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起落

□孙西克

1861年，一个名叫亨利·穆奥的法国博物学家，到柬埔寨暹粒一带的丛林中采集热带动物标本。进入丛林后的一个凌晨，穆奥发现脚下软塌塌的地面忽然变得坚硬起来，他用随身携带的砍刀向下挖掘，发现腐叶下竟铺着一排排整齐的石块。经验告诉他，这是一条用石材砌成的道路。

亨利·穆奥一下子激动起来，他感到自己似乎走到了一个古老文明的边缘。

这次旅行前，他曾经看过中国人周达观撰写的《真腊风土记》，那本书详细描绘了真腊（柬埔寨古称）鼎盛时期的都城——吴哥的景貌。吴哥始建于公元802年，规模宏大，气势非凡，尤其是那些精美绝伦的雕刻，让世界瞠目。公元1432年，吴哥被入侵的泰国军队攻陷，柬埔寨的首都迁往金边，吴哥便渐渐地被旺盛生长的热带植物笼罩了，掩埋了。

暹粒正是吴哥的所在地，脚下的这条路，是不是通向那个神秘消失了数百年的城市呢？

又前行了一个小时，晨雾渐渐褪去，朝霞映红层林，蓦然间，远处如梦似幻地出现了五座高耸入云的宝塔。一个大宝塔矗立正中，四个小宝塔环列四隅，状若五点梅花。

没错，这就是传说中的吴哥窟了！

“在看到这些塔尖的一刹那，我感到心在战栗。此时，你除了能够怀着敬慕的心情默默地凝视外，你没有办法再组合一个词去赞美这建筑史上奇妙的景物了。”在此后出版的《暹罗柬埔寨老挝安南游记》中，亨利·穆奥如是说。

在花费数天时间考察了吴哥窟及周边的建筑之后，穆奥又惊呼：“此地庙宇之宏伟，远胜古希腊、罗马遗留给我们的一切，走出森森吴哥庙宇，重返人间，刹那间犹如从灿烂的文明堕入蛮荒。”

穆奥的喊声被世界听到了。考古学家来了，历史学家来了，久已人迹罕至的吴哥逐渐热闹起来。

1992年，吴哥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描述它是“一处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考古遗址，散布在包括丛林在内的400平方千米的地域，展现了9—15世纪高棉王朝各时代的杰出都城和宫殿遗迹，包括了吴哥寺、巴戎寺、塔布隆寺等杰出建筑及其美妙绝伦的雕刻艺术，也包括了壮美的水利工程遗迹（包括水库、水坝、运河、水利系统），以及科学规划的城市和道路，这些遗迹充分显示了其与地域的充分结合以及科学和艺术的高度发达，在人类文明史中具有极其重要和独特的意义。”

曾经是强大帝国

自吴哥被重新“发现”之后，对吴哥的研究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早期的学者被其恢宏建筑、精美艺术及政治更迭深深吸引，以致忽视了对这座城市的架构、规模的研究。

1996年底，一架PC—8飞机在吴哥上空盘旋。飞机上搭载了一台高分辨率成像雷达——合成孔径雷达。这种雷达可以不受光照和气候条件的限制，在能见度极低的气象条件下得到类似光学照相的高分辨雷达图像，甚至可以透过地表或植被获取其掩盖的信息。

合成孔径雷达对吴哥一带的广袤地区进行了地毯式扫描，它发射的电磁脉冲穿透了吴哥的低空云层，穿透了吴哥地面密密匝匝的热带雨林，把隐藏在丛林和稻田下面的城市痕迹描绘了出来。

此后，研究人员又骑着轻型摩托车，无数次穿越这座城市，仔细察看了雷达图像显示的地点。

经过十年反复的机载摄影、实地勘测、对比分析，由澳大利亚、法国和柬埔寨三国科学家组成的“大吳哥计划”课题组，终于划出了现已湮灭的吴哥古城的大致轮廓线，确定了古城一些重要建筑物及数千个池塘的位置，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报告。

