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纲《于无声处》的舞美设计

王大宙

壹

说到话剧《于无声处》，上了一定年龄的读者可谓无人不晓。它不但是当代中国话剧的代表作，还是时代风云的极佳见证。因了它的上演，推动了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浪潮，其政治意义甚至超过它的艺术价值。这部话剧，当年惊动了多少高层人物，又掀起了怎样的观剧高潮？作为该剧的舞美设计，我亲历了一切。于今想来，还恍然如梦。彼时，我只是一个20多岁的懵懂青年，居然有幸参与到这部划时代的话剧中来，在为它作出贡献的同时，也蒙受了它的恩典。记得在《于无声处》首演30年后，剧组的伙伴们又聚集到一起，该剧导演苏乐慈和剧作家宗福先与我同桌而坐，我们三人面对镜头，拍下了一张珍贵照片。

一个中学毕业不久的年轻工人，或者说一个基层工会干部，最多算是一个业余画家，怎么有幸担纲如此重任呢？说来话长，还得从我父亲说起。

父亲临终前，对家里我们三兄弟做了一次“选定接班人”的考试。当时大哥、二哥还有我，都想在绘画上出人头地。大哥报名去新疆后，沙漠里根本用不上他的才华，于是将精力转移到绘画上。二哥那时在三航局的工会当美工，与我在厂里的地位有得一拼。我们三人都钟情于绘画，不知父亲为何要来个比赛，只留一颗艺术种子。或许如我们事后猜测，父亲认为从事艺术除非有非凡的天分，且必能拔得头筹，才能下定决心，否则养家糊口都成问题。他不想三个孩子都冒这个险，于是决定“摸底试验”。

那天，我们哥仨齐齐坐在家里，面对一组静物，认认真真各画了一张画，然后我们带着各自画的作品，一起来到华东医院。那时探望病人只能在下午的规定时间，我们准时到达后就开始面对“考官”。说实在的，我是满心忐忑。看大哥的画，笔笔细腻，逼真到与照片有得一比。再看二哥的画，魅得很，漂亮极了，令人赏心悦目。我总感觉自己画得最差，难入父亲的法眼。所以站在父亲的床前，我低眉顺眼，洗耳恭听。

父亲看着每个人的画，并没有马上排出名次，而是讲开了道理。他说，静物看似是无生命的物体，其实并不是，每个苹果都有自己的生命，性格也都不一样，在不同的空间，呈现出的状态也不一样。画画的时候，要画出每个物体独自的个性和不同的味道，不能像相片照样记录。然后他把目光停留在我的画上，说，这张画才不像照片，是用艺术的方式、用自己的感受来画的，只有大宙的画，是看得出有点艺术性的……也就是说，哥仨中，他肯定了我。

这时我才明白，我暗中喜欢和模仿印象派的画，以及早些时候父亲对我的艺术启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如今，我交上了父亲满意的案卷。这次“考试”后，家里商定，既然我最有天分，父亲又定了调，那么就由我来继承父业，走美术这条路吧。

这一幕，发生在父亲去世前的那年，也就是1976年。彼时的父亲已经无力亲自辅导我，而将主要精力放在与癌症搏斗中。他介绍了他的学生吕振环对我进行指导，吕老师在美术上很有两把刷子，那时他在市工人文化宫办班授课，除了教传统的速写素描水粉油画，他还教我们舞美设计，这是少有的“独门绝技”，只有上戏舞美系的老师才有可能胜任。于是我就跟着吕老师，画了人生第一张“舞美绘画”。这个班的周期也就两三个月，一结束，吕老师就被调回上戏舞美系了。我估摸“市宫”之所以让吕老师教舞美绘画，很可能出于实用考虑：“市宫”的剧场里，经常有各种演出，舞台布景就成了一件日常工作。

