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戏迷”生涯

文/张德林

我的“戏迷”生涯

文/张德林

张德林在《将相和》中饰蔺相如

人活在世界上，总要有点情趣，有点业余爱好，否则就活得太累，太枯燥，太没意思了。我现在已是耄耋之年，我经常跟研究生们打交道，上课，开学术讨论会，审批学术论文，平时忙得不亦乐乎。精神劳动不比体力劳动的强度差，心灵的弦绷得过紧，对身心健康有损害。真正懂得工作的人，也一定善于休息，会找乐趣。唱流行歌曲、听摇滚乐、跳摇摆舞，那是年轻人精神宣泄之道，对我来说，则格格不入。我有我自己的爱好，那就是京剧艺术。

酷爱京剧，自小养成

我酷爱京剧，酷爱到了入迷的程度。

这种爱好是怎样培养起来的呢？话得从我的童年时代说起。我的父亲是个小业主，对京剧相当热爱。有一次，他从旧货商店挑来一担旧唱片，是百代公司、长城公司、胜利公司、开明公司、大中华公司……的出品，有二三百张之多，其中大多是京剧唱片。家里有一架手摇留声机。那时我是个三四年级的小学生，十岁光景。每天放学回家，做完作业，便摇着留声机听京戏。我听得滚瓜烂熟的唱片有：马连良、梅兰芳的《打渔杀家》、谭富英的《定军山》、高庆奎的《逍遥津》、言菊朋的《让徐州》、余叔岩的《搜孤救孤》，等等。当时我最佩服的是两个人，一个是高庆奎，他那句“父子们在宫院伤心落泪”，气拖得有多长，我和我的隔壁邻居庆官（徐云峰）小伙伴一起屏住气跟着拖，二人合起来也没有他拖得长；另一个是谭富英，他的嗓音刮拉松脆，太棒了！有一张唱片，金少山的《牧虎关》，每听到那句“她行走好似风摆柳，扭扭捏，捏捏扭，扭扭捏捏你甚风流”，我和我的母亲都笑得合不拢嘴。还有两张唱片，给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便是露兰春的《独木关》（《薛礼叹月》）和《苏武骂毛延寿》。这位女文武老生，嗓音甜美，是当时京剧舞台上一位新星，在我听来，并不比孟小冬的录音差。可惜艺术生命短暂，做了黄金荣的小老婆。对京剧的兴趣要从小培养，此话一点不错。长期听唱片，训练了我懂得京剧语言的耳朵。当时的京戏，是名副其实的国剧，只要你打开收音机，随时都可以听到著名唱段的播放或舞台实况转播，一年四季，天天如此，从不中断。麒麟童的《萧何月下追韩信》，“好一个，聪明小韩信……”这段流水板几乎人人会哼几句（包括黄包车夫）。大的文化氛围，有利于传播京剧艺术，对培养京剧爱好者和戏迷，起了重要的作用。我是在这一文化环境中度过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我对京剧的兴趣，自小养成。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京剧的爱好逐渐加深了。我开始跟随父亲上戏馆看戏。我家在浙江嘉兴，离上海、苏州、杭州很近，是个三等城市，第一流的名角儿，如梅兰芳、马连良他们不会来，但有一定名望的京剧演员则经常来演出。我看得最多的是宋家班子——宋宝罗、宋紫萍、宋义增三兄妹的戏。他们合演的全部《四郎探母》，我看过无数遍，宋宝罗那一声“站立宫门叫小番”，直冲云霄，多有劲！宋宝罗的拿手戏是《斩黄袍》《哭秦庭》，属于高庆奎、刘鸿升的路子。宋宝罗个子高，声音高亢嘹亮，激越铿锵，当时还没有麦克风，一句高腔，声如裂帛，全场为之振奋。我还看过高雪樵的《驱车战将》、高盛麟的《铁笼山》、小高雪樵以及李仲林的《金钱豹》、梁一鸣的《击鼓骂曹》……他们都是上海来的名角儿，演出时场场客满。还有一批在杭嘉湖一带“走江湖”的“艺人”，其中也不乏优秀的演员。有一名须生叫黄汉培，年岁已偏高，他演唱的《四郎探母》，嗓音之脆亮，堪称一绝。还有一位青衣吴艳琴，年纪很轻，扮相俊俏秀丽，她演唱的《生死恨》，每到凄楚哀怨处便声泪俱下。我母亲最爱看吴艳琴的戏。用今天的话来说，她演戏“感情很投入”。他们非常辛苦，每天日夜两场，有时难免伤风感冒，嗓子哑了，仍得演出。他们名不见经传，虽有好的技艺，也得不到流传。他们是否还活在人世间？作为他们的忠实观众，我至今还在怀念着他们。

