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专职理发师”

文/梁波罗

我的“专职理发师”

文/梁波罗

理发，是人们居家生活的平常事。“理”作为动词，可解读为“打理”——包括剪洗吹烫焗多道工序。各个时代、各个阶层对理发的要求也不尽相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理发行业十分走俏，临近年关更是人满为患，家家通宵达旦，按编号控制人数。有年除夕，我去“白玫瑰”理发厅，不知是谁创造了“流水作业法”：剪、洗、吹分列入座，各司其职。纯粹工业化操作，速度是快了，却剥夺了顾客选择理发师的权利及由此引发的种种乐趣。究其原因是老百姓多，理发店少，平日矛盾尚不突出，一俟倾巢而出的年节前夕自然捉襟见肘。

改革开放后，国门洞开，西风东渐，服装、美容行业受到的冲击，是颠覆性的。放眼望去，服装屋、美发店宛如一夜梨花，遍地绽放，而且名目繁多，动辄“美发沙龙”、“秀发吧”……透过玻璃橱窗，惟见那些乳臭未干的“发型师”们张扬地竞相展示各自的顶上风光：愤怒的鸡冠、七彩的刺猬……在你眼前晃来晃去，奇装异饰、耳钉文身，令人望而却步；偶尔勇敢迈进门去，捧出一大摞中外美发画册，全是迎合白领、青年的，适合我等上了年纪的发型遍寻无着，你稍描述几句，对方便会显现出“天方夜谭”式的讶异和迷惑，似乎在聆听外星人说蛊。一番“鸡同鸭讲”之后，示意你坐下，愿意一试。尽管小“大师”在悠扬的音乐背景声中，斜倚吧凳，单手执械，秀指翻飞，落英缤纷，行云流水般的炫技倒也令人赏心悦目，但千呼万唤整出来的依然是形态怪异的现代鸟窝，令你哭笑不得、无可奈何。我想也许这就是代沟吧！这种理发人才断层现象所带来的尴尬，更使我回想起常年为我打理头发的理发师王金海。

认识王师傅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迁居凤阳路后，经邻居介绍，找到了离住处不远的“西海理发厅”。其实，也就是一开间门面，两排相对的近十个座椅的普通理发店。理发师为清一色的年轻女性，王师傅是独苗——“洪常青”，一群“娘子军”终日叽叽喳喳、家长里短，大凡有纠纷或口角，王师傅则理所当然地充当“调解员”；遇上电推刀或吹风机熄火，他又是当仁不让的“修理工”；当生意清淡时，他又成了“调侃中心”。王师傅是盐城人，他五短身材，敦敦厚厚，一如他的禀性为人，从小学生意学的就是“剃头匠”，一把剃头刀、一件白大褂是他的武器和盔甲，他既是“西海”的“开店元勋”，又是女弟子们的师傅长辈，他自嘲道：“家里一个女儿，店里一群！”大家都说他“艳福”不浅，掉进“女儿国”里了，任凭她们嬉笑怒骂、冷嘲热讽，他一派祥和，永远慈眉善目，笑意盈盈，活脱一尊普渡众生的弥勒佛！

我找到他时，正是审查后期到重获“解放”的过渡阶段，对一些敏感话题，他从不询问，绝不打探，其实我知道他对我的处境是有所耳闻的。他第一次为我理发，我只简单提出要领，他立即心领神会，手下生风，果然是“老法师”，整出的发型正合孤意，因此很快就建立起相互的信任。

王师傅手艺高强，男女老少一概通吃，任你进门时乱云飞渡，经他巧手装点，出门时已是云淡风轻。他自豪地诠释理发工作说，别看理发事小，一个人头发是否整洁、有型，好比一个店的门面，恰是给人第一印象的“头”等大事，故有“噱头”一词，说的就是“噱”在头上。他不仅手轧刀、电推刀功夫了得，剃刀更是祖传绝活，堪称一流，无论是浓密的胡茬，还是新刮的脑袋，见他手执剃刀骑马蹲裆，在刮刀布上来回摩挲几下，剃刀即游走于升腾着热气的肥皂泡沫之间，手若飞燕，举重若轻，刀过无痕，肤平如镜，从客人闭目微醺的舒泰神情判断，绝对是享受！由于他技艺全面、态度和蔼，尤对婴儿、老人，表现出超人的耐性，故不少顾客宁可坐等，非他不理。他比我大十多岁，却早年谢顶，油光锃亮的脑袋上数得清的几十根“癞毛”被编成一缕璎珞，由左额勉强搭到右端，被姑娘们戏称为“横搭襻”，风一吹“搭襻”还会竖起来，十分搞笑，但他坚持如此梳理，认为是最合适他的发型。

