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的芭比

安·杜西尔

译／马海良

在1950年代和二战的影子下成长的孩子们自然想玩战争的游戏，这其中也包括我的两个黑人兄弟和我自己。我们模仿从收音机上听来的和从我们家崭新的落地式摩特罗拉黑白电视机里看来的事情。在那些战争游戏里，人人都想当盟军，那是些大无畏的、所向披靡的白人男英雄，他们使民主在世界上不受威胁，而且再次把我们从黄祸中拯救出来。当然，谁也不想扮演敌人——敌人往往不是德国人或意大利人，而是日本人。因此，敌人成了看不见的人，更恰当地说，一直是看不见的人，隐伏在草丛里，我们把棍子用作步枪，向他们射击，假装用刺刀戳他们。我们高喊“抓住那东西!”我们几乎不明白自己说的是什么意思，根本不懂得我们的这种儿童游戏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感情，这个民族即使在它比较美好的战前岁月里，也没有把它的亚洲移民视为自己的公民，没有把移民们生在美国的后代视为自己的同胞手足。

我们的谩骂也许只是一种幼不更事的模仿，然而一个夏日的下午，母亲生气的声音永远打断了我们的谩骂；她穿过打开的窗户斥责我们：“不能说东西。马上打住。那不好。你们说的是日本人。日本一人，明白吗?再不要让我听见你们用别的叫法喊他们。”那天晚饭后，她给我们上了一课，不是让我们知道日裔美国人的历史、非正义的拘禁或广岛的恐怖，只是让我们知道在我们叫喊的名称后面，有一个真正的民族；那种叫法总是会伤害某个人，总是会损害某个人的美德。我们幼小的心灵被引领着走过一段从“日本佬”到“黑鬼”的简短旅程；那时幼小的我们还不懂得所有此类贬义词的来源和要义，但是已经能够明白这样的一个词会带来痛苦。

我不敢说这次早期的经历消除了我的偏见，但是它有助于成长中的我豁然意识到自己的“不同”地位，意识到这种标签对其他人的排斥。然而应该说明的是，我对自己的差异的意识不仅因为家长的介入而得到认定和证实，还因为我长大的那个小镇的可怕的同一：几乎清一色地住着自人。我周围的大人都是白人(只有我的父母除外)。我的玩具娃娃像周围的其他绝大多数事物一样，也是白色的：贝特西·威特西，小泪蛋，玩友潘提。

现在当我想起早已过去的那些儿时旧事时，似乎最突出的一点是我当时竟然没有注意到玩具娃娃身上没有黑色，而那是我自己天天如此的最醒目的标记啊。我的童年大都沉湎于奇思幻想，完全交托给虚拟物的王国，既没有注意到、也不会在意我的玩具娃娃与我不相像。我甘愿投入并相信的那个虚拟世界完完全全是白色的，就是说，我捏造了一个“我”，我想像出一个“我”，在我五彩缤纷的梦幻里的自我并非像我一样是黑色的，而是像我的玩具娃娃。在我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童年时光里，那个黑色的他者就是我的自我，但是只能被想像成没有面孔的、遥远的和完全陌生的自我，就像我们的战争游戏里作为他者的外国人的身体。

如果说我小时候的日本和非洲仍然是想像不到(更不用说涉足)的地方，那么今天的孩子们却能在游戏中随心所欲地畅游四海，即时地、举手而来地见到自我和他者。还有许多主要的奇幻制造者们告诉我们这类事情，如迪斯尼公司、哈斯布罗公司和曼托尔公司，特别是它们的G．J．乔(黑白影视中的男性“动作人物”)和芭比(现在有各种肤色和种族的芭比)；它们对跨文化教育贡献出了包括阿拉丁少年在内的许多玩物(电影，录像，玩具娃娃)。

