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散记

魏建国

山水气象

一出武夷山机场，立马感到空气的湿润。毕竟江南，风景殊佳，虽是初冬，依然满眼苍翠。比之西北的干燥劲厉，江南确是山清水秀，空气清新。也暖和得多，晚上散步，凉风习习。换下衬衣毛裤，感觉不到丝毫的冷，真是舒爽。怪不得南方美女多，湿润的空气滋养了她们娇嫩的皮肤，不受风沙的磨砺，不美才怪呢！如果把我陕北好女儿送到江南，肯定不比南国女儿差。武夷山以这样的方式，让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的游人，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了她。

大美武夷山，真是名不虚传。大凡天下名胜，不外乎两类：要么是自然景观，要么是历史人文景观。二者居其一，即可成名胜。自然景观与历史人文景观并驾齐驱的旅游名胜实属不多，武夷山却是二者皆备，双绝竞美，所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至今我国第四处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之一。武夷山的自然景观确属世界一流，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奇伟的丹霞地貌本相，再经过亿万斯年流水风雨的剥蚀，形成了今天这种绝美异常的山水地貌。天游峰下晒布岩，就是亿万年流水冲刷的杰作。同时，武夷山又有浓厚的历史人文遗存，产生过朱熹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和柳永这样杰出的文学家。奇山异水的自然景观，又有历史文化名人相伴，要不成名也难。

登天游峰，漂九曲溪，是游武夷山必备的功课。九曲水碧，天游山丹，确是风景绝佳处。天游峰位于武夷山景区中心，是景区中最大的一块巨石，奇峰独立，壁立万仞。游人要在极陡的台阶上依阶而上。一口气攀上峰顶，放声长啸。纵览群峰，视野开阔，胸襟大开。仰望茫茫云海，气象万千；俯瞰九曲缠绕，极尽妖娆。北方已是隆冬，这里仍是一片苍翠。分明在下雨，雨丝却似有若无，让人不记得打伞，衣服却在不经意中淋湿。武夷山的雨，也和我陕北的雨大不一样，极尽婉约柔媚。坐竹筏漂流九曲溪，从九曲开始，顺流而下，漂过一曲又一曲，绿水青山，奇峰怪石。筏在水上漂，人在画中游，真是悠哉游哉，乐而忘返。

武夷山峻伟奇特的地貌，仅仅是自然景观的一个方面，生物多样性，才是她成为世界自然遗产更重要的原因。这里保存了世界同纬度地带最完整、最典型、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系统，植被的垂直分布非常明显。因此，武夷山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地区，是生物学的宝地，物产丰富，种类繁多。为此，国家专门成立了武夷山自然保护区。保护区里有茂密的森林，陡峭的斜坡，深邃的峡谷和华东大陆第一高峰——黄岗山，海拔2161米。保护区不对外开放，只在进行科学考察时才可以进来。我们有幸进入了与保护区一脉相连的武夷山大峡谷生态公园，一睹武夷山的绝世真容，体会了一把醉氧的感觉。

生态公园在武夷山西南，从星村镇经西往北，不久就进入了武夷山大峡谷。这里是九曲溪源頭，溪流瀑布纵横，不断有溪流汇入。一路上完全是在风景中游，满目苍翠，着实养眼。按照国内外通行的做法，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标准，一般城市为每立方厘米200个，森林公园为1000个，武夷山则比这大多了。据大峡谷青龙景区醉氧台测定，2016年3月23日09：50，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为16.7万个（均值）和28.6万个（峰值）。同年6月16日09：40，这两个数据分别是23.6万个和48.8万个。因此，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空气清新异常，让来自西北高原寒苦风沙之地的我，平生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心旷神怡”。

车到大竹岚，进入了竹子的海洋。我们下车步行，走了十多里路，一点都感觉不到累，只觉得心情愉悦，美不胜收，情不自禁地引吭高歌。我终于明白，人一旦真正寄情山水，自然会远离追腥逐臭、争权夺利的世俗世界，但前提是要有真正的美景。中午在公园里吃饭，香甜至极，因为食材都是纯天然出产，味道自然鲜美异常。现在，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已经确定为国家公园，保护区机构已经撤出，暂由林业部门代管。未来如何发展虽未确定，但成为国家公园后，规格提高，加强保护是必然的。

