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年轻的方式传播古老的艺术

文/本刊记者 刘莉娜

用年轻的方式传播古老的艺术

文/本刊记者 刘莉娜

2011年4月16日是个本该“春眠不觉晓”的周末，然而早晨9点不到，上海电视台9楼的会议厅“阳光教室”里就坐满了人，仔细看，人群里既有市里分管文化的领导们，又有平日里只在专题报告里看见名字的专家和评论家们，还有那些戏曲界如雷贯耳的名角们——他们中的几位都已年高八九十岁，平日里已经很少在舞台亮相了。人群里还穿梭着一些年轻的媒体人，可是今天他们没有架着镜头或者举着话筒，他们大多散坐在听众席上，聆听，甚至笔记——当然，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不用纸笔，而是手指快速掠过电脑键盘，把与会专家们思想的火花迅速凝固成营养。“阳光教室”的四壁以水墨竹林为装饰，颇具古色古香的意蕴，可是主席台背后的大屏幕上显示的却是“大眼仔”LOGO的新浪微博页面，当会场上的名角或专家发言完毕后，微博上同步关注的网友们马上“围观”并发表沸沸扬扬的议论，一时间满屏幕的“某大师V5”（网络用语，表示威武）、“某老师给力”上下翻飞，摩登的形式与古典的会场氛围相映成趣，让人很容易想到一个词，混搭。是的，这里正在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研讨会——用年轻的方式传播古老的艺术——这个主题显然已经在会场以各种形式得到了体现。

尚长荣民族戏曲是可以通过电视，通过现代的传媒手段，把各种消极因素转变成积极因素的。戏曲可以通过媒体这个“窗口”进入千家万户。

魏明伦应该让时尚来托举古典，让古典来优化时尚，这一点，上海做得最好了。

罗怀臻作为一个新上海人，我对这个城市有着深厚的感情和不离不弃的依恋，很大原因是在这个城市中从事古典戏曲、地方戏曲职业的人还是有一份尊严的。

王文娟现在有一个媚俗的想法，觉得新的是好的，古老的都是一种陈旧的、不好的东西，其实这种矛盾根本不存在。

汪灏对于戏曲这门古老艺术，我们既要充分展示其传统之美，也要把它放到一个和世界先进文化同平台的位置上去考虑。

壹

时尚托举古典，古典优化时尚

自从1983年第一个以介绍戏曲为主的电视栏目《大舞台》登录上海电视荧屏以来，30年过去了，当年同时走进观众视野的《大世界》、《大看台》早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出，而《大舞台》依旧伴随着时代的步伐，常办常新。从《大舞台》到《东方戏剧大舞台》再到今天的《戏剧大舞台》，栏目名虽有微调，但以传统戏曲为主要内容载体的栏目特色却是一以贯之的。纵观整个中国电视，一档能历经30年而始终受观众欢迎、经得起荧屏检验的栏目，不说只此一家，至少也是屈指可数了。可以说，上海是座对艺术非常尊重的城市，上海电视人也一直在积极寻找一条传承与发扬古老艺术的道路。所以，从1983年创立的《戏剧大舞台》，到之后的《越女争锋》、《非常有戏》，再到三网合一后有了上海电视史上第一个全天候播出的数字化戏剧频道“七彩戏剧”，电视人的努力在让老观众看到传统戏曲发展的同时，也让年轻观众看到了古老文化的底蕴。而随着节目内容在全国的播出，上海电视戏曲也终于跨过了长江，走向了全国，一些外地观众纷纷通过来电来函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在当地收看到“七彩戏剧”节目时那种欣喜的心情。一位北京观众在来电中戏称“七彩戏剧改变了央视11套在北京地区一统天下的局面，让戏剧爱好者有了更多的选择。”对此，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著名剧作家魏明伦等表示，就是冲着上海这份对戏曲艺术的执著爱护，“我们就愿意在这里工作”。

