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者

王爱

她坐在那里，梗着脖子，头往前伸着，低垂双目。双手朝外摊开，平放在膝盖上。右手大拇指放在中指根部，手掌略微上翘，一动不动。像闭关修炼的隐士高人，又像掐指默算的神仙菩萨。可惜她顶着一蓬枯草般的花白头发，表情怨怒忿恨，没有拈花的静谧安详。那张脸让人看得难受，我甚至有意无意避开她的眼神，我不想解读其中的内容。实际上，她给我们带来不安和烦扰。

四年前的一场火患主导了她的悲剧，她在每一个场合都反复提及并展示她的双手。寒冬腊月，衣物穿得极厚，屋里又停电。她生煤火做饭，酒精接火。她慌张，双手打火，却没有及时脱掉衣服。衣物着火后迅猛燃烧，皮肉翻卷炸裂。剧痛之时，她闻到了油脂溢出的香气，那种味道让她很久以后都不敢再吃猪肉。在医院抢救时，脑壳肿胀如雷，日夜喊叫不休。急火攻心，侵入五脏六腑，一夜要吃几斤梨子、几瓶开水。医生说要截肢，不然救不回来。她陷入魔障和恍惚中，歇斯底里地阻拦，情愿自杀也不准割掉她的双手。期间多次病危，几乎死去又活过来。四个多月后，她才能下床走动，全身瘦到只剩一副骨架。

复述完这段经历后，她总结道，多亏她心好，年轻时善事做得多，积下德才让她逃过这一劫。我赶紧恭维她，说她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她对这句话不置可否。火灾带给她的后遗症显而易见。用她的话说，一双手被酒精烧坏了，血管不通，用不上力。煮一碗稀饭，炒一个菜，不能吃到嘴里。手端不住碗，一端碗，像被针扎，一年打破无数碗碟。心火旺盛，时常口干舌燥。对此，她夸我，说我善良有礼貌，对人客气。因为每次只要她一来，我就主动放下手中的事情，给她泡茶递水。而她必须不停地喝水，才能遏制体内暗自涌动的熊熊烈火。

她接着说，一年住三四次医院。三百多天里，没有一天好日子。一身大大小小的病，支气管炎、哮喘、心肺脾肾有问题、风湿麻木、十二指肠炎、高血压……我猜想，她把她所知道的常见病症都说出来了。关键是眼疾，眼中有一团雾，视线模糊不清。经常摔倒，手脚都摔断过几次，有一次连尾巴骨都摔断了，痛得受不了。可是没有办法，不把这个证办好，她日夜不宁。“如果我为这件事，摔出个好歹来，看我不找你们负责。”她说完后，意犹未尽，悠悠地添上一句，好像我们是导致这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

这些过往我仔细听完后，就该进入正题了。她每日来，都严格戴着口罩，穿一身青布衣服，鞋袜干净。说话时，就将口罩拉到下巴处，露出那张令人畏惧生寒的嘴。毕竟，她年轻时精明能干，她的善良勇敢，她的成功和受到的灾难，她在每间办公室都说过，对每个工作人员都说过，每日来了便要反复说。我们听过无数次了。听到心里厌倦，不堪烦扰的时候，就不得不走出去，暂时避开她，或者打断她，转换话题。走出去是明智之举，接过她的话来询问正事才会让人后悔不迭。她完全不是一般人眼中普通老太太的固定印象，慈祥、温厚或者老实笨拙。她伶牙俐齿，唇枪舌战，胡搅蛮缠，偷换概念，把死的说成活的，把黑的说成白的。大家难免在她的“机关枪”中垂头丧气，举手缴械。连最能言善辩，脾气和顺，擅长做思想工作的人都束手无策，败下阵来。每次好话说不到两句，她就习惯性指责残联欺人太甚，做事过分。大家看见她，都绕道走。唯有我，无处可去，她就坐在办公室里喋喋不休。我若不堪忍受，偶尔搭一两句话，她就好像找准了靶子，朝我一通扫射。这时，她会立刻忘记我刚刚才给她端茶送水，得过她的赞扬。我成为图谋不轨、陰险卑劣的小人，对她绝非好心。

