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力的社会学

张静轩

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美国学者米尔斯极力批评当时满足于对现实信息的汲取与接纳、想象力渐而缺失的普通大众：“他们需要的不只是信息……”“他们需要的也不仅仅是理性思考的能力……”，进而提醒大众，“他们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需要的，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米尔斯所说的这种“心智的品质”，正是他发明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对于人们有多重要呢？米尔斯接着指出：“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人能够看清更广阔的历史舞台，能看待杂乱无章的日常经历中，个人常常是怎样错误地认识自己的社会地位的。”

米尔斯的观点不仅对普通大众具有警示作用，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从业者也不乏重要的启发意义。如果说普通大众需要借助想象力来“看清世事”的话，那么以“想象力”见长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不正需要社会学的视野来增强有效处理“信息”、进行“理性思考”的能力吗？事实上，很长时间以来，由于受到“纯文学”观念的深刻影响，当代文学批评过度开发了美学阐发的批评功能，而批评中的社会学维度一直是欠缺的。批评观念的单一化和学术视野的狭窄化，直接影响了文学批评的深入展开，这是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

不妨以当代诗歌批评为窥孔，考察文学批评生产中文学社会学缺位的问题。许多诗人和学者都曾将诗歌写作视为“想象力的工程”，对诗人来说，想象力向来都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甚至可以说，没有想象力，也就没有诗歌。在米尔斯眼里，社会学和想象力是互为关联的，这提醒我们：既然米尔斯可以提出“社会学的想象力”观念，我们何妨不可以提出“想象力的社會学”命题呢？也就是说，假如将诗歌认作一种倚仗“想象力”的技艺，那么在面对具体文本时，诗歌批评需要具备怎样的社会学视野呢？我们又如何从呆板陈旧的批评话语中跳离出来，借助社会学视野来唤醒沉睡已久的触碰社会问题、直击社会要害的批评穿透力呢？这些问题，将是我们在“想象力的社会学”命题中所应该探讨的主要内容。

一、“独眼巨人”：耽于审美阐发的诗歌批评

希腊神话中时常出现独眼巨人的形象，他们充满勇武之力，同时又显得顽固、愚蠢。“独眼”作为一种身体畸态，实则是对这类巨人具有表面强悍而内在愚顽精神特征的形象暗示。客观地说，当代诗歌批评也始终未能摆脱“独眼巨人”式的阴影，在长时间经历了一元化的社会政治学批评之后，经过新时期之初盛行的“回到文学本身”等观念的洗礼，却又义无反顾地走向了一元化的审美批评。不管批评家们如何辩护，当代诗歌批评其实都难逃“独眼”的怪圈，它们在自说自话中透支着美学批评话语的能量，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情势和丰富多样的历史场景，诗歌批评干预现实的功能也就日趋无效。诗歌文本作为唯一的审美“信息”，几乎全然支配了诗歌批评者的注意力，诗歌批评的美学本位观和审美一元化情态也就可想而知了。

单一的批评思维导致了批评话语的自满，这并非因为批评家们相信一种理论可以用于解释所有的诗歌创作，而是批评家习惯于主动选择某一类理论加以运用，而对其他理论视而不见。这就出现了齐泽克所说的“我们不知道自己已然知晓”的诡异却又合理的现象：批评家近乎一致地操演着某一类理论，而许多其他的理论可能、批评渠道则被有效遮蔽了。反思新时期之前的诗歌批评时，我们倾向于将其中社会政治学话语的一家独大所导致的对其他批评话语的压制，归结为诗歌批评衰弱的原因，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但学术反思之后，当代诗歌批评不是在原有的批评话语之外，增添了许多新的批评话语，而只是换用了一套耽于审美的批评话语，并将原有的社会政治学批评话语打入冷宫。吊诡的是，当诗歌批评话语越发单一的时候，其理论自洽性虽不断下降，但批评家们却越发自以为然，因为这样的批评方式既不断重复着同类的话语形态，也生产出对这种话语秩序的认同与服从，我们所认为的开放包容的当代批评话语，尤其是当下作为批评核心的审美话语，背后也有如是的逻辑。而在青年学者的培养中，一种可以任意伪装成其他话语形态，其内核基本是“新批评”的理论方式，被熟练地推广着，“纯诗”的观念全副武装了青年诗评家的头脑，乃至审美批评几乎成了他们面对诗歌文本时不二的学术选择。这使我们想起米尔斯对科层制社会科学的批评：“科层制社会科学的宣传力量相当程度上在于它声称在哲学上它是科学方法的;它吸引大批人的魅力相当程度上在于它培训人比较容易，并给他们提供前程光明的工作。”于是，当代诗歌批评看似抱着所谓客观、非功利的诗学理想，事实上却走向了理想的某种对立面，一元化的审美批评成为一元化的社会政治学批评的翻版，诗评家们却浑然不觉，还沾沾自喜，其自满自得极似独眼巨人。史诗与神话描写独眼巨人的语句中，总是试图突出其孔武有力、雄健勇猛等特征，但这些凸显表面张狂的描述背后，实则难掩独眼巨人一直在吃败仗的客观实际。我们的诗歌批评是否同样的刚愎自用、色厉内荏呢？答案不言自明。

