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寻根文学”的 一场实验性探索

刘璐

一、新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陕西作家方英文继长篇小说《落红》与《后花园》后，又推出一部长篇力作《群山绝响》，新书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方英文成长于陕西这块文学厚土之上，继承了自柳青、路遥、陈忠实等老一辈作家写作架构长篇小说的史诗精神。然而与前辈作家不同的是，方英文在严肃厚重的书写路径之外，另辟蹊径，以典雅空灵的叙事风格、敏锐细腻的文学触觉记录下血肉丰满、纤毫毕现的历史细部，触及经济、政治、文化诸多领域。方英文是寒门子弟，曾当过农民和民办教师，恢复高考后以镇安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进入西北大学中文系。他亲历过乡村生活，通晓人情世故之细枝末节，对农村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和我国政治制度充分熟悉；又受过系统的中文系科班训练，阅读涉猎范围颇广，古今中外无所不包，并且善于思考体悟，能将书中之物与一己巧思相结合，从而融会贯通于创作当中。生活中稀松平常的小事经由他剔透玲珑的才情点染，便幻化为一个个引人入胜、意味深长的故事来。方英文葆有一颗赤子之心，用“知世故而不世故”来形容其人其作再贴切不过了。

《群山绝响》选取作家熟悉的秦巴山区一个名为楚子川的小乡村为表现对象，以学校、生产队为主要场所，以中学生元尚婴的个人成长为主线，从微观视角切入，意在描绘文化大革命波澜壮阔的社会图景。全书时间跨度仅为九个月，但事件发生密度却极大，叙述节奏明快。主人公元尚婴在短短九个月内，经历了两落两起：初中毕业后回生产队务农、想上高中却因家庭成分被拒绝接收、幸运顶替落水身亡的万水贵上高中、被简书记点名顶替被炸药误伤的邮递员当上了合同工（月工资24元啊，农民一天工分才8分钱），又被同学嫉妒遭“大字报”检举丢了工作。《群山绝响》饱含作家真实经历和生活感触。元尚婴身上最可贵的品质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面对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故，元尚婴始终是懵懵懂懂，后知后觉的姿态。似乎一切变故都无法真正冲击、摧毁这个不满十八岁的男孩。起初，没有接到高中录取通知书的元尚婴没有丝毫失落的感觉，在看到昔日同学背着书包提着粮袋和酸菜小漆桶陆陆续续去上学后，才明白两条路了，痛苦的感觉忽然袭来，作者连用四个“不配”来描绘此刻尚婴五味杂陈的心理活动。虽然没有上成高中，但他依然听从母亲的话将熏肉送给丘干事，丘干事对尚婴没上成高中充满遗憾，但尚婴却无动于衷，他高兴的是完成了任务，践行了家人的承诺，注意力很快被拾粪这件事转移了。

站在传统反现代的立场上，方英文在《群山绝响》中试图在断裂了传统文化之根基、溃散原始伦理价值的当下语境中，回返六七十年代，从少年成长经历和深山故土中寻找精神文化资源。《群山绝响》的主人公元尚婴生存在相对一元的政治空间中。方英文选取中学生元尚婴、田信康等文学形象为切入口，表现了革命意识形态高于一切的历史时期下民众的日常生活状态。当时的社会环境对未曾经历过文革的新生代来说生涩隔膜，口号式的政治话语几乎高于一切、遮蔽一切，然而，过多的政治口号、过度的意识形态宣传必然会影响作品的艺术质地和审美价值。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政治现实是元尚婴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几乎侵入了生活的每一个缝隙。而如何平衡革命话语与日常话语的比例，客观记录历史真实的同时，又展现文化立场、表达精神追求，就显得格外重要。方英文多次引用到高度政治化、概念化的赞歌、语录歌、口号标语的目的仅仅是客观再现历史真实，力图还原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语境，此外，并未进行不必要的阐释渲染，避免沦为政治的“传声筒”。从作者清浅沉静的叙述语调中，我们仍能瞥见主流意识形态和民众自由话语暗自生长的缝隙，试图在规约化、程式化的集体共鸣记忆之外保留一些独特的个人记忆。譬如禁言时期三个少年偷偷躲在樊少军家中偷听敌台的广播，高中生间私下传播的手抄本《少女的心》，都是主流文化下民间潜在文化的书写，摆脱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制约，回到清醒自觉的想象思考、审美追求中，显示出年青一代人性和艺术的觉醒。任何年代的诗性精神、审美追求都是联结革命话语和日常话语的纽带。不同于以往文革书写作品的叙事惯例，革命话语常驱逐日常话语，而《群山绝响》则恰恰相反，虽满篇反映历史真实的口号、语录，但重点绝不在此，作者将笔墨诉诸对生活之美、人性之美的书写与赞扬。