她极少有安静不闹的时候。她滔滔不绝，陈述她的不幸和不公正的遭遇，如魔音入耳，让人万念俱灰。你要是搭腔，只能顺从她的意思。但是你不能给她解读政策，讲述程序，不能要求她照章办事。否则，你就是心狠手辣的刽子手，是居心叵测的阴谋家，是冷酷无情的毒蝎子。

“良心坏透了，你真是心毒。”她第一次这样说我的时候，我心里不免颤抖了一下，活了这么久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评价。后面，便渐渐对她的指责免疫了。有时，她也会讲道理。下班时，我急着关灯关门，她兀自不动，我委婉地提醒她。她暴怒起来，认为我有小人之心，她不是小偷，也不稀罕屋里的东西，绝不会拿走哪怕一张纸。我赶紧澄清，说不是担心财物遗落，而是怕她独自留下有个闪失，我担待不起。她听后没作声，过了一会儿，开始收拾东西，慢慢离开了。这是她唯一听从我的建议，没有质疑和反驳的时候。

为了让我们相信她不是无理取闹，她一百零一次说起年轻时的辉煌。她曾在一次早起谋生途中，意外拾到一个厚实的钱包，里面有银行卡和各种证件若干，现金厚厚一叠。她连数都没数，就全数交给了警察。后来失主找上门来，要重金酬谢。她分毫没收，哪怕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此事足以证明她不是一个贪图小利、见钱眼开的人。她道德高尚，来到残联，所表达的诉求也合理合法，有根有据。

我们的交流从来没有顺畅过，时常因为她的愤怒和辱骂而中断，期间也夹杂着争执和辩解。我从这些对话中艰难地理着线索，试图还原她人生中一些至关重要的片段。

年轻时，她家境窘困，日子过得很苦。丈夫老实懦弱，不管事也帮不上忙，全靠她半夜起睡五更，勤奋拼命，才将三个孩子拉扯大。太累了，才累出如今的一身重病，她没提到那场火灾。其实，火灾过后，她被医院评为肢体四级残疾，半个月后，她高兴地从办证窗口取走了残疾证。那是三年前的事情。因她的残疾等级不足以让她领取每个月两百元的重度护理补贴和生活困难补贴，她觉得深受欺辱，扔掉残疾证，开始不停地在各个部门之间奔走纠缠。

“我现在就是个废人，等于死了没埋。”她猛地喊叫起来。试图以自身的悲惨来博得大家的同情，对她的要求大开方便之门。

基层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说，他们没法给她申请补贴。按照政策，她家境不错，不在贫困线以下，儿女都有赡养能力。况且，她的级别也达不到领取标准。“去找残联，要残联给你升级。”

残联说，要升级可以，得先去医院鉴定，医生认为她的残疾程度加重了，残联就有依据制证。可她想省掉一切步骤，逼着残联直接给她升级出证。她不理解，她吃了如此多的苦，受了那么大的难，残联为何视而不见？残联应该直接把证明她残疾的证件送到她手里才对，居然还要她走程序？

问题就在这里。对残联来说，办理残疾证必须按规章制度和程序，通过残联指定的县级以上人民医院有资质的医师鉴定，定级定类型，残联办证窗口再据鉴定表审核、制证、发放。可她认为，让她去医院鉴定，就是想再杀她一次。

病和残通常互为因果，但二者之间其实有一条界线。哪个老年人没有一身病痛呢？病症只能作为残疾的佐证，但不能等同于标准。疾病是有可能痊愈的，不一定会造成残疾。她认为，她一身重病且多重残疾，烧伤的手和微弱的视力加在一起，足够定一个重度了，根本不需要检查。可是我国残疾评定标准中，多重残疾分级按所属残疾中最重类别分级标准进行分级。她说的眼盲不能视物也有夸张的地方，她每天独自一人从家中坐车到县城，再到残联五楼的办公室，准确无误，雷打不动。我见过太多视力障碍的人，要是有她一半快捷顺利，或许他们的苦难要减少很多。

双方僵持不下，她一直强调不是来强讨蛮要。她的证据是人民医院有鉴定材料，但是医生不敢填。她让十五岁的孙子看过，说证明材料上残疾一栏明明打钩了。她摸索找出一张皱巴巴的纸。那张纸来历不明，既不是医院的鉴定书，也非来自残联，可能是某个做摸底工作的部门出具的一张证明，根据她的四级证件在残疾一栏打的钩。她认为，一二级可以领钱的才是残疾证，三四级是残联用来骗人的假证，哄鬼而已。她无端相信那张纸的权威性，不去求证问询，反而归咎于残联。

