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孙绍振
李白《把酒问月》:生命短暂的欢歌
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
在远距离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月亮的意象和游子思乡、闺怨结合为一体,似乎已经成了想象的定势。但是,李白在这首古诗(古风)中却对月亮的固定母题进行了一次突围。突围的关键,就在题目中的一个“问”字。
为什么会“问”起来呢?
在这首诗题目下面,李白自己提供了一个小注:“故人贾淳令予问之”。这个贾淳是什么人士,目前还不可考。但是,他居然“令”李白问月。这里有两点值得分析:一是,他与李白的交情不一般;二是,看来这位贾淳先生对当时的诗中关于月亮的流行写法有看法。一般写月亮的题目大抵都是描述性的,如“春江花月夜”,或者“闺中月”“关山月”,最老实的就是一个字“月”,或者“咏月”,到了“拜月”“步月”“玩月”,就是挺大胆的了。在《全唐诗》中,光是以“望月”为题者,就有五十首。可能是这位贾淳先生对这样单调的姿态有点厌倦了,所以才敢于“令”李白来一首“问月”。李白之所以接受这样的命令,可能也是由这个“问”的姿态激发出了灵感。要知道,向一个无生命的天体,一种司空见惯的自然现象,发出诗意的问话,是需要才情和气魄的。在唐诗中,同样是传统母题的“雪”,也有“对雪”“喜雪”“望雪”“咏雪”“玩雪”,但就是没有“问雪”。在贾淳那里,“问”就是一种对话的姿态。但是,到了李白这里,则不是一般的问问,而是“把酒问”:
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
这是李白式的姿态。“停杯”是把酒停下来,而不是把杯子放下来,如果是把酒杯放下来,就和题目上的“把酒问月”产生矛盾了。这种姿态和中国文学史上屈原那样的问法是不太相同的: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出自汤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几里?夜光何德,死则又育?
屈原更多的是对天体现象的追问:老天怎么安排天宇的秩序?为什么分成十二等分?太阳、月亮、星星是怎么陈列的?太阳从早到晚,走了多少里?怎么月亮的夜光消失了,还会重新放光,凭着什么德行?这是人类幼稚时代的困惑,一系列的疑问中混杂着神话和现实。屈原的姿态是比较天真的,但是,李白的时代,文明已经进化到不难将现实和神话加以区别的程度。故李白要“把酒”而问,拿着酒杯子问,姿态是很诗意的,很潇洒的。酒,是令人兴奋的,也是令人迷糊的。酒是兴奋神经的,又是麻醉神经的。酒在诗中的功能就是让神经从实用规范中解脱出来,使想象和情感得以自由释放。故在诗中,尤其是在李白的诗中,“把酒”是一种进入想象境界而潇洒浪漫的姿态:
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
“人攀”句说的是十分遥远,而月亮“与人相随”说的是十分贴近。这就构成了一种矛盾,似乎是很严肃的。但是,又完全是想象的,并不是现实的,因而是诗意的“无理而妙”。人攀明月,本身就是不现实的。“月行”句的关键词是“相随”,也是不现实的。月亮对人无所谓相随不相随,相随不相随是人的主观感受,是人的情感的表现。这种情感的特点是什么呢?月亮对于人既遥远,又亲近到紧密地追随。这种矛盾的感觉,把读者带进了一个超越现实的、天真的、浪漫的境界。接下去,并没有在逻辑上连贯地发展下去,而是一下子跳跃到月亮本身的美好上去:
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
这两句换了入声韵脚,同时也是换了想象的角度。“皎如”句的关键词是“皎”,有比洁白更多一层纯净的意味。只有这一点,诗人可能觉得不够过瘾,又以“丹阙”来反衬。这里的“丹”,原意是红色,皎洁的月光照在红色的宫殿上。丹阙,似乎不一定在色彩上拘泥原意,可直接解作“皇宫”:古代五行说以五色配五方,南方属火,火色丹,故称,南方当日之地,引申为帝王的。如丹诏(皇帝的诏书)、丹跸(帝王的车驾)、丹书铁券(皇帝颁给功臣使其世代享受免罪特权的诏书)。“丹阙”就是帝王的居所。“绿烟”一句,则写月之云雾。不是说云雾迷蒙,因为云雾是黑白的,而这里却说是“绿烟”。“绿”的联想是从什么地方生发的呢?我想应该是从飞镜来。今天,我们用的镜子是玻璃的,没有绿的感觉。而当时,镜子是青铜的。青铜的锈是绿色的,叫作铜绿。有了绿烟,不是不明亮了吗?但是,这里的铜绿,是被“灭尽”了的,一旦被月光照耀,就“清辉”焕发。“清”有一点透明的意味,“辉”也不像光那样耀眼,是一点轻淡的光华。全联从“飞镜”到“绿烟”到“清辉”,构成统一互补的联想肌理。这是一幅静态的图画。接下去再靜态,就可能单调,所以李白让月亮动起来:
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
这个动态的特点是:第一,幅度是很大的,一是从空间上来说,从海上来,到云间没;一是从时间上来说,从宵到晓。第二,从活生生的“来”到神秘的“没”。到这里,语气既可以说是疑问,又可以说是感叹。这是本诗许多句子的特点。因为诗人虽然是问月,但并不指望有什么回答,只是表达自我对现成现象的质疑和惊讶。倒是下面的句子真格地问起来了:
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