研讨会现场

其实上海比起全国的很多“历史名城”，应该是一个很年轻的城市，也是一个既时尚又国际化的城市，照理说这样的城市特质是与戏曲的古老与传统不匹配的，可是为什么这些古典行业中的楚翘人物都反倒更愿意选择上海呢？对此，魏明伦表示，时代不同了，当今的时代如果要想继续更好地、活体地传承古典，“就是应该让时尚来托举古典，让古典来优化时尚，这一点，上海做得最好了。”魏明伦对记者说，中国有四大“特产”：中国的音乐、围棋、书法、戏曲。其中，书法和戏曲属于古老艺术范畴，一个叫翰墨，一个称粉墨。“在过去，书法是小众艺术，是文人的专属；而戏曲是大众艺术，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很多地方戏，在当地可能除了人人是戏迷之外，人人都还是票友，都能唱得上。”但当代，特别是进入了网络时代之后，翰墨和粉墨错位了。“因为书法的商品属性太强，与商品社会一拍即合，马上成为商品社会的宠儿，成为了大众艺术；而戏曲舞台艺术的商品味并不浓，于是中国的戏曲被边缘化了，成为了小众艺术。”对于现状，魏明伦用了一个有趣的比喻，“现在的翰墨是‘墨多翰少’，很多书法家写不出一首旧体诗；而粉墨则正好相反，处于‘有墨无粉’，有着厚重的积淀，但是没有粉丝——当然戏迷还是有的，可是和黄金时代相比就少得可怜了。”翰墨是墨多翰少，粉墨是有墨无粉，这样的情况不容乐观，有没有好的解决途径呢？魏明伦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非常需要运用电视传媒这个年轻的技术来托举我们古老的戏剧。魏明伦戏称：“翰墨不需要用年轻的方式传播了，它已经用金钱的方式传播了，而且传播得很好；但戏曲即使梅兰芳的时代都没有出现过‘戏剧资本家’，最多只有‘戏剧小业主’，戏剧这个行当不可能产生大的再生产。让它用自身换取金钱，或者用金钱的方式传播很难。我们只有另辟蹊径。”

然而魏明伦又强调，我们古老的艺术反过来也要用古典来优化时尚。“怎么说呢？前面我们说要用时尚来托举古典，但是古典当中的很多东西也是可以优化时尚的，在我们时尚当中应该有优良的古典艺术，而且古典的艺术在时尚当中传播自然会把时尚优化。所以这两者是有这样的关系，可惜我们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一点，没有做，但是上海做得很好。”对此，中国剧协副主席、著名剧作家罗怀臻表示赞同。他说，在全球化和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今天我们的传统艺术其实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有一种整体复苏的迹象。我们这么多年来习惯地说传统艺术、民族戏曲被边缘化，现在是时候要对这种言论拨乱反正一下了。因为事实上，尤其在近年，传统戏曲有由边缘走向中心的趋势，甚至可以说复苏已经摆在面前。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到，现在无论是当代的哪个方面——文学艺术创作、服饰、建筑……方方面面的视觉和听觉都已经很自觉地在运用我们传统文化的资源来解决当代文化发展的问题。

罗怀臻说：“我们从事古典戏曲、民族文化创作的艺术家们，现在可以感觉到自己越来越受到尊重。特别是上海这个城市，没有因为城市飞速的现代化和都市化的变化而消减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在这个城市中的传播。所以作为一个新上海人，我对这个城市有着深厚的感情和不离不弃的依恋，很大原因是在这个城市中从事古典戏曲、地方戏曲职业的人还是有一份尊严的。”这个城市能够维护这样一种文化均衡和平衡，是与上海历届文化领导对文化治理的方略、策略正确有关的，与此同时和上海各个门类的民族文化、地方戏曲艺术家应对时代变化的姿态选择的正确也有关系。比如上海电视行业近30年孜孜不倦地、永不放弃地为传统戏曲建立电视平台，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水韵》

