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文化与边疆民族文学的主体话语构建

一

中国文学的空间性结构存在由来已久，诸多地方性文学构成了文学空间总体结构的分支疆域，它们经常扮演认知与想象中国的微观象征或隐喻，诸多作品也因具备能够经受历史检验的“片面的深刻”而步入经典序列。但是，众多的地方性文学未必享有绝对的话语平等权，那些具有引领性的作家群体和文学作品，必然占据地理、经济、政治、文化或科技的某一制高点，这种吊诡的深层原因揭示出文学场域当中存在深隐而普遍的文化权力等级。现代性的外发登陆似乎是一种文学等级压迫的救赎可能，它以同质化的强迫力量裹挟并改造着地方性文学的多元形态，企图将之纳入统一而平等的话语平台。于是，诸多地方性在对“现代化”修辞的想象与觊觎当中，主动归顺于现代性所构建的资本主义话语逻辑，特别是它所允诺的普适性价值，诸如自由、民主、幸福等一系列未来图景，正依托全球化的强大网络覆盖能力延伸到地球村的所有角落，继而认为加快跻身全球现代化共同体才是其必然的解放道路，地方性文学的等级格局俨然在全球现代化的恩赐之下获得了表象的平等。因此，在全球现代化将时间延宕和地理空间进行压缩的当代语境中，地方性不仅很难保持其本然性和自为性，而且它已经被全球现代化剥去其本应鲜明的边界，成为世界与地方的多重叠加魅影，全球/地方、网络/隔绝、现代/传统、人类/民族、秩序/等级、共享/自守等二元对立的概念范畴具备了不言自明的褒贬之分。直至此时，全球现代化的实施手段才昭然若揭，它以妩媚而诱惑的幻象将分散的地方性进行整体聚合之时，又生成出更为隐秘而坚硬的文明等级格局，即以后现代文明/现代文明为文明圈层中心，前现代的传统农耕文明和边疆游牧文明依次相续的“文明差序格局”。也就是说，全球现代性以解放地方性等级压迫的名义，却事实上生成并固化出新的文明等级秩序，西方/东方、中心/边缘、先进/落后、文明/愚昧，甚至乡村/城市等，正是全球现代性所制造的新的等级话语表征。这种新的文明差序格局与文明等级秩序，虽然不断经受着来自其内部与外部的文化反殖民主义的激烈解构，但近百年来其文化反抗的效果却总是差强人意，而差序格局与等级秩序的日益稳固，最终导致诸多人文危机和社会风险的不断上升，“当今社会没有一个人能完全摆脱现代性抽象体系之影响，这其实就是生活在一个充满后果严峻之风险的世界中的必然结果”①。于是，曾经激进的全球现代性幻象开始祛魅，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再次复兴，地方性文学也在全域的现代化风险危机当中高度复魅，并被作为后殖民主义的话语主体授予挑战业已成型的文明等级压迫和全球现代化同构的使命，它的“文化自觉”姿态由此被激发——它们将自我“他者化”，以全球现代化的“异端空间”姿态，审视全球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逻辑矛盾及其失效;同时，它们将自我“本体化”，以此来重现发现被全球化想象或民族国家想象所遮蔽和所误读的“地方性真实”;它们还将自我“并置化”，以地方价值话语形态的結构式嵌入开启与全球现代性的对话、辩驳、制衡、互补与融合，以此实现地方价值经验的“普遍化”。在世界文学经典当中，文学的地方性不仅涵盖“乡土地方性”“城郊地方性”，也包括如爱·伦坡、波德莱尔、乔伊斯、卡夫卡、狄更斯、魏尔伦、霍夫曼等所描写的“城市地方性”，与近百年的中国城市化历史转型相对应，中国文学更热衷于对“乡土农村地方性”和“中心城市地方性”进行描摹，层出不穷的地方故事都是农耕乡土文化向资本都市文化转型这一历史进程的文学衍生物，社会历史的行进被简化为二元对立的抗衡胶着。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误读与遮蔽。因为在这一中国历史的变革过程中，第三科层即游牧民族及其文化与文学总体处于“失语”状态。这一方面源于其地域、语言、文字、习俗、宗教、经济乃至政治等的高度自足与内部流通，即开放性的不足成为它们错失被现代化及时覆盖的机遇，诸多边疆少数民族作家，如沈从文、老舍、萧乾，以及扎西达娃、张承志、阿来等的现代性体验、观念和思想，无不是以“出走地方”的方式才得以获取;另一方面游牧文明在文明差序格局圈层中的疏离和封闭状态，也保持了特定文明难得的天然、纯然和完整，边疆民族文学尽管存在鲜明的内部异质，族裔、语言、习俗、宗教等的差异，都可能导致其产生巨大的分裂，但整体隶属于游牧文明圈层的文化空间属性，又赋予边疆民族文学以共同的文化本体性。因此，边疆民族文学就成为文明等级秩序中的“结构性存在”——它具有“历时性”的地方本质主义的实指性内涵，构成索亚所说的“可感知的第一空间”，如游牧民族的日常生活、历史传说、宗教信仰、情感表达、伦理思维、审美观念等，以及由此所形塑的“人文主体”，本土文学对地方本体的被想象或被篡改的“观念性、构想性或想象性的第二空间”所进行的破解与祛魅，是还原一种原始情境的“真实”，也是反抗某种潜在的迎合并捍卫地方性文学的身份尊严;同时，边疆民族文学又具有“共时性”的地方关系主义的象征性内涵，依托其本质主义的价值谱系，它常被作为与多重文化他者进行对话的话语主体，并在隐形的抗劼当中不断激发出自身的文学价值和话语能力，“这样的第三化不仅是为了批判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思维方式，还是为了通过注入新的可能性来使他们掌握空间知识的手段恢复活力”②，这类话语价值与其对话主体之间普遍呈现出异质、互补、悖反或辩证的姿态，不仅指向对“他者文明主体”身处自身风险危机困厄的艺术想象与文化救赎，而且指向于人类共同体价值的“持续构建”，“任何一处地方空间只有建立起与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的关系，才能形成这种共同体，它需要‘我们共同构建”③，而边疆民族文学的“自足性稳定”和“结构性流动”的双重结构，在赋予其作为地方性文学的身份合法性之时，也完备出生成于游牧文明价值体系的文学话语主体性。

