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主持人语:
霍俊明称胡弦是一个深情的讽喻者、现实世相的寓言讲述者,同时是一个慢跑者和“低音区”的诗人,声调不高却具有持续穿透的阵痛感与精神膂力,十分准确到位。他从“经验贫乏”谈起,讲到诗人如何将差异性的内心体验方式和观察角度转化为属于自己的经验,深度经验如何在多个层面和路径上展开,窘迫中的诗人如何能够继续发现和自我更新,最后收笔于“综合能力”和“诗人自救”。一篇好的诗评,既指认具体的诗人,同时面向众多的写作者,并给予他们启发,霍俊明做到了。(沈苇)
每次拨正指针,
你都有些茫然,像个从远方
重新溜回生活中的人。
——最准确的一刻总像是
陌生的:掩去了
许多你刚刚看见的东西。
——胡弦《准确时刻》
胡弦的诗歌话语方式对当下汉语诗歌写作具有某种启示性。诗人一方面不断以诗歌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发现与认知(来路),另一方面作为生命个体又希望能有一个诗意的场所来安置自己的内心与灵魂(去处)。这一来一往两个方面恰好形成了光影声色的繁复交响或者镜像,也让我们想到一个诗人的感叹“世事沧桑话鸣鸟”。各种来路的声色显示了世界如此的不同以及个体体验的差异性。但是,问题恰恰是这种体验的差异性、日常经验以及写作经验在当下时代已经变得空前贫乏。是的,这是一个经验贫乏的时代。而胡弦的启示性正与此有关。
经验问题最终必然落实为语言问题。
这种经验贫乏不仅指向了个体的日常经验,而且指涉写作的历史累积成的“修辞经验”。技术、资本、速度、城市以及媒介所形成的权势经验以及对日常经验、写作经验构成了双重遮蔽,甚至遮蔽程度是空前的,“来自同一个过去,却已无法 / 在未来中相遇:我们寻找的深刻性 / 被表面化。 / ——光线继续分解着它们,/ 而黑暗渐渐达到巅峰,以致 / 道路和手势都枯竭了。”(《石像》)。那么写作者所面对的显豁的境遇就是如何在经验贫乏的时代完成“自救”。而这一时代的诗人更愿意充当一个观光客,充当闹哄哄的采风团的一员,欣欣然地参观各种旅游景点,而稍微以为有点文化的则迈进了寺院和博物馆。但他们并不是用笔记录,而是更乐于让手机和相机来完成这一工作。而于此境遇下还能安心写诗且有所得有所为者,则必须是具备了特殊视力和听觉的人。快速交通时代诗人的“行走能力”几已丧失,但是仍兴致勃勃地制造出了大量的“伪地方诗”、“伪山水诗”——甚至更多还披上了民族和宗教的符号化的外衣。实际上包括胡弦在内都不可能改变整体性的生活方式以及行走方式,胡弦自己也写了很多“游历经验”方面的诗(比如组诗《北方谣曲》《藏地书》《发辫谣》等),但是诗人必须做到的则是差异性的内心体验方式以及观察角度并最终转化为属于自己的经验,“一个过客,随着情感深度的增加,对于你蓦然遇见的崭新事物,也可以一眼就认出你与它们的血缘关系,并继而成为风物之子。山川河流、人物谣曲,会带着意想不到的震动进入语言,甚至改变了我诗歌的节奏、样式、词句形象,这是一个诗人需要的另外的知觉,和另外意义的肺活量”(《诗歌创作谈》)。显然,这种“另外的知觉”和“另外意义的肺活量”都只能在极少数诗人那里获得。在此,能够找到或完成“自救之舌”的诗人只能是那些“诗人中的诗人”。
