件获得自由、超人一等的天主教信徒。当时，延安天主教堂比中国的文庙势力大不只百千倍。罗百福领导一些小学生、市民，大打天主堂。教堂的控告书邮寄到陕西西安的督军、省长公署（省军政衙门）、榆林镇守使、道尹衙门。这株幼芽，不只出土，居然经历起暴风雨的考验来的。

中国国民党陕北特别党部，在SY与中共绥德特别支部领导与筹备后成立了，派杨明轩赴西安筹组陕西省党部，道经延安，最好能在延安也建立起国民党的组织来，以便党与团领导他作革命活动。往返两次经过，认为，按地理有必要，从实际体验，没人，不好下手。结果只好慢慢来。李子洲校长为绥师经费，赴省交涉，途经延安。往返中也体察到延安和西安对陕西教育发展的趋向和得到点消息，返校后和杨、王等同志、同事交换意见，结论是延安应该筹办第四中学。

党和团得到了李、王的报告及结论，召集了有李、王参加的党团员全体廿余人的党团员会议，决定党调党员呼震东去活动校长，党经过北方局调陈俞廷（汉中人）、刘尚达、田均田（早死）协助呼震东去办学校。学校办起来，发展党、团、国民党、青年社，才好动手。团动员失学青年、高小校毕业团员带动同学去投考。

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五卅”惨案后援会，绥德、佳县、安定、米脂都搞的不错。延安，因为罗百福未回延安，路距绥德较远，不在假期，没有反基和国民会议促成会那样有声有色。延安在绥师只有三个学生，罗百福的志趣、行动也不是长期在延安教育界或地方作事过日子的人。因此，党和团对延安，从寄托一切希望于一粒一株幼苗，转而寄托一切希望于不久定将出现之延安省立第四中学校。希望该校教职员、学生，数十数百人担负起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运动和革命事业来。

1925年的夏末，延安省立第四中学校，在共产党员呼震东校长的主持下开学了。教职员十多人，学生约百人上下。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支部也建立起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延安支部也建立起来了。同属绥德党与团地委领导。李大钊的北方局，耿炳光的陕甘区党委，陈独秀的上海中央，是上级领导机关。

有了党和团的细胞组织，革命运动才有了酵母或胚芽，一切革命的群众团体，也才有了领导核心。延安的革命启蒙运动，以四中为基地，开始从教员对学生介绍五四思想，反迷信，反宗教，提倡科学、民主、文化，秘密传播马克思学说和共产党宣言。虽然没有四师那样旗帜鲜明，革命空气弥漫绥德，但比榆中和榆林又开明和进步的多。学生有自治会，公开合法，而且有代表参加校务会议。革命团体在学校半公开全合法，遇到国庆及革命纪念节，学生、教员在街头或学校可以适当讲些革命道路。也可以与绥师学生互相配合响应。经过学生，还把革命思想带到安定、延川、延长、宜川、中部、富县、清涧等各县，有的放假回去与绥德学生中的党团员合力协作，有的由于该县没有绥师学生，他们经过四中学生也得到了革命的宣传与影响。

延安，古老、因循、守旧、苟安、腐朽的风气，逐渐为新兴革命的朝气所激动。

从1925年秋至1927年夏，延安，也参加了中国的第一次大革命。从低潮到高潮，以至失败。他同绥德、榆林三地，成为以绥德为中枢的三个革命堡垒，响应、配合当时党在上海、广东、北京对全国激动的革命浪潮。在反对北洋军阀混战，欢迎北伐军北伐，驱逐刘镇华出陕，打倒吴新田，欢送杨虎城率部由陕北南下关中参加逐刘，欢送史可轩南下，与冯玉祥会师西安，援救杨虎城被围困……一切革命活动中，都和绥德一呼一应，一唱一和，起了他可起与应起的作用。从1926年暑假后，由于党和团的扩大，党建立地委，团也建立了地委。呼震东被中共陕甘区党委耿炳光、李子洲等调到西安，因杨明轩在绥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西安担任了教育厅长，任呼为职中校长，掩护陕甘区党委与各地及西安一些秘密交通、印刷机关。由绥师调绥德党地委书记田伯荫任校长，担任延安地委书记。焦维炽任团地委书记（焦由榆林中学和刘志丹等闹学潮被开除后，转到四中，任四中首届特别支部书记。他已是团员兼党员，加入是在榆中，经绥德地委转去延安）。一方面直接与陕甘区党委发生关系，工作上仍受绥德地委领导（因绥德地委与广东、武汉、上海、北京、太原均有关系，而延安当时统治阶级方面与绥德为同一军政区域，革命对象及斗争一样。北方局李大钊派其助手蔡楠轩任绥德党地委书记。蔡与李在北京俄使館秘密工作二年，任英文翻译。熟悉当时中俄外交及党的关系和北方面对东北华北的工作关系与反动政府内幕。）工作是发展的，向上的，军权、政权在反动守旧势力手中，但也不敢像榆林那样压制学校和学生。路线、策略基本上是正确的。四中的教员学生不只以学校为中心带动附近各县，卷入革命浪潮，也在党与团的计划与领导下，调动和动员一些党团员及革命青年到西安、武汉去学习，组织农民协会、工会、学生会，也派代表去参加党与团及革命团体的全省代表会或扩大会、或成立大会。由于学校的教职员学生逐年增加，党员团员也逐年增加，由最初数人，到了百数十人。大批党团员一年二年安然存在，史可轩部队中的党团员安然通过，派到杨虎城部下去工作的党团员也安然往返。有些人就满足起来了，自己把自己陶醉起来了，认为延安好了，逐渐将更好，会成为自己安乐处所。当时，有这种思想言行的，后来或落伍，或动摇，或叛变，或为时局变化浪潮所吞噬，或死于疾病忧患。而另一些人，虽然也知道延安已与过去不同了，有了很多党团员，有了党与团的坚强组织，前途仍不容乐观，还要艰苦播种、耕耘。有这种思想言行的人，有的为革命牺牲，有的仍坚持至今。最初的那粒本地种子呢？在1926年秋就离开陕北，初到西安，以后十余年未敢回去，在国民党军队中死去，死因不明。绥师另两位学生，由于赵仰普向党内提出实行“党化第三班”口号，准备提出“党化四师”口号时，在1927年初毕业时，也已入党，回延安教书数年，由于白色恐怖及病死，未见未闻其有叛变或向敌人自首之消息。

