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通儒1954年《简历表》

编者按：这份《简历表》是赵通儒自传史料中价值最高者之一，内容极其丰富，填写于1954年某月。表格为制式，16开4页，有封面和3个内页，由中央组织部制，西北局组织部翻印。文中黑体字均为原表所制，宋体字均为赵通儒亲笔填写。在7页16开纸上，作者竟密密麻麻写下约2万字，每个字虽仅如米粒大小，但一个笔划都不少，异常清晰，显示了作者长期秘密工作锻炼出来的过硬功夫。

党员干部简历表

姓名：赵通儒

现任职务：

说明

1、此表一律用钢笔或毛笔填写，内容要真实，字迹要端正。

2、本人年终总结（或鉴定）可用与本表同样大小的纸张填写，附于表后。

3、本表内之年、月、日一律用公历。

4、本人成份与家庭出身，系指参加革命前的情况而言，一律按照政务院颁布之《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确定本人的出身和成份。但参加革命前如系青年学生，本人成份一栏仍可填写“学生”二字。

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制

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翻印

1954年 月 日填写

姓名

现用姓名 赵通儒

曾用姓名 宋之元

原用姓名 赵仰普

性别 男

年龄 44

民族 汉族

籍贯 陕西子长县

家庭出身 父母为小市镇贫民，1935年土地革命定为贫农。

本人成份 小学半耕半读，中学大学官费及负债，穷苦智识分子。

文化程度 原有 1927年虽中学程度已胜过大学及专科程度。1935年则已正式大学中俄英日文程度。现有 从1927年至1944年为曾评定及鉴定国内外古今政治、军事、文学、艺术、科学等著名专家之程度。

身体健康状况

耳疾，眼近视，长期风湿关节炎，狱后病后劳后跌后昏后身体内亏内伤很重，因自己涉猎及接触过许多中医名医，故外貌由故乡人眼光及水平看似“返老还童”。实则稍凉即麻木，常觉不适。1947年至今疾患未除。解除关键，在别人而不在我。1949年以来，自己努力五年多了，收效不多，屡向各方呼吁，言者谆谆，听者邈邈！甚者，形式主义，自不觉苦，便以为我亦无所疾苦。

家庭状况

参加革命时及现在的经济状况 父母从1912年前后与祖父父子不和，脱离大家庭后，完全依靠负债、木工、小手工业、屠宰、小商业、小饭馆及租种土地，养活一家大小和照顾比自己更苦的外祖父母和三四家近亲戚。最低月息为百分之二，搞了十余年。后来月息最少百分之三、五，多到百分之十。革命战争中，三次将一切用具之类被敌收没，抢劫净光。1935年土地革命中分土地时，按家庭人口，应分得四十余亩地（每人约四亩，十四口人），因不久要撤退和营救在外人口，未分。取消了所负债务。现在父母年老，无人养活，政府每月补助两人生活费，不足者完全由父亲一人劳动收入及在外人口所空的住宅收入维持。

主要成员姓名、職业、政治态度 父亲已68岁，无党派，耿直，一生与土劣作对。原为屠夫，现年老，拾破烂，小贩食和人合伙经营者。对党拥护，三个子媳参加革命，不照顾他，还连累他，毫无怨言与不满。二儿及媳妇、孙子死于敌手及困难中，也无怪话。他只是表示觉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很对，有许多做法不切合实际，致遭失败。以后毛主席弄对了，成功了，还有些不合实际处。参加过内战，瓦市、延安两次任机关合作社主任，因年老退休。

结婚否？对方姓名、政治态度、现在何地、任何职务？

有何重要社会关系？姓名、职业、政治态度及现在的关系？

同学、师友、盟友约数百人。好的是民主人士。差得多是老百姓，工、农、商、学、军人皆有，多无何关系。见面谈两句，了解一点彼此经历及社会情况。现在多时通音讯者为夏振扬、罗大刚、夏同文等。余多无往来。

