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船》：百年乡土中国历史罪恶与精神救赎的“天问”

张丽军

试想中国当代文学七十年，有哪一部是能够让人一次次读起来激动不已，能够依然辐射当下的乃至是未来几十年、几百年的中国，能够依然满含着未解的精神隐秘、无尽的况味和多样文化魅力的长篇小说？张炜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古船》就是这样一部历久弥新的，饱含着古老中国文化密码、百年乡土中国的精神境遇、现代中国人多舛的苦难命运，充满着灵魂深处的现代性呐喊和生命“天问”的“大书”。对于这部“大书”，我一遍遍阅读，一遍遍困惑，一遍遍迷茫，更为“大书”中那股深渊般跃动的生命激情和指向人性、历史深处的灵魂追问所震撼。在阅读了众多《古船》研究资料之后，在一次次的困惑和迷茫之后，我决定必须写点什么，虽然思考得很累、很艰辛。但我不能放弃，这是无法逃避的命运，正如这部“大书”中的隋抱朴最终一定要走向粉丝大厂一样。作为一位文学研究者，我虽然在二十多年前就读过这部“大书”，中间也曾不断翻阅过，有过很多想法，但都没有勇气真正面对它。我不仅像隋抱朴那样需要累积勇气，而且是为书中所呈现的丰富和深邃的思想而迟迟没有下笔。我担忧自己不能完成，怕辱没了“使命”，如隋抱朴一样“延宕”着。从去年我就准备写，直至现在，一年过去了，我必须开始了。我要写下在新世纪十年之后重读《古船》的所感、所思乃至所惑，为后来的研究者呈现出在三十年来《古船》研究的思想踪迹和作为“历史中间物”的时代精神状h况。

三十年《古船》研究的历史细节

《古船》甫一发表，就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关注。宋遂良、汪政、陈村、陈涌、陈宝云、何启治、吴俊、鲁枢元、王晓明、陈思和、郜元宝、张新颖等人陆续展开了热烈讨论。作为20世纪80年代最为活跃的当代文学批评家，宋遂良较早就对《古船》的价值和意义，进行了独特的阐释和理解。“《古船》总共写了近五十个人物……但却都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个性的真人、活人……把抽象的阶级的人‘还原为历史的具体的人，把人本身当作一种生命现象来探索，真正进入了‘人学的境界，因而在人物塑造上取得了具有突破意义的成就。”正是在“人学”境界下的“人性”审美意识，张炜摆脱了僵化的审美模式束缚，创作出了一个个鲜活的、独特的、立体化的人物形象。陈宝云也同样看重张炜在《古船》中的人物形象，认为“它的出发点与归宿，也不再是道德，而是有着七情六欲的人！从道德的文学到人的文学，这是文学对伦理的一种超越，是文学向自身的回归”。对于赵炳这个人物形象，宋遂良认为他是“依靠封建政治、封建文化滋补起来的一个幽灵，是新中国横生的一头怪胎”。这是难能可贵的。宋遂良把《古船》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和当时“风正一帆悬”的改革联系起来，从而具有了深刻的现实意识和深邃的历史感。宋遂良为张炜的《古船》做了最早的辩护，有力回击了当时一些思维僵化人士对《古船》的非议。

汪政和晓华的研究文章《（古船）的历史意识》，则指向了《古船》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精神维度，即小說浓郁的“历史意识”。古船“主人公的思考对象已不仅仅是与自己的眼前出路休戚相关的人事和变故，而是更为久远而广阔的人生。是我们当今的现实和祖辈们苦难的过去。显然，即使只从作品所构思的时间跨度着眼，也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家较前期创作有了相当自觉的历史意识”。在汪政和晓华看来，张玮的这种“历史意识”，是对历史苦难的反思和忏悔，是自己和历史群体乃至整个族类之于罪恶关系的思考。隋抱朴“面对的是历史，在历史的既成面前，他认识自己的位置，他正视这一切”，这显然是一种康德所规定的“道德自律”。因此，隋抱朴“把对历史的发问转移到对人类本性的探根究底上”，这一思考多少是无奈的妥协。自然，我们不应该脱离时代来思考问题，毕竟那是20世纪80年代，汪政等的思考依然受到时代思考的羁绊，无法“探根究底”。但是，汪政指出了《古船》之于当代和未来的价值，即张炜在《古船》中所透露出来的“忧虑”——“山东的其他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带有这种忧患，那就是在改革释放了个体的创造热情的同时怎样克服这热情所带来的盲目进而产生的社会不协调，而把这热情尽可能地引导到以共产主义道德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上。”汪政从张炜《古船》中所感知到的“忧虑”，绝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洞察力的忧思：这个民族灵魂深处的思想狂热、躁动的精神基因并未祛除，现代性的制度并没有真正确立起来，隋抱朴所忧虑的苦难与罪恶就有可能再次爆发。罗强烈则把思考的注意力转向对《古船》小说结构的探寻，认为：“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古船》把洼狸镇当成整个中国大地的缩影的艺术构思。……‘家族结构只是《古船》的‘外结构，‘原罪结构是它的‘内结构，而‘历史结构则是它的‘整体结构;而且，这三者的结构关系又表现为互相依存和互相说明，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体。”这为《古船》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