连续三年担任由市政协主办的“上海市各界人士元宵（中秋）联欢晚会”总导演的上海新娱乐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汪灏在谈到这一点时深表赞同，说自己虽然带领了一支年轻的团队，但团队中的所有人，首先都是抱有一颗敬畏传统之心的。然而另一方面，汪灏说：“中国戏曲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园地或是可以说整个文化园地当中非常美的一朵。你不希望它生存得更好、走得更远吗？但是要想让花传播得更远，要让它的将来更繁荣茂盛，你就必须借助蝴蝶的力量来传播花粉，这个蝴蝶就是我们新媒体，这就是当代传播的重要性。”怀着这样的理念，汪灏和他的团队在这条“用年轻的方式传播古老的文化”之路上做出了越来越多的成绩：2006年的《跨越百年韵华章——越剧百年双向直播》开创了电视史上的许多个“第一”同时也是“唯一”——第一次采用双向直播的方式播出戏曲类晚会；戏曲艺术家第一次走红地毯；第一次利用网络直播戏曲晚会……2010年12月23日、25日，上海广播电视台承担了由文化部，全国政协京昆室，北京、天津、上海市人大、政协共同主办的“京津沪京剧流派对口交流演唱会”的具体工作，演出当天由七彩戏剧频道和央视并机直播，开创了数字电视直播的先河。2011年2月19日，为缅怀艺术大师袁雪芬，七彩戏剧推出了连续14小时不间断的特别节目追忆大师的艺术人生，被专家誉为“开创先河的上海文化事件”。此外、《白玉兰颁奖典礼》《东方戏剧之星》《越女争锋》《评弹金榜》等形式新颖的戏曲节目也都大获成功，不仅受到了观众的欢迎，甚至得到了老一辈戏曲艺术家的认可。

著名评弹表演艺术家余红仙直言不讳：虽然自己很热爱戏曲，喜欢京剧、越剧等多种戏种，“但是以前我看到电视上播出戏曲节目，也会换台，因为好的东西很少，吸引不了我们，放的东西太陈旧了。但现在我就很爱看‘七彩戏剧’，我觉得这个节目真的是越办越好了，如果这样做下去的话，真的是会‘非常有戏’。”曾在2010年“元宵晚会”上亮相，与秦怡等老艺术家一起表演的京剧大师尚长荣也对那次与世博主题契合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演出念念不忘，“整台晚会务实而不保守，超越而不冒进，顺应当代观众的审美趋势，又充分展示了传统艺术的魅力。民族戏曲是可以通过电视，通过现代的传媒手段，把各种消极因素转变成积极因素的。戏曲可以通过媒体这个‘窗口’进入千家万户。”而92岁高龄的著名戏剧史家、文艺理论家蒋星煜也激动地表示：“纵观戏曲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汤显祖、梅兰芳、周信芳等大艺术家之所以成功，归根结底都是用了就当时而言的年轻方式来传播古老的艺术。由于时代发展的关系，地域、方言的变化，可能戏种在数目上会有减少，但是我相信，就艺术含量上而言，一定会增加。而用年轻的方式来传播古老的艺术，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艺术。”青年京剧演员王珮瑜也非常赞同上海电视人这些“年轻化”的尝试，1978年出生的她，孤单单一个人坐在一群平均年龄六七十岁的戏曲同行中间，被所有人叫做“小朋友”，只好也自我调侃说，“我这个小朋友今天坐在这里，不说话也等于是对研讨会的主题做呼应了吧。”可是1978年的“小朋友”今年也三十好几了，这个年龄恐怕在其他任何行业都应该是中流砥柱的人群了，可是在戏曲界，她却是个又“小”又“少”的存在——对于“用年轻的方式传播古老的艺术”，这样的存在恐怕既是一个正面的典型，亦要让我们多少有一点忧虑的反思吧，在传统艺术的继承和发扬方面，年龄断层的问题已经不容忽视了。所以说当我们强调“年轻的方式”，我们在强调的不仅仅是一种理想中的乌托邦，而必须是一些务实的有作为。这一点上，专家和学者们普遍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实践。