到了青年时代，我随父母来上海的机会多了。每次来上海，“头等大事”是晚上看京戏。上海的京戏馆真多：大舞台、天蟾舞台、共舞台、黄金大戏院、中国大戏院、皇后剧场……每天都有多家班子同时演出，任你挑选。这里有京派戏，也有海派戏。我看过的京派戏有：全部《潞安州》，包括《陆登自刎》、《八大锤》、《断臂说书》，高盛麟前饰陆登，后饰陆文龙，李万春饰王佐；林树森的《走麦城》，台上慷慨悲歌，台后焚香燃烛。我看过的海派戏有赵如泉的《怪侠欧阳德》，陈鹤峰的《血滴子》，机关布景，热闹非凡……

听得多了，看得多了，潜移默化，自然而然便会哼上几段。看着《大戏考》，听着唱片或收音机，一句句跟着唱，唱出来的东西倒有些京味，并非洋腔洋调。我最初学会的唱段是管绍华的《坐宫》、马连良的《打渔杀家》、谭富英的《定军山》、余叔岩的《搜孤救孤》，完全凭感觉唱，无师自通，杂得很，既不懂得打板眼，也没有胡琴伴奏。

记得嘉兴有个唱小生的票友，曾经登过台，会拉几下京二胡。经长辈的介绍，有一次请他来为我拉琴。或许是出于他的虚荣心，表现自己“有两下”吧，他故意把琴拔高调门，逼得我无法把嗓子吊上去，我当时羞得满脸通红，一直红到脖子根，他则洋洋得意，暗暗好笑，我恨不得往地里钻。这件事虽已过去六十多年，每想及此，内心便十分懊丧。

解放初，我考进了复旦大学中文系。赵景深教授上民间文学课，可谓别开生面。他酷爱唱昆曲和京戏，在课堂上，他经常抽一二十分钟，唱戏加表演，过过戏瘾。赵先生有个绝招，会画各种京剧脸谱，而且用两支粉笔，左右手在黑板上同时画。每逢国庆或迎新晚会，赵先生都会主动出场表演，他唱《太白醉酒》、《打渔杀家》，一边唱一边做，引得同学们不断地鼓掌和喝彩，我们真是乐极了！有一次，他把夫人请来了，老俩口一起唱《长生殿》，先生唱唐明皇，师母唱杨贵妃，载歌载舞，那时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在老教授的熏陶下，班级里有几位同学开始爱上了京戏和昆曲。我的同寝室有位会拉小提琴的同学，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把京胡。其实他不懂京戏，只是凭借小提琴的指法和乐谱原理，勉强会拉几段京戏。他拉得最熟练的是《乌盆记》中那段二黄原板。他拉我唱，在寝室里唱来唱去是那几句“老丈不必胆怕惊……”不管多么幼稚，我总算第一次配上胡琴唱京戏了。可惜这位同学因经济困难，中途辍学，去一所中学当音乐老师，我的伴奏伙伴从此被拆散了。

偷偷摸摸，苦中作乐

我在人生的道路上，经历过不少的坎坷。我复旦毕业后，分配在华东师大任教。1958年春，我被凑数补划为右派分子，降职降薪，留在资料室工作。人总是要有点精神寄托的。白天八小时坐班，埋头整理资料，晚上在家里干些什么好呢？总不能整天整夜看书吧。于是，我又重新开始迷恋京剧，那时已进入六十年代前期了。那时我每二周必去市内“人民大舞台”或“天蟾舞台”看一次京戏，几乎到了“痴迷”“疯狂”的程度。只要票价不超过一元（一块高级白熊冰砖八角），我都去看。上海京剧院所有的名角儿，各自有什么特点，我如数家珍。汪正华所有的戏，我全部看过了，我最欣赏他的《宋江题诗》。北京来的名角儿，我最欣赏李世济《英台哭坟》一场极度悲愤的演唱，我毫不掩饰自己作为一个男子汉也在滚滚落泪。天津来的长靠武生厉慧良，他演唱的《王佐断臂》，唱腔的深沉、圆润、精美，令我吃惊，显然可与李少春媲美……附带说明，厉慧良八十年代声带长疖，几乎失声，那是后来的事。

