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咏梅小说的“暮年叙事”

鲁雪莉

作为70后的代表性作家，黄咏梅以独特的叙事才情和审美气质而备受关注。她的小说以勾勒俗世日常、关注底层生命为底色，在俗世的外壳与诗意的内核所构成的特殊张力中，传达了作家对现实生活、人性本相的独特感悟和深切思考。她所塑造的一系列小人物中，给人感受最深的，是那些有关老年人生活的“暮年叙事”。在这些小说中，黄咏梅并不满足于对边缘群体的体恤性书写，而是直逼某些生命本身的内在困局，展示人生“沉入俗世”却又与之疏离乃至决裂的力量，使作品蕴含了某种形而上的澄明之境。

所谓“暮年叙事”，是“指以‘老人作为叙事对象，用散文、小说、电影等真实或虚构的手法书写他们特有的生活境况、情感遭遇、伦理困境等的作品”。人们之所以用“暮年”替换“老年”这一概念，旨在更多地强调老年人的精神状态和内心体验，而并非偏重于老年人生理年龄和外在机体的衰老。事实上，黄咏梅小说中的“暮年叙事”，已成为她步入文坛之后，着力探讨的一个重要叙事目标。在很多作品中，黄咏梅都是自觉地将视角投向老年人的生活现状、情感世界、价值观念等，并在伦理变迁、文化更迭等方面进行了别有意味的探索。她笔下的老人形象，不仅承载了当今社会某些特殊的生存况味，而且折射了她对老一辈人内在精神的呵护，也表现了作家对生死、欲望、伦理等生命属性的积极思考。

一

黄咏梅曾说道：“我就发现目前所写的小说里基本上都围绕着一个母题：一种无力挽回的遗失和一种陌生拾到的惶惑。”这个母题，几乎贯穿了她的“暮年叙事”。在她的很多小说中，我们经常看到的景象是，社会在快速转型，城市在不断变迁，然而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却渐渐脱离正常的现实轨道，徘徊在社会的边缘地带，不适，犹疑，惶惑，间或在困顿中艰难地挣扎几下。这种惶惑与困顿，几乎成为她笔下暮年形象共有的精神特质。

中篇《契爷》中的“契爷”卢本（契爷：在南方两广、港澳一带对干爹的称呼），这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寡居老人，是一个没落家族最后的香火，“无论什么时候都让人感觉破破烂烂的，就像鼻涕一样软塌塌”，两手甩甩，从不干活，由他唯一的妹妹供养着。“卢本那黑糊糊的小屋里。卢本坐在一张旧得冒油的凉席上。我一进屋就闻到了一股馊味……”卢本其貌不扬，邋里邋遢，让人难以产生好感。不过在那封闭滞后的日子里，有着一打“儿女”的卢本，面对家长们的殷勤走动，还能沾沾自喜地找到属于他的威严和虚荣。远房亲戚曾带“契爷”去香港讨生活，本想让他在现代大都市里学点手艺养活自己，但没多久“契爷”就灰溜溜地回来了：“那里（香港）到处都是蛇，我也做了一回蛇。人怎么能当蛇呢？人们以为他在香港得了魔障。”而实际上，卢本是因为完全适应不了香港的现代生活节奏。在国道修建之后，人们都在国道上忙起了生意，卢本也因此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国道上的风起云涌，世道的急遽变迁，信息的日新月异，击溃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让曾经跃跃欲试的卢本不得不龟缩回街口那个石墩上，每日深陷惶惑之中，也令他完全丧失了“契爷”的地位。这种现实的变化，无疑折射了他所代表的传统观念与生活方式，已被利益化的现代伦理所彻底取代。

卢本并不只是一个特例。《档案》里的管山老农们，在面对冷峻强悍的现代都市伦理时，同样暴露出极度不适与惶惑的心绪。“我的父亲一贯是个很霸气的农民，他在我们村里的声誉很高，面子很足”，但当他面对黑色粤A轿车上下来的李振声时，却变得笨拙和不知所措。“李振声一旦离开那辆黑车，一旦走进我们屋，一旦坐进了我们家那只具备二十年以上历史的火桶，我父亲作为长辈的威严就好像候鸟一样飞了回来。”事实上，让这位老父亲手足无措的并不是李振声，而是这个年轻人背后的粤A轿车。以李振声为代表的市场经济规则，以一种绝对性的优势，压倒了小农意识形态中的家庭伦理，令这些乡村中的老人们戚戚然不知所措。《旧账》也是如此。它讲述了传统人伦亲情在都市语境中的失效。十六岁时“我”执意进城打工，为了给“我”攒够厂家要的押金，母亲夜以继日地编鞭炮，并不幸被炸死，酿成了不可挽回的家庭悲剧，成为“我”与父亲之间再也还不清的“旧账”。

