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元的坎坷人生

文/孙渝烽

孙渝烽译制导演，影视演员，中国影协会员，全国社会文艺水平等级考官，曾任东海学院表演系主任

老厂长陈叙一和杨文元及新娘留影

记得1971年我借到上海译制厂参加工作后，有一个配音演员一直没有见到。那是“文革”期间，不便轻易打听随便询问，过了很久和大家都熟悉了，我才向赵慎之、苏秀询问：曾为《罪恶之家》《塔曼果》配音的那位演员现在在哪儿？他的声音很有特点，洪亮、宽厚。她们一听就明白我所打听的配音演员是杨文元。“他早已离开译制厂了，在青海服刑。”在那个年代遇到这样的问题，大家尽量回避为好，哪敢往深里询问。杨文元就在我脑海里留下一个问号。直到打倒“四人帮”后，1979年中央下达拨乱反正的政策，为错划的右派平反后才知他的详情。而后，从八十年代起和他一起共事，我们还合作了很多部影片的配音。

铜锤花脸

1979年老厂长陈叙一在一次全厂大会上讲了这么一段话：“我并不是对右派特别有感情，我经常会提起杨文元，因为他是一个铜锤花脸，是我们演员中的一个缺门。”苏秀回忆当年的情景，觉得老厂长在得知中央对右派改正这个政策后，给杨文元可能回厂造造舆论。很快当年被划成右派的杨文元、温健回到译制厂工作了。

杨文元的情况和有的人稍有不同，1957年他被错划成右派分子后很不服气，年少气盛，认为自己并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只是出于好心，向党提出一些意见而已。他给上海某个领事馆写了一封信为自己申辩，这在当时可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一下子变成了叛国投敌，成了现行反革命行为，立即被逮捕，判刑送去青海劳改农场劳动改造，女友也吹了。直到1979年右派改正、1980年回厂，整整在青海呆了22年。

杨文元被陈叙一誉为“铜锤花脸”这个缺门，实际上在五十年代他已经配过很多影片，在老一代的电影观众中，杨文元和邱岳峰、毕克、尚华、于鼎、富润生一样，是人们熟知的配音演员。在很多影片中都能听到他的声音，他的声音太有特点啦，洪亮、宽厚，有一种绅士派头，厚重有余，韵味差点，略显有一些生硬之感，可始终有一种傲慢、威严、不容接近的居高临下的感觉。一些顽固、保守、古板的角色，他的声音特别贴切。在当年的译制片《彼得大帝》《伟大公民》《乌克兰诗人舍普琴科》《最后一步》《废品的报复》《夜店》《魔椅》《雁南飞》《一个人的遭遇》《罪恶之家》《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阴谋与爱情》《塔曼果》……中都有他出色的配音。不愧是铜锤花脸。

1980年杨文元回译制厂后，老厂长对他是关怀备至，分给他一套一房一厅的住房，就在厂旁边新盖的职工住房。演员组同事们也十分关心他的婚姻大事，开始为他介绍一位近五十岁的对象，老杨十分感叹：“我还是一个童男子，要娶一个近五十岁的新娘。”大家知道他希望找一个比他年龄小一些的新娘。后来经人介绍，他娶了一位年轻漂亮的新娘，大家都为他高兴。杨文元已没有亲人为他张罗这一切了，演员们把这件事包了下来，二楼演员室的写字台拼成一张大餐桌，上面铺上白布，摆上鲜花、糖果，厂食堂的炊事员特地为他的婚礼烧了极为丰富的一席婚宴大菜。老厂长陈叙一为他主婚。婚礼虽然俭朴但十分热闹，充分表达了同事们对他的关切和祝贺。那天大家没有少喝啤酒，有照片为证！

杨文元毕竟是老一代的配音演员，在老同志的帮助下很快恢复配音的业务，重显当年的风采。八十年代上译厂也是顶峰时期，给杨文元后半生带来一个创作的高潮。这期间上译厂影片特别多，他前前后后参加了近百部影片的配音，铜锤花脸的音色如今又增添了一层沧桑感，他配了很多老年人、黑社会老大的角色，如在《英俊少年》里配外公，在《虎口脱险》中为大胡子中队长配音，在《最后一颗子弹》里为黑帮头子配音，在《人参果》里配猪八戒，在《苔丝》《三十九级台阶》《汤姆叔叔的小屋》《海狼》《女侦探》《科佩尼克上尉》等等影片中都有出色的配音。老厂长陈叙一还让他担任译制导演工作，他执导的影片有《无声的行动》《伦敦上空的鹰》《罗特的女儿》《片山刑警在海岛》《他是谁》……