在家练功

我还省吃俭用，积累了一笔钱，花了一百八十元，买了一台凯歌牌收放两用机，这在当时是最豪华的电器设备了。我走遍上海文化商场，购买京剧密纹唱片，三年内收集了三大盒，六十多张，每收集一张，那种喜悦心情，简直难以用笔墨形容。肉票可以上交，饭菜可以少吃，衣服可以不添，京戏则不能不听不看。八小时以外，关起房门，那是我的小小的自由天地！我喜欢听须生唱腔，也喜欢听青衣唱腔，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在须生中，艺术大师很多，他们的造诣都很高，各有千秋。根据个人的欣赏习惯和艺术爱好，不妨作点比较。谭富英的唱腔，快板最佳，犹如一发发子弹从枪口射出，节奏明快。他的“导板”结尾处往高处飞越，清脆、明亮，常能博得满堂采声。可是谭富英的唱腔，也使人感到美中不足，如有点飘浮气韵不足，这或许跟他的晚年身体欠佳有关系。马连良的说白甚佳，唱腔潇洒、飘逸、自然，不露斧凿痕迹，但少了点力度、深沉感和艺术激情。那出《苏武牧羊》一反常态，长年囚禁北国的苏武，登上城台，遥望千里以外的故国和家乡，思念君主、老母、贤妻，那种郁懑、悲怆、切盼和彻骨痛苦之情，演唱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其深沉内蕴远远超过《借东风》唱段。言菊朋的唱腔秀丽、纤巧，哀而不怨，娓娓动听，最适合老年人一字字一句句品味、把玩。它给人的印象是：小家碧玉，缺少点大家气派。杨宝森的唱腔也有弱点，他缺少高音，音色不够明亮。但他的嗓音开阔，中低音甚佳。他的运腔浑厚、坚实、苍劲、深沉，气韵充沛，耐人寻味。杨宝森的唱腔设计富有书卷气。在全部《伍子胥》中，有那么多“二六”，板式虽然相同，但根据人物所处的环境和人物特定心理的规定，其唱法没有一处是雷同的，情感的呈示或疑虑，或忧伤，或悲切，或祈求。《鱼肠剑》伍员见姬光时那六司“反西皮散板”——“子青阀阅门楣第，落魄天涯有谁知？可叹我父母的冤仇沉海底，俺好似凤脱翎毛怎能飞……”每一句的唱法都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委婉、凝重的情态，悲伤中蕴含祈求的心境，都通过低沉纡回的唱腔，细致入微地传达给了每个听众。杨宝森的唱腔，品位高，文学性强，这一优势，经过时间的考验，愈来愈扩大。学杨、崇杨、迷杨的票友，数量在不断地增加，就是个证明。我在青生时代，最喜欢谭派和马派。到了中年以后，见多识广，选择性增加了，比来比去，我更喜欢杨派。我的嗓音较宽厚，中低音佳，能翻高音，但较累，音域低沉。从自身的条件出发，这也是我学习杨派的原因之一。

“文化大革命”时期，传统京剧因宣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罪名，首当其冲，被“砸个稀巴烂”。不少京剧艺术大师，如马连良、周信芳、叶盛兰、李少春、裘盛戎、“京胡王”杨宝忠等等，都被活活折磨死。像我这样的“摘帽右派”，满脑袋“封资修”，不受冲击才怪呢！家被抄了，近千册藏书被一抢而空，我还不怎么可惜，最使我惋惜的是，那三大盒密纹京剧唱片被拿走，里面有我所珍藏的全部杨宝森唱片，我感到非常痛苦，我的灵魂寄托的最后一块精神园地被捣毁了，那是什么滋味啊！“红卫兵”小将没有拿走我家里的收放两用机，要我好好听“样板戏”，接受无产阶级教育，换换脑筋。这是个多么可怕的年代：造神论在全国泛滥成灾；只有一个调子可唱，一种雷同的话可说；服饰上灰蓝绿黑成为时代的主色；十亿人民的精神食粮只有八个“样板戏”。

