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鲁迅”与当下意义

采编/海 风

“重读鲁迅”与当下意义

采编/海 风

诚如学者所言：“鲁迅的意义在今天来说，非同小可，鲁迅既不属于官方，也不属于鲁家，也不属于民间，也不属于一部分知识分子，鲁迅是我们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遗产。”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有必要“重读鲁迅”。不但重读“文本鲁迅”，还要重读“人本鲁迅”。

今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以往纪念鲁迅是国家的行为，这十年来鲁迅逐步回到了民间，学术界也开始回到鲁迅的原点，讲述、研究一个真实的鲁迅。无论时代如何变化，鲁迅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总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今天回到鲁迅自身的层面上认识鲁迅，会发现许多被遮蔽的意义和价值，并启发对现代文化发展的更多认识与深思。

近日，鲁迅的长孙周令飞与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的多位教授举行了关于“鲁迅与现代中国文化”的座谈会，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建设中鲁迅研究的意义，鲁迅思想研究的范围、方式，鲁迅批判精神的内涵、价值等诸多问题。

周令飞

张 闳

王鸿生

汤惟杰

董 平

黄 健

徐 亮

高力克

金健人

江弱水

项义华

还原鲁迅、重识鲁迅

“当今的鲁迅是被过度意识形态化的鲁迅，一个不太让人认识的鲁迅。”

“现在重新认识鲁迅很有必要。我们要把一个真实的鲁迅和被意识形态利用的鲁迅分开。”

周令飞（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主任、同济大学鲁迅研究中心主任）：我是鲁迅的第三代。我1969年参加工作，后来当兵去了，一直是从事传播行业。事实上，以前我跟鲁迅的研究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家属认为在旁边看就好了。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鲁迅的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了。1999年我从海外回到了中国，看到了鲁迅的情况。1999年开始，我走遍中国各个省市中跟鲁迅相关的地方和很多学校。在走遍了这些地方、学校，看到了现状之后，我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我心目当中的鲁迅和父亲告诉我的鲁迅有很大的距离。我认为当今的鲁迅是被过度意识形态化的鲁迅，一个不太让人认识的鲁迅。

因此，这10年通过对鲁迅的调查和研究，我们做了一些事情。2002年在上海由鲁迅家属成立了鲁迅文化发展中心这样一个单位，没有任何官方色彩。我们也是自己筹办经费来开办民间的文化机构，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下来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坚持做了很多的事情，2006年写了一篇文章叫《鲁迅是谁》，在当时的鲁迅研究界也引起了很大的讨论。我们举办了名为《鲁迅是谁》的图片普及展，在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举行展览。我们还举办了全国性的鲁迅论坛，现在已经举办了五届。每一届论坛的出席者都在300人以上，不仅仅限于鲁研界的人，范围、话题都比较宽。我们还办了鲁迅青少年文化奖。因此，我们鲁迅文化发展中心做的事情绝大多数是和一般的老百姓、学生们，和大众比较紧密的。我们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同样也在考虑另外一个问题：鲁迅逝世了70多年，作为被毛主席认为是思想家、革命家的这样一个鲁迅，他的思想体系是什么？思想核心是什么？没有经过很好的梳理和总结。我的父亲周海婴希望把这件事情推动起来。2009年12月，我们在同济大学成立了“鲁迅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接受了国家的社科课题，对鲁迅思想进行梳理和研究。此外，今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我们今年将在绍兴召开第六届鲁迅论坛国际会议，就在鲁迅诞辰的9月25日前后。这个大会的主题是“鲁迅与现代中国文化”。

董平（浙江大学人文学部教授）：现在在我们一般的观念当中，有两个鲁迅：一个是被观念化的、抽象的鲁迅，一个是活生生的、生活在历史当中的鲁迅，这两个有很大的差别。我们现在是把抽象的鲁迅拿来评判。我觉得现在重新认识鲁迅很有必要。我们要把一个真实的鲁迅和被意识形态利用的鲁迅分开，要把鲁迅还原到20世纪的前半叶去，20世纪后半叶的鲁迅是另一个鲁迅了。