许多主要的玩具制造商都有一种全球眼光或日近视眼光，把这个全新的世界建构成一个可以消费的具有文化差异的小东西。这种普遍化的近视也许在芭比玩具娃娃的生产、销售和消费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清楚。据曼托尔公司估算，三到十岁的女孩子百分之百地认识芭比这个品牌，其中百分之九十六的女孩至少有一个自己的芭比娃娃，大部分平均有八个。那些玩物在过去五年里飞速增加，目前全世界的芭比人口已达八亿之众。仅1992年卖出的芭比及其附属物品就达10亿美元。去年，芭比娃娃平均每周卖出一百万。

时下的芭比热，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玩具娃娃及其市场营销中新的跨文化指向的发展所产生的结果。1990年秋天，曼托尔公司宣布了一项新的促销策略，公司将在广告中“走多民族之路”，为已经热销的芭比娃娃制造它的黑人和西班牙人版本，并为之发动一场广告运动。尽管早就有黑人的、亚洲人的以及拉丁美洲人的芭比，但是在1990年秋季之前，曼托尔的印刷品和电视广告里只见白人芭比。在《新闻周刊》所称的对异族开支能力予以资本化的过程中，当市场调查显示大部分黑人和西班牙人消费者对公司的异族芭比一无所知时，曼托尔便开始在“非洲中心”的出版物如《本质》杂志和以拉丁语为主的表演节如“培朴普拉塔”(Pepe Plata)中，为跨文化的芭比投放广告。据《新闻周刊》援引的工业分析数据，这种目标明确的广告是非常漂亮的一招，因为“西班牙人每年要买1700亿美元的物品，黑人花的钱更多”。据报道，在这次针对异族的广告战役之后的一年里，黑人芭比娃娃的销售额确实翻了一番。《新闻周刊》的记者说：“异族的芭比爱好者们现在可以按自己的形象去做梦想”。

芭比娃娃是曼托尔公司的创立人鲁思·汉德勒发明的，名称取自他女儿的名字。曼托尔在1959年美国玩具博览会上推出芭比娃娃，此后一直是美国玩具市场的真正力量。第一批芭比娃娃是照着一个性感的德国玩具娃娃和名叫莉莉的喜剧脱衣舞女的样子设计的，一律白色；1967年，首次推出了黑色的芭比娃娃，叫作“有色人弗朗丝”。“有色人弗朗丝”就像前一年推出的“白皙娃娃弗朗丝”一样，可能是芭比的小堂妹。白色的弗朗丝是按好莱坞的吉列特的形象设计然后推向市场的，一直有着国际性的反响，但是有色的弗朗丝却注定不会取得像其原型那样大的成功。“黑色是美丽的”，诚然是民权运动和黑人权力运动的主题，它也许本来是为美丽的黑色玩具娃娃暗示一个潜在的市场，可是有色的弗朗丝确实卖得不好。

伊夫林·勃克哈特是加利福尼亚帕罗阿托芭比名人纪念馆的主人、操作者和馆长，16，000个芭比娃娃在这里安家；勃克哈特把有色的弗朗丝的商业失败归因于时代的种族观念大气候。玩具娃娃的购买情况似乎反映了在全国其他地方也能感觉到的对取消种族隔离运动的抵制。有色的弗朗丝所隐含的与白色的芭比的亲缘关系所表达的不是取消种族隔离，简直是人种混杂；这种虚拟的种族混合可能妨害了有色弗朗丝娃娃的真正的市场价值。《芭比：美国玩具娃娃的三十年》的作者辛西娅·罗伯茨坚持认为，有色的弗朗丝所以不受欢迎，是因为它的头发太直，而且显露出高加索人的特征，她的观点现在看来似乎比那时更容易让人接受。曼托尔公司把第一个黑色芭比叫作“有色的弗朗丝”，这决策本身无疑也促成了这个玩具娃娃的退位。在民权运动和黑人权力运动蓬勃开展的形势下，使用“有色”这样的一个过时的、甚至是

