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文/本刊记者 胡凌虹
费穆、费明仪:跨越时空的艺术梦与父女情
文/本刊记者胡凌虹
费穆执导的电影《小城之春》
李六乙导演的话剧《小城之春》
染成褐色的微卷的短发,精致的妆容,一身粉色的考究的绣花旗袍,脖子上戴着一串闪着温润光泽的珍珠项链,当香港著名音乐家费明仪款款走上台时,我被她的优雅与从容慑住了,虽然她已经年近八旬。近日,为了第十七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上演的话剧《小城之春》,费明仪特地从香港赶来上海。因为《小城之春》是她父亲——著名电影导演费穆的作品。在话剧版《小城之春》演出前,艺术节特地举办了一场费明仪与话剧导演李六乙的对谈,一起回忆费穆先生与他的《小城之春》。讲座后,我又专访了费明仪,听她回忆与父亲相处的点点滴滴,我发现她似乎有一种穿越时空的超能力,能把极小的细节以及父亲当时的音容笑貌都生动地还原出来,可见父女情深。谈到父亲超越时代的思想与划时代的作品,费明仪充满了钦佩,无疑是父亲的知音与铁粉。谈起自己跨越国界的音乐道路,费明仪谦逊而平和,音乐已是她的生活。
“那时我在南京国立音乐学院学音乐,主修钢琴,就在圣诞节前夜的那天,我正在楼上睡觉,楼下有人叫我,小费,小费,有人找你。我往窗外一看,是父亲,正在窗下来回地走。我赶忙跑出去,兴奋地问:‘爸爸你怎么来啦?怎么不告诉我?’爸爸只是说:‘快让进去,我快冻僵了。’那天零下7度。之后我知道他是专门从上海坐夜车赶到南京来看我的,白天没有空。”费明仪一脸温馨地回忆道。尤其说到忽然看到父亲时,她的声音变得像小女孩一样,嗲嗲的、很亲昵。我想此时费明仪的脑海里定清晰地浮现出了当年的自己与慈爱的父亲。
“后来坐了会,我们就出了校园。我的学校在山上,一路走下来,有很多的小店,有各式各样的好吃的东西,有大饼、油条、粉丝
汤……我们就一路吃一路聊。”回忆时,费明仪报出了很多好吃的东西,我惊讶于她的记忆力,那可是60多年前的事情了,想必那一次父亲的探望深深地记在她的脑海里,因而其中的细枝末节,她都记忆犹新。
“吃过早晚饭,4点左右,爸爸告诉我,他要回去了,要去赶车,而且暂时不能来看我了。将近分手时,他告诉我,要拍一个电影。我很好奇,心想‘慢车老费’要拍电影啦?”费明仪停顿了一下,笑着解释道,“‘慢车老费’是父亲的外号,没有人敢找父亲拍戏,因为他拍一个镜头很慢,太会花钱,常常两个月拍不出两个镜头,有时候他甚至会花很多时间就为等到天上出现一片他满意的云。所以得了这么个外号。”接着费明仪继续回忆道:“我问他:什么电影啊?父亲回答:两个男人跟一个女人的故事。我脱口而出:是三角恋爱?父亲说:你好莱坞电影看得太多了吧,是我的错。两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就一定会谈恋爱啊,你懂什么是恋爱啊!”费明仪模拟着父亲的口吻回忆道,虽然并不像,但是从中透出满满的宠溺,这份父亲的宠溺定是当时的费明仪深深感受到的。
费穆执导的《小城之春》主要讲述了一个已婚女人在丈夫久病不起的情况下再次见到昔日恋人时的故事。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爱情故事,实则反映的是时代中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与抉择。从现在看,片中所用的非常个人化的、女性的视觉是很常见的,但这在当时的电影界很罕见。1948年日本投降,那个年代里的艺术表达更多的是激情、革命,盛行的是看起来很有力量的作品。因此,费穆的《小城之春》是非常“另类”的,那个时代的大众也未必能领悟影片所蕴含的深邃思想,但是这个影片流传到今天,再次回顾时,人们并没有违和感,甚至还能与剧中人物感同身受。
费穆
《小城之春》如今是费穆最为人所知的作品
“我记得父亲曾经跟我说过,艺术绝对应该是真实的、是现实的,可是务必要超越时代。我想,《小城之春》在大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依然是有时代感的,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随时都有这样的问题存在。”费明仪感慨道。
