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范小青小说中的“寻找”叙事

班易文

小说，作为一种叙事的艺术，既是虚构，也来自对真实的人生与命运的体察。而真实的人生充斥着“寻找”，寻找的对象抑或是抽象的价值、自我、理想、真理、自由等，抑或是具体的物件或生命。“寻找”常常是范小青小说中隐现的主题或是叙事的核心，一些小说叙述了寻找某样物件的故事，如《在街上行走》《谁能说出真相》《城乡简史》等;另一些小说叙述了寻找故人、亲人甚至陌生人的故事，如《寻找卫华姐》《寻找失散的姐妹》《我的名字叫王村》《父亲还在渔隐街》等。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曾说“没有一种东西，能够像小说那样，真实地把人类生活的不确定性描绘得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寻找的过程与结果充斥着不确定性，这是命运之书的奥秘，对“寻找”的书写也就是人类与荒诞命运抗争的见证。范小青热衷于书写“寻找”，尤其是“寻找”的不确定性，并且塑造出在不确定性的笼罩下仍旧执拗于“寻找”本身，甚而带有西绪福斯意味的诸多形象。在这些作品中，出版于2014年的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王村》尤其突出地展现了“寻找”叙事作为作家叙述上的策略，如何一步步推进情节、拓展叙事空间与意涵。

一、“尋找”：作为一种叙事策略

《我的名字叫王村》这部小说叙述了“我”把精神失常的弟弟弄丢了，又想尽办法寻找弟弟的故事，“寻找”是小说的核心，但不是唯一的主题，范小青在写作过程中已经感知到了这一点，“以我的感觉，《我的名字叫王村》这部小说，可能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主题，也可能有数个主题、许多主题。至少，‘寻找不是它的唯一的主题。或者说，我在酝酿写作和开始写作的时候，‘寻找曾经是我的主题，但是当我完成了小说的时候，主题已经变化了，或者是拓展了，或者是异化了，或者是错位了，总之，‘寻找已经退到次要的位置了”。小说中，在寻找弟弟的途中所经历的荒诞遭遇，比寻找弟弟这一行动本身更为重要，直到小说最后以弟弟的出现，村庄的消失为结局的轻妙反讽，使得小说在美学上更加接近西方现代主义的作品，更准确地说，就是更加接近于卡夫卡《城堡》式的“寻找之不可能”的故事，寻找本身的意义是被消解的，而通过“寻找之不可能”呈现出的个人乃至社会的价值混乱更加符合作者的意图，因此，作者对自己的小说“可能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主题”的判断无疑是准确的。

虽然范小青的大量小说都在叙述“寻找”的故事，但是否能够构成范小青小说的一个母题，从而做出主题学意义上的分析是有待商榷的，本文侧重于认为范小青以“寻找”为线索安排小说情节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叙事上的策略，最起码在《我的名字叫王村》这篇小说中是这样的。在《我的名字叫王村》中，作者设置动态的人物对立关系来完成“寻找”叙事，例如（1）弟弟和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2）“我”与弟弟的关系。（3）“我”与赖月的关系。这是作者的叙述策略，同时，这些人物关系之间在结构上都不存在激烈的冲突，如作者塑造的父亲虽然自私，但父亲被打后的医疗费，反而为“我”去找弟弟提供了资金，这种阴差阳错般的叙事拐点充斥在范小青的小说中，在不违背逻辑的情况下营造出戏剧性，也使得人物关系又趋于和缓，这便是作者风格化的叙事策略。

为了使“寻找”叙事进行下去，旧的角色可以承担新的功能，或者加入新角色，再根据角色排列功能项，这是设计情节的常见方法。普罗普从俄国民间故事中，总结出一个典型的情景，即“加害者+寻找者+将要寻找的对象”，并且伴随着回合的重复，“在第一个回合中扮演相助者的，在第二个回合中扮演加害者”这取决于人物的功能，在《我的名字叫王村》中“我”就是第一回合（弟弟走失前）的加害者之一，而新的回合中则是寻找者。作者设计的“王大包”这一角色同样也因功能的变化影响了情节的走向，王大包刚刚出现时，显然是一个相助者，并且是一个全能的相助者，他不仅帮助“我”解决了吃饭住宿的问题，还在寻找弟弟这件对于主人公最重要的事情上给予了关键帮助（帮助“我”去江城救助站），但期间，王大包突然消失，其相助者的角色暂时转化为将要寻找的对象，使得情节更加曲折。“寻找”是人物的行动，是核心的情节，更是作者写作时策略性的设计，那么，如果说“寻找”是作者叙事的策略，她通过这一策略又抵达了哪里呢？