好像是对神话的发问,也并不在乎得到什么回答,只是诗人的感兴。李白在《古朗月行》中也曾经发出过“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的疑问。白兔捣药,老是捣个没完,和谁一起享用呢?这好像不过是问着玩玩而已。其实,深意隐约可感。注意句子中的那个“孤”字。白兔是不是有伴?嫦娥是不是有邻?孤独感,这正是诗人反复强调的意脉。
这种孤独感从哪里来的呢?这是这首诗主题的关键,值得细细分析。第一,生命在自发的感觉中并不是太暂短的,而是相当漫长的。然而一旦和月亮相比照,就不一样了。“今月曾经照古人”,那就是说,古月和今月是一个月亮,而今人中却没有古人,古人都逝去了。生命暂短的主题就显现出来了。第二,本来月亮只有一个,今古之间,月亮的变化可以略而不计,不存在古月和今月的问题。但是,李白作为诗人,却把“古时月”和“今月”进行了区分。这是一个想象的对比,有利于情感的抒发,好像真有古月和今月之分似的。有了古今月亮的区别,古人和今人的区别就很明显了。“今人不见古时月”,由于古人已经逝去了,他们感觉中的月亮,已经不可能重现了。把古月、今月对立起来,不过是为了强调古人和今人的不同(暗示生命的大限)。虽然古人、今人是不同的,但是,他们在看月亮的时候,其命运又是相同的: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古人、今人虽是不同的人,然而在像流水一样逝去这一点上是一样的(这里似乎是暗用了王羲之《兰亭序》中的“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不过是反其意而用之)。和明月的永恒相比,在生命的暂短这一点上,古人、今人是毫无例外的。这似乎有点悲观,有点宿命。但全诗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似乎并不如此,反倒是相当开怀的。原因在于,李白对生命苦短看得很达观,所以他最后用这样的话来作结:
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
对酒当歌,其中的“当”是门当户对的当,而不是应当的当;“对”也就是当。这里用了曹操诗歌中的典故,但曹操是直接抒发“人生几何”的苦闷,而李白则是用一幅图画来表达,这幅图画由两个要素构成,一个是月光,一个是金樽。本来月光是普照大地的,如果那样,就没有意味了。李白只让月光照在酒樽里,也就是把其他空间的月光全部省略,让月光所代表的永恒和金樽所代表的暂短生命的欢乐,二者统一为一个意象。暂短的生命由于有了月光,就变得精致了。永恒不永恒的问题被诗人置之脑后,诗人就显得更加潇洒了。
这首诗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属于千古绝唱一类。除了因为表现出当时士人对生命的觉醒之外,还因为其思绪非常特殊。在自然现象的漫长与生命的暂短,在自然相对稳定不变与人世多变的对比中,显示出一种哲理的深刻。在艺术上,李白之所以能够把这种生命暂短的悲歌转化为欢歌,原因还在于,其月亮意象的奇特和心灵对话的自由。
李白没有辜负老朋友贾淳命意的期望,这首诗成为神品,对后世许多诗人产生了巨大影响。如苏东坡《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辛弃疾《太常引》(一轮秋影转金波)、《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王夫之在《唐诗评选》卷一中说这首诗“于古今为创调,乃歌行必以此为质,然后得施其裁制”(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7 年版,第24页)。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此话可能有点隔膜。关键词是“歌行”,说的是这首诗是歌行体,是李白时代的“古诗”。这种古诗与律诗、绝句不同,不讲究平仄对仗,句法比较自由,句间连贯性比较强。攀月不得,月行相随,古人、今人,古月、今月,这种字词的重复在律诗和绝句中一般是要尽量避免的,但在古风中却构成了“关锁”紧密,在连绵中隐含对立。相互连绵地生发,明明是抒情诗,却似乎在推理,用的不是律诗的对仗,而是流水句式,情绪显得尤为自由、自如。
李白《月下独酌》:
与月共舞以反抗孤独的五重奏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这首诗以月光和酒为意象主体,从根本上来说是与《把酒问月》不相同的,它没有把月亮当成被问的对象,而是在想象中把它当作有生命的大活人,整首诗可以说是与月共舞以反抗孤独的五重奏。
在内涵上,《月下独酌》也和《把酒问月》不太相同。这从标题上看就很清楚:“月下独酌”的关键词是一个“独”字,也就是孤独。《把酒问月》中,还有一个朋友在边上撺掇李白问月。《月下独酌》的诗意,就从没有朋友的感觉中激发出来,一开头就是: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很孤独,只有自己一个人,沒有一个亲朋好友,话说得很直白,属于直接抒情的手法。孤独的主题,在唐诗中以独坐、独游、独往、独酌、独泛、独饮、独宿、独愁为题者甚多,孤独比之群居,更受诗人青睐。李白有许多以孤独为题的诗,但对独酌之美似乎更有体悟,光是以独酌为主题的诗他就写了七首。这一首是从《月下独酌》四首中选出的,其实其他几首也是很精彩的。如其三中说:“一樽齐死生,万事固难审。醉后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乐最为甚。”在醉意中可以忘却生死、荣辱等等的痛苦。正是因为这样,酒才成为超越圣贤、神仙的自由的象征: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
