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文化冲突中的精神深度追索

王春林

在《捎话》（载《花城》杂志2018年第4期）这部寄托着刘亮程深厚思想题旨的长篇小说中，借助于汉语言出神入化的使用，刘亮程首先将自己的关注视野指向了千年之前围绕精神信仰发生的堪称尖锐激烈的文化与人性冲突。实际上，尽管是一部长篇小说，但《捎话》的故事情节却实在称不上有多么复杂。作为小说最核心的一个情节，所谓“捎话”，就是指身为翻译家的主人公库，接受毗沙国西昆寺王大昆门的委托，要往另外一个名叫黑勒的邻国中桃花寺里的买生昆门捎一头小母驴。库以自己向来的原则是“只捎话，不捎驴”为由拒绝。王大昆门紧接着给出的理由是：“你就把驴当一句话，不用搁脑子里，她有腿，你骑也好牵也好，捎给买生大昆门就好。”库接受了王大昆门的委托后，不惜千辛万苦，最终如愿以偿地把这头小母驴如同“一句话”一样捎到了黑勒国，交给了买生大昆门。这里，一个关键问题在于，西昆寺的王大昆门究竟为什么非得如此这般煞费苦心地将一头小母驴千里迢迢地送到黑勒国去？却原来，这样一个看起来非常奇特的“捎话之旅”，与毗沙和黑勒这两个国家之间长达百年之久的矛盾冲突紧密相关。毗沙和黑勒这两个西域国家，曾经是同样信仰着昆的友好国家。然而，尽管黑勒国人有着长达千年的昆的传统，但是，等到西昆寺为了阻挡日甚一日的驴叫而开始垒高墙，而且把墙竟然垒到驴再不敢发出叫声的地步的时候，两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却莫名其妙地从此开始了。只有在认真读过作品之后，我们方才可以搞明白，实际上，毗沙和黑勒两个国家之间所发生的，乃是一种与精神信仰紧密相关的矛盾冲突。这一方面，一个显在的事实是，就在黑勒国放弃对昆的精神信仰之后不久，他们很快就开始信仰一种新的天。一旦开始信仰天，那些曾经的昆门徒也就自然而然地摇身一变成为了天门徒。就这样，一个国家信仰昆，另一个国家信仰天，两个国家之间发生的这一场前后绵延长达百年之久的矛盾冲突，其实质也就只能与精神信仰紧密相关了。

身为捎话者的翻译家库，不仅原以为只是捎一头可以被理解为一句话的小母驴给买生昆门，而且还一直以为捎话的秘密就潜藏在驴的叫声里。他根本未曾预料到，他的这一次捎话使命，其实与他此前的一次捎话行为紧密相关。那时候，库就曾经接受黑勒买生昆门的委托，捎给了毗沙王大昆门一句话：“方便译一部黑勒语昆经捎来。”正所谓有其因必有其果，库根本不可能料想到，正是自己捎回来的这句话，给自己后来的以“捎驴”为“捎话”的行为创造了最终变成现实的机缘。一直到小说行进至后半段，在库携带着谢历经艰难险阻，终于抵达黑勒国的天寺（其前身为桃花寺），面见到被捎话对象买生大昆门的时候，所谓“捎话”的真正谜底才被彻底揭开。却原来，德昆门之所以一再强调要保持谢的皮毛完好，乃因为真正的秘密实际上就潜藏在小母驴谢的皮毛之下。质言之，王大昆门之所以煞费苦心地要以一种“捎驴”的方式达到“捎话”的目的，盖因为他所委托库捎送的“话”本身，乃是一部被译成黑勒语的昆经。在那个毗沙与黑勒两个西域国家因为到底是应該宗昆抑或还是宗天而发生百年战争的时候，要从毗沙将一部被译成黑勒语的昆经完完整整地捎送给黑勒桃花寺的买生大昆门，其实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搞不好捎话者就可能会因此而丢掉脑袋。然而，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等到不知情的库终于不辱使命地费劲千辛万苦把谢当作一句话（其实是已经被译成黑勒语的一部昆经）捎给买生大昆门的时候，买生大昆门其实已经不再需要这部黑勒语的昆经了。具体来说，他的不再需要昆，乃因为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彻底放弃了曾经的精神信仰，改宗黑勒国新的信仰了。好在这买生大昆门还没有彻底遗忘自己曾经的精神信仰，大约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最后才会命人把这部特殊的黑勒语昆经埋在了漫漫黄沙之下。