不同于以上的单一维度，鲁枢元的《从深渊到峰巅——关于（古船）的评论》从“生命冲突”、“文化断层”和“艺术境界”对《古船》进行整体性分析，指出作品“既扎根于社会实际生活的土壤里，又必然有幻象的浮现，有张力的充盈，有气韵的流动”，“倏忽自如地穿越社会文化历史的地层，由人生的深渊一跃而登上人生的峰巅”。从而，给予了《古船》高度评价。

随着时间的推移，《古船》的巨大影响力和开创性价值在日后的文学史中得到了进一步呈现，而且愈来愈清晰。王晓明在一次讨论会上的发言，很好阐明了《古船》与新时期文学历史小说创作的内在关系。“倘说在5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上，《故乡天下黄花》和《白鹿原》触目地标示出一条新的道路，我对这两部作品读得越仔细就越清楚地感觉到，这条道路的起点，正设在《古船》当中。”王晓明把《古船》放在新时期历史小说发展史的角度，较为清晰展现出了《古船》在审美理念和思维方式的开创性价值。“它是第一部这样的小说：不再以一个或几个人物为主角，而是将一群人同时推到读者眼前……可以这么说，它的重心不再是人物，而是历史，20世纪中国的历史，也不再是图解某种权威的历史结论，而是表达作者个人的历史见解。这就是我所说的新道路，它或隐或显地贯穿在《古船》以后的许多小说中，而《故乡天下黄花》和《白鹿原》，则构成了它的两块最醒目的路标。”这正是《古船》之于当代中国历史小说，之于中国文学未来、中国思想史的重要史学价值和思想价值。

无独有偶，陈思和在跟张新颖和王光东的对话中，同样是在文学史的维度下思考张炜创作的独特价值：“当代文学史上，张炜无疑是一个有着独特个性的作家，他的作品从未有意识地归属到一些流行的创作流派中去。他始终带着鲜明的个人特点探索着属于自己的文学天地，从《古船》到《九月寓言》，他的创作道路的独特性是越来越明显了。”只可惜，对话篇幅太短，无法进一步阐释这一思想。袁忠岳、王彬彬、宋炳辉、周海波、张清华、南帆、李洁非、曹书文等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张炜的《古船》等作品进行了细致、独特的分析，构成了一个以《古船》为核心的张炜作品研究史。

洼狸镇：百年乡土中国剧变的精神缩影

面对《古船》众多的研究资料，我们不禁疑惑，为什么时间过去近三十年，《古船》的研究非但没有削弱和减少，而且在不同时期被人们一再提到并阐释出新的意蕴？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激荡心灵？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古船》以洼狸镇这个地域文化空间承载了百年来乡土中国急剧变迁的社会历史，呈现了乡土中国百年文化激烈震荡、内在裂变，是乡土中国农民百年情感战栗和心灵探寻的历史。可以说，洼狸镇是乡土中国百年历史巨变的精神缩影，从这里我们翻阅出了一部苦难流离、泣血战栗、鞭笞灵魂的心灵史。

1.古老传统文化的洼狸镇“我们的土地上有过许多古老的城墙。它们差不多和我们的历史一样古老。……于是在黝黑的泥土下，在贫瘠的山岭上，就有了那么多崇高连绵的东西。每座城下都流过血，滋润出一簇簇青草。”《古船》小说一开篇就从古老的城墙文化谈起，叙述山东半岛被一分为二的齐长城，继之由齐长城引出源于古阳山、流经洼狸镇的芦青河，以及洼狸镇所在的古莱子国城墙。小说叙述者一开始就如同一个俯视千古的文化巨人一样，说古论今、谈吐不凡、气势恢宏，可谓是先声夺人。《古船》是在乡土中国悠久文化历史的时空维度下展开叙述的，为整部小说奠定了一个雄浑宏大、宽广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崇高壮美、沧桑悲凉的审美基调。残破的铁色砖墙城垛、又浅又窄的河道、步步消退的芦青河、废弃的码头以及老河道边古堡似的陈旧老磨屋，在昭示着曾经恢宏发达的古国文化和河道经济的同时，也向读者无言传递着文化式微、经济萧条的现实状况。曾属于古莱子国的洼狸镇发生了一次次的自然的或人为的运动，经历了一场场自然灾难、社会动荡和文化浩劫。作者详细描写了曾经的两次大的自然运动。第一次是巨雷打中并烧坏老庙，烧焦古柏。紧接着，十天之后，芦青河就变得浅窄了，大船搁浅了，码头废弃了。一个船桅林立、水路商贸发达的时代结束了。面对古庙所表征的旧时代传统文化的结束，人们聚拢到老一辈的李家老和尚那里，听他讲古，这在引起无限感慨的同时抚慰了寂寞、委屈和愤怒的洼狸镇人。第二次是洼狸镇的地震，幸存下来的古老城墙塌下了一个城垛。由此带来的是，在洼狸镇人的心中有着比动物异常反应还“更深一层的忧虑和惊诧”：那就是来自人群所构成的社会“异动”、地质勘探队铁钻刺破大地的旋转，以及洼狸镇古老文化传统无可避免的破坏、现代性文化不可遏制的到来。