一个很坦率的问题，我们怎么来看鲁迅？我们怎么看待他对传统的批判，他对传统的批判意图在哪里？他对中国现代文化，现在的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产生了多大的作用？我们后来看到的中国文化的走势跟鲁迅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恐怕还是要将20世纪前期或中期的中国的社会现状、文化状况，与整个国际格局当中的状况结合起来。我比较倾向于一个历史人物的活动，要放到当时的历史过程当中进行评价。我们可能做不到完全的还原，但是有没有这种态度是不同的。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恐怕还应该是真正去发现鲁迅生活过程当中的东西。尤其是他对文化的意义方面。比如说，重塑国民性问题是不是可以是当前的话题？中国文化的问题，比如说像鲁迅先生揭示的劣根性的东西仍然存在，只不过现代社会以一种别样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种思潮如果不引起足够的重视，我觉得会很危险，搞得不好会走到很糟糕的一个境界。所以，我们时时刻刻要保持一种冷静，我们时时刻刻应该懂得自我反思，我们时时刻刻都应该基于自我反思的基础，明确自己应该到达的点。

汤惟杰（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我们也不必去神化鲁迅，他能够承担这个角色有各方面的主观因素在里面。譬如1920年到1930年，特别是当时的北京、广州、上海是怎么样的一个特殊的政治、历史环境，规定了在中国现代文化当中可以出现这样一个批判的位置？然后有鲁迅这样一个具体的人来承担这样的历史角色，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还有，为什么在之后的文化历史当中，这样的一个位置消失了？

那时候在上海，哪怕在南京政府最后的治理下，毕竟有一个租界。包括不光是鲁迅，为什么当时在上海还存在一个左翼文化？比如说华界和租界有一种权利的缝隙，你华界的警察来抓我，我逃到租界里面去，那最起码抓起来比较麻烦。在这种客观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政府结构造成了这样的一种空隙，这也是这种文化存在的可能性。

王鸿生（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20世纪已经不是一个时间概念，是一个文化概念，因为这个世纪太特殊了。我们有幸经历了这一个世纪一半的时间，20世纪一方面是层出不穷的各种伟大的解放计划；另一方面是层出不穷的灾难，这些灾难是规模性的。像这种非常特殊的经历，反而会成为我们重新激活鲁迅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把鲁迅放到20世纪的文化政治概念里面去，我想可以读出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出来，这种阅读对我个人来说还仅仅是刚刚开始。

周令飞：这几年来，我心里面有很大的问号。第一个问号，“鲁迅是谁”，我认为面目全非。这是我最大的感觉，这几年越来越多的问号放在我面前。我是搞传播的人，对于一些浅显的东西比较在意，我觉得在一个共和国大厦建构的过程当中有不同工种的人，鲁迅到底在这个共和国大厦建构当中扮演什么角色？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监工”，监理可以被收买，监工看着不对就记下一笔，这种监工的角色是不是跟鲁迅的角色有一点贴近？这是我自己的一个问号。第二，最大的问号就是，鲁迅逝世的时候，他到底带着怎样的一种情绪走的？有的人说他带着寂寞、孤独、怨恨而死的，文本上说“一个也不宽恕”，说鲁迅当时是非常绝望的、孤僻的离开的。可是我听我的祖母、我的父亲告诉我，当时在上海虽然他也在打笔仗，但是在上海故居里的生活品质绝大多数是很好的，他喜欢看电影，经常去看美国大片，喜欢逛书店，频繁地逛书店。生活当中，他不缺吃、穿，他有很多的朋友一天到晚到他家里来聊天。昨天晚上打笔仗，今天一同吃饭。还有，他娶了一位年轻的太太，有了我父亲这个孩子，每天抱在手上。生活是这样的快乐，我觉得是很丰富的，他在离去世前11天还参加了青年木刻的展览，我们看到了他大量的照片。因此，我在心里划了一个巨大的问号，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像大家描述的那样，那么绝望的死去？

江弱水（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我觉得鲁迅带着情绪离开人世，他有悲愤，他也有绝对的精神的超脱，他最终把这个世界、历史把玩于股掌之上，有非常超脱的心理。我当年写过一篇文章，形容他是早生了70年的“周星弛”。我甚至想过可以把《故事新编》串写为一部电影。他早期是激烈批判中国社会的人，晚年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他说，中国不是“吃人的”问题，是“吃饭的”问题。鲁迅晚年不像早期，晚年的深刻是一种超越性的深刻。

汤惟杰：我们给学生编大学语文读本，我编小说部分，我想鲁迅应该有一篇，可是选什么呢？我想来想去还是《故事新编》里面的。非常有意思，《故事新编》里面的每一篇文字之后，鲁迅可以用一个不太确切的后现代来讲述。他有某一种游戏的态度。他可以把批判的对象和自身批判的立场、态度，以一种非常自如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而不像早期的《呐喊》是一种过于紧张的态度。这个很难。他临终前我们老说他“一个都不宽恕”，实际上他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口气说的？也许他是横眉冷对的，也许是非常随便的态度。这个都很难说的。

