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陕北纪行

聂峙砥

我于1942年3月出生于延安，1949年随父母离开陕北到东北，然后辗转再到北京。2016年6月，74岁的我独自重返陕北。现将所见所闻及学习《习仲勋传》所感一并写出，纪念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鲁迅艺术文学院6月25日，在毛泽东亲笔题名“鲁迅艺术文学院”碑石后，我来到了鲁艺旧址，感到分外亲切。我与鲁艺有缘，与当年鲁艺的人更有缘。我的父母同是鲁艺三期的学员，他们在这里相识、相爱、结婚，生下了我。他们在鲁艺学习时，诗人何其芳是他们的教员。几十年后，我又在何其芳任过所长的文学研究所工作，与父母同期的毛星、朱寨、王韦等先辈是文学所的同事，王韦阿姨还是我和我丈夫的媒人。我出生后，鲁艺的冯牧叔叔就住在隔壁窑洞。七个月早产的我，像只小猫，哭都没有力气，鲁艺的叔叔阿姨全都担心我长不大，所幸在父母和众人的呵护下我活了下来。1973年，我的女儿出生，我的父亲还被关在秦城监狱。冯牧叔叔和我母亲给女儿起了“予佳”这个寓意吉祥的名字。那些年，冯牧到文化部宿舍串门时，常到隔墙的我们家吃饭。同他相处，总是感到亲人般地随和、温暖。我到文学所工作后，在与文学相关的会议上，他主动提出自己回家住，把会议给他安排的独间让我住，以便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参会和约稿。无论长相、人格、主张、待人等方面，冯牧叔叔都魅力十足。他有过短暂的婚姻，虽然无儿无女，但却并不孤独。就我所知，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许多人都爱他，他是被爱围绕一生的人。当年，鲁艺共培训了两千余学员，解放后，大多在文学艺术界工作。现在，大多数人已离世。鲁艺旧址的工作人员正在联系这些先辈的第二代，积极搜集有关他们的资料、作品等。宝塔山下的摩崖石刻长久以来，看到延安宝塔山的照片不少，但却从不知宝塔山有摩崖石刻。这次登宝塔山，其摩崖石刻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宝塔山下是干净整洁的现代人行道，紧挨人行道的山崖上，有数十块摩崖石刻，镌刻着历代文人墨客的书写下的“胸中自有数万甲兵”、“高山仰止”、“先忧后乐”等警示名言。颇引我注目的是其中有一块蒋介石纪念孙中山的“全民导师”四字石刻。我不知道这块石刻是何年何月凿刻的，但我觉得，它的存在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它嘲弄着蒋介石和蒋家王朝的灭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大气、豪气。我觉得只有具备这种豪气和大气的中国共产党，才能从宝塔山下一步步走向四面八方，解放全中国，成为成绩斐然的执政党。宝塔山也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标识物之一。宝塔山不是很高，但宝塔不大的门楣上“俯视红尘”四个字却历史感十足，增加了它的“高度”和“深度”，不禁让人浮想联翩。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父母生前告诉我说，我出生在延安桥儿沟和平医院。这次到延安，经多方打听，才晓得和平医院原是八路军总医院，创办于1938年11月。1939年12月，为纪念以身殉职的白求恩大夫，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6月25日下午，下了公共汽车后，我爬了二里多山路，在刘万家沟村找到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旧址。这所医院是延安当时规模较大、医疗设备比较齐全的医疗中心之一。该院设内科、外科、儿科、妇产科等，有病床二百多张。黄树则等人任过院长，汪东兴等人任过政委。外籍医生有马海德、汉斯·米勒等。1947年初，医院迁往华北解放区，是今天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前身。经人讲解，知道此处是1943年3月迁来的，而我是一年前出生的。再经打听，1942年该院在山对面的柳树店村，于是我下山再上坡，终于到了柳树店村。如今的柳树店村全是成片的楼群，是大社区。此时，夕阳把楼群染成金色，把坐在室外老人们的脸染得通红，夕阳照在嬉戏奔跑的儿童身上。这耀眼的景象将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这里就是我的出生之地。