对于一个半正规半“草台”的舞台而言，当时所谓的“舞台美术”，并不像现在理解的那么正规，服装化妆道具灯光，都是“舞美”的份内活。不知是因为我画得好呢，还是肯吃苦耐劳，或两者兼而有之，总之我被看中留了下来。他们给我偌大一个空间做工作室，把后台的一干事务交给我。工作室的对面是舞蹈班，隔壁是绘画班，我只要有空，就钻进绘画班，画素描、画水粉，那劲头就像上了发条一样，总也使不完。

當时的“市宫”是上海工人阶级的“艺术圣地”，产业工人中有书画、舞蹈、曲艺、文学、戏剧等才能的工人，都有机会到这里来拜师学艺，展示其才能。而基层单位也是“乐于输送人才”，只要“市宫”需要，随时放人，借多久用多久都行。后来非常出名的“市宫514室”，就是“工人剧作家的摇篮”。当年的学生们至今记得，当时业余的他们是多么执着刻苦：老师曲信先布置一个功课，汪天云一周可以交出三个独幕剧的构思，宗福先常常一边喷药一边写剧本。从这个房间里走出很多卓有成效的剧作家，后来担任各种要职——宗福先调入作家协会任职，汪天云任上海电影集团副总裁，贺国甫成为知名制片人，贾鸿源是写出《股疯》的著名编剧，马中骏是影视公司董事长……除了这些剧作家，这座“职工的精神殿堂”还是培养其他文学艺术家的摇篮，它培养出了胡万春、唐克新、费礼文等工人作家，郑辛遥、沈天呈、丁申阳等工人美术家、书法家、摄影家，以及黄永生、孙明、林锡彪等一批曲艺名角。

“市宫”是一栋著名建筑，前身是有名的“东方饭店”。其七层的主体建筑始建于1929年，是典型的巴洛克风格，外观大气。新中国成立后，这座著名建筑改用为工人文化宫，于是“从东方饭店到工人乐园”，见证了无数人的美好时光。1950年，陈毅市长向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赠送亲笔题书的横匾“工人的学校和乐园”，更是让这座位于市中心的建筑变成一座灯塔，各行各业的工人来这里休闲、娱乐、学习、表演，“灯塔”回应了他们的激情，甚至彻底改变了他们此后的人生命运。这座曾为旅店的建筑，也像是我们这群青年工人生命中的驿站，在非常时期容下我们歇脚，也让我们积攒了力量去远航。

我有一颗“急于远航”的心灵。彼时，我在“市宫”的绘画班里疯狂地画画，不但出于热爱，也出于急迫。我心里想着，以前有父亲在艺术上的荫庇，需要请教或拜师非常容易，但以后就得完全靠自己了。尤其是1977年9月父亲离世后，这种紧迫感就愈发强烈。除了“市宫”，我还在离家很近的长宁区工人文化宫“蹭画”，他们那儿也有绘画班，我不是学员又像是学员，跟着陈老师和张老师画画。当时与我形影不离的“绘画同伴”是稍大于我的蒋晓真，她是著名电影演员白杨的女儿，我们无论外出写生还是居家作画，几乎都在一起。我成了她家“小白楼”的常客，每次去都是白杨开门，然后水果招待，我跟她寒暄几句，就钻进蒋晓真的房间里画画。白杨的话不多，偶尔会说几句鼓励肯定的话，属于那种“严厉而亲切”的家长。

那个阶段，我的整个生活节奏是“和时间赛跑”，拼了命的画，多画一笔是一笔。然后是到处“赶场子”——就是赶赴各种与美术有关的活动：今天听说陈逸飞在黄浦区那边画画，我们就赶过去看;明天听说普陀区沪西电影院的电影海报画得好，也赶过去看。不管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人场合，只要与绘画有关，我们都消息特别灵通，触角特别敏感，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力争无一遗漏。我的内心充溢着饥饿、热情和渴望，加上“丧父之痛”后的急迫，于是不停地自我加压，勤学苦练。我几乎不放过任何一点空闲时间，哪怕面对一棵树，也会从绘画角度琢磨，如何才能把它画得姿态最美，如果没有带颜料，就会拿出铅笔练练线条，几乎到了“不疯魔不成活”的地步。