这就揭示出来,孤独之饮关键在于可以忘却痛苦。孤独是寂寞的,然而又是神圣的,不为世俗所拘束的,达到自由的精神境界的。当然,所有上述的诗歌,都是一种豁达的人生之悟。但这种豁达,是一种直接激情的表白,以痛快淋漓、极端化、不留余地为特点。而我们面前的这一首,则是想象意象群落的描绘: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本来是独酌,没有亲朋好友。本诗的立意就是在于要打破孤独,举杯邀月,把月亮当成朋友,这是第一层次。对影成三人,这是第二层次。层次的上升,强化了欢乐的氛围,但同时也增添了孤独的色彩。本来在中国诗文中,“形影相吊”是孤独的表现,李密在《陈情表》中创造了这种经典性的意象。但是,李白却把它变成了形影相邀,造成了排除、反抗孤独的意境。更精彩的是,李白把形影相吊的意象群落,变成形影共舞,把它与自己生命的特殊体悟结合起来。李白所强调的是,毕竟月亮和影子并不是人,把它们当成朋友,恰恰是没有朋友的结果。正是因为这样,这里抒发出来的感情,才不是一般单线的,而是复合的:一方面是想象中解脱的自由,一方面则是现实的孤独压力,其间交织着欢乐和悲凉。这一点到了下面,情绪就酝酿着转折了: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毕竟月亮和影子的友情,缺乏人的特点,月既不解饮,也就是不能解愁,影子随身则更是徒然的,对影虽成三人,可仍然是孤独的。这不是把想象境界彻底解构了吗? 不然: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虽然月亮和影子是没有生命的,但是不能因此而陷于孤独的痛苦之中。还是赶紧行乐,享受生命的欢娱吧。只要我进入欢乐的境界,月亮和影子的“徘徊”“零乱”,就有了生命的动态。但是,这种动态并不是生活的真实,多多少少是有点醉时的幻觉的。那是不是值得多虑呢?不!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哪怕是暂时的欢乐,也是应该尽情享受的,一旦真正醉了,没有感觉了,分散了,也不是悲观的理由。为什么呢?这里隐含着诗人在人世孤独的悲凉。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在天上,在银河之上,“相期”(预约)相逢的日子。这当然是一种自我安慰,安慰中有沉重的无奈,但更多的则是对孤独的反抗。
这首诗发挥了古风的自由体特点,不以传统的比兴取胜,更不属于成为套路的情景交融,完全是直接抒发,但又不是一般的直接独白,而是在想象中层层推进,其想象之奇特、之精致,是其成功之道。但是,李白想象之所以奇,又由于其想象逻辑之曲折。关键是其意脉的曲折,特点是一再向相反方面转折。第一次反向转折,是举杯邀月,使孤独感减少;进一步转折,则是对影成三人,使孤独感变成了欢聚感。第二次反向转折,是月不解饮,影徒随身,则复归孤独。第三次,则是坚持反抗孤独,“行乐须及春”。这种及时行乐的母题,是《古诗十九首》早就确立的,只不过写得天真直白,而李白的杰出就在于将之美化,美化的关键是,借着月色和醉意,进入幻想的欢乐境界,“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在这样的境界中,反抗孤独就达到高潮。第四次转折,宣告“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意识到只是醉中,反抗的胜利是暂时的。第五次转折,但这不是终结,而是有未来的,“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欢乐的友情是有未来的,在那遥远的云汉之间,还可约会。正是这样的想象,完全符合清代诗话家贺裳和吴乔提出来的诗歌的逻辑是“无理而妙”的规律。而这首诗特别之妙处,是遵循着反向逻辑,反向转折不是一度,而是五度。每增一度,就增一奇,起伏五度,乃成五奇叠加的效果,如果可以用音乐来比方,则为五重奏。这不但是绝句所不能达到的,就是律诗,也是难以企及的。李白对古风这样的形式之所以驾驭得出神入化,是因为其想象变异的幅度很大而联想又很严密。
我在《文学性讲演录》中对之有过分析:
主观特点是诗人的孤独感,客观特点是月光照着诗人的影子,这还不是艺术想象。“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就不一样了,月亮就不是月亮了,而是一个有生命的对象了,成了“我”的朋友。但艺术想象之妙在于“对影成三人”,不仅月亮成了朋友,而且影子也成了朋友。有了这样的想象,诗人的孤独之感就得到充分的表现。本来只有一个人饮酒,很孤独,现在三人共饮了,应该是不孤独了吧。但更加孤独了,因为月亮和影子从另一个角度的衬托,越发使诗人形单影只。文学想象就是让客观对象的形态性质发生变异,使之和主体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异,有了这种变异,感情就渗透进去了。
人、月、影子,本来是互不相干的,现在互相安慰了,但人更加显得孤独,而且这孤独由静态的变为动态的: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
