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港台当代文学研究连环比较

时间：2024-05-04

本文所说论述的范围为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当代文学研究”包括当代文学史、类文学史及专题史的撰写，兼及现代文学研究和当前的文学评论。“连环比较”是指大陆← →台湾，台湾← →香港，香港← →大陆。比较内容有文学研究的背景、文学研究的立场以及文学制度、文学论争、作家的结构，还有表现形态、文学史专著和论文中体现的文学史观等。

大陆← →台湾

1.两岸文学关系的解冻来自政治空气的缓和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者以往之所以对台湾文学完全不认识，是因为这块神秘而陌生的文学领土属禁区。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后，大陆对台湾的了解不再处于封闭状态。这里还要强调的是，大陆开始研究台湾文学之日，正是台湾乡土文学论战结束之时。这场对台湾文化、台湾文坛乃至台湾社会产生巨大冲击波的思想撞击，也成了大陆研究台湾文学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和参照系。

在1977至1978年发生的乡土文学论战中，厘清了三十年来“庙堂”文学与“广场”文学两种不同路线的发展。虽然这是一场文学见解上没有交叉点的战争，但乡土文学论者要以“乡土文学”作武器冲击社会、改变西化文风的做法，这正与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现实主义为“正确”的创作方法以及“工农兵文艺”有不少相似或相通的地方，这些观点是如此强烈地影响了大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台湾文学研究走向。在大陆第一批台港文学研究工作者中，差不多都有“海外关系”，时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台湾有亲友的封祖盛，充分利用这得天独厚的条件研究台湾文学，他那筚路蓝缕的代表作《台湾小说主要流派初探》①，重点论述的乡土小说作家共十二人，现代派作家三人，这种重视乡土派轻视现代派的做法，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大陆早期台湾文学研究的局限。

台湾的大陆文学研究产生同样与政治形势的变化分不开。中国国民党为适应两岸关系发展的需要，为与岛内“宪政改革”取同一步调，也为了在国际上改变其僵化的形象，进一步拓展国际发展空间，便于1991年4月30日正式宣布“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作废，长达四十三年之久的“动员戡乱时期”由此划上句号。这表现在两岸文学关系上，便是承认大陆“文联”“作协”的合法性，不再是尹雪曼主编的《中华民国文艺史》②中所说的“伪文联”“伪作协”，也不再以“通匪”“资匪”的罪名加害于陈映真一类阅读大陆文学作品或与大陆文人哪怕是间接接触的作家，从“法理”上确认两岸文学交往的合法化与正常化，放弃50年代确立的“文艺反攻”目标，不再大力宣传和提倡向中共作战的“战斗文艺”，这对于降低两岸作家的敌意，缓和两岸文学的紧张关系，促进两岸作家的往来及各项交流的向前发展，从而催生出一小批研究大陆文学论著，起到了重要作用。

2.两岸关系刚起步时获取对方的文学资料非常艰难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在国内（大陆）找资料几乎不可能，因而求助于海外作家，由聶华苓等人提供帮助。台湾对大陆文学的介绍和研究，也是依靠旅美的台湾作家传递信息和资料。1979年4月中旬，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约请海外文化人共同策划“伤痕文学”特辑。后来随着台湾政治生态的剧变，大陆文学热由兴起到衰落，台湾的大陆文学研究也出现了前进与曲折。相对于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台湾的大陆文学研究步伐迟缓得多，成果也乏善可陈。总的说来，台湾对大陆文学的研究远远比不上对本地的文学研究。

大陆的高校中文系，普遍设有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一旦台湾文学研究开展起来后，便有一些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教师加入这个队伍。这些开设台湾文学选修课的教师，集中在闽粤和京沪等地，后来全面开花，连延边大学的学者也出版了厚厚的台湾文学史著作。③

延边大学学者研究台湾文学，是出自教学的需要，而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的先行者，开始却是一种个人的偶然行为，后来为适应时代的需要才转向自觉的选择。以“社会科学院”而论，“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的刘登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古继堂，是最早从事台湾文学研究开疆辟土的前辈学者。他们研究台湾文学，并不像对岸同行认为是奉了谁的指令然后从事这项工作。恰好相反，他们进入台湾文学研究这个行列，完全是一种机遇，如刘登翰是在1980年，福建的福州海关感到历年来从境内外寄来的书刊积压很多，依照形势的变化，需要派人进行审查和清理，该发还收件人的不扣押，该宣布扣押的不归还，于是通过有关部门希望福建社会科学院派人审读这些印刷品。正是在审读中，刘登翰第一次看到钟肇政的《台湾人三部曲》、琼瑶的《我是一片云》和港澳的武侠小说，并由此开始了台港文学的介绍和研究④。至于原在“中央调查部”工作的古继堂，在“文革”中因“造反”被关押，后来对他的处理放宽，从限制其行动自由改为“罚”他去整理安全部门存在的大量的台湾报刊资料。在整理中，他第一次接触到台湾文学，这为他后来编作品选和撰写台湾文学史奠定了基础⑤。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偶然”的选择，仍带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因为大陆正在开展两岸交流，急需这方面的知识和人才。