2新历史主义视城下的苦水洼狸镇洼狸镇自然地理空间的变化，是其人文精神空间和社会历史空间剧变的前兆和重要组成部分。每一次大的自然地理变动之后，与之相伴的是潜滋暗长的文化裂变和社会变革。在古庙烧毁、芦青河变浅之后，古老文化传统的洼狸镇即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风暴。隋迎之，洼狸镇最大的农民企业家，“日夜绞拧着”的就是日渐兴起的以阶级斗争为理论内核的现代革命文化。隋迎之就被这场阶级革命从精神上被打倒击中了，死在还债的路上;母亲茴子以最激烈的服毒焚烧的自杀方式抗拒“革命”对其资产的剥夺和身体的觊觎。

《古船》以洼狸镇开明士绅隋迎之儿子隋抱朴的视角，展现了他所见到的阶级、革命、宗族、爱欲、情仇所交织在一起的残酷复杂的血腥现实，呈现了以往革命历史单一维度所遮蔽的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鲁迅所批判的阿Q式的、封建轮回的、旧革命农民专制主义，在洼狸镇重演。在以“人民”的名义杀死“面首”等地主之外，“四爷爷”、赵多多等人对茴子、含章、闹闹等女性留下了永远难以泯灭的身心摧残和精神恐怖。毫无疑问，《古船》的这种叙事手法，已经具备了20世纪90年代“新历史主义”的叙述特征。这无疑是很具有开创性的，即是汪政、王晓明等人所言的“新历史道路”。张炜在《古船》中所呈现出来的历史反思意识已经远远逾越出了“新历史主义”的范畴，立体、全面呈现出了乡土中国现代革命阶级斗争史复杂多样的精神面貌。血雨腥风的洼狸镇苦难史，不仅有来自阿Q式的“农民革命专制主义”，而且也来自它的对立面。反革命的“还乡团”以一种极端复仇者面目重新出现在洼狸镇。回来的“还乡团”眼睛全是红的。他们把革命者栾大胡子五马分尸，从碎肉里分离出肝来，炒菜下酒;把妇救会主任轮奸，孩子劈成两半等惊人暴行不一而足。毫无疑问，这又激起了另一场更加疯狂的、丧失理性的杀戮。“整个洼狸镇像一锅沸水，热气弥漫着古老的镇城墙……到了炎热的夏天，人们渐渐明白了那连阴连雨是上天的哭泣。”

3.“大跃进”血红數码的洼狸镇张炜《古船》突破了以往的阶级论审美藩篱，以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和反思历史的思想维度，重新书写现代革命历史，体现了鲁迅、巴金所一再倡导的说真话的精神。这种讲真话的精神同样体现在小说对“大跃进”和“文革”的苦难描写中。以往文学作品对“大跃进”和“文革”的反思和批评是很不足的。特别是对“大跃进”的文学批评是极为不够的。山东作家刘玉堂的《秋天的错误》就是一篇少见的、极好的反思“大跃进”的小说作品。张炜的《古船》对大跃进的历史反思，是以一种心理现实主义的浪漫笔法来写的。“地瓜每亩必须种六千三百四十多株;玉米每亩必须种四千五百至八千六百三十棵;豆子必须播下四万八千九百七十多粒。数码印成了红的颜色，印在了省报上。开始人们不明白为什么数码还要印成红的？后来才知道那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先兆。那是血的颜色，它预言了围绕这些数码会出人命。”洼狸镇农民联想到“出人命”的“血的颜色”，这不仅仅是一种心理现实主义的浪漫联想，更是历经“大跃进”、大饥荒岁月的洼狸镇人痛苦的生命体验和血的代价换来的惨重教训。

这是一个沉浸在“共产主义天堂”的“众神疯狂”的荒唐年代。一位老婆婆一夜作诗五十多首，一个村庄只有三人识字，这三人记录下全村的所有诗作，装了满满一麻袋。“时代发展到今天，人们才相继恍然大悟，知道大诗人李白也不过尔尔。”从大食堂，瓜菜代，“切糕”到大饥荒饿死人，洼狸镇经历了最为艰难、最为荒唐的岁月。

4.新时期政革重生的洼狸镇一场大地震不仅摇撼了大地，震塌了古城墙的一个城垛，而且也震荡了人们在饥饿、苦难、贫困中麻木已久的心灵。洼狸镇苏醒了，人们的心灵从忐忑不安中渐渐解放了。“那时候，一个谣传像蝙蝠一样在镇城墙上飞动。全镇人都慌慌地议论着刚听来的各种消息：又要重新分配土地了;工厂，还有那些粉丝作坊，都要转交到个人手中经营。”当洼狸镇真的宣布分地、转包工厂的时候，“人们只在心里呼叫着：‘洼狸镇哪，你这个背时倒运的镇哪，你还能走到哪里去啊？……”新时期已经无可阻挡地到来了，古老乡土中国大地上的洼狸镇也在忧虑、惊讶、徘徊中开始了新的改革篇章。