报告的结论具有爆炸性：中世纪吴哥古城面积是原来预测面积的十倍，中心城区面积超过六百平方公里，与现在的伦敦面积相当，是世界前工业化时期最大的城市，人口接近一百 万。

更让科学家们感到难以置信的是这座古城的水利设施。考古学家通过对吴哥窟建筑结构的研究，发现吴哥寺内铺设有合理、完整的排水系统。柬埔寨属热带气候区，雨季降水量较大，为了使雨季的大量降水能迅速排到护城河或寺内的蓄水池里，建筑者们从顶到底，在寺内各个部分都设立了明暗相通、纵横交错的排水管道。而在吴哥城市的四周，都建有巨大的水库，这些水库和庙宇之间也都修建了或明或暗的沟渠，用于供水和排水。

“吴哥的美丽在于它的寺庙，而这座高棉城市的伟大则在于它的水利设施。”一位参与研究的科学家这样说。

城市规模、城建技术和城市化水平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综合发展水平。中心城区面积超过六百平方公里，人口接近一百 万，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英国有一个教授叫安格斯·麦迪森，他曾长期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工作，担任过很多国家政府的经济顾问，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历史数据考证与分析专家。麦迪森最著名的著作是《世界经济千年史》，在这本书里，他梳理了从公元1年到1998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脉络，包括各国的GDP、增长率、城市人口及城镇化率等等，附有大量的数据图表。

吴哥王朝的存在期是公元802年—1431年，麦迪森告诉我们，这个时期欧洲最大的几个城市如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意大利的威尼斯等城市的规模都不过万人左右。即使到了14世纪，伦敦也只有四万人，巴黎也只有六万人。

当然，不光是城市规模，也不仅仅是吴哥时期，自公元一世纪建国以后，柬埔寨就在东南亚独领风骚：

它的疆域十分辽阔。公元三世纪时，它就是一个万里之域的大国了，东到今越南东南沿海，西至缅甸，南抵马来半岛，北达今老挝的中部和泰国的南部。吴哥时期，它的疆域进一步扩大，北与中国相接，南至中国海，东起占婆，西抵缅甸的蒲甘王国。

它还有很多属国。古时的柬埔寨军事实力强劲，“复以兵威攻伐傍国，咸服属之。”它周边国家基本上都成了它的属国，泰国隶属柬的时间长达一千多年。

它物产丰富，人民富裕。我国北魏时期的古籍《洛阳伽兰记》写到：“南夷之国，最为强大，民户殷多，出明珠、金、玉及水晶珍异，饶槟榔。”《明史》也有记载，说它民俗富饶，有“富贵真腊”之称。

它的文明更是影响深远。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吴哥的建筑与雕刻了，正如世界遗产委员会所指出的，吴哥遗迹在人类文明史中具有极其重要和独特的意义。此外，柬埔寨的音乐也很有影响，很早就传入我国。据《隋书》卷十五音乐条所记，扶南（柬埔寨古称）乐曾是宫廷“七部乐”之一部，而且还有舞蹈：“扶南乐，舞二人，朝霞行缠，赤皮靴。”《唐会要》卷三十二宴乐条也有关于扶南乐的记载：“每宴享，因隋旧制，奏九部乐：一、宴乐，二、清商，三、西凉，四、扶南……”

当然了，那时的柬埔寨尽管很牛气，但它还不是世界第一，当时的世界老大是中国。

这个时期在中国是宋代。宋代的历史分为北宋和南宋两个时期，共历时三百二十年。按公元纪年的话，就是从公元960年至公元1279年。宋代的中国，已有开封、杭州、苏州、成都四个超过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另外还有46个人口过五十万的大城市。

宋朝的城市不仅大，而且也非常繁华。据史书记载，北宋首都开封、南宋首都临安的大街每逢集日都热闹非凡，有说书的、唱曲的、跳舞的、玩木偶的、演杂技的等各种伎艺表演。各个酒楼、茶馆更是热闹异常，不少商家五更就开始营业，直至后半夜三四更才停业，有一些饮食店更是通宵达旦，昼夜不停。孟元老之《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花阵酒池，香山药海”、“万街千巷，尽皆繁盛浩闹”之句。