1927年夏末的反革命白色恐怖突袭下，四中被封闭，教员学生风流云散，逃奔不暇，革命浪潮被反革命高潮吹掉了。今日的人，看到这个材料或想起来觉得可笑。当时的身历其境者，怕的要死。我这样日夜苦思苦谋曾给那里的党与团绞尽心思，两三年过的人，正在劳瘁重病、生死危险之际，得到许多逃回党团员（西安、延安、绥德一起逃回瓦窑堡）的报告，伤惨、悲愤、忧愁交织。自己生死性命未卜，家中遭反动军队苛勒诈逼，要筹划去恢复绥德工作，要筹划当地工作，要筹划恢复延安工作，要筹划如何恢复与北京与西安的上下级工作关系。病使我不能起床走动，病使我头昏脑晕，时时昏迷过去，人事不知。父母姊弟亲友团坐而哭，又不敢把心中策划对人说出，手中又分文没有。当时苦闷，每一忆及，历历目前。逃回之人过去经过考验认为是优秀的、积极的活动分子，有的连请他吃饭也不敢来。1924年起的三年之功，废于一旦。革命幼苗的延安，在一股暴风雨中被夭折了。病还未痊，还在依杖而行，把安定县和瓦窑堡的工作安置后，我对四中的安定学生中党团员嘱咐：“只要有消息学校还开办，你们立即去。到校后恢复原来的组织，小心谨慎秘密地工作。”他们应允后，果然，不久，学校开学通知和招生广告，先后到各县教育局，他们也各个硬着头皮，拿上县教育局的护照去上学。当时我就是安定代教育局长，这些是亲手亲身处理过的。10月初，我逃难在山西汾阳教会医院治病，魏野畴和焦维炽两人由西安来陕北。魏是逃避西安反革命的搜捕，负有去北京重建陕西省委与北方局秘密交通站之任务;焦为赴西安参加团省委扩大会议返回。他俩在道经延安时，知四中开学，由焦找到我动员去之安定学生中党团员唐亲贤等，又找到一些其他各县党团员，把秘密支部建立起来，焦回家乡乡下去了。我在10月中旬由汾阳返回陕北，参加“清涧兵暴”未成，返回绥德，从新振动与恢复各县组织。在我出发走绥德和米脂之前，由绥德给延安去信，任命唐亲贤等成立延安党与团县委。因绥德是先成立了县委，各县我均将如此去做。待各县委建立起来，报告北方局和省委后，得到省委指示，再按指示或各县直属省委或设立代表省委之就地领导机关。北方局和中央的关系，只好稍后一步。这样，由于延安四中的继续开办，魏、焦的建立支部，我的先后两次努力布置，党与团的延安县委又恢复了，共有100多人，教员没有过去多。这些革命幼苗，虽经野火烧了一次，未待春风之吹，而在霜露日甚，白色恐怖笼罩下，反动军警严密盘查、搜问、考查、监视中，却又复活了。一百多七八县青年知识分子党团员和当地的工农党团员姚安吉、学生党团员王化成等，又日夜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小心翼翼工作着，蠕动着，蛰伏着。