种族主义的词语，这表明尽管弗朗丝也许是“现代的”，但是曼托尔却仍然没有走出那个蒙昧的黑暗年代。总之，黑人和白人爱好者都不买芭比的有色亲戚的账，曼托尔于是在1968年把这种玩具娃娃突然从市场上撤下，代之以一个叫作克里斯蒂的黑色玩具娃娃。

在整个六十年代后期，直至七十年代，出现了许多黑色玩具娃娃，其中朱莉娅娃娃是按照黑人歌唱家和女演员黛娜安·卡罗尔扮演的一个电视剧人物形象设计的。然而直到1980年，曼托尔才推出了名字也叫芭比的黑色玩具娃娃。今天，芭比娃娃终于呈现出各种肤色、种族，它们大部分看上去都与其白色芭比原型非常相像，只是加了些颜色的调整和服装的变化而已。牙买加芭比，尼日利亚和肯尼亚芭比，马来西亚芭比，中国芭比，墨西哥、西班牙和巴西芭比，等等，我要说的正是这些假冒跨文化的“世界的芭比”。在我看来，这些玩具娃娃象征和表征着多元文化主义在当代商品文化之下的处境：它已经成了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一条简单而利润巨大的途径，因为欧洲中心主义表面上给了我们文化的多样性，但是失去了种族差异的特殊性。

如果我能在此列出当前芭比的九十九种肤色、文化以及其他存在形式，那么它的那种决不松动的同一性(至少是相似性)就会立刻昭然若揭。甚至两个就可以达到目的：例如白色的“我的第一个芭比”和黑色的“我的第一个芭比”；或白色的“西部快乐芭比”和黑色的“西部快乐芭比”。它们除了染色不同之外，其他都是相同的，同样的身躯、身高、身材和衣着。或许我应该说差不多相同，因为在某些例子中、特别是在黑人和亚洲的芭比身上(亚洲芭比千篇一律地斜着眼睛，而黑人芭比则都是厚嘴唇)，色调和其他方面的细微变化仅仅显示出编码形式不同的面部特征。

在其他例子中，当芭比跨过与种族界线相对立的文化界线时，使一个异族群或民族与另一个异族群区别开来的不是肤色，而是服装。例如，尼日利亚和牙买加都是用褐底色的身体来代表的，但是穿着不同的民族服装——或者说曼托尔公司设想的那种土著服装。除了服装上的一些其他变化之外，这一类属的黑色身体就变成了西部快乐芭比或海洋芭比或沙漠风暴芭比、乃至总统候选人芭比，顺便还有南希·里根的那种参与事情时穿的红色套装，以及红的、白的和蓝的各种典礼舞会服。许多亚洲类属的玩具娃娃也是这种情况，有时叫作基拉，穿着各种界定民族差异的裙子。换句话说，就芭比来看，衣服不仅是打扮女人的，而且标明了种族和或文化的差异。

时下对黑色或有色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的迷恋是1920年代的原始主义的当代翻版吗?跨文化主义对于后现代主义就像原始主义对于现代主义吗?在我看来，它们是用以说明我的观点的绝好工具：跨文化主义已经瓦解成多元主义，只会增加已经被建构出来的他者，丝毫不会触动西方文化的根本戒律和范式，或者就曼托尔的情况而言，不会改变它的模子。

黑人心理学家肯尼斯和玛米·克拉克在1940年代进行过突破性研究。克拉克夫妇用黑色和白色玩具娃娃来揭示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对黑人儿童产生的消极影响。在面对黑色玩具娃娃和白色玩具娃娃之间的选择时，被调研的将近百分之七十的黑人孩子选择了白色玩具娃娃。在虚拟物的王国里，一个黑人孩子选择白色玩具娃娃必然反映一种否定性的自我概念。但是在霍普森夫妇(临床心理学家，俩人合著有关于种族主义的研究专著《不同和奇妙：在有种族意识的社会里抚养黑人孩子》)看来，克拉克夫妇的研究仍然是令人折服的。他们于1985年重复了克拉克夫妇的玩具娃娃试验，发现参加试验的黑人孩子中选择白色玩具娃娃的竟然占百分之六十。而且百分之七十六的被采访的孩子说他们觉得黑色玩具娃娃“不好看”。