二

异质的空间风景是文学视觉的审美饕餮，古典山水田园诗词、现代乡土小说画面抑或人工智能的赛博格图景，风景想象成为人类感知自我与外在世界的重要经验方式。在乡土文学和都市文学当中，“一切景语皆情语”，风景是叙述个体情感投射的意象修辞，但这里人与景观的关系始终处于主导与被主导、支配与被支配的“持续征用关系”当中，风景本体在文学结构中是“静默的哑者”，并不参与文学装置结构的建设，亦无法介入文本结构的整体逻辑机制。这根源于现代性对个体意识的激进推崇并将人从景观当中的强制脱嵌，忽略了“人”本应是隶属于“全域景观”当中的重要部分，造成“人”与“景观”的分离，景观的存在、景观的描摹也就成为人的抒情冲动陨落后的多余或者文学的诗性品格遗弃后的疣赘;而消费主义、物欲主义和现代主义等以其消费性、欲望性、幻惑性、流动性甚至荒诞性，驱逐着人与景观之间的抒情关联，剥离着人与景观的存在同构性，极力以个体内在性的深度勘探为要义，这加速了“景观”丧失抒情修辞功能的存在节奏，最终导致风景在文学描摹中的大面积谢幕。

在阿来的“山珍三部曲”、乌热尔图的《老人与鹿》、热斯拜·托合坦的《迷者归途》、巴依阿赫买提的《神秘雪山》、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克尔巴克·努尔哈力的《雄驼之死》、萨娜的《金色牧场》、阿云嘎的《燃烧的水》、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的《逐狼呼和塔拉》等边疆民族文学当中，“游牧文化风景”是作为文化叙事结构的显在话语主体，“上升到与整个作品的人文、主题、格调，乃至于民族文化记忆的层面来认知”，这是对文学“艺术品位和主题内涵”的革命性重构④。风景不仅作为极具异质文明特征的新地方性视觉美学得以复归，宣告了风景隐匿所隐喻的文学审美精神、诗意精神和浪漫精神阙如的艺术拯救，还被赋予与人平等（甚至高于人）的话语自主权，实现了“风景”与“人”叙事权力的同构化，构建出人与景观整体的合嵌与并置。同时，“游牧文化风景”还包括源于游牧民族多元宗教而衍生的奇特多样的地方性“风俗物志”，以及风采盎然的地方性风情，诸如礼仪、祭祀、岁时、婚姻、生产、饮食、居住、服饰等。这些风俗物志一度在启蒙现代性视野中背负着诸多负面性的文化标签，现代性热衷于以断裂、批判或否定的方式消弭风俗物志在日常生活中的合法性，但却无法提供明晰的消弭之后的美好构想。边疆民族文学则将风俗物志景观设置为文本结构中虚拟生活情境的元叙事主体，诸多具有陌生化美学的风俗物志是游牧民众的真实日常生活，内化于文学的叙事节奏与人物的命运序列当中，与人同构于宏大的人文景观，“风俗就是生活”“风情就是生活”“物志就是生活”，这种风俗生活以其虚拟的修辞或隐秘的象征，构建出“人”的幽冥存在世界，而人与风俗物志的幽冥世界的或和解归顺，或叛逆反抗，都是促成人的性格成长、理性构建和命运转折的冲突语境。