作为新时期到来的另一个显著现象就是探矿队的到来。探矿队，不仅刺破了乡土中国的大地，而且以现代技术的手段改变了洼狸镇的社会面貌。从粉丝大厂磨屋的第一台机器的使用到整个粉丝大厂的机器现代化，都是在探矿队的技术支持下完成的。而且探矿队的李技术员和“胡言乱语”对人造卫星、星球大战、航天飞机的介绍，把最新科技文化引进了洼狸镇李知常、隋抱朴等人的心中。芦青河突然变浅的原因也被探矿队发现了，一条在地下汹涌流淌的芦青河被发现了。

毫无疑问，洼狸镇已经完全从古老文化传统、现代革命文化和“大跃进”的苦难中走出来了，在心理文化结构和现代政治经济体系等方面进入了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当然，张炜没有一味地赞美隋抱朴、探矿队以及这个不可逆转的现代性，而以探矿队遗留的、到最后也没有找到的铅筒为精神隐喻，展现了现代性的遥不可知的、“不可预知的危险”的另一面。这正是《古船》超越于时代的重要因素之一。

洼狸镇最大精神隐秘：

乡土伦理文化下的个体存在

宗法、家族是乡土中国伦理文化中的核心概念。一些研究者如鲁枢元、郭玉华、李波、曹书文等人从家族文化的角度来阐释《古船》小说的主题意蕴和人物形象塑造，是很有意义的探索。但是，仅仅局限于家族文化来思考《古船》，依然是不够的。我认为应该从乡土中国文化系统来整体性理解书中的人物形象，即把其纳入洼狸镇伦理文化系统进行“乡土中国”式的阐释，而不是从“现代性”理论、家族文学史出发的切割式剖析，才有可能真正理解这些独特的“这一个”人物形象。

鲁枢元较早就注意到，注狸镇“人口再多再乱，只要从家族、从谱系上去看，就会清楚得多。血缘关系的纽带会把一些人执拗地联结在一起。他们的父亲、爷爷、老爷爷、太爷爷，再到儿子、孙子、曾孙子……图解起来像一串串葡萄”。即使是新时期，在地震灾难发生时，隋不召发现，“差不多都是同一族人凑在一块儿，哪里人密集，哪里就会是一个家族。隋、赵、李分成了三大堆儿，老老少少都挤在一块儿。也没有人召集他们，这完全是地皮的力量”。从几千年的聚族而居到大地震聚族而集，这说明千百年的洼狸镇所代表的乡土中国农村里，农民心灵情感血脉中贯通的依然是乡土中国的宗法家族伦理文化。洼狸镇每一个农民情感心理和行为逻辑的背后是深深的家族定位和情感归属。这就是洼狸镇及其每一个农民心灵世界深处最大的精神隐秘。不从这一意义来阐释洼狸镇，就无法读懂洼狸镇，无法读懂洼狸镇人种种荒谬与悖论行为背后的内在逻辑。

在洼狸镇三个家族来说，赵家无疑是后起之秀。而赵家人物又以赵炳和赵多多最为突出。赵炳是《古船》所塑造的以往乡土中国文学史所没有的一个具有多元精神维度的人物形象，既不同于以往的高大全式的阶级革命干部，又不同于坏事做绝、村人痛恨式乡村恶霸，而是一个传统封建文化、乡村民间文化和现代革命文化相交织融合的文化“怪胎”，是一个家族辈分最高的、深得乡土中国权术文化五味的、在一次次斗争运动中树立起绝对威权的、被洼狸镇农民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乡村枭雄。從某种意义上来说，简单的评价或定义赵炳的好与坏、是与非，都是难以触及这个独特人物形象“乡土中国式”灵魂，无法对其形象所蕴含的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悖论性做出有效的解读。这也正是赵炳形象独特的“这一个”魅力之所在。

“在《古船》的众多人物中，我对‘四爷爷此人很感兴趣。此人是恶的，但在恶之中尚有对含章的畸形的爱。这爱虽然有权势为后盾，但又决非单纯的占有和蹂躏。这个坚实的高不可攀的人物也有着虚弱与孤独，在寻找一厢情愿的依托，在心地平和地走向归宿。”从阶级成分来说，赵炳是一个标准的贫农无产者，在土改时期一跃为革命领导者，在“文革”时期不打自倒，倒而威严丝毫不减。从乡村民间文化来看，赵炳按辈分是“四爷爷”，在高顶街赵家辈分最高，在宗法文化体系中天然地居于最高位置行列。这正是四爷爷赵炳在洼狸镇享有巨大无比影响力的最重要、最隐秘的因素。赵炳在现代性的阶级革命语境中得心应手、呼风唤雨，但遵循的依然是乡土中国伦理文化：敬畏生命、遵守“规矩”、奉行中庸之道，等等。在对黑五类分子和异见人士的态度上，赵炳在极尽折磨之下，依然保有对生命的敬畏，依然认为天地之间存在着不可“太过”的“规矩”。在对隋抱朴等人的问题上，赵炳不同意赵多多的统统消灭想法;在对待李其生揭露大跃进欺骗的事情上，赵炳在惩罚之后把一息尚存的李其生救回来。在大饥荒的岁月里，赵炳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出马“劫粮”;在“文革”毁坏古城墙的紧急时刻里，赵炳做出打断闹事者的腿的果断建议，这无不显现出赵炳那种民间草莽英雄和高顶街拯救者的精神气质。随着时间的推移，赵炳渐渐退出洼狸镇政治舞台，开始醉心于读书交友、饮茶养花、按摩养生、安心乡土的士绅化生活，但是丝毫没有损害他在乡民心中的威权，反而更加脱俗和富有情趣格调了。当然，他的情趣格调没有实现真正的脱俗和高雅，依然有着一种狭邪之恶。“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看，赵炳这类人物也是民族病疾上长出的一个痈疽，历史长河中翻起的一股浊浪，是无法避免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赵炳形象的悖论、复杂和多样化，都可以在乡土中国伦理文化血脉中找到其生命的精神基因。