“其实影片《小城之春》讲的是,在一个特别的时代下人的生存状态,不是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影片女主角的选择,不是单纯爱情对象的选择,而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那个时代里,其实所有的人都在选择道路,到底怎么生活,怎么面对。现在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我们这个时代处在巨大的改革、发展进程中,乱、快、躁,有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其中还有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该怎么生活,该怎么选择既适合自己又适合所有人的生活。在一个大的时代中,每个人的文化自觉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李六乙感慨道。
“他是为5 0年以后的人拍的。”费明仪缓缓说道。现在的她很了解父亲,可是年幼时,她很难理解。“父亲有满腹的理想,可是往往事与愿违,他当年肯定很不开心,他不知道怎么让更多的人明白。他常常一个人纳闷,有的时候他也发脾气,他一发脾气就是很大的事情,天摇地动。他发脾气也不出声,于是我一看到他不出声我就知道大事不妙,一定是什么事情让他生气。他一生气就几天不理人,我们也不知道他干嘛。这个是影响他健康的,因为把事情都窝在心里头。他不是一个开朗的人。后来父亲的心脏病越来越严重。在我们七个兄弟姐妹中,我是最大的,他最喜欢我,那个时候,我这个黄毛丫头也最懂事。那时父亲也会跟我讲他心里不开心的事,包括事业上的苦闷,可惜那时我也不了解他,也没有办法替他解决或安慰开解他。一直到他去世以后,我才开始慢慢了解他。”费明仪说这些话时,语调有些低沉,语速比较缓慢,仿佛一边在说一边沉浸在对父亲的深深思念以及为父亲感到惋惜的复杂情绪里。片刻后,她恢复了神采,换
了一种明朗的语调说道:“当时他觉得寂寞,不过,在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他应该不感到寂寞了,因为很多人都理解他了,明白他当时为何这么创作了。”
费穆擅长细腻的内心描写,在情绪的把握上,非常精准到位。他总是能找到独特的视角对人的生存价值、人生的目的和意义进行哲理性的探讨。有评论者认为《小城之春》是中国的先锋电影,“细腻而诗化的心理片传统”是由费穆开创的。在现实主义和左翼电影盛行的时代,费穆的诗意表达和春秋笔法一开始不为人接受甚至遭到诟病,但渐渐地越来越散发出隽永光芒,《小城之春》的价值也被越来越多地挖掘出来。
1995年,《小城之春》被评选为中国电影90年历史上10部经典作品之一;2005年,被金像奖评为百年百大电影第一名;同时也被英国电影杂志《视与听》846位影评人评为影史TOP250的127名。影片《小城之春》成为一代代影评人、学者研究的样本,同时也让后辈导演激动、着迷。2002年,电影导演田壮壮重拍《小城之春》,2015年,李六乙执导了话剧版《小城之春》。
“很可惜我父亲45岁时因为心脏病去世了。如果他能活得久一点的话,肯定能拍出更多比《小城之春》更好的影片出来。现在我们都在向费穆先生致敬。我觉得,我们在深深怀念他的时候,在看电影的时候,可以试着想想,在当时的大环境里,他是怎么走过来的,怎么去超越他那个时代的。”
费穆,字敬庐,号辑止。1906年10月10日出生于上海。“我们家是书香门第,祖父是清宫的御医,家里很传统,非常守旧,用现在的话来说,是非常封建的。祖父非常孝顺,在他的教养下,作为老大的父亲从小是最听父母话的,小弟弟调皮了,他就替他们受罪。”费明仪笑说道。
1916年,费家迁居北京,费穆被送至天津法文高等学堂学习法语,他还自学了英、德、意、俄等多种外国语。“我父亲的功课非常好。从小熟读唐诗宋词和孔孟之道,后来到了法文高等学堂又接受了西洋文化,对西洋文学非常熟悉,可以说是贯通中西。他从小喜欢看书,常常躲在被窝里看,这导致他左眼失明。”费明仪回忆道。
在《天伦》中,费穆以民族乐器配乐,这在中国电影史上是首次
林楚楚、费穆与阮玲玉
《城市之夜》剧照
1924年,18岁的费穆从法文高等学堂毕业,进临城矿务局任会计主任。1928年,费穆由北京调到天津出任中法储蓄会文书主任,业余为北京真光戏院《真光影讯》撰写影评。费穆从小就对艺术尤其对电影非常感兴趣,这也是受他母亲的影响。按那个时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标准来看,费穆的母亲是个“女强人”,不仅精明能干、持家有方,还知书达理、爱好艺术,喜欢听说书、听苏州弹词,喜欢看昆曲、听京戏。那时,母子情深的两人经常一起去看戏看电影,待费明仪出生后,就把她也带上,变成了三人小组。“那时我总是边看边吃五香豆、茶叶蛋、香瓜子等等,而