午饭前后，大家检点各自拍的照片，其中不乏达到发表水准的作品。随便挑几张发到各自微信群里，引得朋友们羡慕不已。本来风景就好，队伍中又有专业摄影师，又有刚入道的摄影发烧友，专业装备，专业水平，加上人人持有的手机，哪怕像我这样纯业余的水平，也能拍出极好的照片：湛蓝的天空，雪白的流云，苍翠的树木，亭亭的竹林，地上铺满金黄的银杏叶，我们在黄金叶中或躺或坐，或立或卧，效果好得真是没法说。

下午游闽赣交界的桐木关时，正遇风雨。穿着单薄，风便稍显凛冽，雨丝却似有若无，雾气弥漫。分明听得见瀑布的轰响，循声而去，却怎么也找不到。植被太好，茂密的树木遮蔽了挂在山坡的瀑布，只能闻其声，不让见其形，只能徒呼奈何。

茶业茶源

武夷山市是举世闻名的旅游城市，历史上叫崇安县，北宋淳化五年（994）建置，1989年撤县改市，是一个县级市，土地面积和人口规模与陕北的普通县差不多。武夷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是闽赣两省的界山，西北属赣，东南属闽。而在相邻的江西上饶，也有一个以“武夷山”命名的地方，不过规格没有福建的高，叫武夷山镇，属上饶市铅山县辖。武夷山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引得闽赣两省都要争打这张王牌。

武夷山市地处武夷山脉腹心地区，盛产茶叶，是我国茶叶的主产地之一，著名的大红袍茶就产自这里。游武夷山，除过领略自然风光的奇伟瑰丽外，还有一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特征，那就是无处不在的茶。地面上的每一抔土壤，岩石间的每一处平地，全都是茶树。空气中的每一个角落，也全都氤氲着茶的气息。武夷山人的日常生活，完全沉浸在茶的氛围中，所有的店面都围绕着茶叶展开，茶馆茶楼遍地都是。每一个居民都是茶商，每一个农民都是茶农，不种粮食，只产茶叶。放眼四望，别的草木都是烂漫生长，高低错落，唯有茶树，笔划一般，高矮相等，郁郁葱葱。所有的茶田，都修剪得井井有条，规规整整，整齐划一。游客必到的武夷山景区，不仅是一个旅游景区，更是一个茶叶圣地，景区内所有的土地上都是茶树，种类不下二百余种，统一叫大红袍。景区中心的一处绝壁上，六棵茶树作为大红袍的母树被保护起来，像神一样被敬奉着，成为景区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景点。景区中有一个慧苑寺，真正的洞天福地，儒释道三教合一，以释为主。古语云，天下名山僧居多。确实，洞天福地，也只有释家道家才消受得起，凡夫俗子，哪有这个福分？领我们游览的导游是景区副总，对景区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了如指掌，讲解得异常专业，比普通导游水平高多了。在我的印象中，武夷山不仅是风景名胜地，更是茶的天堂，是名副其实的茶世界！天然美景和日常生活融为一体，使名胜少了高不可攀的富贵气象，多了让人亲近的烟火气息。这让人不得不怀疑：武夷山景区到底是风景名胜地，还是茶叶生产基地？能将风景名胜和产业基地结合到如此天衣无缝的程度，在风景名胜中，恐怕只有武夷山吧！