就在这个同时间内，“清涧兵暴”的革命部队中，为了革命的目标，本来有三种部队行动趋向的意见。一种是赵仰普主张的，部队应由清涧向北行动。绥德敌人名为一营，实才两连。米脂一名军队不驻，本地二三十名本地警察，不会打仗。宋家川和螅蜊峪是两个黄河渡口，有两个税局，存款很多，绥师经费才从那里取回。各驻一连，人数各才六七十名，不足额。又没有城堡、寨子，十余年来未经战斗及兵匪之变，官兵驻民房商店之中，毫无防备。不打绥德，不惊动敌人，夜趋猛袭，这两处两个连解决也好，赶走也好，自己有12个连，2000多枪。从两局可得款数万元，够一二年兵饷用费。接连到吴堡、佳县、米脂三个无兵城中，再向官绅筹数万元（当时三个县城筹10万现款，只要一二日），有钱有枪，发动绥、米、安、清、延川、延长、宜川农民参军，扩大部队，择弱而食，进行游击。陕北不能立足，西向甘宁，东向山西，南下关中，择利而往，择利而返，配合全国。赵引6名干部，有筹组国民党党部的人，从宁夏、甘肃、关中逃回者。走至石嘴驿，得悉部队已起义南行，未待赵到，赵等北返。这一计划和意见，未及到达军中，所以也未引起党内外任何争论或纠纷。但，到起义失败后，白明善与谢子长先后和赵将计划提出后，他们皆一一追悔没有迟动一二日或早给赵把路费寄汾阳，使赵能早三五日返回，赶上起义。但，革命队伍内部，当从清涧南行，到延川，顺利诱杀反革命新旅长康子祥及某连长后，计划行动发生了不同意见：李象九的主张，利用旅长石谦的棺尸及护送人员前行，伏于延安东门内，部队尾蹑于后，内外夹攻，夜取延安。因为石被井岳秀派人暗杀后，未公布罪状，佯作刺客入榆刺死之捏造宣传。井另任命之新旅长康子祥已到职，还未动手清洗部队中革命军官革命战士，革命部队尚未对康处决。石之棺尸由榆运清，沿途公开合法走的。石在生前，平日出入，身旁皆带二三十名护兵。这些人数、人名，连驻在延安的高双成也知道，也认得。清涧、安定、延川、宜川原为石旅驻防地区，区内本部部队调动换防乃是常事。高、石同去榆给井拜寿。随棺尸之伏兵埋伏在城，清、安、延川石部走至甘谷驿，延安城内尚不可知，突袭、内外夹攻更是井、高到陕北十余年未经之偏突事变，无从防起。因为驻安定谢子长连，驻瓦窑堡之王有才连，一一动身到清涧会师，准备起义，同驻瓦窑堡之井部种宝卿骑兵团还不知道。清涧兵暴后，革命部队南下，清涧官绅派人到瓦窑堡搬兵，他们才知道。这说明反革命敌人之麻痹，李象九估计之正确。石之被刺，亲兵多私人，极愿报仇。井部也有对石死之不明，暗表同情。高志清全师，当时已为井所怀疑。井又对乌审蒙兵作战失败中。石被刺时，安定县长张凤梧与石同窑洞同炕睡抽大烟，亲知石之被刺。张已回到安定县，谢、王率部到清涧会师，还未发觉。尤其石之棺尸南运及康子祥新旅长到职平安，完全将敌人麻住了，敌人还未料到全旅迅速起义。李象九争持自己意见在清涧、延川及甘谷驿最甚。

其时唐澍同志认为这样是冒险主义，没有采纳这个计划与意见。一些没有经验的同志皆赞同唐澍。部队到宜川后，在延安敌人的追剿、瓦解、自己内部意见不一下，失散者多。史唯然等被派去西安给陕西省委送报告送钱，省委留下做军委工作了。一些政治工作人员如叛徒曹必达等自由行动走了，以后改业改行而反革命了。唐澍率残部于第二年春参加渭华暴动，前后在韩城、洛川、关中打了许多苦仗，唐最后兵败饿死。谢负伤徒步独自回陕北找党特委。白明善负伤回陕北找党特委。

以千余兵，2000支枪，未袭取延安，李象九1930年在北京，1949年在西安，与笔者，每一谈及，为之怏怏。

这一计取延安，即使达不到目的，受點挫折，不至失败那样快。因由甘谷驿袭延全役才一二日之事，延安敌人尚不知起义，出敌不意，急趋夜间突袭，自己主动，胜利则可以大加扩充，不利则一切须主动进退，就不至发生后来的打硬仗思想路线。部队由清涧起义，走到甘谷驿敌人不知，由甘谷驿到宜川又是走了四天多，自己尚未到宜川，而甘谷驿一日到延安， 部队行动风声敌人从各方已得消息调集围攻。自己在宜川因一路行军顺利，戒备弛缓，战斗思想未发扬起来，以致敌人围攻枪响，自己起而应战，完全出于被动，终致失败。

