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间 三写《异秉》

汪曾祺写过《〈职业〉自赏》①，其中提到：“有不少人问我：‘你自己最满意的小说是哪几篇？这倒很难回答！。只能老实说：大部分都比较满意。‘哪一篇最满意？一般都以为《受戒》《大淖记事》是我的代表作，似乎已有定评，但我的回答出乎一些人的意外：《职业》。”

不过，要探讨汪曾祺前后期风格的延续与变化，或许《异秉》比《职业》更合适。相对于篇幅短小精干的《职业》，《异秉》的体量更大，结构、语言、风格变化更显明，也更能体现汪曾祺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创作探索历程。

汪曾祺曾经在1989年接受采访时说：“我恢复了自己在四十年代曾经追求的创作道路，就是说，我在八十年代前后的创作，跟四十年代衔接起来。”②这种“衔接”最好的体现，便是对四十年代作品的改写与重写。像《复仇》③《鸡鸭名家》④《职业》⑤，前后两版比较，都有大量的异文，但主体结构未变。《受戒》⑥前半段化自《庙与僧》⑦。而《异秉》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与《鸡鸭名家》《受戒》一样，都是写作者最熟悉最怀念的高邮生活，但前后版本写作风格变化之大，在汪曾祺“衔接”1940年代作品中，首屈一指。

从1941年到1980年，汪曾祺将《异秉》这个题材写过三次，第一次的题目叫《灯下》，当时汪曾祺还是西南联大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第二次发表于1948年（由于写作时间存在疑问，本文依据发表时间，称为“1948年版”），标题叫《异秉》;第三次是1980年，汪曾祺剛重拾小说之笔，笔下流出的第一篇小说，既不是一出即震惊文坛的《受戒》，也不是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的《大淖记事》，而是这篇旧作重写的《异秉》。⑧

受教于沈从文：“要贴到人物写”

汪曾祺的写作之路，是在沈从文的引领下开启的。

1937年，因为日军占领江南各地，汪曾祺在家闲居，身边的新文学书，外国的只有屠格涅夫《猎人日记》，中国的只有上海一家野鸡书店盗印的《沈从文小说选》。“两年中，我反反复复地看着的，就是这两本书。所以反复地看，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别的好书看，一方面也因为这两本书和我的气质比较接近。我觉得这两本书某些地方很相似。这两本书甚至形成了我对文学、对小说的概念……我在中学时并未有志于文学。在昆明参加大学联合招生，在报名书上填写‘志愿时，提笔写下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是和读了《沈从文小说选》有关系的。”⑨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就读期间，沈从文开了三门选修课：“中国小说史”“创作实习”“各体文习作”。前一门课，沈从文在上海中国公学时就开过了，后面两门，则与沈从文知名作家身份有关。除此之外，沈从文还担任全校通选课“大一国文”的部分讲授。汪曾祺在1939年秋季入学，他又是奔着沈从文才考的西南联大中文系，所以，汪曾祺应该一年级即已开始受教于沈从文⑩。

比他高一年级的外文系学长许渊冲说汪曾祺“一看就知道是中国文学系才华横溢的未来作家。他在联大生活自由散漫，甚至吊儿郎当，高兴时就上课，不高兴就睡觉，晚上泡茶馆或上图书馆，把黑夜当白天”11，这也是很多人对汪曾祺的印象。但是，沈从文的每门课，汪曾祺都会选，都认真上，与他对其它课的态度大不相同。

也是借助汪曾祺后来的回忆，旁人才能了解沈从文在西南联大上课的方式：

沈先生是凤凰人，说话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小，简直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他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没有课本，也不发讲义。只是每星期让学生写一篇习作，第二星期上课时就学生的习作讲一些有关的问题。《创作实习》由学生随便写什么都可以，《各体文习作》有时会出一点题目。我记得他给我的上一班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几个同学写的散文很不错，都由沈先生介绍在报刊上发表了。他给我的下一班出过一个题目，这题目有点怪：“记一间屋子的空气”。我那一班他出过什么题目，我倒记不得了。

……沈先生教写作，用笔的时候比用口的时候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习作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比原作还长）。或谈这篇作品，或由此生发开去，谈有关的创作问题。这些读后感都写得很精彩，集中在一起，会是一本很漂亮的文论集。可惜一篇也没有保存下来，都失散了。12

沈从文把《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记一间屋子的空气》这一类的题目习作叫“车零件”，说：“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零件”车得少了，基本功不够。写的东西就不耐读，不吸引人。这种方式汪曾祺很赞同，他自己早期的作品，大多是“车零件”，不追求鸿篇巨制，甚至不是完整的故事——这其实也是鲁迅说的“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Sketch（速写），决不将Sketch材料拉成小说”13。

沈从文还有一句话，翻来覆去地讲，汪曾祺也记了一辈子，那就是“要贴到人物写”。汪曾祺自己行文有时用的是“贴着人物写”，其实是将湘西话翻译成了普通话。“贴到人物写”，这句话看上去很简单，但能听懂的人不多。汪曾祺回忆说“我们有的同学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当时班上，能理解、接受沈从文这一文学观念的，恐怕只是少数。

即使是汪曾祺，一开始也转不过来，“我们年轻时往往爱把对话写得很美，很深刻，有哲理，有诗意”。汪曾祺有一次写了这样一篇习作，沈从文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14“聪明脑壳打架”与“贴到人物来写”，显然是对立的，这个要怎么理解？我们可以来看看汪曾祺在1983年一次青年文学讲习班对沈从文这一创作观念的分疏：

以我的理解，一个是他对人物很重视。我觉得在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或者是主导的，其他各个部分是次要的，是派生的。当然也有些小说不写人物，有些写动物，但那实际上还是写人物;有些着重写事件;还有的小说甚至也没人物也没事件，就是写一种气氛，那当然也可以，我过去也试验过。但是，我觉得，大量的小说还是以人物为主，其他部分如景物描写等等，都还是从人物中派生出来的。