边疆民族文学所构建的“人—景”并置的叙事权力格局具有隐秘的“景观政治学”功能，即景观的整体复魅与主体嵌入是游牧文化与“他者”文明主体的潜在“对话”，是对文学话语潜能的构建行动，是力图在对既有景观叙事“异化”的“揭露”和“摧毁”中，“使人的生活重新成为真实生存的瞬间”⑤。第一，自然风物志和民俗博物志，以其视觉化的景观存在和物理性的空间存在，衍生出“民族文化记忆”或“族裔共同体想象”的“生产功能”。游牧风景中的河流、森林、草原、雪山、荒漠等自然风物，抑或是所尊奉的马、羊、骆驼、鹰等自然生灵，是民族记忆的风景佐证，是民族生活的图景联想，也是民族家园的共同经验，这些风景能将“迁徙”民族的流散记忆进行整合，讓行将脆弱的身份认同重新确认，风景成为民族文化历史的象征库、族群情感认同的联想源、民族想象凝聚的经验体，“那些能够与他已经学会应用的先验图式和谐相配的景观，便会跳到他的眼前”⑥，上升为具有民族文化生产功能的景观符号体系。当然，这种记忆也包括人与风景在抗争中的“苦难记忆史”，生命的陨落、心灵的摧残、命运的困厄，以及苦难历史所磨砺的边疆民众的达观、坚韧、决绝、智慧等国民性格，并累积为深刻而坚固的民族精神品格。

第二，游牧文化的风景博物志以其广袤、博大、浩渺与悠远，在叙事结构中成为富有神祇性和主体性的与人对话的“话语功能”。现代性依赖对科学知识和经验理性的文化武器展开对人的存在的解放，但是人的苦难依旧如故，漂泊、焦虑、分裂、破碎、不安，直至今日“怎么办”的拯救之问依然悬而未决。边疆民族文学当中的风景以其可触的“在地性”和强大的“在场性”，在文本叙事结构中扮演着人的生命形态和信仰方式的生成性、介入性和改造性的叙事功能，甚至已经消解了自身与人的区隔，内化为民族日常生活的结构内容。更重要的是，风景以其寄予着自然之道、宗教神祇与民族历史的象征综合体，成为边疆民族文学整体话语结构中一种凌驾于个体之上的自然生命体，它们不仅具备与人的思想或精神的对话能力，不断开启着人对自我内在性开掘的多重维度，而且自然风物常扮演着神圣而智慧的上帝启悟者，将人与人之间的“启蒙模式”转换为“景观与人”的“拯救”模式，这是一种人对自然由审美到理性的认知升华，但其根本则是人对自我、大写之人对个体之人的“反顾式启蒙”，由此，自然风物和民俗物志转喻为一种神祇启悟、家园皈依、灵魂救赎与心灵自澄的游牧神性话语体。