从事文学研究，如无资料做基础，便成无米之炊。大陆在刚起步时如前所述获取台湾文学资料非常艰难，台湾学者要搜集大陆的文学资料，同样受到多方限制。如不是在特殊部门工作，根本无法接触，像曾在中国文化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读博士学位，毕业后任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的周玉山，其情况有点和北京的古继堂类似。他之所以能较早从事大陆文学研究，是因为其任职单位从特殊管道购进了大量的包括文学在内的大陆书刊，有一般大学中文系所没有的“禁书”。正是靠这些公家采购来的所谓供“匪情研究”的书刊，周玉山才出版有《大陆文艺新探》⑥《大陆文艺论衡》⑦等著作。

大陆每一省市几乎都设有“社会科学院”，台湾没有这种县市一级的“社会科学院”，相类似的倒是有“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这个研究所一直走的是“民国”路线，离现实社会甚远，他们从不把台湾当前文学创作问题当作主要研究目标，再加上“文学”又没有从“文史哲”中独立出来，因而他们不仅在研究台湾当代文学而且在研究大陆文学方面，都没有在当代文学批评大厦的建构方面，起到丝毫的添砖加瓦作用。

3.两岸文学史撰写者都把对方的文学看作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大陆与台湾的比较，首先是“在大陆的台湾当代文学研究”与“在台湾的大陆当代文学研究”方面比较。均不反对“求同存异”的两岸学者，在“同”的方面，两岸文学史撰写者均把对方的文学看作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这是因为两岸学者都是中华儿女，用余光中的话来说，他们“吃的是米饭，用的是筷子，过的是中秋，写的是中文”⑧。从文学的发生学角度看，与台湾最具有血缘和历史文化关系的不是日本，而是中国;从地缘政治方面来说，台湾永远都难于切割的仍是神州大地。从近代到当前，不少台湾作家都不持“日本文学是台湾文学源流”的观点，而认为中华文化一直规范着台湾文学的发展。正如臺湾新文学前辈张我军所云：“台湾文学乃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地随之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⑨祖国大陆出版的台湾文学史著作，无不持这一掐中命门的观点。

台湾早期研究大陆文学的学者，多半是外省人，他们与祖国大陆有较密切的往来，特别是他们的父辈教育下一代要“堂堂正正做中国人”，故这些大陆文学研究工作者均认为大陆与台湾同属中国，各自的文学都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祖籍湖南省茶陵县，连笔名均以“茶陵”名之的周玉山，他研究大陆文学，“是站在还原中国现代史的立场上”⑩。再如出生于上海的高凖，他对历史的、文化的、地理的故乡充满深情，对大陆的新诗发展更是倍加关心。他于1981年冲破重重阻力前往他心目中的“光彩与骄傲”“美丽与荣耀”的故乡大陆访问，访问后他加深了对祖国大陆的认识，并凭着这一腔爱国热血，写出了具有文学史品格、在不少地方与大陆作家达成互为精神交流的《中国大陆新诗评析（1916—1979）》11。

台湾学者研究大陆文学的最新著作，可以原籍山东马森的三卷本《世界华文新文学史》12为代表。在该书“绪论”中，他主张大陆文学与台湾文学是“一体两面”13，这种看法在承认“台湾人是中国人”的比例急剧下降的当下台湾社会，简直是空谷足音。

和“外省作家”高凖、马森及周玉山等人不同，部分台湾省籍学者认同“宁爱台湾草笠，不戴中国皇冠”14的口号。他们从不关心大陆文学，更谈不上研究大陆文学，个别人甚至主张将“中文系”与“外文系”合并，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台湾文学系”和研究所的教授中许多人志不在学术而在分离运动，以致有人认为他们运动高于学术。