……我认为沈先生这句话的第二层意思是指作者和人物的关系问题。作者对人物是站在居高临下的态度，还是和人物站在平等地位的态度？我觉得应该和人物平等。当然，讽刺小说要除外，那一般是居高临下的。因为那种作品的人物是讽刺的对象，不能和他站在平等的地位。但对正面人物是要有感情的。沈先生说他对农民、士兵、手工业者怀着“不可言说的温爱”。我很欣赏“温爱”这两个字。他没有用“热爱”而用“温爱”，表明与人物稍微有点距离。即使写坏人，写批判的人物，也要和他站在比较平等的地位，写坏人也要写得是可以理解的，甚至还可以有一点儿“同情”。这样这个坏人才是一个活人，才是深刻的人物。作家在构思和写作的过程中，大部分时间要和人物溶（融）为一体。我说大部分时间，不是全过程，有时要离开一些，但大部分时间要和人物“贴”得很紧，人物的哀乐就是你的哀乐。不管叙述也好，描写也好，每句话都应从你的肺腑中流出，也就是从人物的肺腑中流出。这样紧紧地“贴”着人物，你才会写得真切，而且才可能在写作中出现“神来之笔”。

……第三，沈先生所谓“贴到人物写”，我的理解，就是写其他部分都要附丽于人物。比如说写风景也不能与人物无关。风景就是人物活动的环境，同时也是人物对周围环境的感觉。风景是人物眼中的风景，大部分时候要用人物的眼睛去看风景，用人物的耳朵去听声音，用人物的感觉去感觉周围的事件。你写秋天，写一个农民，只能是农民感觉的秋天，不能用写大学生感觉的秋天来写农民眼里的秋天。这种情况是有的，就是游离出去了，环境描写与人物相脱节，相游离。如果贴着人物写景物，那么不直接写人物也是写人物。我曾经有一句没有解释清楚的话，我认为“气氛即人物”，讲明白一点，即是全篇每一个地方都应浸透人物的色彩。叙述语言应该尽量与人物靠近，不能完全是你自己的语言。对话当然必须切合人物的身份，不能让农民讲大学生的话。对话最好平淡一些，简单一些，就是普通人说的日常话，不要企图在对话里赋予很多的诗意，很多哲理。托尔斯泰有句名言：“人是不能用警句交谈的。”

……另外谈谈语言的问题。我的老师沈从文告诉我，语言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准确。一句话要找一个最好的说法，用朴素的语言加以表达。当然也有华丽的语言，但我觉得一般地说，特别是现代小说，语言是越来越朴素，越来越简单。比如海明威的小说，都是写的很简单的事情，句子很短。15

当然，这些感悟，是汪曾祺在后来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慢慢体会出来的。在西南联大上大一、大二的时候，汪曾祺还是会时不时写“聪明脑壳打架”的小说，而且他赞叹的沈从文“不可言说的温爱”，在40年代汪曾祺那里，还未必能成为稳定的情感。这一点，我们从《异秉》故事的三度重写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语体文习作班佳卷”

沈从文教习作，有着别的教授无法企及的优势。一是他对中外的小说作品非常熟悉，可以帮助学生打开眼界：“看了学生的习作，找了一些中国和外国作家用类似的方法写成的作品，让学生看，看看人家是怎么写的。”二是沈从文利用他在文坛的人脉，将比较满意的学生作品推荐出去发表，也能给予初学习作的学生以极大的鼓励。

汪曾祺无疑在班上同学里出类拔萃。目前所知沈从文最早向别人提到汪曾祺，是1941年2月3日，他写信给在福建厦门大学任教的施蛰存，提到“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大有成就”16。根据已经发现的材料，汪曾祺在1940年春至1941年初，已经在昆明《中央日报》《今日评论》、重庆/桂林《大公报》等媒体发表小说《钓》《翠子》《悒郁》《寒夜》《复仇——给一个孩子上半年的故事》《春天》《猎猎——寄珠湖》，还有两三首新诗。作为一名中文系大一到大二的学生，这一成绩可以说颇了不起。这成绩当然含有沈从文为其揄扬的成分。

《灯下》则是沈从文对汪曾祺等人进行的“训练—发表”模式的典型之作。这篇小说是如此典型，以致让汪曾祺日后忘掉了此前发表的八九篇小说，他晚年回忆说：“我记得我写过一篇《灯下》（这可能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写一个小店铺在上灯以后各种人物的言谈行动，无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散散漫漫，是所谓‘散点透视吧。沈先生就找了几篇这样写法的作品叫我看，包括他自己的《腐烂》。这样引导学生看作品，可以对比参照，触类旁通，是会收到很大效益，很实惠的。”17

《灯下》篇末标明的时间是“三月十八日写成”，发表则是同年九月出版的《国文月刊》一卷十期“习作选录”，当期的“编后记”明确指出了作者身份、作品性质及沈从文在发表中所起作用：

本期《灯下》一篇，由沈从文先生交来，是西南联大语体文习作班佳卷，作者汪曾祺先生是联大文学院二年级学生。

估计汪曾祺也没有保留这篇习作，它也没有收入汪曾祺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但汪曾祺还是牢牢记住了这篇习作，并且告诉采访者“我后来的小说《异秉》便是以此为雏形的”18。

《灯下》真的就是写“一个小店铺在上灯以后各种人物的言谈行动，无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散散漫漫”，小说出现了如下的人物：

陈相公。他在服伺“新买来的礼和银行师子牌汽油灯”。

陶先生。在翻剪报集成的章回小说。

苏先生。用欣赏书画的神情看王二切肉。

王二。一边切肉，一边接钱。还忙着让儿子扣子补货。

扣子。在写账。

卢管事。在校核账目。

陆二先生。蒙馆放学后来，谈点“新闻”。

虾二爷。

张汉。

老炳。

卖鱼的疤眼。

其余的，都是“不上名姓的熟人”。至于他们的谈话内容，也都散漫无依。卢管事问陈相公“今天买了几个铜板酱油”，虾二爷问陆二先生“今儿在东家太太家吃了甚（什）么来了”，老炳问陆二先生“唐伯虎有几个太太”——这个题目引人入胜，“听过的，没听过的，都很诚心耐心的听着”，连正在读《应酬大全》的陈相公也放下了书，“呆呆的听着，又想着”。