在我看来，造成当代诗歌批评话语单一化的原因或许是多样的，文学社会学视野的缺失自然是其中之一。齐美尔认为：“由于社会学的文体旨在对我们称之为社会的生活，实际上只是社会，即社会化的整个现象的东西进行抽象，由于它基于这种概念的纯洁性，排除一切虽然仅仅在社会之内历史地实现的但是并不构成社会本身作为特有的和自治的生存形式的东西，于是就创造了诸多任务的一个明确无误的核心。”这是很有见地的。尽管米尔斯部分地批评了社会学学者对现实的抽象化处理，但仔细观察当代诗歌批评之后，我们就会发现，齐美尔所坚定相信的抽象处理信息的能力，以及创造明确无误核心的能力，在我们当代的诗歌批评中似乎尽数遗失了。通常情况下，一个诗歌文本，当它陈列于批评家面前时，批评家脑子里浮现出的究竟是什么？很不幸，我们的批评家们几乎都会醉心于文本的语言，细而言之，诗歌文本的修辞技术成为人们关注的核心，批评家们仔细探查从“反讽”到“悖论”到“含混”的语言张力，并以学究式的姿态铺排出带着文本中心主义思维倾向的批评文字。与齐美尔倡导的宽广的社会关注视野形成鲜明对照，当代诗歌批评丢弃了从文本中寻得社会化与历史化视野的力量，转而一味停驻于文本本身，自始至终围绕着封闭的文本兜圈子。1990年代以来，尽管新诗批评家们看似各执一词，生出“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等诸多知识学分歧，但实则他们的批评话语往往只是在文本的迷宫中打转，无法突出重围，尝试着去剖析诗歌背后的社会肌理，更无法将诗歌文本与当代社会的政治与历史状况有机结合，以文本解读的方式完成社会观察的任务。我认为，补救当代诗歌批评一维化弊端的有效方案，就是要适时引入观照诗歌的多重视角，特别是社会学视角。只有勇于在诗歌与社会的互见法中突破限度，既不失诗歌批评的审美维度，又深入社会政治的精神内核，才可能给当代诗歌批评的发展带来广阔的前景。这个要求看上去过于苛刻，因为我们在诗歌批评的想象力演出中，久已习惯社会学视野的缺席了。换个角度来说，当代诗歌批评不是缺乏了涉及社会学的理论因素，而是面向社会学敞开的诗学可能本身就被忽视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对已有的耽于审美批评话语过分依赖，产生了强大的思维惯性，另一方面，当代诗歌似乎在保守而自矜的话语氛围中，往往被指认为呆滞单纯的审美文体，不太具备社会学内蕴，殊不知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与偏见。事实上，新诗生来就肩负着不容推卸的社会历史使命，百年新诗内含的社会学性征甚至强于其他任何现代文体。有学者曾指出，在诞生之初，“新诗不但成了启蒙大众思想和改革政治制度的政治文化革命的先驱，而且还被政治家‘醉翁之意不在酒地当作工具，从而导致政治改革自新文化运动始，新文化运动自文学革命始，文学革命自新诗革命始的特殊现象”。一定意义上，新诗之“新”，其一就在于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能动性。但在当代诗歌批评中，对这种能动性的探查已几近消失殆尽，更遑论从极具迷惑性的当代日常生活经验与多义诗歌文本中，召唤出社会学的穿透力了。