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入党（团）？候补期限及转正年月？

1924年双十节前，在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绥德特别支部为团员。在加入之前，先加入青年团，每周进行野外旅行，科学讲话。三个月后，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加入前后对我特别表示好的人，教员中为王懋廷、田伯英，同学中为白明善、杜嗣尧、乔国桢、杜衡。当时因为绝对秘密，估计介绍人是他们几位。1925年不够18岁，但因党团员调走很多，工作成绩最好，办法作风最受师友同学拥护，兼过党的生活，在党的特别支部中按团员兼党员及团的负责人编组。

何时何地参加何种进步党派、群众团体，担任何种工作，现在有无关系？

1924年秋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陕北分会，响应孙中山在北京之召开全国国民会议解决国是。参加国民党陕北特别党部筹备会，西北青年社筹备会，反基督教大同盟，陕西学生联合会筹备会，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筹备会。冬在瓦窑堡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安定分会。共进社陕西分社。担任国民党陕北特别党部监察委员会主席，常务委员。陕西省党部监委。绥德县农协及陕西省农协、工会等筹备人。1927年西安政变被解散后，再无关系。国民党甘肃省、宁夏省党部秘密筹备与配备人。

何时何地参加何种反动党团、军队、封建道会门，担任过什么工作，何人证明？

没有。

曾否被捕、被俘、脱党，何时、何地、何故？怎样恢复？何人证明？

1929年和安定县政府法官，因私事，被拘不及十五分钟，由县长托请教育界人士从看守所将我抬出，原因是我有理，法官收贿，曲断我家官司。

1931年7月被赖德牵入北京监狱，因无证据，虽钉镣，经辩诉，旬余被释。乔国桢、杨春阳、殷光善等知道。乔国桢和张学静最清楚，因乔与赖和我一块过生活，乔未被捕，我被捕前后乔均见、谈。张在狱中相遇，他教我对付敌人办法，知我辩诉。杨、殷同院被捕，知我未自首，也未累别人。endprint

1935年战争中到苏区，贺晋年、郭洪涛、马明方、崔田夫、霍维德、吴岱峰、吴志渊等各知道一些，贺知战场情况。

1946年秋末因王永清倒戈，被拘到榆林，至1949年春回来，拿邓宝珊、左协中信，到延安西北局。

何时在何部门经过审查，有何主要问题？结论如何？

1935年的问题经西北工作委员会及延安中央组织部数次审查，结论不一，从1936年至1946年十一年间完全悬案。背后有人布置过陷害。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

1935年10月因解放瓦窑堡，在西北工作委员会及中央代表团瓦窑堡联席会议上受到口头奖励及取消1935年夏间之错误处分（《西北斗争》登载为动摇，留党察看。口头通知为不接受处分，加倍处罚，开除党籍）。因战争证明是正确与坚定的。

何时、何地、何故受过何种处分？有何意见？已否取消？

1935年夏，因给北方局汇款，由苏区进瓦窑堡，受敌军考察，还未至自首，也还不及事先估计下的情况恶劣。自己比原先计划下的还做的智巧，欺骗了敌人，配合红军打了胜仗，转危为安，履险如夷，论理应当受奖，反被幼稚及左稚分子目为动摇，给我留党处分。自己提出意见说处分不当，又加重。瓦市解放，本已取消处分，中央到后，又给我弄成有问题的人。甚至有人暗害，企图在43年整风中，布置一些人要将我往“特务”中陷害。因伊盟事变起来，我去解决了伊盟事变，但暗中陷害，并未停止。1936年至1946年十一年中党籍始终打折扣和问号。1946年的遭受危险，现在仔细将前后材料对证起来，还是由于内部的陷害为主。此案至今无人过问，自己顾不来。六年来，我并不要求解决此案，因成历史往事，不值说者一笑，史实给人们作了判决与公论。所急待解除者为当前一个问题，切身疾患之解除而已。