这是一种由静到动的变异。“我舞影凌乱”是客观事实,“我歌月徘徊”是想象,二者相对,形成一种结构,正好表现达到心灵默契的程度。
杜甫《月夜》:
把对妻子的思念化为来日的回忆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读诗,可以不管作者生平、时代背景,直接从文本中体悟欣赏。这是美国新批评学派的主张。这有道理,因为一般读者根本就没有可能先弄清作家生平,再进行欣赏,就是根本不了解时代背景,也不妨碍读者对文本有深入感悟。但是,这样的说法多少有点绝对化。有时,有些作家十分經典,关于他的生平资料并不难得。参照了时代背景和作者生平,对理解文本有显而易见的好处,读者又何乐而不为呢?读杜甫的诗,联系其生平,就十分必要而且可行。因为杜甫号称“诗史”,他的个人生活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掌握时代和生平的资料,对于分析杜甫的诗有很大的好处。例如这首《月夜》的写作时间是天宝十五载(756年),其时安史叛军攻进潼关,杜甫带着妻子和儿子逃到鄜州(今陕西富县),寄居在羌村。一个月后,肃宗即位于灵武(今属宁夏)。八月,杜甫离家北上延州(今延安),意在赶到灵武,为朝廷效力。但不久就被叛军俘虏,送到了沦陷后的长安。杜甫望月思家,遂写下了这首名作。
杜甫一生飘泊,常常有思念亲人的诗作,思念的痛苦大都是对全家的,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春望》)。具体到人,则往往是兄弟,如“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月夜怀舍弟》)。闺情早在《古诗十九首》里就是很集中的母题,后来,这方面的作品大都是乐府古题,是很普及的。但是,那样的诗作中所怀念的女士,往往是没有人称的,是概括的普遍的人情,而不是个人的。有一个相当奇异的现象是,直接诉说思念太太是很少的。检索《全唐诗》,公开以“寄内”为题的,也就是完全是为自己的妻子而抒情的,只有十三首。其中李白就占了四首,全是他在身陷牢笼之时所作。在杜甫的千余首诗作中,赠给朋友的诗作蔚为大观,光是题目上冠有李白的名字,为李白而作的就有十首之多。杜甫正面写自己对妻子的怀念的诗,可能是唯一的,恰恰也是作于身陷囫囵之时。这也许是巧合。李白《南流夜郎寄内》中这样说:
夜郎天外怨离居,明月楼中音信疏。北雁春归看欲尽,南来不得豫章书。
这里也写到了明月,而且是高楼上的明月,苦盼妻子的音书,看得大雁都飞尽了,还是得不到。像李白这样异数的诗人,写到想念自己妻子的时候,居然离不开一般诗人普遍运用的“大雁”这样的意象,而所表达的一点感情,其实是比较一般,没有多少自己遭逢苦难的特点。同样是身陷囫囵,杜甫以俘虏的身份想念自己的妻子,则是比较别致的,唐诗研究专家霍松林先生在赏析这首诗的时候说:
题为《月夜》,作者看到的是长安月。如果从自己方面落墨,入手应该写“今夜长安月,客中只独看”。但他更焦心的不是自己失掉自由、生死未卜的处境,而是妻子对自己的处境如何焦心,所以悄焉动容,神驰千里,直写“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这已经透过一层。自己只身在外,当然是独自看月。妻子尚有儿女在旁,为什么也“独看”呢?“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一联作了回答。妻子看月,并不是欣赏自然风光,而是“忆长安”,而小儿女未谙世事,还不懂得“忆长安”啊!用小儿女的“不解忆”反衬妻子的“忆”,突出了那个“独”字,又进一层。(《唐诗鉴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450页)
因为对杜甫的生平有细致的了解,故霍先生说得很是细致入微。当然,此说并非完全独创,而是有文献根据的。《瀛奎律髓汇评》引纪昀的话说:“言儿女不解忆,正言闺人相忆耳。”又引许印芳曰:“对面着笔,不言我思家人,却言家人思我。又不直言思我,反言小儿女不解思我,而思我者之苦衷已在言外。”(陈伯海《唐诗汇评》上,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2页)杜甫表现对妻子的感情不像李白那样从自我的角度来写其思恋之苦,而是写妻子望月像自己一样望月。其内心之感触如何,并无一字直接表述,只用“独看”两个字暗示。独看,就是孤单,对月之时,不是两人共看。独看,一为自身孤独之感,二为思念远方之夫,三为暗示内心深处的回忆。回忆什么呢?杜甫不说回忆共看,而说小儿女并不理解母亲在“忆长安”。这里的“忆长安”有点蹊跷,值得推敲:小孩子不懂得回忆家在长安的情景,有什么好“怜”的?之所以值得“怜”(也就是显得“可爱”——怜就是爱)一下,是因为母亲在那里,并非回忆长安十年的生活,她的回忆是无声的,而小孩子却不懂得母亲是在那里想爸爸,这才显得天真烂漫。杜甫在这里拐了三个弯:第一个弯,明明是自己在望月思念太太,却写太太在望月思念自己。第二个弯,不说太太在回忆夫妻二人共看的情景,却说小孩子家不懂得母亲回忆的内涵。第三个弯,这种回忆应该是比较甜蜜的,正是往日的甜蜜,才衬托出此时的忧愁。这种忧愁是太太的,也是自己的。这种忧愁当然是苦的,也是甜蜜的。
杜甫在这里,曲曲折折地表现出了对妻子的隐秘的温情。这种温情,不但在杜甫的诗中,就是在李白的诗中,都是很少见的。如果这里还不是很明显的话,接下去就更清楚了。