接下来，张汉看了虾二爷点烟，遂“把自己丢在回忆里”，大谈“烟啊，一共有几种？有五种：水，旱，雅，鼻，潮”。旁人则问虾二爷“大太爷的田买成了没有”，于是我们知道，虾二爷大约是一位掮客之流人物，而且很傍着“大太爷”这样的阔人。卖鱼的疤眼临走时，他还追上去吩咐“明儿送十斤蟹到大太爷宫（小公馆）里去”。

总之，一切都是日常生活的，流水账式的，“散点透视”。它跟每天晚上灯下发生的谈话，并无不同，没有什么高潮。对于这种日常的、琐碎的、言不及义的谈话，作者只有一段总结：

谈话还是继续下去，不知是为何开头的，不知怎么又转换了话题，也不知到甚么时候才会停止，一切都极自然，谁也不肯想想。大家都尽可能的（地）说别人的事情，不要牵涉到自己。（自己的甘苦，顶好留到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一个人说说去。）各种姿势，各种声调，每个人都不被忽略，都有法子教别人知道自己的存在。

这是通篇唯一点明主旨的地方：因为每个人都想显示自身的存在，但又不愿意把自己的“甘苦”交出去，变成别人嘴里咀嚼的谈资。于是每个人贡献出的，都是“别人的事情”，陆二先生说说东家太太的厨艺人品，还有“蒙馆先生不应当说的话”，虾二爷谈谈阔人买房买地的“新闻，还有唐伯虎独占九美，烟有几种，打牌怎么赢了钱之类的闲篇”，然后就是往老炳背上貼纸乌龟，在张汉头上放草花翎，将陆二先生的衣角用串钱小绳系在桌腿上，种种熟人间的恶作剧。这是小城“无聊”的日常生活。而整个城市的“公共空间”就以这种无聊的方式维持与运转着。

汪曾祺说，沈从文为了让他写好《灯下》，找了几篇类似的作品给他看，其中包括沈从文自己创作的小说《腐烂》（1929年）19、《泥涂》（1932）20。《腐烂》描写上海闸北的稻草浜一块“总永远那么发臭腐烂”的地方，看相的，赌博的，卖淫的，酗酒的，收捐的，还有流浪的小孩子，形形色色，从日到夜，又迎来鸡叫天明。“天上有流星正在陨落，抛掷着长而光明的线，非常美丽悦目”。《泥涂》则写“长江中部一个市镇”上种种的生活片断，视线一直围绕着一个妇人从早至晚的一天奔走。

从题材上说，《腐烂》《泥涂》与《灯下》都有相似之处，但两位作者的姿态与视角都不大一样。汪曾祺描写药铺众人的灯下聚谈，更冷静客观，感情更内敛，不像沈从文，面对底层生活，面对不能掌控自己命运的人群，总有一种“悲悯”在笔下。

可以用来比较的还有一篇名作，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21。这篇小说也写抗战后方四川一个乡镇茶馆里的各色人物，有前清的监生，地方的闲汉，当过团练的袍哥，焦点是治保主任与小恶霸的冲突。这是一篇充满戏剧张力的讽刺小说，每个人都呈现出一种漫画化的嘴脸。它的批判锋芒，指向的是当时国民政府在四川实施的兵役制度。

而《灯下》呢，当然字里行间，也时时透出一点儿嘲讽的味道。但总的说来，它是平静的，无所针对的，似乎作者只是想画一张那一天（随便哪一天）小城灯下的人物速写，从上灯写到人散。药铺完成了它作为聚谈地点的使命，人们又过了平常的一天，不投入什么感情的一天。

汪曾祺正是从大学二年级起，迷上了西班牙作家阿左林，“写了一些很轻淡的小品文”。我們可以将《灯下》也归入这些“很轻淡的小品文”中去。阿左林对汪曾祺的创作影响很大，他自己说阿左林是“我终生膜拜的作家”，而阿左林的特点，跟废名一样，是小说带着散文诗的成分。汪曾祺特别欣赏阿左林的地方，在于他描写“安静”的擅长，描写“安静的回忆中的人物的心理的潜微的变化”：“他的小说的戏剧性是觉察不出来的戏剧性。他的‘意识流是明澈的，覆盖着清凉的阴影，不是芜杂的、纷乱的。热情的恬淡，入世的隐逸。阿左林笔下的西班牙是一个古旧的西班牙，真正的西班牙。”22

“京派”受阿左林影响的作家不少，如何其芳、李广田、师陀等。汪曾祺对阿左林的热爱与模仿，《灯下》表现得非常明显，也有所谓“觉察不出来的戏剧性”，暗含在众人的动作与言语中，各人的社会地位，彼此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在汪曾祺脑海里，其实清清楚楚，但是他只肯在《灯下》里写冰山一角，留给读者足够的想象空间，以散文诗的形式书写安静，却又藏着从四面八方汇集来的生活的暗流。这是汪曾祺从阿左林那里学来的创作方式。

摆熏烧摊子的王二在《灯下》出场不多，除了开头的手忙脚乱切肉收钱外，只有灯下众人将散时，才提了一句“王二本想来店堂里头坐坐，趁现在稍微闲一点的时候。他叫了一声‘扣子，可是回头一看，只好又说‘没有甚（什）么，你别打盹”。王二想让儿子替自己招呼剩下不多的主顾，自己也加入灯下的谈话会，然而人已经散了。

说真的，这回街上可真寂静得可以，阴沟里的沉积畅畅快快的吐着泡沫，象（像）鱼戏水。卖唱的背了松了弦子的二胡，踽踽走过。一天星斗。

王二在灯下的药铺重新出场，已经成了《异秉》的主角，而且在1948年、1980年出演了两回。

“等王二来，这才齐全”