宋朝还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宋朝的文化也很发达，涌现出了苏东坡、欧阳修、范仲淹、沈括、岳飞、朱熹、李清照、辛弃疾、文天祥等一大批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中光彩夺目的人物。

有人拿北宋仁宗（1023-1063年在位）时期，国库的年税收入总额来比较2009年的美元购买力，得出当时中国的GDP高达2000亿美元以上，占到了全球总量的50%以上。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宋代中国的经济实力在整个世界史上恐怕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因为，就算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美国，在最巅峰时期，其GDP也只占到全球的30%左右。当年“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在19世纪中叶最为强盛之时，其GDP也未曾超过全球的40%。

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文版前言中说：“在宋朝的末期，中国无疑是这个世界上的领先经济。同亚洲的其他部分或中世紀的欧洲相比，它有着更为密集的城市化程度和更高的人均国民收入。”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乔纳森·斯彭斯这样评价宋朝：“上一个1000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宋朝的首都在东京汴梁，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人口达百万，是世界最先进最繁荣最庞大的城市。”

中国历史上有三大盛世、五大盛世甚至八大盛世之说，但都没有说到宋代。其实宋代是古代中国经济最繁盛、最发达的时代，超过了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吴哥王朝虽然被宋朝比下去了，当不了世界老大，但毫无疑问是东南亚最强大的王国，是东南亚统治力量。正如世界遗产委员会在评语里写的：“9—14世纪的高棉王朝影响了大部分的东南亚地区，并且对其区域的政治、文化、宗教等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东南亚称雄一千多年的国家，此后却一蹶不振。公元1432年，吴哥被它曾经的属国泰国攻陷，被迫迁都金边。此后，越南人趁机而入，逐渐蚕食柬埔寨领土，使柬埔寨处于越南和泰国双重奴役之下，成为它们共同的附庸。公元1863年，柬埔寨成为法国的殖民地。1940年 9月，日本占领柬埔寨。1945年日本投降后，再次被法国殖民者占领。直到1953年11月，柬埔寨才宣布独立。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柬埔寨又陷入了长期的内战深渊，并遭受了外国武装势力的干涉和占领，使得柬埔寨国家和人民再次饱受战争蹂躏。

近二十多年来，尽管柬埔寨国内局势稳定，经济平稳发展，但仍然十分落后，2016年人均年收入为1288美元，低于东盟区域的老挝和缅甸等国家，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行走在柬埔寨的土地上，到处可见瘦骨嶙峋、伸手乞讨的儿童，成人也神态慵懒，少了一点精气神。昔日那个国强民富、自信满满，创造出惊世骇俗的吴哥奇迹的柬埔寨，似乎永远遗失在密密匝匝的丛林中，再也回不来了。

与柬埔寨同样命运的还有埃及……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国有强弱轮回。

中国有过宋代那样的辉煌，也有过鸦片战争之后任人宰割、任人欺凌的时期。好在那个不堪回首的时段不算太长，现在，中国又重新崛起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指日可待。

石头PK木头

吴哥城也是一座石头城。

吴哥窟、巴戎寺、塔布隆寺、女王宫、巴肯山神庙……，吴哥地区现存的六百余座古建筑，都是用一块一块石头垒起来的。包括吴哥窟那闻名遐迩的五座宝塔和巴戎寺里著名的“高棉的微笑”（四面佛塔），都是石头建造，浑然天成，庄严森耸。

有专家测算，仅建造吴哥窟就用了近千万块石头，其中一些重量超过了1500公斤。而且，石块之间没有使用灰浆或其他粘合剂，完全靠石块表面形状的规整以及本身的重量彼此结合在一起，严丝合缝，浑然一体。

