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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薤山记

时间:2024-05-04

谢伦

红军村

一进薤山我就紧张。车子在悬崖上盘来盘去,鄂西北的沉郁苍茫就像遭遇到大江大河的湍急涌流,冲得你头昏脑涨,甚至,连树木在风中的摩擦、發出的呼啸也是苍茫的。偶见山沟里有户人家一闪而过,感觉万分孤独。红军村就在薤山南坡的深坳里。虽然已到三月了,高山上仍旧很冷,看得出,一些野山樱、山杏儿,都像还没睡醒一样在星星点点地眨巴眼睛。

车到南坡时已近中午,太阳从云层里射过来,山风也更硬了一些,飕飕吹,橡树、响叶杨的宿年枯叶飘落如苍鹰的羽毛。远处的山峰,几乎要擦破天际。路尽头是一座逼陡的断崖,很突兀的一排白色的二层楼房,紧紧地贴在崖子上,让人眼前一亮。同行的何书记告诉我,这就是红军村近两年才建成的异地搬迁安置点和村委会。我数了数,约莫三十几间,崭崭新。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富人们藏在深山里的几幢别墅。部分的贫困户已经搬进新居了,经过时,有响亮的说话声、笑声打屋里传出来,叽叽喳喳的,显然带着他们生活的热度。门上的春联彤彤红。这么说吧,村委会就连接着安置点,跟村民们是隔壁邻居。近旁,又在山崖边沿悬空里修建了一个很洋气的公共厕所。出于好奇,也可能是身体本能的反应吧,想进去撒泡尿,我想,我这一尿,就尿到峡谷里了,就像从天上尿到人间,何其浪漫!但进来后并不见有人用过。我就在山脊上走来走去,东张西望。后来,我想通了,是在那排楼房靠西北一侧的岩石底下,看到了好几个用废木板、废塑料布搭着的粪坑(茅厕),几处屁股大一块的红土里,长着些青菜及葱蒜。但没见到有一只鸡、鸭、一头羊,连条狗也没有。村主任李守福就解释说,刚搬来不多久嘛,一切的工作和生活都才刚刚开始!——的确,电线是新拉的,水池上自来水管儿还闪耀着铅灰的光芒,在村委会与安置点的交界处,堆着好大一堆没用尽的沙石料,或等着用水泥搅拌了好再粉刷到墙上去。

顾名思义,红军村属鄂西北革命老区,原来就叫薤山南坡,是解放后为了纪念这块血染的土地,才改名红军村。据谷城县志记载:“1931年5月,贺龙、柳直荀率红三军第七师、八师主力进入谷城地区,上大薤山帮助豫鄂特委和谷城县县委整顿地方武装(主要是大刀会),组建薤山红军游击队,在鄂西北地区树起了第一面‘中国红军的大旗。当时游击队总司令部,就设在薤山南坡(红军村)的陈家院子……”在大薤山,现在最出名的就数陈家院子了。李守福抬胳臂往前指了指说,那院子还在,就在前面那个山坳里,也不过是几间黄泥黑瓦的老房子。但眼下我站在大山之中,有些恍惚,除了树,山头与山头之间棉絮般干巴巴的白色云朵,什么也看不见。其实1989年我就来过红军村的,那年夏天,襄阳市委宣传部为拍一部反映鄂西北革命老区的专题片,我在陈家院子采访过伤残老红军陈宗贤。也是接近中午的时光。老人家正坐在家门口石阶上,吃一碗红薯疙瘩儿,我以为他吃的是中午饭哩。一问,不是的,是早饭。“山里缺吃嘛,一天只两顿饭:早半儿饭,晚半儿饭。”

1989年还有少数的老红军活在世上,在大薤山周围如红军村、苏区村、石门村、断石口村等都还有,那时候他们大多已七十多岁,30年过去,现在一个不剩,都像一片一片的落叶重新掉进这十万大山的密林里,复归尘土。后来我到谷城县党史办翻阅资料,想寻找一点当年他们活动的历史场景,可惜字里行间的过往片段,蛛丝马迹,语焉不详。

山坡下的橡树林里,有个人在埋头挖地。砰、砰!山谷传响,开始我还以为是谁在放枪呢,原来是他的镢头碰上石头了,用力太猛,火星四溅。哦,在这个新建的村庄里,他可是我看到的唯一的一个在干活儿的人,是有点少呵!——“挖地呢?”我颠颠颠儿跑过去,弯下腰,想跟他聊聊天儿。没料那人也跟他镢头一样的火星四溅:“哪儿来的地挖哟,没见这都是石头么!”却又把表情慢慢缓和开来,仰脸儿望我,说:“准备在石头缝子里点点儿魔芋,糊糊嘴巴。”一个典型的山里汉子,黑,瘦,眼睛发亮,高卷的袖管露出来胳臂结实有力。山坡有些陡,他只能曲起前腿,后脚牢牢地蹬在一棵枯树兜子上,以支撑倾斜的身体。我好生奇怪,明明是山阴坡,又在茂密的树林子里,常年不见阳光的,怎么长魔芋?他疑惑地望望我,好像比我还奇怪:“魔芋喜阴嘛!”就索性提起镢头,不挖了,三步两步上到坡上来。坡上就是他家,在窄逼的路边边儿上,矗着一幢三间青砖红瓦的房子,独立于安置点儿的楼房之外。屋不大,但也像是才修建的,清清爽爽,屋脊、房檐、门窗,都做得灵性讲究,墙上贴有半截的白瓷砖。我问他,你怎么没住进那楼里去?他摇摇头,说自己是非贫困户,没他的份儿。又说,不过我盖这房,政府也补了2万。