没错，打钩，证明她是残疾人，可是要升级，得让医生重新鉴定啊。工作人员试图讲政策、讲道理，试图跟她沟通。残疾证分视力、听力、言语、肢体、精神、智力、多重七个类型，每个类型有四个级别，其中一二级为重度。医生没有给她定级定类型，残联怎么出证件呢？

“医院不给我鉴定。”

“医生不给你鉴定你得去找医院，不是找残联。”

“医生不敢鉴定。”

“医生为何不敢鉴定？”

“残联威胁医生要是给我鉴定，就要找他。医生怕残联。”

“只有医生才有鉴定资质，定级、定类型是医生的本职工作。医院和残联是两个独立的机构，履行各自职责，不存在谁怕谁，残联更没有资格找他。再说，残联无人跟你相识，跟你素昧平生、无冤无仇，为何要干涉你去医院做正常鉴定？”

“就是，我也想问问，我跟你们无冤无仇，你们为何如此心毒，欺负我不识字，欺负我看不见？医生是好人，人家同情我。哪像你们心思歹毒，欺负老实的老年人。”

她巧妙地接过话题，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们沉默不语。这时候，通过求证医院和户籍所在地政府部门，大家已经知道事情的真相完全不是她所讲的那样。她对法律和国家政策是了解的，对本县残疾人办证程序也是熟知的。早在第一次拿证之后，她就一直在乡级政府部门反复争辩。经过多次调解无果，最后找到我们。她深知按照正常程序，无法得到想要的结果，因此拒绝到医院评残。

“我一身病痛，连二级都评不上。有残联，还要医生定级。还想喊我再去医院。医生可不像你们这些坏良心的。”

她突然撒起泼来，理直气壮地斥骂我们。也许旷日持久的住院经历带给她的创伤太大，在生死之间徘徊，深受疾病折磨，在痛苦中沉沦挣扎，对再去医院做鉴定就深深地厌恶、恐惧。我们给她解释鉴定的程序，安抚她，做一下检查其实并不会给她带来额外的痛苦。她完全听不见进去，反复说医生拿激光笔照射她的眼睛，照了一次又一次，那个过程让她的眼睛痛得流出血来，让她生不如死。她对此心有余悸。谁要是再让她去医院做鉴定，那就是捅她一刀，就是让她去死，就是想再害她一次。然而说起医生来，或许是曾经救过她的性命，她对他们充满好感。她多次拿医生来跟残联的工作人员作对比，我们在她眼里是十恶不赦的人。

她绘声绘色地描述之前办证的经过，办证人员如何在没有仔细对照医院的鉴定的情况下，就随便给她弄了一本不起任何作用的假证。办证人员敷衍了事，态度恶劣。即使她看不清楚，也能猜想出办证人员脸上不耐烦的神色和不屑的表情。她甚至假想出旁边站着一些旁观的人，知晓一切内情，但是无可奈何，眼睁睁地看着办证人员欺瞒她。她满心欢喜地拿证去申请补贴，被告知达不到要求，她接着去找医院。最初，说明她还是在按程序处理事情。然而医生认定她达不到重新鉴定的标准，拒绝给她鉴定，让她去找主任。可是那只是搪塞，就像医生说不敢给她鉴定一样，同样只是被逼无奈的搪塞之词。他们没有告诉她去哪里找主任，主任姓什么、叫什么。她在那里坐了很久很久。后來她才知道，那个在她前面走来走去的人就是主任，他身后还跟着一个年轻的助手。他们都知道她的情况，可是没有一个人主动前来搭话。直到他们走了，才有人告诉她，刚才那个人就是主任。

医院里主任避而不见她的过程，给了她充分的想象空间。似真似幻的场景，模糊的光影，旁观的人群，欲言欲止的医生……他们受到了不明缘由的威胁，爱莫能助。通过想象，她勾勒出一场由残联策划，仅针对她个人的阴谋，她是最完美的受害人。