诗人之间以及日常中人与人之间可供交流的直接经验反而是越来越贫乏。就写作经验以及阅读经验而言,汉语诗人的窘境已猝然降临。在整体性结构不复存在的情势下,诗歌的命名性、发现性和生成性都已变得艰难异常,“许多事秘而不宣”(《在国清寺》);“岁月 / 只静观,不说恐惧,也从不说出 / 万物需要视力的原因。”(《卵石》)。说现代诗正在遭遇经验危机也许并不为过,甚至是前所未有的经验的贫乏。当然这种经验贫乏并不只是在汉语和这个时代发生,“意识到对经验的触目惊心的剥夺和史无前例的‘经验的缺乏也是里尔克(Rilke)诗歌的核心”(阿甘本)。无论是一个静观默想的诗人还是恣意张狂的诗人,如何在别的诗人已经趟过的河水里发现隐秘不宣的垫脚石?更多的情况则是,你总会发现你并非是在发现和创造一种事物或者情感、经验,而往往是在互文的意义上复述和语义循环——甚至有时变得像原地打转一样毫无意义。这在成熟性的诗人那里会变得更为焦虑,一首诗的意义在哪里?一首诗和另一首有区别吗?由此,诗人的持续性写作就变得如此不可预期。胡弦则在诗中自道,“比起完整的东西,我更相信碎片。怀揣 / 一颗反复出发的心,我敲过所有事物的门。”而每次和胡弦见面的时候,他都会谈到近期的写作遇到了一些问题,正在试图解决,比如他近年来一直在尝试的“小长诗”的写作(《蝴蝶》《沉香》《劈柴》《葱茏》《冬天的阅读》等)。流行的说法是每一片树叶的正面和反面都已经被诗人和植物学家反复掂量和抒写过了。那么,未被命名的事物还存在吗?诗人如何能继续在惯性写作和写作经验中那电光石火的瞬间予以新的发现甚至更进一步的拓殖?不可避免的是诗人必须接受经验栅栏甚至特殊历史和现实语境的限囿,因为无论是对于日常生活还是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修辞能力而言,个体的限制都十分醒目——“乱世之秋,豹子的视力是人的九倍。 // 想变成动物的人在纸上画鲸; / 不知该变成何种动物的人在梦中骑虎”(《童话》)。甚至随着个体写作时间的持续,诗人的眼力、听觉以及身体状态和写作手法都不断耗损,“在我身体隐秘的角落里,有只 / 小瓶子, / 一直在为我收集着苦汁。 / 当它隐隐作痛,我要弯下腰来, / 用手按住腹部。”(《胆囊》);“草丛上的惊涛无人识”。因此经验窘迫中的诗人如何能够继续发现和自我更新?毫无疑问,这是包括胡弦在内的写作者都必须正面的顯豁难题。晚年身患糖尿病的德里克·沃尔科特终于突破了经验的限囿而找到了自己语言谱系和意义织体中的耀眼的“白鹭”,“这些浑身洁白,鸟嘴发红的白鹭多么优雅, / 每只都像一个潜行的水壶,在潮湿的季节 / 茂密的橄榄树,雪松 / 抚慰咆哮的急流;进入平静 / 超越欲求摆脱悔恨,/ 或许最终我会达到这种境界”。(程一身译)。而只活了58岁的杜甫则在54时完成了独步古今的《秋兴八首》。在一个乡愁和乡土伦理在诗歌中近乎铺天盖地的时候,有哪个诗人能抵得上老杜的这一句“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当在终极意义上以“诗歌中的诗歌”来衡量诗人品质的时候,我们必然如此发问——当代汉语诗人的“白鹭”呢?胡弦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具体到我自己,年岁虽已不小,但总觉得现在的写作像一种练习,是在为将来的某个写作做准备。我希望把创作的力量保持到暮年”。是的,从精神视野以及持续创作能力的角度而言,诗人应该是一个能够预支了晚景和暮年写作的特异群类,就像瓦雷里一样终于得以眺望澄明。而就写作实践而言,胡弦在《葱茏》《春风斩》《空楼梯》《讲古的人》《平武读山记》以及《群峰录》《北方谣曲》《藏地书》等组诗正在形成这种典范意义上“元诗”的某些质素和构架。尤其是很多人谈论过的《空楼梯》这首诗,是一首关乎诗人的认识论、世界观、时间性、精神命运、语言秘密以及种种写作窘境和自救的“元诗”——关于诗本体的自证性的诗,同时转向“生活、转向诗人的自我以及自我意识”,“静置太久,它迷失在 / 对自己的研究中”。 空楼梯是物自身,也是一个意义未明的比喻,它的细节充满泛灵论的寓意:“ ……一块块 / 把自己从深渊中搭上来。