现代社会观念及其伦理的快速变迁，不仅给那些老人的暮年生活带来了诸多的生存惶惑，也彻底瓦解了他们赖以生存的传统伦理及其精神信念。《八段锦》中的老中医傅少杰，原是一位妙手回春、谨守医德的传统老中医。“他是病人眼里的一个好郎中，也是好人，医五脏内腑，也医精神气象，既能对症下药，也喂食心灵鸡汤。”他崇尚正直素朴的传统美德，将古色古香的医馆取名为“宝芝堂”，平日里喜欢穿一身丝绸唐装，以茶饮沉淀心境，修习古老的八段锦修身养性，是一个有着传统文化品位与生活趣味的古韵老人。然而，面对利益化的现实和吊诡的社会伦理，不屑为伍的“宝芝堂”最终被迫关门，每天例行的八段锦不再响起，傅少杰也不知所终。中医、八段锦、唐装、茶饮……这些滋养了傅老先生一辈子的传统文化，最终被喧嚣的现代社会所击溃。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傅少杰的暮年生活，以挽歌般的苍凉与无奈，见证了物欲时代的强悍与诡异，也传达了作家对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精神信念的幽思。

老人是时间边缘的游荡者。他们曾经有过生命的激情与辉煌，但在岁月的长河里，却不可避免地走向失意与落寞。当他们努力以残存的生命与当下发生关系时，他们所遭遇的，常常是失败，甚至是丧失人性尊严的溃败。《金石》中的蔡冬生年轻时，是矿产局经验丰富的检测师傅。退休后，老蔡唯一痴迷的就是检测金石。“相比起母女俩对生活风风火火的态度，对物质扑面而来的盎然兴致，老蔡那慢悠悠的生活脚步，以及他对有关消费和享受一切事物的消极”，使他成为一个生活中被忽略、冷落甚至被嫌弃的“煞风景”老头。被社会通行的世俗原则抛弃的老蔡，“只好选择了鸵鸟政策，把头深深地埋在自己的世界里”。最后，患上老年癡呆的蔡冬生彻底成为家庭的“弃儿”，被送进市中心的一家养老院，从此只能寄情于冷冰冰的金石，在迟暮的人生中远离了亲情，也远离了曾经拥有的体面和尊严。

在黄咏梅的笔下，传统伦理中通达睿智、威严庄重的长辈形象，几乎荡然无存。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和日渐陌生的生存环境，这些鲐背苍翥的老人们，在身心上总是不断地被搓揉和挤压，惶惑、无奈、颓唐、无力抗争……他们在生命衰颓的过程中，不时地跃动着人生的虚无与空寂，虽不见得锐痛异常，但也凸现了世道之苍凉。

二

在一般作家的小说中，所谓的“暮年叙事”，大多立足于老人无处逃遁的衰老病死、炎凉无常的人世沧桑等，或者将他们作为代际鸿沟的对立面，衍化为腐朽保守、愚顽落后的文化符号。真正从人性角度，深入到老人们的心理需求和生理需求中，叩问他们作为人的正常人性面貌的作品，并不多见。但是，在黄咏梅的笔下，老年群体的心理需求乃至性爱需要，都成为作家关注暮年生存的重要方式。

垂暮之年的孤独状态，是现代社会进程中城市化扩张与人口急剧流动的背景下，绝大部分老年人无法逃避的生存宿命。这种孤独感，一方面是基于人类普遍的情绪体验，另一方面也来自亲情的流失。它迫使老年人产生一种渴求关爱的特殊心理。《病鱼》中一双“留守”老人在命运的囚笼中无望地挣扎，犹如“病鱼”在鱼缸底为撬食而进行的奋力搏击。他们默默地操劳了大半辈子，最终还要承受寂寞凄凉的晚景煎熬。他们面临与后辈的代际冲突，处于两代人情感无法沟通的错位状态，使自身不断陷入各种惶惑，甚至成为内心无法言说的隐疾。《给猫留门》呈现了同样的代际情感隔膜和老年人孤寂生活中的情感渴求。流浪猫豆包的出现，连接起了老沈与儿孙们来往不多的生活，“有了豆包，老沈就能经常见到雅雅”，“有了豆包，老沈与儿子之间便多了一些话题”。甚至，“因为豆包，父子俩还开起了玩笑”。豆包的存在，似乎化解了老沈与儿子多年以来的情感隔膜，褪去了在儿子童年时候剥夺他抚养大黄猫权利的粗暴父亲的记忆。豆包成为他与儿子、孙女的情感维系，也慢慢地成为老沈孤寂生活中的牵挂。然而好景不长，一次老友的造访，豆包不见了;“给猫留门”，遂成为老沈此生无奈的守望。