第一是要有年轻的眼睛。用年轻的方式传播古老的艺术首先要有年轻的眼睛，年轻的眼睛也是年轻的情感和年轻的心灵。如果没有一双年轻的眼睛来看古老的艺术，很可能就是把古老的艺术看作是包袱，看作是古董。有了年轻的眼睛，我们就会把古老的艺术看作是再生资源。我们可以在古老中看到年轻，看到感动，看到魅力。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传播者要有年轻的眼睛，去看见、去选择呈现出来的东西，同时传播者也要有意识地去寻找受众里那些年轻的眼睛。任何时代任何城市都不缺年轻的眼睛，但往往因为年轻，他们的注意力很容易散射到各种凌乱的目标上去，我们应该有效地把这些注视都集中起来。在这一点上，光明中学校长穆晓炯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实践。穆校长说：“我们现在的国情就是，重点中学的教育不可避免的应试成份相当多，我们自己也觉得很困惑。我们每个教育人和校长都非常明确自己肩上的责任——除了教会学生要达到这些分数以外，还有很多是分数不能涵盖的，尤其是一些艺术修养。这个方面我们很想做很多事情，但是主观上确实比较困难，所以我很关注把握一些客观上的时机，给孩子们一些考分以外的文化影响。比如我就注意到汪灏这个团队的《非常有戏》，通过新式的革新，让戏曲的形象在我们青年当中、尤其学生层面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因为在这个节目里，他们的很多偶像都来学传统戏曲了。这些孩子们很多都是小粉丝，他们的偶像喜欢什么，他们也会跟着喜欢什么，如果不了解就会马上去钻研。我觉得通过这样的形式让学生能够进入、了解古老的艺术，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途径。”

《鸡毛飞上天》

《步步生莲》

《金虎呈祥》

在肯定的同时，穆校长也建议以后电视上做的节目，资源共享性方面是不是可以更多地考虑和中学生的结合点。现在戏曲院团搞的一些高雅艺术进校园主要是进大学，另一方面中小学负担比较重，也很少有校长敢于让学生跑到剧场看戏，家长可能会提意见，所以电视就是一个很好的媒介，电视里面的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在学校里面进行，也可以让学生在家里进行。“每一个青年学生都有一双年轻的眼睛，我们教育工作者希望也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让这些年轻的眼睛看到更多优美的传统文化。”

《青玉案》

第二是要有年轻的构思。上海的电视台、电视人最初拿出了平台，拿出了播出时段，把古老艺术放到了新的媒体中的表现，他们以为是一定会受到欢迎的。然而事实上毋庸讳言，上海戏剧频道开播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所做的几乎就是传统舞台的被动延伸，观众甚至是戏迷都觉得电视里看舞台的作品总是黑糊糊的，没有在现场看的那么亲切、有身临其境的感受。事实总是既残酷又清醒，并不会因为我们的电视人有了这颗公益心这份感情，我们的政府拿出了频道，我们就能够实现对古老艺术扩大传播的愿望。但是一旦电视台转变了方式，比如用《非常有戏》的方式，用《越女争锋》的方式，用《梨园春》打擂的方式，用《花戏楼》寻找七仙女比赛的方式……给小众的艺术穿上大众审美的外包装，这样一种构思和创意马上就取得了成效，节目收视率马上飘红。《非常有戏》播出的时候，制作方经常接到来自于甘肃、陕西、新疆的观众电话，说他们每次都提前守着，把频道调好，就在等着这档节目；元宵晚会每一次播出以后都几乎成为话题，连中央电视台也派遣了小组来上海了解他们是怎么做的、谁在做，是不是可以让这个导演到北京来导演一个晚会？在今年的元宵晚会上，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被安排与主持人倪琳一起演唱了一曲《追鱼》，节目很成功，王文娟也很高兴，连连称赞节目安排上中西结合、融汇出新：“在西洋乐器的伴奏下，蔡正仁、蔡静娴带来昆曲《携手向花间》；古筝和竖琴也有美妙的‘对话’；专业和业余结合得也很好，茅善玉和戏迷们一起带来的沪剧《鸡毛飞上天》很精彩，我和倪琳的《追鱼》也很尽兴。”已86岁高龄的王文娟还特别认真地强调：“我积极响应国家广电总局的规定，我是真唱的。”