事实上，由小说核心情节的“捎话”所进一步牵引而出的，就是买生大昆门与库这两位人物形象先后的精神信仰改宗。首先是买生大昆门：“我念了几十年昆经，又念了几年天经，我能看见自己和别人的死。桃花寺被烧那一刻我就死了。他们不知道我已经死了，逼我改信天。我假信了两年，现在真信。真信时我又活了。”毫无疑问，只要联系相关情节，我们即不难做出这样的一种的判断。也即，当买生大昆门特意叮嘱库一定要捎话给王大昆门，要王大昆门给自己捎一部被译成黑勒语的昆经的时候，虽然身在黑勒国，但他的内心世界里其实还在信仰着昆。此种捎话行为本身，就意味着某种不无激烈的文化与精神对抗。然而，等到库不惜千里迢迢历尽千辛万苦将黑勒语的昆经以小母驴谢的方式送达黑勒国桃花寺（即后来的天寺）的时候，买生大昆门业已在经过了一番痛苦的精神挣扎后，从内心里真正地改宗成为天的信徒。曾经信仰昆几十年的买生大昆门的精神改宗，虽然说起来简单，但我们却完全能够想象得到，在精神改宗的过程中，买生的内心世界将会经历怎样激烈的自我碰撞与自我冲突。事实上，看似平静实则激烈无比的自我精神碰撞与冲突，绝不仅仅只是发生在买生大昆门身上。即如翻译家库这样一位精通多种语言的捎话者自身，也不可避免地处于自我碰撞和冲突的状态之中。接收库千里迢迢捎来的谢这头小母驴之后，买生大昆门随即要求库随了自己也一样改宗信天。面对买生大昆门的建议，库给出的回答是：“我是一个捎话人，刚才你说的那句话，我会如实捎给我自己。从耳朵到心里的路，也许比从黑勒到毗沙都长。请您给我些时间，我一辈子为人捎话，现在，我给自己捎一次话。捎到了我的心认了我就随你信，否则你就砍了这颗头。”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犹豫徘徊之后，库最终还是接受了买生大昆门的建议，改宗信了天，但他在这段答语中所特别强调的“从耳朵到心里的路，也许比从黑勒到毗沙都长”，却以形象的话语真切道出了一个人要想改变自己的精神信仰到底会有多么艰难。从黑勒到毗沙，属于可以丈量的地理距离，从耳朵到心灵，属于无法量化的一种抽象距离。借助于前一种的可以丈量，来说明一种抽象距离的过于遥远，刘亮程借此而写出的，自然也就是库内心深处文化冲突的一种激烈与漫长。而且，一直到库被迫口头答应改宗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种隐形的文化冲突都没有消失。这一点，在库面对谢的对比过程中表现得相当突出：“那些心里装着昆的人，只要口头上答应了改信天，把命先保住，别人也看不见他心里有啥没啥。谢却瞒不过去，刻在皮子上的昆经，到哪都抹不去。人可以不信这个了信那个，她改不了，她就一张皮，变成鬼魂皮上还是密密麻麻的昆经。”驴无法在精神层面上骑墙，驴更无法抹去人刻在自己身上的昆经，但如同库这样个体的人，却不仅可以改变信仰，而且还可以在这一方面口是心非。关键在于，掩藏在口是心非深处的，其实是某种连库自己都感到束手无策的内在文化冲突。唯其如此，库才会感同身受地理解看待如同买生这样的精神信仰改宗者：“看上去买生已经完全变了样子，但库知道买生也会像他一样面对如此巨大的心灵变故，毕竟念了几十年的昆经还会在心里不会忘记，供了几十年的昆像也时常出现在梦里。被强迫改宗的黑勒人，以及处于战争中的其他地方的人，都跟库和买生一样，在经历这个世界上最剧烈的心灵惨痛。这可能是这块土地上最大的事情了。人们的心灵被改变，信了千年的昆走了，另一种东西将从此占据人的心灵。”很大程度上，相对于人内在的精神世界来说，外在形态的改变是容易的。而出现在刘亮程笔端的买生与库们，所被迫经历着的，正是这样一种心灵的剧痛与精神的酷刑。

