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控制下的美国

李宪源

被雇佣的“无冕之王”

新闻记者在西方社会素有“无冕之王”的称号。新闻媒介重视的问题和情况，美国两党政客谁都不敢等闲视之；新闻媒介无动于衷的事情，政客们也就尽可无所顾忌地撂在一边。不管媒介报道的情况孰是孰非、孰真孰假，人们的思路和情绪却不能不围着记者编辑所发的文章团团转。但是在美国，无论是政客还是平民百姓，人们对新闻媒介的不满和憎厌与日俱增。是谁选举了那些记者和编辑?是谁给了他们可以随心所欲按自己喜怒爱憎信口开河的权力?显然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并不来自于选民的选票。然而这样的责问并不反映人们对新闻媒介不满的根源。不管怎么说，新闻媒介也许必须具有这样的特权，才能代表民众的利益和呼声，发挥对权力中心的制衡监督作用。新闻媒介所具有的这种纠偏机制，乃是政治运作不偏离民主轨道的一个重要保证。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那些远离权力中心的美国民众，觉得美国的新闻媒介已经不能忠实地履行发挥这种机制的作用。就像其它那些社会政治媒体一样，新闻媒介越来越背离社会民众，因而也就越来越不能代表人民发出可以信赖的声音。相反，它们越来越跟那些精英阶层和权力集团同声相应，沆瀣一气。

三十年前，威廉姆·格兰德在《辛辛那提邮报》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二十年后，威廉姆在《华盛顿邮报》担任助理执行总编。五十年代时的《辛辛那提邮报》和名扬当今世界的《华盛顿邮报》之间，在好多方面有着巨大差别。

三十年前的《辛辛那提邮报》更像一家大型工场而不像一家新闻机构。办公室简陋的桌子上和油漆剥落的地板上，到处堆满文件资料。编辑部和印刷车间比邻相接，印刷机器运转时发出的阵阵噪声和热量，常常会向编辑部办公室里奔涌而来。朝街一面在夏天总是敞开着的一大排窗户，代替了空调机的功能。《辛辛那提邮报》的记者，大多是一些性格俏皮、对金钱权势抱着不恭不敬态度的中低阶层人士。在他们中间，只有少数几位上过大学。在当时，大学文凭并不是做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先决条件；他们主要是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政治敏锐与社会常识，从普通的写字员一个个升迁为新闻记者的。他们土生土长，博见多闻，熟悉自己的城市和人民。在记者编辑和印刷车间的工人之间，彼此相识相熟，形同一家。他们常在一起喝酒聊天，星期天上同一个教堂做礼拜。

而在《华盛顿邮报》，到处都铺设着富丽堂皇的地毯。青翠碧绿的盆景树木，和光亮溜滑的镶边办公桌交相辉映。宽敞明亮的大玻璃盒似的办公室内，不停运转的计算机和自动空调装置，使人能够分明地感受到一种现代化和商业化的办公气息。确实，《华盛顿邮报》的室内氛围和摆设，和华尔街上的那些股票经纪公司并无二致。《华盛顿邮报》那些思路复杂城府高深的记者编辑，绝大部分来自哈佛、耶鲁、普林斯顿那样的高等名牌学府。其中一些人具有法律、经济学或新闻学方面的博士或硕士学位。他们毫无疑问地属于中产阶级以上的档次，薪禄丰厚，学识渊博。他们与楼下印刷车间的工人素无交往，偶尔在报社门口相遇相见也是视同陌路。他们的精明，主要体现在他们比常人对当今世界有着更多更透彻的了解。他们的认真，反映在他们追踪那些并不真正具有社会价值的热点新闻时所显示的冲天干劲。

《辛辛那提邮报》的影响声誉虽然无法跟《华盛顿邮报》相比，然而当初《辛辛那提邮报》的特殊价值，在于报纸忠实地代表了辛辛那提那部分最为无权无势的市民们的利益。跟这部分市民有着休戚与共血肉相连关系的记者编辑们，用自己嬉笑怒骂的笔触，道尽人们的喜怒哀乐和控诉抨击。只要《辛辛那提邮报》抓准了一个题目，它就会锲而不舍地穷追猛打，直到有关当局不得不作出回应。在本世纪初，《辛辛那提邮报》勇敢无畏的调查报道曾经一度使该地区的共和党组织机器运转处于瘫痪。在辛辛那提这个共和党保守势力历来占有优势的城市，《辛辛那提邮报》的总编声称：“当共和党执政时我属于民主党；当民主党当政时，我就是共和党。”尽管《辛辛那提邮报》自称为是一个具有改革思想、超然于党争之上的监督者，实质上她总是与劳工阶层和温和的民主党人站在一起。