“在激情中长进”的我，开始积攒本领，一旦机会来临，或许就能抓住。

贰

那些日子里，我在“市宫”为各种舞台演出做舞美——除了绘景，还要管服装、化妆、道具、灯光，有时还要爬到高处去“追光”，把一束束亮光准确无误地射到“一号人物”身上。

在某个平凡的日子里，《于无声处》降临了！

那天我一进宫里，就看到苏乐慈导演向我走来，她手里拿着一个手写的剧本，对我说：“小王，你把这个剧本看一看，我们准备排一个大戏。”我有点好奇地接过这个名曰《于无声处》的剧本，内心有点忐忑：于我而言，将要面临一场挑战，以前排的都是小节目，小品或独幕戏，还没有接手过多幕剧。不知这个话剧写的是什么，我得好好拜读，并从舞美角度考虑设计方案。我手里的手写本，就是工人编剧宗福先的手迹，我当时也不知道他是谁，出于职责所需，马上开始进入阅读，并很快被剧情所打动。

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在“粉碎四人帮”的前夕：梅林和儿子欧阳平途经上海，来到老战友何是非家中。何是非过去曾因诬陷救命恩人梅林而官运亨通，这次又得知欧阳平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并因收集“天安门诗抄”而成为被追捕的“反革命分子”，即向“四人帮”分子告密。欧阳平遭逮捕后，何是非的妻子和女儿坚决与何决裂……

在“天安门事件”尚未公开平反的当时，该剧把一个搜集“天安门诗抄”的“反革命分子”当作正面人物描写，是需要勇气的。而“市宫”的业余话剧队敢于编排话剧《于无声处》，也是基于当时的普遍民意。彼时，经历“文革”的浩劫，中国百废待兴，而人们的思想观念仍然受到禁锢，随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兴起，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如何评价“天安门事件”，已然成为全民关心的话题。话剧《于无声处》犹如一声惊雷，冲破禁锢，解放思想，先声夺人地暗示了对“天安门事件”评价的拨乱反正。这样的剧情和“人民是不会沉默的”（宗福先语）思想主题，加上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时代风云，注定了它将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一部里程碑式作品。

对它的评价且按下不表，还是回到我的“当时视角”。作为舞美设计，熟悉剧本是必备功课，此前很少有让我激动的剧本，这回我带着自己的人生经历去阅读剧本，感同身受，非常“入戏”。我一方面心情沉重，另一方面还得“走出情绪”，从技术层面进入舞美设计，寻找设计灵感。

在主要场景的设计上，“熊佛西家的客厅”让我如获至宝地找到了创作灵感。这是一个我极为熟悉的场景，那座位于上戏和华东医院中间的洋房里，就是熊佛西院长的家，那个气派的客厅，是我和家人经常光顾的地方，熟悉极了。命运还开了一个玩笑，这个客厅，后来居然成了我们的家，我们家人与熊佛西的遗孀郑绮园朝夕相处亲如一家。后来我家虽然搬走了，但在我的脑海里，客厅的布置和摆设恍如眼前。我几乎觉得，《于无声处》的主场景只要“照搬熊佛西家的客厅”，再略做微调，就非常搭调和到位了。至于背景色，我考虑到当时压抑的时代氛围，就用黑色来衬托人民的心情。

當时“舞美”这块主要有四个人参与：郑家勇组织，章向雄负责木工道具，我负责舞美设计和绘景，还有周贝贝也帮忙绘景。章向雄是个非常地道的木匠，他可以飞快地按照我的设计，将道具完美地做出来。当时“市宫”的舞台不是很理想，还矗着两根柱子，搭景只能在两根柱子中间;整个舞台比较小，又很浅，布景只有搭到底，才能留出足够的表演空间。我用因地制宜的思路给出最佳设计方案，我们几个只用了一个星期，就将舞美完成了。至于道具，就得充分发挥想象力了：除了借用其他剧组的现成物品，不够部分还得亲自制作，有些道具就用纸糊，远观拆不穿;还设计了“竹篾摇黄豆法”的声效，模拟雨声，非常逼真。还别说，看着舞台上的“成品”，还真是有模有样，我的心里稍稍泛上一丝成就感。

