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有来生再报恩



若有来生再报恩

天台山国清寺有一座供奉妙法莲华经的藏经塔，那是日本佛教日莲宗为祖庭修建的。塔身刻着赵朴初先生的题字：知恩报恩。我不信佛教，但对佛家思想十分认同，赵老的知恩报恩题字既刻在塔上，也刻在我的心里。

知恩、报恩，应该是人生最起码的道德。老人结草，黄雀衔环，韩信报漂母一粥之恩，李密为祖母恳辞帝命，这些都是千古佳话，我一直奉为楷模。我的座右铭是：“你助我一根火柴，我报你一个太阳。你助我一滴水珠，我报你一个海洋。”当然，以太阳之热量、海洋之能量回报赐恩是不可能的，但以太阳之热情、海洋之心境对待恩人，却是我一直践行的。

但是令我时时刻刻缠绕于心的，是大恩未报，而且没有机会再报，这是我终生的遗憾，永恒的痛苦。

不能再报的大恩是母恩、师恩、岳母恩。

我的母亲

我出生在浙江省天台县螺溪村，家里十分贫苦。父亲丁吉美，母亲徐仙桃。父亲除了种田，还要出门做苦力；在宁波打工积劳成疾，于1949年5月去世。这时我家上有六十多岁的祖母，下有九岁的弟弟，全靠三十九岁的母亲和十五岁的我挑起家庭的重担。

父亲在世时，妇女是不下地干活的。父亲去世了，母亲只好从头学起，带着我一起种田。母亲小时缠过足，缠了一半又放了，两足半大半小。这双没有完全发育的脚要下田劳动，该是多么艰难。我们还要挑粪呢。她也挑不动，我也挑不动。于是两人扛一只粪桶。小脚女人扛粪桶，怎么走路呀！于是扛扛歇歇，歇歇扛扛。母亲为了减轻我的负担，停歇后总是把粪桶的绳子拉近她的肩头。我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又要把绳子拉近我这一边。于是母子二人拉来拉去抢着绳子。我们还要到二十里路以外的山上砍柴。我力气小，只能挑三四十斤。母亲力气比我大不了多少。但她总是把自己的柴担挑到前面放下，又回过头来接过我的柴担替我挑走。一个小脚放大的妇女，要在崎岖窄滑的山路上挑着沉重的柴担下山，这种艰难的人生道路实在不堪回首！若是没有我和弟弟的拖累，她还可以再嫁。但是她要养育两个年幼的儿子，还要供我读书。

我就这样半耕半读直到1955年高中毕业。这期间我没有买过钢笔，没有买过圆规和直尺。就是到了复旦大学，也是用三分钱的铁皮笔尖扎在竹竿上的蘸水笔，捧着一瓶墨水到课堂听课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农村照明用的是灯盏，两根灯草，一匙芯油，烧夜饭的时候点一下，做功课是不能用灯的。西汉的匡衡苦读时还可凿壁借光，可我家邻居也是穷人，凿壁也难以借光。晋朝的孙康和车胤有映雪囊萤的故事，我也无法效仿，因为我的家乡不常下雪，也抓不到萤火虫。但是我利用月光读书却是有的。想想如今的母亲，开着汽车送儿子上幼儿园，拿着蛋糕、饮料等在学校门口接儿子放学，二十岁的大姑娘不会烧饭做菜洗衣服，全由母亲包干，多么幸福啊。这是一种母爱。我没有享受过这种母爱。我得到的母爱是母亲把重担的绳子拉往她那一头，减轻我肩头的压力。我以为，这种含辛茹苦的母爱要比锦衣玉食的母爱珍贵。

母亲为我守寡，母亲为我劳作，母亲为我挨饿，母亲为我痛苦。母亲一生的付出，全是为了我。我多么想报答母亲的大恩呀，但是没有机会。从1958年到1978年这二十年中，我的工资从三十五元加到六十五元，要分别寄给妻子、师母、母亲，母亲得到的，只有十元一月。以后工资加到八十元，想把母亲接到上海来住，又因住房太小，十八平方米住着岳母、妻子和三个儿子，我的母亲难以容身。以后增配了房子，我让母亲单独一人住在一个七平方米的亭子间里，我每天中午从解放日报的食堂买了菜，送到母亲住处，想让她享几天福，吃几天像解放日报普通职工一样的饭菜，这对她来说，应该是一辈子生活的顶峰。可是我白费心机。凡我买去的菜，她从来不吃。她每天就买一角钱的豆腐，放一点盐，分三次过泡饭。天天如此。我买的菜，放在橱子里腐烂。她肯定这样想：你买的菜我让它烂掉，让你来倒掉，你总不会再买了吧。她为什么这样，直到现在，我还百思不得其解。我在母亲活着时的最大愿望，是她能接受我一天的孝心，哪怕过一天上海里弄老妈妈那样的生活，我在心灵上也就有了一点安慰。但她从来不。无力尽孝没有办法，现在有条件尽孝,，又不被接受。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她送回老家和弟弟生活在一起。我大概命中注定是个不孝之子。不但母亲活着时没享过我一天福气，连死别之时送终的机会也给错过。1996年春天母亲病重之时，我因全国记协指派我率团访问阿根廷和巴西，临时无法换人，只好跪别老母，硬着心肠出国。访完阿根廷，到了巴西，一夜梦中惊醒，似闻母亲唤我。早起打电话回国，得知母亲真的于前一日去世。我不但没在她身边为她送终，连披麻戴孝扶亲送殡也不能！那天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一个人在房内面向家乡，长跪不起，请西去的母亲原谅我的不孝。