现在收入2019年人民文学版《汪曾祺全集》的1948年版《异秉》，文末标明“十二月三日写成。上海”。小说发表则是《文学杂志》1948年第二卷第十期。而1980年版《异秉》的篇末，汪曾祺自注“一九四八年旧稿”，这无疑是将发表时间当成了写作时间。

人民文学版《汪曾祺全集》将1948年版《异秉》归入1947年创作，不知是否因为发表日期为1948年，按文末标示，倒推为1947年12月所作。然而这个时间也有疑问，因为1947年7月16日汪曾祺致信在北平的沈从文，信中有这么一句话：

很久以前与《最响的炮仗》同时寄来尚有一篇《异秉》，是否尚在手边？收集时想放进去，若一时不易检得，即算了，反正集子一时尚不会即动手编，而且少那么一篇，也不妨事。23

《最响的炮仗》写于1946年11月19日至20日，发表于1946年12月28日天津《益世报》。如果汪曾祺写完后立即寄沈从文，再由沈从文主编的《益世报》文学周刊发表，时间线是对得上的。问题是，如《异秉》是与《最响的炮仗》同时寄给沈从文，那么《异秉》的创作时间就绝不会是1947年，而应该是1946年的12月3日，此时汪曾祺也在上海。到了1947年7月汪曾祺再致信沈从文，说“很久以前”也说得过去。沈从文估计将《异秉》也推荐出去了，但不知何故迁延，到1948年才得以发表——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1947年6月1日方在北平复刊，1948年11月又再次停刊，本身也处于不稳定状态。而且《文学杂志》1947年已经刊出汪曾祺《戴车匠》《牙疼》两篇小说，《异秉》放在1948年3月的二卷十期，完全可以理解。

汪曾祺在上海，但《益世报》是大报，《文学杂志》是京派重要刊物，不应该见不到。但不知为何，沈从文固然无法寄回两篇小说的原稿，而1949年4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居然也未收入《最响的炮仗》《异秉》两篇。究竟是何原因，很难说清。但《异秉》写于1946年末，殆无疑义。

高邮的一些老人，画过汪曾祺幼时东大街（现人民路）的店铺分布图。从图上可以看出，汪曾祺去上小学，必须走半条东大街，他写过的许多店铺，如戴车匠、侯银匠、如意楼……都在这条街上，最近的，莫过于保全堂。踏出汪宅，来到东大街上，斜对过就是保全堂。要去大淖，也会经过保全堂。可以说，保全堂是汪曾祺在高邮最熟悉的所在，不光因为离家近，更因为，这是他家的产业。

祖父所开的店铺主要是两家药店，一家万全堂，在北市口，一家保全堂，在东大街。这两家药店过年贴的春联是祖父自撰的。万全堂是“万花仙掌露，全树上林春”，保全堂是“保我黎民，全登寿域”。祖父的药店信誉很好，他坚持必须卖“地道药材”……因为信誉好，盈利是有保证的。我常到两处药店去玩，尤其是保全堂，几乎每天都去。我熟悉一些中药的加工过程，熟悉药材的形状、颜色、气味。有时也参加搓“梧桐子大”的蜜丸，碾药，摊膏药。保全堂的“管事”、“同事”（配药的店员）、“相公”（学生意未满师的）跟我关系很好。他们对我有一个很亲切的称呼，不叫我的名字，叫“黑少”——我小名叫黑子。我这辈子没有别人这样称呼过我。我的小说《异秉》写的就是保全堂的生活。24

保全堂煮饭的老朱，每天要到大淖去挑水，汪曾祺也常常跟着，所以也熟悉大淖。老朱这个人物，在1948年版《异秉》里没有，到1980年版才出场。

《异秉》书写的时间十分精确，晚上八点到十点。这个时候，“一天已经过去了”，那这段时间呢？“对于许多人，至少在这地的几个人说起来，这是好的时候。可以说是最好的时候，如果把这也算在一天里头。更合适的是让这一段时候独立自足，离第二天还远，也不挂在第一天后头。”所以“这是一个结束，也是一个开始”。

唯其这种时候，药店里的气氛是安适的。白天，管事、同事、学徒，都“属于这个店”，唯独这段时间，好像属于他们自己，可以“或捧了个茶杯，茶色的茶带烟火气;或托了个水烟袋，钱板子反过来才搓了的两根新媒子;坐着靠着，踱那么两步，搓一搓手，都透着一种安徐自在。一句话，把自己还给自己了”。就连唯一还有干活儿的学徒，吸鼻涕也吸出了“自得其乐的意趣，跟白天挨骂时吸得全然两样”。整个空间弥漫着一种和煦、闲适的气氛，“小店堂里洋溢感情，如风如水，如店中货物气味”。

我们的主角王二，可不像在《灯下》那样没有存在感了，店堂里群贤毕集，但大家“心里空了一块。真是虚应以待，等着，等王二来，这才齐全。王二一来，这个晚上，这个八点到十点就什么都不缺了”，作者又进一步强调“今天的等待更是清楚，热切”。

王二呢？王二还在做生意。汪曾祺笔头一调，开始了他已经娴熟的铺叙：熏烧摊子是什么样，王二的生意又好成什么样，这在《灯下》里一笔带过，在《异秉》里得用力写：

王二他有那么一套架子，板子;每天支上架子，搁上板子：板子上一排平放着的七八个玻璃盒子，一排直立着的玻璃盒子，也七八个;再有许多大大小小搪瓷盆子，钵子。玻璃盒子里是瓜子，花生米，葵花籽儿，盐豌豆……洋烛，火柴，茶叶，八卦丹，万金油，各牌香烟……盆子钵子里是卤肚，薰（熏）鱼，香肠，炸虾，牛腱，猪头肉，口条，咸鸭蛋，酱豆瓣儿，盐水百叶结，回汤豆腐干。……一交冬，一个朱红蜡笺底洒金字小长方镜框子挂出来了，“正月初一日起新增美味羊羔五香兔腿”。先生，你说这该叫个甚（什）么名堂？这一带人呢，就省事了，只一句“王二的摊子”，谁都明白。话是一句，十数年如一日，意义可逐渐不同起来。