董平：我在绍兴鲁迅纪念馆看到他很多的手稿，我就突然涌现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因为他的字写得那么好，从来不出格，我当时觉得太有意思了。

周令飞：他很爱干净，什么事情都亲历亲为。我有一个习惯，回到家里如果有一个红色的包装绳，我用完之后，会绕起来放在柜子里面，我是跟父亲学的，父亲是跟鲁迅学的。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安排好好的，不浪费。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这样的一种生活品质，怎么可能是大家描述的那个形象？我昨天讲“文本鲁迅”与“人本鲁迅”，是不是我们过去的研究，绝大多数是从鲁迅字里行间里抠出来的感觉？

项义华（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鲁迅解读有多种多样，你祖母口中的鲁迅是比较真实的鲁迅。其实每一层面鲁迅基本上都被讲到过，许多公开发表的文章，进入公共领域的鲁迅，在学校被教科书间隔的鲁迅，这是一个怎么样整合的问题。

周令飞：我与学校接触得比较多，小学、初中、高中，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怕鲁学。问题就是出在这里，我也是从教科书学来的，“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

项义华：鲁迅是在一个极其扭曲的文化背景下得到传播的，这里有很多的经历。鲁迅无论有一个什么新的意识形态，大家都加上去。这个方面，甚至把鲁迅称作为中国文化的守夜人。

鲁迅研究的当下意义与探讨范围

“鲁迅是一面巨大的镜子，随着时代的发展会激发出一些新的问题。”

“鲁迅研究应该不光局限于鲁学家，要面对更广的领域。”

张闳（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同济大学鲁迅研究中心主任）：我认为鲁迅思想研究的问题可以从“现代”、“中国”、“文化”这三个侧面展开。

一，“现代性”。这方面的问题这些年也讨论了很多，尤其是中国20世纪以来一直到现在的中国文化的关系，有很多的说法和争议。这些问题肯定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们要在现代的时代下重新理解，我们要为未来的中国文化发展提供一些目标、方向、框架。

二，“中国”。这些年来，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在国际环境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争论。这些争论否定的也有，肯定的也有，这些都很有意义，对未来中国的国家定位都是有作用的，我们要来探讨一下：鲁迅在整个现代中国的形象的变革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他扮演了什么角色？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作为中国的人的角色当中起了什么作用？

三，“文化”。鲁迅作为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的一些方面，这些年来讲了很多。文化作为一种整体，那些都是一个侧面。我觉得鲁迅对中国文化的言论、他一生的经历，提供了一种知识分子以及文化精神的“范式”、“典范”。很多人认为鲁迅所提供的人格形象是负面的，今天它过时了，但也有人认为要坚持这样的方向。我认为作为今天的研究者，应该有所解释，有所回应，而不是窝在自己的书斋里面。在今天关于鲁迅的回应和解释应该是很迫切的问题。

所以，希望研讨不光是局限于鲁学家，希望面对更大的文学的领域，甚至于经济、社会、历史、文化这些大的领域，还包括一些海内外的文化学者。不一定是专门来谈鲁迅，鲁迅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一个典范的形象，他所面临的问题，他所遇到的精神的困境，在我们今天依然是问题。我们今天谈论鲁迅也是对自己内心状态的一种反思和理解。

江弱水：鲁迅的确非常丰富，鲁迅即便不算是思想家，也是一个深刻的思想者。有人问鲁迅需要不需要了？当然需要，前几天抢盐的问题，我觉得太悲哀了。鲁迅怎么不需要呢？太需要了。鲁迅面对的社会现实几乎没有变，抢盐的心态还是一样的。鲁迅存在的意义，其实就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解毒丸，你说他没有建设性，他不是面包，不是让你吃下去特别有营养，但他能解毒。

鲁迅的复杂性和丰富性非常明显。可以讲《呐喊》《彷徨》是一种鲁迅，《野草》是另外一种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的鲁迅。到了《故事新编》是发散性的，基本上属于后现代的思维。“五四”关于妇女的论述，多大程度上因为鲁迅写了《祥林嫂》？海外的一个汉语学家，他的序就是：中国女性社会就是“祥林嫂”吗？我觉得鲁迅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他平时在乡间记录，早年的中国妇女是什么样的他很清楚。所以，我们很可能这也有鲁迅，那也有鲁迅，鲁迅是非常复杂的多面体，我们过去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利用。