我的师母

父亲病逝那年春节前夕，我以榜上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天台中学，享受公费生待遇。所谓公费，只是免缴学费，杂费还是要缴的，一斗三升米，合二十斤。我哪来二十斤米呢？父亲已经病危，祖母卧病在床，弟弟还只九岁，全家都在挨饿，哪里有钱上学？我看着红榜头名自己的名字，黯然咽泪，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以十五岁的年龄与母亲分挑家庭重担。

这时出了一个救星，小学教师邱翊定。他听说“头名秀才”因缴不起杂费没到学校报到，就代我缴了一斗三升米，还撺掇中学校长曹天风送给我六本一年级课本。这样我就去报到了。这是1949年春天。可是祸不单行，几个月之内，祖母也相继去世。半年内负担了两次丧事，只留下孤儿寡母三人，连活命都难，怎么还能读书呢？只好辍学。天台解放以后，县文教科科长王大汉先生听说有一个读书很好的小孩休学在家，就叫我继续去读，还给我每月五角钱的助学金。于是我就半农半读，早晚在家种田，白天走五里路到学校读书，直至高中毕业。此中艰苦，言之不尽。好在有个邱翊定老师和袁秀云师母。

邱翊定是小学教师，四十多岁了，还无儿无女，特别喜欢小孩。他们的微薄收入，都用来资助贫穷的学生，喜欢小孩子认他们为干爹、干娘，每年总有一两个乡下穷学生在他们家寄住。我虽受他们的恩，但不愿叫干爹、干娘，只叫邱先生、阿姨。口虽不叫，我们的关系却如同父子、母子一般。阿姨多么希望我能叫她一声妈呀。我虽不叫她，她却叫我“儿呀”。我从中学到大学的十年之中，所有的鞋子都是阿姨一针一线做给我的，都来不及穿。我真的很感动。有一次，我从复旦大学写信给阿姨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下阿姨可高兴了，我称她慈母了，她把我的信到处给人看，还贴在房间的墙壁上。

这样一对好人，可惜没有好命。只因邱先生在国共合作的抗战时期当过国民党的支部书记，五十年代末期被“清洗”出教师队伍，为生产队放牛拿工分。这么一个老弱书生，放牛的工分怎么活得下去！他们一世为善，赞助过多少穷学生！在他们穷困潦倒的时候，又有谁回报过他们呢！我虽有报恩之心，但没有报恩之力。那时我已经到解放日报工作了，每月工资五十五元，又要在上海生活，又要回乡探亲，又要分别寄给乡下的妻子、老母、老师三处，每家得到的只有十元、五元不等。所以当年老患肺病的恩师写信给我想买点冬虫夏草，我竟没能如他愿。恩师待我十年恩，我却未报一次情。以后，阿姨又不幸被邻居楼上掉落的砖头击中头顶致死。可怜两个好人，都未能善终，我也未能尽孝。我只有在每年清明，跪在恩师、师母的墓前，祝福他们在天之灵安息，别的又能做什么呢?

我的岳母

我的第三个母亲是岳母吕杏梅。岳母待我之好，胜过对她儿子。婚后我与妻子两地分居，每逢春节回乡探亲，岳母见我到了，犹如“天上跌落佛”。那时全国人都在挨饿。岳父王祖传喜酒，每天总要买半斤黄酒。没有下酒菜，就以咸菜过酒。但岳母每顿都给我一人开小灶，她儿子都没得吃，天天如此，年年如此。我去时，岳父岳母、妻子到五里之遥的车站接。我回来时，他们摸黑挑着行李送我到车站。农村人总是重男轻女的，岳母却待女如男，她立了分书，把家中房屋给儿子和女儿各一半。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妻子调进上海，岳母随女而居。那时不正之风还未形成，我虽然在市委宣传部工作，但没有什么特权，居住、生活条件都很差。但比起我们乡下天台，上海的生活毕竟好多了，所以岳母总是与我们住在一起。按理，我应当侍奉岳母安度晚年，只因自己生母仍在乡下受苦，我心里有“鹊巢鸠占”之感，对岳母便不那么顺眼。现在岳母已去世多年，想想她当年对我超过“半子”之恩，想想她在艰难岁月对我三个儿子的养育之情，想想她在十年中为我做家务之苦，我是应该恭恭敬敬，又孝又顺，使她称心的。但她总觉得不称心。现在她已远逝，我就是想补偿孝心，也无法弥补，只能是永远的遗憾了。

人到垂暮之年，不免要回首往事，检点人生。我虽然没做过值得一提的大事和好事，也没有做过坏事和恶事，没有对不起别的人，就是对不起三位母亲。生前没有尽孝，现在就是子规啼血，她们能听到我的忏悔吗？现在就是年年跪在她们的墓前，摆上祭品，点上香烛，她们能够前来享受供祭吗？我多么想她们能活转来，让我补上一天的孝心，哪怕在梦中向她们说一声“对不起”也好呀。古有结草衔环之说，我有来世报恩之思。我知道没有来世，但我希望有来世。母亲、岳母、师母：若有来世，定报大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