晚饭前后是王二生意最盛时候。冬天，喝酒的人多，王二就更忙了。王二忙得喜欢。随便抄一抄，一张纸包了（試数一数看，两包相差不作兴在五粒以上）;抓起刀来（新刀，才用趁手），刷刷刷切了一堆（薄可透亮）;当的一声拍碎了两根骨头：花椒盐，辣椒酱，来点儿葱花。好，葱花！王二的两只手简直像做着一种熟练的游戏，流转轻利，可又笔笔送到，不苟且，不油滑，像一个名角儿。五寸盘子七寸盘子，寿字碗，青花碗，没带东西的用荷叶一包，路远的扎一根麻线。王二的钱龙里一阵阵响，像下雹子。钱龙满了时，王二面前的东西也稀疏了：搪磁（瓷）盆子这才现出他的白，王二这才看见那两盏高罩子美孚灯，灯上加了一截纸套子。

忙完了这段，王二能够坐下了，他很想进店堂去，参与里面的聊天与哄笑，但他终究留在了凳子上，因为“不愿留下扣子一个人，零碎生意却还有几个的”，王二只是坐在外面，“入神，皱眉，张目结舌，笑”。

等到王二真正收了摊子，读者才知道，为什么今晚如此与众不同。原来，“今天实在是王二的摊子最后一天了。明天起世界上就没有王二的摊子”。明天，王二就要搬到隔壁的旱烟店去，有半间自己的店面了。

王二想搬吗？不想。十几年来，他习惯了在这么一丈来长，四尺宽的地方摆摊。而且，他喜欢一面做生意，一面听店堂里的人聊天说话，“晚上听里边说话已成了个习惯。要他离开这里简直是从画儿上剪下一朵花来”。只是，生意日益发达，他有了改善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十几年中他娶了妻，生了儿女，“他不愿意他的扣子像他一样在这个檐下坐一辈子。扣子也不小了”。这才是关键。

对于店堂里的人来说，王二说不上多重要，他不打断别人说话，也不抢话说，是一名绝佳的听众。比起店里的先生和客人，还有教蒙馆的，他很懂得分寸。但是久而久之，王二成了这座药店，甚至整座小城的一个时间标志：“王二这一坐下，大家重新换了一回烟茶：王二一坐下，表示全城再没有甚（什）么活动了。灯火照在人家槅子纸上，河边园上乌青菜叶子已抹了薄霜。阻风的到了港，旅馆子茶房送完了洗脚汤。知道所有人都已得到舒休，这教自己的轻松就更完全。”

目睹着王二的发达，他们调侃地叫着“二老板”，但这种调侃明显是善意的。连学徒也在心里，用了一个《申报》上看来的新名词，叫王二“幸运儿”。王二的兴旺发达，是他一手一脚做出来的，是吹了十几个冬天的西北风挣来的。“叫这么一声真是欢欢喜喜的。为王二欢喜，简直连嫉妒的意思都没有”。

王二此前求“先生们”给他的小店起个字号，自己再去刻个图章。这是一种标志，有了字号和图章，王二就不是游商小贩了，也是坐地开户的正经商户。这是一种经济上、社会地位上质的变化，这对王二很重要，对王二的儿子扣子更重要，“他一想到扣子把一方万胜边枣木戳子沾上印色，呵两口气，盖在一张粉连子纸上，他的心扑通扑通直跳”。

王二想催一催先生们，但又不好意思。没想到，陆先生主动提起了此事，并且想得很周到：“你不是想日后把店传给儿子吗，我们觉得还是从你们两个名字当中各取一个字，就叫王义和好了。”王二听着这些话，只觉得“一辈子没听过这么好听的声音”。当陆先生告诉他，图章也刻好了，在卢先生那里时，王二“啊——”一声，说不出话来。他感动极了。而正是这几句对话，引发了今晚保全堂里的交流狂欢：

王二如果还能哭，这时他一定哭。别人呢，这时也都应当唱起来。他们究竟是那么样的人，感情表达在他们的声音里，话说得快些，高些，活泼些。他们忘记了时间，用他们一生之中少有的狂兴往下谈。扣子已经把一盏马灯点好，靠在屏门上等了半天，又撑开罩子吹熄了。

在这种往事叙述的狂欢中，王二“简直伤心，伤心又快乐，总结起来心里满是感激。他手里一方木戳子不歇的掂来掂去”。读到这里，我们能感到，店面，字号，木戳，还有扣子的未来，都是混合一体的。而王二这样一位勤劳的小商贩，在这一晚感受到了极大的来自周边的温情。

小说最后才写到了王二的“异秉”。似乎方才的善待与剧谈，给了一向“知分寸”的王二以勇气，他回答“如何能有今天”的问题时，表示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庄重：

王二这回很勇敢，用一种非常严肃的声音，声音几乎有点抖，说：

“我呀，我有一个好处：大小解分清。大便时不小便。喏，上毛（茅）房时，不是大便小便一齐来。”

他是坐着说的，但听声音是笔直的站着。

大家肃然。随后是一片低低的感叹。

紧接着，女儿来了，王二该回家了。一家父子三人在已经断了行人的街上慢慢走远。

保全堂的店门也关上了。最后一句“学徒的上毛（茅）房”结束了这一版的《异秉》。

“对生活的一声苦笑”

1980年5月20日，汪曾祺重写了《异秉》。这是汪曾祺时隔三十多年后，第一篇重涉“高邮题材”的作品，比《受戒》早了近三个月，比《大淖记事》早了六个多月。

《异秉》是重写，而且它甚至催生了《受戒》。汪曾祺在《关于〈受戒〉》里说：“这以前，我曾经忽然心血来潮，想起我在三十二年前写的，久已遗失的一篇旧作《异秉》，提笔重写了一遍。写后，想：是谁规定过，解放前的生活不能反映呢？既然历史小说都可以写，为什么写写旧社会就不行呢？今天的人，对于今天的生活所过来的那个旧的生活，就不需要再认识认识吗？旧社会的悲哀和苦趣，以及旧社会也不是没有的欢乐，不能给今天的人一点什么吗？这样，我就渐渐回忆起四十三年前的一些旧梦。当然，今天来写旧生活，和我当时的感情不一样，正如同我重写过的《异秉》和三十二年前所写的感情也一定不会一样。”25