我觉得鲁迅现实意义也很明显。中国现在所有问题都没有超出“立人”和“立国”。在鲁迅那个时候就已经说到了这两个话题，这两者之间的处理鲁迅解决得更好。事实上，我们20世纪整个中国发展的某些方面正不幸朝着鲁迅所警惕的、反思的错误方向走。我们应该有所警惕，防止国家发展成“人傻钱多，肌肉发达”的社会。鲁迅是一面巨大的镜子，随着时代的发展会激发出一些新的问题。有一些东西是永远不过时的，像“孔子”、“莎士比亚”、“鲁迅”。随着中国历史不断的延续，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鲁迅。

项义华：鲁迅不光是被历史意识形态化，鲁迅本身有很浓厚的意识形态性。在新文化中，有两翼，一个是“左”，一个是“右”。“左”，八十年代有所反思，我们现在还在新文化这样的传统中。鲁迅之所以有很大的影响，我认为跟意识形态阐释有关系。

鲁迅当时在“新文化”批判传统、批判中国的国民性的氛围下，他不是一个原创性的思想家。他是一个思想者，是一个文学家中的思想者，不是一个体系性的思想家。他当时是一个年轻人，写了很多的文章，他也不想拿稿费，他爱好写文章，包括对物质的批判。这是他早年的一种倾向，个人无政府主义的反抗，这个倾向是存在的。但是后来有没有发展？在对物质批判上并没有发展，他对商业文明是很隔膜的。他后来主要批判现实，重复文化批判的这样一条路。他对1927年到1937年那一段中国民国的黄金时期是有很大贡献的。

鲁迅并没有对商业运作批判，一方面他有一个初步的社会建构；另外方面之前并不是像现在普遍弥漫物质主义，所以鲁迅并没有对此批判。另外，其实他对农民还是比较隔膜的，他早年的生活里没有农村的生活，他实际上还是有士大夫的生活。他对中国的农村社会没有一种社会科学式的思想。他的文本里面农民成了国民性批判的标本。当时有这么一种观念，把中国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到后来共和体系不能建立，归结为农民问题，归咎于国民素质。鲁迅的局限恰恰也体现到新文化运动的局限上。我认为自强运动，现在仍然未完成。从政治、经济、文化来说，我们的宪政仍需要走向“共和”。从经济方面我们仍然未被承认是市场经济国家，我们的文化没有被认为有完整的文化。我们也摆脱不了与鲁迅的历史性的纠葛，我们实际上是主观的搏斗的过程。

在这个里面，我们把鲁迅拉到更大的背景上去，会发现跟孔子相比，他有一些方面跟孔子是相同的。孔子就是立人要立于“礼”，因为人类社会的矛盾就是人的欲望跟资源的矛盾，所以包括孔子、荀子、司马迁都是这样，为什么搞一个“礼”？就因为资源有限，所以要礼分，要节制，有根据你的智商也好，家族的社会地位也好，要分出来。现在“五四”就是把这个废了，对等级制度的批判非常尖锐。包括鲁迅道德体系里面，有一个“进化论”的伦理观。他有“初民”、有“维新的无产者”，包括从早期到晚期的，两个东西都是理论上的建构。他其实对现实生活中的民众都是缺乏了解的，包括“五四”很多的文化人都是这样的。他们都是把自己理念中的社会模式强加给社会，我觉得这是我们近代中国发展的最大的问题。

黄健（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自从互联网出现之后，网络上对鲁迅的讨论是非常的激烈。无论是赞美的，还是反对、批评的，各种声音都有。我说的网络主要是社会上，不是学校里面的。具体赞成和反对的比例的量没有做一个统计。一般来说，主流的门户网站，还是通过一个正面的方式来邀请鲁学界的学者来谈，专门开鲁迅频道。

民间也有很多关于鲁迅的言论，我记得有一篇匿名的关于鲁迅的局限性的文章。我个人认为，从民间的高度，这篇文章写得不错。虽然，不一定学理性那么强，但是他讲到了鲁迅的一些问题，至少我们以往不太容易看到。文章写得还是有他的想法，不是一般的谩骂式的，非理性的，发泄性的。

我觉得这样从民间的角度来展示鲁迅的层面，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我们可以深入认识和探讨的空间。我们从小时候起接受的鲁迅大都是塑造得不太完整的鲁迅，我们以前接受的鲁迅是一个只会横眉冷眼的鲁迅。现在我们逐步地认识，我们也发生了很多的改变。

鲁迅批判的双向性

“鲁迅的说话方式是内外双向的表达，在对世界说话的同时也在对自己说。”

“鲁迅激烈地批判传统同时又是一种继承。”