与老赵家族截然不同的是老李家。赵家可以说是一个政治家族，而老李家是一个技术家族，在洼狸镇一直是奇怪的存在。“多少年来，这个家族简直成了邪僻古怪的代名词，让人不好理解，功过难评。远的不讲，近几十年里老李家就出过老和尚李玄通、给资本家开机器的李其生，如今又有个李知常。”这就是洼狸镇的精神隐秘，人物个体的命运与家族的基因密切相关，有着深层的内在联系。《古船》对李其生跌宕起伏的人生命运、各种奇思妙想的技术革新以及天资中的灵气、狂气和扭曲变异的心灵的描写，生动逼真，令人唏嘘不已。老李家是洼狸镇社会伦理文化结构承担重要使命的宗族群体。

在《古船》整部小说结构中，老隋家才是张炜所倾心描写的重点所在。老隋家是洼狸镇数百年来传统文化和近代工业文明的代表者，创立了远销海内外各地的白龙牌粉丝，是在洼狸镇名副其实的贵族大户。隋迎之是老隋家最后一个贵族。作为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思想和现代文化视界的他已经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和家族不可避免的衰败，因而选择为家族过去的“罪恶”进行“赎罪”的行为，即把隋家的绝大部分家产无偿捐献给共产党，但依然没有被饶恕。弟弟隋不召则是洼狸镇中的一个另类，长期离家去闯荡海洋，多年后带着干瘦的身躯、一部《海道针经》和种种奇闻回到了洼狸镇。与哥哥隋迎之沉重的精神负担不同的是，隋不召过着一种简朴、富有情趣与自我個性化的生活，以一颗童真、善良、阔大的心灵容纳一切，安然于世，并最终赢得了洼狸镇众人的心。懂“原理”的隋不召临死时念念不忘叮嘱隋抱朴寻找遗失的铅筒，呈现了另一种可贵的生命担当和深厚文化情怀。

洼狸镇家族中的各色人物，既个个不同，又无可避免地打上了深深的家族烙印，流淌着乡土伦理文化的血脉。这就是洼狸镇的最大精神隐秘。隋抱朴：追问乡土中国救赎道路的人

隋抱朴是《古船》叙述中心的焦点，是凝聚了张炜所有心力和精气神的灵魂之所在。可以说，隋抱朴是张炜用力气最大、思考最深、开掘最严的人物形象。隋抱朴所具有的精神特质、思想深度和生命呼吸气息，是百年中国文学史所极为少见的凝聚着肉体和精神之痛的、闪烁着灵魂光芒的乡土中国思想者形象。“初读《古船》，脑子里留下这样一个印象，这个印象又清晰又模糊：两座并列的雕塑——罗丹的《思想者》和‘思想者隋抱朴。”纵览全书，我始终感觉到一颗凝聚着无限苦难和忧伤的心灵，以一双硕大的眼睛注视着历史、文化和思想的深处，发出灵魂般的沉重呼吸与叹息。作为读者的我，不时被这双深邃的眼睛所发出的巨大光芒和思想疑问而深深灼伤。

“呜隆、呜隆……越来越响，越清晰，原来就是从那些‘古堡里发出来的。它们原来有声音，有生命。”《古船》第一章在有限而珍贵的笔墨里，多次提到“古堡”似的磨屋。洼狸镇的“古堡”，不仅有声音和生命，而且“凝聚了洼狸镇的全部精气、全部晦气，活活联结着镇子的荣辱兴衰”。“古堡”老磨屋发出的呜呜声，讲述的不仅是洼狸镇的历史，更是老隋家的历史。而老隋家的历史就与洼狸镇的历史休戚与共，隋抱朴就是连接“古堡”和粉丝作坊历史与现实的纽带。这不仅是因为老隋家的人从小就生活在粉丝作坊的氤氲空气里，熟悉粉丝的气味、温度和火候，而且从小在父亲隋迎之教育下的隋抱朴心中深深打下了传统文化的影子。父亲写给他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在隋抱朴的精神世界中确立了仁义的儒家文化结构。