我爸爸则是边看边认真琢磨怎样导演得更好。虽然我父亲从小很听父母的话,但是一旦当他决心做某件事时就会很执着。他花了很长时间终于说服了我的祖母,同意他放弃会计的工作去拍电影。”
1930年,费穆应聘为天津华北电影公司编译主任,为影院外国新片翻译英文字幕和撰写说明书。期间,应导演侯曜之请,做了他的导演助理,不但熟悉了影片制作流程,还受到了侯曜艺术创新精神的影响。1932年,费穆应联华影业公司老板罗明佑之邀到上海,成为联华上海一厂的电影导演。1933年,费穆执导了批判现实的剧情片《城市之夜》,由此受到关注。
费穆喜欢探索,敢于创新,因此他拍摄的影片具有鲜明的前卫性与前瞻性。
1934年,费穆执导了由阮玲玉、林楚楚主演的剧情片《人生》;随后又编导了由阮玲玉、高占非主演的剧情片《香雪海》。1935年,执导了由尚冠武、林楚楚主演的伦理电影《天伦》,在电影中以民族乐器配乐,这在中国电影史上是第一次。1936年,费穆编导了《狼山喋血记》,他没有采取现实主义的表达方式,而是虚构了一个隐晦的寓言故事,以抨击不抵抗主义的可耻,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意志和爱国精神,堪称为国防电影的代表作。1940年,费穆耗时一年拍摄了古装剧情片《孔夫子》。1941年,费穆为中美两国第一次合作拍摄的影片《世界儿女》编写了剧本。
除了痴迷于电影,费穆也爱好戏曲艺术。1937年,费穆与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合作了戏曲电影《斩经堂》。1941年,与京剧表演艺术家瑞德宝、梁连柱合作了京剧戏曲片《古中国之歌》。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后,日本当局“接管”租界电影业,费穆凛然拒绝与敌伪合作,加入天风剧团,开始话剧创作,他执导了姚克编剧的宫闱戏《清宫怨》,该剧在璇宫剧场连演71天,连满97场。1942年1月,天风剧团解散,费穆参与建立上海艺术剧社,后又创办新艺剧团和国风剧团,导演了《杨贵妃》《浮生六记》《小凤仙》等剧。抗战胜利后,费穆重返影坛。1948年,费穆尝试拍摄了彩色胶片的戏曲片《生死恨》,这是蓄须明志的梅兰芳在抗战胜利后的重返舞台之作,也是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
由于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包括戏曲艺术的浸染,费穆执导的影片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美学特色。因此,《小城之春》后来被认为开启了中国诗化电影的先河。人们认为,费穆把中国传统美学和电影语言进行完美的嫁接,开创了具有东方神韵的银幕诗学。
“费穆导演的影片特别地淡雅,淡得似乎没有什么内容,但是给你无限遐想,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境界,也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特质,是需要学习继承发扬的。”李六乙评价道,在他看来,费穆导演的影片除了艺术范畴的方法、观念值得研究外,他在电影中国化、民族化上做出的贡献也值得关注。“费穆导演不拘泥于那个时代,他对电影对戏剧的独特认识,超越了那个时代。更可贵的是,他把戏剧语言和电影语言非常完美地结合了起来。可惜,到了今天我们许许多多的中国电影导演都还没有搞懂,没有去触摸这个问题,甚至还停留在大量模仿抄袭阶段。费穆导演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告诉后辈艺术家,你们要使从事的这门艺术真正地发扬光大,必须使这门艺术成为自己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这样才能流芳百世,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当下,日本电影、印度电影都有非常鲜明的地域特色,而我们国内呢,拍电影往往学好莱坞,拍电视剧往往学韩剧,泱泱大国自己的东西是什么,丢了。这是很危险的。”