“香雾云鬟湿”当然是写妻子的美,但这种美不是一般的美,而是女性的躯体之美。“香雾”是写对妻子头发的嗅觉,这是极其亲近的人才会有的。“云鬟湿”一方面是写妻子对月的时间很久,以至于头发都被雾打湿了;另一方面,湿是看不出来的,只有对妻子的头发有触摸,才有感觉,这就更为亲近了,不但是情感的亲近,而且是躯体上的亲近。杜甫越是把妻子的美深化,就越是向自己的男性的潜在感觉深入,正是在“香”和“湿”的嗅觉和触觉中,写出了男性的潜在意识。
下面一句,就更为大胆了。“清辉玉臂寒”进一步写触觉,写太太的美。一般写头发,古人还是比较普遍的,因为看可以是远距离的,所以写头发成为诗歌美化女性的共同法门,但这以外,写到躯体,写到手臂,写到手臂上的温度,就到了诗与非诗的临界点了。如果写到这种温度是由一个男性的感觉出来的,那就有点危险,然而,杜甫是有分寸的,对玉臂的温度及感觉主体,他含糊其词——“清辉玉管寒”是月光照射的结果。但“寒”是人的感觉啊,月光怎么会有寒冷的感觉呢?这就不细究了,留给读者去想象吧。可以说,以上两句是杜甫对女性之美,从纯精神的思念到躯体触觉的一次勇敢的突围。
最后两句“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不说今天如何思念,而是说异日相逢,在帏帐之前让月光照耀着两个人的眼泪。其实,这里暗示的是二人共看明月。既然今日不能共看,那就异日共看,让明月的光华把二人的泪痕照干。这就是说,共看的时间很长,因为不长不足以把泪痕照干。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眼泪呢?为什么不替妻子把眼泪擦干呢?这就是说,让它默默地流,让它慢慢地干。为什么呢?因为回忆,回忆今日的独看。今日独看之苦,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只有无言的相对,才能深深地体悟。可见今日之苦,何其深也!拿这一首怀念妻子的诗和李商隐的《夜雨寄北》相比,是很有意思的。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李商隐的构思强调的是,今日的思念是无言的,只有一幅图画:巴山夜雨,慢慢地淹没了秋天的池塘。而异日相见,则是有声的,即回忆起今日的景象,有说不完的话。与《月夜》相似之处是,夫妻二人都拥有共同的回忆。有声和无声,皆曲尽其妙,在拉开时间距离从而把审美情感加以提升的规律上息息相通。正如普希金所言:
一切都是暂时的,一切都会消逝;而逝去的,又使人感到可爱。
苏轼《水调歌头》:亲情难全而飘飘欲仙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明显地受到了李白的影响,李白的“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把酒问月》被苏东坡转化为“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像是抄袭,没有什么新意。若果真如此,苏东坡的词就没有必要写了。幸而,苏氏的整个命意与李白有所不同。李白的主题是人的生命与大自然相比是暂短的,虽然暂短,但仍然要潇洒地欢度。李白笔下的月亮是没有具体时间的,而苏东坡面对的月亮是中秋的月亮。李白的月亮,固然引起了戍客的乡愁和思妇怀远,但并不是指向具体的个人,而是一般概括,富于哲理性,而苏东坡的月亮却很有个人色彩,充满对具体亲人的怀念。
词题下的小序说得很明白:“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是在中秋节,苏轼对月欢饮,据说是在密州的一个叫作超然台的地方,喝到大天亮。大醉醒来,抒发想念弟弟的情绪。苏轼因为政治上和王安石不合,失意后,识相地请求离开中央,便被下放到杭州。本来这是个好地方,可是,他觉得弟弟在济南,二人远隔,所以又要求调任到山东,先到了高密,后来又到了密州(今山东诸城)。地理上的距离是缩短了,但是还有两百多公里,兄弟仍不便密切往来,仍然有极大的遗憾。在密州三个月后,到了中秋,苏东坡想到弟弟就在不远处,可相见无由。说是“欢饮达旦”,可从全词的语言来看,好像并不完全是欢乐,明明蕴含有亲人离散的忧愁。为什么“欢”呢?因为酒给他带上了某种仙气,有点飘飘欲仙之感。准确地说,这首词的好处,可能是在于悲欢交集。
饮酒,尽情地饮,当然是痛快的,可是为什么要喝这么多呢?心中有事,要解脱。问“明月几时有”,向天发问,就是等待明月等得有点焦急了。明月出現了,不是不用问了吗?可还要问:“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天上宫阙是豪华的琼楼玉宇,是想象中的仙境。面对这样的仙境固然很美妙;自己的感觉因此而变化,“我欲乘风归去”,好像体重都没有了。“乘风”二字,用得太潇洒,好像毫不费力就可以上天,而且是“归去”,似乎本来家就在天上。这可真是飘飘欲仙了。苏东坡这时在政治上虽然受到了一些挫折,但比起之后所受的打击,还是很轻微的。故此时的他,很容易进入浪漫的想象境界。有一条记载说明了这一点,蔡絛的《铁围山丛谈》中说:
东坡公昔与客游金山,适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无际,加江流涌,俄月色如昼,遂共登金山山顶之妙高台,命(袁)绹歌其《水调歌头》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歌罢,坡为起舞,而顾问曰:“此便是神仙矣。”