4.两岸均经历了注重政治功利到注重美学价值的转换过程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及台湾文学史撰写，是在不再炮击台湾海防前线金门的背景下展开的。由于是政治的解冻带来文化政策的松动，松动后的文化理所当然地报答政治之恩，即让文化交流为政治服务，让台湾文学研究为祖国统一大业服务。这种出发点无可非议，问题是“为统一大业服务”时，不能仅仅局限于《乡愁》15一类作品的褒扬上，简单地将故园情结等同于国家意识，或将文化认同与政权认同划等号。在这种线性思维的影响下，80年代先后出版的两部《台湾诗选》16，几乎清一色是怀乡爱国的主题。某些大陆学者还不注意台湾文学的特点，一不小心跌入套用大陆文学框框的泥淖。

从90年代中期起，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工作者通过反省匡正思路，已逐渐回到文学的轨道上来，重新实事求是评价由于种种原因被贬低或被否定的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创作流派。

初期研究台湾文学的大陆学者，普遍抬高乡土文学而压低现代派文学，这是因为乡土文学受过官方文人的围攻和追打。可后来乡土文学阵营发生了分化，在统“独”两派斗争中不少乡土作家倒向“台独”一边，这对有些论者过高评价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反讽。后来大陆学者意识到这个问题，让学术之外的种种晦暗之气藏匿。

台湾的大陆文学研究，也经历了从着重政治功利到注重美学价值的转换这个过程。他们开始研究大陆文学，凡是谈及左翼作家，不是贬，就是骂。而对右翼作家，明明在现代文学史上没有地位，却被冠以“伟大”及“斗士”各种名目。这些出自“匪情研究”系统研究人员，研究大陆文学不过是达到研究大陆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后来的“匪情研究”，或多或少还披上了“学术研究”的外衣，但对“伤痕文学”所做的评介工作，仍是一种以政治为本位的文学评论。他们认为“以抗议文学或觉醒文学”称呼“伤痕文学”更恰当17，这种观点并不符合“伤痕文学”的原意。“伤痕”一词本来着眼于情感的破损和伤痛，它具有人道与伦理上的意义。可“抗议”一类的词偏离了本来的伦理批判本质，将文学、伦理的意义纳入了政治敌视的视线。由官方杂志《文讯》出面于1988年、1991年召开的“当前大陆文学研讨会”18，仍有对政治鹦鹉学舌之处，可这种政治性让学术性相形见绌，如自诩为大陆文学研究“专家”的无名氏，在讨论会上竟把大陆“文革”中盛行的“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三突出”创作原则，说成是“突出政治，突出阶级性，突出党性”19，可见这次讨论会的学术水平。

后来台湾的大陆文学研究工作者，不像过去那样对政治俯首帖耳，在心理上不再对龌龊的“匪情研究”亦步亦趋，评论时把范围扩大，不再局限在“伤痕文学”上，而评论了阿城的《树王》《棋王》《孩子王》，并介绍了莫言、韩少功、刘索拉、徐星、张贤亮、残雪等人的作品。这种评论，虽然也是赶潮流，但其评论动机及其方法与评“伤痕文学”时有所不同。由《联合文学》1986年5月刮起的“阿城旋风”及其评论热，改变了人们以为大陆文学即“伤痕文学”的印象。

战斗意识高于文学意识的台湾“军中作家”和“学院作家”不同，但随着两岸形势的变化，他们的态度也只好与时俱进有所转变，如张放在开展两岸文学交流后，适时地出版了《大陆作家评传》20，这比作者过去写的《中共文艺圈外》21要客观些，这也标志着作者的研究在从政治本位逐步向文学本体转移。虽然这转移的步伐还不够大，但作者认识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大陆现当代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并认为“评论中国大陆文学，若不提及《讲话》，则无法评析大陆40年代到70年代文学作品，这是无法逃避也不能逃避的重要课题”。尽管张放本人并不赞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内容，但这毕竟是进步。

自1990年代以来，台湾的大陆文学研究随着“本土化”和“去中国化”之风的影响，已很少有像样的成果。在这停滞期较值得重视者仍有吕正惠的大陆新时期小说研究22、唐翼明的《大陆“新写实小说”》23、宋如珊的《从伤痕文学到寻根文学》24。