陕北地方党虽然三年多苦心惨淡经营这支部队，并未因部队起义之后，不与地方党和群众斗争配合南下而灰心丧志，或惊慌失措。党对这支部队起义，抱着极度关怀的心情，用沉着、冷静、坚定的信心，在赵仰普的说服下，相信他们南下胜利后，扩大后，再抽师北上。失败后，还要北上来找补充和重起。万一失败到不可收拾时，至少其中一些陕北干部和士兵要回陕北。有了失败的经验，将来的成功就有了把握。所以也并不幻想或奢望要他们攻下延安或占住某个县城。也不满足于延安的党与团又恢复了组织，重建了县委，拥有六七县的百余人。更不急躁要那一日那一月由革命力量立即控制某城。因为全国的革命条件还在艰苦困难之中，蒋介石的杀人在日甚一日。新的革命方向、策略、力量，都在重新起头做起。

1928年春，绥德西川苗家坪对面南丰寨上开幕的第一次陕北党代表大会，接受和传达中央、省委“八七”紧急会议决议，成立陕北特委的会议中，有延安党与团的代表。1929年初，绥德西川张家渠，接受与传达党中央全国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陕北特委召集的陕北党又一次代表大会中，仍然有延安党与团的代表。虽然每次会议有杜衡的盲动主义路线在开始，但一一被正确路线的同志所防止、制止或纠正。延安，慎重地在革命路途上稳进着。

1929年春末夏初，陕北特委南路特派员兼五县工作及清涧党县委书记赵仰普召集的文柏山会议，有延安、延长、延川、清涧、安定各县区委书记及清涧五区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传达与接受六大决议，会后沿途散发宣言传单。延安的党与团并未后人。这次会议的参加人至今仍有高克林、向孝慈、刘耀三、师应三、师作范、霍建德等。

在这次会议前后，延安的党和团秘密慎重活动外，在延川的马家河和瓦窑堡，赵仰普策动了杨庚午起义。赵与杨谈判的主要内容是要刘志丹和谢子长两人到来，任党的全权代表，至少要来一人，再起义。因为起义是在黄河边之险地，乡村和小渡口，无城寨及敌人驻军或民团于百里四周之内。迟早完全由自己控制，不受任何外界影响。起义之后，立即要进行各种斗争和战争。起义之后，必须到后九天山寨插起旗号，以便四方同志前往聚义，以便地方动员各县党团员带动群众上山，参加起义。杨庚午恐功归刘谢，未如赵约……（原文为手抄稿，此处有遗漏。——编者）杨国栋即行自己任特委代书记。在讨论第三国际指示信时，初不主张利用新军阀混战，继又说革命在低潮时非寄人篱下不能存在。所以二杨会晤后，一个不敢和不愿上山，一个想走投降路线没有理论根据。交谈之后，一个借口向榆林侦察敌情，找寻有利门路;一个急急忙忙就起义。将起义部队刚拉到后九天不久，经赵派赴太原治眼疾之谢子长，由赵派曾任李象九连班长之党员刘子祥找回。赶到不久，部队内部分化，谢子长、阎红彦、周维祺带一部分西去， 到三边后，周为张廷祥、张廷芝等反动分子所诱骗瓦解而失败。杨庚午带了最大部分，执行杨国栋的寄人篱下政策，投降延安，以一补充团的反革命军队番号，把部队带进了延安城。不久，部队被改编，部队有被枪杀者，有被遣散者，杨庚午也随之而被调离团长之职，最后被洗刷，而不能立足生存于延安。坚持数月，数百支枪的武装力量，被敌人骗诈。而实行投降路线的干部，泥龙王进了延河，自身连自身也保不了了。

这个失败，给安定、延川、清涧人民遗下极大不幸，尤以安定为甚，反动军队勒索所有和后九天有过点滴关系的人，绑吊，勒索，拷打，使全国四千铜钱一枚银币，在安定为五千铜钱才能买到一枚。民间流传：“杨庚午的进延安，到底为啥？！”反革命的气焰更高涨疯狂起来。

由于地方党坚持了稳密方针，杨庚午知道不多。所以，这次失败后，安定富农、小地主群众受牵累、被反动军队勒索者最多，各县地方党所受损失不太大。只有延川杨其贤听到杨赓午投降入延安，以剃刀自杀，表示对执行投降路线之悲愤。

从此，反革命的敌人，对党进攻，除西安的陕西省政府一再严令催办保甲外，在延川也有了乡自治筹备会。敌军对四中进行无理突然搜查，四中的校长一届比一届反动，间有一二中立或革命同志，不敢吭声。学生中的党团员，一年比一年少。虽然小学校还有许多县在党团员任教，高小学生中已有党团员，但因党团员家境较穷，不一定能升学。学校反动统治，清查日益严厉，不易存在。

1930年至1933年底，延安城内的党与团组织，逐年弱小。四周乡村及各县农村，在延安党与团1925至1930年的五年宣传活动影响下，对革命采取了实际支持与代为保密，掩护谢子长和刘志丹率领下的大小部队各次往返，都得到群众的响应和参加。陕北特委派到延安巡视与督察过工作的李馥华（下落不明），延安城内住家的王化成，四中学生延长的李忠信兄弟，富县的李允文，延川的孙峻一等五人，清涧的师作范等，定边的韩俊杰等都到北京，虽然以学习和参加北京的活动为主，赵仰普把他们公开用北京延安会馆团结在一起，秘密保持党员同志关系，对绥德对延安谋有所乘，配合西北的刘谢军事活动。