从这一点来看,苏轼应该是飘飘有神仙之感的,精神上相当放松。但是,苏轼毕竟不像李白那样,一旦幻想起来,就忘记了现实而去游仙。他倒很现实,天上固然美好,但是“高处不胜寒”,不一定适合人居。那么,不去天上,就在人间“起舞弄清影”,不也是挺美好的吗?“起舞弄清影”的关键在于一个“弄”字,不是简单的玩弄,而是游戏,且有弹奏的音乐感。这样的诗意,是从李白“对影成三人”“我舞影零乱”转化出来的,但并不是为了表现孤独,而是为了表现自身的潇洒。就这样,苏轼营造了一种似人间而又非人间的意境,一种醉而清醒的感觉,徘徊于现实与理想、人间与非人间之间,矛盾而又统一。有矛盾,有彷徨,这才独特,才精彩。而正是因为太精彩,后世就有人模仿。李治的《敬斋古今黈》卷八中说:
东坡《水调歌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一时词手,多用此格,如鲁直云:“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浩气展虹霓。只恐花深里,红露湿人衣。”盖效东坡语也。近世闲闲老人亦云:“我欲骑鲸归去,只恐神仙官府,嫌我醉时真。笑拍群仙手,几度梦中身。”
应该说,二人模仿得并不高明。模仿如果得法,应该是脱胎换骨,得其神髓而不落痕迹。黄庭坚(字鲁直)那首,连句法(“我欲”)都一样,对自己的要求太低,想象的思路,也追随苏东坡,想要到天上去。但他只是看重了苏东坡想象的终点,没有看到苏东坡联想的自如。苏东坡要上天,一个条件是自己有身体轻盈的感觉,“我欲乘风归去”,而黄庭坚却直接从“穿花寻路”到了“白云深处”。坏就坏在这个“路”字上,路怎么会让人自如地联想,过渡到天上去呢?再说,红露湿衣并不像“高处不胜寒”那樣可虑。故其想象欲飞跃,而联想却十分生硬。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至于闲闲老人,则更是粗俗,他所担心的竟然是到了天上,“神仙官府”嫌他“醉时真”,这个“真”是什么意思呢,是本真吗?神仙境界拒绝本真,有什么联想的根据呢?而“笑拍群仙手”,不是很开心吗?为什么成为担忧的理由呢?整个联想的过程无序,给人一种混乱的感觉。
苏词的下片从天外幻觉转向人间,用人间的目光来看月亮。“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月亮是美好的,所照耀的建筑也是华贵的“朱阁”和“绮户”。有词话说,“低绮户”应该是“窥绮户”(胡仔《茗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九),这是有道理的。这是对现实中月亮的描述。“转”“窥”“照”三个字,并不是全面写月亮的运动,而是拣选有关的居所和人物来写,特别点出人物的“无眠”。中秋的月亮本来是很光明的,普照大地,可是在苏东坡笔下,它却专门与失眠的人作对。失眠是种结果,思乡、思亲才是原因。
苏轼接下去写道:“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这就不是描述意象,而是抒情了。唐圭璋的《唐宋词简释》中说:“‘不应’两句,写月圆人不圆,颇有恼月之意。‘人有’三句一转,言人月无常,从古皆然,又有替月分解之意。”说得很精到。亲人近在而不得团聚,原因本不在月,而先归咎于月。这里的关键词是“圆”,其中包含着双重的意味:第一重是月亮形状之圆;第二重是汉语里由月亮形状之圆而引申出来的亲人之团圆。正是因为月圆与团圆的双关,诗人的联想才自如地从物的圆转移到人的不团圆上来。这种转移,使得诗人恼月有了根据,同时也显示了情感逻辑与理性逻辑之不同,“无理而妙”乃见情感之强烈。诗人之后又为月解脱,这是自我安慰,但并不完全是理性的,仍然是把人情的“悲欢离合”和自然现象的“阴晴圆缺”对应起来,按正相关的规律来看待的。这种正相关,仍然不完全是理性的,而是情感逻辑的。
这是议论,是抒情,最后把抒情归结到意象上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既然不能两全,就只能豁达一点,只要感情长久,就是不能相聚,异地对月,也是很美好的。这就表现了情感的收敛。从恼月的强烈,到望月的共享,情感不是一味强烈,而是一张一弛,节奏起伏有致。
苏轼对弟弟苏辙很有感情。这个弟弟也真是一个不简单的弟弟,当苏轼后来因为“乌台诗案”受难,“狱司必欲置之死地,锻炼久之,不决”的时候,就是苏辙,主动提出把皇上所赐爵禄拿出来为哥哥赎罪从而感动了皇上,苏轼才被下放到黄州。
李白《关山月》:
“长风”“边月”衬出豪爽的悲凉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色,思妇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这是一首乐府古题,所谓古题,就是不像《把酒问月》《月下独酌》那样由作者自己命题,而是现成的题目。《乐府古题要解》说:“关山月,伤别离也。”主题和基本情调已经确定了。就这个题目而言,在李白以前,已有卢照邻、沈佺期等人写过;在李白以后,还有王建、张籍、李端等人再写。很显然,这是一种练习题,诗人通过此等现成题目,在已经得到共识的意象和主题中展开想象。要完成这样的诗应该是不太难的,而要在公共话语中,写出自己的新意来,则比较困难。试看卢照邻的《关山月》:
塞坦通碣石,虏障抵祁连。相思在万里,明月正孤悬。影移金岫北,光断玉门前。寄书谢中妇,时看鸿雁天。
构思和想象的空间,是从西北边塞,中经玉门,到中原大地。抒情主人公则为征戍之士和他思念着的“中妇”。
以这一首和李白的《关山月》相比较,就戍客和思妇之间的思念之情来看,二者区别是不太大的。但是,李白的那首是千古名作,而卢照邻的却是平庸之作。这是为什么呢?