霍普森夫妇在书里除了把玩具娃娃用于他们的临床实验外，还相当重视他们所称的“玩具娃娃游戏”，特别提到了芭比。他们建议黑人父母们：“如果你们的女儿喜欢‘芭比玩具，那就想办法给她买一个。但是也要从芭比世界里选一些黑色的玩具娃娃。你们不要让自己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只想着白色的玩具娃娃，进而扩展到以为只有白色的人是漂亮动人的。”霍普森夫妇并不是建议父母们只给孩子提供黑人的或其他异族的玩具娃娃，而是要他们加入孩子们的游戏。他们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帮助孩子打扮玩具娃娃，同时还要夸奖孩子和玩具娃娃：‘这个玩具娃娃真漂亮；长得像你一样；瞧它的头发，像你的一样漂亮；你还不知道你的鼻子像你的玩具娃娃的一样漂亮吧?”他们还建议父母使用“可爱、漂亮或真好这类赞美的词，使孩子学会把自己的形象与玩具娃娃联系起来”。

帮助孩子们获得很好的自我感觉，这肯定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也可以说，“像你一样”这种明喻和这些建议中至为重要的是漂亮的玩具娃娃形象，霍普森夫妇所称的这种积极的游戏也是危险的，可能给孩子传输同一个旧美人神话的有色版本。它们像芭比娃娃本身一样，使美成为一种身体特点的东西，并且使身体特点隐含身价。

尽管霍普森夫妇把“漂亮的”玩具娃娃游戏与积极的自我形象化联系起来，其意图是良好的，但是也能听出曼托尔公司的营销运动的回音。因此不足为奇的是，霍普森夫妇的发现以及他们设计的使用玩具娃娃以灌输种族自豪感的介入策略引起了曼托尔公司的注意。1990年，公司的产品部经理黛博拉·米切尔和设计师基蒂-布莱克一珀金斯(均为非洲裔美国人)就开发一个新系列的“逼真地塑造的”黑人时装玩具娃娃，邀请达勒纳·霍普森进行咨询。霍普森同意了，一年之后，莎妮和它的朋友阿莎和妮切尔就成了永远扩大的芭比家族中的成员了。

根据为记者准备的参考资料，“莎妮”在斯瓦希里语中的意思是“奇特”。但是据《乡村之音》的专栏作家莉莎·琼斯说，这个名字还有另外的意义：“惊人，神奇，新奇”。我自己的研究显示，莎妮是斯瓦希里语中的女子用名，意为“奇特”，而在基斯瓦希里语中，“莎妮”被转译为“惊奇，不凡”。由此看来，曼托尔公司的新玩物不光是奇特，简直是奇特得无以言表了。不过，这个名字也提示它是差异的化身，是一个新奇之物，一项新的创业，或者说作为一个黑人女性他者，往往是异域之物。在我看来，“黑色是美丽的”这种差异既是曼托尔公司炒起来的，也被它所利用。

这信息显然是与一头浓发、华贵而洋气的衣服以及其他看得见的美丽、财富和成功等外表符号而非头脑的符号联结在一起的。莎妮可以是最佳时装模特，但是别去麻省理工学院找它(或者按照曼托尔经常阐发的关于芭比扮演模特角色的理论，也别想在那里找到你自己或你的孩子)。

就像任何一个开始踏入社交圈子的姑娘的自豪而有钱的家长一样，曼托尔在1991年2月的国际玩具博览会上为莎妮举行了亮相派对。这个盛会包括向黑人设计师献礼，流行演唱组出场演唱黑人民族颂歌《同声歌唱》，这支歌显