二、由“寻找”勾连起的城乡空间

“寻找”叙事中必然包含着人物的位移，这也就拓展了小说的叙事空间，在范小青的小说中，随着人物寻找的脚步，城市与乡镇联系了起来，在二元结构的视野中，城市与乡村作为独立的现实空间展现出了各自的症候，同时，在“人”的流动带来的人物视角的变换下，城乡关系的复杂性也浮现出来。

由城乡关系的角度看，范小青的“寻找”叙事中存在三种基本的人物位移方式：

第一，是乡下人进入城市。如在小说《父亲还在渔隐街》中，娟子与去城市的父亲逐渐失去了联系后，决定去城里寻找父亲，在《城乡简史》中王才为了找到昂贵得不可思议的香薰精油，举家迁往城市。在这一类叙事中，无论是娟子遭遇到的“鸡妈妈”，还是王才在城市收旧货维持生计，都显示出作者通过“寻找”打开了城市的底层生存空间。城市对于娟子的父亲和王才来说意味着一种更好的生活，他们来到城市，是为了“多挣点钱”或是觉得“城里连电扇都有的捡”，看似他们寻找到了更好的物质条件，但作者通过这一类“寻找”叙事隐含了深沉的忧虑，在《父亲还在渔隐街》中，娟子的寻找最终以失败告终，失去父亲的现实隐喻即劳动力流动带来的无法挽回的乡村陷落，这种陷落既是社会意义上的，也是道德伦理上的，而在《城乡简史》中，王才因为账本到城里生活心满意足，除了这个人物性格上的天真与乐观，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来自“西部”“甘肃”“贫困地区”，中国城乡不平等、甚至是地区发展不平等的病灶被作者洞察得一清二楚，这样的“寻找”书写看似温和，实则犀利。

第二，是在城市里生活的人下乡。《城乡简史》的双线叙事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寻找”，蒋自清为了找到自己的账本，来到了甘肃一所小学，最后发现，在极度的贫穷面前，对账本的寻找显得不值一提，城市与农村俨然是两个世界，两套不同的体系，这种“寻找”使现代城市人产生“顿悟”，但同时也意味着他们之间无法真正理解，小说最后蒋自清与王才互为邻里，但蒋自清还是没找到他近在咫尺的账本，无疑这是寓言式的写法，昭示着城乡之间的文化鸿沟是现代性内在的断裂，在另一篇短篇小说《接头地点》中，作者也写出了这种寓言，主人公马四季是大学毕业生，却因买不到房子的现实焦虑而决定去做村官，从城市到农村寻找谋生方式，马四季去赖坟头村和村支书接头却总是接不上，马四季寻找的困难，来自赖支书的有意逃避，因为赖支书违规规划坟地。于是，城市中的现代化管理规则与农村基层管理者为了生存而无所不用的狡黠之间再次产生了矛盾（在《我的名字叫王村》中，可以看到对这种矛盾的描写）。小说最后，离开赖坟头村多年后的马四季，希望在高铁上看一眼这个村子，他的寻找还是失败了，高铁的疾驰与村庄的渺小注定了他的失败，二者无疑是当代中国发展之高速以及这种速度下农村的挣扎与失序的缩影。

第三，是乡下人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往返游走。《我的名字叫王村》就是这样的作品，小说中，“我”为了寻找弟弟多次离乡返乡，最后在仁城找到了弟弟。范小青通过这种在城乡间的折返式的“寻找”，书写出了更复杂的城乡空间。小说中的“寻找”叙事是根据主人公的视角展开的，因此，《我的名字叫王村》中的城市是经过主人公“我”的目光过滤的城市，小说中的城市不是纯粹客观的、景观化的所在，而是内在于一个农村人的目光。小说里“我”第一次去城市是去精神病院带弟弟看病，这是农村人有了大病不得不背井离乡去往城市的现实写照，反映了当下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均。之后，精神病院的分科使得“我”手足无措。分科是现代工具理性的表征，依据的是西方医学，难免对“我”这样的农村青年造成“我虽然认得字，但是我不理解这些字的意思”的冲击。对照《赤脚医生万泉和》中乡土世界出现了胡师娘用巫术驱赶疾病的情节，可以发现作者不是简单地用“科学/愚昧”“先进/落后”的启蒙话语规范划分高下，不同医学观对于“身体”的不同理解背后是文明与文化的巨大议题，而范小青的小说力图反映出西方现代文明工具理性在追求高效的同时也埋下了人际关系冷漠的苦果，从而反思城市化对乡土世界传统人伦中温情与诗意的剥夺。

