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诺贝尔到金蚂蚁文学奖

王彬

2012年十月，受《人民文学》之约，我去浙江的丽水采风。正要离开刘基祠堂时，手机突然响起来。我打开手机，对方说，我是斯洛伐克记者，您听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吗？我说，听说了。记者又说，莫言曾经在鲁迅文学院读书，您是鲁迅文学院的院长，莫言获得诺奖，您怎么看。我说，我做过副院长，负责教学与研究，莫言获得诺奖，我当然很高兴。记者说，您现在方便吗？如果方便，我想问您二十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政治问题。记者说，莫言是中共党员，又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还曾经在解放军中任职，是这样吗？我说是。因此，记者又说，这次瑞典政府给莫言诺奖，有人认为是瑞典政府要和中国政府拉关系，具有浓厚的政治背景。您怎么看？我说，如果莫言不是中共党员，不是作家协会副主席，也没有在军中任职的经历，而得到了诺奖，您怎么看？记者说，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又说，莫言获得的是文学奖吗？记者说，是。我说，莫言的作品达到标准了吗？他说，当然达到了。我說，既然莫言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而他的作品又达到了文学奖的标准，问题不是很清楚吗？为什么一定要拉扯那么多政治问题呢？记者苦笑道，您说得对。但是您不知道，反对莫言获奖最激烈的人士，正是贵国在国外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甚至到斯德哥尔摩市政厅前面进行裸体抗议。他说的这个情况，倒是出乎我意料，莫言获得诺奖，打破了中国在这个奖项的空白，而这个奖无论如何是有很大影响力的世界级大奖，今天被中国文学界突破，怎么想都是让人振奋并且高兴的事情，为什么要反对呢！

莫言曾经就读的鲁迅文学院，前身是中央文学研究所，成立于1950年。前一年，1949年10月24日，全国文协（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的简称，1953年9月改称中国作家协会，其时隶属于全国文联）创作部草拟了《创办文学院建议书》，列举成立文学院的众多理由，大意是说，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除延安鲁艺文学系及联大文学系用马列主义观点培养文学干部以外，一般的文学工作者大多是单枪匹马、摸石头过河。“这是过去他们不得已的事情，这是旧社会长期遗留下来的个人学习方法。”“至于过去各大学的文学系，也由于教育观点方法的限制及错误，从来很少培养出多少真正的文学人才”，而进入新社会，“我们接手以后，教育观点方法虽然要改，但也不一定能适合培养各种不同条件的文学工作者，不一定适合培养作家，所以也有创办文学院之必要”。这从新时代与旧社会培养文学人才，两方面都有局限的角度，阐述了创办文学院的理由。

然而，成立一个新的办学机构并不那么容易。次年春天，1950年3月9日，陈企霞负责起草了《国立文学研究院筹办计划草案》，参与者还有刘白羽、周立波、雷加、艾青、曹禺、赵树理、宋之的、何其芳、柯仲平与陈森、碧野、杨朔等人。两天以后，陈企霞在给周扬的信中说：“我们起草了一个文学研究院计划，先请你看一看。”4月24日，全国文联向中央政府文化部提出报告，说明创办文学研究院的理由与设想，建议筹备工作由丁玲、沙可夫、黄药眠、杨晦、田间、陈企霞、康濯等人实施，丁玲为负责人。6月3日，全国文联收到文化部办公厅批复，驳回“文学研究院”，批准“文学研究所”。7月20日，在全国文联会议室召开了文学研究所第一次筹备会议，通过了《中央文学研究所筹办计划草案》。12月28日，文化部颁发丁玲、张天翼任命通知书与中央文学研究所关防。12天以后，1951年1月9日，文化部根据政务院第61次政务院会议，任命丁玲为主任，张天翼为副主任。由是，中央文学研究所（简称文研所）正式成立。