吴哥窟、巴戎寺等绝大多数建筑用的是淡褐色砂岩。岁月悠悠，风吹雨打、日晒雾笼，如今它们已成深褐色，斑驳陆离，满目沧桑。

女王宫是一个例外，它用红色砂岩修建而成，不仅是主建筑，就连围墙及地面也用红砂岩垒砌，色皆赤，状似云霞。

吴哥一带是冲积平原，放眼望去，一马平川，一个疑问就萦绕心头：那么多的石头是在哪里开采又怎么运到这里来的呢？

其实，有人很早以前就在离城五十公里开外的地方找到了一个采石场，吴哥用的石头就是在那里开采的。

开采难，运输也难。可以想象，在完全靠人拉象驮的情况下，把这么多石头运到工地，经历了多少艰难。据说，仅仅是修建吴哥窟，就先后征调了1544万劳工服役，历时近九十余年。

幸亏是一座石头城，这些伟大建筑才得以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见证了古代柬埔寨不朽的荣耀。

问题又来了。建筑界有一个共识：西方建筑是石头的史书，东方建筑是木头的史书。东西方建筑的本质差异就在于所用建筑材料的不同，不同的建筑材料使得东西方古典建筑有着不同的“艺术语言”。

我们到欧洲去，看到的都是石头建筑，从埃及四千六百多年前的金字塔、四千五百多年前的狮身人面像、三千五百多年前的卡尔耐克神庙，雅典四千年前的帕提农神庙，意大利二千年前的斗兽场，到欧洲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巴黎圣母院、威尼斯总督府、比萨主教堂、米兰主教堂、科隆主教堂、佛罗伦萨主教堂、圣彼得大教堂、卢浮宫、凡尔赛宫等等，都是一块块石头砌成的。

柬埔寨不在欧洲，当然也不属西方，为什么会留下一座石头城呢？

西方学者一开始曾不相信古代远东会拥有如此高的建筑水准，猜测它是古希腊征服者亚历山大，或者疆域极盛期的罗马皇帝遗留下来的。

这显然是西方中心论在作祟。实际上，所谓东方建筑、西方建筑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传统的西方建筑也包括了埃及、印度、伊斯兰的建筑。柬埔寨当时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吴哥建筑群实际上是庞大的印度教神庙，因此，它和古代印度建筑一样，属于砖石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

而传统的东方建筑——包括中国、日本、越南、朝鲜半岛等国家和地区的建筑，则一直是以木头为构架的。

《韩非子·五蠹》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

由此可知，从上古时期，我们的老祖先就开始了以木为室的生活。浙江余姚河姆渡、西安半坡村、河南偃师西南的二里头遗址，到处都可见到木构建筑遗迹和构件。商周时期，建筑主体一般都用木骨泥墙为承重墙，四周或前后檐另在夯土基中栽植檐柱；春秋时期，出现了以阶梯形夯土台为核心，倚台逐层建木构房屋的情形；南北朝末期约一千余年，木头继续在建筑中一步一步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但木构架体系已基本不动，细部上，如直棂窗、人字拱等也一直沿用。

正如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在他的鸿篇巨著《中国建筑史》中所言：“中国建筑乃一独立之结构系统，历史悠长，散布区域辽阔。在军事，政治及思想方面，中国虽常与他族接触，但建筑之基本結构及部署之原则，仅有和缓之变迁，顺序之进展，直至最近半世纪，未受其它建筑之影响。数千年来无遽变之迹，渗杂之象，一贯以其独特纯粹之木构系统，随我民族足迹所至，树立文化标志。”

木结构当然有木结构的好处，首先是开采起来就比石头容易得多。古时候没有炸药，没有切割机，开采石头要先架火焚烧，再用冷水泼洒，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使石头炸裂，想想就费劲。木头开采起来就简单多了，一把锯子加上一把斧头就够了。“春山无伴独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

木头还韧性十足，想方就方，想圆就圆，便于造型。亭台楼阁，寺庙皇宫，斗拱飞檐，雕梁画栋，一任建筑师尽情挥洒，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看杜牧笔下阿房宫，婀娜多姿，如诗如画。