在隋家失去粉丝作坊之后，隋抱朴就走进了“古堡”般的老磨屋，并一待就是很多年。几千年的古城墙、出产古船的老河道、残败的古堡与木头人似的隋抱朴，看上去较好吻合在一起。但是，事实上，恰好相反，“木头人”般生活在历史和现实“古堡”里的隋抱朴思想极为活跃，不仅深夜阅读《天问》《海道针经》和《共产党宣言》，而且一遍遍地“算账”，算一笔老隋家亏欠洼狸镇人的“大账”。隋抱朴延续父亲隋迎之的“欠账”，认为父亲尽管把所有的产业交出去了，但依然没有还清旧账。让读者无比震惊的是，隋抱朴不仅要去为老隋家的“旧业”赎罪还账，而且要为洼狸镇人所制造的新的苦难与罪恶“还账”。从幼年时期到成年，隋抱朴经历了从现代到当代的最苦难、最血腥、最荒谬的岁月。从父亲的咯血而死到后母茴子服毒自焚的决绝而死，从土改、反右到“文革”的一次次大批判运动，倾巢之下的隋抱朴早已经成为“惊弓之鸟”和“罪孽深重”的罪人。比这更为可怕的是，一次次的集体式的血腥屠杀行为。先是被发动起来的农民，群情激奋，打死了“面脸”“叫驴”“瓜儿”等地主，一个老汉用镰刀割下了“面脸”一块肉煮汤给儿子治腰病。之后，还乡团“红着眼睛”回来了，不仅把革命者栾大胡子“五牛分尸”，而且把他的肝炒菜喝酒;四十多个人被用铁丝穿成一串，活埋在红薯窖，剩下的妇救会苏主任被轮奸，亲眼看着孩子被劈成两半，昏死过去。从行为方式和逻辑思路上看，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血腥与暴力（虽然代表党的王书记竭力反对，乃至以死抵制，但也阻止不了暴力的汹涌），都烙印般打在七岁的隋抱朴的心灵深处，大山般沉重。

“我常常想起那股味儿，有时走在路上，不知怎么就闻到了那股味儿。这当然是错觉……那个人烧死了”;那四十二个活埋的人呼喊的声音让隋抱朴“一辈子都在心里，会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作者没有过多的情感判断，而是尽可能去呈现和复原历史的原生态真相，从而具有了更丰富和多景观的“复线历史”功能。在古老的乡土中国伦理文化系统里，人命大于天，除非有不共戴天之仇，不可伤害人命，不可伤天害理。但是，这一伦理文化系统，在诉苦机制下的革命阶级斗争文化里崩溃了，肃杀和血腥的气息处处弥漫窒息了人的理性。

谁来为血腥的历史埋单？谁来回味与反思历史的血腥？谁来为曾有的血腥赎罪？如何终止历史的罪恶与血腥不再重演？“洼狸镇曾经血流成河，就这么白流了吗就这么往镇史上一划了结了吗？不能，不能轻易忘记，得寻思到底是为什么。大人小孩、男男女女都要寻思，辈分高的和辈分低的都要寻思。”隋抱朴作为一个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乡土中国民间的思想者，在经历种种苦难之后，拥有的不是恨，而是一种乡土中国知识分子式的博大的爱。“我是老隋家有罪的一个人！”隋抱朴不仅继承父亲的理念，把自己视为一个要为隋家家族“罪恶”的“赎罪”的“罪人”，而且还要把洼狸镇这个乡土中国近现代百年来的历次苦难、血腥杀戮的“罪恶”承担起来，寻求终止洼狸镇百年“罪恶”的救赎之路。以暴制暴，恶性循环，绝不是终止罪恶方式。隋抱朴在如何反思、终止与救赎罪恶的道路思考中，苦苦探索。

鲁迅曾斥责“吃人”的文化，分析“革命革革命”的荒谬逻辑。阿伦特所言，每一个平常人所具有的“平庸之恶”。正是基于此，隋抱朴“不是恨着哪一个人，我是恨着整个的苦难、残忍……我日夜为这些不安，为这些忧愁，想不出头绪，又偏偏拗着性子去想。我恨有些人去为自己拼抢，因为他们抢走的只能是大家的东西。……一个人千万不能把过生活当成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那样为了自己就会去拼命，洼狸镇又会流血。老隋家的人都是受过大苦的人，他们再也不敢为了自己活着。……我永远不会抛开镇上人……我只会一块和他们想过生活的办法”囝。苦苦思索的隋抱朴有了想与大家一起过生活的朴素想法，这与《共产党宣言》的内在理念是不谋而合的。从阅读《天问》，到深夜苦读《共产党宣言》，再到对父亲、叔父、赵炳、见素等不同的人生道路的反思中，隋抱朴渐渐寻找出一种区别于以往复仇式、循环式的新救赎之路。隋抱朴终于从“古堡”中走出来了，不再是哈姆雷特式的犹豫，不再是俄罗斯“多余人”的空想，而是担当起了重新振兴洼狸镇粉丝企业、实现集体富裕道路的使命。这无疑是一种基于乡土中国伦理文化和儒家仁义文化的一种中国式“大爱”，闪烁着《天问》的求索光芒和《共产党宣言》的精神智慧。

“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当代悬殊巨大的贫富差异、中国青年面临的巨大生存压力、资本对个体精神世界的逼迫，都让我们重新思考革命、階级、解放问题。基于个体的“善”和群体的解放为一体的隋抱朴的追求，是一种不可否认和忽视的“大善”，在新世纪的今天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当然，仅仅要求个体的一己之“善”来纾解社会的矛盾，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现实的。社会的矛盾需要个体的“善”的建构，但更需要社会制度对人的基础保障和全面解放。在乡土中国的文化语境中，连接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制度建设，与来自个体心灵的善的追寻同等重要而迫切，而制度建设尤为严峻与艰辛。或许没有一种探索是终极的。隋抱朴的价值就在于他是“革命”的反思者、批判者，是新时期改革的建设者，是承担起所有历史罪恶的“罪人”与“救赎者”。在这个意义上，隋抱朴已经接近于地藏王菩萨、佛陀或耶稣基督，闪耀着神性的光芒。

