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城记》的文学理论

张柠的《三城记》简单地说，是写一个80后青年在三座城市的生活：北京、上海、广州。概括起来就是“北上广”。北上广的能指远远大于所指，它是对中国进入21世纪的现代化和都市化的高度概括，它不仅是一个空间概念，也是一个时间概念。而北上广正是中国现代化提速的时空交会点，因此让一个年轻80后在这个时空里穿行，可以看到很壮观的现实，可以写一部宏大的史诗性作品。也就是说，《三城记》面对的是一个宏大的时空。但张柠并没有要去全面反映这个宏大的时空，他不是要通过北上广这一聚焦点去全面反映中国现代化进程，也不是要做史诗性的工作。他只是在这个宏大的时空里，选取了一条专门的线路，一条文青所走的线路。一路上当然看到了社会风景，但张柠的用力点不在这些社会风景，只是将其作为主人公精神旅程中的风景而已，主人公的精神旅程才是这部作品的主题。

主人公顾明笛最初出现时的身份是一名文学青年，简称文青。当然顾明笛在成长，身份也在发生变化，但文青的底色一直保持着，从文青到著名作家，这分明是一条非常清晰的连接线。张柠很看重顾明笛的文青身份，这样就能充分利用他自己的资源，一是他本人的生活经历和经验，二是他的文学观。

我想专门谈谈《三城记》里的文学理论。这不仅与张柠的文学观有关，而且也与这部小说的写作有关。

文青顾明笛上大学读的是农学院园林系的毕业生，非文学专业出身的文青显然对文学的爱好更纯粹。顾明笛毕业后和一群文青在读书沙龙上聚会，借助这一情节设计，张柠的文学观派上了大用场。文学沙龙上人们认为，现在有两种文学类型，一种是畅销文学，一种是纯文学。关键是他们要在这两种文学以外创造出第三种文学。“他们说，他们的作品不叫‘小说，甚至不叫‘文学，他们宁愿称自己的作品为‘读物。”

第三种文学是《三城记》里文学理论的基点。第三种文学具体是什么形态，张柠并没有在这方面展开来书写。他仅仅写到，顾明笛的作品《梦中的动物》被人们称为长篇读物：“一部幻想题材的作品，里面的动物都是虚构出来的。”

我们显然不能认为顾明笛就是张柠的化身，但张柠是将这个人物作为一个正面形象来塑造的，并把自己的一些思想赋予顾明笛。因此我们将顾明笛的思想就理解為是张柠的思想，大致上不会错。张柠书写顾明笛进行文学创作，接下来准备写一些短篇故事（注意：不是短篇小说）。正在写的第一篇是《象奴妇》（但这里又被称为短篇小说了。可见张柠设想的第三种文学还不是那么清晰和坚定，他在二者之间犹疑）。顾明笛的这篇小说的写作方式是这样的：“将收集到的史料加工成小说，其中主要的线索，全都有真凭实据。就连细节也是依照唐代生活的史料再加以合理化想象的。”顾明笛写小说的方式已经传达出《三城记》文学理论的一些核心内容了。显然，张柠也是安排顾明笛在新的文学理论指导下进行写作的。我们正规的文学理论在谈到文学创作时特别要强调到生活的重要性，强调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但是，顾明笛写小说并不是从生活中寻找资源，而是从史料中寻找资源。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写作方式，当然这种方式早就存在了，但我们的文学理论不重视它。我把依重于生活的写作称为经验写作，把依重于知识的写作称为知识写作。所谓知识写作，我认为是指作者在对知识的积累和研究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写作，而一名专业的或职业的作家主要是依重于知识写作才能保持自己的写作活力。在张柠的《三城记》中知识写作就占有很大的比重。这突出包括他的文学研究。因此我们才有可能从中读出丰富的文学理论来。

知识写作和经验写作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其实每一个作家的写作都包含着这两种方式，但我们过去对知识写作研究得很不够，甚至就将其放在经验写作的范畴里来研究。《三城记》将知识写作强调出来，这是很有眼光的。