二、作为“寓言现实主义”的当代诗歌

在普遍的刻板印象中，诗歌文体也许天生有纤弱秾丽的气质，又有晦涩抽象的文本特质，总而言之它与现实世界隔着一层纱。以形式主义视角观之，这层薄纱或许是诗人所采用的技术与手段，文本中或隐或现的技艺既彰显着诗人的想象力，同时也以陌生化的技法昭示着诗歌文本的独异性。如此看来，当代诗歌似乎本来就找不到现实主义的阅读人口，更何谈构建社会学的诗歌批评视野了。进而言之，诗歌的诸多文体特质似乎与社会学格格不入，当代诗歌批评缺乏社会学视野的介入，没有社会观察的野心，似乎也就显得顺其自然、合情合理了。

上述这样的推演，看似合乎情理和逻辑，实则带有强烈的蒙蔽性。我也曾一度怀疑过诗歌文体阐发的社会学可能性，怀疑社会学视野在诗歌批评中的显在意义，周志强先生提出的“寓言现实主义”观念给了我很大启发，也让我深刻意识到，当代诗歌的社会学内涵实在是极为丰厚。何谓“寓言现实主义”呢？周志强论述道：“我主张今天的现实主义，不应该是对生活的直接反映，而应该是作家用富有魅力和激情的‘政治想象力，在其作品中重组生活元素，使之成为携带批判意识和反思意识的现实。也就是说，只有借助于将我们所面临的生活寓言化的手段，才能真正令生活的意义通过脱离本身的解读方式获得现实的意义。”也就是说，从庸常的生活中喚起现实意义，需要动用“政治想象力”进行寓言化书写。当然，在这里“政治想象力”是超越了“政治”一词的通俗含义的，它更多指涉的是穿透生活表象而思考其背后复杂的生成机制，并加以形象化描述的能力。“政治想象力”与“寓言化表达”一体两面，共同构成了寓言现实主义的书写方式。

那么当代诗歌批评所面对的这些诗歌文本，有没有寓言现实主义的因素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具体例子来证明：“寓言现实主义”正是当代诗歌的一种艺术表征。因此，寓言现实主义批评不仅适用于当代诗歌的读解，它甚至有可能是最有效打开当代诗歌百宝箱的诗学钥匙。常理上看，当代诗歌名作不少，这些诗歌多数已完成了初步的经典化，如果选取这些名作来做例子，阐发当代诗的“寓言现实主义”表现是较容易的。不过，面对耳熟能详的经典文本，我们的认知观念中已然形成了某种固化的思维，一时纠正起来似乎并不容易;同时，经典文本在当代诗歌的篇幅中毕竟只占少数，其卓然的艺术表现在百年新诗史上或许并不具有普泛性，为了便于问题的说明，我们不妨选取一些不那么经典，对我们而言甚至有些陌生的诗歌文本，探查其寓言现实主义的魅力。如诗人多多写于1973年的短诗《少女波尔卡》：