叙述的复调：《古船》独特的艺术构造

《古船》通过洼狸镇这样一个具有古老历史文化的封闭性小镇来呈现百年来乡土中国波谲云诡、错综复杂、血腥苦难而蜕变新生的现代化转型史。这无疑是一个极为宏大的文学主题，体现了齐鲁文化孕育出来的山东作家所具有的磅礴厚重大气的精神气质，以及对中国现代转型重大伦理文化问题的深刻历史反思和文化使命担当。《古船》在血泪的苦难、深重的罪孽和深邃的思想之下，还能够在文学天空中自由飞翔、畅快呼吸。这无疑是一个奇迹。可以说，小说《古船》通过古代、现代与当代文化的交融，政治描写与人性书写的缠绕，尤其是内心情感和性心理、性行为的描写，在政治与人性、父子与兄弟、传统与现代等不同向度构成了一种具有内在对话性的叙述复调。因而，《古船》能够漏光、透气、生风，能够在光与影、善与恶、虚与实、缓与急、现实与浪漫之间纵横交错，自由变换，风生水起，蔚为大观。这正是《古船》小说迷人的艺术魅力之处，也是其耐人寻味、玄机灵妙所在。

《古船》小说不仅一开始就叙述古老的古莱子国的历史及其精神表征，呈现出不同凡响的奇异之处。李玄通的“讲古”和后来隋不召引述《海道针经》的“海洋话语”，都是在迷狂状态下的夹杂着丰富文化信息的古老语言密码，这与改革开放后出现的采矿队的李技术员、“胡言乱语”的关于当代导弹技术、“星球大战”、红外遥感等当代科技话语，构成了最古老与最新鲜的两极对立性话语。而中间关于土改、“大跃进”和“文革”的话语依然让人不寒而栗。这些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精神密码的话语交织在一起，各各独立而又遥遥相望，纵横贯通，摇曳生姿，一起呈现于隋抱朴等这一代人的精神世界之中，构成语言、文化和思想的内在冲突与张力。

《古船》具有浓厚的民间性文化意味。民间性文化意味最浓的无疑是张王氏的行为描写。张王氏会做泥老虎和野糖，能够接骨，按摩（而且是为四爷爷赵炳按摩，这在洼狸镇无疑是一个很荣耀的活），这是一个典型的民间手艺技术的传承者。更为人称道的是，张王氏还是一个高级调味师。小说不厌其烦的描绘了她的具有高度民间化的调味技术：“蹲在锅边，抛进锅里茴香、葱白、香菜、豆角、花生、蒜瓣、黄瓜、鸡爪、猪皮、橘皮、苹果、梨子、辣椒……约有二十多种东西。有一回人们传说，她放这些配料时正巧有一个大绿蚂蚱从锅边蹦过，她上前一步抓到扔进了锅里，眼皮也不眨一下。”张王氏的民间文化性体现在很多方面，如算命、看相等方面的描写，极为传神。张王氏突然看到赵炳肚子里养着一只长虫，呈现出她对人性的内在深刻理解和浪漫化想象。这让小说的叙述结构和叙述语调产生了灵动的意趣和那来自民间的独特“野味”“野性”与浪漫，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纾解了来自政治与现实的沉闷与滞重。除张王氏之外，中医郭运同样具有很强的乡土中国民间文化性质，尤其是他的读“气”法看书，看似荒诞而实得中国文化之别样精妙。

在政治话语、民间话语之外，《古船》有着极为浓郁强烈的性话语叙述。即在隋抱朴、隋见素、赵炳、赵多多等政治人物的政治话语叙述之外，小说展现了这些人物作为一个鲜活的、个性化的存在，特别是关于人性世界中的情欲力量内在冲突的描写，极大丰富和延展了人物性格的内在深度和话语的多声部特征。《古船》中的性话语、性心理与性行为描写集中体现在众多女性人物形象的建构之中。隋抱朴与桂桂、小葵和闹闹的情感纠葛，成为展现隋抱朴心灵世界的重要窗口。隋抱朴与小葵感情的火山爆发式冲决一切，却无疾而终，来自传统文化和四爷爷的威慑在无形之中“阉割”了隋抱朴继续爱下去的能力。这与洼狸镇的政治、历史大账交织在一起，无时无刻不在吞噬着隋抱朴高贵而痛苦的心灵。闹闹的出现无疑是《古船》小说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叙述角色，如一个快乐的声部始终萦绕在隋抱朴的身边，为小说沉重的主题和痛苦的心灵带来无可替代的慰藉。而隋见素与割荆棘的姑娘的浪漫史，小说叙述的关于“带黄紫两色条杠的针织裤头”、月光下“小小的臀部浑圆结实”与“呜呜地哭”等细节描写，透露出情感的震颤和爱的美丽光辉，无比动人。老隋家的人不仅承受着心灵的恐怖、精神的折磨，而且还忍受着来自情感和性欲的痛苦。关于老隋家的性话语描写时刻伴随着政治话语，并互为因果进行着对话。老赵家四爷爷的性描写话语同样也构成一种独特的、怪异的声部。“世上就是有你这样一种毒人，与之交媾，轻则久病，重则立死。这种毒人罕见之至。”鼬这些性话语描写，构成与《古船》凝重的政治话语截然不同的、丝毫不游离小说整体框架而又能够带有强烈解构性的私人化、狂欢化的性话语声部。