资本的逻辑渗透到当代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也穿透了城乡二元结构。更有力的证明是“我”每次回到家乡，都见证了村长的大蒜精致富之路一步步走向幻灭。片面粗浅地模仿城市经验，正如片面粗浅地模仿西方经验那般不可取，前后对读之下，就会发现作者的写法充满了黑色幽默的意味，小王村的破产不是超现实的隐喻性的设置，而是中国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正在经历的殇折，因此这种写法也饱含了作者对现实的讽喻与警示。

三、“寻找”与“迷失”的辩证法

在小说中，充斥着“寻找”与“迷失”的辩证法，从叙事表层看，“迷失”构成了“寻找”的原因，提供了充足的人物动机，同时，小说在没有脱离现实的土壤，保持历史的眼光的前提下，也是一部具有荒诞性的心灵史，叙述了“心灵”上的“寻找”与“迷失”。

小说伊始，“我”为了遗弃弟弟，带弟弟走遍了小王村，“我还有工作要做，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抹掉弟弟对于家乡的所有记忆和印象，要去掉弟弟心中可能留有的家乡的气味和线索”。为何磨灭弟弟的记忆，还要和弟弟在村中游走？这难道不是加深记忆的途径？作者将主人公的心理解释成要去“探底”，看弟弟到底记得多少，这样才能防止他再回来。但看到故乡的神树老槐树时，“我”又嘱咐弟弟千万不要忘记，看见了槐树便是找到了小王村。这段表述中人物动机与人物行为是矛盾的，直到小说尾声，这种矛盾背后隐含的作者意图才显现出来。“猛然间，我被自己的话敲醒了，我忽然想起了往事，你们都还记得，当初我打算丢掉弟弟之前，故意带着弟弟在小王村走了一圈，想抹去弟弟对于家乡的记忆和印象。但一直以来，我始终不知道我有没有抹去弟弟印象中的家乡，可是现实中的真实的家乡却真的没有了。这难道不是我的活报应吗？”弟弟的记忆与现实形成了颠倒的关系，甚至，弟弟清晰地说“我知道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叫王村”，在之前，弟弟只会说三种语言，与老鼠有关的俗语、对他人的模仿、在别人问名字时回答“王全”（“我”的名字），而“我的名字叫王村”显然是一句具有理性的判断，他以自我命名的方式“记住”了自己的家乡，而现实的家乡已然消失，“我”在寻找过程中也屡次产生了自我怀疑：以为弟弟不存在，或者认为自己也有精神疾病，而故乡的物：槐树、老井以及大蒜厂也随着乡村一同消失了。但村庄却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弟弟的记忆中，成为“小王村”这一置换了所指的能指。如此看来，作者之前矛盾的叙述便产生了意义，带着弟弟凝望故土及其风物是对结局的铺垫。扬·阿斯曼（Jan Aassmann）在《文化记忆》一书中将人类记忆分为四类：摹仿性记忆，指人的日常行事;对物的记忆，指物品的私人意义;交往记忆，指互动方式的记忆，如语言;文化记忆，指的是文化意义的传承，墓碑、神像等都是召唤物。对家乡的记忆往往深植于对家乡风物的记忆，对槐树、老井以及大蒜独特气味的记忆不仅是对私人意义上的物的记忆，而且是对交往互动方式的记忆，即对“我”曾带着弟弟一起走过家乡土地，体味家乡独特风物的经历的记忆，同时，这也是文化的记忆，小说特别写到了槐树不畏大水大暑，代代相传，成为传说的特征，这是对在小王村生活过的所有人可以构成召唤的物，这便是一种文化的记忆。在此后的叙述中，“我”寻找弟弟、村长、王图等人寻找致富之路的故事看似是“真实”的，但却因村庄的消失，抹上了一层“虚幻”的色彩，众人看似是理性的，在明确的目标的引导下做出一系列的行动，但也却逐渐迷失了自我，走向了非理性——“我”的缺席、村长的误判使得村子破灭，只有弟弟没有在征用土地的文件上签字，成为“小王村最后的一张王牌”。作者构造了共同体的寻找/迷失与个体的寻找/迷失这一组辩证的关系。最终，村庄这一共同体恢复理性秩序与文化记忆的希望，也只能寄予一个疯癲的个体的迷失。这错失了中心意义的谵妄症候，不仅发生在弟弟意识里，更是发生在小王村，以及以小王村为代表的正在经历转型的中国乡村。