5.两岸学者各自研究对方的文学起到了相互激励和互相补充的作用有人认为，文学史尤其是当代文学史的撰写，应由“他者”执笔，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由“山外”的人写，更容易取得客观的效果。这种看法诚然有一定道理，但由有亲身体验的本地学者写，写出后便不容易出现“隔”的现象。对台湾的文学史撰写，早期有黄得时、王白渊、王诗琅、郭水潭等人，可惜的是这些作家所做的工作显得过于零碎和不系统，直至陈少廷的《台湾新文学运动简史》出版后，才改变了台湾文学无“史”的局面。叶石涛1987年出版的《台湾文学史纲》25，比其更为完整和丰富。从时间框架看，作者从17世纪中叶明郑成功收复台湾带进中原文化写至20世纪80年代，纵贯三百余年，已大体上勾画出台湾文学发展的轮廓。

这部“史纲”的诞生，系受了大陆学者编撰《台湾文学史》的刺激和启发。在南部出版的《文学界》杂志的一次集会上，叶石涛说：厦门、广州学者在写台湾文学史，“如果我们台湾的作家再不努力的话，我们台湾的文学也许要由大陆的中国人来定位了。”刘绍铭也说：“如果台湾学者不迎头赶上，迫得海外研究台湾文学的人到广州厦门去找资料，那就怪难为情了。”26在这种强大压力下，叶石涛快马加鞭完成了《台湾文学史纲》，这又为后来的大陆学者编撰更完备的《台湾文学史》提供了新的参照系。大陆不少高校招收台湾方向的研究生，叶石涛这本修改前的书，是规定必读的。

两岸互登作品，互出著作，互评作品，互相竞争，互相受益，已成了难以阻挡“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潮流。比如大陆学者首次为台湾新诗写史，尽管遭到对方诸多不满和批评，但不可否认，其开台湾诗史研究之先河的意义，尤其是对台湾加速研究自己诗史的刺激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文讯》才会动员不少诗人、诗评家参加“台湾现代诗史研讨会”。此次会议所出版的厚达七百六十三页的论文集《台湾现代诗史论》27，正“代表着本土研究势力（对大陆学者）的反扑”28。“反扑”的重要对象是北京学者古继堂的《台湾新诗发展史》。这部使台湾部分诗人又爱又恨的书，是影响极大和争议颇多的著作。在彼岸不接纳、不看好、不认同大陆学者撰写的台湾文学史著作的情况下，有些台湾学者下决心“治愈”台湾诗坛多年来所患的“诗史不孕症”29，企图用“土产”的新诗史专著去取代。在这方面，政治大学张双英出版了《二十世纪台湾新诗史》30。此书当代部分的写法与一位大陆学者写的《台湾当代新诗史》异多于同。两岸学者写的文学专题史之异同，正可满足读者从不同角度了解台湾文学发展现状。

6.两岸的当代文学研究后来呈逆向发展以致引发诠释权的“聚讼”局面台湾文学从来就是一座重镇，与大陆文学是在不同的两种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下产生的，在中国文学乃至世界华文文学地图上均占有重要地位。它在参与建构祖国文学中，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表现生活的空间。在文学理论及批评方法上，由于台湾开放比大陆早，接触西方文论的进程及角度与大陆不同，因而他们的文论建树有与大陆不同的地方，尤其是叶维廉所建构的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诗学，远离了大陆长久以来形成的理论思维范式，具有一种异质性，有大陆文论家所期待的理论深度。在表现中西文化冲突的对峙方面，台湾也有自己的特殊经验。在“文革”期间，当大陆文学呈现一片荒芜景象时，这时台湾作家没有被打成“牛鬼蛇神”，文学团体没有被红卫兵砸烂，他们仍然坚持创作，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大片空白。此外，黄春明等人的小说适当地用闽南话、客家话的方言写作，丰富了国语的内涵，让“白话文学”的道路变得更加宽闊。

在“求同存异”方面，大陆学者研究台湾文学主要做的是同根同种同文的“求同”工作，强调祖国大陆文学对台湾的影响，而台湾着重在殊途不必同归的“存异”，强调日本文学对台湾文学的启蒙和熏陶，并一再突出上述的台湾文学不同于大陆文学的区域特色和贡献。这种特色和贡献，大陆学者也从不否定，只不过不像某些台湾学者将其强调到绝对化的程度。

大陆研究台湾文学，高度重视“外省作家”（含第二代）的作用。其原因是这些作家有不同程度的中国意识。他们虽然不一定追求统一，只愿意保持现状，但厌恶“台独”，反对“台独”。这里所说的“外省作家”，是指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随军队去台的作家。这一小批作家和评论家，在五六十年代建构“自由中国文坛”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大陆研究台湾文学，十分重视余光中、白先勇、罗兰、琦君、张秀亚这些作家在传播中华文化的作用，这典型地体现在最新出版的本土作家只是聊备一格的《台湾女性文学史》31中。