可能有部分戏迷会担心，这样是不是会把古典的戏剧艺术泛娱乐化了，会造成一种异化或者说退化。但汪灏不认同，他说：“中国戏曲产生几千年以来，首要的功能就是娱乐大众的。没有娱乐功能，怎么可能在中国千年历史中薪火传递、日益兴旺？我们不能一提娱乐一提消费就觉得它低端，事实上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从来离不开市场。洛阳纸贵，说的就是文化和经济双向互动、共同促进的关系。”说到“经济”这个话题，罗怀臻更是进一步提出建言——在弘扬传统戏曲这一块，上海的电视领域已经做到了很大的公益性，但为什么这么好的用心观众却并不欢迎？罗怀臻说：“我们现在应该尝试开拓一个文化频道，这个文化频道是用一个公司化、商业化和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我相信它会比我们公益性的那种方式收到的效果更好。我就想到我们的《越女争锋》，我们的奖励是十块钱的一张证书，可是河南电视台的《梨园春》，奖品是一辆车，很受关注。因为他们是盈利的，他们已经成为产业并进入良性循环。其实适当的‘产业化’没什么不好，凤凰卫视也是商业台，还有我们阳光卫视，都是商业台，而且在海外很多商业台基本上都以中国的民族文化作为它的资源。我们上海是不是可以带个头做一个民族文化的专业频道呢？”

第三是要有现代化的高端技术，要善于运用时新的科技手段表现古老的艺术。在2010年的联欢晚会上，李海燕用京剧声腔演唱了辛弃疾的词《青玉案·元夕》，与此同时，背景布幕上与歌声同步出现了词句的书法；在《神猴戏海》的节目中，出现了海底世界的舞美，等等。这些科技手段的运用，使得戏曲这一古老的民族艺术有了崭新的面貌、生动的气韵，焕发出新的光彩。

魏明伦从时尚托举古典说回古典也能优化时尚，罗怀臻又从传统文化能解决当下问题说回传统文化亦要应对当下变化，其实在文化领域，“新”与“旧”这两者的关系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它们虽然看起来一黑一白，但始终相辅相成相应相融，就像中华古老文化中的那一轮太极之圆，有自己的平衡与和谐。

贰

电视和戏曲是“欢喜冤家”

一出《盛世花灯》汇聚沪、淮、甬、锡、评弹等多个戏种；一曲《红梅礼赞》，歌唱家魏松与著名京剧青衣史依弘合唱；一段《鸡毛飞上天》，沪剧表演艺术家茅善玉和本市热爱沪剧的戏迷们一应一和……经过三年的累积，“上海市各界人士元宵联欢晚会”已然成为一个文化品牌，它传承与创新并进，也为电视与戏曲如何更好地结合给出了一个回答。

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翁思再说，自己是偶尔看到元宵晚会的，看到以后非常激动，马上给汪灏导演打了一个电话，非常高兴他能把很多戏剧界人士的困惑用一个肯定的答案响亮地回答。翁思再说：“电视介入戏曲传播后，很多戏曲界人士曾经担心，它会把观众从剧场中抢走。”这样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相比于舞台戏曲对观赏者场所、行程乃至经济水平都有所要求，电视戏曲则自由和方便得多：你不用早早查好演出场次和座位表、不用提前去排队买票、不用长途跋涉去某个距离住所千里之遥的剧院看戏，你要做的就只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按一按遥控器，几十种剧目就轮番呈现在你的眼前了——嗯，你甚至还可以跟着特写镜头看清楚名角儿的水袖上绣了几朵花呢。