王鸿生：今天我们再来重新研究鲁迅。这个处境和语境都跟以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怎么来认识这个变化？这跟我们确定的主题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过去研究鲁迅的时候，至少在我的阅读范围里面，没有听到谁谈到鲁迅的话语。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出现过，在今天，鲁迅话语里面的内涵太值得发掘了。简单来讲，一般的人认为鲁迅是战士，他好像是在抗击，在打击。其实鲁迅的话语方式有极其深重的自我反省的味道在里面。他这种说话方式，在现代表达中间，确实是内外双向的表达。这种表达非常的困难，一个人单纯的独白的对自己说话容易，一个人如果说仅仅对世界说什么也是容易的。但是一个人，能够在对世界说话的同时，这些话也是对自己说，或者对自己说的话，同时也是在对世界说，这里面涉及到说话者的身份，也包括了他和周边世界的各种关系，这中间可以深入探讨的。即便在话语伦理上，鲁迅作为现代文化的一个构成，我觉得特别有价值。我重读鲁迅可以发现过去很多不容易想到的问题，这些都是可以展开来谈的。

这说明什么？说明鲁迅身上的再生产力，无论是从知识生产还是思想生产来说，鲁迅是一个原点，一个源头。我们不断走近他，不断返回他。这一点西方文化比我们有一个好的传统，西方人的反传统也反得很激烈。但是，他们和自己的传统，无论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他们的相关性非常强，他们内部的文化的延续性还是保持下来了。

我们在一个横向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下面，几乎一度溃不成军，主体性丧失。我们向西方学习这是很好的，但是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海外很多学者过来，我们跟他们交谈，我们有的时候对他们国家文化的了解远远超过西方学者对中国的了解。我们学了这么多年以后，问题就来了，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好好来处理自己的问题，这个跟我们文化的丧失是有关的。由此并存的现象是什么？我们不断反自己，不断反自己反到最后，我们都成了无本之谈，游谈，尤其在人文里面站不住脚。

这跟我们的“根”有关，现代文化我觉得我们还要有一个新的“根”，这个“根”就在这里。鲁迅的意义在今天来说，非同小可，鲁迅既不属于官方，也不属于鲁家，也不属于民间，也不属于一部分知识分子，鲁迅是我们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遗产。就像现在谈20世纪政治文化离不开毛泽东，20世纪的文化政治就离不开鲁迅，离开鲁迅就没办法谈。这就是绕不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巨大的框子。鲁迅并不是一个现成品，对鲁迅好像这个人也下过定论，那个人也下过定论，这些定论都有他的针对性，我们今天对鲁迅的认识必须是重新开始的。

高克力（浙江大学人文学部教授）：我是搞思想史的，不是文学界的，我就谈一下思想界的鲁迅。我给他定位为“批判的启蒙思想家”，鲁迅的文化批判既批判传统又批判现代性，对现代性进行反思,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有学者提出，我们对中西文化应该是双向的批判，以现代性批判传统，以传统性批判现代性。这些鲁迅都做到了，鲁迅的“拿来主义”还是有相当的文化自主性的。

对鲁迅来说，他的思想结构是比较复杂的。我发现鲁迅在南京念书的时候，最早是学德语的，他跟德国的思想有很大的联系，反而跟英美界思想关系不是太大。他更深刻的是接触了德国的“浪漫主义”。鲁迅批判物质。所以我认为鲁迅思想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就在这里，我们现在的反现代的思想在鲁迅那里找到了源头。这也是鲁迅被争议的一个问题，基本上文化界、文学界对鲁迅是肯定的。现代化的语境中，鲁迅先是一个思想家，然后翻译小说，再然后创造小说。他的思想有两个面向，既是启蒙思想家又是后启蒙思想家。不同的学者从他身上可以找到不同的养分。我觉得鲁迅既是现代主义者，追求现代文明；又是一个批判者，从开始就是一个批判者，这是鲁迅借助于德国思想的优势。

鲁迅的“当代中国”，现在已经是完全的拜金主义、物质主义还有大众社会的庸俗。从2008年开始，一个非常新的现象是新左派的国家主义派。我们鲁研界有一个“摩罗”，他一直是鲁迅的崇拜者。但是后来耐不住寂寞，写一部小说《中国站起来了》。网民对这个书的评价从0分到5分。50%的人认为他是5分，最高分，还有将近50%的网民认为是0分，就这么极端。他从一个鲁迅的批判性知识分子，突然转变成国家主义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很多的学者也嘲笑，你做批判知识分子，你边缘化了，你可能在北京买不起房子，你这个畅销书一写，几百万的稿费就来了，众多的网民的追捧，他的生活就改善了。