在父亲的影响下,费明仪从小就爱好艺术,也遗传了父亲的艺术细胞。费穆也把女儿当作艺术上的同道,不过他并不希望女儿步后尘。费明仪回忆:“小时候我跟父亲说,以后我也要像他一样做一个导演,但是父亲说:家里有一个导演就已经够了,还有很多姐妹艺术都是相通的,比如音乐,戏剧电影中都有音乐。”
费明仪酷爱音乐,在父亲的支持下,她开始学习钢琴,但是后来因为手太小,无法弹难度高的曲子,老师建议她转科,费明仪选择转学声乐。
费明仪年轻时
1949年5月,费穆迁居香港,与
吴性栽合办了龙马影片公司。在香港,费穆亲自带费明仪去找老师,让她正式师从赵梅博教授学习声乐。“爸爸很支持鼓励我,在香港他筹备排戏之余,就听我练琴、练唱音阶。那时我唱音阶很难听的,不过他总是说:‘没关系,没关系,开始的时候总是这样的。’”
香港的生活条件没法和上海时比,一家九口人住在一个大约只有几十平方米的房间里。“父亲也觉得很抱歉,觉得弄得家里头那么拥挤,他也很怕我们七个孩子吃不满、长不大。不过,虽然物质生活很艰苦,可是我们的精神生活非常丰富。”费明仪回忆道。
1951年1月31日费穆因心脏病猝然离世。父亲去世后,费明仪全家又从香港搬回了上海,只有她一人留在香港,住在叔叔家继续学习音乐。1956年,在叔叔和丈夫的支持鼓励下,费明仪只身远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深造,师从奥地利声乐教授洛特·轩纳门下。法国的留学生涯很艰辛,为了赚取生活费,她帮别人看过孩子,洗过盘子。她也很思念家人。每天都会像记日记一样给丈夫写信,攒到一定时间再寄给他。
在法国的音乐天堂里,费明仪汲取着丰富的知识,并且寻找到自己的特色。“中国人跟外国人的声音不一样,中国人的声音比较清秀,没有欧美人那么宏大。所以我唱抒情的乐曲比较多,比较适合我。”费明仪认真地对我说。她回忆,自己第一次在国外演出,是在奥利地萨尔茨堡的音乐节上,“当时我很紧张,也有很多顾虑。因为现场演出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天气、精神状况等等,不是每次演出都是完美的。不过很快我调整好了心态,演出很成功。”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少有中国人能站在国外的舞台上演唱,费明仪凭着个人的努力做到了。费明仪精通德文、意大利、法文等多国语言,因此能用外语演唱外国歌曲,不仅唱得准确,而且别有韵味,很受欢迎。于是,她有了更多的演唱机会,参加国际音乐节,在西班牙,瑞士、德国及巴黎举行音乐会和独唱会,声誉甚高。
上世纪60年代,费明仪学成归国,回到香港发展,在各地举办音乐会。不过,费明仪感到“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因此1964年她创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明仪合唱团”,并出任团长兼指挥。由此,她也成为香港合唱艺术的垦荒者之一。虽然“明仪合唱团”是一个由业余合唱爱好者组建的民间音乐团体,但费明仪在斟选团员时却相当苛刻,选拨后,费明仪会亲自免费教授。团员们不仅会唱中文、法文、意大利文等,还会古典、现代等不同风格的曲目。在多年的演出过程中,费明仪越来越多地将民族曲目引入其中进行演绎,为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民间音乐。
“我们是业余的团体,专业的水准。”费明仪笑着解释道。
在费明仪的带领下,明仪合唱团不仅在2000多个座位的音乐厅演出,还到沙田、元朗等香港周边的卫星区域演出,演出地点也不拘一格,礼堂、学校,甚至是露天,以普及合唱艺术。为庆祝香港回归,她还组织了一个500人的大合唱,其中不仅包括香港所有的合唱团,还有内地的战友歌舞团加入其中。明仪合唱团也是香港对外演出交流最多的音乐团体之一,不仅去国外,还经常来到内地演出,包括上海、北京、天津、厦门、山东等地。
费明仪
1964年费明仪在演唱
至今明仪合唱团已成立52年,作为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合唱团,会碰到哪些困难呢?“碰到过很多困难。首先,我们合唱团完全是自力更生的,没有任何资助,所以我们每年都会争取场地、争取一些演出费用方面的赞助。其次,人员方面也不稳定,因为是不授薪的。有时候,团里会忽然走了好几个女高音,走了几个男声。团员都是业余参加的,平时要念书、考试,或者工作、出差,出席率会受影响。目前,合唱团人数稳定在45个人左右。”费明仪回答道,并笑着指了指一旁坐着的合唱团副会长,“她到我们团已经42年了,是我们团里的元老。”