二、走进方英文的《群山绝响》，总有些当代文学潮流中“寻根文学”的意味，我将其称为“新寻根文学”。新世纪生长起来的“新寻根文学”与上世纪八十年代风起云涌的“寻根文学”两者都在“历史～文化”维度上展开，但其生长背景、现实需要颇有不同。就生长背景而言，吴俊认为“寻根文学兴起于传统的‘断裂或与传统的‘历史疏离时代，此前的当代历史和政治事件与传统（文化）的现实处境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而“新寻根文学”则兴起于传统“逐渐复兴”时期，主流话语构设“中国梦”概念，极力倡导宣扬传统伦理价值观念。就文化立场而言，“寻根文学”看似旗帜鲜明地认同传统文化，实则态度暧昧不明；而“新寻根文学”肯定传统文化的态度则分外坚决。“新寻根文学”的作家们不再有组织性地追隨文学潮流，而是自发性地、不谋而合地创作符合“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作品，他们心中并无统一的创作观，他们的创作态度时而叛逆、时而空灵、时而戏谑、时而严肃，皆以个性化的方式、鲜活的在场性来阐释文化现象。他们无意于扛起“新寻根文学”的旗帜，却以其创作实绩，走出了新的“寻根”路径。

《群山绝响》充分展现了方英文的文化立场与文学雄心，他试图在日益功利化、世俗化的二十一世纪，为彷徨无措、精神空虚的当代人寻求一条自我救赎、精神解放的路径。不同于以往的文革题材书写，《群山绝响》鲜有痛心疾首式的揭伤疤言论，而是以沉静悲悯的笔调娓娓道来。在“寻根文学”硕果累累的今天，方英文的文学探索取得了怎样的实绩？其思想探测之征途走了多远呢？作为“新寻根文学”，主要新在多重文化意蕴的表达上。《群山绝响》之“绝响”有三重意蕴：第一，指地域文化的几乎绝迹，尤指在关中文化（秦）、南方文化（楚）等强势文化缝隙中艰难生长的陕南文化。这是文化的地理空间层面。第二，指传统文化即原始性的、原生态的文化消失。这是文化的时间性层面。第三，指乡土文化的消失，特指未被现代文明改造、侵袭过的日常化的民间文化样态。小说旨在找寻、复归这三层意蕴。