知识写作并非一定能够成功。顾明笛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最近钻故纸堆的时候，顾明笛前所未有地对文献产生了逃避的情绪。”有一次他与张薇祎争辩时突然领悟到问题出在哪里，他想：“问题的关键不是讲什么和如何讲，而是你有没有讲述的冲动。故事再好，再有讲故事的才能，如果没有讲述的冲动，一切都要归零。”冲动，这是《三城记》文学理论中的另一个要点。没有冲动，“一切都要归零”，意味着冲动起到了一票否决的关键作用。冲动，看起来是一个文学心理学的问题，它涉及情绪、感性、欲望等，在一些文学理论著作里也会谈到创作冲动，并将其看作是作家的激情状态，大多数学者承认创作冲动具有某种神秘性。至于《三城记》的冲动，张柠尽管将其置于至关重要的位置，但并未作具体的阐释。不过，顾明笛接下来的行为揭示了冲动的内涵。顾明笛反思自己为什么没有讲述的冲动，得出结论是“自己的生命状态不对头，缺少活力，语言就显得僵化。越是这样就越纠结，越纠结就越束手束脚”。于是他决定辞职，“到大千世界去走一走、看一看”。

由此引出了《三城记》文学理论的哲学依据：行动哲学。

行动哲学是由顾明笛最崇拜的隐士乌先生提出来的。乌先生曾启发顾明笛道：生命的意义并不在它的终极目标，而在生命展开过程之中。人类有很大一部分生命能量，消耗在无意义之中，这是文明退化的征兆，很可怕。正是乌先生的指点，顾明笛才意识到自己的生命状态不对头。乌先生虽然明确建议顾明笛辞职以后怎么办。但乌先生教导他如何训练自己的决断力：训练“可以从对待过去的人和事开始……学习让良知从过去的沉沦和遗忘之中被唤醒和召回……这样，面对未来的希望，而对当下的决断，面对过去的良知，构成了完整的行动哲学。其中，‘行动特别重要”。顾明笛一下就被“行动哲学”抓住了。

行动哲学，会让我们想起实践哲学。乌先生说了：“我不喜欢‘实践二字，但意思差不多。”张柠为什么要回避实践这两个字，自然是要提出一个新的概念，也有实践这两个字在中国的语境里附着了更多其他意思的原因。尽管如此，我想，张柠提出行动哲学应该是从实践哲学中受到了启发。以往的哲学主要以思辨性为主，被称为思辨哲学。自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家们在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和知识论的不满、反对和批判之中，不约而同地走向实践哲学，并成为哲学发展的一种趋势。实用主义、存在主义、伽达默尔的释义学、法兰克福学派等都在某种程度和意义上具有实践哲学的特性。

顾明笛是在行动哲学的启迪下开始了他的“行动”的。他选择了去北京的一家报纸，“当编辑或者记者，更多地了解社会”。他的“行动”也是非常彻底的，几乎深入社会最隐秘的部位，在那些不为人知的地方，他都被暴力伤害过。但他的生命状态逐渐好转。在这个过程中，顾明笛认识了B大学哲学副教授兼作家程毓苏。程毓苏似乎是另一位承载张柠思想的人物。两个人物的会合，便使得《三城记》的文学理论更为完美。程毓苏对行动哲学作了深入的阐述。他首先从中国古代哲学的角度对行动哲学加以注解。他说：“中国哲学的形而上思考，并不迷人，但它的行动哲学方法论很迷人，特别是它的辩证法智慧，善于处理人生困境，把握动与静、进与退、胜与负、有为与无为的关系和尺度。”他由此提出了一个“行动能力”的问题。所谓行动能力，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指归在动作”的“动作”，而不是叹气、纠结、抑郁。程毓苏对顾明笛热情建议道：“多动一下吧。”顾明笛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他满腔热忱地当上了一名志愿者，去郊区的工友夜校帮助农民工学文化。这一情节在顾明笛的行动中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在夜校的课堂上，“顾明笛被工友们叙述中的深厚情感打动了，又被他们貌似日常实则充满形而上品质的语言惊呆了”。“工友讲述的各种社会现象和人生遭遇，他洗耳恭听，学到了不少知识，特别是关于中国乡村状况的知识。”

这里仿佛和左翼文艺思想接续上了联系，但还是能看出二者的区别。左翼文艺思想是站在阶级立场来立论的，《三城记》的文学理论是站在民间立场来立论的。乡村问题是张柠的学术关注点。很多年以前，张柠就出版了一本学术著作《土地的黄昏》，在这本著作中，张柠从文学、社会学和民俗学相融汇的多维视角，去观照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经验，既有作者自己的生命体验，又有客观的田野调查;既有个性化的叙事，又有思辨性的阐述。张柠在这部著作中所得出的结论也是比较沉重的，他认为，中国的都市人在心性上跟末世农民并无不同，我们尚无真正现代意义的“城市”。