西方媒介喜欢标榜新闻客观公正原则。然而就是当年《辛辛那提邮报》的那些新闻工作者，也很少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对各类社会问题总是表现出自己所属阶层的特殊敏感和思想倾向。尽管尽量使自己表现得比较公允，《辛辛那提邮报》的记者早在种族歧视问题远远没有引起全国性争论之前，就一马当先地提出了种族平等的呼吁。有关妇女遭受不平等待遇的悲惨故事常常出现在报纸的妇女专栏中。然而，他们却极少批评警察一一并不是因为担心警察会对他们更严格地寻找开列交通罚票的机会，而是他们跟本地的警察十分相熟，其中某些人还与警队中的人有着亲戚关系；再说大家也同属一个工薪阶层。显然，这些记者们不可能完全摆脱相近社会地位和人情关系上的影响。不管《辛辛那提邮报》怎样自我表白，从本质上讲，《辛辛那提邮报》是一家代表工薪阶级声音的报纸。可是如今在美国，绝大多数代表工薪阶级声音的报纸已经被市场经济的法则和魔力驱赶得无影无踪。

面对电视新闻的竞争，报社编辑为了维持自己的订阅量，照顾各个层次读者的兴趣，都不约而同地改变了面对特定读者层的传统做法，采取了面面俱到、超越阶级界限的“炒杂烩”的方式。这样一种“转轨变型”，表面上似乎是增强了报纸的中立性和客观性，实际上经过这一变化后，反映对社会不满声音的劳工读者的版面大大减少，在好多报纸上干脆再也听不到这方面的声音。

新闻记者编辑的队伍，也经历了有目的有步骤的改代换血。新闻媒介的新一代成员，和《华盛顿邮报》的人员结构有着大同小异的背景。就本性而言，这一批新的新闻工作者比他们的前辈在社会问题方面思想更为开明，更多世俗主义倾向而更少宗教主义精神，对陌生的和尝试性的事物有更为宽容的态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社会权势阶层比自己的前辈更具怀疑批判性的立场和态度——以他们的出身和教育背景，他们跟统治阶级打交道时会觉得更加轻松自如、如鱼得水，而不会像《辛辛那提邮报》出身于被统治阶层的早期同行那样苛求挑剔；也不意味着他们会比被他们取而代之的老前辈们对劳工阶级的经济收入问题表现出更多的关注和兴趣。就像《辛辛那提邮报》的早期同行一样，他们对各类社会问题，也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自己所属阶层的敏感和倾向。这种新闻工作者社会成分上的结构性变换，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报纸选择内容上和基调上的历史性转换。

《华盛顿邮报》曾经尽量和精英圈子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它发挥记者们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方面的专业优势，倾注很大人力物力，调查和报道那些种族紧张、监狱人满为患、毒品暴力事件和城郊畸形发展等社会问题。这

些调查报道客观、冷静，颇具专业水平；然而却缺少了最关键的一样东西——它们都不可能满怀激情地站在那些社会牺牲品的一边，感同身受地发出愤怒的呼声。为了面面俱到地不得罪其各个社会阶层的读者群，《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尽量避免把自己和特定的社会群体在思想感情上捆在一起。

在六十年代，《华盛顿邮报》一度保持了一种蔑视社会权势的格调。它经常以巧妙老练和出其不意的方法，使那些权倾一时的单位或个人频频曝光，出乖露丑。《华盛顿邮报》离经叛道式的新闻曝光成了读者们每天早晨翻开报纸时的一种期待。这种风格特色，在揭露尼克松“水门事件”的丑闻过程中达到了其辉煌的顶峰。它的两名年轻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把《华盛顿邮报》那种胆大妄为、粗鲁率直和聪颖机警、老谋深算融为一体的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

《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成功揭露，不啻是一部震惊世界的政治宣言——它宣告了新闻媒介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威力：一个威势显赫的美国总统，不是通过革命或暴动的坦克大炮，而是被两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记者的笔墨掀翻了白宫的宝座。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使《华盛顿邮报》名扬全球的“水门事件”，也正好成为其从此走上下坡路的一个历史性转变标志。