有这样的问题存在，但是电视台又不能没有戏曲节目，那怎么办？于是上海电视台用了30年的实践和进步，用汪灏的这一组节目，给出了一个样式，一种可能，以及一个品牌。这种样式的第一个特色就是“杂交性”：有戏曲内部的杂交，比如说戏曲联唱，里边一定有一个连贯的因素，把几个剧种结合了。同样一出《穆桂英挂帅》，让梅葆玖和马金凤同台。不仅戏曲内部有杂交，戏曲之外也杂交。比如说唱《红梅赞》，让歌唱家和京剧演员唱，让评弹和一个外国人弹的竖琴结合。比如说一个宋词，宋词舞台背后是青花瓷，用蓝调音乐节奏做衬托。这么密集的信息让人目不暇接，更重要的是，它不是简单和被动地去拼接节目。第二个特色是游戏性。找一大批上海农村沪剧表演队在那表演。让三位领导——原政协主席、副主席唱花脸，三个人在台上的表演充满游戏精神，把专业和业余结合得十分“有戏”。第三个特色是视觉性。这种样式的风格非常注重镜头性：用60公斤重的大毛笔写一个字，但是还不满足这个动作，旁边配着杂技表演，有武术，有舞蹈的配合。还有一个大箱子里面在变孙悟空，72变变来变去，里面还有闹龙宫，但是戏曲本质的元素都在里面，一样不少。然而旁边就是花样滑冰，空中飞人，孙悟空就这么一下子飞到空中去了，这一个组合表演的视觉效果就非常好。还有刚才说的宋词，唱着唱着表演者升高了，就像变魔术一样。这样的“电视戏曲”，戏曲的必要元素都没有缺乏，而节目的兴奋点则一个接一个，观众能不耳目一新么。

《追鱼》

电视艺术跟舞台艺术不一样，观众可以随时换台，轻易选择，这样的便利点我们刚才是拿作优势来说的，可是同样这也是它的劣势——如果内容不能持续的吸引观众，几分钟以后他可能就换台了。如何扬长避短，翁思再给出了这样的见解：“电视和舞台是不一样的，电视有特写的功能，可以用镜头强迫观众必须看这个特写，而舞台上则是观众看哪个演员都可以。这是电视的优势，也是电视戏曲的优势，这样的话就容易提升它的主题。比如说，有一出表现抗震救灾的川剧，节目最后的时候演员对全国人民支持抗震救灾表达了感谢，这个时候谢春彦和两个主持人说，我们一定继续做好抗震救灾工作。于是一个特写，镜头拉近，是两个演员的手紧握在一起，马上就提升了主题。这个就是剧场里面很难做到的效果。”

对于电视和戏曲相加会得正还是得负，戏剧评论家季国平打了一个很有趣的比方，他说，电视和戏曲是一对冤家，但“冤家”不一定是“仇人”，“我们民间不是常把两口子叫做冤家嘛，这个冤家是欢喜冤家。”季国平认为，戏曲既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又是一门面向未来的艺术，甚至可以说它是永恒的。因为戏曲历经了千年的流传，沉淀着中国人的心灵世界，而地方戏更是凝聚着千姿百态的地方文化。在全球化大趋势下，文化的多样化需要民族文艺的坚守和创新，所以戏曲在当代的发展就具有了全球化背景下保持民族特性、弘扬民族精神不可取代的重要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讲，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戏曲艺术不仅要传承，更要传扬。而广泛传扬的最佳途径，可以说就是电视了。这一点，上海元宵戏曲晚会也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我们完全可以用年轻的方式传播古老的艺术，给传统的戏曲插上电视和时尚的翅膀。季国平强调说：“戏曲的未来在于年轻人，我们通过电视去普及，去培养，肯定是个有效的途径。当然我在这里还要说非常关键的一点——电视和戏曲在一块的时候，戏曲绝不是弱者，戏曲还是强者。所以说电视和戏曲是双赢的，不是说要借助于电视来拯救。”这一点与导演汪灏的理念不谋而合，汪灏一直强调的就是，自己的理想是把上海的电视戏曲发扬光大，然而他更强调的是，他所谓的“电视戏曲”，并不是简单的电视形式＋戏曲内容，他说，“我心中的电视戏曲不是一个简单的叠加产物，而是一个新生儿，它的身上有电视的当代基因，也有戏曲的传统基因，但它是一个全新的个体。”