张闳：2008年地震之后中国乃至世界形成了极大的振荡，很多的朋友，包括原来的同道者，今天都完全改变了，整个分化、重组，乾坤大挪移。刚提到这几年的一个精神文化现象，我觉得在未来的思想史上是非常重要的。“摩罗”表现得非常明显，还有很多我们平时的朋友，有一些还是可以谈话、可以争论的，还有一些甚至是没法坐在一起的，这是非常重要的现象。

董平：最近几年，从2008年以后，我们现在的中国哲学界有一股很大的潮流，至少是潜流，开始批判“五四”，重点肯定是批判鲁迅。为什么？他们觉得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断绝了，归因到“五四”，而那个时候是鲁迅先生最活跃的时候。所以，现在中国的哲学界有那么一点批判，我不是其中之一。其实这和刚才说的“新左派”呼应的，只不过是表现层面不一样，现代这种潮流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现在所丢掉的恰好是鲁迅的价值。我们不再关注社会的现实，我们没有像鲁迅先生当年那样深刻理性地张扬自己的个性。他把中国的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细腻的分析，整体的批判。这是今天我们最缺乏的。

“摩罗”这个例子很有意思，表明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丢掉了什么？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的鲁迅精神。我们现代对于“五四”以来的传统文化的批判整体上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我觉得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恰好是他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他是通过批判来继承的。他对故乡的感情，这里面没有一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眷念，这也是一种解读。

张闳：鲁迅激烈地批判传统同时又是一种继承。这些激烈的反传统的人，对古典文化是非常迷恋的。对茶壶、瓦当、拓片、古砖啊这些东西，迷恋到一种很诱人的境界。包括北京的一些研究鲁迅的学者发现，鲁迅收集很多东西，还包括革命的画册、日本的画册。这很有意思，一方面他对传统、文化的东西都很迷恋，对传统、古典文化中有光芒的东西都有迷恋，像收藏癖一样的东西；另一方面，世界在他面前，无论东西方都已经碎片化了，他努力在搜集和保存这些东西。

王鸿生：他搜集这些东西，他内心有一种高慕的境界。他一直有一个遗憾，南洋的汉画像他没有去看。有一些人为什么迷恋南洋的这些东西？因为在汉以前的画，从美学上来说是很了不起的。

张闳：所以我后来反思我自己。我们是文化拆迁户，整个文化的家园和精神根基都已经完全丧失了。我不是说我的感觉，从美学上理念上说这些古董是一个价值很高的东西，但是我跟它没有感情，甚至我不认为这是跟祖先、跟我血统相关的东西，这不是我依恋的东西。我只是说，因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我应该去理这些文化，我尽量去迷恋这些文化。鲁迅也许会把玩它，但是我会走神，至少我本人是一个精神无家可归者。这里面是个人的差异？还是代界的差异？还是文化层级的差异？甚至包括鲁迅他内心的某一种东西，我们是否能够呼应？他内心表达的东西，我们是不是可以听懂，或者是理性地听懂，我们是不是可以体会到？这个方面我很困惑。

鲁迅的文化批判与批判文化

“鲁迅是在彻底的批判上起作用。中国现在需要这样一个人。”

“说鲁迅先生的‘文化批判与文化建构’，倒不如说‘文化批判与批判文化’，前者是一种对象化，后者是一种精神。”

高克力：还有一些政治学、社会科学界的学者，他们从民主、宪政这一个角度，发现鲁迅一直是批判民主的。现在有两种争论，鲁研界认为鲁迅才是自由主义者，站在自由角度，胡适是比较稳健的，是在体制内推荐宪政的建设，鲁迅是体制外的批判的建设。这里有两种知识分子，一种是批判性的知识分子，一种是建构性的知识分子。1929年之前胡适也是一个批判性知识分子，国民党在通缉他。1929年以后，胡适就乖了。现在对胡适的评价是早年80分、中年60分、晚年40分，胡适跟国民党越来越近。从批判性知识分子和建构性知识分子角度来说，会对鲁迅有不同的争论。批判鲁迅的人认为，鲁迅光批判，没有一个建设性的系统的政治模式。这对鲁迅是一种苛求，这是鲁迅的思想的短板。鲁迅自己说一直徘徊在“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或者是无政府主义。鲁迅的一个思想短板，就是“无政府主义”。所以我认为鲁迅的价值主要还是在文化意义上，他是文化巨人，主要在这里，他在文化上的批判性和建设性都是兼备的。

