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剧《楼和兰》到歌剧《马可·波罗》

主持人语：

韦锦的诗歌创作已“长成另外的形态”，即近年来创作的四个诗剧《楼和兰》《田横》《马可·波罗》（诗剧版和歌剧版）《张骞和乌洛珠拉》。两年我读到《楼和兰》时十分震撼，为剧情之跌宕、语言之精湛、想象力之充沛，以及对楼兰消亡这一“千古之谜”给出的大胆推测，剧本很快以头题发表在我主编的《西部》上，一时深受好评。韦锦的这篇创作谈，非但透露了一些重要的“写作秘密”，更值得重视和深思的是，他以亲历和实践提示了诗人应该具备的“超迈精神”和“综合才华”。（沈苇）

前些年，带有信息时代显明特征的截句，得到许多创作和阅读者的喜欢。就是过去未必写诗但喜欢以文诲人的朋友，也往往牛刀试“小”，用截句制作一盅接一盅心灵鸡汤。诗歌写作在互联网时代，似乎获得了另一种萌发的契机。而形式也能决定一切。世界的尽头很可能就是手机客户端，手机客户端最适合的情思表达方式就是截句。吉光片羽的截句倒还无妨，只怕随性任意的写作，对诗歌应有的难度系数惯性疏离，会使浮泛轻易成为平面化风尚的当然标榜，进而为所谓的诗意栖居贴上可以炫耀的符箓。这样的趋势让人担心。

幸好在另外的向度，长诗写作也开始活跃。是否出于反向而动的诗人天性，抑或新诗百年对西方史诗巨制的潜在艳羡，答案无须确定，其中可能更多地包含了诗人对不朽的渴望，这种无可厚非的渴望受到互联网巨大承载力的怂恿，遂以各种姿态竞放异彩。纸媒，网媒，丛书和专刊，把一堆堆长诗推送到眼前，相当一段时期曾让我眼福大饱。而自己孱弱的消化力却享受不了过度丰盛的营养。于是乎，十几年来对长诗写作的痴迷，竟由此得以反观。我有那么多精神储备和人生经验用作原料吗？即使有，能力、耐心和意志力也足够吗？换言之，人到中年，阅历的丰富尚差强人意，但事务烦乱，心绪纷杂，能有那种专心设计且致力于建构的从容吗？短诗结构尚且重要，长诗更甚。不然，仅有体量的大，那还只是一堆沙石土木。关键要让它形成建筑。文化背景、思维方略、智识高度、情怀境界都暗中制约长诗的写作。这实在不是一个可以轻触的区域。

无乃天意乎，自己冥冥中得到拣选，开始了写作生涯的另一途程。2013年10月下旬，在新疆巴州挂职的周德军兄请我和几位朋友去楼兰古城采风。到达若羌县的第二天一早，三辆越野车载我们踏上了长途。车到罗布泊中心时，天地之间四顾空茫的寂静似乎有一种巨大的压强，内心涌起莫名的紧张。偌大的罗布泊只剩下被盐渍浸透、又被岁月拧干水分的湖底。尖锐到能戳穿汽车轮胎的盐坨子，像凝固的波涛，从四面八方将我们围困。这片被称作地球之耳的水泊彻底聋了。留下来的是挣扎的苦痛，和死而不屈的狰狞。它的哀诉和呼告，是铺陈在天地之间一大片不出声的锋利，拒绝消失，生锈，和钝锉。而楼兰还在远方，在另一半罗布泊的那畔。那神秘莫测的所在，恶作剧般久久隐身于穹苍的外缘。

沿着压路机拓开的窄路驶出罗布泊，楼兰还不见踪影。道路变得更加艰难，沙土弥漫的荒野不时把深深的沟壑与几乎直上直下的沙岗横在面前。稍有不慎，车辆就会误住，任油门轰响也不得动弹。有许多次，我们靠同行车辆的拖拽才脱离险境。凌晨出发时多穿的衣服一件件脱下，当头的太阳把车内空气晒得滚烫。为了不影响动力，司机关掉了空调。沙尘无孔不入，不敢开窗，一个个满身尘埃。上下牙床也尽量避免接触。沙粒在鼻孔和口腔一刻不忘显示自己的存在。陪同采风的若羌县宣传部长简小东，通过步话机向分乘不同车辆的我们喊话，“注意右前方，快看见佛塔了。看见佛塔就到楼兰了。”而佛塔也许早看见了我们，我们却迟迟看不见它。目力所及，这片被上帝遗弃的土地，仿佛又被一个气急败坏的巨人反复践踏蹂躏过，起伏和洼陷都凌乱不堪。

