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像是我结婚的对象！

1957年9月，我到桃园县立大溪初级中学复兴分班任教。后来因故离开，过了一段无家可归，无人共语、食宿不全（租住的仅是一间空房）的生活。当时我将履历投往各个已知的学校，在等待的煎熬中，似有度日如年之感。直到辗转委请当时教育厅的主任秘书王临泰推荐，才终于进入汐止中学任职。

在汐止中学期间，重新与过去中国文艺协会小说写作班同学、时在汐止小学任教的杨思谌联络上，并且互动密切。适逢《中华日报》委托杨思谌主编“中华儿童”周刊，因我曾编过军报，略懂字体字号，因此创刊的前几期协助他画版样。由于杨思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不久便被聘为新闻版编辑，仍兼编儿童周刊。经他推荐，1959年3月，《中华日报》聘我兼任汐止特约记者，采访范围包括南港、内湖（当时这二地区仍属台北县）、汐止、金山、万里等五乡镇。而成为《中华日报》的一员，也种下了日后接编“中华副刊”的不解之缘。

我在汐止中学的第二年便担任教务主任，既不知怎么利用机会与女老师来往，亦不想在近水楼台捞月。同时因记者身份和汐止镇的各机关首长经常接触，对年轻的女职员无法降低姿态攀谈，遂一直处在单身状态。有不少人包括学校同事介绍女友，双方只见面一次，即无下文。对方想交往试试看的，我觉得不合适;我对其有好感的女性，对方却又看不上我。这其中最重要的除省籍因素外，我单身一人是“腿动人搬家”，而“家”却是学校简陋的单身宿舍，所以无人敢嫁。就这样寻寻觅觅有五年之久。

有一回，校内同事郑保秀老师告诉我，在台湾历史博物馆展览组服务的女孩郁丽珍，可以去看看是否投缘。郑老师大概描绘了形貌，所以我到博物馆很快就找到了她，在她明我暗下参观了展品也观察了对象。于是我走近提起郑老师，她才提高了警觉。我简单地谈了一些展览品话题便告辞，跨出展览室门口时回头一瞥，正碰到她迎向我的目光。

我挥手告别时突然深深感到缘分的重要，觉得“她像是我结婚的对象！”

郑老师夫妇也试着帮我制造机会，邀请我们到他们家里打麻将，用这样的轻松方式，使陌生的二人结识、熟悉并且交往，发展十分顺利。丽珍是独生女，父亲在兵工厂服务，母亲主持家务，家庭非常单纯。交往一段时日后，便谈到结婚问题。女方家长对我的职业与背景算是满意，因此没有给予太大的压力。

最初郑老师一定曾告诉过她我的本职和兼职，我做教务主任四年，全部精力放在学校，绝没有为自己的名和利打算。其时校内有位邓姓教师年长瘫痪在床，请假有一定时间，因此我和校长轮流代课，为了求好心切，做了一些合理但不合规定的事，连累了校长，我应该表示自己负责的态度。当我要请辞教务主任时，便征求丽珍的意见。

丽珍略停片刻便说：“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你不喜欢做就不要做。”

虽然认识不久，但她这两句话颇为中肯。就这样，我辞去了主任兼职，全心撰写长篇小说《雨夜的月亮》。我们交往约八个月后结婚，当时我年已三十有七，又是孤身一人，婚礼过程自然由自己主导，介绍人郑老师有提供一些意见。关于结婚照，丽珍有女同事陪同，而且我对女性服装一窍不通，任由她做主。至于相片拍了几组，因年代久远早已忘光了。我的西装则是在台北市博爱路的西装店订做，据说那家西装店也做过《中央日报》社长的西装，不过真相不明，也许是借机宣传而已。

当时仍是旧式婚礼，男傧相及介绍人去女方家接女方入礼堂，婚礼结束后，女方即随男方回家。宴客地点是台北市爱国西路的“自由之家”，那是一流以下二流之上的餐厅（比圆山饭店规模小些）。宴席约三十桌，由于自己记者兼教师的身分，致不少来宾自动参加，很多家长都前来凑热闹，还因宾客过多，不得不临时加开一桌。主婚人是文协小说班的赵友培老师，证婚人则请文协理事长，同时也是作家、立法委员的陈纪滢担任。因为我是文协会员，主婚人又是赵友培，所以慨允证婚。

结婚的花费已不记得实际数字，迎娶时并未要求聘金，不发喜饼，在当时是很难得的巧事。来喜宴捧场的人不少，筵席结束后没有赔钱，还小有进账。之后去台中教师会馆度蜜月，因对教师有优待。

新房是我原来的单身宿舍，加隔一个小厨房，计有六坪左右。卧房只能摆一张床、一张梳妆台，客厅有一书桌、一张长沙发，独坑公厕则在20米外。境况之困窘，现在想起仍有锥心之痛。

离开家乡独自漂泊了18年，历尽颠沛流离之苦，终于建立了有人照顾的家——尽管这是学校宿舍，家徒四壁，难得的是丽珍勇于嫁一个没根没绊的穷教员。结了婚她仍去历史博物馆上班，我用电锅煮饭，她下班再将带回的菜烧煮后共餐。我对烹饪一窍不通，她要上班兼做家务，备极辛劳。婚后一年，长女泽苹出生，卧房只能勉强加一张婴儿床。由于孕妇不能在博物馆展览组服务，产前数月丽珍即辞职待产。产后不久，宿舍前五米处有空屋出租，索性接岳父母和我们同住，自此之后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直到他们相继谢世，像是弥补我年幼丧母、年长别父，只身行走天涯之孤独。

 创办九歌出版社是偶然，与结婚与否没有必然关系。那个时候见其他小型出版社业务发达，王鼎钧建议干脆我们一人办一家出版社，当时我的存款不足（申请注册登记出版社必须有资金30万元），王鼎钧说可以借我不足之数，等我登记后，他再登记。我又犹豫书稿问题，他说：我帮你写一本。于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九歌出版社便在1978年3月问世了。后来我将王鼎钧垫付的款项归还，并催促他去登记，他才表示：“我是说说而已，只有你办出版社才有前途。”

我做事易冲动，结婚多年来，丽珍小事不过问，如有重要的事情相商，往往会有意外看法。家人们非常重视我白手成家的历程，多方配合，九歌出版社创办初期还全家动员一起处理读者购书的划拨单。我无学历，无人力，完全靠自己，以及不少贵人在公私方面的协助，才有今天。

蔡文甫，1926年生，籍贯江苏盐域。曾任汐止中学教师兼教务主任;主编《中华日报》副刊多年。创办九歌、健行、天培等文化事业机构并设立九歌文教基金会，出版“年度散文选”、“年度小说选”，更首创“年度童话选”。创作文类以小说为主，著有《雨夜的月亮》、《没有观众的舞台》、《解冻的时候》、《小饭店里的故事》、《天生的凡夫俗子》等十多部。曾获中山文艺奖，多次副刊及图书类金鼎奖、中国文艺协会小说创作奖及荣誉文艺奖章、“新闻局”金鼎奖特别贡献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