在大多数人对“年轻的方式”和“古老的艺术”各抒己见的时候，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荣广润独独对议题中的“传播”二字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果说年轻的方式是指我们强势的大众传播媒介，那么戏曲这种传统文化和它之间是有根本性的矛盾的。因为中国戏曲跟今天的后工业时代、跟我们的都市有着天然的矛盾，它本身农耕时代的特质跟今天的时代有距离，但是它又包括那么丰富的内涵，我们民族的文化精华在里面，所以要想真正了解我们中国民族文化的精华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里面不是一个传播方式就能够解决——电视多播一点戏曲，戏曲就受到重视了，或者就得到传播了？绝对不是这样的。”荣广润觉得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如何把戏曲更好地传播给观众的问题，这才是核心的问题，用电视传播戏曲也好，用年轻的方式传播古老的艺术也好，最终的核心在于一定要把古老艺术的真正的精华——这个艺术最美的那一部分——用最合适的方式传达出来。这其实也正是汪灏团队这个成功案例中最值得借鉴的部分，上海电视戏曲所做的种种工作，正是把我们传统文化当中最精华的东西提出来，做了视觉强调和放大。

《希望中国》

《惊梦六百年》

荣广润的这个观点从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原来论题的局限，一直以来我们提到对传统艺术乃至传统文化的传承都喜欢用到两个词：继承和发扬，其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何才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用汪灏的话说，叫做活体保存。在活体保存的过程中，当遇到生命力已然将失的文化或者已经完全与当代社会不兼容的文化时，我们也不排斥把这种文化中的某一个最精华最有生命力的元素提炼出来，作为父本或者母本植入到下一轮全新的艺术形式的创造当中去，它将产生一个新的艺术成果。所以，同理，当今时代各种新技术传播手段的介入是将受众的疆域无限扩大了的，于是有时候我们难免会因此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这就是受众面广了，小众艺术就变成大众艺术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小众艺术在大众视野中的呈现，不是简单地转换传播方式，而是要用大众的趣味重新创作、编排、制作这些所谓的小众艺术，使它成为大众艺术的一个新的资源。与此同时，把一些古老的传统艺术放在现代的审美背景中、放在现代的时代话题里来呈现。

总而言之，当戏曲遭遇电视的时候，电视同样遭遇了戏曲，戏曲或电视都需要在努力寻找对方的同时努力找回自己，这样的交融整合才是一个新的整体，所呈现出的完整感与和谐感才可以被称为电视戏曲艺术。

本刊记者在和汪灏为首的年轻团队对话时，心中充满了欣喜之情。他们不但用自己的才华打造了耳目一新的电视戏曲精品，而且秉承的理念，是那么清醒和正确，既有前瞻性，又有操作性，他们为中国传统戏曲艺术所做的“年轻化”努力，意义非凡。此番精英云集的研讨会上，专家们所贡献的精彩观点，乃是基于这支团队的创新实践。假如这支团队的成员不是那么年轻，假如这支年轻团队不酷爱、不钻研传统戏曲艺术，也许，今天我们看到的“用年轻的方式传播古老的艺术”之电视戏曲，就不会那么精彩精湛，那么可圈可点。他们的努力，其价值必会日益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