毫无疑问，也正是从以精神信仰为载体的文化冲突的深度思考与表现这一角度切入，刘亮程的这部《捎话》才会让我们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数年前那位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作家帕慕克。事实上，刘亮程当年的长篇小说《凿空》，就如同帕慕克一样，有着对“文化认同”或者说“身份认同”命题的深度凝视与思考：“或许正是因为帕慕克所置身于其中的土耳其地处欧亚两大洲交界之处，切身感受到了穆斯林文化与基督教文明之间不乏尖锐的矛盾冲突的缘故，帕慕克小说创作一贯的主题，就是对于不同文明之间文化碰撞的审视与表现。换言之，帕慕克小说所一贯关注表现的，乃是一种对于现代人而言十分重要的‘文化认同或者说是‘身份认同问题。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之所以在授奖词中特别强调帕慕克的文学创作‘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只要认真地阅读帕慕克业已被译为中文的那些作品，就不难发现，贯穿于其中的一条基本思想线索，正是关于东西方文化关系深入的思考与表达。我们注意到，有论者在谈到帕慕克的小说《新人生》时，曾经指出：‘把这本充满神秘奇异和嘲讽的书读到底，才明白这本幽默的书其实很沉重：主人公兼叙述者“我”，是首先被揶揄的对象，帕慕克也在嘲弄自己，嘲弄土耳其。这个夹在东西方之间的国家，既是欧盟成员，又是伊斯兰国家，年轻人东倒西歪，无所适从;帕慕克是伊斯坦布尔的良心，这个落在欧洲的亚洲城市，恐怕是世界上精神分裂之都;帕慕克的祖父是铁路投资者，父亲是西化不成功的商人，他的家庭东不成，西不就。把《我的名字叫红》读成歌颂西化，恐怕没有明白帕慕克作为土耳其作家心中的痛苦。我认为，论者的这一段话，差不多可以成为阅读并深入理解帕慕克作品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可以用来诠释帕慕克的全部作品。事实上，正是因为置身于土耳其这样一个东西方文化直接激烈碰撞着的国度，所以，帕慕克才会对于‘文化认同或者‘身份认同的问题，有着如此感同身受的真切体验，并把这所有的体验都有机地融入了自己所有虚构或非虚构的文学作品之中。对于这一点，同样有着丰富小说创作经验的作家莫言的看法是极为精到的。莫言说‘在天空中冷空气跟热空气交融会合的地方，必然会降下雨露;海洋里寒流和暖流交汇的地方会繁衍鱼类;人类社会多种文化碰撞，总是能产生出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因此可以说，先有了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然后才有了帕慕克的小说。这一点，在对帕慕克作品尤其是那部为作家自己所特别钟爱的长篇政治小说《雪》的阅读过程中，可以得到有力的证实。”尽管抵达艺术目标的路径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但很显然，无论是刘亮程当年的《凿空》，抑或是现在的这部意在重返千年之前的长篇小说《捎话》，就其思想意绪的基本指向来说，确实存在着不容被轻易忽视的异曲同工之妙。