在某个 / 台阶,遇到遗忘中未被理解的东西,以及 / 潜伏的冲动…… / ——它镇定地把自己放平。”由“空楼梯”和写作经验我想到Tieck在《生活的奢侈》中讲述的一个故事:一对情侣抛弃一切而生活在一个房间里,最终为了生火取暖干脆把连接外界的唯一途径的楼梯也砍掉了,从而燃烧起了类似于“纯粹知识”般的火焰。“他希望得到旧的经验的支持,就像一个站在地面上的人一步一步地把他高举,直到认知的最高层次;但他永远不能像我们这样,放弃了所有琐碎的经验及其阶段,正如古代印度拜火教,把它贡献给燃烧着纯粹知识的净化之火,而获得直觉经验。”而作为诗人,既需要这种直觉经验和“纯粹知识”,也需要现实经验和及物性词语的支撑。endprint
正是在意识到此种经验窘境,胡弦近年来一直在不断估量“词与物”的真正关系以及如何打破写作的惯见和经验。“词与物”的关系不只是单纯的语言学意义,与个人的修辞能力有关,更与考古学层面整体性的写作秩序、惯性思维、意识形态甚至政治文化(比如重复、套用、效仿)不无关联。但具体到写作实践(所见、所读、所写),这并非意味着诗人由此失去了“现实测量”层面的写实性或者呈现能力,而成为扶乩者式的看似神秘怪异实则无解的“纯粹知识”“纯粹超验”般的文字玄学。无论诗人是天才还是朴拙的普通人,都必须说“人话”——“精神并没有声音,因为有声音的地方就有身体”(达·芬奇)。尤其是在诗歌自身提升以及阅读能力普遍提高的今天,蒙人的诗或自欺的诗基本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从这方面来说,诗人更像是“望气的人”,于山川河泽莽莽草木中生发出精神的端倪和气象。与此同时,这一特殊的驻足凝望和辨别的时刻正是生命时间、自然时间和历史时间的叠合。而胡弦的诗歌也在向外观察、测量并作出精神上的回应,但本质上而言他的诗歌方式更近于室内的枯山水和浓缩版的精神风暴。“词与物”的关系必须是个人的现实化与历史化的同步,尤其是在“旧经验”(比如“乡土经验”)受到全面挑战的语境下,“词与物”的关系不时呈现为紧张的一面——甚至有些“词”“物”以及连带其上的经验被连根拔起成为永逝。由此,挽歌和夜歌就出现了,“老火车启动,嗡嗡声 / 像由积聚在岁月里的回声构成。// 它加速时,某种多余 / 而无用的悲伤,将水杯晃动。// 大地旋转,在创造一只掌控这旋转的 / 看不见的手。/ 无数事物消逝:寒星、小镇、孤灯…… / ——乌亮的钢轨伸入远方,仿佛 / 从不曾有人世需要它牵挂。 ”(《窗外》)。暮色和逝去的年代成为同构之物,追挽和沦丧成为很多诗人尤其是具有乡土经验诗人的共同命运——“乡村屋顶,如锈蚀的簧片一闪而过…… / 列车隆隆奔驰。微弱之爱, / 如高悬天顶的一颗小星。”幼年时期开始的乡土经验已经成为精神成长史的重要部分,尤其是此后这种经验遭受到更为强大的其他权势经验挑战的时候,其失落、尴尬和分裂感就随之发生。“权势经验对道德经验的抵触。曾经坐着马车上学的一代人如今面对空旷天空下的乡村,除了天空的云彩一切都变了,在毁灭和爆炸的洪流般的立场中,是那微小、脆弱的人类的身体”(阿甘本《幼年与历史》)。由此,我们会发现胡弦诗歌的深度经验在多个层面和路径上的展开,当然展开的过程因为受到“权势经验”的规训而显得艰难,比如地质构造和山水自然的冥想者、笔记体的拟古的人、自白书、读心术、劝世的药方、浮世绘的日常传奇、地方的风物考辩(苏北和江南的对跖点)、左右互搏的精神自审、时代车窗的擦拭者等等。从时间的焦虑性而言诗人更像是钟表店的校对师,尤其是在“新经验”“旧经验”所对应的“新时间”“旧时间”之间形成龃龉甚至撕裂的情势下,“每次拨正指针, / 你都有些茫然,像个从远方 / 重新溜回生活中的人。 / ——最准确的一刻总像是 / 陌生的:掩去了 / 许多你刚刚看见的东西。”