找寻出生地过程中，最让我震动的是，我第一次知道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是如何建成的。这所医院是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由宋庆龄等爱国民主人士、国际红十字会等机构和一些国际友人大力支持下建成的，一些医术精湛的外籍医生亲自参与诊治和培训。它也是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团结战斗的具体体现。再生之地绥德行这次回陕北，绥德是我必去之地。这是因为绥德是我母亲聂眉初的再生之地，也是我两个弟弟的出生之地。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队25万人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人数是我西北解放军的10倍，武器装备差别更是天上地下。当时父母跟随绥德地委行动，我们姐弟三人则分别寄养在三个普通百姓家中。我寄养在郝家沟村李德才家中。至今我还记得当年的一幕：两个蒋匪端着带刺刀的长枪进到窑里，用刺刀一一挑开瓮盖找粮食，吓得我瑟瑟发抖，因为我知道自己是共产党的孩子。其实全村的男女老少都知道，但无一人揭发。1947年10月，绥德解放，我们姐弟三人幸运地都活了下来，这算是我的重生吧。陕北的老乡好，这是我早已体验过的，但是为什么会全都这样好，是我必须探究的。在绥德县疏属山的“绥德革命历史纪念馆”，在延安“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念馆”，在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习仲勋传》中，我找到了答案，还知道了一些父母当年工作、经历的事情。1943年2月，习仲勋出任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警备司令部政委。4月，他带领调查组到郝家桥村蹲点。当时，担任《抗战报》主编的父亲梅行也参加了这次调查活动。当时边区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加强教育。调查组树立了劳动模范刘玉厚这个典型，并在全区开展了“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的活动。绥德地区的减租减息工作深入扎实。1943年后，绥德地主将一半以上土地卖给了农民，极大改善了广大贫雇农生产生活条件，当年年底，粮食收成基本解决了全区52万人口吃饭问题。王震领导下的绥德警备司令部的大生产运动逐步达到了全部自给。绥德地区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三三制”政策试行地区之一。通过人民直接选举，建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县乡政权。习仲勋经常请民主人士到地委，对全区工作建言献策。他还认真做议员刘绍庭的工作，使其对后来促进国民党22军和邓宝珊起义发挥了积极作用绥德革命纪念馆展示了当年《解放日报》关于绥德的一篇报道：有人反对宗教教徒身份的人当选边区文教大会代表。习仲勋态度鲜明地批示：“只要对分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有贡献，不论信什么教，都可以当选！”边区参议员姬伯雄在绥德地委支持下，开办了有百余名工人的新华纺织厂，产品不但支援了前线，而且缓解了全地区布匹奇缺的困难。在绥德工作期间，习仲勋成功应用党的统战政策，团结了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使他们积极参与各项政治事务，为繁荣地方经济和巩固民主政权发挥了极大作用，他们均成为边区的民主人士。母亲聂眉初在绥德重生的经历，父母生前没有详细讲过。2015年，文学研究所离退休干部曹天成问我聂眉初是不是我母亲，从他的口中我才知道详情。我的外祖父是二十世纪初留日留德后学成的化学工程师，在天津一家化工企业当总经理，也就是技术总工程师。一家住三层小洋楼，有私家小汽车，有专职厨师和多名仆人。外祖母的亲弟弟钱维人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1936年7月到陕北，1937年2月入党。曾任延安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教员。舅公钱维人曾对我说，当年他给毛泽东等领导人讲过金融、股票。27岁的他任陕甘宁边区公路局长。他不仅做行政领导工作，还做勘测设计，在众人的努力下建成延安飞机场和边区不少公路。