小说主人公元尚婴一家生于山林，长于山林，持斋念佛，天然养成了超然淡泊的气质。《群山绝响》通过对元家人荣辱与共、艰难求索的生命历程展现了传统文化中柔中带刚、坚韧不拔的精神力量。元家人始终安贫乐道，待人真诚，不急不躁，崇尚“耕读传家”。“新寻根”文学之“新”，还体现在人物塑造上。元尚婴的祖父元百了是全书的灵魂人物，他是一个被打倒的大地主，也是元家的精神领袖。他身上具备诸多传统美德，具备巨大的人格力量。他相貌堂堂，鹤发童颜，饱读诗书，写得一手欧体好字，为人谦和大度，几乎决定了全家人的处世态度，引领了谦和大气的家风。元百了坚实的精神力量和在楚子川的德望如一涧清泉缓缓流淌，默默滋养着乡民们。然而他的思想主张却与现代观念不谋而合，他不推行孔子主张的“有教无类”，而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儿子不喜欢练字便不强求，孙子喜欢书法便尽心培养。他有着佛祖般悲天悯人的情怀，过年时主动收留路过的两个小乞丐过夜，孙子夸赞他为“活菩萨”时，爷爷反倒说“那兄妹俩才是活菩萨，他们让我们变得善良”。甚至他主动请刘表叔表娘来家里吃团圆饭，“他们遭难了，不把他们请来，我们心里会牵挂他们。他们要是來了，我们就安心了——他们让我们安心，就是帮我们忙啊。”爷爷一次次用自己的言行来教育子孙像他那样理解人、爱人，人道主义的光辉在这位老者身上闪烁着。作为一位出类拔萃的农民，元百了的思想极具深刻性，甚至可以称其为乡土哲学家。这体现在他悠然自得的生活态度和哲理谈吐之上。爷爷在家门前等待孙子的空隙里，“总是有滋有味地观察云彩、落日以及山色，以此判断明儿的天气。”虽然生活艰苦，一家人仍在温饱线上下挣扎，但爷爷的生活哲学是苦中作乐，安贫乐道，以言行昭示贫者亦可以追求诗意，活得高雅。爷爷的生存智慧亦令人敬仰，无论遭遇多么恶劣的事件，“爷爷都有一套让人坦然的说辞”。元尚婴少年时懵懵懂懂照章办事，中年历经世事后才恍然大悟，悟出父辈祖辈为人处世的高明之处来，元家三代无论遭遇何等险境、面对如何沉重的人生打击，皆可化险为夷，变通思考，深谙“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道理。小说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平等通达的生命观：无论多么卑贱的肉身，无论多么微小的灵魂，都有权利追求精神自由和理想情感。诚如仵埂所说：“众生不易，却皆能顺应与变通，展示出令人叹息的生存智慧。”

《群山绝响》也是研究中国饮食文化的标本。方英文细腻记述了秦巴山区的民间饮食文化。据统计，其中食品可分为四个类别：主食类、点心类、菜肴类、果品类。谈起《群山绝响》的饮食，元家人除夕饭桌上的大米粥煮饺子和八大件最具代表性。通过大米粥煮饺子这道南北融合的主食，方英文追溯了楚子川许多人家的祖籍。米饭本不是北方人的主要粮食，原来楚子川许多人家都是明清之际由于战乱和饥荒从南方迁徙来的江南人，大米粥煮饺子是困难时期南方人扎根北方，顺应乡俗的产物。年夜饭食用米饭是他们怀念先祖的方式，叙述者反复强调了食用米饭的意义，“这不是单纯的吃饭，而是追忆故郡旧土，有几分对逝去的往昔生活的祭祀意味”。叙述者还追本溯源，谈及元姓的来源，楚子川元家正宗，属于周文王后裔姬姓分脉。