《小姐妹》中，左丽娟与顾智慧的“姐妹”情谊，也是萌生于这两位老年妇女孤独生活中的抱团取暖，是对她们情感空虚与亲情残缺的心灵慰藉。饶有意味的是，小说的重心并不仅仅在此。作家从另一个层面切入对暮年人生心理需求的关注。小说叙事上的张力，一方面来自标题“小姐妹”与实际的“老姐妹”之间的反差，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文本中“虚”与“实”的安排，即“话语现实”与“生活现实”之间的并置。“生活现实”展现了左丽娟与顾智慧在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中建立起来的姐妹情谊，其间有无言的隐秘心理，女人之间的较劲，尽显人性的幽暗与复杂。“话语现实”则是左丽娟用话语构造的关于儿女状况的“第二现实”。“虚”“实”两线最后交会至谎言揭穿者：卖羊肉的女人。一个星期天，两人相邀去农贸市场买羊肉过冬至，左丽娟为了还价四块六毛钱而与卖羊肉女人起了争执，小说情节达到高潮，前面所有由左丽娟话语编织的“第二现实”轰然坍塌，真相随即呈现：女儿女婿若干年前就被黑社会打死，儿子是“在下面加油站卖茶叶蛋”的，并非如左丽娟所炫耀的，“儿子在澳门开几个赌场”;“女儿在广东做服装生意，每年交几千万的税”;“儿子考上清华，女儿考上北大”。追寻左丽娟行为的心理动机，我们可以看到更为深层的文化伦理，因为在中国社会的世俗生活中，老年人尊严与体面的获得，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后辈的社会地位与财富价值。左丽娟身处社会市井，在底层生存的焦虑中，靠想象性的话语炮制了后辈生活状况的“第二现实”，而且一直迷惑着许多人，直到被农贸市场卖羊肉女人当众揭穿，最终导致左丽娟的精神崩溃。左丽娟用话语编织的有关儿女优越身份的种种“白日梦”，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老年人对世俗性价值认同的深层焦虑，也折射了她们内心深处寻求一种被世俗认同的期待。这种求得他人尊重与认同的情感需求，即马斯洛需求层次中的“尊重需求”。左丽娟所构造的谎言“现实”，无疑是对冰冷现实的替代性补偿与想象性满足。

情感需求的匮乏与认同感的缺失，使得老人们在沉湎过往的同时，也探寻着主体的自我认同。《父亲的后视镜》频频将叙事回溯于“后视镜”的参照之下。“后视镜”中呈现的“镜中之像”不仅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父亲”在后视镜中看到的世界始终是一个“他者”，一个凝缩了存在意义的虚幻的镜像。“父亲”在一次次旅途中看到的风景，“多数是在镜子里看到的”，“后视镜里看到的东西，比老王伯伯的风筝还飞得远，又远又小”。而“父亲”正是在一次次对“他者”的超越与前行中，完成了他对自我主体的确认。同时，被“父亲”甩在身后的，还有时间。“父亲在跑，时间在跑，父亲在路上的时间等于静止。”退休以后，不再开车的“父亲”因为脊柱的变形增生开始练习倒走，“仿佛他的身体左右各安了两只后视镜，背上装了只影像雷达，并且还发出了嘟嘟的警报声”，这“让父亲重新找回了上班的感觉”。而倒行途中的一次艳遇，更是让花甲之年的“父亲”重新焕发出生命的活力，仿佛时间并未在他身上留下岁月的痕迹。“他跳舞的时候，脖子尽量伸得长长的，在蓝荧荧的灯光下，就像一尾俊美的白条鱼，而赵女士呢，父亲觉得她就像风情万种的美人鱼了”;“他们像两条优雅的鱼，欢乐、亲昵，在这幽暗的水晶宫里，游过来游过去。”“父亲”对赵女士的动情与求婚，与其说是他对两性之爱的情感渴求，毋宁说是他对自我主体的“再次确认”。因为，“人的欲望是在他人的欲望里得到其意义。这不是因为他人控制着他想要的东西，而是因为他的首要目的是让他人承认他”。然而，“父亲”的“后视镜”毕竟是虚幻的，这在小说进行了多层面的铺垫：如父亲的出轨事件，“父亲”在路上因为拍风景所导致的事故等等之后，叙事终于奔向哈利·伯纳特所说的“爆炸”，“故事”滑出了“经验”。赵女士对父亲的所有接近，只是为了卷走父亲衣柜里那些值钱的东西。之后，赵女士如灰尘般消失了。这次“重创”充分宣告了父亲在时间面前的溃败。最终，“父亲”以在运河中腾挪自如的仰泳完成了暮年人生对自我主体的追寻，小说结尾以温情又不无唏嘘的语调写道：“他的脚一用力，运河被他蹬在了身后，再一用力，整个城市都被他蹬在了身后。”避实就虚的叙事策略，强化了“父亲”心理困境的内在张力。