《古船》小说的对话性和多声部还体现在人物形象的设置方面。这主要是在隋抱朴与隋见素、王书记与赵炳赵多多、史迪新与隋不召等一组组对立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隋见素与隋抱朴呈现了截然不同的特征，抱朴犹豫、拖宕、正直无私，有着深深的罪感和赎罪意识，而见素却是豹子般勇猛、迅捷、敏锐、大胆，敢于突破禁忌，挑战权威，开创新生活，有很强的复仇意识和重新占有财富的野心。隋抱朴和隋见素不仅在思想性格上构成了富有张力的二元对立性关系，而且从小说叙述结构中隋抱朴和隋见素二人的长语段、大篇幅对话，体现了具有浓郁个人精神气质和各自的思想意识，从形式和内容等不同角度确立了人物形象的性格深度和小说结构的内在对话性特征。《古船》塑造了截然不同于杀气腾腾的“还乡团”的、卓然独立于汹涌革命浪潮中的真正革命者王书记。栾大胡子质问，“我们整天发动群众，真发动起来了，你又怕了”。“王书记也严厉地说了一句：‘发动的是群众的阶级觉悟，不是发动一部分人的兽性！……对这场运动的眼光再放长远些，告诉群众决不能乱打乱杀图一时痛快，而是彻底拔掉剥削根子，建设一个新社会。”王书记在斗争激情汹涌澎湃的革命群众面前，坚持党的土改原则和“巡回法庭审判制度”，不幸被镰刀砍中了臂膀，鲜血直流。王书记体现了对“建立新社会”新革命的深刻认知和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光芒。王书记及其真正革命者的思想与恪守传统文化思想的隋抱朴构成了一种呼应性的对话关系，即基于最高的善的精神对话。小说中的隋不召和史迪新是“宿敌”关系，一个浪迹天涯、颓唐不羁，另一个则是固守传统，抵制任何新异事物，是一种对立性的对话关系。

在巴赫金看来，任何长篇小说都是一种“杂语”性存在，优秀的小说还具有内在的对话性和不同的多声部。《古船》小说，不仅存在着各种不同身份、文化、历史、人物性格的“杂语”，而且在政治与性、古代与现代、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人物形象群组之间形成了众多类型的对话关系和众声喧哗的多声部存在。内在有机的对话性关系、多声部与小说叙述结构中的虚实穿插、不断重复、腾挪变换融汇在一起，建构了一种富有极大艺术魅力的叙述复调。这与小说恢宏阔大的主题彼此辉映，铸就了一部雄浑的乡土中国百年叙事交响乐。

结语

近三十年过去了，今天重读《古船》不仅让我再次感慨万千，《古船》提出的问题之重大、超前和深刻，一点也没有过时;而且《古船》依然有着很多可以阐释的空间和进一步追索的问题。从文化的博大、思想的深邃、情感的震撼和結构的精妙来说，《古船》无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较好传达了张炜对乡土中国文化传统和百年乡土中国历史的新思考、新批判，是一部关于乡土中国精神密码和文化基因的经典力作。隋抱朴的“神性”是基于几千年乡土中国文化传统和百年来乡土中国社会转型、文化变迁的精神背景下的独特而深邃的生命体验与思想认知。当然，《古船》中的家族书写是以点带线的，存在着谱系不够完整，家族内部文化的差异性、多样性及其内部复杂运行机制呈现不够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古船》的思想光芒和精神启示意义必将越来越清晰，必将得到更多的思想者的心灵共鸣。

正如苛刻的批评家王彬彬所言，“数年前，读张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古船》，我有了一次读文学作品时并不常有的体验。这部作品给我以强烈的展撼。那时，我私下以为，《古船》不但是近数十年中国长篇小说中最优秀的几部之一，而且也是七十多年新文学史上的长篇佳作。昨天，我重读完《古船》，时隔近六年之后重读，虽不再像初读时那样激动不已，但仍然对我有着很大的吸引力。重读之后，我觉得我当初对它的估价并不算过高。我仍然坚持我的估价。现在把它写在这里。我相信，时间将会证明我的估价出入并不大”。这也是我在今天的阅读感受和价值判断。《古船》没有叙说出任洼狸镇粉丝公司总经理隋抱朴的新成绩，而是向我们呈现连接“古堡”和海洋的芦青河又出现了，一条通往海洋的新的通道即将新生了。虽然幽暗、在地下，但是“最重要的是自己不阻拦自己。这比什么都重要。我们满身都是看不见的锁链，紧紧地缚着。不过，我再不会服输，我会一路挣脱着往前走。哪怕我的胳膊被这些锁链捆折了，两手淌血，我还是要挣脱”。

在这种新思想视野下，我们看到了“那条波光粼粼的宽阔河道上，阳光正照亮了一片桅林”，“古船”重新焕发生命，驶向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