徐亮（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我赞同鲁迅是一个批判性的非建设性的思想家。在今天中国文化建设，或者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建设中，正因为有这样的地位才会有这样的作用。刚才谈到的一些沉重的问题，比如说，鲁迅到底有什么建设性的东西可以留下来作为遗产继承？我要说其实没有。因为他的批判涉及到一般人很难接受的地步。他发现无数的悖论，这种悖论让他自己无法适从，处于矛盾的地步。他有很好的同情心，但是是同情民众还是批判民众？像祥林嫂，是该同情还是批判？他显示出一种纠结。然后对于青年，他觉得青年还是很有希望的，人还是有希望的；但是，他发现青年并非给人以希望。为什么？因为当他批判的时候，他把自己放进去了。因此，他作为一个批判者，他怀疑自己，他所有的句式都是自我怀疑的句式。这种批判的方式，其实是非常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就是追求真理，不找到最终的真理是不退缩的。因此他的东西对建设没有任何作用，可是正因为走到了这么深的地方，他可以不断地被人拿出来解读。而且他会作为一种文化的资源，在后世不断产生影响。

他其实进入到一个阶段，他所发现的东西是人所不能承受的，因为人是有局限性的存在。

有人批判鲁迅缺乏包容，其实他对自己还要刻薄。他的写作伦理，反过来都是对自己产生作用。这种文化遗产才是他最重要的文化遗产。而且，周先生说他是一个“监工”，可能还有一点不同。监工是知道怎么做，而鲁迅就是知道出问题了，但是知道也不提供解决方法。他的任务就是告诉你有问题。鲁迅还是在这个彻底的批判上起作用。我们有一个鲁迅和胡适，他们是互补的，他们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兼有对方的东西。鲁迅是人不是神。大家要求鲁迅既有这个又有那个，这是不可能的，这根本不是对人的要求。欧洲的哈贝马斯，他建议我们在相对的情况下，要找到这一种理性的规则，这种理性的规则是有利社会建构的。欧洲还需要福柯，福柯只是告诉你世界上有这么多阴谋，每一个人都在实施这种阴谋。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说中国要有一个健康的发展，要让他以他原有的方式来发挥作用，我们需要一个这样的人。中国人很难理解，这种人有什么作用。我们老是认为一个思想家还要有建设性的作用。批判从本质上讲就是不断的问：这行吗？合法性论证，不断地揭示这个东西，他的任务就完了。没有任何义务给任何人来提供答案，提供我的方案。这在今天太重要了。这对今天建设中国文化有很大的作用。

2008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发生了变化。社会也出现了一个“物欲至上”的潮流，这个潮流里，似乎追求真理是一个过时的行为，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像鲁迅这样去追问，人们可能会怀疑他的利益何在，所以鲁迅还是在历史中比较好。

王鸿生：从政治文化角度看，鲁迅没有谈政治的事情。从这一点出发，我觉得他不具有建设性，政治文化和文化政治是不同的。刚才“监工”这个概念，我不太认同。监工是有施工图的，而鲁迅没有施工图，而他也不需要这个施工图。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对知识分子的弱点看得很清楚。你想想，他不是“新党”，也不像胡适当国师，他也没有成为一个犬儒，他在那样的时代，很警惕自己被意识形态化，而我们现在太容易被意识形态化了。鲁迅在这个中间陷入悖论以后，他的力量很强大的。鲁迅能做到这一点，他了不起就在这里，所以他不可能多面作战，这个人在20世纪绝无仅有。

徐亮：鲁迅有很多常人没有的批判的细节。他要去审问人心，这个人心怎么样？这种很细节的运作过程，他运作出来了。因此建构了一种批判性文化。如果要他在政治建设中做什么事情？那我们完全走错路了。

金健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韩国研究所教授）：鲁迅的张力我们没有好好去发掘它，鲁迅有凶煞相，但是他有菩萨心。他把批判社会和自我解剖联系在一起。实际上革命和改良也是有一个度的。我们现在有一个很不好的倾向，现在因为对革命的质疑，对改良的推崇，对当年的批判性的先行者采取另外一个评价。包括马克思，我们老讲现在北欧的资本主义比你社会主义还人性化。但是，如果没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没有工人和资本家的斗争，资本家会跟你平分吗？我们的利益在很多情况下，不是矛盾的，我们也可以走共赢的路子。这也是经过二次大战之后人类的一个大的进步，我们还是有共赢的地方，我们可以一起干。在这个方面，我们实际上缺乏一个清醒的认识。