主体的自我认同是为了获得对生命的肯定。人作为生命的存在首先是肉身的存在，因而对生命的肯定，首先便是对身体欲望，即性欲的肯定。性欲是一切生理需求的焦点，它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除生命外，它（性）是所有的冲动中力量最强大、活力最旺盛的。它也是人们努力一生的终极目标。”《蜻蜓点水》中，黄咏梅同样将笔触深入老年人日常生活的鸡毛蒜皮，以坦然的现代生命观直面了老年人的身体欲求及精神困境。小说以“空巢户”老曾和另一位老伙计老霍的“早安问候”开头，讲述了退休老职工们暮年生活的烦闷郁结，演绎老年人在年迈龙钟之际的生理尴尬。与初恋何淑贤的过去，一直是老曾记忆深处的隐痛。一直以来，老曾都耿耿于怀于没有在何淑贤那“两包鼓鼓的胸脯”上来一下。学音乐的何淑贤身材娉袅，体态轻盈，“胸脯高高挺起，像要飞天般”，与妻子陈莲英形成了鲜明反差。陈莲英“从上到下四平八稳，方形的脸，脑袋到肩膀到屁股到双腿的几个点，只要运用一下抽象思维，就能把这些点连成几何图形”。不仅如此，“陈莲英的个性也很‘立几，硬邦邦，四方方，不小心能让人磕出一块‘瘀青一。人到暮年，由身体的日渐颓败与精神的无所适从而生发压抑的焦灼，将老曾们推向了伦理的困境。小说结尾，老曾对“年轻”而白嫩的女人下了手，趁其不意，“蜻蜓点水”般地碰了碰她的胸脯。透过老曾种种猥琐的想象和举止，小说呈现了老年人隐秘的性心理欲求，触及当前老龄社会的一个“痛点”，从别样的角度展开了对老年伦理危机的思考和关注。对于年华渐失的老人们而言，他们对性欲的追求并不是为了感官享受，而是体现生命的自证行为。有专家就认为：“为什么老年人，即使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也可能继续保持性活动？当然不一定是直接的性交。因为性的活动会让他们感覺到被爱、被珍视，让他们感觉到有活力、生龙活虎，男性雄风犹存，女性依旧温婉性感，同时性能够给彼此带来温暖和相互享受。性冲动是生理性的、本能性的，性渴求是思想上的、社会性的。”身弱体衰的老年群体对异性的向往、性冲动的实质，是对生命力的捍卫，对“自我实现的完整性”的需要。他们试图通过思想或身体的漫游式回忆，求证生命的完整，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他们“反抗绝望”的一种方式。黄咏梅注视着这些老人因残缺、疾病或衰老而招致的生存尴尬，传达了对人类无可逃脱的困顿的思考：老者究竟该怎样面对生命衰微过程中的残缺、衰老、羞耻等问题，又该怎样重塑生命应有的尊严，表现出她对公共生活的积极介入和对生命形态的特殊关注。