也许应了中国人“树大招风”和“出头椽子先烂”的说法，“水门事件”之后，《华盛顿邮报》就成了美国大企业财团的攻击目标。其中较为突出的事件之一，是莫拜尔石油公司控告《华盛顿邮报》的诽谤罪名，索赔额高达数百万美元。虽然最后《华盛顿邮报》获得胜诉，但这也使报纸花费掉了上百万美元的诉讼费用，其名声也在那段长时间的诉讼期内受到了不小的伤害。以《华盛顿邮报》的兴旺和富足，尽管它可以不介意百万美元的经济损失，但是却不得不认真考虑这样一个现实：如果你得罪了大公司大财团，即使你是对的，面对一场场旷日持久、花费昂贵的官司，你陪得起吗?《华盛顿邮报》后来面对经济实力更为强大的对手时，不得不收敛锋芒，变得小心谨慎起来。

另一个原因是《华盛顿星报》在1981年的倒闭，使《华盛顿邮报》成为华盛顿地区带有垄断性的唯一大报。因此它更关心的是，怎样跟执掌报刊营业发证大权的政府搞好关系以保持其垄断地位，和怎样跟报纸的主要经济来源——广告的出资者各大财团搞好关系，而不是用咄咄逼人的文章跟其它同行抢夺读者的兴趣和注意力。

上述两个方面的因素，使得《华盛顿邮报》最终变成了美国政治经济统治集团可以信赖的合作伙伴。它的记者们开始习以为常地总是援引官方的消息渠道或那些受财团控制的“思想库”的口径调门，来报道解释社会政治经济现象和有关事实真相。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在《华盛顿邮报》显得桀骜不驯的时期，尽管它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勇气，尽管它可以向美国统治阶级的某个代表人物公然挑战，但它却也从未能够真正触及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中所存在的深层结构性矛盾。作为整个统治精英集团的一翼和现存制度的受益者，我们当然不能期待美国的新闻媒介会把致命性的批判锋芒，直接指向培育庇荫这个集团的制度和这个集团的本身。

美国新闻媒介和当政者同流合污的证据之一是，1989年，《华盛顿邮报》、《泰晤士周报》、《华尔街日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美国广播公司(ABC)、全国广播公司(NBC)等美国主要新闻机构的一批著名新闻记者，和包括共和党民主党两党主席、参众两院主要议员、两党专业竞选顾问在内的一批主要政客，合伙组建了“华盛顿政治新闻中心”。中心的主要宗旨，是训练培养年轻的新闻从业者如何“准确无误”地报道政治新闻。其实际含意和功用，也许可以看作是要更为系统有效地促进媒介对公众的新闻误导能力。美国公众当然不愿意看到作为“民主监护人”的新闻媒介和当政者们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华盛顿邮报》前编辑巴里·苏斯门在其所著的《什么是美国人民的真正想法》一书中，援引《洛杉矶泰晤士报》的民意调查数据，指出“67％的公众认为报界在对政府的监督方面没有尽责。相反，主要的新闻媒介机构热衷于讨好政治当局”。苏斯门发现：“当问及有关社会公共事务的报道情况时，绝大多数人认为，新闻媒介和华盛顿的统治者是同枕共席的伙伴。”

美国新闻媒介使美国民主政治失去可信性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美国政界和媒介都讳莫如深、避而不谈所有权问题。不管美国社会如何赐给自己的记者编辑们“无冕之王”的称号，不管有些人对于这一称号感到如何地艳羡不已，一个不能忽视的基本事实是，这些貌似可以呼风唤雨、权倾一世的“无冕之王”，不过是那些私营大企业老板的雇佣伙计。私营企业财团掌握的新闻媒介可以大谈特谈民主运作的规则，而私营企业财团自身的运作却并不遵循这些规则；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普通百姓，都清楚没有哪个伙计，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忤逆老板的旨意恣意妄为。试想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在美国垄断资本的典型代表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收购兼并全国广播公司NBC之后，NBC的记者编辑们，还会孜孜不倦地去搜寻追索通用电气种种劣迹丑闻吗?