汉子叫王军宝,80年代的退伍军人,曾在城里打工多年,也做过些小生意,但最终还是回到山里来了,今年57岁了,一直没成家。目前的状况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说到成家,王军宝摇摇头来一句:“没得跟的!”便移开目光,抿住嘴巴不再言声了,黑红的脸膛微微羞涩了足有几秒钟。我想,哪怕半秒呢,也说明他心里一定是藏着个什么秘密吧?是啊,如此精精壮壮的一个大男人,又盖了这样漂亮的三间房子,怎么会接不到老婆?没想村主任李守福哈哈一笑,说在红军村,没接到老婆的实在是稀松平常,村里像他这样的光棍儿老老小小还有二十好几哩!过去是缺吃少穿,没房子住,现在扶贫政策好,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房子也盖得牢实漂亮了,但是时代走到这个地步儿,小青年们眼光也跟着高了,瞧不起了。尤其姑娘们,择偶的首要条件就是看在谷城(县城)有没房子,若谷城没有,盛康有(镇上),也凑合。红军村属鄂西北高寒贫困地区,山太大,自然条件恶劣,说穷不算,还不如说艰苦。到现在,有的地方通路了,还有很多地方没法儿通。开门山抵鼻子,出门爬山沟子。尤其到了十冬腊月,一落雪,进出一趟比登天还难,在屋里一憋好几个月,简直要人发疯!房子修得再高级、再漂亮有啥用?打不动姑娘们的芳心哪!说到这儿,李守福停顿片刻,望望我:“也不怕领导笑话,听没听说过我们红军村有个口头禅?叫‘过去寡妇多,如今光棍儿多。”说完,又是哈哈一笑。我说,这该如何讲?站在一边的何书记插话道:这“过去”嘛,就是指大革命时期的薤山“闹红军”那会儿,打土豪分田地,山民们踊跃参军,游击队员最多时达三千多人,都是二十几、三十几的青壮年哪,但熬到革命胜利的能有几个?解放后,这薤山周围的一些村庄的妇女们,十有八九成了寡妇,都快成“寡妇村”哩!忽然的,我又想起多年前采访陈宗贤老人的时候,面对镜头,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那么多人哦,死啰,都死球啰!”

从王军宝门口转过去,左拐,下道陡坎儿,绕到贫困户异地安置点儿。黄桂芝家刚摆好桌子,准备吃饭。我们的突然造访,让她一时有点儿慌乱,忙说,没得菜哈,领导们要是不嫌弃就一起吃点儿?她家来了好多客人,男男女女的一屋子人,全是中老年人。知道了我们的来意后,一哗啦地都站起来,抢着说话。你一句、我一句,说了一大堆话。老年人方言重,乱哄哄的,听得我一头雾水。后来我不得不丢下他们,单单把黄桂芝叫到门外。黄桂芝也是老人了,65岁了。她唉声叹气,她说,我造孽呀领导,一身病,腰坏了,脖里有根大筋(动脉管)一乍一乍跳,一直跳啊,瞧了多少地儿瞧不好,盛康、谷城的医院都去瞧过,瞧不好。做不成啥儿了哩,以后就靠娃儿们、靠政府哩!我问她,你楼上,还有前面的那几家子,怎么都铁将军把门了,人呢?她说,哦,人哪,有两家儿是下山到石花(石花镇)、到谷城哄孙子了,还有几家子,又重新回到沟里的老屋场。没等我开口,怕我不懂似的,又慌忙补充道:“为啥子吧,这安置点住着好是好,可没田没地的,连吃棵葱蒜都得买,咋过生活?”

大薤山位于襄阳与武当之间,方圆百里,苍苍茫茫,主峰“女儿峰”海拔1099米。若单就风景而言,绝不亚于武当山和庐山,值得心怀高远的人来此登临,以壮情怀。特别在天气晴好的时候,站在“女儿峰”可观日出,西北望,汉水自群山中蜿蜒而来又浩淼东去,谷城县城林立的高楼,也不过就是小儿过家家儿堆砌的一把积木。山上的气温常年偏低(年平均12度,夏季最高为22度),即使在暑热天上山来,只穿短袖汗衫肯定吃不消,夜里得盖被子。也正因如此,早在20世纪初,就有英、美、法、挪威、丹麦、荷兰、加拿大、葡萄牙等国的传教士们,纷纷上山修建别墅避暑,最多时建有五十几幢。眼下那些别墅大部分都还保存完好,贺龙在薤山时就曾经住过,抗日战争时期李宗仁到老河口也上来住过……

