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和我们的大学生活

王志强

1973年夏，经推荐路遥参加了延川县的大学招生考试。据后来查证档案记录，路遥的考试成绩是：“语政83分，数学22分，理化30分，总分135分，平均45分。”据说这个成绩是延川县考试中语政的最高分。

路遥的报考志愿有三：北京大学哲学系、西北大学中文系以及陕西师大中文系。那时的招生指标到县，包括学校、专业同时到县，延川县正好有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和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招生指标。北师大招生老师开始十分满意，可是提到政审时却婉言谢绝了。原因是路遥在“文革”中是延川县一派的造反派头头——他是延川县“红四野”造反派叱咤风云的“王军长”，1968年延川县成立革命会时，他被“老中青”三结合为县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今日的副县长。一个年仅18岁的初中毕业生，以群众代表的身份破格当上县革委会副主任，其政治才能可想而知。

北师大对路遥的才气十分看重，但提到路遥复杂的政治背景，望而却步，放弃了招收路遥。陕师大也以路遥是文革中造反派头头为由，将路遥拒之门外。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中，延川县再向延安大学推荐。延大招生老师一看，认为路遥是名起点很高的招生对象，但迫于目前的政治形势，也承担不了这个政治风险。然而，他们还是恋恋不舍，不想放弃路遥。招生老师表态，只要学校领导说话同意，他们就招。

县文教局很快将情况汇报县委。听到情况汇报后，县委书记申昜同志慷慨表态，力挺路遥上大学。他说：“关于路遥，县委有结论：政治上无问题。我要亲自去延大做工作，一定要想办法把这样优秀的人才推出去！”

汇报后的第二天，申昜就专程驱车赶赴延安大学，找到时任延大中文系副主任、堂弟申沛昌。经申氏两兄弟极力做工作，校长勉强同意，中文系才将路遥录取。就这样，路遥比我们迟报到了一个星期。

路遥对理论课的学习很认真。他说：“大学就是大学，课程划分很细，很专业。”如《古代文学》划分为先秦、唐宋、元明清部分，每部分都有专任教师。路遥喜欢的是《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文艺理论》《写作》《哲学》等。路遥的事多，不是在城里找人办事，就是跑图书馆、阅览室，自然他不喜欢的专业课和副课他都是请假。我们的老师都很宽容，允许我们自由听课，即使如此，缺课者也不多。

大二以后，路遥的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更频繁了，活动圈子不仅是文化界、文学界，而且有北京知青和政界领导。北京知青中他提到最多的是陶正、丁爱笛、孙立哲、林达、***、陶海粟、史铁生等在延川插队的知青。尽管路遥的社会活动多，但他喜爱的专业课缺席很少。

路遥最喜欢现代、当代文学，读文学经典孜孜以求，枕头旁常常摞有一尺多厚的阅读书籍，他称为“床头文学”。在他的带动下，几乎全班所有同学都在读柳青的《创业史》《铜墙铁壁》和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狂热到他代表全班同学向校党委上书请求，带领全班同学去长安，聆听柳青给我们讲课，去北京大兴县跟随浩然体验生活，“开门办学”，创作实践。其中的一句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学校不允许我们出去经风雨见世面，难道把我们禁锢在校园里，让我们原地踏步走？”计划虽未得到校方的批准，但我们阅读柳青、浩然作品的热情更加高涨。一本《创业史》让他读得“脱皮掉肉”，破烂不堪。他常常读书到深夜，我的宿舍与他隔壁，经常起夜时看到他在灯光下读书、写作。

1974年夏，复刊不久的《陕西文艺》（今《延河》）因编辑人员短缺，或是培养文学青年，决定借调路遥去做杂志的编辑工作。

在此之前，路遥的作品就已陆续发表，在陕西文艺界有了名气，并于1973年应邀出席了《陕西文艺》编辑部召开的创作座谈会。座谈会让他大开眼界，认识了陕西文化界他所尊崇的一些名人。“文学陕军”的老前辈们，包括胡采、王汶石、李若冰、王丕祥等老作家慧眼识良才，编辑部借调实习生，路遥是最合适人选。延大中文系也很支持，慷慨派出二年级学生王路遥去做编辑工作。

1975年初，路遥圆满地完成了编辑工作返回学校，继续和我们一同上课，“开门办学”，履行他的班长职责。一天，我好奇地问他当编辑的感受，他习惯性地弹弹烟灰，显示出自豪的样子，微微一笑：“我在编辑部半年的工作比咱在校三年都学得多！那里才是真正学习和锻炼人的地方。”

上世纪七十年代全国城乡居民生活普遍艰苦，物资供应十分紧缺。延大的伙食还算不错，灶务办得可以，像如我们小个子同学们的饭票勉强够吃，大个子和饭量重的同学们就不够吃了。路遥人小能干，饭量较重，他的饭票不够吃，但他吃饭不讲究，填饱肚子就行。灶上的饭吃得久了，大家对玉米馍、高粱稀饭、酸白菜等“老三样”有了反感，不免为伙食闹风波，和灶务人员发生冲突。但路遥和我班的同学不参与。路遥有很强的党性原则，正所谓“吕端大事不糊涂”，坚持遵纪守法，旗帜鲜明。