入党后受过何种政治训练、参加过何种运动（如整党、整风、三查、土改等）？

从1924年冬起，自己经常主持党与团的训练工作，所以自习机会也多。那时曾得到斯大林《列宁主义概论》初稿，《左派幼稚病》，《共产国际纲领》，《旅莫支部训练大纲》，上海大学讲义十二种，《黄埔日刊》，《中国农民》，《向导》，《中国青年》，北方局的各种秘密刊物，办平民学校，农运传习所，派人去住上海大学、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山学院、中山军校、武汉政治学校，京津沪大学、中学。1935年在红军大学领讲义听课，找党校教材看，看毛主席《中国革命战略》。参加1943年延安整风，参加延安张闻天主持的哲学研究会。亲自领导与组织一次解放瓦市战斗（以政治攻势与统一战线为主）。两次蒙地大战斗（我方两旅以上兵力）全胜。小战斗三次。三边的大小战斗，大多数皆参加过，从1936年至1945年的。

参加革命前后主要经历（包括学历）

自 年 月至 年 月，在何地区、何部门，任何职，证明人？

1922年以前，未参加革命。在家乡安定县、瓦窑堡，告县长，告校长、教员，撤其职。反对曹锟贿选，不给抄选民名单，劝止别人抄名单。自己是高小学生。

1923年春季，未参加革命。联络十八人，到榆林，参加各县学生运动会，告安定县长，撤其职，胜利。高小学生。

1924年秋冬兩季，在绥德组织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团，派白明善等为赴京代表，至汾阳返回。派王懋廷去榆林举行党团秘密训练。绥师学生，团特支委员。

1925年。五卅惨案。孙中山逝世追悼会。派杨明轩到关中筹备陕西国民党省党部。建议李子洲吸收陕北各县学生于四师。

1925年秋，欢送杨虎城南下入西安，派马明方等四人到部队工作。派杜衡、杨璞到石谦部队工作。欢送史可轩。派白明善、王懋廷赴上海、广东。绥师学生，团特支委员。

1926年。“3·20”中山舰事件后，别人认为不算啥，我认为是国共分裂的萌芽。北伐军出现，蒋介石任总司令，党内提出拥蒋，我从农运中收集到农民意见，一旦蒋翻脸怎办？别人无策以应，我提出拥北伐军不拥蒋，因北伐军中有我们党团员。

耿炳光来，成立陕北党绥德地委，团地委。任团地委书记，党地委常委，农委、职委、军委副书记。

派田伯英任四中校长，杨明轩、李子洲进西安成立陕甘区党委，杨任陕西教育厅厅长。派钱青泉去甘肃组省党部，派李麟铭等去宁夏组省党部。李、杨到西安组陕西省党部、省农协、省政府、中山学院等。派李仰旭等到西安成立陕西省农协，任主席。常汉三任绥德教育局局长、简师校长。给杨明轩开一陕北23县教育局局长名单，罢免旧教育局长，任命新局长皆为共产党员。

1927年，在绥德，主持农、工、学、军运动。党地委常委，军委、农、工委副书记，青年团地委书记。

1927年初夏，党地委蔡楠轩主张公开我和杨和春，我提出不同意，坚持隐秘，准备逆境。历史证明我的对了。

1927年夏在安定组织农协，管押豪绅三人，拟发动起义，回答“4·12”及“4·28”南北反共运动，因陕甘区党委批评不许，改为成立县农协，抗烟亩。因二十余日夜工作劳累，重病昏晕，几致死去，卧十余日。

1927年农历七月下旬，重病中，因白色恐怖到来，四师四中被封闭，抱病到绥德，利用农历八月初二日城隍庙古会，成立绥德党与团县委及东、南、西、北、城五个区委，将关系交于冯文江。