延安，在革命程途，似乎处于睡眠状态，实际是蛰伏着，蠕动着，而不是完全沉睡或不动了。

从1934年到1936年的三年内，延安，才因为安定、保安、清涧、安塞、绥吴佳米神府土地革命的新浪潮起来，西北红军与陕北红军游击队大发展起来，反动统治階级的“围剿”战争，始而为地主反动武装民团为主力，变成以井岳秀的正规反革命军队为主力;又由井部一师兵力动员陕北23县县政府、民团、地主之“围剿”，转而为全陕西之“围剿”;又由全陕“防、堵、截”配合“围剿”，转而为何应钦、黄郛之蒋介石的华北军分会、政整会之主持之“晋绥宁甘陕五省联剿”和蒋介石由南昌“围剿”江西摸空后，转而以英美法德意日之“助”，亲自督战，调动东北军、华北军、西北军在前，嫡系在后督战之使用全国陆空、公路网、碉堡线的扫荡、毁灭性之“围剿”“安内”战争。延安，成为由潼关、西安进兵的反革命战略战役基地，陆空军起落地点。榆林、绥德、延安三城，成了三个中国最黑暗的魔窟。许多党团员被诱迫、胁逼而自首叛变，许多党团员与革命战士在这里牺牲了性命，为革命流尽他的血而尽忠尽瘁了。

根据地的党政军、游击队、赤卫军、人民，不分老幼男女，都在盼望、猜测、推算何年月日及如何解放延安。

延安人民，生活在恐怖忧郁、被搜查、被勒索诈取、拷打、吊绑的水深火热苦难中。反革命的官绅、军官，胆战心惊，恐怕战死或红军、赤卫军进城镇压他们。反革命的士兵，惟恐战死，思家，想开小差，苦于修碉堡、工事，挨皮鞭、守夜、放哨、吃不饱、穿不暖，夜晚睡不安。虽然他们拥有绝对优势的物资供应和武器，他们的失败、恐惧情绪，简直无以阻止或减少。革命的干部、人民、战士是愁如何、何日解放延安而心志不安。反革命和被反革命统治镇压的人民、士兵是害怕革命旗帜插在延安城头而恐惧到心神不安、神智错乱、狂暴急躁，日夜疑神疑鬼，都被目为革命活动。

毛主席和中央到了陕北，驻节瓦窑堡

1935年，西北红军转移到陕北，从5月7日、8日吴家坪、吴家寨、马家坪三役，歼灭当时敌人84个师三个营，扭转了敌我战争局面，红军主力从千余人迅即扩大二三倍至5000余人。9月（农历中秋节），鄂豫皖的红25军，到达永坪，和西北红军会师，双方南北作战胜利的互相呼应和配合，革命声威震动了全国和全世界。西北红军解放世界著名煤油产地延长县城，长城附近的靖边县城，击溃晋军渡河“围剿”部队三个主力旅团……，红25军沿途胜利，冲破二三千里碉堡封锁线，消灭豫陕敌人两个主力旅。5月9日，玉家湾纪念五九国耻庆祝三役战胜祝捷大会，和中秋节会师祝捷大会，把中央抗日救国、开赴抗日前线的救国主张，传布西北与华北。

农历九月六日，赵仰普率警卫团、游击队、保卫队、赤卫军，在敌人飞机轰炸中，解放瓦窑堡，追击逃敌，党政军机关于下午四时后，西北级、省级入城。

因为执行了西北局所派、中央代表团传达的抗日路线，利用战俘，乘红军会师之胜利战果的影响，敌军人和武器多，工事坚固但缺粮食，被释俘虏为我内应，城内同志及革命干部家属亲戚为革命效力。所以，我以不及敌人百分之一的武器，仅及敌人三分之一的兵力，倍于敌人人数的革命农民，围困、封锁、战斗、袭击、瓦解，互相配合，两个多月，迫使敌人逃去。

抗日，扩红，大批培训军政党团工作干部高潮中，农历十月半，党中央、毛主席、干部团、中央红军，到达了瓦窑堡。

蒋介石的飞机，最少三天两头来，有时天天来，低飞至地面不及二丈高。每次4架至12架。用机枪扫射不多，尽是一百磅和二三百磅炸弹。七八个月，不轰炸的日子还不到两个月（合计起来，非日日连续）。任何人每日的首要为防空。只能夜晚办公。由于我们防空工作和工事动员的好，并未有5人被炸死，被伤才不过最初有数人。当时人们流传着防空洞或防空窖中说：“古人闻鸡起舞，坐以待旦。我们今日是‘闻机起舞，坐以待弹！”互开玩笑。