“塞坦通碣石,虏障抵祁连”两句指的是从祁连到长城边塞战线之漫长,而征戍之士和思妇相隔也极其遥远。空间的距离由于对仗的句法而联系起来。接着是:“相思在万里,明月正孤悬。”把这样的空间联系起来的是孤悬的明月。应该说,这两句把本来空间距离比较大的意象,统一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是很精彩的。而李白的《关山月》则是:“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曾经有人发出疑问:天山在西部,月亮应该是落天山,而不是出天山。其实,下面的“云海”可以补足这样的想象。“云海”提供海的感觉,海上生明月,这样就顺了。明月浮现在云海中,是比较符合读者阅读和想象程序的。明月从天山浮现,在苍茫云海中,与卢照邻的“相思在万里,明月正孤悬”虽然在字面上有许多相近之处,但在气魄上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卢诗的境界是辽远的,而不是辽阔的;是透明的,而不是苍凉的。其次,从天山到玉门关内,用明月相连已经成为俗套了。李白毕竟是李白,他不用明月这样可视的意象来联系,而是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用“几万里”的“长风”把关外和关内遥远的空间统一起来。其想象与情绪和卢照邻有什么不同呢?表面上看,风好像不如月,不具备可视性,但是,“万里吹度”却提供了一种宏大的视野和长驱直入的动势,透露出豪迈的胸襟。无形的风从有形的明月和云海这样的意象上吹过,就使得本来沉郁的情思带上了豪爽的悲凉意味,空间的广阔反衬了悲凉的宏大。
卢照邻接下去的两句是:“影移金岫北,光断玉门前。”前面已经表明了相思万里、明月孤悬了,这两句虽然有具体的意象,但都是地名的典故,仍然是月亮在万里空间上的“影”和“光”,并没有多少情绪的拓展。严格说来,诗人的思路徘徊。为什么卢照邻要写这样的句子呢?大概是因为对仗的手法比较方便,信手拈来,毫不费力。和李白的一比,就不难显出高下来了:“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虽然也是对仗的句法,但是,空间的辽阔交织着时间的远溯,悲凉感油然而生。历史上边塞曾有过凶险的记录,连汉高祖都曾经被匈奴围困在白登(今山西大同附近),而青海则是唐军与吐蕃连年相互征战之地,民族矛盾的爆发常常是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实:“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牺牲是惨烈的,但又是别无选择的。这样,诗人的情绪就变得很复杂了。同样是戍边的将士与思妇,在卢照邻那里,就只是“寄书谢中妇,时看鸿雁天”。“谢中妇”的“谢”,在古代汉语中有道歉的意思,这两句就是说非常抱歉,害得妻子时见大雁南归而丈夫不归,引发忧愁。这两句和前面的“相思在万里,明月正孤悬”呼应,构思还是完整的。但是,从内涵上来说,明月和大雁所引发的仅仅限于现实的思念之苦。而李白却写出了历史与现实的矛盾,其中有两个层次,第一个:“戍客望边色,思妇多苦颜。”在如此惨烈的背景上,又用了一联对句,情态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征戍之士和思念丈夫的妻子在精神上都是很痛苦的。指称征戍之士,唐诗创造了一个很别致的词——“戍客”。戍,从人,从戈,意为守边。客,是客居,突出了远离家乡的意味。但是,李白在这里的用词似乎比较节制,戍客和思妇本来应该是很痛苦的,但是,只用了“望边色”和“多苦颜”来描述,显得很含蓄。
第二个层次则是:“高楼当此夜,叹息未應闲。”“当”就是“对”,对什么呢?就是对着月亮,也就是诗的开头从天山上出现的月亮,想象妻子正面对明月。戍客的妻子,在精神上向来都是很痛苦的。但是这里的意思只是叹息,不断地叹息,情绪并不强烈。这是古诗与律诗、绝句在情绪上有所不同的地方。强烈的感情和不强烈的感情都可以是明亮的,而后者因为含蓄,有时要更为隽永深沉。
李益、王昌龄、余光中:
圆月和乡愁
古代词话在品评苏东坡《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最后一句“千里共婵娟”时,往往要提到,它是由谢庄《月赋》中的句子“隔千里兮共明月”化出来的。这可能有道理,但到了苏东坡时代,从月亮想到家乡,已经成为传统母题的共用联想途径。这一途径,早在唐朝就被广为运用了,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就是一个例子。
不过,由于这已经成为一个套路,对比较有追求的诗人来说,光是以月亮的共赏来引发思乡的愁绪,就嫌有点单薄,故李益增加了一些东西,什么东西呢?
