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地气”和“地缘”

徐汉晖

近年来，国内“文学地理学”的研究风生水起。在这一领域，很多学者“拓荒圈地”又勤奋开垦，取得累累硕果。作为晚辈后学，实在经不起这份“诱惑”，于2013年冬，我也开始悄悄关注“文学”与“地理”的关系。彼时，杨义先生提出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他强调文学研究应接上“地气”；曾大兴教授以大量的实证性分析，深刻论述了地理对文学之影响，成为该领域研究的佼佼者和领衔人。受诸位前辈学术思想的启发，愚以为文学创作并非作家天马行空般地思绪驰骋，它隐性地建立在一定的时空场域中，有自身的地理维度。在此，借本期“自由谈”的主题，站在文学边缘的我，也来聊聊文学的“地气”和“地缘”性，所言未必深刻，因兴趣催发，虽诚惶，心亦坦然。

古人云：“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由于人类与土地的天然亲缘性，必然赋予文学与地理之间的内在联系。人生于天地之间，要吸收阳光雨露，汲取天地之精华，离不开“地气”的滋养。那么，何为“地气”？我们经常把“天气”挂在嘴边，刮风、下雨、升温和降温都叫“天气”，对“地气”却很难说清楚。从物理学的角度而言，地气是大地的能量场；从地理学的层面讲，地气是不同地区的气候；从玄学的理论看，地气是土地山川所赋的灵气，为自然之本色。可见，“地气”跟地理环境有同构的关系。“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礼记·月令》），说明“地气”具有一种“营养”的效力，能影响草木的生长。同理，“地气”也能影响到人的性情发展。有学者指出“大漠秋风历练出北方人的豪爽侠骨，江南春雨滋润着南方人的婉约柔肠”，说明人的性情因“地气”不同而差异较大；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南方阳气舒散，人情宽缓和柔”，而 “北方阴气坚急，故人刚猛”。其实，人的生命总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展开和延续，地域的自然色调和人文精神无形之中会沉淀在每个人身上，就像阳光雨露润物无声，却能量无穷。

我始终认为，每位作家的生命原色里，都或多或少携带着地域的自然图谱和人文基因。文学创作同样要吸收山川湖海所赋的灵气，这种“灵气”就是自然界中的飞动之音、铺排之色、展开之形、涌动之香和静穆之美。它们往往成为作家取之不尽的艺术源泉，最终升华为一道道文学景观，让读者流连忘返。比如，有人喜欢“疏影横斜水清浅”的静穆之美，有人爱看“半江瑟瑟半江红”的铺排之色，还有人爱听“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动感之音，也有人向往“闲看中庭栀子花”的悠闲，去细细品味自然界的涌动之香。这些抒写“地气”的诗句之所以具有穿透人心的艺术魅力，难道不是因为作者汲取了天地之灵气吗？

此外，我们还强调，文学创作要接地气。所谓“接地气”，就是要脚踏实地，遵循自然规律。文学是作家心灵空间的回声，自然气候和地理环境总会刺激他们的生理感官，再作用于他们的心灵世界，并一定程度影响他们的精神气场和审美情趣，由此形成不同的创作风格。地理气候和自然环境能赋予某些艺术形式一种地方色彩，如藏族民歌洋溢着高山雪峰的辽远，蒙古舞蹈影射出广阔草原的苍茫，江南小调却别具水乡泽国的韵味。马克思曾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自然环境的差别会导致人类生活模式的地域差异，生活模式的不同又必然导致人的价值观念、生命意识和精神气质的不同。因此，从环境影响论上讲，作家的精神气质与地气之间，就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马致远感慨“断肠人在天涯”的孤独，陈子昂产生“独怆然而涕下”的惆怅，杜甫抒发“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感伤，他们心境的真實写照，其实分别与“夕阳西下”、“天地之悠悠”和“风急天高”的地气有内在关联。从这个角度而言，文人的精神气质和创作风格无不浸染着“地气”的光影、色调和风貌。作家只要把艺术的触角伸向大自然，遵循自然的律动与节拍，感受大地的声色与芬芳，他们创作的文思就会汩汩而来。因为“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地气”在愉悦身心的同时，容易激发文人的创作灵感，提升他们的审美境界。“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实际上反映出主体审美经验与“地气”的交融状态。生活于大地之上的任何作家，在接受地气滋养的同时，也要以敏锐的艺术嗅觉去触摸大地的律动，正所谓“盖山川风土者，诗人情性之根柢也。得其云霞则灵，得其灵脉则秀，得其风陵则厚”，就在此。