下梅村是清代武夷岩茶万里茶道的起点。岩茶到下梅村集中上船，然后到江西河口一路北上，经汉口、襄樊、唐河、社旗、洛阳、晋城、祁县、太原、大同到内蒙归化（今呼和浩特），再经外蒙库伦（今乌兰巴托）到俄罗斯恰克图，全线长约7000余里，是武夷巖茶外销的一条主要茶路。下梅茶业的兴盛，源自当地邹氏家族与山西茶商的联手经营。清顺治年间，邹氏先祖携四个儿子从江西南丰茶溪村迁居下梅，惨淡经营茶业。到康熙年间，生意日渐兴隆，使下梅发展成为晋商在武夷山采购茶叶的集散地。在经营茶叶的过程中，邹氏与山西榆次车辋常氏茶商建立起了牢固的合作关系，生意越做越大，鼎盛时期，邹氏形成了一千多头骆驼的雄厚运力，一年的交易量达到上百万两白银。邹氏发达后，大兴土木，修祠堂，建家庙，起高楼，保留至今。邹氏还投巨资改造了横贯全村的当溪，在沿岸修筑了九处埠头，以利于行筏运茶。《崇安县志》载：“康熙十九年（1680），武夷岩茶集崇安下梅，每日行筏三百艘，转运不绝。经营茶叶者，皆为下梅邹氏。”由于下梅地处大山深处，受战火兵燹破坏小，许多精美的古代民居得以保留下来，如邹氏祠堂、儒学正堂、参军第、施正堂、闺秀楼、天一井等。这些古民居的主体建筑是传统的木构架，外围风火墙。高耸的风火墙由石砌、土垒、砖斗三部分组成，墙项上还有色彩缤纷的漆画。相邻的风火墙形成一条巷道，给人以迂回曲折的感觉。门楼大多嵌以精致的砖雕，砖雕或饰以花鸟，或饰以山水，或饰以人物。这些雕刻与楼台、屋宇、墙体有机地结合成整体，完美地体现了清代的建筑风格与建筑艺术。下梅村因此成为历史文化名村，开发成一个旅游景点，每日游人如织。人们在这里仿佛又回到了古代，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精华。

武夷山自然保护区一带，是武夷岩茶的主产区，也是很多名茶的发源地。桐木庙湾就是名扬天下的正山小种和金骏眉的发源地。桐木是一个行政村，庙湾是其中的一个自然村。这里的茶叶远销世界，又贵又好。据说，第一次远销英国的茶叶就产自这里。当年，英国人从中国引进茶叶后，很快喝上了瘾，再放不下。这也难怪，英伦三岛地盘不大，气候寒冷，出产有限，游牧为主，居民饮食以肉蛋奶居多，蛋白质摄入不少，维生素摄入不足，自然消化不良，寿命有限。这种情况不独英伦三岛如此，所有的游牧民族莫不如此，他们的寿命远没有农耕民族长。唐初文成公主入藏，带入大量蔬菜种子和茶叶等。文成公主入藏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让吐蕃人的寿命大大延长，原因就在蔬菜和茶叶上，让马背上的吐蕃人的饮食结构发生了有益的变化，摄入了生命体必需的维生素，提高了身体的消化功能，从而延长了寿命。英国人习惯喝茶后，不得不大量购买。在当时的英中贸易中，英国输入的是茶叶、丝绸、瓷器等，输出的是呢绒等工业品。但中国是自然经济，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根本用不着呢绒什么的。不长时间，英国库存白银就告急了，贸易逆差越来越大。情急之下，强盗本性发作，干起了贩毒的勾当，把鸦片输入中国，导致鸦片战争，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谁能想到，这样重大的历史进程，最初的源头，竟然出自如此偏远的一个小山村。

五夫横渠

武夷山之所以成为世界双遗产地之一，从历史文化角度看，原因在于她是朱子理学的摇篮，是世界研究理学乃至东方文化的基地。

朱熹字元晦，后改仲晦，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卒于孝宗庆元六年（1200）。绍兴十三年（1142），父亲朱松病故，临终前将朱熹母子托付给好友刘子羽。刘子羽是抗金名将，此时遭秦桧陷害，闲居在建宁府崇安县五夫里家中。他不负好友重托，为朱熹母子构筑了一座楼宅。第二年，14岁的朱熹遵父遗嘱，奉母亲安居于此。因为朱氏祖籍婺源有紫阳山，故将新宅命名为紫阳楼。以后，朱熹又以父亲的印章“紫阳书堂”匾其厅堂。淳熙三年（1192），朱熹举家迁居建阳考亭。他在五夫定居了49年之久，度过了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