国家认同，本是一个国家的自我定位与他人对这个国家的评价，具体到每一个人来说，它首先是一种自我认同，接着走向集体认同。作为移民社会的台湾，那里除有原住民外，还有来自岛外的垦殖者以及不同层次的外来户。这些人尽管生活在共同的美丽岛上，但由于基于各自的立场特别是政治的诡异和政客们不断搬弄族群问题，造成多元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作家们对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还是“独立”于中国之外更是有不同的想象和解读。“台独”学者的解读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台湾作家不是中国作家。基于这种立场，部分台湾学者的台湾文学研究将“外省作家”边缘化，这些分离主义评论家最钟情的是生于斯、长于斯并具有“台湾意识”的本土作家。这种现象的造成，与政客们撕裂族群，在国族认同问题上大做分离主义文章分不开。本土作家所主张的“台湾意识”，其实是地方观念和家乡意识。可将“台湾意识”演化为“台独意识”后，这些评论家便和高扬中国意识的大陆学者展开了一场有关台湾文学诠释权的争夺而形成一种“聚讼”局面。

这“聚讼”局面充分体现在《台湾文学史》由谁来写和怎样撰写中。在台湾，写这类著作被称为“一项何等迷人却又何等危险的任务”32。之所以“迷人”，是因为在高喊“台湾文学国家化”的台湾，文学研究远远跟不上“本土化”的形势，截至2011年前还未出版过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台湾文学史》。要是有谁出版了这种著作，就可获得“开创者、奠基者”之美誉。之所以“危险”，是因为编写《台湾文学史》与统“独”之争有关。有人看到大陆学者撰写了一部又一部《台湾文学史》及其分类史，便大喊“狼来了”。为了抗拒这种所谓“中国霸权”的论述，陈芳明下决心自己写一本《台湾新文学史》33。这部文学史是李登辉讲的国民党是“外来政权”的文学版。陈芳明把中国与日本侵略者同等对待，离开文学大讲“复权”“复国”，可见他那所谓完备的体系，不过是一锅杂碎;他那“再殖民”的离奇叙事，不过是一堆呓语，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有“战神”之称的陈映真和大陆学者的联手反弹。

批评家的使命不是摧毁，不是与人作战，而应该是建设。可某些台湾学者在新世纪对大陆学者撰写的《台湾文学史》或分类史，不是提建设性的意见，而是以“与人作战”的姿态进行摧毁和“反攻”34。他们嘲笑大陆学者坚持“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一个组成部分”35的观点是僵化教条的表现，认为大陆学者不是“发现”而是在“发明”台湾文学史36：把根本不存在的“中国台湾文学”硬说成是客观存在。其实，这“发明权”不属于大陆学人，而属于台湾的本土作家张我军、杨逵和“变节”前的叶石涛。此外，他们还从政治上和学理上清算大陆学者的台湾文学史观，林瑞明、彭瑞金等人在清算时把岛内的统派学者联结在一起：给不同观点的作家尤其是民族主义战士陈映真加上“祖国打手”37的罪名。分离主义者不是称大陆的台湾文学史撰写者为“统战撰述部队”，就是称他们为“中国解放军的一支”38，甚至说大陆学者是“文学恐龙”39。这种“酷评”和“恶评”，人们不难从中嗅到了两岸“争夺”台湾文学诠释权浓烈刺鼻的火药味儿。

两岸的台湾文学研究竞争，无论台湾文论家如何自我膨胀，认为他们的研究成果如何超过大陆，但谁都不能否认，在《台湾文学史》的编写上，大陆出版的《台湾文学史》及其分类史比他们多，这些文学史正在占领着台湾某些院校讲坛。可某些台湾学者不允许也不甘心被大陆学者一箭封喉，于是有各式各样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向大陆学者进行抨击，如《中国论坛》1992年6月“当代大陆‘台湾学系列：文学篇”的制作，其作者差不多都对大陆学者的著作采取排斥的态度。当然有的是从学术出发的，但更多的是从意识形态切入。另还有对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台湾文学史》的评价之争。一些分离主义的评论家们，认为大陆学者连什么是“台湾文学”都没弄明白便写“史”。在他们看来，“台湾文学”就是台湾人用台湾话写台湾事的作品。至于评价的标准和对许多作家的定位，他们仍然亮出“斧钺”，无法认同。