另外一个方面，鲁迅代表知识分子里面最先导的、最精华的、最精英的部分，这部分就是对现实进行批判，为什么呢？因为批判的东西总是现实存在的东西，这个批判是真正发生的东西，我对他不满，这是真正确凿的。但是理想的东西，最后得到的东西都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说鲁迅先生的“文化批判与文化建构”，倒不如说“文化批判与批判文化”。他就是一个“批判文化”，因为文化批判是对文化的不合理进行批判，是一个对象化，而批判文化是我的一个创意，是永远有这种精神，对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永远都要保持这种精神，建立一种批判文化。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是我们最丰富的一个遗产。

汤惟杰：大家都讲到了鲁迅的特征，他的写作，他规定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位置。这个位置是一个批判性的立场。我更关注的是，文化批判这样的一种行动或者是这样的位置，在中国当下的文化建构中，本身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而不是说鲁迅著作里面有文化建构的部分，我们是不是再去找找，或者说他有文化建构的部分，不是这样的谈法。

如果你有一个规划，你为文化批判设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他在整个的文化当中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鲁迅是非常彻底的，他把问题推到一个极致，一般人的思路很难跟上他，跟上他觉得太痛苦了。鲁迅最后都是问自己的：我批判他我自己何尝不是这样的？

如果按照过去的现代文学来说，我们重点来讲那么几位，但是好像足够能够给你提供阐释的作家只有鲁迅。其他的作家都不足以提供一个足够丰厚的文本支撑你对经典性文本的解释。但你具体选鲁迅的文本是有风险的，他的丰厚性是没有人可以盖过他的。

周令飞：你们刚才谈到批判性知识分子和建构性知识分子这两种知识分子。我们现在很喜欢建构性知识分子，对批判性知识分子很讨厌，因为他的摧毁力很大，破坏力很强。尤其是近几年，我的很多跟鲁迅有关的朋友，说鲁研碰到寒冬了，说鲁迅热没了现在冷了。至于原因，他们归结于鲁迅这个人领导不喜欢。他们现在领悟到的鲁迅是高度符号化的，是跟政府、跟领导捣乱的鲁迅。他们变得对这个人不知道怎么处理，他们一代一代传下去，传到这一代手上的时候怎么办？我不能表态，我也不能支持前面，也不能否定前面，那我就无语吧。这是一种说法，我在想鲁迅真的是一个捣蛋的人吗？破坏力这么强的人吗？

张闳：这就关系到如何认识知识分子的作用问题。假如你狭隘地认为：国家养活你们知识分子是让你们来挑刺的吗？那就希望你们不要写这种批判的文章。知识分子不批判，还是知识分子吗？

徐亮：现在可怕的是知识分子没有能力从理论上说明，那种狭隘的认识是不对的。

金健人：回到鲁迅的精神。任何社会都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批判的知识分子在任何时代都不受某些长官的欢迎。我们要学习鲁迅的精神，在怎样的情况下学？怎么学习？这里面有一个策略的问题。不能要求把所有很尖锐的话全说出来。我们现在说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有一个良心，你在你的位置上怎么写怎么来说？你要有你的声音，必须要讲究策略。

《百家讲坛》谁去讲过？我提一个建议，鲁迅研究机构能不能在这个方面多考虑考虑？怎么样以《百家讲坛》的形式来讲鲁迅？在一个有限的容忍度之内来宣传鲁迅？现在已经变成断层了，我们那一代人在毛泽东旗帜的光辉下接受了鲁迅。到中学生这一代，中国的语文课里鲁迅的文章减少了。因为原来的那种宣传，使他们产生了逆反心理。鲁迅已经被遗忘了。

现在参加这个会，我一下子产生了很多的想法，让我们的老百姓接受他，先知道鲁迅的地位是精英里面的精英。他走在那么前面，要后面很大的一批人追随是很困难的。只能是，他走在那么前面，后面跟着弟子几个，再后面十几个，再后面几十个，他的思想要不断地被消化，然后被转换，一层一层地影响最后的民众。影响民众，这是要经过多少人转化过来的。我以前阅读的东西很少，有一本书就不错了。现在的阅读呢？再好的阅读物人家也不一定要看，都要看电视剧，看网络上的传播，我们要利用这个东西。你说做一个很有影响的《百家讲坛》，就是要把鲁迅的东西该还原的还原。这种东西是体制之内完全容忍的东西。现阶段的批判文化，我们也有，我们现在网络上有大量的批判文化，有我们许多公共知识分子的发言。问题是，我们怎么来参与其中的建设？我们怎样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