首先是地方的特点。这不是在中原,不是在东部,而是在西部沙漠地带,故第一句就写沙漠上月光的特点——“回乐峰前沙似雪”。这是强调荒凉的沙漠上的月亮反光之强烈。第二句“受降城外月如霜”是说不管是沙还是月光,都是统一的霜雪的色调,那就是一望无垠的银白色。这样就构成了一片空阔的视觉境界,除了白色而一无所有的空旷画面,毫无阻隔,在这样的画面上看到月亮,想到千里之外的家乡,不是很自然的吗?但是诗人可能觉得这太俗套了,于是就在这空旷的天地之间增加了听觉的元素——“不知何处吹芦管”。“芦管”即胡笳,是西域少数民族的乐器。这里用听觉来增强视觉的冲击力,提醒战士身在异乡,再加上地域这么空旷,月光普照,直视无碍,故“一夜征人尽望乡”。不只是望望而已,而是望了“一夜”。这里写了失眠,但是没有一个字直接提到,而是用了“望乡”这样更为含蓄的字眼。当然,一夜失眠的原因,也是一夜失眠的结果了。
比这一首写得更精致的是王昌龄的《从军行》第二首: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离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挂长城。
开头两句写琵琶乐曲不断地变换,变来变去总还是“关山离别”。战士思念家乡的“边愁”被听觉意象不断地变换逗起,“撩乱”心境。最后一句变成了视觉图画,月亮高高地挂在长城之上。月亮代表思乡况味,长城为征人驻扎之所,月光无远弗届。诗歌的意脉表现为从听得心烦,突然变成看得发呆。
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是圆月还是新月,它们在古典诗歌中引发的想象都是美好的。但是,这并非诗歌想象的全部。在现代派诗歌中,这种想象变得复杂起来。
余光中在《月光光》一诗中,把“月光”比作“冰过的砒霜”。在传统意义上,月光是与思念亲人的亲情、温情联系在一起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即使是忧愁,也是美好的、甜蜜的。而余光中则将这一意义进行了彻底的颠覆,月光不是温馨甜蜜的感觉,而是有毒的感觉,这是一种“陌生化”,但它是合理的,与自动化的汉语联想机制是有关系的。“月是冰过的砒霜”,其表层是陌生化,而深层则是自动化。这个自动化与余光中特别的感情经历有关。如果是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就不是艺术了,任何一个没有艺术修养的人,就都可以乱写了,例如写“月光光,月光是泥巴”行不行?不行。这倒是陌生化了,但没有深层的自动化的汉语联想机制的支持。余光中的则不然:
月光光,月是冰过的砒霜,月如砒,月如霜,落在谁的伤口上?
关键是这个“伤口”。为什么月光照在身上有落在伤口上的感觉?“伤口”这个词语本来是生理方面的,但这里显然不是,而是心理方面的。逗引诗人思乡的月光居然变成了落在伤口上的砒霜,这肯定是思乡而不得回乡的结果。联系余光中二十多年不得回乡的经历,不难明白,这里,有这位台湾诗人心灵深处的隐痛。
他看到月光就害怕,已经成为一种病了;他看到月光又非常喜欢,已经达到爱恋的程度了。“月光”的语义衍生、颠覆、陌生化了还不算,还要在颠覆的基础上再颠覆,在陌生化的基础上再陌生化,使之互相矛盾;既有“恐月症”,又是“恋月狂”。这个“恋月狂”中,隐藏着很复杂的学问。它之所以成立,不但因诗人的经历而合理,且因文化上的中西合璧而精彩。飞白先生在分析柯勒律治《忽必烈汗》诗中的lunatic(疯狂的)时,指出“其词根luna 则是拉丁文的月亮”。把二者综合起来,lunatic就是“月狂”(《比月亮——诗海游踪之二》,《名作欣赏》2010年第10期)。为什么月要狂呢?因为月亮女神的名字叫luna(卢娜),她看到一个美少年,不禁春心荡漾,就吻了他一下。为了不让这个少年变老,就让他长睡不醒,而后每夜经过时就给他一个吻。你看这个女神是不是有点疯狂?这个故事写在济慈的长诗《恩底弥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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