终于看见佛塔了，三间房的遗址，夯筑的高台，城墙留存的马面也次第显现。我们跑过大水冲刷或大风侵蚀的道道深沟，走进了数度想象的楼兰城。看着半身坍塌面目斑驳的佛塔，原有的生命被瞬间掏空，一种有如天启的东西注满体内，我不由自主地跪下，在它脚边抬起头。从未有过的虔诚让我的仰望定格在空中。饱经沧桑的佛塔，依旧巍峨，端严，遍布周身的裂口仿佛都在说话。辉煌不再的文明找到了遥隔千载的耳朵。一种不甘消逝的流淌试图重新激荡。美轮美奂的楼兰蜃景般升起在四周。

归来途中，我不时向同车的朋友倾泻一些激动莫名的句子。回到若羌，晚饭后已很疲惫，还是忍不住和刘亚伟、王自亮、陈源江等围着楼兰博物馆一圈圈打转。我用已经沙哑的嗓音即兴朗诵，心像储满水的池塘，关于楼兰消失的千古之谜，突然有了与以往的猜想全然不同的结局。从库尔勒回北京的飞机上，《楼和兰》的整体构思便有了雏形，然后是几个昼夜的连番写作，从未涉足戏剧的我一口气写出两千多行。一个失踪千年的古国，跃然来到笔端。楼兰成为楼和兰，楼化身为国王，兰化身为王后，奇异的场景，奇异的人物，奇异的故事和结局，电光石火般劈啪作响。我焕然憬悟，诗在一个诗人不经意的地方，原来还可以长成另外的形状。初稿刘亚伟、王自亮最先看到，他们回复的兴奋使我对楼兰的迷恋越陷越深。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沉浸在對那个被风化得面目全非的楼兰，和一个经由想象、虚构从而令人叹惋的楼兰的彼此对质中。谁是真的？谁更像是真的？谁更应该是真的？谁在风化中仍不断生成？谁在我心头无中生有地不容置疑？

尤其是，当亚伟兄把诗剧转给也曾同去楼兰的杨匡满老师，他看后的反应甚至让我有受宠若惊的轻飘：无法想象，这样的题材可以用诗的语言来表现，一个诗人今天还能具备如此综合的才华。我会把它译成阿尔巴尼亚语。

阿尔巴尼亚语，一个很小的语种，可那是我深度钦服的伊斯梅尔·卡达莱写作长诗和小说《梦幻宫殿》的语言。无论如何，一部处女诗剧，能让人产生这样的念头便足够荣幸。对于一个曾假意宣称“怕掌声惊动人们的手掌”，骨子里却渴望表扬也需要表扬的人，这样的鼓励让我执着于尽可能的完善，一心想让它从诗的角度说诗意盎然，从剧的角度说戏剧性饱满。

《楼和兰》断断续续改了三四年，直到2017年2期《西部》杂志作为头题全文发出。其间得到做新闻工作的同事刘立岩的指点，让我在楼、兰及王妃婼丽的爱情主线之外，再增加一条勾连民间生活的副线，让楼兰城的命运在更广阔的背景上多层次展开。这样的指点比专业还专业。改到后来，其中的市井人物、市井场面、市井氛围，得到了远在新疆的编辑朋友孙伟的称赞，说诗剧中处处飘满羊肠汤热腾腾的香味，让宫廷生活的华美、雍容、优雅既获得烘托，又得到了强化，使楼兰的结局更让人回味、震撼、血脉贲张。而评论家韩子勇在诗人沈苇处读到待发稿后，即不吝大赞，并转给导演田沁鑫先生。先生有言，她会在忙完手头事务后，腾出时间，筹集资金，尽力把《楼和兰》搬上舞台。至于诗评家唐晓渡兄，则连续几轮亲自操刀反复打磨，他的谨严、周致，对细节和框架的整体观照，精心推敲，让受益者远非《楼和兰》一部诗剧，而直接惠及紧随其后的其它篇什。作品发出，格式、孙晓军从诗人视角写出的专文评述，更给了我信心，提供了持久的助力。

我满心期望写出像样的长诗，多年来兀兀孜孜，但真正像样者却难数一二。好多东西，短诗容不下，长诗理不顺，自己横看竖看不满意，而诗剧的写作，让我在感觉上好了许多。因为既然是剧，就天然地拥有自身的结构。情节的戏剧性、立意的戏剧性、语言本身的戏剧性，都会让你不由自主地反复酝酿，让你多层次、多角度地好好运思，设计，一点都不得马虎。这样，你给人看到的便不再仅仅是材料，而是张力凝聚的建筑，雄伟或精致，漂亮与结实，空间获得结构，结构获得空间。