两岸关于台湾文学诠释权出现的“聚讼”风云无不以民间对峙方式出现，官方极少从“幕后”走到“台前”进行干预，但这种学术之争无疑有各自的政治做后盾。就是岛内“双陈大战”（陈芳明、陈映真）40中有关台湾文学诠释权的论争，更离不开政治，即离不开“台湾结”与“中国结”的话题。台湾文学研究当然不能由政治主宰，但“用政治天線接收台湾文学频道”，也不失为一种研究方法。只要有“台独”主张和李登辉发明的“两国论”的存在，只要两岸对台湾文学的诠释呈逆向发展便难免酿成“争夺”场面。

台湾文学史的撰写，毕竟牵涉到作家的定位和如何用评论家的“盛气”诠释文学现象，另牵连到谁来定位谁来诠释，甚至谁最有资格定位、谁最有权力来书写的问题。最有资格者不一定是本地学者或圈内教授，最有权力者如无真气、英气、正气、胆气，哪怕他全方位掌握了学术权力与资源，也无资格参与撰写。谁怕大陆学者写的《台湾文学史》？当然是那些生活在专制阴影下的人，那些言伪而辩的分离主义者。可有道是“不批不知道，一批做广告”，“反攻”大陆学者的当代文学研究只会引起更多人的阅读和购买的兴趣，这是“反攻”者未曾预料到的。

7.大陆研究家用纯正的汉语写作与台湾本土评论家用“台语写作”形成强烈反差在大陆，除少数民族作家用他们的文字写小说，写文学评论外，罕见有人纯用方言写文学评论。在台湾，戒严时期也和大陆一样，评论家们均用纯正的汉语写作。这与国民党强势推行国语有关。1945年10月，即将上任的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为了抵消殖民文化对台湾同胞的毒害，提出“先着手国语，使台胞明白祖国文化”。同年11月便筹设“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并在县市建立“国语推行所”。另颁布《国语运动纲领》，如果本地知识分子不会讲国语，不能担任公务员。1947年发生“二·二八事件”后，台湾省政府加大推行“国语运动”的力度，认为方言不能取代国语，否则将会影响民族团结，并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规定在机关、学校不能用方言交际，并强令教师订阅《国语日报》，听国语广播。1949年3月，又规定全台湾地区小学教师必须国语训练及格，否则便解聘;国语能力较差的教师，亦不续聘。10月26日，当局除禁止日文唱片和日文写作外，同时取消报纸杂志的日文版。1970年“行政院”颁布《加强推行国语办法》。在1976年颁布的《广播电视法》中，要求削弱方言节目比例，强求国语进入家庭，完全无视闽南话和客家话等方言的存在。在后来兴起本土化运动中，当地文人强烈反对当局歧视方言的做法，以致要求用所谓“母语”取代国语。

这些极端的学者，主张台湾新文学是一种由“台湾话”、北京话、日本话写作的“多语言文学”，他们通过鼓吹“台语写作”，试图从语言上割断台湾和大陆的血缘关系。为了使“台湾话”更快地从中国语中独立出来，他们大力表彰用“母语”即“台湾语言”写作。这种做法在现实中其实是很难行得通的，且是根本脱离实际的。现在的“台湾话”绝大部分有音无字，用这种语言写成的文学批评文字在学术刊物上极其少见。当然，少见不等于完全没有，下面是《海翁台语文学》总编辑黄劲连写的《文学兮台语，台语兮文学》中的一段：

“台湾文学着是台湾侬兮文学”、“台湾侬兮文学”当中牵缘三个命题：一、台湾侬。二、台湾侬兮。三、文学。甚乜是“文学”，有一定兮标准，由足济（ze）文学原理兮册探讨即个问题。“台湾侬”顶悬（kuan）已今有讲着（tioh）;“台湾侬兮（e）”，应该爱谈着台湾兮语言、台湾兮风土民情、台湾侬兮生活经验、台湾侬兮感情世界、理想世界、台湾侬心中兮梦。用台湾侬兮语言，写台湾侬兮思想、感情。伫（左边应为“宁”）（ti）遮（zia），足明显兮（e），犹（iu）原牵连着“语言”兮（e）问题。41