第三，游牧文化的风景博物志以其自然性、纯然性和变动性，在边疆民族文学的叙事结构中形构出对自然人性的“召唤功能”。农耕文明以家国宗法制的伦理秩序规约人的思想与行动，现代文明以科学理性重构人的观念与秩序，人在政治、经济、科技、伦理和知识等多重文化的制约下，成为反自然的“各种关系的总和”的被动体和异化体。游牧文化风景在叙事结构中的主体性确立，隐匿着以超验姿态对人性自然复归的召唤——召唤被多重话语所异化的人性狂野、自由、本真，召唤人的敬畏、虔诚和静默，召唤人与风景的本然一体，召唤人与风景的生命共生，这种风景的文本主体化成为反现代或自然化的启蒙话语，警醒着人对自然本性的偏移，揭橥着人对他者崇拜的蒙昧，救赎着身处非自然境遇的沉沦者和禁锢者。在边疆民族文学当中，风景对自然人性的召唤实施往往以生活惩罚、心灵悲剧和精神苦难等方式实施，那些偏离人性自然导致的人生悲剧，会在风景博物志的幽冥遐想中获得自救，而恪守自然之道或保持自然本真的个体，也在风景博物志的圣性诫谕中持续确认人性肌理的合道性，在不断回归风景风俗的人性自觉中，规避了身心漂泊的人性困境而获得彼岸家园的精神抚慰，构建出形态多样但内在相通的理想生活的乌托邦图景。

三

“阶级”一向有其固定而明晰的所指，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堪称经典，即从经济基础和生产资料的占有来裁决阶级的归属。然而，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物质生产资料的总体大众化普及，正逐渐模糊着原典性的阶级划分原则，越来越多的其他话语参与到新阶级标准的认定当中，布尔迪厄就认为，“文化资本”可以充当阶级划分的一种区隔制度，“阶级”正衍生出文化性的内涵，“不同社会阶级的成员”“是按照他们对文化的认可程度相互区分”⑦，即一定人群占据某种文化乃至文明的资本，他便具有归属于这一文化或文明阶层的前提。“边疆游牧民族文学共同体”是一个具有文明形态区隔度的“他者化”集体统称，然而其内部却具有巨大的异质性，彼此因为语言、地理、宗教、族裔、习俗等形成相当多元的文学单元，大而化之的统称存在对其中多元个体差异的遮蔽，而边疆各族裔文学命名的后天性和政治性，同样面临无法将类属族裔进行相似文明形态整合的尴尬，“阶级”一词于是成为一个有效地将宏大的游牧文明形态与微观的族裔所指进行折中的文学隐喻，“是作为一种既充满差异，也存在广泛重合的矛盾统一体”⑧，是“将个人经验与‘集体相联系，比如阶级……”寓言化的“文化形态阶级”⑨，它既隶属于第三科层的游牧文明形态，具有游牧民族文化所共有的文化含义，同时可以将那些有着相似地理、生活、宗教、语言、习俗、历史、物志、教育和信仰经验的族裔进行文化性整合，并在端智嘉的《牛虎滩》、巴·加斯那的《老榆树下的风景》、买买提明·吾守尔的《金戒指》、铁穆尔的《北望阿尔泰》、哈斯乌拉的《虔诚者的遗嘱》、萨仁高娃的《骑枣骝马的赫儒布叔叔》、句芒云路的《手语》、第代着冬的《口信像古歌流传》、艾克拜尔·米吉提的《草原骑士》、次仁顿珠的《帅和尚》等边疆民族文学当中构建起中观的“文化形态阶级”的文学话语主体性。

第一是边疆民族文学对“阶级自足性”的价值构建。全球化打破了地域的区隔，收编诸多的碎片性和地方性，兑现着它所允诺的全球民主化的盛世。然而，它所遵循的是“利益”“竞争”“流动”“变革”“合作”等运行范式，诸多后发地区包括中原农耕文明区域和边疆游牧文明区域，因为无法跻身相对平等的文明竞争平台，最终丧失了参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边疆民族文学的阶级话语隐藏着对抗全球化资本主义逻辑理路的企图，并以“自足性”价值维度作为主体表征。一方面，边疆民族文学以对“阶级”生活共同体的日常叙事，来解构全球现代化所幻惑的误读与想象，“野蛮和纯善这两种迷思，其实是现代性强加给藏族地区的定位”⑩，那些特定“阶级”（文化形态阶级）的“真实图景”展示出的是别样的生活形态、生活理念和生活处境，其中的庸常与纷扰、无奈与挣扎、痛楚与困厄，与全球化所许诺的幸福图景相去甚远，这是“文化阶级”共同体的共时历史遭遇。由此，阶级话语充当了全球共同体的“阶级异端”，完成了对特定“文化形态阶级”真实性的本真勾勒。另一方面，“阶级”形态依托“共同起源记忆来排除外人”，阐释“本民族为何优越、他族为何低劣，以及表达对本民族的期望”11，阶级的边界恪守以及所衍生的排外性，保證了文化形态阶级的诸多“自足性”，这种自足遵循着固有“阶级”共同体的生活普遍范式，无论是生活矛盾、人际冲突，还是情感纠葛、命运跌宕，都根植于无法逃逸的文化阶级属性，而叙事与情节的最终完结或始终悬置也是依托于“阶级”“阶级话语”“阶级生活”的想象或背离，阶级生活的自足性甚至以“地方保守”的姿态来呈现，这构成人的具体而可感的文化生活语境，成为蠡测阶级共同体和自足疆域内的“人性”的“常”与“变”的微观典型。