选择重写《异秉》，作为自己“写写旧社会”的开端，反映了汪曾祺对这个题材的钟爱。而确实，随着自己阅历、处境的改变，汪曾祺一再回顾保全堂的热闹，却每每能从中读出不同的况味。1980年的汪曾祺，感到自己终于“可以不说假话，我怎么想的，就怎么写”，他总结道：“《异秉》、《受戒》、《大淖记事》等几篇东西就是在摆脱长期的捆绑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从这几篇小说里可以感觉出我的鸢飞鱼跃似的快乐。”26

不过，《异秉》的待遇远比不上《受戒》《大淖记事》。林斤澜回忆《异秉》的发表过程，相当艰难：

《异秉》由我介绍给南京《雨花》新任主編叶至诚、高晓声，说是江苏作家写的江苏事情，他们两位十分欣赏，却不知道江苏有这么个作家，不知道四十年代的名声，要我找机会引见。过了三几个月，未见发表出来，一问，原来编辑部里通不过。理由是如果发表这个稿子，好像我们没有小说好发了。这意思不是离发表水平差一点，而是根本不是小说。后来还是主编做主发出去，高晓声破例写了个“编者按”，预言这篇小说的意义。汪曾祺看了“编者按”说，懂行。27

叶至诚之子叶兆言回忆：“父亲一直遗憾没有以最快速度，将汪曾祺的《异秉》发表在《雨花》上。记得当时不断听到父亲和高晓声议论，说这篇小说写得如何好。未能即时发表的原因很复杂，结果汪另一篇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上抢了先手。从写作时间看，《异秉》在前，《受戒》在后。以发表而论，《受戒》在前，《异秉》在后。”28其实，即使《异秉》抢先发表，声名也未必及得上《受戒》《大淖记事》。这不单是时间先后、刊物影响力的问题，决定因素还包括彼时的社会心态，人们对文学的认知方式，等等。

汪曾祺日后讨论自己的文学风格、文学手法时，常常提及《异秉》，又由于《异秉》是重写，也不时被用来比较汪曾祺自己“四十年代”与“八十年代”创作的异同。从创作题材与创作风格来说，比如对“小说散文化”的实践，对“氛围即人物”的追求，《异秉》这句判断是成立的，但毕竟隔了三十多年，确如他自己所说，“感情”首先就不一样了。

但是强调“异”有时也不免过头。有时甚至让人怀疑，汪曾祺自己还记不记得1948年版的《异秉》写了些什么——毕竟，他已经不记得40年代《异秉》的准确写作时间：

有一篇小说（《异秉》）我在一九四八年就写过一次，一九八〇年又重写了一次。前一篇是对生活的一声苦笑，揶揄的成分多，甚至有点玩世不恭。我自己找不到出路，也替我写的那些人找不到出路。后来的一篇则对下层的市民有了更深厚的同情。29

“对生活的一声苦笑，揶揄的成分多，甚至有点玩世不恭”用来形容20世纪40年代汪曾祺不少小说，是恰当的，如《落魄》《老鲁》《庙与僧》《锁匠之死》《职业》，甚至用来形容《灯下》，也很准确——沈从文再三当面、写信跟汪曾祺说“千万不要冷嘲”，应当就是发现了这位得意弟子笔下有那种玩世不恭的倾向。但是，1948年版的《异秉》不是冷嘲之作，恰恰相反，这是一篇带有“不可言说的温爱”的小说。前后两版《异秉》，内在情感有着相当强烈的共鸣。

不妨先来比较一下两版《异秉》的差异：

（一）1948年版有着严格的时间：王二结束摊子那天的八点到十点，而1980年版则是一种长时态的书写，“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每天下午”“有一天”;

（二）1948年版的主人公是王二，核心情节是“王二撤摊开店”，而1980年版的主人公有王二，也有保全堂的陈相公、陶先生;

（三）1948年版凸出了王二的发达，1980年版除了写王二的发达，还作为映衬，写了这一条街的“景况都不大好”。

有研究者说1948年版是“焦点透视”，1980年版是“散点透视”30。其实《灯下》才是“散点透视”。1948年版《异秉》确实很“聚焦”，大家在等王二，王二收摊，王二进店，陆先生交代字号印章，大家回忆往事，谈到“异秉”，告别……王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仿佛是对他和儿子多年努力的回报。在《异秉》中，王二不再像《灯下》似的可有可无，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两篇小说看成前后篇。在长年无聊的灯下聚谈中，王二始终是边缘的，不入流的角色，而终有一日，他发达了，变成了“二老板”，于是他被这个小团体接纳了，成为被夸赞、被谈论的人物，王二获得了地位的提升。

然而，1980年版的《异秉》固然不只写王二一个主人公，1948年版也并不是焦点总在王二身上的，重点在于最后一段，当王二庄重地说出了自己的“异秉”，并随女儿离去后：

“聋子放炮仗，我们也散了。”师爷和学究连（联）袂出去，这家店门也阖起来。

学徒的上毛（茅）房。

“学徒的上毛（茅）房”这六个字，才突然让我们注意到了“学徒的”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角色。在《灯下》一开篇，学徒“陈相公”在服伺（侍）“新买来的礼和银行师子牌汽油灯”，这盏灯点亮，才意味着充满热闹的夜晚开场;别人在谈天时，陈相公在看《应酬大全》，听到“唐伯虎有几个女人”才停下来听，想。在《灯下》里，陈相公与陶先生苏先生一样，都是药店里庸庸碌碌的一员。而在1948年版《异秉》里，这个学徒更边缘化了。他只是一开始，王二还没来的时候，“在‘真不二价底下拣一堆货”，我们知道他白天是常常挨骂的，但晚上他也能拣货时自得其乐。除此以外，他就只剩下了最后六个字：“学徒的上茅房。”