1927年农历八月上旬，因父亲星夜由家奔来，说延安接榆林电要捕我，会议决定我去汾阳医院治病并暂避一时。九月上旬返回绥德，得悉白明善到绥德来找人，清涧准备起义。乃纠集马师冉等六七人去参加起义，行至石嘴驿，遇清涧衙役，沿途大喊“李象九、谢子长抢了三合店，南去......”问明情况，估计赶不上，他们将来非北上不可，各地党，除绥德刚由我恢复外，余均星散，无人过问。乃决定返回绥德，安置别人及工作后，只身以汾阳给家中兑去之钱，走绥德西川、横山、米脂、榆林、神木、府谷、佳县、吴堡，至腊月返绥德。给三边、延安、安定、清涧写信恢复各地工作（各县教育局局长为党员，我知此关系。）三个月，恢复与成立二十县县委及区委、支部，亲自接谈、报告、讲话约千余人。腊月十五日到绥德遇杜衡由西安来，带“八七”会议文件。交谈后，主持召开代表大会，成立陕北特委。endprint

1928年春，筹备代表大会于苗家坪，上旬开会于南风寨，成立陕北特委。

会后争执：

1、杜衡要四师闹学潮，我不主张。后来闹得失败，秋陕西省委决定不该闹。

2、我主张机关往城外迁，杜拖延不愿。后来我主张迁去米脂，乃迁去。绥德县委则由我迁去乡间。

3、杜衡主张要刘志丹、谢子长到特委机关中来任军委正副书记，主持军委工作。我主张正副书记由他俩人任职，不必到职，事实也不可能到职。应该由他俩人往起搞部队，不论怎样搞都行，只要是他俩能指挥动，带动，他俩在政治上受党领导，不要干涉一些零碎事，致掣肘，不能成事，反而坏事。初杜衡不同意，继乃任杨国栋特委副书记，代军委书记，执行我的意见。

4、1927至1928年，一年半我只身夜行十余县工作，每日百余里，倍受饥寒，重病又未痊愈，致眼近视，身体疲惫至极。

1928年夏，绥德农民祈雨运动，胜利。四十里铺抗杂税，胜利。义合抗烟亩，失败。

秋，中秋节，米脂开代表会，我因发现敌情，坚主移地址、会期开。杜衡坚不同意，致他和焦维炽、贾拓夫被捕。我带动窦增荣、郭朗亭及一些女党团员收拾行李（敌人只叫人，未拿行李和搜查，文件、名单、通讯处皆在屋内），迁移文件，召集未被捕人，动员到苗家坪、周家硷开紧急会议，重新部署工作。保全党与团特委及各县工作未受牵连、影响或破坏。就这样，因焦维炽用假名叫赵异三，有些党团员听说有姓赵的被捕，以为是我被捕，放声大哭，聚集大哭。被捕后，敌人解归原籍，各县教育局同志主动保出未使入狱。

冬，在绥德西川张家岔召开第二次全陕北代表大会，传达全国六次代表大会决议。会中应我提出必须布置“造反”问题，杜衡不同意，将我气昏，会后几乎走到崖上跌下去。

任陕北特委常委、农委、军委、职委、学委。霍世杰、白明善由我的关系找到来参加工作。与刘澜涛因对祈雨看法不同，发生争论。任绥德县委书记，管绥德以南十余县工作。

1929年在清涧公开教书。任南路特派员，任清涧县委书记，管清涧、安定、延川、延长、延安五县工作。

春，派谢子长去太原治眼。

夏，与杨庚午谈，选后九天为根据地，割据起来，以刘谢为党代表，他为副往起搞武装，最好找到刘谢同到后发动，或来一人再发动。后来杨自己发动。又与杨国栋接洽后不受我领导，谢去后又不容，他便走了投降道路。当时，杨国栋是不同意自己割据的，我是主张自己割据的。