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这里，首先决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改变打土豪分田地政策为募捐抗日经费政策，改变对富农政策，改变苏维埃工农政权为人民民主政权，号召全国的抗日国防政府，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有枪出枪，全国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一致抗日。党中央有著名的动员全国抗日决议，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决议，改变对富农政策决议。毛主席有动员全国抗日报告，张闻天有反对关门主义报告，周恩来有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东征祝捷西征动员、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共同抗日报告。

在这里，扩大红军新战士8000名，扩充了各部红军主力。改编地方游击队3000余人，补充红军主力。进行东征，借道山西，出兵华北抗日，扩得两万多，把不足2万人的红军，扩至5万多人。

在这里，毛主席发表了致东北军董英斌军长书，为改变文风开了路，为抗日统一战线及后来的国民党书开了头。

在这里，周恩来总理、李克农、吴亮平、白坚（原要赵去，赵举白代去）同赴延安与王以哲将军、张学良副总司令秘密会见，谈好了共同抗日，收复东北的抗日救国方针，给“双一二”事变，布好了活捉蒋介石和要求蒋介石回头抗日。

在这里，又布置了西征，要求一切军人共同抗日。

在这里，决定了争取蒙古民族、回族共同抗日救国，实行民族自治民族团结。毛主席有告蒙古王公书，党中央有对蒙回族宣言，建立了由党中央西北局直接领导的蒙古工作委员会。

这个赵仰普三次请缨解放的小城镇，8个月中，中央只驻节7个月，做了这样多工作。

从遵义会议开始到这里，毛主席才重新建立起对全党全军根据地政权的领导。

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党八股，开始也在工作中，生活中，作风中，制度中，关系中，一一开始被纠正着。

党中央和毛主席进驻延安的地基，是在这里7个多月，苦心惨淡经营而奠定的。

党中央、毛主席进驻延安之前的种种局势

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伸展，酝酿华北特殊化。蒋介石对日屈服，订立何梅协定，出卖华北，纵容日本在全国各地遍设特务机关，连太原、归化、宁夏都有了日本的特务机关活动。日本的走私和浪人贩毒，更是凶恶无伦。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同盟，不只形成，而且东西配合，向全世界人民进攻。德意在西欧进攻西班牙，吞并各小国，实行争取“生存空间”。日本向华北及全中国渗透，以“共同防共”、“中日亲善”要挟蒋介石干脆降日。美帝国主义正收买全世界的黄金白银和一切战略物资，向各国倾销军火，利用日德意向全世界掠取渔利。英国的张伯伦与法国的贝当，正从欧洲各小国和自己的欧洲利益作饲料，往肥喂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天皇。

革命力量，留在南方的根据地及武装，被蒋介石侵占江西苏区后，切成七零八落，互相隔绝，小块地区、小量武装在坚持着。

方志敏烈士一路兵力在战争不利情况下，方烈士牺牲。张国焘不执行中央路线北上抗日，而执行他自己的割据民族地区，又不执行中央政策，把数万革命武装，几乎损失殆尽。“西征”把朱总司令、贺龙、徐向前、王维舟、王震所率领的二、四两个方面军未被张国焘弄失败的部分，接合到一起。从江西动身的15万红军，到瓦窑堡时不及万人，经过多半年已发展成5万铁军。我自己在北线工作，结论判定：“国民党84师高桂滋在大局变化中，要到抗日阵营中来。高桂滋比井岳秀参加革命来得早。井部要最后在无路可走时也来。”后来，李维汉派我随军西征。行至河连湾，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派我去参加对天主教教民工作，归蔡畅领导。红军从宁条梁撤退，我到安边红28军军部后，又经蔡决定，我去参加蒙古工作了。

在我西行之前，二弟赵仰轨和延川马子明及当地农民数人，于第三次去三皇峁进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活动时牺牲。围困瓦窑堡时，敌人搜刮尽我家一切，饿死祖父、侄子，囚禁一家男女老幼近十口人，二弟被敌人钉镣拘押敌军囚所，和井助国、阎遂则同狱。由于他们通过亲戚及社会关系，瓦解敌人，与我围城内外配合。阎遂则因族戚无人营救，致殉难牺牲。二弟与井助国由于族戚与二弟所活动好的民团中二十余武力结合，乘敌军溃退逃跑时，脱险并收缴敌人武器，响应我的城外围攻。他却在东征胜利声中，不幸牺牲。西北革命部队在1935年初，伤病牺牲了谢子长烈士，东征中又牺牲了刘志丹烈士。

革命武力、根据地扩大了，干部增加了，由于错误肃反和谢、刘之牺牲，干部的不团结因素在潜滋暗长着。

抗日浪潮在高涨着，内战还在剧烈着。

由于当时的军事行动方针还不是攻坚，所以我们并无攻占延安的任何准备与布置。

东征，出阎锡山预料之外，尤其借道抗日之口号，使敌人无可反驳。在红军由黄河渡口渡河后，黄河两岸敌人动员百余万民工用二年时间修筑的二千余里碉堡封锁线，两日夜被红军激起的革命人民扫荡无余，使敌人震惊，哪里来的这么大的红军力量。