无论是《给猫留门》《小姐妹》，还是《蜻蜓点水》《父亲的后视镜》，都反映出老年人日常生活的真实样态和人到暮年内心微妙的变化。黄咏梅对暮年人群心理需求的细腻挖掘，尤其对他们心理与生理需求的深层摹写，都凸显了暮年人生的欲望问题。众所周知，欲望作为人性的基本内容，是生命的内驱力。历经人世沧桑，拥有着丰富人生体验和生活阅历的老人，他们所具有的欲望，同样包含了爱与性、尊重与认同、自我实现等内涵。其中，因为处在正常生命进程的最后阶段，“与时间的对抗”往往成为他们最大的生命欲望。对抗时间，意味着对抗日渐衰老的、颓败的、沉重的肉身。而欲望，无论是心理上的还是生理上的，都具有一种回溯性的神秘力量，成为老年人完整生命的自我确证，也是生命力彰显的一种表征。它剔除了形而上的功能，凸现了某种形而上的意义。

三

暮年叙事，终究离不开死亡的叩问。因为死亡是暮年的人生常态，也是生命的必然归宿。在黄咏梅的笔下，死亡的出现，既不会使人感到恐惧，但也不让人感到崇高，似乎在边缘的现实生活里，生似蝼蚁，死如尘埃，才是芸芸众生最真实的生命状态。虽然她的小说中也常常会出现很多偶然的、非常态的死亡事件，但其目的，还在于“以死观生”，展现人们如蝼蚁一般的“生”，同时也传达了作家对生死问题的哲思。

《何似在人间》就在一种淡淡而又不乏温馨的叙事语调中，呈现了遥远而又清晰的死亡。主人公廖远昆是松村“生”与“死”的引渡者：“最后一个抹澡人。”“他从来就不怕死，更不怕死人。”与松村人恐惧于生命的消亡不同，他从来不觉得“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事。小说着重叙述了他给两个人的抹澡：“文革”时害死父亲的冤家对头耀宗老人和情人小青。廖远昆虽然应诺给耀宗老人抹了澡，却在趁人不备时，以牙签偷换了本该放在死者嘴中用来买孟婆汤的银子。这样，他“也就永远都惦记着自己犯下的错误和结下的仇怨啦”。在给情人小青抹澡时，他的温柔细致令所有松村的女人羡慕不已;从来不哭的他，在看到一双马拐相伴小青远去后，终于号啕大哭。这两场“抹澡”，终结了他与俗世的最后恩怨和牵挂。从此以后，生命的执着与眷恋注定无处安放。当生存的意义被掏空后，人处于无欲无求的自在境界，死亡便不再灰暗和令人恐惧。小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家对数次死亡的摹写，尤其是写到廖远昆也给自己的人生抹了一个大“澡”，“脚底下哪里是一条河？这人间，哪会有这么一条亮堂的河？他尽量把身子朝河面探去。他的耳朵就听到了热闹的讲话声，有男有女，分明是人群在灯光处聚会。他多么渴望加入这场聚会啊。就这样听着听着，他的两只手臂变成了两片薄薄的翅膀，朝着光亮的聚会，热情地飞去了”。死亡叙述呈现出极为反常的温暖而又平静的状态，似乎死亡成为一种永恒的幸福。死亡的来临，消除了一切尘世间的忧愁与烦恼，意味着安宁平和;它使人获得了解脱，是灵魂的栖息地。这种对死亡的书写甚至模糊了“生”与“死”的边界，在一种虚化、诗化的情境中，营造出“何似在人间”的妙境。可以说，黄咏梅对廖远昆的死亡叙述，表达的是她对待生死的淡然与超然。在面对“死亡”终极命题时所呈现的超脱精神，显示了黄咏梅对生命的某种彻悟，也使她的死亡书写，带有某种存在主义的哲学意味。

死亡既然是生命的必然归宿，那么“此在的生”，又该如何“诗意的栖居”？如何在坚硬的现实面前，实现真正的自我救赎？面对这种永恒的诘问，没有人能够给出清晰的答案。但是，在一股淡淡的挽歌情调中，《何似在人间》却将存在意义的思考渗透在生命、生活与自然的晚景中。面对生命的易逝与生活的磨难，她笔下的暮年人生，总是以别样的顽强呈现出来，体现出追寻“生命可能性”的光辉。即使最终归于失败，甚至死亡，但于暮年景象中深藏的那些生命的亮光，却也毋宁说是一曲生命的颂歌。