问题的关键是，作为一部思想含蕴丰富的长篇小说，刘亮程的思想意绪并没有停留在以精神信仰为载体的文化冲突的探究与表达上。在进行深度文化冲突表达的同时，刘亮程更是对与文化冲突紧密相关的，具有极端自我分裂性质的现代精神世界，进行了具有突出原创性的实验性探索。这一方面，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对于所谓“双体人”的创造性发现与书写。比如，妥与觉的合体“妥觉”形象的生成。妥，本来是黑勒国军队中的一员骁将，不幸在疆场上战死后，身首分离之后的脑袋，被一位粗粗拉拉的皮匠缝在了同为毗沙国骁将的觉的身上。这样一来，一位黑勒的脑袋，就与毗沙的身体一起，被组合成为充满怪异色彩的后来被叙述者称之为“妥觉”的鬼魂形象，并且寄居在了库所牵拉着的小母驴谢的身上。既然两个人的脑袋与身体被人为地组合在一起，那冲突的发生就是必然的。先是“妥”：“傻子，头丢了都不知道，我哪是你的头啊，你拿手摸摸，这是你的头吗？”“以后你就是我的身，我叫妥，黑勒人，你跟我叫。”紧接着是“觉”：“我可不要你这颗臭头。我有自己的名字，我是毗沙人，我的名字叫觉。你必须跟我叫。”就这样，头与身体不停争执的结果，只能是双方的被迫各自妥协：“我看，我们就叫妥觉吧，头在上，我跟你叫，但你必须跟我走，腿是我的，往哪走腿说了算。我要回毗沙。”如此一来，觉借助于妥的头说话，而妥，则借助于觉的身体走路，由妥和觉组合而成的“双体人”妥觉便宣告生成。被组合在一起之后，妥觉一路走来，他们之间既有不断的争吵，也有逐渐的融合。“你不能这样对待我，我要找自己的身体。”妥说。“你的远在毗沙，现在我是你的身体。”觉说。“我宁愿错安在一个黑勒人的身体上。”妥说。“可是你没机会了，把我们缝合在一起的是驴皮条。驴皮条缝在一起的，马和牛都扯不开。”觉说。这是他们之间的冲突。但与此同时，在不断冲突的过程中，他们实际上也逐渐交融着，这一方面的一个重要细节，就发生在妥觉他们路过觉的家乡栏杆村的时候。由于觉的头已经不复存在的缘故，他竟然和自己的老母亲面对面而不相识：“觉，我们已经走过你的家乡栏杆村了，你个没头的，到家了都不知道，昨天我们就借宿在你家。”“她不知道你死了，我一直看着她老人家把干草放在谢嘴边，还摸了摸谢的背，她几乎摸到已经成鬼魂的儿子的腿了，又突然停住。那一刻我想，幸亏我的眼睛不是你的，我实在不忍心让你看到这些。”尤其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在真切地描述了上述场景后，妥竟然还会流出眼泪来：“觉静静地听着，妥的眼睛突然流出了泪，泪水流过脸，流过有皮條接缝的脖子，一直流到觉的胸脯上。这颗头终于感受到身体的悲痛了。”其实，这里的悲痛，绝不仅仅只是觉的悲痛。当妥不无自觉地流出眼泪的时候，自然也就在表达自己的悲痛。本来是宗教战争中的敌对双方，妥的眼泪却可以情不自禁地为觉的母亲而流，如此一种表达所寄托的，依然是刘亮程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