1930年因陕北特委星散，去西安人员无消息，许多运动失败，西安陕西省委被敌人破坏。由紧急会议决定我去北京，找北方局，恢复北方局与陕北之关系（1927年白色恐怖后失掉，此关系唯我易找），帮助恢复陕西省委。我春间到北京，夏间即将陕北与北方关系建立起来，也将陕西省委由北方帮助下恢复起来，给陕北将西安和北京关系都建立起来。我又建立西老胡同十五号及延安会馆等为掩护、接头之公开处所。在顺直省委、河北省委工作，同工作者有栗再温、乔国桢（不是佳县的，可能是乔崇浩）。在华北赤色互济会党团工作，同工作者为乔国桢（牺牲在新疆的）、赖德（1931年我被捕及诉讼胜利后，再未见。我的被捕是由他牵连，但因我未给他真名字、真籍贯，他又不知我的历史。他在日记本上写了赵达儒山西人，被捕是日记被敌拿去，致将我牵去。我不承认是赵达儒，山西人。因暑假，同学都走了。同学中还有赵冠儒、赵崇儒，一为东北人，一为西南某省人，不一班，也非党团员。我以官费为词，强调真姓名、真籍贯，可向学校、同乡中调查。当我被捕时，有二十余陕北同志来送行我，敌人拘他们一时余，个个被考察，二十余人异口同声证明我暑假回家，官费住学，故敌人只得认为错捕。）

1930年到北京后，得知乔国桢（新疆牺牲的）领导北京洋车夫数万人，打电车一次；唐山煤矿矿工罢工，动辄数万人，结果均失败。也得知河北境内大名、顺德、山东等地许多地区在白色恐怖后，皆有冲破白色恐怖与反白色恐怖之壮烈运动，皆失败。其中最甚者，惨败到无法再搞，连骨干、基础都光了。我除完成恢复北方与陕北陕西关系之外，一面治病，一面搞秘密工作，一面搞公开活动。从1930年到1935年，造假文凭，给各中学校中往内打人，逼得反动统治当局，每年考试将全国校长、教育厅长、各校文凭及图章，印成巨册，考试时一一查对。甚至要相片，又给文凭及相片上扎钢印。幼稚、左稚分子讽刺我，我只好一笑置之。此种工作，1940年左右，曾向高岗同志交代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军退至平津，各界人士义愤颇烈，东北军气焰下降，蒋汪不主抗日，党与团内幼稚及左稚分子认为“抗日是为张学良收复失地，是为蒋介石派兵入东北开路”。我接受群众要求，策动“请愿抗日”，到“卧轨运动”，“游行示威要求抗日”，运动蔓延到华北、华南，连伪南京的伪中央大学及伪中央军校也染动了。第一次蒋介石亲自出面接见，第二次打了教育部长蔡元培，第三次打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南京），第四次卧轨半月，津浦路半月未通车，第五次占据中央大学为据点，在南京进行游行示威。影响所及，南至广州，西北到陕西，到处有学生请愿抗日与打国民党事件发生。

1930年末31年初，盲动路线失败，清算盲动路线时，有些同志被筹备会派迷住或拉去，我将他们挽救回来。这些人，有的牺牲了，有的不知下落了。谢子长因走我的路线，在清算盲动路线时，往返皆正确无误。

从1930年到1934年底，除参加秘密工作外，还进行交朋结友，社会活动，调查研究，深刻了解北京、华北、各地社会内情（每晚要将全国各省报纸一一看完，要看俄文《真理报》、《消息报》及英美大报），也搜集敌人各种制度、法令、军事行动及党政军民活动。