而且，许多为单纯的诗歌不易容纳的东西也有了适宜的住所。对既往文明形态的辨认，对现有生存秩序的透视，对诸多精神幻像的汰选，以及人性的痴妄、贪婪、奂美、苍白、龌龊、期求和脆弱，甚至灵魂空间的多层维度、多种样态和多重可能，都有了较为宽敞的载体和工具。

而且，在接连写出诗剧《田横》《马可·波罗》《张骞和乌洛珠拉》之间和之后，无分短长的常规性诗歌写作也开始步入新的轨道。

而且，十几年来乃至几十年来，对当今诗坛的运行状态，对各类过剩和缺失，也看得稍稍清晰。这稍稍清晰的认知，又反过来让自己的脚步少却了一些理该避免的踉跄。

一直顾不上在写作领域寻获确定的立足之地，驻扎于某个山头和村寨。总觉得既是有脚动物，而非树木花草，停在某处便不是活着该考虑的事。然而现在不同了，现在我知道，辨认本身就是确立坐标。现在的问题不是停在哪里，而是要去哪里和不去哪里。

白天老实上班挣钱糊口，尽可能活得有点尊严。不取独醉、独醒的自得其乐或自恃清高，只尽力把持一种念想：血凉之前，心里的热要有个安顿。只希望安顿在写作中的，是有思想的感情和有感情的思想。执迷于语言现代性和古典性的相通，想象力和穿透力的并行，尽量把审美情趣、游戏特质有机糅合。为避开痴呆和麻木，不时给自己命题作文，故意将一些曾被滥用的大词写入诗中，力图重拾本义，或曰拭去浮尘。不因它被糟践过就嫌弃它。一心认定它是那种可以被污辱，不会被污染的东西。不是涂在墙上、纸上，干燥后依然腥臭的污痕，或道貌岸然的残留。它和“笋”、“胚芽”、“鸟喙”、“翅膀”乃是同类。比如“春天”、“和平”、“光亮”、“黑暗”等。我不给任何人赌气，我给自己较劲儿。这样，写作就既是苦活，也是乐事。仿若躬耕的农人，再怎么腰酸背痛，看着一垄垄庄稼还是欢喜。

因为诗，我才写出《楼和兰》。因为《楼和兰》，我要好好写诗，把每一个剧本都写成诗。我希望自己不平面简单地直抒胸臆或直陈其事，不仅仅依赖语气、语调，而主要依靠作品自身的张力和平衡机制。我不把它当作顺手表达理念、诉求、梦想和欲望的工具。它里面可以有人生、他者、历史、政治、经济和军事，但不等同于其中的任何一者。20多年前，唐晓渡说，诗大于政治。对今天的我来说，诗大于好多东西。极端一点说，它大于所有和个体生命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事物。反过来则是，它以另外的方式和个体生态建立关联。这种方式与政论、新闻、建言或意见书不同，和拳头、口舌、手指和脚呈示的行为、态度不同。相对于上述，它不够有力，但另有必须，它拥有让事物抵御时空侵蚀得以持续的质地，除了密度、硬度、韧度，它还有内在的生长性和整体的有机性。它逼近事物的核心，又远涉畛域，超脱边缘。它是神性的降临和世俗性的抬升。它常常逆行。它的逆行不刻意。它确定方向的依据不是风向，而是目的地的方位、行程的规划和行期的缓急。它会深渊一样无止境下沉，又会鸟一样顶风起飞。

它首先是值得自己仰奉的东西。那种为轻薄的眼神、发白的唾沫、污渎的手够不到的东西。不敢肯定能否做到，唯一的自信，是脚尖和眼睛正对着这个方向。唾面自干，我不喜欢那种说法，我不喜欢那种貌似大度的无奈和自我安慰。我要提前避开羞辱。

《楼和兰》的结局，是一种文明在万难处境中关乎尊严和存续质量的抉择。它是一个人的写作到达某一节点后，对来自岁月深处的召唤的呼应，同时也是对自己以往作品及审美诉求的映照和鉴定。诗剧一开始，王妃婼丽的死，是让美在生命的顶端停住。诗剧结尾，楼兰王为自己的都城规划的命运，是让岁月停在美的顶端。