同样的骄傲

这些自由的少女

这些将要长成皇后的少女

会为了爱情，到天涯海角

会跟随坏人，永不变心

乍看上去，多多的这首诗似乎并不符合“文革”时期地下诗歌的普遍特征，它欢快明朗，带有明显的抒情色彩，却又不像当时流行的政治抒情诗那样空泛。以惯常的批评视野，我们几乎无法打开这首诗的文本内核。在这里，适时地引入寓言现实主义的批评方式来剖析该文本，就有可能收到意想不到的阐释效果。周志强认为：“寓言现实主义却要求作家在还没有创作之前就应该已经‘先入为主地具有了对自己生活处境和现实困境的理解和认识，就已经能够懂得这种现实主义的魅力不是来自情感，而是来自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把握和改造冲动。”再回来看《少女波尔卡》的文本，与周志强的上述阐述极为契合，确切地体现着一种寓言化的现实主义书写。在长篇幅、大话题的政治抒情诗盛行的时代，《少女波尔卡》实则呈现出对现实的想象性修补，“少女”的抒情气质、“波尔卡”的异国情调，正是诗人对于刻板现实的疗愈书写，它构成了对宏大历史抒情的独特认识与理性批判。“少女波尔卡”的抒情短诗气质在这里本就是现实的寓言表达，如果仅仅止步于对其文本的语言本体论分析，将会忽视这首诗特殊的时代背景，但假如套之以刻板的时代印象，却又往往会将之生硬塞进一套创伤记忆式的“文革”反思话语中，忽视其独特的抒情色彩。要知道，这首诗歌本身并没有任何剑拔弩张的批判词句，不像北岛《回答》中那样充满了冷峻的质问，不过在诗歌欢快的短章背后，却暗含诗人对时代现实的深刻把握，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及对于同代诗人的创作，这首诗明显涌荡着强烈的对话冲动，而诗歌潜存的社会批评意识，则更适合用寓言现实主义批评的方式去打开。

周志强提出的“寓言现实主义”创作观，强调了作家依靠充满激情的“政治想象力”，以寓言化的方式重组生活，折射作家对现实的反思与批判，这种创作观精辟地指出了文学创作中潜藏的社会学精神指标，因此以“寓言现实主义”为观照视野的诗歌批评，正属于一种社会学批评。从文学批评的社会学介入方面来说，诗歌批评是需要寓言现实主义方法的。与此同时，如果说“寓言现实主义”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创作方法的话，那么它不仅需要在叙事文本中得到验证，更需要通过诗歌这类抒情性的文体来获得证明。其实，诗歌的寓言性特征早为研究者所重视，从本雅明对波特莱尔的关注开始，诗歌批评就与寓言研究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本雅明指出：“寓言是波德莱尔的天才，忧郁是他天才的营养源泉。在波德莱尔那里，巴黎第一次成为抒情诗的题材。他的诗不是地方民谣;这位寓言诗人以异化了的人的目光凝视着巴黎城。”在此，本雅明不仅借助“寓言性”发现了波德莱尔诗歌与众不同的一面，还开启了波德莱尔研究的新路径。本雅明的研究方法，也为后来的批评家所广泛认可。显而易见，诗歌批评如果只局限于对文本字面意义的美学阐发，而不发掘诗歌的寓言内质，就很难从庸常的批评模式中超拔出来，觅得某种历史穿透力。在《走向“寓言现实主义”——论“生活不等于现实”》一文中，周志强论述道：“在资本主义时代，人们失去了不按照理性化安排自己生活的能力，也就是说，人们没有任何可能性逃脱物化体系的自我意识和认识困境”，此种情势下，诗歌成为人们通过寓言而摆脱物化现实的一种重要方式。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形势日新月异，经济状况迅速好转，工业化进程不断加速，这给人们的生活与思想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也直接影响到许多诗人的诗歌创作。在社会变革的冲击和西方诗歌的影响下，1980年代的中国新诗文本，由此创造了大量的“寓言化现实”，成为“寓言现实主义”的语言艺术形态。以海子的《七月的大海》为例：

老乡们，谁能在海上见到你们真是幸福！

我们全都背叛自己的故乡

我们会把幸福当成祖传的职业

放下手中痛苦的诗篇

今天的白浪真大！老乡们，它高过你们的粮仓

如果我中止诉说，如果我意外的忘却了你

把我自己的故乡抛在一边

我连自己都放弃更不会回到秋收农民的家中

在七月我总能突然回到荒凉

赶上最后一次

我戴上帽子穿上泳装安静地死亡

在七月我总能突然回到荒凉

这首诗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故乡”“粮仓”等等语词，显然是海子诗歌标志性的话语符号。但这首诗又显得“不那么海子”，大海与乡村的景观在数行之内绞结缠绕，由此呈现出海子诗歌中少见的杂糅质感。假如以“寓言现实主义”的眼光看待这些句子，会发现“大海”在这里绝非对现实中海洋景观的复写，它是物化现实的表征，而乡村的残影作为前市场时代的遗存，在物化现实巨浪中日趋荒凉，于是诗人写自己穿上泳装死去。看似荒诞的笔法之中，隐现着诗人对物化现实侵蚀个体的悚然感受。若没有寓言现实主义的批评精神，我们的研究就将停留于对海子乡村书写人云亦云的附会上，很难真正深入海子诗歌的内核之中，体会诗人那种面对日益物化的社会现实而生成的强烈阵痛，以及以缤纷的意象世界实现同物化现实角力厮斗的勇气。