杨文元的配音生涯从五十年代开始过渡到八十年代，之间虽然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铁窗生涯，可从来没有改变他对配音事业的爱好。他以自己特有的声音条件，“铜锤花脸”的行当，为中国译制事业留下了一份自己努力的成绩单。

极其健谈

杨文元1928年出生于河北，1949年—1950年在现代戏剧学校求学，1950年9月进上译厂（原翻译组）。他是一个瘦高个子，我开玩笑说他是一根电线杆，长长的脸上戴一副深度眼镜，一副学者的派头。平时不苟言笑，看上去十分严肃，但当你深入了解他之后，你会大吃一惊，他十分健谈、博学，是个书迷，记忆力又特别好。当人的个性形成后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老同志说杨文元年轻时就十分健谈，所以当时都称呼他“魁兄”（上海话），年轻时学过英语，能跟人会话，上海滩的很多事情他都知道一些，所以有“魁”的资本，加上喜欢看书，年轻人要“魁”，“魁”出名堂就必须随时补充自己的知识面。他爱看各类书报杂志，很早就养成他好读书的习惯。我猜想他当年被划成右派和他的“魁”、“健谈”分不开，虽然经过二十多年，可他健谈的个性依然不变。

杨文元回厂后参加过我执导的很多部影片的配音工作，如：《冰峰抢险队》《国家利益》《野鹅敢死队》《冒险的代价》《裸露在狼群》《没有陪嫁的新婚》《侏罗纪公园》《小鬼当家》《火山爆发》《总统失踪记》……结合影片我们聊得很多，他也常会对影片的台词出些点子。由影片的内容伸展开去，我们谈社会、谈人生、谈历史，他知识面十分广，特别是二十年的劳改生涯，他接触很多人，所以他真像老厂长陈叙一说的那样，搞译制片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杂家，译制片三教九流都会遇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都会碰到，想搞译制片你方方面面都得有所涉及，不然一问三不知是无法搞译制片的。

举几件事说说老杨的知识面。有一次我们聊到老上海，他居然把很多老地名都说给我听，我们厂在永嘉路，他说这条路原来叫西爱咸斯路，附近的太原路叫拉斯脱路、复兴中路叫辣斐德路、复兴西路叫白赛仲路、襄阳路叫拉都路、淮海路叫霞飞路、南京东路叫大马路、北京路叫领事馆路，我问他我住的思南路叫什么，他说叫马斯南路，他还跟我讲老城隍庙、大世界当时的盛况，福州路、汉口路当时四马路、三马路的一些事儿。反正头头是道，老上海很多事情都在他的脑海里。我说，老杨这些你可以写书，他笑笑：“知道老上海的人大有人在，很多人是做学问的人，我只是一个小巴辣子。”

有一次在学习会上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的东西会存在。他的发言很精辟：讲到社会发展史必须经过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然后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每个阶段都不能跳跃，这中间有个生产、科技发展的过程，我们国家要跳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不行的。会后我问他这一套理论哪儿学来的，他说是在青海劳改农场学习的。在那里有很多有学问的人，右派中有的研究政治，有的研究经济，马列主义的书不少，老杨在那里硬是把马克思的“资本论”啃完。所以才能有这方面的知识。

他告诉我在劳改农场，生活比较单一，除了劳动还有大量时间你爱学什么就可以学什么，只要虚心求教，有很多能人会教你的。温健就很了不起，在那里硬是靠一本德文字典，把德语攻了下来，温健回厂后没有回演员组搞配音，而是去翻译组，他成了我厂唯一的一位德文翻译，八十年代我厂的很多德国影片都是他翻译的，我跟他合作过一部西德影片《裸露在狼群》，讲二战中集中营的事情。温健还向我介绍了很多二战的史料。

在青海劳改农场很多人都有一个信念：自己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在那里坚持自己的爱好，不放弃自己的学识，总会有出头的一天，还可以干自己喜欢、爱好的事情。这个信念让很多人坚持下来，最后作出可喜的成绩。杨文元、温健就是实例。