第二是边疆民族文学对“阶级集体性”的价值构建。现代性的核心是对人的个体的解放，这种解放是以诸多脱嵌革命得以实施，但是个体性的建构并未抵达真正的自由，资本主义的上升神话走向破灭，个体最终丧失了与他者进行“同构”的可能而处于“异己”“冷漠”的困境深渊。边疆民族文学重构着人的“阶级集体性”维度，并以“阶级集体”的共同体想象作为文学叙事的总体文化规约。这里的阶级集体显然不是愚昧麻木或冷漠残忍的大众看客，而是具有游牧文明属性的阶级文化共同体，这个“阶级集体”是特定文化形态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还是具体的践行者和鉴定者，那些试图主动脱离“阶级集体”的个体常被视为文化阶级的背叛者而必然遭到阶级集体的道德谴责，甚至还会遭到现世生活神秘而及时的身心回击，而一旦回归本位的文化阶级集体，虽然将不得不忍受阶级集体话语的制约与规训，却可以获得身份确认的安全、超越功利的情感慰藉以及漂泊躁动心灵的安妥。同时，阶级集体还扮演着充满历史感、宗教感和神性感的文化启悟者，当个体陷入欲望的焦虑、灵魂的低沉、情感的撕裂乃至生命的困顿当中时，阶级集体能以超越农耕宗法血统与都市职业合作的生命之爱来拯救即将沉沦的个体之殇，阶级集体成为受难者的人文圣殿和精神家园。即使个体因自我的解放而放纵或沉溺之时，阶级集体也会以隐秘的阶级文化召唤对其进行脱嵌的谅解，并宣谕出他在享受个体权利的同时，必须对阶级集体担负应有的个体责任和阶级道义。因此，边疆民族文学是以对现代性观念当中过度推崇个体意识和个体解放的深刻警惕，构建出阶级集体性维度的话语价值来参与现代性的自我反思、自我完善与自我裂变。

第三是边疆民族文学对“阶级理想性”的价值构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革命性的哲学认知和文学表现，打开了重新认知世界的视阈，但其文学后果则是对人的整体性的瓦解，人与外在的分离所导致的人的破碎化、存在化和符号化，让人陷入“清醒的认识到但却无能为力”的生命困厄当中。边疆民族文学的阶级话语反对极端化的个体本位，阶级的共同体想象必然隐含着心照不宣的“理想性”“确定性”“本质性”，因此，边疆民族文学中的内在冲突大多来自对“阶级”的捍卫与分解之间的抗劼。阶级的文化经验与共同体想象的验证，首先是对历史“真实性”的确认。阶级历史的真实与否是阶级合法性与阶级想象性的存在前提，诸多作家擅长以历史叙事来佐证阶级经验的坚固真实本质，他们常以历史研究、史料挖掘、口述整理、传说考证等方式，构建完整的阶级历史，形成普遍的“溯祖叙事”“传奇叙事”“英雄叙事”等，特别是成吉思汗等游牧民族先祖的战功业绩、神奇骁勇、坚韧智慧、神性灵异等精神品格，是历史叙事着力缅怀、向往与礼赞的中心，构建出普遍性的历史肯定性美学。其次是对日常生活“理想性”的确认。诸多现代主义文学表现出对理想的虚妄、质疑与鄙夷，边疆民族文学则将“理想性”作为“阶级”能够聚合的文化心理理由，因此其文学当中的日常生活是生机勃勃的活色生香，人的精神世界充满乐观坚毅，人的生活追求有着生活与精神的肌理质地，即使面对生活困苦和命运劫难，也充盈着不甘沉沦的坚定信仰与虔诚执着的生命理想。也就是说，边疆民族文学的阶级话语反抗业已强势的现代/后现代的存在性和解构性文学经验，并以“阶级”的文化本体性和文化想象性验证着人与历史、人与生活、人与世界、人与生命之间的“真实”“稳固”“本质”的总体性关联，构建起历史精神的“肯定性”、人文精神的“理想性”、生命境遇的“救赎性”的主体性话语。