——游览、避暑、或者作短暂的停留休閑,大薤山绝对是个好地方。解放前穷苦人“闹红军”,这里具备巨大的战略纵深,建立鄂西北革命根据地,也是不二选择。但要长久居住就不太适宜了,不方便提升人的生存质量。李守福是中国最基层的村官,在多年的扶贫实践中,他总结出易地搬迁所必需的三个要件:一是路通,二是起码的可耕田地(或有其他可供就业的产业也行),三要有充足的水源。三要件缺一不可,缺一件就留不住人,我们要努力实现的“搬得出,住得下,稳得住,富起来”就成了一句纯粹的口号,一句空话。但是,在鄂西北这样大的深山老林里,要找到那样的地方,想多难它就有多难。

自大薤山流下来的藤子沟河,经一冬枯寒,真就快剩一条干沟了。堆满河床的白花花的大石头、石条,比门板、比屋还大,都巨兽般凝固着一种向山下冲击的凶猛,而此刻潜隐在“巨兽”身底的淙淙细流,显露不出一点荡漾的影子。鄂西大地的干涸苍黄,自古亦然,却也不总是缺水,只待六七月雨季一到,众目睽睽之下,又将是另一番的狼突狮吼景象。

中午的太阳渐渐热辣,坡上坡下反复攀爬,脱掉毛衣,身上还毛扎扎的。我们没在黄桂芝家吃午饭,计划还要赶到陈家院子那边,再走访几个贫困户,还要翻几架山,得抓紧。

苏区村

苏区村和红军村是近邻,都坐落在薤山南坡,只不过红军村在山上,苏区村在山下。同样是革命老区,也同样是解放后才改名叫苏区村的。苏区村解放前叫七里沟。说“沟”就有点谦虚了,实际是两山相夹的一个很深、很狭长的河谷,更远远不止七里。谷底有条季节河,叫郑河。郑河也是从大薤山上流下来的,在山那边与红军村的藤子沟河交汇后,流向南河。据村里老人讲,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军51师范石生部,69师赵冠英部,几次到薤山围剿红军根据地,找不到路,都是由南河的温平上岸,再沿郑河摸进山里来的。苏区村的军民得到消息,就撤到山上的红军村。红军村林子大、“井窝子”(山坳)深,便于游击和躲藏。

和多数老区一样,以前的苏区村,也是青石板上过日子,只出不进,用村人的话说,是穷得满身的“臭腥气”。大锅饭那会儿,一天工只值角把钱,若遇旱涝灾年,连几分都值不到。尽管社员们风里雨里,起早贪黑,年终结算仍旧是“倒贴皮”。村里有顺口溜:“庄稼佬儿,庄稼佬儿,一年三百六十个早,腊月三十儿算红利,还是一件烂棉袄。”直到改革开放土地承包以后,人们的思想解放了,眼界也开阔了,这才发现,原来都是自己有眼不识金镶玉,怀里揣了个金疙瘩还在出门讨饭,发财的门路儿,就在山上。便纷纷利用大薤山广阔的林地山场资源,发展养殖和种植,没过几年,家家儿都脱贫致富了。