陕师大学生來延安实习，和我们同在一食堂办灶，看见人家吃的白馍、大米饭非常羡慕，甚至嫉妒。因为西安地区的粗细粮比例正好与延安相反，人家是70%细粮、30%粗粮。师大有学生讥讽地说：“延安条件太差，延大是大学里的小学。”路遥听后多少有些不服气，他说：“延大怎么啦？这里虽然条件差，但培养了多少人才？我永远离不开这里的土地！毛主席在延安也住了十三年哩！”1988年他回母校参加校庆时题词：“延大啊，这个温暖的摇篮！”

大学期间，路遥经济紧张，生活散漫。他的未婚妻林达不仅在经济上接济他，给他寄零花钱，置买衣物，还几次来学校看他，可谓无微不至。林达，圆脸盘，小个子，大眼睛，头上扎着两根麻花小辫，身着普遍流行的蓝色外衣，朴素得就像陕北农村姑娘。林达的到来，引得班上同学纷纷走进路遥的四号宿舍看她。每次的到来，林达都为路遥拆洗被褥，收拾床铺，犹如一位普通家庭主妇。每当此时，路遥的脸上就会露出灿烂的笑容。

路遥的领导能力很强，在他上任班长不久的1973年冬，临近年终，学校计划举行迎新年文艺晚会。这是学校招生后的第一次大型活动，当时的演出被看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文艺演出不是我们班的强项，七个女生都没有文艺特长。演什么？这可难住了班干部。但好胜心强的班长路遥岂肯让中文系落在后头？他先召集班干部和爱好文艺的同学，商议如何出演节目。大家分头找到歌颂延安、歌颂毛主席的几首独唱和小合唱的歌曲，刻印出来后准备教唱。然而，女声独唱领唱没人敢承担。情急之下，敢作敢为的路遥毅然决定：“自己创作歌曲，全班同学集体演唱。”于是，他率领张子刚、许卫卫、白正明等同学组成集体创作班子，开始创作组歌。经过几天的连夜作战，朗诵词和歌词全部写好，题目是《组歌·我们生活在杨家岭》。

据参加创作的许卫卫回忆：“有一个整夜没睡觉，大家陪着路遥。他在那儿不停地写，我们在一边帮着抄写、整理。有时他停下来抽烟和我们说笑一会儿就继续写。”稿子写好征求同学意见后，他拿到延安歌舞团，请他认识的作曲家丁永光老师谱了曲。歌谱署名：延大中文系集体作词，丁永光作曲。

曲谱刻印出来后，迅速教唱排练。演出前路遥亲自去距离学校50多里的姚店钢厂借来工人服，再到大砭沟驻延部队借来了解放军服。因为我们被称作“工农兵学员”，故服装便是工人、农民和解放军。

“延安大学1974年元旦文艺晚会”的成功演出，震动了全校，得到了校党委的表扬。那时不时兴评奖。学校仅有的中文、数学、物理、化学4个系的4个班参加演出，唯有中文系是40分钟的大节目，且是自编自演，其他系的全是小节目。成功的演出充分凸现了中文系的大手笔、大动作、大震动。校园内一提中文系，必提王路遥，王路遥似乎成为了中文系的一张名片。

1974年初是我们大一的第二学期，中央发出了一号文件，题目是《林彪与孔孟之道》，要求全党学习批判，并要深入农村学习宣传。校党委将任务落实到了中文系。中文系由系副主任申沛昌老师负责下县宣讲。申老师和支部书记张子刚、班长路遥为领队，共同协商选定了与延安邻近的延川、延长两县进行“开门办学”，宣讲中央一号文件。延川县是路遥家乡，情况熟悉，选定地点与他不无关系。

同年4月，我班30名同学在老师和书记、班长的带领下分两组，乘坐学校的大卡车开赴延川和延长，宣讲中央文件。起初，路遥、张子刚和申老师先到延川县，中途又到延长县巡回看望、检查。我当时分到延长县。再分3个小组，分头由任课老师带着下到各公社。记得我们5人小组由赵克仁老师带领到赵家河、雷赤、罗子山等公社徒步宣讲。让我至今难以忘怀的是，在雷赤公社第一次见到母亲河——黄河的激动情景。宣讲形式是由公社组织大会，我们学生主讲中央文件。

第一次的“开门办学”，宣讲中央文件取得了成功，既深入学习了中央文件精神，又锻炼了我们的演讲能力，圆满地完成了“开门办学”的实习任务。

1974年冬，中文系组织我班同学赴铜川煤矿学工实习，践行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精神和“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的指示精神。