但木结构也有木结构的缺点——它太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了，风吹雨打，霉变蚁蛀，岁月无多，已见颓废。

更要命的是木头怕火，而中国人偏偏有一个嗜好，就是喜欢放火，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战争，见城就烧，遇庙即焚，几成规定动作。楚汉相争，项羽一把火烧了阿房宫；东汉内乱，董卓一把火烧了洛阳城；元代末年，朱元璋起兵讨元，把元大都烧成废墟；明朝末年，张献忠在武昌烧了楚王府，在凤阳又烧了明皇陵。李自成攻进北京，撤离时又一把火烧了紫禁城……

于是乎，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在我们国家，不要说千年前，就是百年前的建筑都比大熊猫还难找啊。

为什么西方人喜欢用石头而中国人喜欢用木头作为建筑材料呢？学者们给了我们这样一些说辞：

首先是对材料的认知不同。在古代希腊神话中，遭遇大洪水之后的第二批人类，是通过石头再造出来的，石头是创造人类的物质，因而，用石头建造最重要的建筑是理所当然的。而古代中国人讲求阴阳五行，五行中的五种物质金、木、水、火、土中，土代表中央，代表负载万物、养育万物的大地；木代表春天，是象征生命与生长的力量，因此，在这五种材料中，只有土与木是最适合建造为人居住的房屋的。

其次是宇宙观的不同。西方人一贯偏于天人对立的文化观念，认为自然只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客观环境，只有不断地征服自然，人类才能走向进步。西方建筑文化作为一种人工文化，强调的是人是世界的主人，人的力量和智慧能够战胜一切。而在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一直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一个主流。中国人处理建筑空间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会尽量使自己的空间处于一个天人合一的空间之中。中国人将木材选作基本建材，正是重视了它与生命之亲和关系，重视了它的性状与人生关系的结果。

上述这些说法颇有些理论深度，但却经不起进一步诘问。

在中国的上古神话中，就有“石头生人”传说。《淮南子》记载，大禹的妻子、夏族的始祖神涂山氏，去看望忙于治水的大禹时，却见禹化身为熊，十分羞惭，遂化为石，禹向石索要儿子，“石破北方而启生”。在《晋书·李特载记》中，人不仅从石头中出生，而且形成了不同的家族：“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于黑穴者，凡四姓：曰繹氏、樊氏、柏氏、鄭氏。”在满族创世神话《天宫大战》中，萨满颂更高声赞唱： “妈妈的祖石，母亲的祖石，光明的祖石，生命的祖石，万代开基的母石神祖。”此外，各民族还有一些石涧生人、石蛋生人的传说。

总之，在古代中国人的心里，石头具有生命之源、人类之母的特性，石头生人的传说比希腊神话更多更直接，但何以没有选择石头作为建筑材料呢？至于阴阳五行、天人合一，那都是后世形成的理论，何以解释上古时期的“构木为巢”？

“中国建筑之个性乃即我民族之性格”，还是梁思成先生说得好，中国古建筑喜欢用木头而不是石头，“更深究其故，实缘于不着意于原物长存之观念。盖中国自始即未有如古埃及刻意求永久不灭之工程，欲以人工与自然物体竟久存之实。”

说直白一点，中国人是不是自古就有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思想呢？

石头建筑费力耗时，巴黎圣母院始建于1163年，竣工于1345年，历时一百八十二年之久；科隆大教堂始建于1248年，至1880年才由德皇威廉一世宣告完工，耗时超过六百年；巴塞罗那的那座至今尚未竣工、却已被写进建筑艺术史的圣家族教堂，从19世纪开始施工，已经建造了一百多年，而按照预期的建设计划，还需要建造一百多年才能完工……在欧洲的建筑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中国人才不傻，才不会花那么长时间在这些自己看不到成果的东西上。