既然是迫害，她当然不能逆来顺受。假如你要从她嘴里问出不敢给她做鉴定的医生是哪位，或者那个前去偷偷威胁医生的残联工作人员是谁时，她便一概用看不见、不认识为由回复。既然连对方是谁都搞不清楚，怎么就相信他们而不相信残联的工作人员呢？她的理由是医生的良心不坏。

一番争执下来，双方偃旗息鼓。但她还要来一遍总结陈词：你们同意，我不同意。你们依那个程序，我就不依。我有根有据，你们不要讲横话。医生不敢填，那是他们良心不坏，不乱填，哪像你们这群万恶毒辣的杀人犯、刽子手。

她几乎是舌战群雄，以一己之力骂得我们无法还口。说实话，大家被她弄得哭笑不得。跟她有理说不通，便旁敲侧击打听她的家人。问及儿女，她语焉不详，顾左右而言他。隐隐觉察到，家里人大概也对她敬而远之。丈夫耳背，一生受她吩咐控制，只肯老老实实做事，其余任凭她折腾。儿女各自成家立业，冷漠地放纵着她的一切行为。好像她不是妻子、母亲，也不是某个人的祖母。这个人跟他们无关，他们也管不了她。工作人员明确表示，与她沟通不畅，想要找她的家人谈谈。她听后勃然大怒，认为残联欺负她不算，还想作践她的儿孙。儿孙有工作、有学习、有生活，没有义务来受我们的教诲。

经过多方联系协调，她所在的社区来了两名工作人员。他们一直苦笑，不用我们多作介绍，表明她的辉煌战绩他们早已深刻领教。她看见他们，却显得异常温和顺从，只低声嘀咕了几句，便跟他们回家了。可是第二天，我们万万没想到，她又准时前来报到了。她的脸上还透出一丝讥讽和狡黠，似乎我们的小伎俩唬弄不了她。提议陪同她去医院鉴定;假如她不愿去医院，也可联系医生上门鉴定;或者让她家人前来交流沟通，协商解决此事。这些意见全部遭到她激烈反对。

总之，还有无数件重要的事情亟待处理，而她的事，迟迟悬而未决。这种找不到解决途径的对峙似乎没有尽头，双方都显得精疲力竭。我便一直焦虑。在面对她的指责和控诉时，我不停地抠指甲、绞头发。我天真地以为，任何事都是可以沟通的。通过交流，让她放下心结和戒备，诚心诚意地接纳我们，听从我们的建议，直到事情圆满解决。我想让她相信，我们并不是坏人，这个世上，也没有人无缘无故就想害她。

在持续两个多月纠缠而无所获后，她可能受到了某些高人的指点，改变了策略。她变得彬彬有礼、谦逊和顺，感叹我们工作辛苦，事务繁杂，把大家挨个夸了一遍，坐在那里不吵不闹。一时间，办公室里其乐融融，宾主均欢。这给我们一个错觉，以为她是可以沟通的，然而一经尝试，我们便发现，她仍旧是原来那个她。

事情走到这一步，我突然发现，她或许因为伤痛的经历难以忘记，才变得如此偏执、不近人情。她多少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精神隐患，自认为自己活在一个充满恶意的包围圈里，残联理应成为她发泄怒火、转嫁仇恨的最佳通道。或许，因为老年人的孤独，因为难以摆脱的往日阴影，她将此事当作活下去的动力，倒忘了最初来的目的。

一个星期中，他总要来那么一两回。他翘起二郎腿，装模作样地看报纸，十分认真投入。有好几次，我看着对面的他，都会生出羞愧之心来。我们轻而易举地拥有这些报纸，却没有人哪怕将眼光在那些铅字上稍微停留一下。我们没有珍惜过这些报纸，对这上面的长篇大论、小叙小议的新闻没有丝毫兴趣。我们沉溺在网络中，享受着快餐文化带来的便捷和轻松。可是，他不同，他目标明确。每次进门后，迅速找到室内所有报纸，摞在长椅上，大模大样地坐下，展开细看。但只要我离开一会儿，再回来时，他就不见踪影了，连同所有的报纸，简直防不胜防。他反应之灵敏，动作之快让人咋舌。我便后悔刚才的自惭和矫情，难堪到恼羞成怒的地步。下次他再来，故伎重演，我便不再感慨。通常会沉下脸来，不给他好脸色。