也许可以骄傲地说，当时的“市宫”，各路艺术英豪都是“业余”的，但我们的作品，却是颇有“专业范”的。这一方面得益于专业名师的指点，另一方面又得益于这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大都市的人才矿藏。在当时的情景下，多少怀着“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工人才子，集聚到“市宫”这座“职工的精神殿堂”，要将自己喷薄的才情尽情挥洒。我们不亦乐乎地干着事关艺术的一切活儿，却都是毫无报酬的“义务劳动”。坐车，吃饭，外出联系工作，没有一分钱的补贴，大伙全都自觉自愿。我当时拿的是36元的工资，光是花在画具上的开支就捉襟见肘，所以去“市宫”上班，我常常是提早出门，多走一站路才坐车，一角钱就变成7分钱了，节约了3分钱车资。我想，当时像我这样的“市宫业余艺术家”，都有大致的经历。

现在说到那个令我难忘的日子：1978年9月22日，《于无声处》正式演出前一天的彩排。所谓彩排，就是按照正式演出的要求演一遍，看看哪个环节还有问题，以便完善。所以彩排当日，一般都是“内部观众”来蹭看，以烘托气氛，让演员有一种正式演出的正规感。记得那天，我姐姐和二哥也前来先睹为快，三四百人的场子，印象中尚未坐满。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当全剧演完，底下的掌声居然经久不息，迟迟不肯停下。这种场面太陌生了，一般演出，最多是礼节性鼓掌，像这样发自内心的长时间鼓掌，反应如此强烈，简直是绝无仅有。我和剧组的伙伴们都开心极了，望着台下观众热情的面孔，心里甜滋滋的。不过我那时年轻，又是物质匮乏时期，那天晚上给我印象最深的，居然是“营养晚餐”大排面，那才是实实在在的犒劳！

彩排加上后几天的演出，虽然加起来的观众不算很多，但是他们传播消息的能力和速度却是惊人！忽然间，好像全社会都知道了有这么一台好戏，纷纷打探何时卖票。原定10月1日到15日的卖票演出，票价一角，呼啦啦一下子全部售罄。市总工会临时决定，10月1日的这场演出，作为珍贵的礼物，用来招待全上海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这就让不多的演出更加奇货可居，争相买票者络绎不绝，常常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真的是一票难求啊。

作为该剧的工作人员，演出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爬到屋子顶端“追光”。所谓追光，就是将其他的灯全部黑掉，只留下一束光，射在角色的身上。该剧第三场就有一场需要“追光何是非”的戏，我记得爬上去的时候，被炙烤得非常热，那么多的演出灯具，散发着热量，时不时还会“冒烟”，此前我多次被烫伤。这次因为演出重要，我更是不敢有丝毫懈怠，务必保证那束光准确无误地射在主角身上。好在我对“市宫”剧场的屋顶结构了如指掌，爬上爬下熟门熟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接下来的事就“搞大了”。《文汇报》的名记者周玉明观剧之后，写了长篇报道《于无声处听惊雷》，以整版的篇幅发在《文汇报》上，一下子让这部话剧变成了“话题”与“事件”。先是市里的领导特地前来观看，接着又传来消息，说有中央首长要赶到上海看剧。这就必须兴师动众大动干戈了——因为“市宫”这个小场子，对付市民观众还马马虎虎，一旦要上升到正规演出，它就显得太局促了。市里决定把这台戏搬到中苏友好大厦的友谊电影院里，那里场面大，舞台也大。也许领导和导演生恐我们这些“业余舞美”拿不下来，就去求助上戏的舞美专家，后来周本义老师出马，对我先前的舞美设计做了改动，比如把背景黑色调换成了灰色调，同时根据舞台的宽深尺寸，将舞美做得比较舒展，不再像“市宫”那样捉襟见肘。