中国人还有点喜新厌旧。梁思成说得多好：“视建筑且如被服舆马，时得而更换之。”在中国人眼里，建筑就像被服和马车一样，用旧后换新的就得了，所以“修葺原物之风，远不及重建之盛”。在今天的中国，十年以上的房子就算是老房子，三十年的房子就达到平均寿命，该扒了重建了。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更是凝固的文化。

历史都写在中国

尽管柬埔寨历史上曾经十分强大，又有过辉煌的吴哥文明，但不可思议的是，近代以前，柬埔寨却一直没有自己的史书，没有书面的历史记载。

在柬埔寨本土，仅有的一点史料，来源于那些散落在各个庙宇的残缺不全、模糊不清的碑铭。

最早的有年份可考的碑文刻于公元611年。陆陆续续，人们发现的公元七世纪以后的碑文大约有二百块。

碑文有两种文字：梵文和高棉语。

梵文碑铭用诗歌的形式，为国王和统治阶层歌功颂德，如建造印度教寺庙，举办佛教法事，战争凯旋，以及向僧侣和婆罗门奉献礼物等等。

高棉语的碑文则是散文的样式，记录了寺庙的建设过程和日常管理细节，比如某一特定机构的人数及他们的名字。碑文还记录了寺庙珍藏的宝物，并列出在寺庙广场范围内的稻田、果园和池塘规模等等。

仅此而已，仅此而已。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就留下了这些只言片语。

因此，当一些学者兴冲冲去研究柬埔寨历史的时候，发现自己两手空空，一筹莫展。

但是，当他们把目光投向中国丰富的文化典籍时，一下子喜出望外了。在中国浩瀚的历史文献中，竟有不少有关柬埔寨的记载。

在中国的史书中，称公元一世纪至六世纪的柬埔寨为扶南，称公元七世纪至十六世纪的柬埔寨为真腊，明朝万历十五年（1587年）以后，称该国为柬埔寨。

最早的记载见《后汉书》卷三、卷八六：东汉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春正月，究不事（柬埔寨古译名）首领邑豪派使者前来朝贡，献上了当地的特产犀牛角和白色羽毛的野鸡。

那以后，我国历代史书有关柬埔寨的记载连绵不断。

中国的纪传体史书篇目分别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本纪”叙述帝王之事，“表”为大事年表，“书”记载典章制度，“世家”记录各诸侯国和特殊人物，“列传”记人物、民族及外国。柬埔寨前来朝贡的记录写在“本纪”里，更多更详尽的记述在“列传”的“夷蛮”、“东南夷”、“诸夷”的章节中。

此外，《水经注》、《北堂书钞》、《大唐西域高僧传》等典籍中也有很多关于柬埔寨的有意思的记载。

最有价值的当属那些出访过柬埔寨的中国使者所撰写的著作，如三国时期朱应的《扶南异物志》、康泰的《吴时外国传》，元代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等，填补了柬埔寨古代历史的许多空白，都是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尤其是周达观撰写的《真腊风土记》，那可是世界上最早也是唯一一本全面介绍柬埔寨吴哥时期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社会、风俗等各方面情况的珍稀本。

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周达观奉命随使团前往真腊。使团二月二十日从温州出发，一路上漂洋过海，花了近半年时间，七月份才到吴哥。一年之后，周达观完成使命回到中国，不久就写出了传世之作《真腊风土记》。

《真腊风土记》全书分城郭、宫室、服饰、官属、三教、人物、产妇、室女、奴婢、语言、野人、文字、正朔时序、争讼、病癞、死亡、耕种、山川、出产、贸易、欲得唐货、草木、飞鸟、走兽、蔬菜、鱼龙、酝酿、盐醋酱曲、桑蠶、器用、车轿、舟楫、属郡、村落、取胆、异事、澡浴、流寓、军马、国主出入等四十节，记载内容翔实而可信。