(《准确时刻》)。这不仅需要诗人以“分身术”对日常经验、历史过往经验以及写作内部经验的拨正,而且需要诗人具有深度意象的凝视能力以及对日常甚至自我的语言转化能力,从而重新融合后形成修辞学意义上的震惊效果的“新质经验”。无论是自陈性的诗,还是叙述性甚至戏剧化的诗,实际上都必须完成的工作是让遮掩、损耗、闭合、沉默、未知甚至宿命性的事物重新开口说话,“一首诗的诞生,正是为了收拾楼梯上那份事后的空寂。”胡弦是一个深情的讽喻者,也是现实世相的寓言讲述者(最具代表性的是《高速路边》)。整体上而言胡弦是一个慢跑者和“低音区”的诗人,声调不高却具有持续穿透的阵痛感与精神膂力。胡弦既是宽怀、木讷的,也是冷静、焦灼的,尖锐、机敏的。正如一根带锯齿的草,在测量着风力和风速,也在验证和刺痛着踩踏其上的脚掌。诗人不只是在寻求世界的“异质感”,也是在寻求历史风物踪迹和精神世界深隐的“真实”。真正的诗歌并不是看起来怪诞和目迷五色,而应该是朴素的,甚至在特殊的历史和诗歌文化语境下,“朴素”也可能成为一种先锋,“求新成癖的时代,朴素更令人陌生”(陈超)。由此,诗人既是一个遥指历史的人,也是现场的指认者。诗人可以直接回应、自明自身,也可以采用深潛的障眼法。经验与超验、智性与直觉、抒情与叙事在一个具有综合能力的诗人这里是不可二分的。还必须予以强调的是,这是一个“抒情诗”普遍遭受到了贬抑甚至抵制的时代,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抒情诗”就失效了,而是从“现代性”和经验的复杂性以及诗歌本体的边界拓展而言,分裂、尴尬、怪诞和孤独、阵痛、虚无的体验都更需要一种综合性的修辞,即使是“抒情”也必须具有复杂和深度,因为“任何抒情诗都是靠相信可能得到合唱的支持而存在着的”,“抒情诗只能存在于一种温暖的氛围,存在于一种声音上绝对不孤独的氛围。”(巴赫金)
而对于当代诗人而言,最大的挑战必然是时间所带来的“未完成性”。这不只是与个体时间、命运遭际、现实渊薮和历史法则有关,也与当代汉语写作的当代性有关,“又一个时代过去了, / 香樟树是未亡人。”诗人的“自救”在经验贫乏的时代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当代宿命。也许,只有同时代人的“异质性”、不合时宜的立场以及持续性的发现精神才能够在诗歌写作中自明正身。可惜和遗憾的是,这个时代的汉语诗人更多为我们提供了诗歌之外的“惊异”“陌生”,而忽视了一个重要作家所说的那句真理——“一个作者只有作品有价值,因此我不提供传记资料。”
作者简介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现任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著有专著《尴尬的一代》《变动、修辞与想象》《无能的右手》《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从“广场”到“地方”》(上、下卷)等八部,著有诗集《怀雪》《一个人的和声》,合著《中国诗歌通史》《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文学现场对话录》。曾获《南方文坛》年度论文奖、《山花》2015年度批评奖、《星星》年度批评家、《诗选刊》年度批评家、首届建安诗歌奖、首届刘章诗歌奖等奖项。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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