村里第一个富裕起来的人是老逢。老逢大号逢明天,他就是靠了养羊子和种植红心猕猴桃发了大财。当然了,万事开头难,但凡是第一个,都不会一蹴而就,总是要经历一些波折和失败的。村民们告诉我,老逢发财发在波尔山羊,波折也是折在波尔山羊,失败嘛,是他的老婆跑了,成了一个光棍儿。那还是七八年前,那时候养羊子开始走火,养山东的波尔山羊尤其火,活羊15块钱一斤,一只种羊卖一万多。薤山有这么大的林地山场,谁不养谁是傻子。老逢便鼓动他的三个朋友合伙儿,一次从山东买回二百多只波尔山羊,打算一口吃个胖子。谁知“合伙儿”这事儿实在难搞,你指我、我指你,三依四靠,结果谁都没靠住。二百多只羊一年没到就死大几十,损失惨重。——心太大了嘛!有人笑话他。老逢吃了个哑巴亏。但老逢又是个不服输的人,咬咬牙巴骨,与朋友散伙,剩下的羊子自己继续养。但问题也来了,他同时还干着别的营生哩,还养着几百只土鸡,几十箱糖蜂子,一个人又不是千手观音,如何忙得过来?可偏偏这时候他老婆也捣蛋,一点儿忙不帮。他老婆是村里公认的女人尖子,长得排场,却是个好吃懒做的主儿,不喜欢干农活儿,时时找茬儿跟他吵架,说,朝水里砸了那么多钱,泡儿都没翻一个(没见效益),日夜儿辛苦不划算,还不如天天儿赶场子打麻将舒坦些。面对漂亮老婆,老逢无奈何。却也不甘心就这么罢手啊?夜里睡不着,辗转反侧,忽然机灵一动,有办法了,散养:一座山头上散它几十只,多散几座山头,再在每座山的一个固定的地方搁块盐砖(以控制羊群),山上有的是百草,七个碟子八个碗的,就让它们去吃“自助餐”吧!——吃自助餐?哈哈,想的倒美!村主任帅启福说,羊子是有四只蹄子的动物呢,是会跑下山来的,特别到了入秋以后,山上青草逐渐枯黄,而山脚下的田地里却绿着村民们种的小麦,栽的油菜,还有家家户户的菜园子呢。毫无疑问,这些都成了他波尔山羊大快朵颐的美餐!于是乎村里的谁谁谁找到老逢,又有谁谁谁也找到老逢,但几经交涉无果(真实情况是老逢力不从心)。先礼后兵,你不仁我也不义,就有人在自己的麦地里、油菜田里、菜园子里落下卡子。大山里的人家,卡子有的是,个个儿钢铁制造,平时都是用来对付野猪、獐子、獾子之类的野物的,这下可好,都拿出来卡他的波尔山羊了。死的死、伤的伤,也是不到一年,又损失大几十。老逢的心哪都快疼死了呀!很委屈,这回临到他去找村委会、找支书诉苦了:“我可是响应党的号召,为脱贫才养的羊子呀!”村支书说,响应党的号召当然是对的,脱贫致富更是对的,可是党也没让你的羊子去啃人家的麦苗、油菜,去糟蹋人家的菜园子吧?没道理嘛!老逢无语了。也是巧碰巧,无语了的老逢那天窝了一肚子火,刚从村委会回到家就碰上两个讨债鬼,原来是他老婆在外面打麻将,又输了赌。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火上浇油啊,二话没说,当场就把老婆摁地上揍了一顿。据说揍得有点狠,他老婆爬起来拍拍屁股就跑了。本来就忙天忙地的老逢,这下儿真有点心力交瘁了。上有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得了骨质疏松症,动不动骨折,下有两个孩子也要照顾。现实就摆在这儿,有点残酷,左想右想,还是量力而行吧。最后,他做了一个重大决定:调整致富方向(老逢原话),不能再在羊子身上花那么大死功夫了,适当减少点儿养殖量,把一部分的精力集中到种植红心猕猴桃上面来。猕猴桃是植物,栽那儿就长那儿,不会乱跑、不惹事儿、不闹心,也能让他稍微省些力气,喘口气。何况,老逢说,他的方向也不是瞎调整的,他早有准备。其实这些年来,他一直就没间断过在田地里试验种植红心猕猴桃。那还是2013-2014年间,他在四川都江堰打工时,看到当地人种植红心猕猴桃,果子俏,挣钱容易。联想到自己的老家大薤山上也长有野生猕猴桃,虽然不是红心的,但同属种子植物门,猕猴桃科,生长的土质与气候应该能适应,就也萌生了种植红心猕猴桃的念头。说干就干,当年就从都江堰的玉堂镇购回来2000棵红心猕猴桃的幼苗儿,栽种了5亩做实验,结果长势良好,从而奠定信心,脚下踏实有底气了。就在老逢调整了他的致富方向,减少了部分波尔山羊的喂养后,在扶贫干部和村委会帮助下,又从本村农户手里流转土地30亩,开始了他大规模发展红心猕猴桃的种植计划。而这时候,先前5亩的红心猕猴桃,经过三年多的精心培育,也已初见成效,尽管遭遇到2017年的夏秋大旱,还是收入了两万多元。我们来到苏区村时,正赶上他的红心猕猴桃开始挂果儿,一眼望过去,几十亩的绿油油蓬起的藤子,就像是一把一把的章鱼的胡子,在两米多高的水泥方柱与钢丝搭建的架子上面绕来绕去。一头钻进架子底下,见幼桃儿都已长到葡萄大小,一嘟噜一嘟噜儿的,毛绒绒的。老逢说,开春时我上的底肥足,长得太快了点,前几天刚疏过一道果儿的,看来不行,还得继续疏。我说我们来晚了呀,没看到红心猕猴桃开花儿的模样,有点遗憾。老逢说,那些花花子有啥看的,看桃儿、你看这桃儿!他笑眯眯给我们估算,并稍稍前瞻了一下:“照这架势,保守点吧,最迟明后年,这30亩加原来5亩,35亩的红心猕猴桃儿,少说也可收入15到18万元。还有我山上的百十只羊子,还有大几十的土鸡和那些糖蜂子,也是好几万元,这样全年下来二十几万怕是有的。”只不过老逢很谦虚(说得意也可以),他笑说,这也不算什么呀,也仅仅是脱贫的开始吧!看来村民们对他的评价是对的:他这人野心大。——真是大!现在老逢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种植养殖的带头人了,村委会把他能吃苦耐劳、一门心事脱贫致富的先进事迹,写了一块几米高的宣传牌子,上面印上他光辉形象,立在村口,作为榜样。

就像在羊群里要有头羊,有了带头的蹚出路子,跟随的人就多了。这几年,苏区村的村民们根据各自不同情况,在养殖和种植上都尝到甜头。山上有羊子、鸡子、猪子、兔子,山下是桃子、杏子、梨子、柿子和猕猴桃。每年到果子的成熟季节,就有山外的人开车进来采摘收购。特别是在山场上长大的鸡、鸭、猪、羊最受欢迎。还有人专门给这些牲畜编了歌儿唱,唱它们“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矿泉水(山泉),跳的是八戒舞(形容爬山跑动的姿态),听的是牧羊曲儿(鸟鸣)。”歌子越唱越响、越唱越远,来求购的人就越来越多,尤其一些做生意的老板们,走家串户,也不分季节时候,几乎天天有人过来,来了就把大把的票子塞进村民的荷包。贫困户彭国荃家,别的经营不算,仅波尔山羊一项,一年就卖四万多元。如今在苏区村像这样的家户太多了,一抓一大把。去年市扶贫工作队多方筹集资金,把进山的路又重新给拓宽、刷黑了,现在外面的人进山出山,越发方便。