我班同学在申沛昌老师和校工宣队师傅的率领下，乘坐学校大卡车，来到铜川矿务局三里洞煤矿。我们就住在该矿“七·二一工人大学”的教室里，并和矿工同吃一灶饭。进驻当晚，矿领导就召开了欢迎座谈会，每人赠送一个笔记本，要求我们深入矿区了解情况，撰写煤矿工人在生产第一线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报道好人好事及工人在“工业学大庆”中的突出表现。我们的新闻稿件陆续出现在矿办小报里，煤矿的广播里也经常播诵我们的稿件。

这次的学工实习很成功，我们为三里洞煤矿的宣传报道，写了很多稿件，三个星期的时间里大约有30多篇稿件被矿办小报和广播室采用。虽然稿件均署名延安大学工农兵学员，但我们知道，路遥、张子刚等同学的稿件采用最多。我想，路遥已经为后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中“铜城煤矿”的劳动生活场面打下了伏笔，尽管他在创作中再次进行了体验。

1975年，正是“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高潮，陕西省吴堡县由于新华社《吴堡更“红盛”了》的长篇通讯，被推成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第八面红旗。是年秋，在申老师的带领下，中文系73级和74级50多人去吴堡采风，搜集吴堡新民歌。路遥和张子刚又作为班干部到各点巡回检查。两班合一的“开门办学”又分为若干小组下到各公社，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们组六七个同学先下到丁家湾公社大枣湾大队，半月后转移到了毛主席东渡黄河的川口大队。不久，路遥和张子刚来到川口，当天就和我们一起参加在黄河畔上的垒石造田劳动。路遥人小劲大，背着百十斤重的大石头稳步前行。傍晚，我们在一起聆听给毛主席扳船的老艄公薛海玉老人，讲他给毛主席扳船的革命故事。第二天清晨，我们在黄河滩上散步、谈实习。倾刻间，我们看到黄河上漂来了一小木船，路遥马上指着小木船激动地说：“如果船划在咱们这边，我就立马跳上船，漂到延川去看我心爱的林达。”我当即追问他与林达的恋爱故事，然而他马上将话题引向了我们的实习工作。那次采风说是搜集民歌，实际上是我们创作了大量民歌，署上农民的名字，编辑出版了《吴堡民歌选》。

路遥那次的收获颇丰，不仅创作了不少民歌，还和《陕西文艺》编辑部的李知、董墨共同创作完成了3万字的访问式散文《吴堡行》，刊发于《陕西文艺》1976年第1期，后来被北京外文出版社译为英文，在英文版《中国文学》上登载。另一篇《黄河老水手》发表于《陕西文艺》1976年第1期。

路遥不仅自己喜欢文学，而且帮助同学们激发对文学的热爱。1974年夏是我们大一的第二学期，全国教育“回潮”，开始教育整顿。这时的路遥班长作出计划，邀请部分文学名师陆续在班上做讲座，以提高同学们的学习兴趣和写作水平。他策划着邀请他所熟悉的省内文学名师为我们讲座。

路遥邀请的第一位老师便是延安的曹谷溪老师。此后，在延安市里陆续请来了白龙、梅紹静、晓雷、李天芳、韩起祥等老师。他们分别讲授诗歌、散文和曲艺创作。再从西安请来了陈忠实、董墨、李知等老师，分别讲授新闻、散文和小说创作。讲座是在两年内分期进行的。让我们非常感动的是所有老师的讲座都是义务的，没挣我们一分钱，没吃我们一顿饭！上述老师同时被聘为我们的兼职老师，相当于今日的客座教授。让我们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能在自己教室里聆听那么多名师的讲课，如果没有路遥的亲自组织和邀请，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我们毕业实习的前夕——1976年春夏之交，路遥在百忙之中做了认真准备，由他亲自给我们班作讲座，题目是《浅谈散文创作》，以此圆满结束了他的讲座计划。

路遥用了4节课的时间，既是对前几位老师讲座的总结，又是他近年来创作实践的经验之谈。讲到自己的创作时说：“要想在文学上获得成功，就必须按文学的发展规律，循序渐进，不断提高。我以为，搞创作首先应该写诗，写诗可以激发想象力，锻炼思维能力，开阔认知视野；其次是写散文，写散文能打好文字功，为小说创作铺平道路；最后写小说，先从短篇写起，再写中篇，待中篇成熟了才能创作长篇。”讲到积累材料时，他风趣地说：“写作材料的积累就像做豆腐一样，富人家里的黑豆一瓮一瓮，满满当当，豆腐做出一锅又一锅；穷人家里的黑豆一升一升的量，空空荡荡，豆腐只做出一锅豆子就没了，就又要出去找……”路遥讲得头头是道，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讲到主题和材料时，他在黑板上画了一架飞机和几门大炮，用几门大炮从不同角度同时射向一架飞机的形象比喻，阐述“形散而神不散”的散文创作特点。最后他再次告诫同学们：“一个人要做成一件大事，必须在四十岁之前。”

路遥形象的比喻、生动的语言和贴近生活实际的创作讲座，深深地打动了我们，使我们深受启发，获益匪浅。当时情景，至今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