然是被曼托尔形容为“明日之非洲裔美国妇女”的玩具娃娃挑选的。莎妮的朋友们阿莎和妮切尔也初次亮相，它们的黑色塑料皮肤的色调明显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达勒纳·霍普森的影响。莎妮是这个系列品种的标识性存在，它的肤色是我们在文化中所称的“褐肤色”；阿莎是蜂蜜色(也可能有人说是浅褐色)；妮切尔是赤褐色。1992年补上了它们的男友加玛尔，完成了这个系列。

不管人们是否相信，这些玩具娃娃最写实的特征可能是这个莎妮四件组的三比一比率——三个黑人女性对一个黑人男性。但在曼托尔眼里和广告中，莎妮及其朋友们是主流玩具市场历来生产的最真实的黑人女性的东西。根据产品部经理黛博拉·米切尔的说法，“明日之非洲裔美国妇女”(莉莎·琼斯已经指出，这种叫法是《本质》中的“今日之黑人妇女”的重复和再现)的髋部更宽、嘴唇更厚、鼻子更阔。主设计师基蒂·布莱克一珀金斯自从黑肤色的芭比于1980年诞生以来，一直为它们设计衣服；她补充说那些莎妮娃娃也有它们的特色，它们穿着用“风味独特的民族织物”缝的衣服，反映独一无二的特定文化；它们不用那种虚幻的粉色或淡紫色——那些颜色显然表示浅淡的肤色。

更厚的嘴唇，更阔的鼻子，更宽的髋骨，更高的臀部，以为这些特征总能使莎妮娃娃更像真实的非洲裔美国妇女，这种想法使可靠性、真理以及总是存疑的真实和象征、典型和类型等范畴面对着许多难题。当我们说一个玩具娃娃看上去像或不像“黑人”时，那意味着什么?黑人的长相是什么样的?如何才能使一个玩具娃娃看上去像真的非洲裔美国人?在这种关于真实性的声明中刻写着什么样的先入为主的、规定性的、理想而合法的黑人特色呢?玩具娃娃的制造商们或其他所有的形象制造者们——例如电影业——如何才能既关注文化、种族以及表型差异，同时又不致仅仅热衷于那种简单化的厚唇宽臀的公式化的形象?这样的形象使我们许多人、尤其是黑人咬牙切齿(我们的牙齿像珍珠一样洁白整齐)。如何才能生产出能够更充分地反映非洲裔美国人像其他所有人民一样具有的各种各样的身高、身材、肤色、发型、职业、能力以及残疾等的玩具娃娃?换句话说，会不会有差异?

如果有可能在一个玩具娃娃身上实现这样的特殊性，这样的民族“真实性”，那么我猜想它的购买价格就会比曼托尔这类受利润驱使的公司愿意付的价格高得多。我想再次用莎妮来证明我的观点。一方面，曼托尔在生产一种不犯种族错误的黑色玩具娃娃时是谨慎有加的，在开发和销售莎妮系列时咨询了达勒纳·霍普森等黑人形象专家。然而最终而言，公司并不愿意听从那些专家的意见，因为这样做会使公司的成本超过追加的印染和民族织物的价格。

例如，据报道霍普森提出不仅莎妮娃娃的皮肤色调应有层次，而且体形和长度以及发型都应有变化——这儿剪一绺或那儿不对称地剪一缕。曼托尔公司也承认这些看法具有合法性和普遍性，但是利润动机反对公司本来想在这些玩具娃娃身上实现的真实性。黛博拉·米切尔向莉莎·琼斯承认：“如果要真的逼真的话，有的莎妮娃娃应该留短发。但是所有种族的小女孩都喜欢玩头发。我们加强了质地。我们不能改变的事实是，可以梳理的长发仍然是一个关键的卖点。”