不仅仅是海子，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更多的诗人都通过他们的诗歌实现以寓言的方式抗击物化世界的人文理想，例如伊沙那首著名的《饿死诗人》，他讥笑的不仅是诗人们矫揉造作的无病呻吟，还有在物化现实中沉溺不能自拔且日趋同质化的感官世界。进一步说，当代诗歌写作事实上有充分地进行寓言现实主义批评的空间，而寓言现实主义也将为诗歌批评带来一双新的眼睛。

三、想象力的社會学：诗歌读法的重建

本雅明警示我们“在荷马时代，人类曾经是奥林匹亚诸神凝视的对象，而现在却成了自己的凝视客体。人的自我异化已经达到了把自身的消亡当作最高审美快感的境地”，而处于当代经验现实挤压中的我们，也正在感受着被自己的眼睛凝视的痛苦。在一种虚假的经验现实笼罩下，诗歌批评如何从想象力中召唤出那种对抗异化的神奇力量？这就要求我们重建一种诗歌批评的读法。

作为诉诸想象力的艺术工程，诗歌与人类心灵世界的呼应也许更为直接，但它从来没有避离现实社会，恰恰相反，中国新诗对社会历史的关切是深邃而不易察觉的，这要求我们的新诗批评不应该只是一味地作审美品读，还需预留社会学阐发的理论空间。在我看来，重唤诗歌批评的社会学视野，将对现实的分析抽象能力与对未来的召唤力重新注入我们的批评之中，应是当下一项紧迫的学术任务。为什么说是重唤？因为中国新诗批评，一直是与政治和历史相关联的，触摸社会脉搏、感应时代气息的诗歌批评，在现代诗论中占有很大的篇幅，如“无论怎么样，感情终归是不可理解的。真理虽是这样，我们却仍旧不能不于诗上实写大多数人底（的）生活，仍旧不能不要使大多数的人都能了解，以慰藉我们底（的）感情。所以诗尽管是贵族的，我们还是要做平民的诗”。又如：“一个诗人须得先具有一个伟大的灵魂，须得有极热的心肠，须得抛开个人的一切享受去下地狱的最下层经验人生的最深的各种辣味。还得有一双灵敏得就要发狂的眼睛，一转之间便天上地下，地下而又天上。他应当最先看到未来，用力去促未来早日实现，而伟大的诗就是从这实际和精神挣扎中产生出来的。”诚然，这些现代诗论所重视的，仍是相对直露的社会关怀表达，还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视野，不过真正具有社会学视野的新诗批评，可以视为对这类观点的当代深化。当代诗人所面对的物化现实困境与庸常生活体验，以及他们个性化十足的表意方式、自觉的陌生化尝试，都使得当代诗歌文本不易被解读，更不易以社会学视野剖析之。不过，重新唤回诗歌批评的社会学视野，既可以使当代诗歌批评及时而有效地走出审美一维化的怪圈，从而构建出批评话语多元共存的正常学术生态，还能将许多新诗文本中较为隐在的社会观察、政治意识和历史反思等复杂意蕴精妙地揭示出来，给人带来更为深远的启迪与感发。