10月28日晚，中央首长在市委领导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演出，又上台与演员合影留念，肯定了这台戏。这之后，就“好戏连台”了。第一场“好戏”就是：文化部副部长来到上海，对剧组人员说，我带给你们一个大惊喜！我代表文化部部长黄镇，邀请剧组赴京演出。听罢这个好消息，大家一下子欢腾起来，个个喜上眉梢。

11月7日，上海电视台根据中央电视台的要求，要搞一场“实况转播《于无声处》”。这在当年是非常罕见的，不像现在的技术条件，实况转播已成家常便饭。我作为舞美，在前一天就忙开了，我在电视台演播厅里所搭的舞台上，与电视台的美工一起，画了整整一天，才算将绘景工作做完。记得那天晚上，市委的一干主要领导，齐刷刷来到演播大厅，和我们一起观看了演出。整个观剧过程，真的是鸦雀无声，大家似乎都屏声静气，生怕漏听一句台词。望着这一场面，我顿时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太值得了。

叁

真正的“好戏连台”，是在“赴京演出”的那些日子里。我清晰地记得，赴京的火车是11月13日下午，那天上午，我的厂领导（我当时的工作关系还是在厂里，借调到“市宫”）书记厂长等，专程来到我家，为我“送行”。他们说了一大堆赞扬和勉励的话，我只是傻傻地站着，一下子不知说什么好，内心有一种受到尊重的微妙感觉在翻动。到了下午，市总工会的领导也像我的厂领导一样，专程到火车站送我们剧组，握手，嘱咐，一脸的喜气，让我们倍感光荣。

最出乎意料的一幕是发生在北京火车站。当14日中午12点火车停靠北京站后，我一眼望过去，横幅标语猎猎飘扬，站台上是人山人海，人们居然用“夹道欢迎”的方式欢迎我们！那个场面简直嗨得不行，北京人像见了亲人一样与我们拥抱、握手，好多次我的手被握得生疼生疼，他们激动得太用力了。以前听到一个形容词叫“英雄凯旋”，我想也就是这样的场面吧。

15日上午，我早早地从领馆区的宾馆房间里醒来，走到楼顶上，看着小雪如飞絮飘下，瞬时化成白皑皑的一片。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北方，第一次见到这北国风光，心情美极了，看出去的景致也特别美。我按捺不住，连忙拿出画笔，画了一张雪景画，以倾泻此时的心情。

然后到了北京首演的日子。16日的首场演出是在红坊桥的工人文化宫，北京的场面很大，不像我们的“市宫”舞台。我早早来到现场布景，力求完美。虽然还是在演出前，但剧场里已有不少人在走动。突然间，我看到有一个人跳上舞台，他长得又高又瘦，手里挥舞着一张《人民日报》。听到有人高呼“他就是反四人帮的英雄！”但见这位英雄一边挥舞报纸，一边大声欢呼：“中央宣布，对四五事件彻底平反！”一时间，所有在场的人都欢呼起来，然后互相抱着如疯了似的欢跳，根本停不下来。我也受到了感染，放下画笔跟着一起欢叫。年轻的我尚不知道，我亲手参与的《于无声处》，也是促成平反的催化剂，甚至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天安门英雄”选择到《于无声处》现场来宣布和歡呼，自有其因。

那天晚上的演出，来了好多领导，那些“天安门英雄”也都来了。演出完毕后又是掌声如雷，首长们鱼贯而上，与谢幕的演员握手合影。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好多天，首长们的名字都是如雷贯耳的，平时只在广播和电视上听到看到，现在是天天近距离接触，渐成家常便饭。我们的演出不断地换场地，党校、文化部、煤炭部……最难忘的是在团中央的那次，演出结束，还来不及谢幕，好多“天安门英雄”就忍不住跳上舞台，他们嘴里说着“你们是英雄”，与我们紧紧抱在了一起。台下也是乱成一团，人们疯狂地蹦跳欢叫，简直有点“场面失控”的感觉。那真是激情燃烧的年代啊！