东征过河红军，四五日兼程前进，抵距太原城只40华里的晋祠，形成直扑猛攻太原之势。蒋介石调汤恩伯等嫡系主力，由正太路、同蒲路星夜增援。独霸山西之阎锡山放弃独占企图，迎接蒋系入援，阻止了红军北上抗日。虽然红军东征扩大了兵力，补充了粮、衣、物资，扩大了影响，战胜而前，战胜而归，但客观上，抗日之路被阻止住了。敌人更大肆造谣说：“毛朱未被消灭于大渡河，落石达开的下场，必将被消灭于黄河、渭河之间，落李自成的末局。”

本来和东北军谈好，我方退出瓦窑堡，他们接收后，不向我方进攻，共策抗日。但，当我方快从瓦窯堡退完之际，毛主席在最后，周总理比毛主席早走一二小时，敌86师张云衢营，却从石湾出发袭击瓦窑堡。张从北门进城，毛主席在担架上刚出南门，相距不及二里远。

坏分子向张献策：“追捉毛主席，一定能追捉住。毛主席在担架上，只带了两个警卫员，武装都在前面走了。”

张问坏分子：“赵通儒哪里去了？”

坏分子说：“前一个月已不见了！”

张又问：“阎红彦哪里去了？”

坏分子说：“昨天才到东面吴家坪，向瓦窑堡走的样子。”

张说：“那不是毛泽东。毛泽东一定早走了。毛泽东定在部队保护下行动，如何敢一个人吊在最后边走呢？”

张只顾搜城内，未信坏分子的话追捉，毛主席得从容脱险。

在86师一个营袭占瓦窑堡时，胡宗南部之丁德隆旅由平凉向定边，在距定200余里西南之山城堡向我方猛攻。东北军又被蒋介石胁迫，以三个师向我南面进攻。党中央毛主席由瓦窑堡退出到保安。瓦窑堡初解放时，一元二角银洋抵一元苏票。中央到后，因人多，票子多了，由一抵一变成三元苏票抵一元，即退出。此时，苏票二十元不抵一元，甚至没人要。粮食没有，把黑豆磨碎，煮“黑豆饼”成稀糊当饭吃，连小米也不可多得。毛主席一晚只用一支带出的洋蜡，其他中央委员才半支。包纸烟的纸和烟包皮包，是下作战命令和党政军工作指示的最高贵漂亮的公文纸。数方寸纸屑上有时要有好几道命令和通知。五六天能吃到一点荞面“搅团”是口福。半元苏票能买到十个野杏，相当于盛餐瓜果。我父亲赵树德正办机关合作所，三天或五天，他通过自己和农民三十多年买羊的关系和信用，买只羊回来，未等羊宰下，人已挤得不可言喻，不可理喻。羊肉煮在锅内，血犹未尽，人们已争吵起来了。他给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三位老头一人只残留一碗，每碗才半斤带骨头羊肉，抢购的人就假借合作社主任职权耍私情，偏向了老年人，大声叫喊：“南方人不吃羊肉，你给舀干啥？”他常常对这些吵闹的人说：“瓦窑堡的合作社，三老来了都是七碟子八碗，盘儿上，桌儿下。这里你们挤、吵、闹，老头们连来也来不得，还不让给一勺汤，什么理由？你们还是些革命干部？！”人们才不再吵闹。肉不到八成熟，逼他一勺一勺的舀给拿碗伸手的人。迟来的人，连汤也分不到口了，只好预约下次，等待下次。

这时比较说，只有定边，似乎是根据地的上海，百物俱全。

在这样艰苦条件下，我军消灭丁德隆旅。消灭东北军三个师，将俘虏释放回去。毛主席写信给张学良，说武器为了抗日，我们要用。人员原退给你去，补充、装备他们，往抗日前线走。

由于二、四方面军与西北会合，全国主力抗日浪潮起来。红军坚决抗日，党中央坚决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

蒋介石率陈诚、胡宗南、朱绍良、蒋鼎文等十余名高级内战将领到达西安，布置最后一下消灭西北军、东北军和红军的媚日屠内内战。1936年12月，原来是帝国主义阵营和蒋介石打算好一网打尽中国革命的一切力量的如意算盘的年月。可惜，蒋介石流年不利，时局的发展，倒了个样儿，弄成了震动世界的“双一二”，活捉住了蒋介石等打如意算盘的人。

陕西省委十多年来的秘密工作，杨明轩、常汉三对杨虎城十多年的友谊和工作，杜斌丞和杨虎城十多年的友情，陕北党对杜斌丞十多年的包围工作，党中央毛、周、朱、彭领导全国红军西北大会师，李木庵等在西安的活动，南汉宸在杨虎城处的工作和西安的活动，张学良和杨虎城之合作，周恩来、叶剑英接受毛主席的使命，深入虎穴工作，东北、华北、全国的抗日怒潮，会合起来，结出“双一二”之果。