对于我，他也曾十分用心地设计过：中分、三七、七三、平顶、寸头……中分的效果看似叛徒——后来我演叛徒就采用中分，小平头不衬我的脸型，还是不太明确的三七分最适合，这个发型一经确认，沿用至今。尽管如今发稀并脱落，依旧不改初衷。说起来，此发型还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美发样本中刊登过，王师傅拿给我看的，不知是哪家照相馆提供，我本人毫不知情，再说当年根本没有维权意识，登就登吧；倒是王师傅比我高兴，因为发型出自他手。当时人们对美的追求尚不敢大胆表达，刊出的发型屈指可数，女性的如“蝴蝶双飞”“菊花吐蕊”等，男性的更是凤毛麟角，如“青年式”“简约式”等，我的发型标名已忘，记得当年小滑稽王汝刚曾在他的独脚戏《安全帽》形容过我的发型，冠名为“奶油包头”。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在静安体育馆演唱，颇受欢迎。因演出需要，那阶段隔三岔五去找他吹风，他大约从其他顾客处听到风声，一天突然提出要看我的演出，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疏漏——原本认为他只爱看江淮大戏——我立马应允。当晚我特意让接我的车绕道“西海”去接他，此刻他宛若出席盛宴，整装待发；散场后又与我同车返回。此后他逢人便说，是我请他去看的，绘声绘色，兴奋无比。

我逐渐恢复了正常的拍摄工作，他也渐渐了解：只要我下摄制组，头发就没有自主权，需交由化妆师打理。故此，我们有时会阔别几个月，但一旦摄制组解散，我仍会找他打理；出外景也不忘捎些他喜爱的烟酒给他。1989年，当我乔迁新居后，离“西海”远了，却联系依旧。显然，我们已超越一般顾客和理发师的关系，更像是忘年交的朋友，他也在不同的场合表达过同一个意念：人生有缘。

1992年3月，我因病住进了瑞金医院，手术前他先来医院探视，为我理了一次发，5月份返家休养时，他又主动联系家人，两次利用轮休的空档早早来到我家为我修剪洗吹，并且执意分文不取。他说，在店里你是我的顾客，在家里我是你的客人，我是作为朋友来探望你，顺便为你理个发，举手之劳岂能收钱？说完匆匆拎起皮箱，赶往下一家去了，颇有几分“江湖郎中”走街串巷的味道。在与他握别的刹那，猛然想起一句成语：“授人玫瑰，手有余香”，他何尝不是一生授人以玫瑰，为美化生活而游走四方的“扮美使者”呢？

“洞中才数日，世上已千年”，当我病愈可自行外出时，“西海”因经营困难，店面盘了出去，人员也解散了。鉴于王师傅的手艺及人缘，里委会特批一间五平方米左右的斗室给他做服务站，称为“便民理发”。他怕我嫌新址过于简陋，怯生生地问

我愿否上门？我说：“你到哪里，我跟到哪里！”但当我按图索骥找到那儿，几乎不敢相信这就是他承包的发屋——里弄尽头的一间临时搭建房，一只炮仗炉子用蜂窝煤烧热水，注入塑料大桶洗头用，一具水斗，一张废弃的理发椅外加一面镜子，就是全部设施。王师傅每天清晨先要移开门板，撬开炉膛添上煤饼，准备工作就绪后，套上白大褂，胡乱吃两口早点，恭候客人……室内顿时弥漫着煤气味，早到的客人则在门外弄口的一条长凳上等着。说实话，我第一次进去几乎被呛了出来，心想现在什么朝代了？如今理发店比比皆是，我何苦要换乘两辆公车辗转来受这份罪？但看他一如既往地忙里忙外，话到嘴边又咽下，想想他从带领一班人到如今孤军奋战，依然乐此不疲，不放弃手中的武器，坚守这方小小的阵地，心中不禁于肃然中夹杂一丝悲凉！我若撤离，无疑对他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此刻支持还是放弃，确实成了个问题，于是我在迟疑中，一次次地继续前往。在他的安排下，一般都先于其他顾客为我修剪，我去得早时还帮他兑水添煤，他甭提有多高兴了，每次都兴致勃勃地告诉我某某里委干部或是某某顾客对他说，大明星都赶过来找你理发，可见你手艺不一般，他还逢人便夸我“别看人家大明星，从来不摆花架子，我们是老朋友了！”说真的，他这些话果真直捣我的软肋！归根结蒂，我还不是面子上挂不住，怕被人认出堂堂电影明星奔里弄小店来理发，遭人非议？还是王师傅说得透彻，我们是老朋友，朋友就没有贫富贵贱之分，高帽子一戴，我也就义无反顾、颠颠儿地往这儿跑了。

不知为什么，在与他的交往中，眼前时常会浮现出鲁迅先生《一件小事》中人力车夫的形象，以及作者“教我惭愧，催我自新”的感悟。我想在我肌体康复的同时，更应使自己的精神日趋健全起来！想至此，我泰然了，决定不离不弃。如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持续了五六年之久。这期间，我眼见他的“横搭襻”由一缕变几丝，由灰黑变全白，他也由父亲升级为外公，以至后来我可以与他的外孙女儿在电话中交谈……

面对如今装修豪华、良莠难辨的众多发廊和多如过江之鲫、鱼龙混杂的发型师，我越发缅怀里弄尽头的陋室、穿白大褂的老人，以及我们二十多年的忘年情谊。人生有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