所以，古往今来，那些接“地气”、写自然山水的作品，更能给人以审美愉悦，往往经久不衰。无论“杨柳岸晓风残月”式的浅浅低吟，还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式的高亢之歌，或者“湖光秋月两相和”般的恬淡之美，诗歌只要沾染了“地气”，浸染了山川湖海的光影，无形之中就荡漾着一股灵气。人是大地之子，一生始终被环境所包围，默默接受地气的恩泽和滋养。文学离不开人，也离不开土地，有着深刻的“地缘”性。

那么，何为文学的“地缘”呢？我认为，文学的“地缘”是指文学与地理之间的诸多联系，它们相互亲近，彼此滋养，演绎着千古不变的“人—地”情感和神话。陈寅恪曾说：“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这说明“地理”乃中国诗歌的一个基本特质。其实，在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几乎任何文学样式都有对地理的抒写，与地理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渊源。英国人文地理学家迈克·克朗认为，小说的世界由视野和地平线组成，能提供形式不同、甚至很有价值的地理知识。然而，谁也不可否认，“文学中包含着大量地方感受和地方描述”。从这个角度而言，文学具有一定的地理学属性和认知地理的价值功能，它的“地缘”含量可大呢。

中国古代文史不分家，就有很多典籍涉及到地理书写，表现出鲜明的人文地理色彩。《山海经》记载了一些山川和物产内容，《尚书》的“禹贡”将全国划分为“九州”，《史记》的“货殖列传”刻写各地的风土人情，《汉书》专设“地理志”栏目，等等，实则是文学与地理的“联姻”。还有一些地理探险和旅行游记之类的作品，如《水经注》、《大唐西域记》、《梦溪笔谈》、《徐霞客游记》等，语言清丽，文笔畅达，既有地理学意义，又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诗经》和《楚辞》作为我国文学源头上的艺术高峰，分别“代表着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两个诗性智慧系统”，也与地理结下了不解之缘。其实，中国古典诗词的地理景观抒写，比比皆是，简直可以信手拈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表现了独特的山地气候景象，“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描述了塞北的恶劣气象，“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再现了高山峡谷落尽于平原的地貌景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纯粹的地理景观一旦纳入了诗人的视野，就沾上文学的魂魄，其人文内涵便油然而生。正所谓“景以文名，文因景传”，文学与地理之间彼此呼应、彼此成就。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对地理的呈现就是简单的“照镜子”。任何地理景观最后能统摄于文人的笔端，被赋予“精、气、神”的灵秀之韵，是由于作者的主观选择、艺术想象与心灵锤炼的结果。“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原本是水乡常见的落日图景，经过诗人的艺术加工，却显得惟妙惟肖。诗中的“落霞”、“孤鹜”、“秋水”和“天地”各自独立，又浑然一体，充满了动感和灵气。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也不是对地理之景的简单再现。此时，清幽的高林、苍翠的山色和悦耳的鸟鸣，分明是作者“禅心”的诗性反映，还有那明澈如镜的清潭，又分明是澄明之境的诗学隐喻。此刻此景，诗人似乎领悟到了空门禅悦的奥妙，消除了一切世俗的杂念，幡然领略到忘情世俗的意境。可见，文人笔下的地理景观，并非自然原色与空洞之物，往往浸透了他情感的汁液和思想的精华。

不过，从更深的层次讲，文学的“地缘”性不仅仅表现为地理景观的文学抒写，还表现在文学流派的地域色彩、文人群体的地理迁徙，甚至文学版图的地理运动等更宏观的联系上。在“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和“靖康之乱”三个历史时期，中国古代文人群体分别发生过三次重要的南迁现象，古代文学版图也表现出从中国西北部向东南方向运动的状态。而且，基于古代文学中心自西向东、由北向南的历史位移趋势。20世纪初叶，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版图也展开了一种“自北向东”的位移态势，延续了明清文学以苏杭东南沿海为创作主区的板块特征，江浙作家群构成了创作的核心力量。直到1940年代，在战争的笼罩下，现代作家地理迁移的态势加剧与分化，文学中心彻底被瓦解，形成了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大文学版图。此外，很多文学流派也与地域有不解之缘。从古代的“江西诗派”、“公安派”、“桐城派”到现代的“京派”、“海派”，再到当代的“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等等，这些文学流派都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凡此种种，无不印证，文学分明有很深的“地缘”性。

总而言之，地理是文学发展的坚实土壤。文学的“地气”与“地缘”问题，其实就是文学与地理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