当然，米切尔的话不无道理。消费者的趣味毕竟刻写在易梳理的芭比的长发上。我曾经在R U_s玩具店积满灰尘的侧廊里翻寻和研究档案，其间遇到一个十多岁的黑人小姑娘，她也像我一样正在搜寻最新的黑色芭比。在随即进行的一个即兴采访中，我的受访对象用血淋淋的形象的细节描述了她在过去若干年里谋杀和肢解过的许多芭比。她好几次特别强调地说：“头发，就是那种头发，我想要的就是那种头发。”她的话让我想起自己小时候与那些拉直头发的梳子、烫发钳以及两周一次改造我的卷毛的鬈发矫直剂进行的痛苦斗争，我的头发“像一个绵球似的”绞缠起来，那些白人男同学们对我的“克娄巴特拉式的直发”惊叹不已。有一次我和母亲和拉直头发的梳子又在一起进行那种两周一次的工作，我竟然傻乎乎地大声说出我早就想说的话：我要有学校里白人女孩们的那种直头发。我仍然记得母亲受到的伤害，她意识到女儿的种族异端表现。米切尔和曼托尔确实是有道理的。真正的困难恐怕是，莎妮和黑色芭比对于黑人小女孩的吸引力部分在于，这些玩具娃娃直顺的长发表现了她们对自己往往更短而不易梳理的头发的一种逃脱。

芭比的苗条身材像它的易梳理的长发一样，也成了莎妮的体形。而且市场销售似乎压倒了曾经申言抓住“非洲裔美国人的特有风韵和美”以及“独特的面部特征”的努力。根据阿默斯特马萨诸塞大学的人类学家杰奎琳·乌尔拉和艾伦·斯威德伦的看法，即使报道过的那些以为表现莎妮的黑人差异的微妙变化也只不过是一些选择性的幻像，例如加大的髋部和提高的臀部。有一段时间，他们一直在研究芭比的人体测量数据；他们认为尽管莎妮的髋骨似乎更宽一些，但是实际上比其他芭比娃娃的髋骨周长和宽度更小。终究而言，所有的玩具娃娃都必须能共穿衣服，这就使体形方面不会出现任何大的改动。乌尔拉和斯威德伦认为，通过改变玩具娃娃的后背的角度，达到了提臀的效果。换言之，莎妮娃娃的臀部似乎是一律提高了的，但是它与所有其他十一英寸半规格的玩具娃娃并没有根本的不同。

莉莎·琼斯在她发表在《乡村之音》上的那篇讨论芭比娃娃的文章中指出，在莎妮的后面是像霍普森和米切尔那样的黑人妇女，她们期望这个玩具娃娃不仅仅是一个黑脸的芭比。霍普森特别期望不同(我想用这个词)的差异，但是她却坚持认为莎妮娃娃展示了“曼托尔的社会意识”。英国式芭比的设计师和超级芭比迷比利·鲍艾也以类似的原因称赞曼托尔公司把芭比家族与第一个有色的弗朗丝统一了起来，后来在1960年代又与克里斯蒂统一了起来。将近三十年之后，我认为可以原谅曼托尔公司的有色人弗朗丝那个有失检点的错误了，或许还可以称赞它的作为。但是如果莎妮(1993年，索尔特莱恩推出一种衣着很少的莎妮娃娃)真的反映了曼托尔公司“走多民族之路”的努力，真的要垄断“逼真地塑造的”黑色玩具娃娃的主流市场，“活生生地反映”“非洲裔美国妇女的特有风韵和美”，那么它的基础并不稳固。

然而，如果单单把曼托尔公司挑出来作为反映全国或国际现象的例子，那也是有失公允的。种族差异就像异族的芭比一样，是一种走俏的商品，赚钱的不仅仅是曼托尔。《哈泼斯杂志》的特约编辑戴卫·里夫这样说：

