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风雅遭遇俗趣

吴佳燕

因为职业的关系，高校教师成为阿袁小说写作的一座富矿，写尽了象牙塔里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和两性关系。这是阿袁深味其中又超乎其外的一种反身打量与自我审视。但她更感兴趣也更擅写的是那些藏身于大学校园里简衣素食或风姿绰约的各色女性，她们的生活方式和情感状态；以及一些女性身上所表现出的不那么典型的知识分子特征或女性特征。她们是高校教师中的异类，传统象牙塔里的闯入者。换言之，当知识分子的风雅、清高、节制甚至做作遭遇饮食男女的风情、俗趣、亲和和恣意，会发生什么样的戏剧性效果？它们一个形而下一个形而上，代表人的两种需求，或者完整生活的两个方面。俗趣与日常生活和人的感官享受有关，具有物质性；风雅与人的精神生活有关，与道德伦理的规训和文明的浸润有关。风雅里也有物质，不过那物质不是物质，而是意象、比兴和寄托。正是因为这两种生活或两个世界的参差对照和冲突，阿袁小说里的高校生活才活色生香、妙趣横生，又蕴含淡淡的哀愁和悲凉。

比如《姬元和汤弥生》、《他乡》里的姬元。她性情散淡，不事修饰，对明亮的阳光和可口的食物有着无限的热爱；又因为学哲学的缘故对尼采犹如中蛊，并且奇异般地与自身情欲暗通款曲。姬元就是这样一个矛盾驳杂的人，发生在她身上的所有故事都与此相关。因为蜗居的阴暗潮湿，她喜欢上有大片阳光的资料室并结识资料员小喻；因为没有高校老师的优越感和阶层歧视，自己好吃又不会做，所以和小喻成了来往密切的好朋友。这种朋友，当然是生活化的。但是小喻的老公汤弥生从国外访学回来了，这个沐浴过法国浪漫精神的哲学系教授也津津乐道于尼采，如同电光石火，刹那照亮了姬元的情欲记忆，也让汤弥生看到了这个女人素淡之下的热烈与疯狂。他们本是精神相通的一类人，但是那些精神性的东西只是他们情热欲望的介质和催化剂。这是对知识文明的反叛，还是对现代压力的冲决？而在小喻不动声色的心机和汤弥生左右逢源的犬儒面前，姬元既不能遵从自己的内心，亦难以为继“不道德的道德坚持”，只能远走他乡。于是有了跟另一个男人孟渔教授的交集。在孟渔看来，这个清汤寡水的女人完全没有女性的矜持和精致，只是一个我行我素的吃货。她对孟渔的频频相邀，只是为了美食和倾诉，分担异乡人的孤独寂寞，以及同为失败者对过往情感的缅怀和悼亡，根本不涉及一丝男女情感。漂泊无根的他乡情愫是他们共同的情感困境，甚至失去了重新开始的兴趣和勇气。