杨文元是个书迷，只要休息天，他不是跑上海图书馆，就是去文庙书市，在那里淘旧书，每次周一上班我总会问他淘到了什么宝贝，有时他会兴致勃勃告诉我买到什么旧书、什么新书。去这些地方他都是走路去，后来他孩子长大了也常常带着孩子走路去博物馆、去文庙、去城隍庙，所以他一直保持“电线杆”的身材。

为儿子而拼搏

杨文元50多岁得子，老年得子自然十分高兴，也随之带来生活经济的压力。老杨的妻子没有工作，一切都得靠老杨的工资收入。开始几年他有一笔可观的补发工资，让他十分潇洒地生活了几年，可是有了孩子后生活压力加重了。他努力要使儿子的生活过得更好些，在生活重压面前他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买书越来越少了，书报杂志订得也少了，烟越抽越便宜了，从红双喜到大前门到飞马牌，最后干脆把烟戒了。为了儿子他的确很有毅力。

很快他又迎来了退休。实际上老杨是退而不休，继续干着自己配音的活儿。厂里有合适的戏，我们都会安排他来配，多少增加一点收入。后来老杨也开始接一些来上海加工配音的影片，他担任配音导演挣点钱。

后来他接了一部动画片《变形金刚》，这是一部长连续剧，他担任导演还担任剧中威震天的配音。

老杨对独生儿子的培养也挺下功夫的，孩子的普通话很不错，在学校参加讲故事比赛，后来荣获上海小学生讲故事全市比赛一等奖。老杨经常带他去参加一些配音工作，儿子很聪敏，孩子戏配得很不错，在《变形金刚》里也担任重要角色配音。

老杨搞这部电视连续剧配音十分艰苦。当时这种配音活儿由于竞争很厉害，所以费用并不高，老杨必须精打细算才能挣点辛苦钱：借录音棚不能太贵，请配音演员人数不能太多，要算好，钱才够分。有一次我去看他配音，借了一个小录音棚，演员请得不多，有些戏都是大家分担兼着配掉，有时也常常冒出一个角色说几句话，这些时候往往是老杨变变声音配掉了。可是老杨的声音太有特色了，一听就听出来了。那天正好戏里冒出人物讲了几句话，老杨也不客气了：“小孙，你来了，这个角色你帮我配掉吧！”我说你先翻翻本子，后面还出来说话吗，不然将来不接戏。他认真查了一下剧本，后面没有出来，我就把这个人物配掉了。休息时老杨对我说：“实在没办法，加工费太少了，演员请多了我等于白干。小孙，我有时候常常会回忆起在青海那些日子，那时身上背个政治大包裹，可人还是比较轻松的，一个人除了劳动，吃饱了就看看书，休息休息。现在不行了，每天要面对妻子、儿子、房子、票子；每个月的水、电、煤。每到过年过节还要还人情债……唉！做人实在很不轻松！”我非常能理解他的处境和心情。老杨退休后，孩子一天天长大，开销也越来越大，他只有拼命干点活来支撑这个家，尽量为儿子创造点条件。后来老杨身体也日益不好，常常咳嗽，听说他妻子也参加工作了，虽然收入不高，毕竟为家庭增加点收入。老杨的儿子很争气，学习也很努力，继承了父亲的语言功底。

后来我去看过老杨两次。为了不影响妻子和儿子的休息，他在小客厅的墙边支了一个单人床。他告诉我如果天好，他就在阳台上晒晒太阳，现在看书也没有精力了，弄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听听广播，所有的信息都从这个渠道获得。我劝他别急，身体会慢慢好起来的，你不是还有写东西的计划吗？

“小孙，还写什么，我那点破事儿就让它烂在肚子里算了。”

“老杨，你可以弄个小录音机，把想说的记录下来等身体好了再整理出来。”

“算了吧。小孙，你说我那些事儿谁会有兴趣，以前我跟你说的那些都是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没有人想听，写下来也没有人要看。唉！”

杨文元就这样坎坷地度过了他的一生，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也许不止他一个，尽管生活艰苦了些，不尽人意，但他还是靠自己的努力，干了一辈子自己喜欢的事情，用自己特殊的声音条件给我们留下为数不少的译制配音影片，供大家欣赏。他也给众多电影爱好者留下一份念想。

作者和杨文元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