“把蒋介石抓起来了！”

轰炸革命根据地的飞机停止了。

到处在开会、庆祝、欢呼。

西安成了全国全世界瞩目的中心。

国民党统治区和南京，恰如鼎沸。蒋介石一个人在西北哭鼻子流眼泪。

“杀掉蒋介石以抵他卖国屠民的罪恶”的呼声，响彻云霄。

宋子文、端纳、宋美龄，从南京飞来西安，请求不要杀掉蒋介石。

毛主席从保安乡村电示周恩来：“抗日，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恢复蒋介石自由并释放他！”

红军在山城堡作战，连棉衣也没有。零下三十度的冬天雪地中，战士和干部们的腿和手都被冻得开了裂子，一手一腿上就要有几十处冻伤。粮食困难到煮山药蛋吃。人少地广的荒漠地区，漫山遍沟中都瑟缩着作战的部队和接应作战的工农赤卫军。唯一的城市，定边也已退出，准备万一被敌人占去。有顿糠糊和野菜，简直比中西大菜也香美得多。周恩来副主席按毛主席的方针，说服左稚、幼稚、右稚病患者，谈判好停止内战，释放全国政治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保证国内实行和平、民主、抗日，释放了蒋介石。

蒋介石等从西安飞南京，张学良将军到了南京，变了卦，派飞机轰炸西安，派部队进攻西安。

东北军为了协同西北军防御蒋介石进攻潼关，撤离延安，把延安，把延川、延长、富县丢下，让给我们红军去进驻。

由于时局变化很快，昨天还作战的敌人，今天成了朋友。上午还相对垒或斗争的敌人，下午就要成为朋友，把对垒变成让防、接防，使许多人喜中带惊，信中夹疑，进也不好，退也不好，不理也不好。尤其从长征及东征、西征火线上经历过的人，敌机的轰炸声、机枪声、肉搏声犹在耳际，有的枪伤、刀伤还未痊愈。突然，进城市，进国民党统治很久的地区。你说是梦，却明明是实际;你说是实际，过去，攻也不敢攻，攻也攻不下来的地区，却在未响一枪、未去一人的情况下，将要自己去接收，去统治，居然有这样怪事？许多人迷惘起来，惶惑起来。

我的父亲赵树德，从瓦窑堡随中央退出后，把一家老幼妇女安置在沐浴（安塞的一个村子名）的老朋友老邻居处，利用自己参加围攻瓦窑堡的经验，在距延安50里的安塞，把自己30多年买猪买羊的朋友一一找到，找寻延安的亲友，了解敌情，给机关合作社买猪买羊。在无事可做时，采些野杏，维持苏票。别人不使用苏票，他收买苏票，以杏换票。数十年老相识，见他对苏票坚持维持，也和他做生意，也和他一同利用亲友关系，侦察与了解延安敌人的一举一动。他亲历过驻瓦窑堡敌人弃城而逃的战役，量自己的推测，只等延安敌人来个逃走再版。

當然，党政军各方另有对延安进行工作的机构和人员。他们，各干各的，互相并不联系。1936年12月15日，赵老盼的一天来了。曾当过警卫团连长的侯凤翔从延安城内给他赵大叔送出确信：“东北军撤退了！”人们传开了。谁去延安呢？最早进延安的人是雷经天、李仲英。有个没人派遣的赵树德随着他俩，同进延安。进了延安，第一件事，没有粮食！

东北军走了！空城！没有粮食！是当时延安的三大特点。

赵树德找到自己的姑舅侄子，他因家贫，入天主教，给教堂雇工，被神甫带到延安数年，不通音信。叔侄相会，互谈两家及城内外一切后，这位侄子李生秀秘密告诉伯父赵树德说：“天主教有存粮。老百姓，连豪绅地主也无粮吃，因东北军军队太多，延安粮食不够。素日由洛川、关中用汽车运粮，常供不上。所以，赶走前，既无存粮，走后，再不运粮来。天主教是多年积存，原来准备过荒年散账、放账用的。军队、官吏、地主、绅商，皆不敢向教堂要。红军进城，借五六十石到二百石，没问题，一定可以办到。延安城内的人家，不同前几年，有粮的早被军队吃光了。没粮的，连自己也过不了。因此，不要向老百姓找粮，找不到还要落些讨厌。可是，千万勿使天主堂神甫知道我给你说教堂有粮的话！”

赵老头在瓦窑堡和毛泽民好，办机关合作社归毛泽民国民经济部领导，由毛识雷。李仲英是他的姨侄，更乐为之帮助。

由雷、李努力，了解城内一切情况，借到了粮食。保安的，安塞的，定边的，党政要员，中央党校，毛主席，浩浩荡荡，陆陆续续不绝，进入了延安。

北宋以来，军事要冲的延安，未用一弹一矢，成了革命的指挥部驻在地。

“进了延安！”“到延安了！”是那时人们光荣的口头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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