紫阳楼在民国初年毁于兵燹，仅存遗址。1998年底，有关方面在原址上按原样重建，作为朱熹故居对外开放。故居仿宋代建筑风格，为歇山顶的闽北民居风格，里面的厅、堂、斋、轩均按朱熹自撰的《名堂室记》进行布局。故居规模不大，朴实无华，客厅、书房，卧室、床柜，天井、照壁……概仍其旧，八百多年前的生活场景一一呈现。故居保留了传统文化特有的原貌，文化气息浓郁得让人震撼，映入眼帘的每一则语录，每一副楹联，都是“存天理，灭人欲；勤俭治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读书起家之本，和顺齐家之本；善为传家宝，忍是积德门”一类的警世格言，无不渗透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智慧，堪称传统文化的一处圣地。

五夫镇兴贤街凤凰巷内的朱子社仓，至今保存完好。社仓初建于乾道七年（1171），为朱熹首创并命名的一个民办社仓。乾道四年（1168），闽北荒馑，饥民骚动。朱熹力劝里中豪富，发家中存粟，以平价赈济灾民；同时上书建宁知府，请求发放官仓存粮以应急需，灾情遂得缓解。之后，朱熹又先后上书历任知府，请在五夫建仓，得到官府支持。乾道七年八月，社仓建成。朱熹亲撰《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一文，追溯建仓始末。社仓建成受益后，建宁府属各县争相仿效。淳熙九年（1182），朝廷将朱熹呈请施行的《社仓法》“颁诏行于诸府各州”。自此，五夫社仓因开救荒之先河，被誉为“先儒经济盛迹”，历代重修不辍，因而保存完好。社仓廒廪现仍为五夫镇粮站存粮之用。看来，这位名垂千古的一代宗师并不是只会掉书包的书呆子，而是能够学以致用的经世之才。

朱熹在五夫还留下了许多遗迹遗物，最著名的当属那株他亲手所植的香樟。这棵香樟，树冠遮天蔽日，郁郁葱葱。看样子，树龄至少有八九百年。朱熹当年吟咏过的那半亩方塘，至今尚在；那源头活水，依然汩汩流淌，不绝如缕。

除过五夫镇的朱熹故居外，武夷山景区内还建有一座朱熹传道授业的书院——武夷精舍，又叫武夷书院。书院始建于淳熙十年（1183），位于九曲溪五曲东岸，隐屏峰南麓。其时，朱熹刚从“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任上辞官返乡，回到武夷，创建书院，广收门徒，聚众讲学，历时八年之久。期间，大儒云从星拱，流风相继，四方学子接踵而至，形成了“当今道在武夷”的盛况，武夷山因此被称为“道南理窟”。清初，康熙皇帝亲颁御匾“学达性天”赐与武夷精舍。

我冒雨在武夷书院内外瞻仰，深深为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所折服，流连忘返。我恭恭敬敬地请来了朱老夫子的手迹拓片。家里刚装修好一套房子，要挂一副字画，手头的几幅都觉得不合适，正在想着怎么弄。没想到，缘分竟在遥远的武夷山。朱老夫子的手迹，不正是我殷殷期盼的对象吗？我精心挑选了几张，一幅是前一天在故居现场感受过意境的那首《观书有感》手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問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另一副是对联：“鸢飞月窟地，鱼跃海中天”。夫子的手迹，笔力雄健，圆润饱满，确是大家风范。回来后，我恭恭敬敬装裱起来，挂在书房，晨昏瞻仰。

《宋史》将两宋大儒的传记，并没有像其他史书那样收入《儒林》，而是别出蹊径，另设一个类别《道学》，用4卷篇幅，记载了24位名儒的事迹。《道学》之后才是《儒林》《文苑》《忠义》《孝义》诸类。《道学（一）》收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5人，另在张载传后附录其弟张戬。《道学（二）》收入程氏历代门人谢良佐、游酢、杨时、罗从彦、李侗等10人。《道学（三）》只收朱熹、张栻二人。《道学（四）》收入黄干、李璠等6位朱氏门人。从篇幅看，朱熹记载最详，用笔最多，其师承及门人弟子，占了多一半，可见朱熹在理学中的地位，是真正的集大成者。