张柠把《土地的黄昏》中的思考也带到了《三城记》的写作中，并在这一思考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在这部关于“北上广”大都市的小说里，张柠让中国乡村成为主人公的行动归宿，这一构思确实令人深思，它也足以说明，小说所提出的“行动哲学”并不是纯粹象牙塔的理论，而是与现实密切相关的理论。小说是这样描述的：顾明笛在广州与劳雨燕相爱了，劳雨燕是从北方乡村来广州打工的，劳雨燕暗自伤感，她觉得她与顾明笛的爱情不可能有结果，因为她打算回到家乡父母身边去。她万万没想到的是，顾明笛竟会在春节假日期间寻到她的家乡来。故事虽然是通过爱情将顾明笛带到了乡村。但事实上，是因为顾明笛在从上海到北京再到广州的反复行动之中，逐渐加深了对乡村以及劳动的体认，他非常乐意与劳雨燕一起回到乡村来办农场。在他的心目中，城市或乡村，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劳动，而乡村的劳动更纯粹，更有力量。他与长年在乡村劳动的劳雨燕的父亲在对待劳动上达成了共识，从行动再到劳动，这是一个合理的推进。西方著名思想家阿伦特把人的实践分为三种形式，一是劳动（labor），二是生产（work），三是行动（action）。阿伦特贬低劳动，认为这是人类为谋生而重复的活动，是无意义的消极受动行为。只有行动才是人类具有积极特质的行为，行动的重要方面是“言谈”。阿伦特看到了劳动作为人类谋生的一面，但她由此贬低劳动显然过于武断。马克思则将劳动的意义提到崇高的地位，他认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劳动具有永恒的谋生和自由二重性，尤西林论述了劳动二重性的相关性，他说：“劳动二重性使人摆脱了非神即兽的虚假选择，永恒而正当的劳动谋生性并不耻于自然受动性，但需要劳动自由意义的转化提升以保持人类的超越性。”张柠在《三城记》里，让顾明笛的“行动”最终走向劳动，其实是让顾明笛的精神走向自由，让他在劳动中获得生命最佳的状态。从行动到劳动，从城市到乡村，这就是顾明笛所走的一条精神旅程。

顾明笛的这条精神旅程既是与中国自21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同步的，也能折射出当代文学的问题与希望。小说中还有不少文学理论话题都是与当代文学现实密切相关的。如关于诗歌的问题。小说书写了一次诗歌朗诵会，会上有著名“口语派”诗人黑岛朗诵了一首“废话诗”，他的朗诵“激起一片掌声和吆喝声”。作为鲜明对比的是诗人北鲲的诗歌朗诵，现场效果是“沉闷无趣”。对此顾明笛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北鲲的朗诵效果不好是因为他用的意象都是外国的，普通中國读者不熟悉。黑岛的朗诵效果虽然好，但他诗中鸟的形象是僵死的。他提出了一个“诗歌思维”的问题，北鲲的诗歌思维是对的，而黑岛并非诗歌思维。对诗歌界的反抒情现象，张柠也捎上了一笔。他借裴志武之口批评道：“最过分的是诗歌界的人，无情无义着自己，不敢把真情实感表露出来。”又如，顾明笛认为，最好的状态就是没有技巧的状态;以及“跟充满肯定精神的古典文学相比，充满怀疑和批判精神的‘现代文学，是最不适合用于交流感情的，甚至可能将一段感情毁了！”这样的议论，可以说就是针对炫耀现代派技巧的文学现象而有感而发的。小说中还有废墟美学、资产阶级美学、批判石库门、保护工人新村等各种议论，都是能够让我们联想到当代文学和当代思想文化的。

读完小说，人们也许会产生一连串的疑问：走过这条精神旅程的顾明笛还会保留他的文青特质吗？他还会回到文献史料之中写他的“读物”吗？张柠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他其实是埋下了伏笔的。小说在最后，施越北决定将广州的网站办到北京去，并邀请大家与他一起去北京发展。裴志武就马上想到顾明笛可以一边给施越北做个帮手，一边在北京继续自己的博士学业。劳雨燕也觉得这样的话顾明笛就能够有更大的作为。尽管小说并没有明确说出顾明笛今后选择什么方式“行动”，但这里已经暗示出，博士学业与乡村劳动并不是截然对立的。顾明笛显然还会继续写作，当然他不会再写类似于《象奴妇》那样完全依凭文献史料进行想象的小说，他的写作肯定与他的行动乃至劳动有关，更重要的是，经历了三个城市间的刻骨铭心的行动之后，顾明笛的生命状态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他完全有可能写出真正意义上的“第三种文学”。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