而“最高级别的演出”则是在19日晚上的京西宾馆。事先没有人告知究竟是什么样的首长会来观看，但我在搭台时，看到方毅副总理和上海市委书记彭冲前来检查督战，就猜想晚上观剧的首长们一定级别极高。当然直到现在，我也说不出具体是哪些“最高领导”，但是因为我的“职责之便”——“拉幕”加上“追光”，让我成了少数几个“可以随便走动的人”，于是我就偷偷地趁拉幕之便，往台下瞅了一眼。遗憾的是，这时恰好是暗场之时，我只是在若明若暗中认准一个人：陈永贵！乃因他的白头巾比较醒目，让我一下子认出来。我心想，当时的永贵大叔乃副总理级别，尚坐在比较边上的座位，那坐在正当中的，一定是排名头几位的大人物吧。

写到这里，我要停下来解释几句。我之所以巨细靡遗地描述某些场景，私心是想为研究当代戏剧史的人们留下一些“亲历者轶事”。因为在我看到的对《于无声处》的报道中，较多的是提及它的轰动和它在戏剧史上的地位，缺乏有血有肉的具体描述，也许我的个人视角有助于拾遗补缺，听到涓涓细流的生动声音。

作为一个非常年轻的业余舞美工作者，我记住的情形很可能不是“主流场景”，而是“支流场景”。比如我印象深刻的是，在京西宾馆的演出结束后，那餐饭，简直是“宫廷菜”的级别，除了大菜，就连小花卷都做得很高级，那小巧玲珑的模样和香香的味道，令我没齿难忘。那些日子里，我们轮流在各单位演出，接受各种招待，天天像在过年，动辄就是几十桌圆台面摆开来，我们剧组一二十个人都“分配”不过来——东道主希望每桌都有剧组的人作为“圆心”，于是我们就分插在各桌中。就餐时，人们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毕竟只是个舞美，对剧作的政治意义思想意义所知不深，也就只好勉强应付，满心想的是一桌子的美味佳肴。

回想当年的奢侈饕餮，不禁让我联想到弗洛伊德在他的著作中描绘的“教父讲经”的一幕：当教父在向教徒们讲经时，教徒们却心不在焉地看着边上的小门，因为届时将有食物从小门里拿出来。在本该虔诚的时刻，这些信徒们对食物的盼望超过了对信仰的渴求，人性就是这样真实。我当时被围在“圆心”的时候，其实是应该慷慨陈词的，可是一则我说不来豪言壮语，二则真心挡不住食物诱惑，于是除了几句“场面话”，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满足食欲才是首要之选。那是凭票供应的年代啊，物质极其匮乏，而我正是长身体的时期，自从父母落难后，家里也是穷得难得吃肉，我就是“盼望食物的教徒”啊。

《于无声处》赴京演出是件大事，当时很多上海的主流媒体都有记者跟着报道，剧组人员经常需要出席各种各样的座谈会，同时还要参加许多活动，包括瞻仰毛泽东纪念堂，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朗诵天安门诗抄等。令我心仪的“精神食粮”是看“内部电影”，在人民剧场、八一剧场、文化部剧场，我看了《罗宾汉》《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塞尼亚》《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佐罗》等，我最爱的是《007在东京》，至今记忆犹新。

值得一提的是，在12月的某一天，文化部和全国总工会召开颁奖大会，为《于无声处》颁奖，好几位政治局委员亲临现场。据说这是1949年以来的第二次，上一次是颁给“一出戏救了一个剧种”的昆剧《十五贯》。而且令我们喜出望外的是，这一次还有奖金，编剧演员舞美人人有份，从一千到一百不等，这是我们意想不到的。

其实那时剧组里的“不协和音”也不少，时隔多年往事如烟，写一点作为“轶事史料”也无妨，可做花絮佐料。比如同去的剧组有A组B组，好大一阵子，完全轮不到B组的演员上戏，这就难怪他们要“发威”了，要求领导“一碗水端平”。于是后来领导作出调整，让B组演员也有戏可演。还有听到《于无声处》要拍成电影，话剧演员当然都想做电影演员，于是又一场争夺战。包括“从一千到一百”的奖金发放，谁多谁少，也是好一番争吵。于今想来，这些一地鸡毛的琐事，别开生面，丰富了我的人生回忆。