《宋史·朱熹传》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辞”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很高，粗略统计一下，达26次之多，加上同样意思的“归”“致仕”“休致”等词，不下30次。这在惜墨如金的二十四史中极为罕见。也就是说，朱熹从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及第开始做官，到庆元五年（1199）退休，在51年的宦游生涯中，辞官不下30次之多。仅此一举，就不知要愧死古今多少官场中人。诚然，一辞再辞中，免不了有时会有沽名钓誉的成份，但也说明，朱熹本人对做官的兴趣确实不大，即使做官，也多是皇家某个宫观的主管之类的闲职散官。他担任过潭州南岳庙监，先后主管过台州崇道观、武夷山冲佑观、西京嵩山崇福宫、太一宫、南京鸿庆宫等。这些官职，多是以研究学问为主，有的仅是挂名。真正主政一方或执掌某事的实职，倒也做过几任，政绩也颇为可观，甚至让皇帝也感到惊讶，大为赞赏。

淳熙五年（1178），朱熹任南康知军。“至郡，兴利除害，值岁不雨，讲求荒政，多所全活。讫事，奏乞依格推赏纳粟人。间诣郡学，引进士子与之讲论。访白鹿洞书院遗址，奏复其旧，为《学规》俾守之。”

淳熙六年（1179），浙东大饥，宰相王淮上奏，建议将时任“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的朱熹，改调浙东负责救荒。朱熹出色地完成了救荒重任。“熹始拜命，即移书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则客舟之米已辐辏。熹日钩访民隐，按行境内，单车屏徒从，所至人不及知。郡县官吏惮其风采，至自引去，所部肃然。凡丁钱、和买、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于民者，悉厘而革之。从救荒之余，随事处画，必为经久之计。”朱熹的行政才干，让孝宗也大为惊讶，高兴地对王淮说：“朱熹政事却有可观。”

即便如此，朱熹对那些炙手可热的实职实权，总是尽量回避，能不做就不做，把一生的主要精力，都用在研究学问、著书立说、传道授业中。《朱熹传》载：“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

理学一脉，源自洛学，朱熹本人就是洛学程颢程颐的第五代传人。二程弟子众多，最著名的有谢良佐、杨时、游酢和吕大临，号称“程门四大弟子”。杨时与游酢都是福建人，成语“程门立雪”的主人公。杨时于熙宁九年（1076）中进士，不久执师礼拜见程颢，分手时程颢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杨时传罗从彦，罗从彦再传朱松、刘子翚和李侗。朱熹是朱松之子。朱松临终前托妻寄子的好友刘子羽，正是刘子翚之兄。朱熹又是李侗的亲传弟子。本就天资聪颖的朱熹，不仅博览群书，从经典中汲取营养，又有家学渊源，更遍交当世有识之士，师从刘子翚、李侗等大家，耳濡目染，言传身教，学术根基自然扎得很牢了。

来武夷山前，恰好遇上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平生第一次到关中眉县横渠书院拜谒了张载。作为北宋儒学正宗的关学，正是张载所创。张载因久居横渠，被后人尊称为“张横渠”。横渠因此而享大名于千古。

张载祠堂，横渠书院，古柏老桧，遒劲如铁。在张载短暂的宦游生涯中，曾在陕北任过云岩县令，颇有政声。《宋史·张载传》载：“（张载）举进士，为祁州司法参军，云岩令。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乡人高年会县庭，亲为劝酬。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因问民疾苦，及告所以训戒子弟之意。”今天宜川县（即宋时云岩县）的民间风俗中，特别是在婚丧嫁娶和养老事长方面，与陕北各县全不相同，还保留着许多古风。这正是先贤遗教，千年不衰，流传至今。

张载生时，关学之盛，不亚洛学。张载与二程父亲是表兄弟，年龄又比二程大十几岁，远离官场，一心向学，学问精纯，自成一家，且学以致用，引得天下学子翘首西望，以成为关学弟子为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横渠的这句名言，千百年来，不知激励了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奋发有为啊！《张载传》载：“（张载）与二程语道学之要，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与朱熹同时期的南宋著名爱国诗人陈亮说：“横渠张先生崛起关西，深思力行而自得之，视二程为外兄弟之子，而相与讲切，无所不尽。”自古对宋儒各家排序虽以“濂、洛、关、闽”居多，但也不乏以“关学”居首者，如明初大臣解缙上奏，建议修书以“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之奥，下及关、闽、濂、洛之传”。再如清初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讲到，南宋末年，学者王应麟与汤斌研究理学，“朝夕讲道，言关、洛、濂、闽、江西之异同。”