村口就是郑河,但郑河很难看全,它草蛇般隐没于这条狭长的峡谷里,深藏浅露,首尾都缠绕在大薤山的腹沟里,偶尔闪出来一段两段儿,不过是低调的一湾模样,亦听不到潺潺的流水声。见有一台挖掘机正在轰隆隆疏浚河道。村主任帅启福说,是趁雨季未到,把流经村庄的这一截儿好好整治一下,山上滚下来的石头,把河床都塞满了。岸边有个戴安全帽的人在哇哇喊叫,指手画脚。帅启福上前打招呼,说,马上都五月中了哈,下面还要闸坝子哩,时间不等人,得抓紧。那人笑笑说,帅主任尽管放一百二十四个心,村里的美化工程,一定搞漂亮了,也一定能赶在雨季之前完工。可随即又皱了皱眉头说,就是这石头太多,小的好说,大的像老水牛卧潭,难得挖起来,急瞎人哪!

苏区村人多地少,最不缺的就是石头了,也是物尽其用,挨着河谷山边的田块,大都是用石块垒上去的,一层层的,错落有致,极富艺术感。不同田块里栽种的各种果树,也是横竖成行,郁郁葱葱,身姿曼妙。自然之美总会在不经意间洞开人的心灵,我和帅启福在河岸上走,屡屡就被眼前的景色打动。他说,其实我们整治河道的目的有两个,一个为蓄水,以防干旱时好浇灌果木;第二个就是为下一步发展乡村旅游做准备。想沿着郑河两岸的果木林园,打造出一条观光带来。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发展乡村旅游,再不搞就落后了。何况我们苏区村是鄂西北著名的红色老区,“红色旅游”可是个金字招牌,加上这里有最好的空气,最好的花果自然生态,最为纯粹的绿色食品,若不把观光产业搞上去,真是亏大发了!

紧临河边的村道里,有一排贴着瓷砖的三层旧楼房,墙面异常脏污,门窗也破破烂烂的,布满了蛛网,与马路对过儿清清爽爽的民居格格不入,显然已闲置很久了,很扎眼。里面(靠山脚处)还有一个不小的院落也荒芜着。帅启福介绍说,这原来可是我们村办的“温泉山庄”哩,2000年前后曾经很红火过一阵子的,有好几个温泉眼子,水温常年在40度左右,富含多种矿物质,其各类条件可与保康的汤池峡温泉、咸宁的沸潭温泉相媲美。后来被“城投”的看中,收购了。但也不知为何,收购后又放那儿不管了,也不经营,任其衰败下去,浪费资源。今年年初村委会研究,准备重新买回经营权,重新由村里来经营管理,和猕猴桃一起(村集体有50亩红心猕猴桃示范基地),作为集体经济的一部分给发展起来,同时动员村民们把农家乐也搞起来,这样就能留住人了。再结合上我们当下的养殖和种植产业,到时候整个苏区村可不就活了、火了?

一说到温泉,帅启福就滔滔不绝,有点收不住嘴,黝黑的脸上亮亮的,现出了诗人般的憧憬。

衣兜里电话响了,帅启福以为是他的,慌忙摸出手机来看。原来是我的,是红军村李守福打来的。李守福是红军村村主任。他在电话里向我确定了一个数字,就是红军村最后一个贫困户,可确保在今年年底销号。记得3月初我去红军村采访时,村委会还在为这一户如何脱贫在着急想办法,怎么帮扶才精准有效。看来他们找到帮扶的办法了,而且能确保。这无疑是个好消息,也是我和李守福主任的约定。就是说,红军村原有51户、114人的贫困人口,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在2019年年底将全部实现脱贫。我把这消息告诉了帅启福。帅启福连连说,不简单、不简单哪!说红军的条件可比我们苏区差多了,做事太不容易了。我问怎么个不容易法。他说明摆着嘛,他们在山上,海拔一千多米,而山下不到四百米,比我们高出六百米还不止。说,你千万别小瞧这六百多米,山上常年气温要比山下低十好几度,土性寒,地里不长东西。我们苏区好歹有水耕田,哪怕少点儿,也能种水稻和麦子,栽种果木;山上都是沙石挂坡地,还东一块、西一块的,多数只不过巴掌大小,又长年缺水,只能种些苞谷、黄姜、红薯和土豆之类,连高粱都不能种,高粱也是怕冷哩嘛!就说在山上养羊子吧,雪天里哪怕煨火给羊子取暖,也保不齐不被冻死。而山下的羊子,只要好好待在羊圈里,便可安然过冬。说罢,帅启福仰脸朝大薤山的主峰望了望,接着又说,要讲红军村今年能够整体脱贫,也多亏是抓住了两个项目。我忙问是哪两项。他说,一个嘛是抓住了高山茶。这些年来他们带领村民们重新整治基础茶田,从挑选茶苗到基肥的选择,再到种植和采摘,再到跑市场,里里外外的都是亲力亲为,干得很辛苦!不过也总算把高山茶打出了一些名声,有了回报,一些贫困户依靠茶叶增收不少。第二个就是他們前几年从外地引进大薤山的耐寒油桃儿,也初步见到了规模效益。茶叶和油桃儿,应该是红军发展得比较好的两个产业。我说,你们苏区全都脱贫了吧?他说早脱了,两年前就脱了。