跟姬元相比，《左右流之》和《婚姻生活》里的女人要丰饶世故得多。姬元虽然好吃懒做，好歹爱哲学爱看书，性情谈吐都具有知识分子气质；而周荇和周黍同为高校老师，对知识文化和她们的职业要淡漠得多。她们人生的兴趣和重心都在世俗生活，因此给高校带来的异类感和冲击感更为强烈。两篇小说就像姊妹篇，两个女人的名字也都暗合了各自的基本特征：周荇就像水草一样“左右流之”，随遇而安；周黍就像五谷一样对食物与厨房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她们就像“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让知识分子的清高、斯文、迂腐、偏执无处遁形。《左右流之》里是教师宿舍楼里两个女人的战争：一边是苏小粤房间里的端庄、雅集与清谈，一边是周荇房间里的情调、随意与美食；《婚姻生活》里是男人和女人的战争：一边是书呆子般蛰居好学的季尧，一边是燕子衔泥般居家好吃的周黍。这看不见硝烟的战争结果如何？是男老师们“一个个像候鸟一样，纷纷从苏小粤的房间迁到周荇的房间”，由一种月白风清、优雅节制的文艺范儿倒向烟熏火燎、原形毕露的生活味儿；是季尧的大书房被周黍的庖厨一步步蚕食和占领，，而季尧自己也在饱食终日中变得发福平庸。她们都是象牙塔内异质性的存在，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展现出强悍的同化力。无论是性格柔弱坚韧、适应能力超强的周荇，还是看似随和、自有主张的周黍，都是世俗生活的坚强拥趸，在柴米油盐、杯盏盘碟中获得最直观简单的快乐和满足，而且这种生活不一定就是物质与虚荣，也有着生活的诗意和过日子的趣味，充满传统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她们如同一面别致的镜子，映照出知识分子的另一种真实面目，让他们所有的披挂和伪装自动卸除。在此，阿袁其实是以一种戏谑的方式对知识分子的各种毛病进行反思，他们过多地强调了人类生活的精神和超拔部分，而对吃喝拉撒的日常和本性部分，却有些不屑和回避，就像鲁迅在《这也是生活》里所说的，“注意的是特别的精华，毫不在枝叶…… 以为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戏谑和反思因而生发反差和趣味。

有生活中的俗雅碰撞，也有情感上的性别战争。阿袁就像一个拿着绣花针的女人，用她饱读诗书的雅正叙述和女性特有的绵密心理，绣尽围城内外的两性图景和复杂心理。《左右流之》写的是单身男女的情感，呈现出不般配的状态。般配的应该是男才女貌的苏小粤和陈亥，可是陈亥偏偏看上了其貌不扬的周荇，是美食的诱惑，还是对一种舒适生活的向往？而且还求而不得，因为电工小余的以死相逼，周荇嫁作他人妇；《婚姻生活》写的是围城里的男女情感，似乎再美好的爱情只要走进婚姻就会差强人意，滑入貌合神离的怪圈。平淡趋同的婚姻生活总是让人不满的，周黍却自有其经营之道并甘之如饴，她的锅碗瓢盆美器玉食，她的大宴宾客嘈嘈切切。但是坐享其成的季尧却不买账，不满家里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更不满这种安逸的生活磨灭了他学术上的进取心。而《姬元和汤弥生》和《他乡》里的男女情感是婚姻之外的，有一种畸形怪异的表现方式。姬元和汤弥生、小喻三人行的样子怎么看都有些别扭和悲哀，是他们在各自的道德与欲望、坚持與妥协、疏懒与算计、补充与平衡之下的混合物，分崩离析是必然的结局。而逃到他乡的姬元，不仅失去了婚姻，连爱情也成了只可凭吊之物了。

婚姻生活到底有多么乏善可陈，理想的爱情又在哪里？好像只是一厢情愿、遥不可及的事情，有无尽苍凉意味。反而从这不同的婚恋故事中，看到了人性的贪婪和男权的遗存，以及女性自身的局限。犹如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理论，男人总是希望女人可以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既想要苏小粤的风雅，又想要周荇的风情；既想要姬元们的纵情知性，又想要周黍们的居家贤惠。生活中的俗雅碰撞最后变成女性在男性视角中的某种缺憾和失衡，终究有一种男人的贪心和精致的利己作祟，他们的双重标准和对女性的双重要求，成为现代社会两性情感状况的一个折射。而女性要承载的也许更多，无论是知识女性还是所谓的家庭妇女，她们都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道德与情感的双重扫描与普遍困境。这一扫描过程不仅有男权的检视，也有女性的自审。因为除了食色性也，生而为人还应该有必不可少的精神追求。世俗的日常生活每天都在平淡有序地周而复始，向上的精神生活却需要生命的主动和自觉。这不仅是雅俗之别，还有高下之分。由此看来，周荇周黍们虽然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有滋有味，精神生活方面到底是苍白孱弱了些。而象牙塔亦不是逍遥避世的桃花源，它可以成为阿袁的绣花针和小宇宙，却难以撑起更深广的现实内容和更阔大的视野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