张载门下弟子中有许多当世名臣与历史名人，《水浒传》中著名的老种经略相公种师道，就是张载的亲传弟子，后来成为朝廷最为倚重的统军大帅，以一身进退关乎天下社稷安危、亿万苍生命运的国家干城。不幸，张载去世后，弟子中没有像他那样的学问大家，不能广大师门，较为有名的吕大临又投二程门下，后成为程门四大弟子之一。张载去世后，程颢曾到关中讲学，有的关学弟子也去听讲。关学式微，后继无人，遂使洛学唯我独尊。不少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做了深入研究。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序论》中指出：“呜呼！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学之兴于宋也，周子得二程子而道著。程子之道广，而一时之英才辐辏于其门；张子斅学于关中，其门人未有殆庶者。而当时钜公耆儒如富（弼）、文（彦博）、司马（光）诸公，张子皆以素位隐居而末由相为羽翼。是以其道之行，曾不得与邵康节之数学相与颉颃，而世之信从者寡，故道之诚然者不著，贞邪相竞而互为畸胜。”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中赞同这一观点，认为：“王夫之的话是相当深刻的。没有像洛学那样凭依于以富文司马为代表的豪族集团，是关学异于洛学的社会根源。”这种情况至今依然。文化事业如果没有官方参与，事业必然受限，成就自然有限。如果官方介入太深，又必然会损害到文化事业本身。这对矛盾，引得历代多少文人对官方爱恨交加。以文学评奖为例，不管是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还是诺贝尔文学奖，都存在一种情况：单纯从文学角度看，达到获奖水平的大有人在，但奖就那么几个，给谁都说得过去。艺术水平都在同一个层面上，到底谁能获奖，就得看外在的现实政治、经济、人脉等因素了。为什么很多人对文学奖有看法，原因就在这里。

当然，在洛学力压关学的过程中，还有其他原因，如历史、时代、地域等因素。金人南侵，北宋沦亡。关中沉沦，中原板荡。宋室南迁，偏安东南。中国文化重心也由北到南，儒释道各种文化形态聚焦于闽浙赣皖交界的武夷山一带。朱熹以儒学为主干，融合佛道之学，建立起了完整严密的新儒学思想体系——理学。自此，理学一脉成为显学，影响后世凡八百年，确是其来有自啊！理宗淳祐元年（1241），朝廷将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五人从祀孔子庙，奉为圣贤，享受后人祭祀，确认了他们在儒学中的崇高地位。

从关中横渠到武夷五夫，冥冥之中，我进行了一次中华传统文化的溯源之旅。朱熹作为一代大儒，理学集大成者，其思想长期影响中国。南宋以降，无论知识界还是民间，从科举制度到思想观念，从日常生活到风俗民情，无不受到理学的巨大影响。到明代经过王阳明的继承发展，再到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的知行合一，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主干，薪火相传，代代不绝。

今天，中华文明正面临着伟大的民族复兴。之所以称为“复兴”，就是说我们曾经在人类文明史上长期处于繁荣昌盛、兴旺发达的文明顶端，领导着整个人类发展的方向。只是在近二百年内才在工具、科技上落后了，饱受了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欺凌。但是，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具有大海一样的博大胸怀，拥有世界上其他任何文明所不具备的包容性与适应性，具备融化一切外来文明的超强能力，能够将外来文明转化为滋养我们的新鲜养料，使中华文明的本体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在我看来，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际上就是要在世界上恢复“大汉雄风，盛唐气象”，再现“以德怀远，万邦来朝”的盛况。这一切，如果没有中华文化从儒学到理学的一脉相承作为脊梁，何谈复兴？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今天对孔子、孟子、张载、朱熹、王阳明等诸代先贤，评价再高也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