在回村委会的路上,时有皮卡车拉着满车的日用品打身边开过去,车头上架电喇叭,反复喊:谷城特产小磨芝麻油、鲁花牌花生油、聚香达脱脂玉米油、生铁锅、钢精锅、蒸锅、炖锅、潘婷多效洗发水、舒肤佳纯白系列沐浴露、黑妹牙膏、雕牌透明皂、洗衣液、洗洁精、海天酱油、海天料酒、金标生抽……我说,哎,连山外的小商小贩儿都晓得你们苏区人现在发财,把生意都做到家门口了。他笑。

就又说起老逢来。老逢今年48岁,还不算老,不能就光着吧,应该抓紧再找一个,找个持家的,哪怕做个饭、洗个衣,到山上看看羊子土鸡,也是个帮手呀!帅启福说,这方面你不用操心他。他现在条件好了,成榨油坊的炒芝麻了,香着哩,隔段时间就有一个女的到他家里来看,看几天又走了。不晓得是人家没看上他呢,还是他在挑,估计是他挑。

死活在关虎崖

来断石口村第二天,吃过午饭,驻村干部小叶带我去走访贫困户姚达富。

姚达富住在山那边一个叫关虎崖的峡谷里。叫关虎崖,是据传在古时候,曾在那个崖子打死过一只虎。也不愧是虎狼横行之地,山高林密,沟深壑大,脚底下几乎全是崎岖陡峭的鸡肠子路,或干脆没路,我们只好手脚并用,在幽深的山峡中跌跌撞撞,迂回曲折,有好几次还不得不偏离了方向。照村书记徐中平说法,翻过山脊,不到五里路程,我们竟然走了两个多小时。真真儿领教了什么叫看山跑死马,什么是公里,什么是“母里”——山里的路,都是以“母里”计的。站在姚达富的家门口,我忍不住仰脸四望,想看看这打死过一只虎的关虎崖到底是个啥模样。可是除了巴掌大的一块天空,几朵白云和树,扭断了脖子也没望见崖顶在哪儿,向下,也不见谷底。说谷底是条河,叫小岔河(断石口村还有一条河,叫大岔河),是流向南河(薤山南坡)的一个支流,由南河汇入汉江。姚达富说,小岔河说小可不小,夏天里山洪暴发,翻江倒海的轰隆,把我屋子震得颤颤神的。只不过我不怕,我这屋墙是石头砌的,结实,住好几辈子的人了,从没怕过。我说,山洪不怕,可还有老虎呀?姚达富哈哈直笑,说那都是传说哩,放古时候这地方可能是有虎的,现今嘛,就剩个传说。

因为易地搬迁,附近村庄的人都迁到山那边的居民安置点上了。在关虎崖,除了姚达富这一家子,方圆多少里已无人烟。说是一家子,其实,也就剩姚达富和他老婆唐子还守在这儿过日子,孩子们早逃离大山,到城里当市民了。断石口村的扶贫工作队、村委会干部多次来做工作,说老姚呀,你都六十多了嘛,眨个眼儿就是七老八十,关虎崖太孤僻,万一生个病灾,儿女不在身边,路又不通,那可咋办?让他老两口儿也搬到山下的大岔河安置点上去住。国家给盖的青砖大瓦房,窗明几净的,冬暖夏凉吃自来水,走水泥板儿路,多好的生活条件呀!但老姚不为所动。