在他的影响和直接鼓励支持下，当时在天津上高中的16岁的母亲聂眉初，拿着钱维人给董必武的亲笔信，从天津到青岛、上海、香港、广州，于1938年到延安。不幸的是，1939年春，钱维人被康生认定为特务，逮捕入狱。1943年4月，党中央决定开展整风审干运动。时任社会部长的康生将整风扩大化，基本上把从蒋管区到陕甘宁边区的外来干部和知识分子都打成了特务，绥德地区也不例外。1943年夏，母親也受到牵连，并且第一个上台“承认”自己是与钱维人挂钩的特务。母亲幸运地碰上了习仲勋。1935年9月，刘志丹、习仲勋等人被党内左倾路线执行者逮捕入狱，是党中央、毛主席长征到了陕北，才把他们从狱中解救出来。1943年习仲勋再次遭遇延安整风扩大化，他斟酌时弊，以党的利益和大局为重，千方百计平息混乱局面，采取慎重稳妥措施。他宣布：“对党要忠实，要坦白，要说真话，谁要是乱说，比特务的罪还要重，就会起到特务所起不到的破坏作用”。《习仲勋传》中写道：习仲勋不相信聂眉初的坦白，指示甄别小组向康生写信调查。康生只是在钱维人旁证材料上写了一句“仅供参考”，便一推了之。地委在研究为聂眉初平反时，有人主张不能平反，因为她是第一个上台“坦白”的。习仲勋态度鲜明地说：“问题不在于是第一个，第二个，关键在于有没有搞错，搞错了就得给人家平反。这就是母亲在绥德获得重生的经历。习仲勋在绥德整风运动中，保护了一大批本地知识分子和外来干部，使绥德成为边区在抢救运动中损失最小的地区之一，赢得了广泛的声誉。父亲生前不止一次充满敬意地跟我提起习仲勋，对他的评价极高。他说习仲勋从绥德地委到中共中央西北局，到全国解放在南方工作，到回到中央工作，基本上没犯过大的错误。他头脑清醒，工作稳健全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是少有的。过去听见这些话，以为是父亲与老领导的关系使然。在阅读《习仲勋传》后，才知道是事实如此，父亲的评价很恰当。钱维人出狱后，为党踏踏实实做了许多年工作，党组织建议他重新入党，被他拒绝，直到他被开除党籍后的第16年，经党中央，西北局审查甄别，于1955年恢复了党籍。西北局旧址因父亲在当年西北局工作时间不短，所以我在延安参观“中共中央西北局旧址纪念馆”时，看得仔细认真。纪念馆有一组统计数字让我震撼又感动：《1947.3—1948.2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陕甘宁边区人民支前统计》表显示，担架民工：198653人；军粮：333万公斤；后勤运输民工：1282409人；为我军带路群众：11720人，为我军磨面、炒干粮做军鞋民工：55000人，支前牲畜1478707头；1947.3月—1948.6月妇女做军鞋929000双。这说明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实实在在的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全体人民在物质上、人力上倾其所有，无私地全力支援西北人民解放军。他们还普遍具有中国共产党人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大无畏精神。所以，装备精良的国民党胡宗南几十万军队在陕甘宁边区就像瞎子、聋子，气势汹汹到了延安也一无所获。另一方面，只有少数人保护的党中央毛主席同敌人近在咫尺，却安然无恙。我想，一个政党和老百姓的关系密切到这种程度，那一定是战无不胜的。通过延安、绥德许多革命纪念馆和《习仲勋传》中无数事例，让我懂得了这种鱼水般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一天形成的。这是无数像习仲勋这样的领导干部和广大共产党员长期认真做工作逐渐形成的。试想，如果绥德不搞减租减息，不搞大生产运动，不搞统一战线，没有甄别数千名“特务”，怎能战胜国民党胡宗南军队？我们那么小的姐弟三人怎么活命？在绥德县委同志的帮助下，我找到了当年掩护过我的李德才家。郝家沟村现任党支部书记王剑波正是李德才的侄子。他们夫妻俩领着我在村里转了一圈。当年的窑洞早已翻盖一新，李德才生前种的树已数丈高，村旁高压电塔耸立。剑波联系了四家家人，聚会时我们哭啊笑啊，拥抱在一起，亲如一家。注释：钱维人，原交通部教育局代局长。梅行，前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聂眉初，文革前任人民日报工商部副主任。文革后主动担任人民日报群众工作部主任。在胡耀邦、胡绩伟领导下，在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成绩卓越。栏目责编：魏建国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