事实上，在诗歌批评的社会学介入上，一些敏锐的学者已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范本。试看姜涛对肖开愚诗歌《下雨》的评点，他先是理性地认知到对这一文本作审美细读的欠缺性：“几年前，我曾试着从细读的角度，对这首诗做过一些分析。比如，我关注了诗歌节奏、情绪的变化，前三节平缓，第四节突变：先是‘一道灰白的闪电撕破雨丝的网络，既而‘巴枯宁的手一语，带来一种超现实的、乖戾的揭示力。诗人像个熟练的拳手，在一瞬间凶狠地打出了组合拳。此外，我还注意到了词语之间潜藏的隐喻性，像‘巴枯宁这三个字，在汉语中别有一种枯瘦与狰狞之感，这恰好与‘闪电、‘手的形象形成一种语义的共振。这样的‘细读，或许不差，甚至可能说到了点子上，但我自己并不满意，因为单纯着眼于修辞的枝节，并不能解释内心感受到的古怪力量。要抓住这首诗，进而能够真正‘加入它，我知道应该要做的，是首先将它从它自身中解放出来。”为了更有效地“走近”这首诗，姜涛启用了一种聚焦于文本的历史与政治意蕴的新读法：“《下雨》在我阅读中引起的震动，或许与某种‘不告别的状态相关。一方面，诗人的‘看发生于现代诗歌无奈的历史位置之上;另一方面，它又似乎保有了社会主义甚至前社会主义时代文字生活的政治性。”并对诗歌重构当下价值的社会学价值给予充分肯定，“当代诗并非因为自身的边缘化，就丧失了对话的可能，其实践性品质的重塑，关键看它是否有意愿且有能力‘加入进去，加入到当下价值重构的戏剧之中。至少在《下雨》一类写作中，我可以读出创造价值、重建主体‘触着的努力，它对无政府传统的援引，也暗示当代诗原本也可以有另一套引擎”。

很显然，姜涛关注到了隐藏于《下雨》背后的话语动机，并以社会关切和实践精神作为这首诗的话语引擎，将诗歌意蕴的开发引向深入。对诗歌文化视野、实践精神的关注，使得肖开愚的诗歌与姜涛的诗歌批评相得益彰，凸显出当代诗歌话语贴近历史场域、切人时代肌肤的强劲穿透力。从姜涛的阐述文字中，我们可以读出当代诗歌批评久已失去的对精神生活的关切，以及一种可贵的、从文本的寓言性中寻回实践力量的精神，对比其他许多诗歌批评对于美学元素的虚假热情，姜涛的批评文字展现了对诗歌文本更深处的历史、政治书写的触碰，且不论其结论，其勘探政治与历史的热情，本就是可嘉的。当代的许多诗歌批评，在丢失其社会学视野、现实关切精神的同时，也丢失了批评在市场时代的锐利度，自甘于陷在经验现实的泥沼中，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现状，同时也证明了姜涛这类批评文章的珍贵。米尔斯说：“一流的社会分析家会避免僵化的程序;在著作中他尽力发展并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他排斥对概念的组合与分解，只有在有充分理由相信使用更精细的术语能拓宽理解的范围，提高引文的精确度，深化其推理时，他才应用这些术语。”一流的社会分析家如此，一流的诗歌批评家也应这样，如姜涛的批评文字那样，体现着对社会学视野的准确把握，在简约而节制的批评表达中，深度开掘诗歌文本内潜存的社会历史蕴意和文化实践精神。

简而言之，当代诗歌批评需要一种更具洞察力的读法，需要在原有的审美读法之外，添加上立足于社会学视野的新读法。这种读法对批评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需要批评家兼具对诗歌文本的良好把握和对社会学视野的独到领悟。贺桂梅长期从事80年代文学与80年代思想文化关系的研究工作，谈到这一研究的学术难度时，贺桂梅提出：“问题是公共的，但不同专业的参与者带人了相应的专业视野和技能。没有一定的专业训练基础，大概也成不了一个好的文化研究者。同样的道理，不是立足于某一专业、学科领域，大概也很难把公共议题的讨论变得深入和复杂。”贺桂梅坚持从社会学视野上来研究80年代文学和文化，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理论成果，她的这一学术路向是否能在诗歌批评中得到落实呢？姜涛等人的学术实践已经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诗歌批评还存在种种的缺陷。一方面，新诗批评没能发挥自身的专业价值，以中国新诗为知识背景，参与跨学科的公共讨论，将对文本的关注延伸至对当代社会历史的观察;另一方面，也少有以包括社会学在内的跨学科视野，有效拓展新诗批评的理论路径，从而推进本学科的方法论更新。诗歌绝非象牙塔中的艺术，诗歌批评也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个人行为艺术，其现实关切与社会功能也不应在对审美批评方法的机械重复中消磨殆尽。我认为，重视想象力的社会学视野，重建中国新诗的新读法，不失为当代新诗批评走出当下困局的一个可行性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