同样，“我”这一人物也表现出了谵妄的症候，“我”时不时会与读者对话“我没有弟弟，我就是我弟弟，我就是王全，王全就是我弟弟，王全就是我”。而最后，弟弟的出现也证明了“我”和弟弟是两个人，但还有一种解读的可能，即之后的一切叙述只是“我”的妄言，弟弟的出现不过是“我”的幻觉，整本书的叙述也不过是一种变形的“狂人日记”。弟弟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客体化的弟弟已经构成了“我”作为一个主体存在的全部意义，甚至是我和这个世界产生联系的方式。“不是我丢掉了弟弟，而是弟弟丢掉了我”“即便我甩着两只手，在村里到处游荡的时候，我仍然背着我的沉重的弟弟”。这些表述都说明了弟弟的迷失，就是“我”的迷失，“我”所属的家庭以人格品质低劣的父亲为权力中心，最终走向了支离破碎。同时，“我”没有完全走人公共空间，无论是在乡村收水费，还是在城里当保安，“我”只是为了寻找弟弟，其社会价值也是空洞的。“我”并不算是知识阶层，但作者让其自认为是“知识分子”，也形成了一种讽刺。

范小青擅长借由身份问题，书写人的寻找与迷失。在更晚近的作品《桂香街》（2016年）中，主人公林又红因为被桂香街的居民误认为是蒋主任，顺势帮助了居民，后来便不断有人找她解决问题，一开始她想办法寻找真的蒋主任，寻找无果后她就真的参与到了社区工作中。但问题是人们如何确认自我的身份来获得认同感呢？即使是意志十分强大的林又红在小说最后也面临了职业选择上的困惑。而对于乡下人来说，职场所意味的当代城市市民社会的个人奋斗也可能是他们的愿景吗？他们真的可以在谋生之外得到主体认同感吗？通过身份的“寻找”和“迷失”表现当代生活的失范与当代人的精神焦虑，是范小青一直坚持的写法。在《像鸟一样飞来飞去》中郭大与郭大牙身份证上的名字错了，却只有通过承认自己是身份证上的错误身份才能顺利地生活下去，正如《我的名字叫王村》中“我”办了假的身份证，办事才容易多了，只能依靠身份证证明身份是荒谬的，也是来自熟人社会的乡下人进城后无法理解的。此外，范小青还观察到有人对自己外乡人的身份自觉地伪装的现象，如《这鸟，像人一样说话》中的年轻人宣梅和男朋友学着本地人的方言，以掩饰自己本来的身份，最终以迷失了本真的自我为代价在城市中安身立命，反映出了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现实无奈。而在讲求专业化、理性化、制度化的当代城市生活中，人在被标签化的过程中，主体的连续性将会遭到破坏。再回到《我的名字叫王村》这篇小说中，无论读者承认弟弟的存在与否，小说都塑造了至少一个精神分裂者（弟弟或想象出弟弟的“我”），这一形象符合詹明信从拉康那里得到的启发性思考“精神分裂的感受是这样一种有关孤立的、隔绝的、非连续的物质能指的感受，它们无能于扣连一个连续的序列。于是，精神分裂者也不知道我们心目中的个人身份，因为我们对身份的感觉有赖我们对于‘我在时间上的持续性的感觉”。诚然，詹明信是在文学的诗学意义上思考这一问题，而不是简单分析文学形象中的精神分裂者，但他的话仍然有助于我们发现《我的名字叫王村》对“自我”在现实中的迷失了“意义效应”（即能指与所指的断裂）的后现代困局的表现。

范小青的小说在多个层面上形成了“寻找”与“迷失”的辩证法，反思了现代化城市化中自我的分裂、个体与现实世界的分裂，剖开了疯癫背后理性的自反。但值得注意的是，范小青绝非一位乐于布置冰冷的后现代谜题的小说家，她始终以一双敏锐的眼观察市井与乡间，以一支有溫度的笔描绘着人心与人性。在她的“寻找”叙事的作品中，《右岗的茶树》《寻找失散的姐妹》《想念菊官》等都表现出了“寻找”依靠的仍旧是人心与人心的羁绊，即使在《我的名字叫王村》这样具有荒诞性的作品中，“我”一定要找到弟弟的执念，以及途中关科长、牛脸给予过“我”的帮助，都展现出作者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的把握，使作品充满了感性与细腻。也许正是在故土日渐衰微、情感愈发冰冷的现代社会里，这样的温情才愈发可贵。范小青的努力证明了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人文关怀始终比技巧来得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