如“城郭”条对吴哥城的描述，就与人们实地看到的情况十分吻合：“城之外巨濠，濠之外皆通衢大桥。桥之两傍各有石神五十四枚，如石将军之状，甚巨而狞。五门皆相似。桥之阑皆石为之，凿为蛇形，蛇皆九头，五十四神皆以手拔蛇，有不容其走逸之势。城门之上有大石佛头五，面向西方。中置其一，饰之以金。门之两傍，凿石为象形。”

“耕种”条载：“大抵一岁中，可三四番收种。盖四时常如五六月天，且不识霜雪故也。其地半年有雨，半年绝无，自四月至九月，每日下雨，午后方下”。不用费力考证，凡到过柬埔寨的人，都会会心一笑：写的太准确了。

中国古籍中的这些记载，为研究柬埔寨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使那些有志于研究柬埔寨和东南亚历史的学者们如获至宝。

世界著名的法国汉学家、《真腊风土记》的法文翻译者保罗·伯希和说：“吾人所知此古国之古事，只有中国载籍可考。”

西方世界比较权威的《东南亚史》一书的作者D·G·E霍尔也认为，如果没有中国历朝正史中有关记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资料，“我们对扶南和占婆这样重要的国家的最早期历史则一无所知”。

我手头正在读的这本书——《柬埔寨史》的作者大卫·钱德勒也指出：“实际上，有关柬埔寨在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历史的文字资料几乎都是由中国人记载下来的。”

从中国捡回历史的不只是柬埔寨，还有印度。

印度也是个文明古国，历史够辉煌。但着迷于玄思的古代印度人不太关心世俗生活，历史写得很抽象，常常以百年为单位，甚至没有一部像样的官史。11世纪到过印度的阿拉伯著名科学家、史学家、哲学家比鲁尼评论说：“印度人不十分注意事物的历史次序，他们在述说国王的年代系列时是漫不经心的，当要他们非说不可的时候，就困惑起来，不知说什么好，他们总是代之以讲故事。”马克思也曾感叹，古代印度尽管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

粗心的印度人竟不知道佛教发源于本国，不知道统一了古代印度的伟大国王阿育王的事迹，也不知道自己的国土下埋藏着那么多辉煌的过去。

幸亏有了玄奘。

唐贞观初年，玄奘西出玉门赴印度取经，他在著名的那烂陀寺习经五年，然后又在印度其它地方及周边国家游学，行程数万里，历时十七年。公元646年，他回到长安，一面翻译他带回的佛教典籍，一面撰写《大唐西域记》。

《大唐西域记》记述了他到过的国家和地区的都城、疆域、地理、历史、语言、文化、国体民情、气候物产、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甚至连他每走一地所处方位，距离多少，哪个寺院所奉某乘某宗，僧众多少，是何人讲什么经，多少卷等，都写得十分详尽，准确无误。

《大唐西域记》中的详细记载，成为还原印度中世纪历史的指路明灯。

一千三百年后，英国考古学家亚历山大·卡宁厄姆等人，手持英译本《大唐西域记》，在古老的印度大地上按图索骥，陆续发掘出鹿野苑、菩提伽耶、库什那迦、兰毗尼等众多佛教圣地和數不清的古迹。现今印度的国家象征——阿育王柱的柱头，释迦牟尼出生地蓝毗尼，著名的那烂陀寺遗址，都是根据玄奘这本书的记载发掘出来的。新那烂陀佛教大学校长告诉中国驻印度大使，印度佛教遗址有80%是根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挖掘的。

英国历史学家史密斯评价玄奘说：“我们无论怎么样夸大玄奘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中世纪的印度历史漆黑一片，他是唯一的亮光。”

印度历史学家阿里也这样说：“如果没有玄奘、法显（中国东晋时期的高僧）等人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唐太宗李世民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这就是历史的作用。

柬埔寨六百年衰而不起，原因多多，但是不是与他们对历史的漠然也有点儿关系呢？

感谢我们的祖先。中国的历史文献不仅为中华文明的延续传承奠定了基石，也为世界文明的留存与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是世界上惟一一个有几千年不间断历史记录的国家。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

责任编辑 何子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