尽管妥与觉之间彼此理解交融这一面的存在特别难能可贵，但实际的情形恐怕更多是碰撞与冲突。对此，妥有着真切不过的表达：“我的身体一定也在寻找你尊贵头颅哦的队伍里。他在找你的途中经历了怎样的命运，或许错安上一个毗沙的头，像我错安上一个毗沙人的身体。他日夜被那颗头指挥，跟觉被我的头指挥一样，日夜吵架，过着不知道自己是谁的生活。”在这里，借助于“双体人”的存在巧妙地提出并追问“我是谁”那个亘古不变的重要哲学命题的同时，刘亮程的本意或许更在于借此而传达自己关于文化冲突的思想题旨设定。从这个角度来说，类似于妥觉这样一种“双体人”（其实，在《捎话》，如同妥觉这样的“双体人”的存在绝非孤例。库与谢的合体所形成的“人驴”，那个特特男孩与羊合体所形成的“人羊”，甚至那个白天为乔克晚上为努克的乔克努克兄弟的存在本身，某种意义上也都可以被看作是“双体人”）的艺术设定，其实带有特别突出的象征隐喻色彩。具体来说，它所象征隐喻的，也就是文化冲突这样一个刘亮程意欲深度思考表达的重要题旨。质言之，这些又本来异质的身体合二为一的“双体人”的创造性设定，乃可以被看作是刘亮程类似于帕慕克“文化认同”或者“身份认同”命题的形象化艺术表达。

更进一步，假若把我们的思维从千年之前的信仰与文化冲突中跳出来，在一种完全现代的意义层面上来理解看待刘亮程笔端的“双体人”，那么，这些“双体人”又可以被看作是经常处于自我精神分裂状态的现代人的某种象征和隐喻。而刘亮程的这部长篇小说《捎话》，也就由此而具有了一种同样特别难能可贵的精神分析学深度。关于精神分析學与现代小说创作之间的内在关联，笔者数年前曾经作出过相应的一点思考：“观察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趋势，尤其是小说创作领域，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事实，就是举凡那些真正一流的小说作品，其中肯定既具有存在主义的意味，也具有精神分析学的意味。应该注意到，虽然20世纪以来，曾经先后出现了许多种哲学思潮，产生过很多殊为不同的哲学理念，但是，真正地渗透到了文学艺术之中，并对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着实质性影响的，恐怕却只有存在主义与精神分析学两种。究其原因，或者正是在于这两种哲学思潮与文学艺术之间，存在着过于相契的内在亲和力的缘故。”对于我的这种看法，学者张志忠也曾经在他的一篇书评中给出过一种补充性的说法：“我愿意补充说，这种‘过于相契的内在亲和力，有着深刻的世纪文化语境：上帝死了，人们只有靠自己内心的强大去对抗孤独软弱的无助感;上帝死了，人们无法与上帝交流，就只能返回自己的内心，审视内心的恐惧和邪恶的深渊并且使之合理化。前者产生了存在主义，后者产生了精神分析学。两者都是适应多灾多难的二十世纪人们的生存需要而产生，也对这个产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长期冷战的苦难世纪的人们的生存发挥了重大作用。它们是人的精神世界的产物（它们无法在客观世界得到验证，弗洛伊德学说在文学中比在医学界受到更大的欢迎，与其说它是医学心理学的，不如说它是文化学的），又作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有了张志忠的补充，我的说法自然显得更有说服力。

令笔者多少感到有些欣慰的是，我当年提出来的这种未必成熟的说法，竟然在西方著名学者彼得·盖伊那里得到了很好的回应。在彼得·盖伊的理解中，现代主义最根本的特征之一，就是与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学之间的内在紧密关联：“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对于现代西方文化的影响并未彻底显现出来。尽管这种影响并非直截了当，但肯定可以说是巨大的，特别是对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的艺术品位也不可避免地与现代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但是，不管读者认为弗洛伊德对于理解本书内容有什么样的帮助，我们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任凭现代主义者多么才华横溢，多么坚定地仇视他们时代的美学体制，他们也都是人，有着精神分析思想会归于他们的所有成就与矛盾。”由此可见，是否具有精神分析学深度，的确可以被理解为衡量当下时代文学作品优秀与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标准。假若我们承认上述观点的合理性，那么，由于对“双体人”形象的创造性发现与塑造，刘亮程的《捎话》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一部拥有了这种精神分析学维度的优秀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