1933年去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运动，与各界联合会主席杨璞谈工作方针，不合，他们不接受我提议向各县往下打基础，抓基本群众意见。又与小季（不知真姓名，失败后，北平遇一次，再未见）谈军事路线方针，又不合，他们不采纳我向冀东22县空隙区域发展，抓一把扩充三、五万武装的意见。与谢子长同志谈及，他也无奈何。我只得离开，回到北平。未及三月，他们果然都失败回来。白坚被俘在红十字会医院，连衣服也没，不得出院。我拿衣服接出。謝子长等连冬衣也穿不上，由谢写信，我去找梁青田，要到20元，给他们买的棉衣。失败后，又没处安置谢等。当时，我和谢谈：“南方，湖泊、江河纵横，口音互相不懂，饮食不惯，非宜去之地。东北，日寇残暴之至，非短期可改变，当地人活动，也只能时起时落，敌人空陆配合，小部队存在不住，大部队，一时搞不起，即使搞起，存在不久。西北，为全国空隙，将来全国还是要看西北。坚决应回西北。与志丹等为西北人民领袖，已有基础与威望，为全国往下搞基础。”他首肯，这才决心仍返西北。（他因西北将他送去上海，又在察变中失败，有不好意思再回西北情绪。）同时，我又提议，可以买到无线电收音机及十五瓦特无线电收发报机，带回西北，可与中央及苏联第三国际建立通报关系，我可下决心去学。他不同意，西北部队力量还小，保护不住。经此决定，我也未去学无线电。endprint

“九一八”后，邓演达主张抗日，蒋介石将他杀掉，其党徒夏振扬对邓之牺牲很气愤，秘密给我说蒋如何污蔑宋庆龄，如何害邓演达。因我在1931年夏季曾被捕过，虽未承认过是共产党，夏振扬等认为我必然是西北有力革命人物之一，故相交好。1932年蒋介石建立空军学校，我想去考入空军中活动，后因计算到耳力目力不好，苦无对策，尽力在友好中物色能有人打入空军。得悉夏振扬为邓死不平，乃鼓励他，他也有志入空军，就竭力促成他投考空军，并与他誓约：“学好空军，北京南苑机场相会。南方吃不开时，我给您活动西安航空公署。”他当时以为我和杨虎城有深厚关系，因为他知道我在县府有教育局官费之外，在西安也有教育厅官费（是我通过许多关系活动到，当时有留学欧、美、日本的和国内国立大学，平均分数在80分以上者可得），可能我们利用杨虎城有远大活动。当时，同学们认为我沉着，深厚，测不透，有深谋远虑，将来不知搞什么大活。他入空校后，我俩人每月有一信往还至1934年底。他也觉到我若是一共党，绝非简单之人，更非空言或无作为人或容易被人搞掉的人。

1924年至1930年陕北同志及友好，“谁到穷途末路，只要找到赵通儒，一定能找到党，一定能得到任何难题之解决。可与共患难，可以托妻寄子。”“赵通儒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了党与团的县委、特委。”党外年老、年长、同年、幼小者则觉得“其人城府甚深，难测难量。不可以成败论。找到与交到此人，三生有幸。与之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个人前途，困难问题，皆可迎刃而解。非成不可，成事人也！少年老成！宽厚长者。如春风春日，遇者舒坦。”——不是当面奉承，由别人评论传至各方反映出来或事实中表现出来。

1934年，我搜集敌人在江西围剿材料，写一短文，题为《两个士兵谈话》，由朱敏（西北财委、畜牧局）交北方局，总结蒋介石南方剿共之前途终将失败，明确指出：我有志愿战士，政治团结，人民利益，爱国爱民。敌人致命伤为：雇佣兵，官兵不一致，军民不一致，卖国降日（南京已公开宣布睦邻政策）。

1932年刘志丹等某次失败后，和一些人到绥德找我，我已到北平了。他从绥德西返，别的人到北平找我。1932年夏，那人与我同回陕北。1935年，我上午到苏区陕北特委，志丹下午即骑马从十多里外来看我。玉家湾祝捷大会后，部队出发去打靖边，刘志丹和我告别，他说：“后方工作，我们完全信任你。前线，我们搞。”解放延长后，要我带路去瓦窑堡，在兔儿河分路。他对我说：“主力不去攻城，另有你寻办法去！”志丹牺牲后灵柩从山西回来，我主张给换棺木，立纪念碑，中央由周副主席亲为主持葬仪。