汪曾祺在1948年版《异秉》里，似乎跟读者玩了一个叙事游戏。比起那些热情道贺的，畅谈往事的，有份后天去聚兴楼吃开业酒的，所有的在场者来，“学徒的”是最不起眼的存在，连王二也不会在意的存在。偏偏是他，在王二说出“大小解分清”的“异秉”后，最急于在自己身上验证、尝试。小说到此戛然而止，却在某种程度上刺破了前面热闹的泡沫。汪曾祺当然对王二的辛劳，他的舐犊之情，饱含同情与悲悯，但也在看似不经意之间，点出了“学徒的”这位王二的崇拜者，他的无奈与凄楚——当然，也可能带一点儿“冷嘲”或“同情”。毕竟，1946年写作《异秉》时，在上海致远中学教学的汪曾祺，也是心情低落颓废，到了想自杀的地步31。

“写旧生活，也得有新思想”

1980年的汪曾祺，经历了《说说唱唱》《民间文学》，写过京剧《范进中举》，下放张家口四年，参加过《沙家浜》样板戏创作……他再来写《异秉》，可以说，题材一致，内在情感也一致。不同的是，保全堂的分量，大大地增加了。尤其是陶先生与陈相公，几乎可以与王二分庭抗礼。而写法，也有了巨大的改变，不能说是“散点透视”，而是更加贯彻“氛围即人物”的主张，将氛围写厚，写透，不然人物也立不住。

保全堂这个小圈子里，边缘人物有二，陶先生和陈相公。这从过年推牌九可以看出来：“打麻将多是社会地位相近的，推牌九则不论。谁都可以来。保全堂的‘同仁（除了陶先生和陈相公），替人家收房钱的抡元，卖活鱼的疤眼……王二。”

这里面，比较特别的是王二，因为他是一位上升的边缘人物，生意越来越好，用上了钱庄、绸缎庄才用的汽灯，也不怕别人议论，常常去“听书”。推牌九的时候，“把五吊钱稳稳地推出去，心不跳，手不抖”。相反，“收房钱的抡元下到五百钱一注时手就抖个不住”。赢得多了，王二也能上去推两庄。显然，王二的地位有了超越性的上升。同样是边缘人物，王二的遭际，当然会给“失败者”陶先生、陈相公一种虚幻的期望。

在1980年版《异秉》里，形象变化最大的，无疑是陈相公。这个在《灯下》与1948年版《异秉》中只有寥寥几笔的小人物，在1980年被汪曾祺细细地描写着：脑袋大大的，眼睛圆圆的，嘴唇厚厚的，说话声气粗粗的——呜噜呜噜地说不清楚。他每天绝早起来给“先生”们倒尿壶。扫地。擦桌椅、擦柜台。到处掸土。晒药，收药。碾药。裁纸。刷印包装纸。搓纸枚子。擦燈罩。摊膏药。放尿壶。上门。临睡前还要背两篇《汤头歌诀》。他有一个多年守寡的母亲。

这一段描写，汪曾祺自己颇得意。他晚年主张小说要“短”，“短是对读者的尊重”，举的例子就是这一段：“我在《异秉》中写陈相公一天的生活，碾药就写‘碾药，裁纸就写‘裁纸，两个字就算一句。因为生活里叙述一件事就是这样叙述的。如果把句子写齐全了，就会成为：‘他生活里的另一个项目是碾药，‘生活里的又一个项目是裁纸，那多噜（啰）嗦！——而且，让人感到你这个人说话像做文章（你和读者的距离立刻就拉远了）。写小说决不能做文章，所用的语言必须是活的，就像聊天说话一样。”32

陈相公老是挨打（他在1948年版里还只是挨骂），因为“不大聪明，记性不好，做事迟钝”，而卢先生们打陈相公，也是“为他好，要他成人”。这就是结构性的压迫，所有人都认为理所当然。只有一次被打得太狠，煮饭的老朱夺下了门闩，说了一句“他也是人生父母养的！”——这是一种“反常识的常识”。当别人将陈相公定位为“没有不挨打的学徒的”时，没有人记得他还是一个孩子。陈相公挨了打，当时还不敢哭。只能晚上，上了门，一个人呜呜地哭上半天。

他向他远在故乡的母亲说：“妈妈，我又挨打了！妈妈，不要紧的，再挨两年打，我就能养活你老人家了！”

像这样的情节，1948年版里没有。在读1948年版时，我们很难揣知作者对于“学徒的”怀有什么样的态度，同情？还是讽刺？到了1980年，情感变得很鲜明，汪曾祺把巨大的同情寄托在陈相公身上，想写的是“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出一种常有苦味的嘲谑”33。

由于有了这种“氛围”的不同书写，结局那几乎一样的情节，也就能读出不同的况味。“学徒的上毛（茅）房”，是要说什么呢？小说留下了巨大的解读空间。

而1980版则写得很舒缓：

王二虽然发了一点财，却随时不忘自己的身份，从不僭越自大，在大家敦促之下，只有很诚恳地欠一欠身说：“我呀，有那么一点：大小解分清。”他怕大家不懂，又解释道：“我解手时，总是先解小手，后解大手。”

张汉一听，拍了一下手，说：“就是说，不是屎尿一起来，难得！”

说着，已经过了十点半了，大家起身道别。该上门了。卢先生向柜台里一看，陈相公不见了，就大声喊：“陈相公！”喊了几声，没人应声。

原来陈相公在厕所里。这是陶先生发现的。他一头走进厕所，发现陈相公已经蹲在那里。本来，这时候都不是他们俩解大手的时候。

汪曾祺有一次介绍说：“一位评论家在一次讨论会上，说他看到这里，过了半天，才大笑出来。如果我说破了他们是想试试自己能不能也做到‘大小解分清，就不会有这样的效果。如果再发一通议论，说：‘他们竟然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这样的微不足道的、可笑的生理特征上，庸俗而又可悲悯的小市民呀！那就更完了。”34汪曾祺对外解读自己的作品，有时会有点“滑头”，套用一些流行的概念，但说的是自己的意思。就像那句名言“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然而什么是“深刻”，什么是“和谐”，恐怕跟一般人理解的，都不一样。