作者本想用汉语方言之一的“台语”（实际上是指闽南语）与汉语决裂，即企图用“台语”取代汉语，可作者写这篇论文时，不少地方用的仍然是汉字即“中国语”。只不过这“中国语”经作者“台化”后，拗口得无法读下去。充满“兮”字的写法，这又使人联想到大陆诗人屈原的《离骚》。这种吊诡现象，说明“台语”不管是用同音字还是夹带注音，都得以汉字为基础，用再多的注音也脱离不了中国语言文字的轨道。不要怪自己投错了胎做中国人，在说中囯话写汉字。从英国独立出来的美国人，从不以使用英国语义为可耻，更何况台湾根本不可能“独立”。

物欲横流、乡愿当道、贤能退隐的臺湾社会很奇特，其文化的变化也越来越值得人们关注。这是一个别的地区难以比拟的快速变化的岛屿。政治上由蒋介石的“总统”终身制到政党不断轮替，变化之大已不须多言;而政治带动的社会变迁与解放，可用令人咋舌来形容。比如“两蒋”时代官方强制推行国语，在公共场合严禁讲方言。在戒严时期，语言的阶层关系确立为：闽南话和客家话成为落后、粗鲁、乡野、没有文化和社会地位低的象征，而作为官方语言的“国语”，成了现代、优雅、都市和具有相当文化水准乃至身份的象征。据萧阿勤的说法：语言的阶层关系，与政治领域的族群阶层相当一致，即外省人是统治者，而本省人尤其是讲闽南话的人，是被统治者。而现在“台语”却成了官方语言之一种，凡参加最高领导人直选的政治家都必须学会这种语言，它成了认同台湾与外省人划清界限的一种标志。讲“台语”是“忠于台湾”，而说中国语的人有时却变成“可耻”或“卖台”的同义语。这充分说明，“台语文学”在实际操作时不仅牵涉到语言、文学问题，还牵涉到意识形态的分歧，正如“台语文学”的主张者蔡胜雄所言：“台湾文学要用台语来写，还是用‘国语（北京话）来写的问题，更牵涉到国家认同的问题。”42可见，解除戒严后台湾之所以乱象丛生和鼓吹“台语写作”导致语言的泛政治化有极大的关系。

台湾← →香港

1.两地文学制度的同异 “港台文学”的概念，有人认为是198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的43，其实，早在1970年代初，有人就将香港文学与台湾文学联结在一起，如“左”倾评论家谢基民写过《困兽之斗的港台文学》44，认为港台文学与内地社会文艺不同，它属资本主义文艺，“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上，这是一个毒瘤……二十年来它发展了不同状态的征候，各式各样的疮疤，恶毒和臭味四处散播，我们实在要一一检讨”。这种观点、语言很像大陆的红卫兵，其偏激不辨自明，但此文说港台文学性质相近，倒很值得重视。

处于英国、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三角关系中的香港，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政治地位，均显得很不一般。从地理位置上看，香港靠近广东深圳;在意识形态上，由于社会制度、经济体制及“九七”前“妾身未明”的处境等各式各样的原因，香港更接近台湾。

台湾、香港均为大陆的离岛，两地本来就有被“割让”的类似历史。将“港台文学”或“台港文学”并列，不等于台港社会风俗或文学风貌均无差异。相反，这种差异还非常明显。经济上两地虽然同属资本主义，但香港人对台湾人颇有心结。且不说文化上台湾说闽南话，香港讲广东话，单说出入境直至80年代台湾对香港防范之严简直使人怀疑是神经过敏。不过，在文学制度上，两者倒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文学社团，台湾的文学组织分为地区性与全岛性两种，其形态为：一、紧紧围绕在文学杂志间的作家群;二、以志同道合的方式结合，去抗衡不同文艺观的社团;三、以研究会或读书会的面目出现;四、不局限于本岛的国际性组织。

香港从l955年起，先后有了一些文学团体。但这些团体属同人性质，且组织松散。就台湾文学社团形态上述四种情况而论，在香港“紧紧围绕在文学杂志间的作家群”有“素叶文学”作家群，“以志同道合的方式结合，去抗衡不同文艺观的社团”有“香港文学促进会”，“以研究会或读书会的面目出现”有不久前成立的“香港文学评论学会”。这种研究性质的学会，由于缺乏政府拨款，也无财团支持，更重要的是香港没有文学评论读者市场，故多半都会无疾而终。“不局限于本岛的国际性组织”有“国际笔会香港中国笔会”及“国际笔会香港英文笔会”，后一种笔会是著名作家徐訏从前一个“笔会”中分裂出来，这正像台湾的“中国青年写作协会”因内部纠纷系由刘心皇从“中国文艺协会”分化出来一样。