不过，除了那些赴京演出的“辉煌闪现”，我还要补充说明的是：聚光灯并不是那么容易射过来的，该剧编剧宗福先回忆说：那时，他真的很害怕，他觉得世界上所有暴发户和类似暴发户的东西都不会有好下场。他一遍一遍告诉别人，这部戏还是一部稚嫩的业余的创作。事实上，在排练这部戏时，因为摸不清政治风向，主创人员还互相嘱托将来“万一谁进去了，在外面的要来送牢饭”。他们做梦也未曾想到，这部戏在京演出和开幕式当天，中共北京市委会正式宣布四五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更没料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前一天，文化部和全国总工会还为《于无声处》颁奖。一部话剧，成为一桩文化事件和政治事件，这是我们大家始料未及的。作为舞美，我是借了它的光。

肆

这里说一件与《于无声处》有关也无关的“戏外事”。

我的大哥是个少年才子，17岁就考入了北大物理系。然而很快发生了一件蹊跷的事：在他进入地球物理系两个月之后，居然被莫名其妙地开除回家了，致使他后来远赴新疆，一事无成。原因是，有人写了他的黑材料！

怎么回事呢？直到两年后的有一天，因为特殊年代的混乱局面，一些档案材料被无意间曝光，有人发现了两年前一封写我父亲的“黑材料”。这封“黑材料”主要是写，作为“美国特务”的我父亲，如何用他的理念培养“黑苗子”，也就是说，我大哥是父亲用“黑理念”培养出来的“黑苗子”。正是这封“黑材料”送到北大，而当时的北大恰恰是全国高教系统的社教试点，北大社教工作组正在大批开除“政治不合格”的新生，因此他们得到“黑材料”后，就把大哥一脚踢回了家。

此次来京，我有一个任务：为大哥的“冤案”去北大交涉申冤。那天我穿了一件剧团发的军大衣，直冲北大校党委。那时是下午一点左右，校领导正在开党委会，一位副书记接待了我。我向他大致讲了“冤情”的原委，他让我立刻到物理系直接去找某位系领导。到了系里，也许校领导已有关照，系领导们与其他人都很热情，听了我说的“大哥的故事”，承诺尽快调查解决。我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下来——原本以為这是一场没有胜算的“持久战”。

在去北大的路途中，我看到马路上游荡着很多上访者，他们睡在马路上，有的举着有关冤案的文字和照片，在向路人诉说冤情。看着那么多“投诉无门”的申冤者，我对“北大之行”一开始比较悲观。但是没想到，我的“单刀赴会”和“单刀直入”居然顺风顺水，不知是得益于我的那身军装呢，还是得益于我“《于无声处》剧组人员”的光环，或是得益于全国上下“拨乱反正”的思想浪潮？记得我后来给北大的“好人们”送去了20多张票子，把他们感动得语无伦次。那是《于无声处》风靡京城的时光，人人知道奇货可居的票子早就一票难求，他们一下子能拿到20多张，自然是惊喜不已。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北大物理系的有关人员一次次来到上海戏剧学院，比对材料，了解冤情。在北大人“追究真相”的执着下，终于出了那封与北大当年收到的一模一样的“黑举报信”，让“源头”得以曝光。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北大向我大哥宣布了“平反冤案”的决定，还破例让他插入77级，从新疆回到北大……

这是一段让我“很有成就感”的经历，一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居然能以一己之力，申冤交涉，还我大哥一个灿烂的前程！这不但是拜“拨乱反正、思想解放”所赐，也有《于无声处》的一份功劳。因了我与该剧的这份关系，才有可能更加顺畅地“得手”。所以当我回忆“《于无声处》赴京演出”时，不想漏掉对我来说难以忘怀的这段经历。我和大哥都非常感谢《于无声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