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养指数和文明的疾病

文/朱大可

朱大可著名文化批评家，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百万字、5卷本的《朱大可守望书系》等

中国人的礼貌，似乎已成民族自我整容的重大议题。据媒体报道，最近一项在1500名欧洲酒店经理中进行的调查显示，日本人当选世界最佳游客，中国人则在世界最差游客中名列第三。与此同时，外交部也公开发布《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2007年版）》，其间列举了19种寻求领事保护的常见问题，提醒本国公民出国时要在公共场合表现平静，不要大声说话，避免突出自己；不要在公共场所参与他人的争吵，如此等等。

关于中国人教养的海外指责，正在演变为一种喜剧式的笑声。在阿姆斯特丹最大的钻石专卖店盥洗室里，贴有唯一的中文告示是：“请不要站在马桶上！”这与其说是对中国游客的讽刺，不如说是对整个民族的劝谕。尽管法国人在上述排名中被列为世界最差游客，但只是因为他们拒绝说英语而已，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教养，依然是全球公民的榜样。这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伟大成果。欧洲耗费了三百年的时间，完成了关于国民教养的塑造。后发民族俄罗斯，耗费一百多年向法国学习礼仪和音乐，日本人则先后向中国和欧洲学习技术、制度和教养，于是，这两个民族最终都“脱胎换骨”，摇身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个号称“礼仪之邦”的文明古国，却逐渐丧失文明优势，成为教养指数低下的负面样板。问题的要害在于，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把粗鄙当豪情，把无知当朴素，把暴力当革命，把失礼当率真，把低俗当可爱，把仇恨当爱国，又把无耻当成了反叛？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难以启齿的，因为它指涉了现代制度的剧烈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粗鄙就是政治转型的直接遗产。放屁、骂娘、粗话……这种所谓“无产阶级”的话语方式，不仅意味着思想清洗，而且是个人教养的全面废弃。政治正确代替了个人教养。1960年代影片《霓虹灯下的哨兵》里，排长陈喜挥手道别的姿态，被定义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并成为教育人民的反面教材。这种价值的颠倒，以及文明的自我摧毁，正是教养沦丧的主要原因。经过反复的政治清洗，到1976年底，中国人的教养已经荡然无存。

长期以来，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涯，有一项跟“教养”相关的事务，那就是“劳动教养”，但它跟真正的教养无关，在许多法学家看来，它只是一种不当授权的衙门私刑而已。在我们的道德事务中，教养仍然毫无踪影。甚至在八十年代的“人道主义思潮”中，它也没有被纳入核心价值的范畴。

作为种族文明的个人表达，教养是礼貌、风度、修养、德行和健康心理的混合体。教养要求我们展开内省，明辨自身的社会角色，在捍卫主体自由的同时，尊重他人（其他生物）的权利和感受。教养是所有财富中最昂贵的一种。做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比做一个有钱的中国人远为重要。教养应当与独立、自由、民主、正义、诚信和个人尊严一起，成为国民的核心价值。

毫无疑问，教养不是西方民族的文化专利，更与所谓“资产阶级思想”无关，而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标准。教养和国家发达程度呈正比关系。它是文明的旗帜，并据此展示民族的精神高度。只有教养指数高涨的民族，才具备区域和全球领导力，并承担维系国际秩序的使命。而对于无教养的国度，任何华丽的“盛世叙事”，都只能是自我陶醉的幻梦而已。

作为一种优美的意识形态，教养不是政治规训和德育美育课程的结果。早在八十年代，就已出现了“五讲四美”的口号，此后，以政治正确方式展开“精神文明”教育，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资源，结果却收效甚微，相反，由于互联网的无名氏效应，粗鄙化正在变本加厉。近年以来，第三代儒家崇尚恢复礼教，民俗学家号召保卫民俗，企图用磕头之类的礼仪来改造国民，提升国民的文明礼貌程度，却还是缘木求鱼，舍本逐末之举。政治灌输方式，易于引发民众的逆反心理，而恢复磕头礼节，则只能滋养新的奴性。此外，举止谈吐固然是灵魂的显现，但终究是教养的表皮，犹如那些华丽的衣物，可以脱卸和伪饰。只有教养本身才能直达灵魂，从内部解决文明的危机。

在GDP指数保持高位、奢侈品被大肆哄抬的今天，全民教养指数却在继续跌落，并有归零的危险，而我们竟然对此毫无警觉。应当感谢西方人，他们发现并警告了我们的疾病。但没有任何一种现成药方，能够挽救这濒死的教养。西方人费了三百年才养成的事物，我们要耗费更多的年份去重构。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实。时间，也许是摆脱这场文明噩梦的唯一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