“思想自由”与信息垄断和禁运

1996年5月25日，在美国友好邻邦加拿大首家全国性大报《环球邮报》国际新闻版上，刊登着一则并不十分显眼的新闻报道，题为“多大教授发出颠覆性的信息”。报道说：多伦多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计划主任托马斯·霍默一狄克逊，在本周为美国国务部所作的有关“环境：短缺和暴力冲突”研究项目的报告中指出：再生性资源的短缺，会造成社会紧张和政治动荡。“在环境和人口统计学因素与暴力之间，存在着某些联系，这些联系有时会变得相当有力。而大部分国内暴力都带有扩散性和历史性的基因”，“由于传统的保守主义分析家们，对有关经济公正、财富和权力分配、家庭计划和社会环境这类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课题，一向抱否认态度。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问题全部摊到桌面上。”

霍默一狄克逊和他的工作小组在孟加拉、巴基斯坦、卢旺达、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和南非等国所发现的情况无不证明：资源的短缺导致精英阶层对资源的霸占，从而把无依无靠的贫苦大众驱赶到生存的边缘。环境性短缺的结果并不是使这些国家整个地陷入贫困，而是造成了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针对资源短缺的状况并非完全没有作出相应调整的可能，但是这需要独创精神。如果作出的是失败性的调整，人民会愈加贫困或逃亡异乡它国，国家将进一步遭到削弱。

托马斯·霍默一狄克逊的研究报告被美国政府不客气地断然加以封锁。根据《环球邮报》的披露，霍默一狄克逊可以和人谈论他研究的心得体会，但这一对美国民主制度带有某种“颠覆性”意义的研究报告，被通知不得在美国任何媒介上公开发表，最后只得借加拿大的媒体向外透露。

霍默一狄克逊并不是首次以自己的研究成

果，使在白宫执政的民主党或在野的共和党感到窘迫困扰。他在1994年应戈尔副总统的邀请，参与了中央情报局有关国家崩溃的研究项目。这一项目研究分析了过去四十年中所发生的一百三十个有关实例，从中归纳出了一些表示国家陷入危机的关键性指示标志。

“其中第一条，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婴儿死亡率。虽然不同的民族文化对各种利益剥夺和丧失具有不同的容忍程度和承受能力，但是在每种文化下生活的每个人，都同样关心自己的孩子。因此，婴儿死亡率是反映社会悲惨和不满程度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个衡量坐标。”霍默一狄克逊指出。

霍默一狄克逊的研究项目同时还获得了另外一个重要发现：即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并不能保证一个国家免遭失败的命运。霍默一狄克逊告诉记者：“我们发现，在实现民主制度的国家中，婴儿死亡率对国家崩溃造成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不采用民主制度的那些国家。”这一发现对克林顿当局，无疑是一个大为不妙的消息。“整个民主计划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占有如此显要的地位……而今却产生了一个疑问，因为如果你未能取得足够的经济增长，即使实行了民主化，你那个社会的结构会很脆弱，整个机体很容易分崩离析。”霍默一狄克逊指出：“这就是为何我的观点会造成颠覆性效应的原因。”

霍默一狄克逊先生的推论和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的报道评论，不由得使我又想起了另外一个可能会使克林顿总统感到下不了台的情况。众所周知，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的中国的资源，比起美国来不知要短缺多少倍，但是在上海，一岁以下的婴儿死亡率是0．99％，而在纽约却是1．02％⁽¹⁾。如果人们把这种出人意料之外的差距和霍默一狄克逊先生的论点结合起来加以考虑，恐怕难免会对美国社会本身也提出疑问。而这两种疑问，显然都是美国政府所不愿从美国民众那里听到的。

被誉为“美国最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语言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诺姆·乔姆斯基的遭遇，或许更能说明美国式思想控制的真相。

乔姆斯基是世界著名的语言学家、哲学家，26岁当名校教授，30岁就成为新语言创始人，照理说，这样的人在号称“言论自由”的美国应当是说任何话都会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乔姆斯基是一个彻底的反体制主义者，六十年代，他反越战，并为此短期入狱，被列入白宫的“臭名昭著的敌人名单”，八十年代，他抨击美国与以色列结盟，为犹太人士所憎恶，九十年代，他揭露美国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控制和垄断全球政治、贸易的野心，抨击克林顿的内政、外交战略。在很多不明真相的人看来，乔姆斯基的存在是美国“自由”的一种象征。但实际上，乔姆斯基以如此卓越的成就，竟从未在美国最主要的三大主流媒体——三大电视网上露过面，他的声音竟只能通过自己创建的一个名为“Z”的互联网站发出。乔姆斯基这样重要的人物的言论都遭到如此控制，持异见的一般人可想而知。