坐在姚达富的场子里喝茶,隔着小岔河,对面仍然是大山,一座连着一座,像笔架也像骆驼的驼峰起伏磅礴。老姚指给我看,他屋子左面就是关虎崖的后坡,从后坡攀援可上到崖顶,过去那顶子上还有座庙,叫关虎庙,里面供着一个菩萨,一只老虎。奇怪,菩萨是骑在老虎身上的。他小时候还爬上去磕过头。到“文革”来了,破除封建迷信,没人给庙里上香火了,和尚就跑了,寺庙也慢慢坍塌,菩萨、老虎都归于泥巴。老姚说,现在他还是天天要上去,只不过不为磕头,是那里有他祖上(当然也包括老姚)开垦的二十来亩挂坡地,种着土豆、烟叶、魔芋和黄姜,还有葛。说葛倒不是他种的,都是野生的,有力气的尽可上去挖。老姚的屋右边紧临峡谷。峡谷老姚不叫峡谷,叫崖沟,崖沟连着小岔河。沟坎上也是老姚用石头垒起来的梯形台地,窄溜溜儿的一梯叠着一梯,八九亩样子,每年也都是点(种)些苞谷、花生、黄豆之类的庄稼。今年的庄稼早收了,现在只剩下发黑的苞谷棵子还站在地里,等着他去砍了打捆背回来。老姚人瘦,虽然年纪来了,但皮肉紧,看身板儿依然硬朗、精神。特别他说话速度快,又是深山里的口音,哗啦哗啦的,听得费劲。有好几次我不得不打断他,让他重说一遍。其实让他重说一遍也是白搭。后来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他一边在和我们说着话,一边总拿眼睛看向远处,即使我们的视线偶尔相遇,他也会马上闪开。这是山里人特有的羞涩吗?想起前天我在背梁村采访王金友时,王金友也这样。就有点好奇,就问他那远处到底有个什么。没想问得老姚一愣,不好意思起来,笑笑说,没什么呀,就是习惯嘛。说,平时说话的人少,歇辰(休息)时就喜欢这么去看,不由自主地看。实际也没什么要看的,实际呢,一定要说看,也不过是看看小岔河对面的山,看看右边的崖沟、地,左边的山坡、地,就这些么。然后他喝了口茶,望望我,望望小叶,然后,就又一次“不由自主”地把目光移向了远处。可能是醒过味儿来了吧,随即又转过脸儿,面色赧然地瞟我一眼,找补似的,朝关虎崖后坡的那些地块努努嘴巴,说,谢记者你看那儿,多好的地呀,我死了就埋那儿!我没料到老姚会冒出这么一句,冷不丁的,像块石头砸过来。——是、是吗?一时间我和小叶都有点儿蒙,不知该怎么去应答他了。他倒是眯缝着眼,一副心满意足的欣喜不可名状模样。很显然,才六十多点儿的姚达富,并不在乎别人会怎么说、怎么想,反正,他是把自己的身后事都安排好了的。说他这辈子死活就是这座崖子了,哪儿也不去了,不再动了。说他爹、他爷爷、他太爷爷都一直在那儿躺着哩,他哪天咽气了也得去。过了小雪,天气越来越冷,关虎崖天地萧然,一派苍莽。“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烂漫秋色都渐次消隐,大部分的树木也都已落叶,没落的,是还不甘心、不愿放弃这一年中的最后的演出机会吧,仍旧在零星地、魔幻般变化着各自的色彩。——把天儿聊到了这个份上,我也只好转移话题,说,若是在春秋天,关虎崖一定很美吧?老姚马上又来了兴头,接过话儿说,是啊是啊,不晓得有多美哈!他说就在今年春上,从襄阳来了个背着包包的摄影家,山顶上崖沟里到处跑、到处照,一股劲儿夸咱关虎崖的风景好哩,高峡深谷的,气势上一点儿不输神农架。只可惜路不通,缺少发现。他还夸我这老屋也好呀,莲花格子木窗户,雕鸟刻兽的檐头、屋脊、石门垛,旧哦,都旧成文物了。——你们说说看,都成文物了,那还得了?

也的确!老姚家有五间房屋,三间正屋,两间厦屋,沿着倾斜的山崖一字排开。被摄影家称作文物的是三间正屋。正屋面对河谷,宽檐柱廊,高门脸儿,说还是他太爷爷那辈儿人留下来的,建于清光绪年间,算算,一百多年了,是真够文物了!尤其墙壁,就像老姚说的,都是用山上青石垒砌的,老旧苍黄,由于石头的墙基深深地扎进了岩层里,非常接地气,或者说,是天然地带着自然生态的丰沛元气,若不是蓋了黑瓦的顶子,伸出屋檐,若不是屋檐下的墙壁挂满了金灿灿的烟叶、苞谷串串儿、以及门上倒贴的福字,也就以为是山崖的一部分了。另两间厦屋看起来也是很旧了,只是时间还不算太长,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产物,是老姚跟他老婆唐子盖的,虽也是石头砌墙,可是比正屋矮了不少,也粗糙简陋些。早先是做灶屋和柴房的。几年前扶贫工作队来,走村串户号召村民发展养殖,老姚就一间用来关牛,一间圈羊。老姚说,他现在养有12头牛,都是泼皮好养的鲁西黄牛,还有16只波尔山羊,三头长白猪,五十多柴鸡和一条大黄狗。猪圈和鸡舍都筑在场院儿西头的峡谷边边儿上。我近前看了看,三头猪都在二百多斤了,一头在石头的圈墙上蹭痒,哼哼唧唧,另两头吃饱喝足,卧在圈窝里呼呼大睡。两间厦屋却是空的,鸡舍也是空的,老姚说牛和羊都叫唐子赶过山梁放草去了。狗也跟走了。鸡们是熟门熟路,白天都散在屋后面的山林草丛里刨食找虫儿,天麻黑儿会自己回到鸡舍来。现在能见到的也就三几只在场院里悠闲散步。有一只高大的、至少七八斤重的红羽大公鸡特别机警,偏着血红的鸡冠子头,一顿一顿,反复地审视我们,像个警察。