《异秉》针对的是“庸俗而又可悲悯的小市民”吗？也是，也不是。汪曾祺是用“可笑”“悲悯”来总结过《异秉》里的人物：

我写的《受戒》、《大淖记事》，抒情的成分多一些，因为我很喜爱所写的人，《异秉》里的人物很可笑，也很可悲悯，所以文体上也就亦庄亦谐。35

陈相公绝没有明海与小英子可爱，也不像巧云十一子那么招人疼，可是，庸俗的小市民的生活里，就没有美与温情吗？他们就只配得到嘲笑，而不能获得关注与同情吗？我想，汪曾祺在几十年的跌宕起伏中，以他的敏感与多情，还有对生活的热爱，对这一层面，理解远比很多追求“深刻”的作家深刻得多。如果说《受戒》是汪曾祺发现了旧社会的美，《大淖记事》写出了底层民众的美与善，《异秉》则是发现了庸俗的小市民身上不只可怜，兼且充满欢乐的某种情味。陶先生与陈相公作鼓振金地上厕所，反而是对他们生活中苦难的一种逃避，也是一种消解，这是一种“真实的、日常的诗意”，就像陈相公每天登高望远：

这是他一天最快乐的时候。他可以登高四望。看得见许多店铺和人家的房顶，都是黑黑的。看得见远外的绿树，绿树后面缓缓移动的帆。看得见鸽子，看得见飘动摇摆的风筝。到了七月，傍晚，还可以看巧云。七月的云多变幻，当地叫做“巧云”。那是真好看呀：灰的、白的、黄的、桔（橘）红的，镶着金边，一会一个样，像狮子的，像老虎的，像马、像狗的。此时的陈相公，真是古人所说的“心旷神怡”。

很多时候，汪曾祺笔下所写，不过是艰难时世中片刻的“心旷神怡”。“随遇而安”也好，“生活，是很好玩的”也罢，没有大的沉重的压迫的氛围，这些词句就成了骗人的鸡汤，因为它构不成一整套的人生哲学与审美态度，无法让人持之以恒地在阴沟里仰望星空，在泥沼里闻见花香。所以汪曾祺一直告诫自己与世人，生活可以混乱，但欢乐才能滋润出信心：

我想把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真实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别人，使人们的心得到滋润，从而提高对生活的信念。如果我的世界观是混乱的，我自己对生活缺乏信心，我怎么能使别人提高信心呢？我不从生活中感到欢乐，就不能在我的作品中注入内在的欢乐。写旧生活，也得有新思想。可以写混乱的生活，但作者的思想不能混乱。36■

【注释】

①汪曾祺生前未发表，亦未收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汪曾祺全集》。

②张兴劲：《访汪曾祺实录》，《北京文学》1989年第1期。

③初刊于重庆《大公报》1941年3月2日、3日。修改后刊于1946年《文艺复兴》第1卷第4期。收入《邂逅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复出后修改本收入《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北京出版社，1982）。

④初刊于《文艺春秋》1948年第6卷第3期。收入《邂逅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复出后修改本收入《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北京出版社，1982）。

⑤第一版刊于天津《益世报》1947年6月28日。后一版刊于《文汇月刊》1983年第5期。篇末自注：“这是三十多年前在昆明写过的一篇旧作，原稿已失去。前年和去年都改写过，这一次是第三次重写了。”

⑥《北京文学》1980年第10期。

⑦上海《大公报》1946年10月14日。

⑧分别引自《汪曾祺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第31-36、265-273页;第2卷，第80-89页。

⑨《我的老师沈从文》，写于1981年，《收获》2009年第3期。

⑩1939年度一、二年级的“大一国文”由朱自清、沈从文共同担任。见徐强：《汪曾祺文学年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第21页。

11许渊冲：《沈从文和汪曾祺》，见《诗书人生》，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第61页。

1217《我的创作生涯》，《写作》1990年第7期，见《汪曾祺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第72、73页。

13鲁迅：《答北斗杂志社问——创作要怎样才会好》，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73页。

14《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人民文学》1986年第5期。

15《小说创作随谈》，《芙蓉》1983年第4期。

16沈从文致施蛰存信：《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

18李辉：《听沈从文上课》，见《与老人聊天》，大象出版社，2003，第157页。

191934年4月收入《游目集》。见《沈从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第196-212页。

20发表于1932年3月16日至4月15日《时报》。见《沈从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第107-139页。

211940年12月1日发表于《抗战文艺》第6卷第4期。

22《谈风格》，《文学月报》1984年第6期。

23《汪曾祺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第33页。

24《我的祖父祖母》，《作家》1992年第4期。

25《关于〈受戒〉》，《小说选刊》1981年第2期。见《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第145-146页。

26《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北京文学》1989年第1期，见《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第486页。

27《〈汪曾祺全集〉出版前言》，见《汪曾祺全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8叶兆言：《郴江幸自绕郴江》，《作家》2003年第2期。收入《桃花飞尽东风起》（万卷出版公司，2016）时篇名改《郴江幸自绕郴山》。初刊疑误。

29《要有益于世道人心》，《人民文学》1982年第5期，见《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第189页。

30王枫：《〈异秉〉〈职业〉两种文本的对读》，见钱理群主讲《对话与漫游——四十年代小说研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第434页。

31“一九四六年，我到上海，失业，曾想过要自杀，他写了一封长信把我大骂了一通，说我没出息。信中又提到‘千万不要冷嘲。”《沈从文的寂寞——浅谈他的散文》，《读书》1984年第8期。

32《说短——与友人书》，《光明日报》1982年7月1日，见《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第193页。

33《〈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汪曾祺自选集》（漓江出版社，1987）。见《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第397页。

34《小說技巧常谈》，《钟山》1983年第4期，见《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第260页。

35《揉面——谈语言运用》，《花溪》1982年第3期，见《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第166页。

36《要有益于世道人心》，《人民文学》1982年第5期，见《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第189页。

（杨早，中国社科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