四

作为一个历史性命题，中国文学的人文主义话语展示出强大的结构主义话语能力，从对传统封建道统的解构，到对革命政治规训的拒斥，从对资本商品物欲的抗衡，到对权力异化处境的拯救，人文主义思想都表现出积极而决绝的话语刀锋，并在历史生活的普遍情境中，将人、个人、人性、人道主义树立为文学的聚焦中心，由此，人或者个体之人获得了世界秩序的至高权威，人以意志、理性、科学、知识、智慧、思想等重新规划人、天、神、物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文学也启动了对人的多面性的展示与雕刻，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生活、人与历史、人与社会、人与命运等，成为考量人或人性臻于完善的常见镜像，在这种场域当中，人性如同潘多拉魔盒，将天使与恶魔同时放飞，但人的权力、自由、理性、尊严，与人的欲望、褊狭、乖戾、阴郁，均获得了文学书写同等的正视与捍卫。边疆民族文学将观照与表现视阈进行了纵深的延展，它固然仍将人性话语所突出的“人”作为中心，但它更愿意将之放置于宏大的万物宇宙生命空间进行审视，放置于“生与死”的自然之道当中进行参悟，从而在人与人、人与万物的“生命经验”层面重新发现人的存在方式，包括人的观念、意志、智慧、意义、信仰、命运等的生命真相，并在端智嘉的《赞普墓游历记》、道·斯琴巴雅尔的《来自月球的马丁叔叔》、阿维斯汗·努尔霍加的《自不量力》、胡玛尔别克·朱万罕的《最后一缕阳光》、铁穆尔的《奔向草原复地》、乌热尔图的《七叉犄角的公鹿》、合尔巴克的《狼髀什》、穆罕默德·巴格拉希的《老爷车》、曹国军的《泪雨如注》、昳岚的《雅德根》、益希单增的《困惑的年代》等作品中构建出一种“生命本位”的文学主体话语。

第一是生命的神圣性。“道德话语”向来是农耕乡土文化与儒家孔孟之道的生存法则，但“孔孟道德”的至上主义与封建专制的合谋，让封建礼制道德成为凌驾于个体生命之上的最高运行法则，这一道德文化模式直至五四时期才开始动摇。然而，革命斗争的经年不断却衍生出阶级历史化的“政治道德”，它推进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样成为压抑个体意识的话语壁垒，而当人以人性、权利、欲望、尊严、自由等作为反抗政治道德围剿的词汇武器时，却在不自觉当中构建起一种更为坚固的“现世道德”。边疆民族文学则反抗对“他者”道德话语的尊重，认定任何脱嵌文化本体或民族本位的道德都存在对生命压抑的陷阱，于是他们将“神圣生命”的捍卫与尊重视为日常生活行进和宇宙万物运转的至高律令，这不啻是一种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生命道德”，并作为其深隐的生命话语主体。这种生命道德话语深谙万物同生的“生命神秘性”，人与自然山川、人与日月风物、人与草木生灵，都具有不可名状而又幽深玄冥的生命关联，而“万物皆以天地为根”的文化哲学和多元宗教的泛神论文化心理，又反复佐证着生命神秘性的“真实”。同时，囿于游牧民族生活环境的严苛酷烈，“圣洁生命”能够奇迹般的存在与延续，不仅是天地神性造化的现世隐喻，也是他们衡量生命意义的最高价值砝码，那些试图以他者话语攻讦“生命存在”的言语与行动都面临话语失效的必然后果，而万物同生的生命神秘与虔诚高贵的生命圣洁，赋予边疆民族文学异域化美学图景，构建出极具文明异质“生命气象”的主体话语。