三、继《落红》和《后花园》之后，《群山绝响》标志着方英文艺术技法的愈发圆熟，也显示了方英文思想的深度。这是一部内蕴丰富的小说，总括了当下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艰难历程和寒门出身的青年人筚路蓝缕、艰苦奋斗的探索心路。方英文对不同阶层的人物性格均有着精准的把握，写出了人性面对多样选择与复杂挑战时显露的犹疑与挣扎、彷徨与无措，个人命运在时代洪流中无法控制。梳理《群山绝响》的人物形象，最上等的是吃商品粮的政府干部、公办教师、修建铁路的战士，中间层是合同工和学生，人民公社制控制下的农民居于社会最底层，他们挥洒最多的汗水，却要按规定上交大部分辛勤劳动的粮食，常常食不果腹，忍受着贫穷和饥饿的双重折磨。其中乡民小人物形象序列刻画最为生动：屠夫朱能宝、跛子马会计、汉叔镇理发师黄师傅、体育教师倪老师、邮递员吴小根等。他们热爱生活，信奉着最为朴素的生存哲学，忙时辛勤劳作，闲时插科打诨，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伴随着元尚婴由少年成长为成人的，除了亲人外，还有两位重要见证人——同龄姑娘马广玲和苏景兰。两位美丽的女性角色忠实记录了元尚婴的性格成长与情感变化历程。初中同学马广玲家境贫寒，与元尚婴同病相怜，同属成分不好的家庭，她常年衣服上打着大块补丁，身形“单薄而疼人”，梳着一条长辫子，多愁善感，眼神“迷离而忧伤”。马广玲与在元尚婴青梅竹马，扮演着好友与性启蒙的角色，元尚婴帮马广玲挠痒痒是他第一次触碰女性的身体。少年时男女间朦胧的情愫最为美好，而如何表现这种美好而不流于俗套，相当考验作者的语言驾驭能力及氛围营造能力。“从马广玲那外露的线衣里，从那撩起的棉袄的空隙深处，流淌出一丝丝一股股无可形容的气息。那气息让元尚婴联想到春天的金银花的味道，又像是年夜饭将要端上桌以前的，从厨房里氤氲飘逸出来的味道，让他不由口津泛活。”作者将这段性启蒙经历写得清新脱俗，运用通感手法，将触觉与嗅觉并置，将青年女性美好肉体的触感与金银花的清香、年夜饭前厨房氤氲的香味相提并论，展现了作者敏锐的感受力和文学天才。一切美好的人情、景色离不开优秀的语言机制表现，倘若换一套表现方式，就未必能达到如此优雅的审美效果了。

“新寻根文学”之新还体现在语言机制上。滋养方英文文学质地的资源相当丰富，上大学前他读过不少稗官野史，从老人们那里听来许多民间传说；大学进入汉语言文学专业后，他经受了严苛的专业训练，古今中外名著皆有涉猎。因而他的语言“寓庄于谐、庄谐并举”，甚至“能读出‘后现代或‘后革命的解构意味”。他常常以幽默的、诙谐的、调侃式、戏仿式的语言来处理宏大的、严肃的事件。《群山绝响》延续了这种叙述方式，与中国当代文化语境完美契合，同时与当下读者的审美趣味、接受机制相吻合。“方式修辞”的语言机制与文本精神内核的有机结合，使得普通读者在愉悦的阅读享受中进而理解文本蕴涵的思想和精神。

确认文学作品的经典性地位，首先要看作品对时代精神的揭示、归纳和提炼，以及作家所秉持的精神立场。其次，要看民间叙事与政治话语的有机结合，宏大叙事与个体经验的缝合。文本虽然极尽纯美，韵味十足，但主人公少年元尚婴身上有“中年气”，性格成熟温润、宠辱不惊，不大符合其年龄应具备的人物性格特质；文本意图表达的时代精神究竟是什么，作者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与回望得到了怎样的经验，都呈现出模棱两可的状态。这或许出于作家有意识的话语规避。以此为标准来考察《群山绝响》的文学史地位，不得不承认它距离经典仍有一段路要走。小说探讨社会问题的广度和思想深度稍显不足。为构筑所谓的理想桃花源，作者有刻意美化秦巴山区民众的思想水平和精神境界之嫌，与观照对象的距离过近，视角不够冷静客观，未完全跳脱秦巴山民后裔的文化身份。在社会价值多元的现代语境下，如方英文这类“新寻根文学”作家在文化精神方面对传统资源的回眸凝视，其文学版图构建中展示出的文学雄心和文化立场值得肯定。方英文无意于扛起“新寻根文学”的旗帜，而以其创作实绩，试图为迷茫无措、精神空虚的当代人寻求一条精神救赎、复归中华文化之大传统的开阔路径。基于《群山绝响》的实验性探索，我们期待方英文继续深耕“新寻根文学”，在思想深度和表现广度上得到进一步突破。

责任编辑：杨建 惠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