因为《楼和兰》，因为随后写出的《田横》，因为由此导致的对西域、对丝绸之路、对不同形态人类文明交汇交融的浓厚兴趣和深重感喟，以及随同相关资料日积月累越来越痛切地贯注其中的情愫，2015年9月，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在专家朋友的推荐下，确定让我担任原创歌剧《马可·波罗》的编剧。

歌剧自2015年10月2日动工，10月30日写完，其后数易其稿。在不远离背景真实的前提下，几乎所有故事都悬空写作，让马可·波罗作为见证者和参与者，置身宋末元初东西方文明和农耕游牧文明冲突的中心，而不再仅仅是一个旅行者和冒险家。这种由其自述作导引展开的虚构，给想象力的发挥提供了空间。2017年5月23日，在劇本评审会上，唐晓渡、罗怀臻、雷蕾、陈晓明等给予了极其慷慨的肯定。雷蕾说，韦锦的这个剧本很棒，少见，剧情丰满，对观众有吸引力，可看性较高。我做过七部歌剧了，这个本子看完第一遍，我就在家里对易茗说实在很难得。

唐晓渡说，《马可·波罗》的原创性和完成度都很高，会是当代歌剧创作的一个重大收获。此剧结构大开大阖，戏剧冲突的设置有纵有横，主次分明，序幕和尾声意味深长。人物塑造独具匠心，在一个文学性和戏剧性并置的空间里，马可·波罗由一个旅行者变身为具体行动者不仅可能，而且合乎艺术真实的必然逻辑，既凸显了他在剧中抱持的信念，也符合其置身其中又不时超然其外的协调者身份。更为重要的是他作为宋元冲突的观察者和分析者，提供了一个独立的视角，据此和文天祥一起，进入了中华文明自省的维度。这在此前的历史剧中尚未表现过，对丰富和提升此剧的思想内涵意义重大。文天祥无论作为人物还是剧情线索，是此剧出人意料的一个重要元素，既增加了文明冲突这一主题的强度和纵深，又体现了东方文明的价值和魅力。

因淮剧《武训先生》首演未能出席评审会的上海剧本创作中心艺术总监、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罗怀臻，通过洪波转述了文字发言。作为一个深谙戏剧创作堂奥的剧作家，他从多个方面给予称许：歌剧《马可·波罗》在文学性、戏剧性、音乐性上都很出色，都有较大突破，令人耳目一新。立意既契合“一带一路”的内涵，又不主题外显，直白直露，显示了开阔的国际视野和人文通识，具有很高的前沿性、先锋性和专业性。情节设置、结构安排也很新颖，体现了很强的独创和统驭能力。人物生动，哲思阔达，情感起伏有致，或引人深思，或催人泪下。语言鲜活，多彩，乐感充分而不拘谨，古典性和现代性有机统一，是难得的好剧本。如果首演有意选在上海，愿推荐给上海国际艺术节作为开幕或闭幕重头戏。

2018年5月，在师长和朋友们的殷殷期待中，由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出品、广州大剧院制作的“歌剧《马可·波罗》全球首演”（宣传语）。广州站5月4日启幕，北京站5月中旬上演，随后拟赴意大利及“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所在地巡演。该剧由德国作曲家恩约特·施耐德作曲，由伦敦皇家歌剧院前艺术总监卡斯帕·霍尔滕导演，由知名指挥家汤沐海指挥。丹麦男高音彼得·洛达尔，比利时女高音爱丽丝·卡鲁瓦尔茨（广州站），我国歌唱家周晓琳（北京站）担纲男女主角，田浩江、袁晨野、王云鹏、梁宁、熊柯嘉、冯国栋等多位享有盛誉的华裔华籍歌唱家加盟献艺。阵容豪华，令人惊目。

据制作方信息，广州站首演三场，包括前此2日彩排性质的体验专场，场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为原创剧目所罕见。首演后座谈会上，专家们颇多好评。多家纸媒和网媒竞相报道，赞誉良多。英国《金融时报》剧评权威栏给出了少有的四星评价。这让我和整个演出团队一样兴奋。但兴奋之余又深为不安，因为我知道，一些专家极其中肯的意见出于善意并未公开发表，却值得整个制作团队深自省察。他们在提到不足时用语委婉，弦外之音理当领悟。由于在作曲家选定上费尽周折，中后期运行面临了时间紧迫的空前压力，加之语言、空间、文明观念等方面的障碍，无形中加大了协调协作、质量把关的难度，使首轮演出留下了一些本该避免的不足和遗憾。

