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神化的俄罗斯文学

文/张 闳

张闳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批评家

三套车、白桦林、伏特加、手风琴、马祖卡、喀秋莎……这里是俄罗斯！这里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的祖国！这样的宣告是多么令人迷醉！对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尤其如此，它几乎等同于在宣告天国的降临。

的确，就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而言，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文化能同俄罗斯相提并论。那个广袤的被冰雪覆盖的国度，就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可以这么说，几乎每一个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曾有过一个“俄国梦”，而且，这个梦并未因苏联的崩溃而破灭。因为这样的梦实际上更多的是关于19世纪俄罗斯的。被神话化的19世纪，加上一个被乌托邦化了的俄罗斯，这就构成了一代人的精神时空想象的全部。1980年代的时候，我常常跟几位兄长辈的朋友谈论起19世纪俄罗斯文化，每一次，朋友们都会激动不已。有时，他们的眼里还会泪光闪烁。他们对19世纪以来的俄罗斯诗人作家，比对本土诗人作家还要熟悉。数算着那些光芒灿烂的名字，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乐趣。一串串冗长拗口的俄文在舌尖上翻滚，还要不厌其烦地加上父名，以示正式。他们会事事以俄罗斯为参照，检点本民族的劣根性，全然不顾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俄罗斯民族劣根性的斥责。被茫茫白雪覆盖着的俄罗斯大地，一切污秽、邪恶，都被掩盖得干干净净。在那个贫乏时代，读书人是那样地迷恋着19世纪的俄罗斯，就好像穷小子保尔·柯察金迷恋林务官的漂亮女儿冬妮娅一样。

对于我而言，俄罗斯始终是一个巨大的谜。它从来就是一个怪异的、自相矛盾的混合体。它是那样忧伤，又那样奔放；那样诗意，又那样粗鲁；那样圣洁，又那样邪淫。一边酗酒放纵，一边孩子般地痛哭悔罪。不仅我们这些外国人，即便是对于他们自己的优秀儿女来说，俄罗斯也是一个谜一般的存在。诗人涅克拉索夫在一百多年前吟唱道——“俄罗斯母亲啊，你贫穷，又富饶；你强大，又衰弱！”俄罗斯常常表现出令人费解的自相矛盾。从版图上看，它占据着无与伦比的辽阔空间，但它却始终对土地有着一种难以遏制的贪婪和热爱。另一方面，他们又总是充满了无家可归的焦虑，徘徊于广袤的大地之上，同时又在抬头仰望天国。它是一个最关注灵魂的民族，创造的艺术能让灵魂震颤，但它的灵魂却没有稳定的形式，只有一种单纯而又热烈的情绪来当作粗糙的替代品。同俄罗斯在一起，是令人兴奋的，同时又是危机四伏的，总好像是一场冒险。它是令人费解的，又是令人迷醉的，正因为令人费解，才令人迷醉。诗人丘特切夫在提到他的祖国时，这样写道——

用理性无法理解俄罗斯，

通用的尺子无法度量她：

俄罗斯具有独特的气质

——对她只能信仰。

是的，俄罗斯确实成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仰”。他们相信，有一种一成不变的“俄罗斯精神”或“俄罗斯灵魂”。可是，即便从文学上讲，这样的一成不变的俄罗斯并不存在。普希金的俄罗斯、托尔斯泰的俄罗斯、布尔加科夫的俄罗斯、普拉东诺夫的俄罗斯，是完全不同形态和不同性质的国度。他们之间的差别，有时会比中国人跟俄国人之间的差别还要大。然而，对于做“俄国梦”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更大程度上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自恋”的产物。他们愿意相信有一个那样的俄罗斯存在在那里，像传说中的美丽的公主，永远美丽，不会老去，即便有某些令人不悦的传闻，那也是被恶魔施了魔法而变成了天鹅的少女，只要你不懈地去爱它，就会恢复美丽的人形。

毫无疑问，一代人需要一个精神乌托邦来寄托自己的梦想，当他们在自己的现实中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尤其知青一代人，在那些寒冷、空虚和无望的漫长冬夜里，聚在一起吟诵普希金，讲述契诃夫，哼唱《三套车》，这样的精神慰藉胜过温暖的炉火和家园。我的一位年长的朋友，曾经计划写一部小说，讲述几个知青在乡村的夜晚，唱着《三套车》，对几位村里的少女所到来的精神和情感的双重震撼，以及几个人一生命运的改变。二十多年过去了，这部小说依然没有完成。他是用自己的一生在写这部小说，它不是文学，而是生命。面对这位朋友的精神追求，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事实上，他所挚爱的，早已不是什么俄罗斯、三套车之类，而是他自己的生命经验和精神世界。这位孤寂地生活在偏远小镇上的文学朋友，他需要自己的文学蜗壳来抵御外部世界的风雨。喧嚣、狂暴、自私、冷漠的现实世界所带来的诸多伤痛，或许依然可以从那位身穿农夫长袍的老托尔斯泰那里，找到精神的镇痛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