除了领导合唱团,费明仪还身兼香港艺术发展局音乐组主席、香港合唱团协会主席,香港大学亚
洲研究中心名誉研究院士、香港民族音乐学会会长等二十几个职务。2001年费明仪荣获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颁授铜紫荆星章,2006年荣获委任为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2008年6月荣获香港演艺学院颁授荣誉院士。
费明仪一生中,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跟音乐艺术有关。2001年费明仪因冠心病、血管堵塞做了两次大手术,面对生命的考验,音乐给了她很大的支撑。“那次病得那么厉害,我签手术同意书时,就如同签生死状一样,术后也不能讲话,声音完全是沙哑的,就是因为有音乐艺术,我一直在听音乐,这样才缓过来的。可以说,我是在歌声的鼓励下‘回来’的。”
如今,年近八旬的费明仪没有选择退休,而是继续演出以及做音乐教育的工作。对她来说,艺术与人生是分不开的。“我觉得,艺术和人生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人生受到艺术感染和启发,艺术中也有生活的体会和经验,要不然艺术会很空,没有内容,演唱只有好听的声音和完美的技巧还不够。生命中有艺术,才能拥有一个艺术的人生。”
费明仪
记者:您走上音乐道路是受您父亲影响的吗?
费明仪:确实是因为他的鼓励,我走上了音乐的道路。我父亲其实很喜欢西洋音乐,贝多芬、莫扎特等大作曲家的作品,他都非常熟悉。他觉得我应该学音乐、学作曲,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合作。这是我们的君子协定,虽然是“定”了,可是永远没有办法实现了。
记者:您父亲拍摄的电影中,您看得最多的是哪一部?
费明仪:是《小城之春》,这部电影对我的影响也很深,首先父亲一开始筹备时,我是第一个知道的,这点我觉得特别珍贵;其次,《小城之春》的确是一部经典之作,电影爱好者、艺术爱好者都很喜欢。
记者:您怎么评价李六乙导演的话剧版《小城之春》?
费明仪:当李六乙导演找到我,跟我说,想要把《小城之春》搬上舞台时,我很高兴,觉得再好也没有了,马上答应了他。我很好奇,李导怎么把戏从银幕搬到舞台上?看了后,我觉得他改编得很好,没有改变文本,同时处理得非常舞台化。话剧《小城之春》在香港演出时,每一场我都去看了,每一场我都发现新的东西,这点李导跟我父亲非常像,作品让人越看越有东西。话剧在香港演出非常成功。
记者:您是在上海长大的,对上海有怎样的印象?
费明仪:我5岁之前住在北京,后来到了上海,住了十年左右,之后去了香港。我很喜欢上海,上海非常繁华,各方面素质都非常好,因为很早对外通商,所以上海的文化、时尚风气,都走在时代的前端,能在上海成长对我来说是非常幸运的。
记者:当时你们住在天平路一带?
费明仪:对,房子在天平路靠近衡山路的树德坊,法租界里面,离我念书的学校南洋模范学校很近。那时候那个地方人不多,房子也很清静,外面有一个花园。房子是三层楼,我一个人住一层,有自己的房间,有自己的唱机,有一大堆唱片。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是很舒服的,可以说丰衣足食。父亲还有一部吉普车,他喜欢开,我就坐在车里跟着他,但他开车的技术很一般。那时刚刚抗战胜利,他带着我一路“轰轰轰”地开,还带着我开到苏州,到了苏州又坐船,又坐了火车去杭州,他喜欢到处跑。
记者:现在还常回来上海吗?
费明仪:常回来。我的弟弟妹妹都住在上海。我们合唱团也会过来演出。
记者:父亲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费明仪:最大的影响是,对艺术要衷心,百分之一百为艺术而艺术,这是他人生的写照。我跟父亲比较接近,是他启发我走上艺术道路,我跟父亲之间是父女,是师生,又是同行的关系。
记者:回顾您个人的音乐人生,有什么特别的心得吗?
费明仪:从事艺术,一定要有毅力和不怕失败的心理,不怕困难,不怕碰钉子。艺术道路是漫长的,要慢慢走,一步步小心地走,有时人家不赞同你的创作方式、演绎方式,没关系,自己问心无愧,自己做到最好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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