经由西方导演和作曲改定的演出稿，把原作中马可·波罗在一个比一个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体现智勇果敢有所承担的情节，和他向往并赞美东方文明的唱词删除，致使主要人物形象单薄，创作主旨为之削弱。尤其是，将原作中文天祥“时至今日，要有人含垢忍辱，更要有人大义凛然”的唱词，改成“家国亡，国人何以苟且”，既不符合文天祥的思维向度，也不符合其具体行状。文天祥不会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指斥“国人”，他蔑视的是那些“食朝廷俸禄，被百姓供养”却贪生怕死的降将降臣，而对无辜生民则由衷同情并至死挂念。原作中着力塑造的文天祥，其不屈不降有更高的境界和诉求。他和马可·波罗在狱中倾谈，互为镜像，彼此促发，梦想与追求同步升华。他是要“做一块磐石作最后的坚持”。他的坚持是对后世的叮咛。在他心目中，将来的人类家园再不是宋末元初无序征伐的猎场。他期望后人，无分东西南北，能超越朝代更迭、一时兴亡，获得更可珍贵的生存形态，即如原作所抒发者：

文天祥 农耕不鄙视游牧，游牧不仇视农耕。弱肉强食不再通用，拳头不再怂恿贪婪。

马 可 人把自己当人，也把别人当人。

文天祥 自己的幸福不导致别人的厄运，自己的生存不强占别人的空间。

马 可 自己有尊严地活，也让别人活得有尊严。

文天祥 爱自己的山河，也珍重别人的江山。

马 可 让自己有未来，也让别人有明天。

稍加留意，就会看出这泣血带泪的渴盼与想往，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追求是怎样的高度契合。说得夸张点，其中价值判断的尺度和精神标高，正是参与人类文明整体互动的必备、必须。而这曾被师长们盛赞的一切，却因为审美理念的不同或彼此沟通上的隔阂，被重金请来的西土导演和作曲轻易抹掉了。也许他们既不相信中华文明在唐宋时期所达到的高度，也不相信今天还会有重启超迈的可能。对一种态度认可与否不妨从其本质属性着眼。华夏文明中心论曾为害此方，固不足取，西方文明中心论结局如何，不堪其想。当年的大唐大宋，在西域和中世纪的欧洲备受钦羡，乃是不争之实。如因阶段性陷落就对全程乃至未来不以为然，甚或不屑一顾，这在任何情况下都难得苟同。对历史的虚无和对现实的虚无往往互生和互文。文明的碰撞融合，体现于歌剧制作这等小事，路途之遥仍让人感叹。

相较之下，演出稿对大约三分之二唱词重新改写后，前言不搭后语的断裂，缺词少字的病句，雅语和俗语的莫名混搭，粗糙浅白，不过贻人笑柄罢了，惟与前述相类的多个要害处令人耿耿。不然的话，歌剧《马可·波罗》即使仍非完美，至少会更加丰满，更加成熟。正是因此，诗人在当世所為与能为的程度姑且不论，努力的必要已勿庸置喙。

我曾再三致言出品方和制作方听取各方意见，对有关修改务加修正，但不知是否还有机会。可堪欣慰，诗剧版《马可·波罗》即将发表，而诗剧《田横》亦将被《中国作家》于近期推出。恐怕它们才真正当得起歌剧宣传的广告词，“波澜壮阔的史诗格局，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哀感顽艳的壮士悲歌，荡气回肠的爱恨情仇”，进而照应杂志编者的按语，“诗人对结构的着力，除了因应戏剧冲突的需要，主要诉求不再是编织情节，以曲折离奇炫人眼目，而是专注于情态的探寻和延展，即多维度营建、透视和凸显生存的情状和心灵的样态，力求诗意饱满，寓意深长，让诗歌和戏剧的古典神韵重新归位”。欣慰之余，执拗自许，踉跄愈少的脚步，会让今后的写作“把弯路也走成捷径”。

作者简介

韦锦，1962年冬生于山东齐河，1981年毕业于德州师专中文系，曾在胜利油田、中石油廊坊开发办、中石油管道局工作，现就职于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写作有诗集《冬至时分》《不倦的雪》《结霜的花园》等。有多篇作品被《作品与争鸣》《诗探索》《诗志》等刊物设专栏讨论，或入选多种选本和大中学校教科书。曾获《诗选刊》2015年度优秀诗人奖。近年来创作诗剧《前席开满花》《楼和兰》《田横》《马可·波罗》《张骞和乌洛珠拉》，话剧《然而》等。根据诗剧《马可·波罗》改编的歌剧，作为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首部原创歌剧于2018年5月分别在广州和北京上演，并将赴意大利等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巡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