1935年从北平动身时，鲁贲告诉我，回陕北找“老孙”就可找到陕北特委。一路思来想去，好想不开，既不说找党又不说找苏维埃政府，又不说找红军（已有的可靠秘密关系时），搞成失败前途，怎办？走到苏区，听到把党委书记叫“老掌柜”，红军将领叫“猪八戒”、“沙和尚”、“长腰”、“短腰”、“干半”……完全采用历史上流寇、失败农民暴动之叫法，老百姓听起来也觉得奇怪，敌人更多方造谣诬蔑，自己也这样自轻。为此，到苏区后，于交待任务完毕，首先提倡：一、刻印，出布告，圆、方、斜各型皆要。二、政府、红军、党在苏区完全公开合法，必需妇女老幼人人皆知。三、保守秘密要保守办法。四、建立会议制度、办公制度、集体生活制度、集体领导制度。五、党、政、军、民各有系统，各有制度，不相混淆。六、起草五种传单宣言，改变新八股，要使接受传单者能看懂能接受。

到苏区后，遇着谢子长同志刚逝世，谁当领袖，暗中有几种流传。有人问我：“有位同志是贫农成分（指高岗，未对我提出名字，我俩那时也不相识。我在北平听到谢子长给我说过有个石青，详细未说），一位是刘志丹，您看怎样？”我说：“那位同志可任政委，志丹任军事总负责人为妥。”这是我还未去瓦窑堡，刚入苏区。玉家湾祝捷大会上发表高岗总政委，志丹总指挥。

还有人向我提出：“1、志丹，地主家庭出身，当过白军军官……。2、陕甘特委应和陕北特委合并。3、军队不受党领导”这样三个问题。我当时觉得，我若将原话转给志丹们，必然引起无谓纠纷，最好还是从实际上化除这种错误看法和见解。因此，我向提问题的同志解释：“1、志丹从去黄埔到今，各种工作皆由党所派，不能以白军军官成分论。家庭是家庭，论干部不能只论成分。2、陕甘与陕北合组统一在西北工作委员会之内，建立常委、执委会办法，分区领导，而不应是陕北吞并陕甘，或陕甘吞并陕北。常委集体办公，执委在执委会后，各人负责几县去工作。3、军事方针、路线、任务，由党决定。一切建制归军委及总指挥部负责。领导不能形成干涉。红军有扩大苏区、保卫苏区人民之职责。但何时何地应打仗，或撤退，不懂军事的人不宜横加干涉。战争应由作战的指挥机关及兵力决定，不能坐在屋内决定。党经过军委会、党委会、政治委员，去贯彻党的军事路线与方针。谁拿啥枪？谁任啥职？军委、指挥部的职权，如有错误和不当，经一定关系，党可指示改变，不是直接去代替。”志丹知道有人向我提出问题，经我解释了，拿出红军政治部工作条例给我看，我也转给别的同志看，使他们懂得党与军之正确关系。

从苏区内外，得知一些社会政策、肃反政策过左。提出编生产队解决社会政策中之乞丐、烟鬼、赌徒……。

5月上旬，吳家坪战斗后，玉家湾开祝捷大会（记得似为五九纪念日）， 会中志丹讲话毕，要我讲话，我讲《两个对比》，评述东北四省沦陷，蒋介石卖国亲日，全国抗日情绪生长，华北日人蚕食情况，两个区域中种种对比，抗日浪潮将起，我们必然抗日，必然胜利。此会为战争中脱险归来之第三日。当时将动摇反革命的当场杀掉。见我给红军讲话，如何能说我有问题？这是以后对我处分不当之有力证明。

延长解放，朱理治主张破坏煤油矿，三次派人如此。我坚持不宜破坏，由马明方批准，始未破坏。

要对地主家庭之女子进行肃反，我阻止。因为西北妇女，根本无权处理财产，主妇无权，女儿更何能为？阻止了对妇女的极左政策。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