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与决策信息传递

张学兵

1960年至1961年之交，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八届九中全会等重要场合，多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随后，他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先后深入基层，以处境最为困难的农村为重点，展开一系列调查研究。中央党政部门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负责人，也纷纷深入县、社、队，进行重点调查。

通过大调研，全党对农村的真实情况、农民的迫切需求，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认识不断深化，开始以更大的决心和气力纠正1958年公社化以来农村工作中的错误。认识深化和政策调整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俗称“农业六十条”）之中，其中最为突出的政策调整有两项，一是取消农民强烈反对的公共食堂；二是把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相当于原来初级社的规模。这些调整没有突破人民公社的政策和体制框架，但解决了农民意见最大、反映最强烈的一些紧迫问题，对遏制“平调风”“共产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是当代中国史上一次较为典型和成功的大调研，它直接为决策者传递了丰富的农村信息，决策者以此为据，作出部署，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实现农村政策的调整。和这次大调研大致可比的，是1955年底到1956年春的大调研，当时，为了准备中共八大的召开和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了大量周密而系统的调查研究，他们先后听取几十个中央和国务院部委的汇报。在调研中，毛泽东形成了一些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也因此有了一个良好开端。

不过，历史地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调查研究与决策信息传递之间，并不总是像1956年、1961年那样，呈现正向的良性关系。信息的获取、承转、分辨、反馈和处理，经常受到诸多主观客观、直接间接因素的影响。

首先，调查研究要能够全面、真实反映情况。一般而言，没有人否定调查研究本身，不同层次和类型的调研，在不同时段、不同环境下总是有的。某些情况下，决策者对情况不摸底，固然是缺乏调查研究所致，但已有的调查研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或许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事实上，“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之后，各地出现了大量的调研报告，比如《初升的太阳——北京市郊区九个人民公社调查报告》《人民公社的光芒——广西人民公社调查》《初升的太阳——辽宁省人民公社调查选编》等，此类讴歌“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调研，或者夸大成绩、拔高经验，或者遮蔽问题、掩盖矛盾，无法承担有效的信息传递功能，反而可能干扰领导人的判断和决策。人们熟知，邓小平多次说，家庭承包经营的“发明权”归农民，其实，1958年到1959年间，毛泽东也不止一次地表示过，人民公社是农民“自发搞起来的”，他“无发明之权”。毛泽东或许也看到了部分事实，但呈递给他的各级、各类信息汇集和调研报告中，有的显然缺乏对农村情况的全面和深入反映。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中提到：调查研究实际上并不缺乏，“大跃进”时期，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县委书记，是下基層最多的年份之一，当时很多部的部长都到基层去了，以至周恩来下令每个部必须留下一个部级干部看家，免得中央有急事找不到人。可见，是否调研是一回事，调研能否反映真实情况，则是另一回事。1961年3月，中共中央就调查工作问题发出一封信，其中分析了最近几年工作中出现缺点错误的原因，并明确指出：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

其次，较为客观的调研信息要能反映上去。“大跃进”中，一些地方粮食亩产“放卫星”，假造超高亩产场景，这在当时，参观、考察者也不是没有人发现，但在反“右倾保守”“拔白旗”的压力下，看破又说破，并往上反映，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薛暮桥回忆：1958年8月全国统计工作会议期间，有五六个省的统计局长来看他，说省委要统计局报假账，不报就要受处分，如照省委的意图报，又违反统计纪律，怎么办？薛暮桥说：现在“大跃进”，势不可挡，只能听省委的话，将来总有一天中央会问你们真实数字，你们仍要做好准备，随时可以把实际数字拿出来。薄一波回忆：庐山会议后期，他接到通知参会，他原先准备的发言稿中列举了“大跃进”以来“比较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在得知会议风向转变后，他没敢拿出稿子，而是按照要求表态，并对彭德怀进行“过头的”“言不由衷的”批评。薛暮桥、薄一波的回忆，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许多老同志、老干部的回忆中，或明确、或含蓄地指出，他们对“大跃进”，当时也有疑惑，感觉到有问题，只是限于认识水平或政治压力，不敢指出来。

面对经济全面紧张的局面，毛泽东和党中央深切认识到，“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为着纠正错误，调整政策，遂有1961年的大调研。1961年大调研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规避了上述的局限。最高层领导人全部深入基层调研，避免了科层体系传递信息时难免出现的延迟和过滤，从而掌握了即时的、全面的情况。为获得真实、可靠的信息，中央明确规定：“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此外，毛泽东多次做自我批评，说“自己也曾犯了错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刘少奇在湖南宁乡县和长沙县调研时，一开始农民不敢讲真话，他恳切地说：“我是向大家求教的。这次中央办了错事，我们对不起大家，向大家道歉。但是改正错误要了解真实情况，希望大家帮助我，向我提供真实情况。”他不让社队干部陪同，直接到生产队，多次与社员座谈，社员们终于打消顾虑，纷纷反映公社化以后对公共食堂、集市贸易等问题的真实看法。可以说，在这样的工作原则、思想方法和政治氛围中，大调研才能直面真问题，向上反映问题时也才能较少顾忌，才更容易被接受。

进入改革年代，党和国家的决策日益成为一个集思广益的、有科学根据的、有制度保证的过程。决策咨询制度的逐步建立健全，为调查研究有效服务决策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关于农村改革发展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形成过程，就是调查研究服务决策的典范。随着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推进，党对调查研究与决策过程的认识也不断深化。***总书记强调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并倡导把调查研究“贯彻于决策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