平素看来，他带着跟红军帽类似的圆形帽子，只不过那上面没有五角星。他穿着旧式中山装和解放鞋，口袋上别着两只钢笔，衣着极其简朴，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常见的老干部形象。若非跟他长久打交道，你不会看出他的异样来。附近几乎所有的机构，都很难将他拒之门外。轮流拜访这些部门，是他的日常行为。他背着背篓，里面装着水杯，甚至还有一杆秤，像那些到各家各户上门收垃圾做买卖的人。

他不是来办事的，就是到各个部门取报纸的，堂而皇之明目张胆地取。他珍惜报纸上面的每一个字，常常读得沉迷。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他读一会儿，趁工作人员分神之际，轻飘飘地问一句，反正这些报纸我们也不看，放在这里也是浪费，不如让他带走，他要回去好好读。他不等人答复，就将那些报纸统统抱进他的背篓里，背起就走。大多时候，他甚至连问都不问一下，进门随便打个招呼，自言自语的功夫，办公室里所有的书籍报刊就被他收入囊中了。尤其是中午，大家吃饭或者午休去了，他多半不问自取。等人回来时，桌子上已整洁干净很多。有时候，他取报纸连带会碰掉一些其他的东西，这种行为和态度当然惹人不快。正撞见时，免不了说几句，指责他这样不对。

“小老百姓可怜，没钱买报纸，你们反正也不看，我看看犯法了？”要不就是：“这是公家的东西，又不是你私人的东西，你管得宽了。”他一句话就将人唬住了，只能任着他胡来。看着他将办公桌上的报纸一扫而空，假如他不慎将重要文件和笔，还有一些办公用具也扫进背篓时，就要及时制止。否则，他一会儿就会背着背篓离开了。

后来，便逐渐听闻了他的许多事迹。比如他的风流和癫狂，他年轻时的许多荒唐事。他并不如他表现的那样可怜，甚至到了买不起报纸的地步。他从一家效益很好的单位退休下来，每月拿着数目不菲的退休金。他家境优越，常年独自生活，钱财上的充裕要好过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但他这个奇怪的嗜好谁也无法解释。他背着背篓，每月轮流去各个单位拿取报纸，一背篓一背篓的背回家。那些报纸大都雷同，远远超出他的阅读需求。便有人指責他借着看报纸的由头，实则是将报纸收集起来运到垃圾站卖掉了。这事看起来匪夷所思，从不设防的办公室是他来去自如的菜园，但没人愿意跟他较真。

他每隔一段时间就来报到一次，大约持续了两年多。他从墙面上的人事栏中找到我的名字，从此在楼梯间碰见时，就会理直气壮、声音洪亮地叫我。我看不惯他那种随便拿东西的行为，也看不惯他那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样子。有好几次，他叫我，我心里气不过，便不应他，只埋头走路。他也不生气，照旧嬉皮笑脸地喊：“小王、小王，你对人民群众的态度要好点。听说你文采好，你看，我爱看书看报，我们在这一点上是同道。”他这样说，我便不得不违心地停下脚步，跟他寒暄几句。

其实我们私下猜测过他的精神状况问题，他也许在某个地方出了一点毛病。但按照自愿办证的原则，他没有提出过申请，没有主动办证的意愿，也从未出现过妨碍他人或者生活难以为继的困境。即便知道他经常做一些无伤大雅的事情，大家也就一笑了之，没把他当一个病人来看待。

若不是某一日看见堆积垒高的报纸，我不会觉察到他很久没来了。作为报纸清道夫，他的缺位映衬出办公室的杂乱拥挤。我不得不从工作中挤出一点时间来，整理、捆扎，再打电话给收垃圾的人，让他们上门拉走。几年过去了，他再未出现。每整理一次报纸，我便想起一次他来。我猜想种种可能，多方打探他的消息，然均无所获。人事繁忙杂芜，谁有空闲去关注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呢？

有一次心血来潮，尝试着将我知道的名字输入到系统中，那上面果真有关于他的记录。姓名、籍贯和家庭住址后面，赫然出现“精神四级”的字眼。尘埃落定，我如释重负。或许他的家人终于重视到他的问题，担起了监护职责，他便不能再自如出入各个单位了。我想起他的次数越来越少，只是多少带有一点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