文研所位于北京东城区鼓楼东大街263号，是一座很大的四合院，西部还有一个跨院，所谓的西跨院。2011年为了庆祝鲁迅文学院成立六十周年，我曾经多次去那里调查，西院与前院各有一株高大的乔木，西院是槐树，前院的榆树每当春季便挂满黄色的榆荚，不几天便簌簌飘落，遮住棕色的坚硬的泥土。在饥馑的日子里，榆荚可以充饥。曾经在南朝做官而后被迫滞留北朝的庾子山，在《燕歌行》中写有这样两句诗：一句是“桃花颜色好如马”，再一句是“榆荚新开巧似钱”。 骏马的颜色仿佛娇艳的桃花，如果有一位少艾的女子骑在马上，该是多么美丽的图画；满树的榆荚宛如金黄的铜钱，又该是何等璀璨的情景？而当时在这里任教的作家有：丁玲、张天翼、田间、吴伯箫、公木、梁斌、蔡其矫，哪一位是当代文学史中可以或缺的？梁斌的《红旗谱》便是在那里创作的，那时他每天上班在腋下夹一个蓝包袱，里面是稿子，闲时写作，引起了同事的非议。从1951到1966年，仅以电影为例，曾在文研所学习过的作家，便创作了以下这些剧本： 徐光耀《小兵张嘎》、马烽《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董晓华《董存瑞》、和谷岩《狼牙山五壮士》、白刃《兵临城下》、梁信《红色娘子军》与朱祖贻的《甲午海战》，至今依旧焕发时代的光影，而没有被岁月的尘雾蒙蔽。想到这些人，教书与读书的，他们的身影，曾经在这株大树下面欢乐或痛苦地走过，怎么想，都交织着历史与文学的韵味。

1953年11月，中央文学研究所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简称文讲所），不再隶属文化部，而由中国作家协会领导。四年以后，由于“丁陈反党集团”的缘故，文讲所被撤销，直至1980年恢复，四年以后改称鲁迅文学院（简称鲁院）。从1951到1957年，文研所与文讲所举办了四届作家班，培养了马烽、徐光耀、邓有梅等一批作家。1980年至1984年又举办了四届作家班，第五届是文讲所恢复以后举办的第一个作家班，参加学习的有王安忆、蒋子龙、古华、叶辛、张抗抗等。为了适应新时期作家需求，鲁迅文学院又同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与首都师范大学合作。1988年8月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联合举办了“文艺学·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录取了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等48人。新时期以来，自2002年起，鲁迅文学院开始举办高研班，至今已有33期，柳建伟、关仁山、徐坤、麦家、孙惠芬、邱华栋、刘川鄂、葛红兵等1500余名作家、理论家与编辑家参加了高研班学习。鲁迅文学院已经成为中国作家的加油站，为当代文坛输送了不竭的动力。在这里，作家们积蓄了新能量，找到了新的生长点， 获得了各种文学奖项：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骏马奖、儿童文学奖，那个斯洛伐克记者因为莫言得奖而对我的采访的原因就在于此。而在二十个问题中，还有这样一个问题，莫言获得诺奖，他说，据我所知，中国国内的有些作家不服气，认为自己也可以，也应该得到。我说是这样，不要说国内，与莫言在同一个班里读书的同学也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比如余华，比如刘震云，他们和莫言相比，在文学创作上，就艺术水平而言，有多少差距呢？应该说都在一个水平线上。但是，诺奖的桂冠为什么会落到莫言的头上？如果说都是优秀作家，而有一个作家在叙述策略上，具有中国特色，把这个奖颁给这个作家，是不是更为妥帖？他说，是。莫言的作品，《透明的红萝卜》与红高粱家族系列，潜蕴一种高密的民间叙事色彩，是这样吗？斯洛伐克的记者朗声笑起来。最后，他说，莫言获得诺奖，您作为曾经在鲁院工作过的人有什么话要说？我说，在对学员做入学教育的时候，我们有这样两句话，一句是：“入学的时候，你以鲁院为骄傲”；一句是：“离开的时候，我们以你而自豪”。对莫言获奖，我当然欣慰而且引以为傲。

其实，不仅对莫言获得诺奖，对于获得其他文学奖项的学员，我知道后也十分高兴。1996年，我与同事去深圳进行文学自由撰稿人调研，工作之余，主人安排我们参观一座旧时代的城池。汽车上，有一位镇上的宣传部长，坐在驾驶员旁边，不时回头和我们交谈。他说，他也是鲁迅文学院的学员，参加过函授学习，现在仍然坚持写作。我问他从事何种文体，他说是小小说，过了一会又说，比小小说还要小，百八十字，那样的小说，我说是极短小说了。他说是吧。他今年获得了这种小说的“金蚂蚁奖”。说完，轻轻笑了。我也很高兴。是这样，这样的奖与诺奖，自然不在同一个层级，属于芥末之微，然而佛说，众生平等，如一味雨，就鼓励与推动文学创作而言有什么本质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