《达人》里的丘处机，作为一名混迹于石井街菜市场的“卸货工”，无疑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无名之辈。在旁人眼中，丘处机是个古怪而毫不现实的人，他的人生偶像是老气横秋的丘处机;他的温饱问题都没解决，却为了改名丘处机而费尽心思地到处折腾。之所以称他为“达人”，不仅因为他是个超级武侠痴，更是因了他的一手绝活——运货卸货从无差错，还能够徒手捧冰！早市的时候，冰鲜档里要用到的冰块每方重达十几斤，其他人只能用铁钩钩着冰块拖著走，丘处机却能够不借助任何工具，只凭一双大手，将一方冰运到冰鲜档。运冰的时候，丘处机依旧步履从容，不紧不慢，就好像他拿在手上的不是亮晶晶的冰块，而是一束娇艳欲滴的百合花，坊间甚至传闻丘处机练就了铁掌功。小人物在生活的小道上负重前行，却以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超越于现实困境的精神追求而具有了自由自在的精神品性，这无疑显示了作家对理想生命形态的思考。在物欲横流的时代，生活并不永远充满阳光，贫穷的重压、权力社会的制约、伦理观念的拘囿，让这些底层小人物的夹缝人生更显不易。迫于生计，丘处机放弃了蹭空调读武侠的惬意生活，干回了印刷厂的老本行，却在一次意外中不幸被切断四根手指，成了残疾人。赖以生存的身体缺陷，使小说中的伤感直接表现为生命本身的伤感。在这里，命运的悲剧感以绝对强悍的姿态存在着，让人无法逃避，也无法隐藏。

别有意味的，还有《把梦想喂肥》。这篇小说与其说是黄咏梅以悲悯的目光表达了对暮年底层女性生存艰难的人道主义同情，毋宁说她营造了一个困顿中不屈不挠的生存寓言。“我妈”是小山城梅花州里的“大家姐”，小学毕业的她，以一种超乎寻常的努力，在瘸腿的苦难中活出了坚强，努力追求着梦想中的美好生活。虽然瘸腿不仅让“我妈”承受肢体的残缺与精神的痛苦，也给她带来了生存的困境;她失去了像正常人一样平等生存的机会，同时也被剥夺了爱的权利与生命的尊严。但也恰恰是这条被忽视、被狠狠捶打的坏腿，成了她艰苦创业的拐杖，支撑她走遍了广州的各个犄角旮旯，使她终于能将自己的梦想一点点“喂肥”。——尽管在小说的最后，广州这座城市最终还是以喧哗和玄虚吞噬了她。在步入人生暮年的路途之中，“我妈”却从未放弃生存的梦想。面对强硬而吊诡的现实，她以绝决的反抗姿态，东奔西突，永不言弃，凸现了一个普通老妇不甘命运安排、始终心存向往的飞蛾扑火般的执拗。“我妈”的抗争与挣扎虽以失败告终，但她对梦想的执着无疑闪耀着动人的人性光辉。这种倔强而又盲目的生活往往给人以延绵的、与生活一起无可逃避的痛感。

迟子建曾说：“生比死艰难，死是速战速决的，而生则是非常惨烈的过程。”“生的惨烈”正是在于人被命运裹挟时与之对抗的无力感，如西绪福斯那般。在黄咏梅的小说中，很多卑微平凡的人物，与乌托邦式的梦想追求之间形成了明显的情感张力。而卑微中的梦想，正是人性中最值得期许之处;困境中的坚忍，亦显现了人性的担当与承受，人性因之而获得了向上的高度与力量。黄咏梅立足现实，直面人物的爱恨与悲怆，将日常生活的现实逻辑推至存在与人性的层面，在波澜不惊的叙事节奏中呈现生命的意义，从而使她笔下的暮年人生在与现实的对抗中更显震撼人心的力量。

每个人都将被时间之轮带向垂垂暮年。面对容颜渐老、身体孱弱甚至情感失落的生存状态，在看似平静的日常生活中，老人们的内心总是充满了各种繁复而又无奈的意绪。黄咏梅小说中的“暮年叙事”，正是在日常生活的背后，揭示了社会转型时期所隐藏的各种代际鸿沟，展现了身处边缘的老人们的种种生存之痛，从中体现了创作主体温厚豁达的命运观。她以女性特有的温婉气质，在冷静简约的语言与悲悯温暖的情怀相交织中，为“暮年人生”的书写，增添了一种别有意味的人生风景。唯因如此，我们也可以从黄咏梅的“暮年叙事”中看到，她的创作并不像其他70后作家那样，过度强调“去社会化”的个人化写作，而是更加自觉地审视当下的一些社会问题，发掘并探讨了暮年人生独有的生命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