在一个把思想和言论自由叫得震天价响的民主自由的天堂里，许许多多生活在这样一种“自由空气”中的美国人似乎很少能够意识到，从他们自小所接受灌输的思想方式，到成人后日常接受信息的渠道和内容，其实都处于本国统治阶级的操纵控制之中。如克林顿1992年上台不久，承受着他在竞选时被布什指责为越战逃兵的懦夫形象和耻辱，下令出动飞机对巴格达的医院和儿童、妇女狂轰滥炸。他对美国人民的宣传理由是，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图谋暗杀美国前总统布什的行为，是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公然宣战。我不知道美国老百姓在听了这种强词夺理的逻辑后，有几个曾经会这样想过：美国中央情报局不知组织策划过多少次对古巴总统卡斯特罗的暗杀；按照同样的荒唐逻辑，这是否也可以看作是美国对古巴的公然宣战，从而可以成为古巴空军——如果他们有那种能力的话——空袭华盛顿居民的一条冠冕堂皇的理由?然而，从盖勒普民意测验的结果看，克林顿总统的威望，却在轰炸伊拉克之后上升了好几个百分点。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结果，当然不是美国人民的愚昧无知和轻信，而是为统治阶级所把持的舆论工具很少让他们有机会知道全面真实的情况。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前新闻系主任本·拜廷肯数年前就新闻媒介的拥有情况经过专题调查研究后，作出了这样一个预测：“在美国和其它几个主要的民主国家中，媒介正在飞快地转移集中到少数几家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的手中。这一趋势显而易见，领导这一潮流的带头人坦率地表示：数年之内，五六家企业将会控制美国绝大多数面对美国公众的社会信息。”(见本·拜廷肯所著《垄断性媒介》，航标出版社)。如果认为拜廷肯书中所提到的预言纯属猜测，那请看以下事实：拜廷肯所著《垄断生媒介》在1983年发行的时候，美国有五十家单位组织控制了全美绝大多数包括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和书籍的出版发行。五年后在也那本著作再版的时候，这五十家私营企业单立已经减少至二十九家。根据美国有线电视网(CNN)的最新有关报道，这一数目如今已经缩小到一打左右。

美国费通讯息交流事务所负责人戴维·费通认为，由于媒介掌握了以什么口径调门让哪一些情况传播给社会公众的大权，“我们就面对着一整套完全不受公众控制的、针对各种社会问题大造政治舆论的宣传机器。……没有人喜欢由政府官僚来管理控制媒介，但是把它们完全交在那些只关心报纸收入利润的私营企业手中，也不是一个好办法。”

在这方面，美国作者查尔斯·瑞奇在《反对体制》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分析评述：“通过控制通向媒介的通道，像电视这类大众媒介大大降低了民众思想交流的自由。当然一个人仍然可以站在街头角落向行人发表自己的见解，但是其声音却完全被媒介的声音所压倒和淹没。很少有人意识到所有的电视电台应该属于公众，而不应该由那些关系网、大公司、广告宣传者及其支持人来把持。……企业在和个人竞争声音传播方面的优势，特别表现在企业令人惊讶的广告开支费用方面，包括在报纸杂志上所登载的那些宣传政治和社会观点的广告；这些费用都享受免税优惠。这就意味着公共社会要为企业的宣传提供补贴，而个人要发表自己声音所产生的费用却照样要交税。在近数十年中，企业利用这些免税的金钱以许多新的方法来影响和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见解。首先，是大量资金被输入‘思想库——这些据称是独立性的组织机构专门雇佣学者专家发展和传播亲企业、亲体制的哲学理论。其次，资金被用来支持国家第一流大专院校的教师职位和学术交流。三是承担企业‘思想库文章在全国有影响的大报纸上的刊登费用。四是企业资金被用于支持系列性的电视对话讨论和时事分析节目。那些电视节目主持人几乎是清一色的保守派面孔，被邀的客人也总是由同一类‘思想库提供。那些反体制的声音几乎完全被禁绝。第五，企业为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