一切都可以变成商品，甚至非洲中心主义(不仅在黑人社区，而且在黑人社区的某些阶层中激起愤怒的所有那些肯特织物和宽扎行头也可以赚钱)、双语制(目前最火的市场是出版西班牙语儿童书籍)以及保守主义者非常害怕的美国社会中的其他“多元”文化倾向也可以商品化。

(Harpers，August 1993)

芭比的身体政治学

芭比的身体就是消费对象本身，是展示少年丰富的梦幻生活中的盛装和壮观场景的载体。它的非凡身体不仅是供给男人注视和迷恋的那种典型的女性体形，而且是一种以其形式引诱观者并卖出附属品的商品载体，是公司利润的真正来源。正像博戏中的筹码一样，谁也不可能给玩具娃娃只买一套服饰。芭比是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女孩的化身。

(迈尔·麦科姆比，《芭比：我们是玩具?》)

焦点也许已经更多地集中在种族差异而非性别差异的销售规划上了；当然，我并不是说种族身份可以与性别身份分开；即使在玩具娃娃身上，此二者也不能分开。我也不是暗示白人原型似乎无穷尽的重现是这些玩具娃娃存在的唯一问题，尽管我认为曼托尔公司的“世界的玩具娃娃”中起码大部分看上去与该公司所称的“传统的金发碧眼芭比”非常相像。实际上最值得注意的是，芭比发挥着一种M．G．洛德称为不分种族或民族地教化女性品质的功能。洛德在今年晚些时候将出版的《永远的芭比：一个真正的玩具娃娃非授权的传记》一书中把芭比描写成“太空时代的繁殖力偶像。它看上去像个现代女人，但它绝对是女性权力的原始图腾”。

很久以来，芭比一直使女权主义者感到非常不快，她们抨击它是毁灭式的女性美和女性身体神话的表现，父权制通过大众文化和商品文化之类的载体使这个神话长久不衰。然而，柜台叙事里的芭比并不是一个无脑的物质的尤物，还得向它教授数学课，而是一个女权主义英雄，它第一个投入战争(它是参加了海湾战争的战士，身披国旗)，它第一个见到和平(1990年它召开了自己的峰会，它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长期朋友，这个基金会“爱全世界的儿童”)，它永远活在国人的心中(美国人平均每秒钟买一个芭比)。我这里没时间复述和评估所有已知的对芭比的批判和辩护，只想简要地讨论本人认为这个大于生活的小妇人所包蕴和传达的一些性别理念，讨论芭比如日中天的俏热对于当代美国文化而言意味着什么。

卡伦·珊舍-艾普勒在《触及自由：流产、女权主义和身体政治学》中指出，所有的玩具娃娃都是为了教会小女孩理家的本领。如果芭比的这项教育使命并非秘密之事，那么它的教育方法比我三十年前玩的贝特西·威特西和小泪蛋等幼儿玩具娃娃要复杂得多，矛盾得多。那些玩具娃娃激发和渲染母性，它们与奶瓶和尿布混在一起，诱导我们做些偎依、呵护和抚育之类的事情。而芭比却以其曲线分明、胸脯凸显、几乎完全成熟的女性身体召唤着性而非母性，感官的女人而非养育的母亲。正如迈尔·麦科姆比所指出，芭比并不像一个玩具娃娃那样演习家长之道，而是以其成年的身体鼓励儿童不断地打扮出一个时髦的玩偶，它所传递的信息是性感、消费和少女生活。换种方式，可以说芭比是彻头彻尾的挑逗人的玩具。