神州大地一片精神沙漠！精神上的饥渴症，比什么都难熬！

总算碰上了一个好人，学校里有位工人贾洪殿师傅，他在仓库的废品堆里发现三盒京剧密纹唱片，知道是从我家抄来的。贾师傅也是个京剧迷，他出身好，不怕缠麻烦，便悄悄地把三盒唱片交还给我，我当时真是感激涕零！于是我每天晚上听杨宝森的《文昭关》《李陵碑》《清官册》《击鼓骂曹》……听陈大濩的《沙桥饯别》《法场换子》，听李少春的《野猪林》，听李世济的《梅妃》《锁麟囊》，听张君秋的《春秋配》《三堂会审》，听杜近芳、叶盛兰的《白蛇传》……有时候听得如痴如醉，不觉忘乎所以，低低吟唱几句，真可谓“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好在我是个“牛鬼”，朋友不敢上门，六亲均已断绝，门窗是关得紧紧的，唱机的音量是减得小小的，耳朵紧挨着唱机头细细听，生怕声音传出去，隔墙有耳，被人打“小报告”。我的老娘看着我像做贼那样听京戏，只得苦笑：“孺子不可教也！”这种偷偷摸摸苦中作乐的情景，后代人是无法理解的，今天回忆起来，真是如同隔世啊！

京剧社长，粉墨登场

八十年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四人帮”倒台后，教育界出现了一派蓬蓬勃勃的新气象。

华东师大工会开始成立京剧社，邀请我这个一向关在房里唱戏的教授参加，后来又选我当京剧社的社长。那时工会的经费充足，肯花钱，向京剧院和戏曲学校聘请专业演员和教师来教我们唱戏和演戏。陆振声原是上海京剧院二路老生，当过周信芳的配角，他来师大京剧社任教多年。戏校的陈小燕、李秋萍老师，上海京剧院著名青衣吴颖，也来任教过。我们的计划气派不小，要求每年粉墨登场一次。京剧社的主要成员来自各系，有教授、副教授、工程师、博士生，还有部分硕士生和大学生。每星期至少一次学唱、练习走台步或排演节目。我们已坚持了将近十年，演出过三十多出戏。演唱配上胡琴和锣鼓，要求就严格了，每一个板眼都得注意，不能脱板，稍有差错，教师、琴师马上指正，重新唱，错了再来，直至正确为止。我原有的唱腔功底较好，经过长期的训练，在“尺寸”把握上提高较快。我前后演过的戏有：《龙凤呈祥》（饰刘备），《文昭关》（饰伍子胥），《坐宫》（饰杨延辉），《二进宫》（饰杨波），《将相和》（饰蔺相如）。关于舞台上的甘苦体验，我有一篇文章发表在《小说界》上，收在《上海人的一日》里面，限于篇幅，就不赘述了。

少年时代，我在看宋宝罗演《四郎探母》时，羡慕他的扮相和唱腔，梦想自己有朝一日也在舞台上扮演杨四郎，显一显身手，让台下的观众为我喝彩、鼓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欲望是种内驱力，艺术上的自我表现和精神宣泄均属于欲望的范畴。想不到我少年时代的梦想到了五十开外的年岁竟得到“自我实现”的机会。我在师大的礼堂内，在全校师生和亲朋好友面前扮演了杨四郎，还扮演了其他的角色。每次演出，我都精神焕发，神采飞扬，好像越活越年轻了。最有意思的是，1990年6月7日，我演《将相和》中的蔺相如，挡道那一场戏，我把我夫人高亚真女士请出来当车夫推车，把我的三名研究生张闳、郭熙志、郭春林和一名助手陈佳鸣请出来当卫队，台上演得火热，台下的学生和亲朋好友一个个乐开了怀，掌声不绝，做到了师生同乐，夫妻同乐，亲朋好友同乐。当年赵景深老师演出《长生殿》的情景又在我眼前重现了。

1990年，我的一位儿时一起长大的中学同学徐云峰，1947年参加蒋介石卫队，1949年随军去台湾，后升至某舰艇的舰长，两岸开放后，他回乡探亲，并特地从嘉兴来师大探望我。两人见面后第一次对话，不由自主地在客厅内合唱一段《箫何月下追韩信》：“这三生有幸……”我的爱妻笑得合不拢嘴。时隔四十多年，两个小戏迷已变成头发花白的老人了，艺术情趣一点没有变，古老的京剧竟有如此大的魅力！

张德林（前中）偕夫人高亚真与众弟子合影

张德林 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前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