长期在大山里生活的人,很少出门。老姚说还是在他结婚那年,带着老婆唐子跑一二百里到保康和谷城的县城转了一圈,但感觉到处乱糟糟的,到处都轰轰响,差点把他脑壳吵炸了。也就那么一次,后来就没再出去过了,也不想再出去了。山外的世界好或不好,对他来说,都不再有吸引力,也无探知的欲望。他每天天不亮起床(大约五六点钟),把牛赶进坡里啃草,九点多钟回来,牛啃饱了草,要反刍,人也要吃饭,是吃早饭。吃完早饭,再和唐子一起下地干活儿。午后老姚继续下地,则由唐子把牛赶进坡里。不过下午得把十几只羊也一起赶上,因为羊不宜吃带露水的草(说是好拉肚子),羊子得等到午后露水干了才能上山。下午我和小叶来的时候,唐子已经吆喝着一群牲畜出门走了,而老姚正在使牛翻犁半山坡上的一块烟叶地。老姚说,他要赶在霜期之内,把所有收获过的土地都翻耕一遍,好让霜打,经霜一打,土块就会像发面一般酥松,虫害也不杀自灭。——播种、施肥、锄草、收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依照传统和先人的经验,遵循四季节令儿,循环反复千篇一律。老姚觉得这样的“千篇一律”才是他的生活。他觉得他要是搬到安置点儿去住,没牲口养,没地种,一天都过不下去。坐吃坐喝,舒坦是舒坦了,但老得快也死得快。老姚说,他可不愿当贫困户,要那几个钱,脸上无光。秋里村委会干部翻过山来告诉他,按照他家的收成,到今年年底就可以脱贫销号了。他高兴得不得了,特意要唐子宰只柴鸡炖炖,喝杯烧酒祝贺。

只不过,死活都要守在这关虎崖的姚达富,也不是一点想法没有,也并不像有些人嘲笑他的那样,是个一根筋的死脑壳,有福不会享,硬把自己孤立在断石口村大几百的村民之外,孤立在时代之外,拿一身老骨头窝在那个孤山野凹里苦挨干熬。离他家不远的阳坡,过去是断石口村老第七组,那个村原本是有一条石子路的,是村人们进山出山的路。老姚说过去他到背梁、到大岔河供销社,都是走那条路。如今那个村子已空无一人,房倒屋塌,田地荒芜,成了有名的鬼村了,路也就没人走了。没人走的路就不是路了,才两年不到,就被山水冲垮,被任性的山草藤葛交缠覆盖,没下脚地了。他想找到村委会,向政府申请资金,把老七组那条路重新给修通。现在城里人都喜欢朝乡下、朝大山里跑,把关虎崖建成断石口村的一个旅游景点,也不是没有可能。为这事儿,他还真给村书记徐中平谈起过,说是襄阳来的摄影师给断石口提的建议。可是说过撂过。后来,他自己也认为是异想天开,不现实,政府不可能花钱为他一家翻山越岭去修一条路。但他还是不死心,还是希望我能帮忙呼吁一下,说记者们说话有分量,即使政府不修,有老板们来投资也好啊。那样儿的话,山外的驴友们就方便來咱关虎崖远足探险,我的黄姜等山货也不愁卖了。我还可以开农家乐哩!到时候,那些早早从阳坡跑出去的人,没准又呼爹喊娘地要回来了,我的儿子、孙子们也会回来。

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老姚兴奋得两眼放光,充满信心。其实也不光老姚,在断石口村两天来的采访中,我也断断续续地听到过其他村民和村干部们对断石口发展旅游经济的一些议论、设想。说去年武汉就有个什么公司来考察过,又说从本地出去的,据说多年前去南方发达了的某某老板,也准备回乡投资,正在寻找适合高山的旅游项目云云。我想老姚未必懂得什么是宏大的人生理想、家国理念,也未必懂什么是乡愁。他锲而不舍地守着关虎崖,并期望有人来开发、建设关虎崖,依我看,也不过就是他生在这儿、长在这儿,在这儿生活一辈子了,从未离开过,也不想离开吧。关虎崖有他的地,有他祖辈以及他挥洒的太多汗水,有他和家人们生活过的太多的往日记忆和情感。所有的这些,都不是说声走,就能够一笔勾销。我想在老姚的潜意识里,大约,就像这山崖间的树叶或果子,即便是腐烂落地,也要落在自己的根处,方得心安。

离开老姚家时,太阳开始下沉,河谷里风也刮起来了,呜呜响,但他老婆唐子还没回来,牛羊还没回来。我原是想等等唐子回来的。唐子学名唐佳音,多好的一个名字呀,但是老姚就只叫她唐子。唐子娘家在60里开外的大岔河村,那里有平地、有水田,在上世纪的80年代,还有买卖日用杂货的供销社,生活条件比关虎崖好多了。可老姚说他倒是没花一分钱的彩礼,就把唐子给娶过来了。——就那么容易?听说唐子还是唐佳音的时候,那可是大岔河的一枝花。我想当面问问唐子,老姚是不是在吹牛。我想在这里面,也一定还隐藏着被悠长岁月淹没了的有关于他们、当然也是有关于关虎崖的好故事吧。可惜时间实在是等不及了,我们还有几个小时的山路要赶,只好暂时告别。

冬天的天说黑就黑了,当我们紧赶慢赶,气喘吁吁地爬上背梁山的山脊时,头顶上已然是满天的星光闪烁。回望关虎崖,茫茫的夜色里,天地浑然,什么都看不见了。但我知道老姚和唐子就在那里。那里的天空古老,山风浩荡;那里有百年炊烟,却人如介素。心里忽然间就涌起一股暖流,一阵感动。忽然就想,在这么一个高度统一的环境下,但愿村委会能因地制宜,能尽快把那些公司和老板们的绿色项目引进断石口村,并在断石口的土地上落地生根;但愿老姚的想法不是“异想天开”,那些离开家园故土的人,能再回来。

责任编辑  丁东亚

《海边的楔子1 号》傅中望木尺寸可变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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