然而，尽管芭比全无忌惮，但是它坚实的塑料乳房并没有乳头——没有可能引起不恭之嫌的东西，丝毫没有显露自己的快感。而且如果说它那突出的塑料小包意味着十足的肉感，那么它没有生殖器，对此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吗?麦科姆比表示，芭比的性器的模糊性可以读作为“高雅品味的敬重”和“反映了少女中流行的道德态度——既性感而成熟，又保持童贞”。我同意它的身体可能引发这样的读解，但是我也觉得芭比的两腿分叉处并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它消失于无行动之中。肯和加玛尔等男性玩具娃娃在“下处”有包，而且有时还模拟出相应的塑料内裤，但是大部分芭比却没有内裤，甚至丝毫没有让人想到需要遮掩起来的地方，好像“它”已经被遮掩起来或已经被擦去了。于是，作为理想化了的女性品质的偶像，芭比被锁进了一个虚幻之境，它即使不可能有性，也永远是性感的。上部的肉感一目了然，下部却绝无性感，芭比的塑料身体里的确刻写着非常矛盾的荡妇小姐合一的信息，父权制特别通过这种方式奚落、甚至摧残年轻女子。

关于芭比的乳房的这类想法引起它的创造者鲁思·汉德勒的批评，他谴责成年人的腐朽思想：“在我看来，人们对乳房注意得太多了。”汉德勒夫人也说过一句(或两句)话：“它们只是身体的一部分。”当我坐在这里思忖一个塑料身体的器官和性生活时，感到的不只是好笑。然而，引人着迷的、我认为值得研究的、既诱发亦抵制理论化的，是并非被称为芭比的一堆塑料，而是并非芭比的那种想像的生活——那是我们的发明。作为一个文化制品，与我们就这个女性玩具娃娃所能说出的相比，芭比也许能讲出更多的关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社会的事情——更多关于社会对其女人们的态度的事情。

十九世纪，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等人指出，通过妇女的地位和受到的对待，可以判断一种文明的特点、品质以及进步程度。在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妇女在美国的社会地位如何?芭比能够成为测量妇女社会地位的晴雨表吗?在我看来，芭比是社会化或曰性别化和种族化过程中的关键角色，这一过程始于童稚之时，受到几乎所有与这个社会有关的东西的进一步推动，包括儿童读物，他们的玩具以及他们在电视上看的动画片。

芭比娃娃、动画故事、乃至我们读给自己孩子的那些看似真纯无染的童话，它们的共性在我看来都是编织在童话符码里的种族和性别神话。杰奎琳·乌尔拉和艾伦·斯威德伦坚持认为，芭比的体型把其他妇女的身体建构为偏常类型，使不可能的美的标准更加持久。也有人指出，接近芭比理想的努力造成了少女的饮食和购物失序，带来的不是梦想，而是梦魇。而对这些指控，芭比最坚决的支持者之一比利鲍伊起而为他的女英雄辩护，坚持说芭比的身体比例并无异常。他甚至肯定：“它体现了西方文化自1920年代以来一直坚守的理想：长腿、长胳膊、细腰、高而浑圆的胸脯、长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比利鲍伊也许说对了。不管是否“真实”，反正芭比的体重和身高比例(这个比例恰好相当于一个女人身高5英尺6英寸，体重110磅，三围39—18—33)与勃特·帕克斯以前经常唱到的那些美皇后的比例不差上下：“她来了，美国小姐。她来了，我们的理想。”如果说芭比是恶魔，它也是我们的恶魔，我们的理想。

“芭比坏吗?”某天一个人问我如果一个黑色玩具娃娃看上去像个白人娃娃，那么压根儿没有它是否更好。我必须承认自己对这个问题以及我自己的批判所提出的不少问题并没有现成的答案。我在本文开头已经承认，虽然我小时候玩的布娃娃是白色的，但是我仍然记得自己第一次看到一个黑色玩具娃娃时的情景。在我看来，它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东西；我说什么都想得到它，从此我不再满足于白色玩具娃娃贝特西·威特西和金发碧眼的玩友潘提。它像我一样，也是某种另类，而且我想，那正是它的魅力和我的欲望的根源。

我没有意识到自己玩的那些玩具里并没有自己，不过我猜想那种缺失也对自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只要读一读托尼·莫里森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