第二是生命的自然性。农耕乡民遵循“重生贵生”的生命哲学，生命的终结在他们看来是现世的离岸，他们普遍相信这是幽冥之神的“宿命”注定，“宿命”消解着人的生命意志，形塑着人的生命态度，告诫他们必须面对未来绝望而无奈的生命陨落。现代都市文学以及现代派文学当中，当代人将生命视为可以规划的抽象实体，并将欲望、情感、自由、政治、消费、娱乐等作为生命的装饰内容，以此拓展生命的宽度与厚度，这是一种强力生命意志，充斥着生命的力量、激情、狂热，以及破坏、颓丧与暴力。边疆民族文学则将“生命自然性”作为生命话语的主体内涵。游牧文化当中的“万物同根”“天人合一”“万物有灵”“轮回往复”等多宗教、泛神论的生存哲学和生命信仰，赋予游牧民族以“大道自然”的生命达观，“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生命的出现或生命的消亡，都是宇宙法则与自然之道，生命之间不仅是彼此相依、一体共生，而且万物生命之间可以轮回运转、生生不息，因此，死亡不是终点，而是别样的新生，而生命的存在也是一个迎接死亡的仪式，生命与死亡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边疆民族文学的生命自然观赋予他们乐观、豁达、从容、沉静、内敛的民族性格，生成出游牧民族的生命道德母体，即“顺天道自然乃生德”，于是，贪婪、傲慢、嫉妒、暴怒、懒惰等都是对生命本然或自然生命的偏离乃至背叛，而“节欲化的自律道德”“敬畏性的生存道德”“皈依感的精神道德”，都是生命自然性对人的世俗生活的召唤或规训，演变为边疆民族文学诸多由“生命自然”与“生命异化”、“生命可控”与“生命解放”、“信仰生命”与“亵渎生命”冲突所衍生的道德生活叙事。

第三是生命的旷野性。词与物的隐秘常被视为传统历史遗存的暗语，“谦谦君子”“温润如玉”“温文尔雅”都在描摹一种传统儒家道德人格的理想形态，农耕文明的自给自足与封建王朝的道统专制，形塑出中原农耕乡民的安土重迁、保守自持、内敛保守、隐忍稳健的民族性格，这种“国民性”的立体形象在以鲁迅为肇始的中国乡土小说中得到了充分演绎。而现代主义文学深刻发现，当代人普遍面临生命存在的城堡式困境，虚空、抽象、荒诞、沉沦、绝望、无聊等，个体生命甚至可以被简化为一个符号。邊疆民族文学的生命话语将“旷野性”作为其美学主体性内容，续接起中国文学一度潜入暗流的浪漫主义美学余绪。无论是个体生命抑或族群生命，他们的生命旷野性都是反内在化、反私密化，充满了曼斯菲尔德所说的“勇敢的美德”“坚定的意志”“自我的控制”“强烈的责任”“荣誉的捍卫”等“男性气概”的诗性美学12，一个生命总是在与他者生命的相遇甚至抗争中，获得生命意志力的自由释放，诸多的文学情境围绕这一目的展开——个体的静默生命在与万物生命的神秘互动感应中，激发了生命力量的解放与生命困厄的自悟，在回归自然万物中重启了原始生命的“野性美学”;个体生命、群体生命在酷烈环境中与自然风物压迫的生死抗争，以及用生命的陨落来展示生命意志的热烈与壮美，隐喻着生命“力感美学”的无限潜能;族裔先祖与异族者的暴力战争，如成吉思汗等的战争传奇和决斗场景，宣示出具有生命血性和意志韧性的“英雄美学”。尽管这种文学叙事存在着迷恋暴力甚至反生命的价值危机，但作为与当代人生命肌理的平庸、孱弱和虚空的美学参照，它以其生命的浪漫、超越、自由和狂野，构成与他者文明生命姿态的积极对话与潜在赈济，共同形塑出一幅多元而完整的生命美学图谱。■

【注释】

①[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夏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第142页。

②[美]爱德华·W.索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第102页。

③刘大先：《“边地”作为方法与问题》，《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

④丁帆：《新世纪中国文学应该如何表现“风景”》，《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⑤[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第43-44页。

⑥[英]冈布里奇：《艺术与幻觉》，卢晓华等译，工人出版社，1998，第81页。

⑦[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下）》，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15，第503页。

⑧⑨[印]阿吉兹·阿罕默德：《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易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100、106页。

⑩贺仲明、陈若谷：《从“被看”到“看”——论阿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发展》，《当代文坛》2018年第3期。

11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第41-42页。

12金莉、李铁：《西方文论关键词》第二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第391-394页。

（金春平，山西财经大学新闻与艺术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游牧文化与中国西部现代‘汉语写作和汉语译介小说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6CZW057;山西省高校哲社项目“游牧文化与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小说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19W065;国家民族民委研究项目“游牧文化与西部少数民族小说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19-GMD-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