台湾的文学社团如过江之鲫，仅“笔会”就有“中华民国笔会”、台湾笔会、台湾原住民族文学作家笔会、台文笔会、台湾客家笔会。作为生活在高度商业化社会的香港文化人，和台湾文化人一样从来都寂寞，作家获得的掌声稀少，诗人的读者更少，为了互相“取暖”，便成立了不少社团，以诗歌的国际性组织为例，有成立于1988年12月的“世界华人诗人协会”、成立于1989年10月的“国际华人诗人协会”、成立于1993年的“国际华文诗人笔会”。这三种国际性组织，较有影响的为“国际华文诗人笔会”，其余不是停止活动，就是勉强维持。

在台湾戒严时期，“中华民国笔会”是代表官方的主流组织。虽然其会长、理事是民主选出来的，但因为政治上是中国国民党一党独大，“两蒋”在宝岛实行的是独裁统治，这便决定了文坛只能有一个打着“中华民国”旗号的“笔会”存在，不允许不同路线尤其是不用“中国”“中华”“台湾省”名称的“笔会”产生。在解除戒严后，文艺政策宽松，因而台湾的文学组织有较大的变化，特别是本土作家成立了与“中华民国笔会”相抗衡、文学立场和主张完全与“外省作家”不同的“台湾笔会”。香港没有实行戒严，也就没有戒严前后之分，但有“九七”回归前后之分。面临香港回归祖国，香港作家队伍同样产生了新的组合和分化。远在1949年底，左翼作家回内地，右翼文人纷纷去香港，香港一时成为国共两党争夺意识形态的前哨阵地。在五六十年代，左右翼界限壁垒森严。后来左右翼色彩在淡化，形成左中有右、右中有左或边左边右、亦右亦左或先左后右、先右后左的奇异景观。以后者论，1997年6月由右翼文人、“怪论”作家哈公发起成立的“香港作家协会”，反共色彩非常鲜明。1992年其上层领导改由全国政协委员朱莲芬担任，该组织便由亲台很快转向亲中，不再对李登辉行注目礼。原为抗衡亲台的“香港作家协会”而于1988年1月成立的“香港作家联谊会”（1992年1月改名为“香港作家联会”），由左派文人曾敏之发起。这是香港作家团体活动最多，且有会所和机关刊物，与内地保持紧密联系的文学团体。“九七”前夕，“作协”与“作联”的对峙45，与台湾“中华民国笔会”与“台湾笔会”分庭抗礼相似。在新世纪的台湾，不同政治色彩的作家则原先由从对抗变为交叉，从显性转变为隐性，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另一种景观。

2.两地文学论争的差别心中少祖国、口中无阶级的香港，作家并非生活在真空中，他们和台湾一样受政治形势的左右。历来以流动著称的香港作家，“九七”前夕流动性更为明显。一部分作家存在“九七”后怕遭受清算的顾虑，或认为“九七”后创作自由没有保障，或觉得无法适应“九七”后新生活，便移民他乡。其中移民的地点主要是加拿大和澳洲、美国等地。另外，不可忽视的是有许子东等少数内地文人从海外到香港定居，成为新的香港文学评论家。在台湾，作家同样存在“进进出出”的情况，走到美国去的於梨华便写出“留学生文学”，而香港从外面进来的作家除余光中外，并未形成一种新的流派和风格。

台港两地使人感到诧异的是对某些在外人看来是纯属常识性的问题，常常争论不休，比如什么叫台湾文学，其定义之多，简直有点像作文比赛——没有台湾文学，只有中国文学;不论是住在台湾还是海外的中国人用北京话（目前台湾叫“华语”）写作的有关台湾的文学作品，它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持有“中华民国”“护照”的作家用国语所写出来的作品;台湾人站在台湾立场用台湾话创作出来的文学;不是中国人而是“台湾人”或曰“台湾民族”唾弃中国语而用“台湾语言”（包括闽南话、客家話、原住民语）作为表达工具写成的作品。

第一种意见忽视了台湾文学的特殊性。后面的几种观点代表了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不同，但多数人都承认台湾文学有别于大陆文学，其中第二种观点认为再怎么有别也改变不了同文同种的属性。第三种实际上主张台湾文学应为“中华民国文学”。最后两种是持分离主义文学观点作家的主张，其由政治挂帅所带来的偏狭性异常明显。

香港文学的身世一直悬浮未定，相当朦胧，一位南来评论家曾戏称其是“不明写作物体”：

何谓“香港文学”？南来北往东去西迁土生土长留港建港移民回流的作家，左右逢源左右为难中间独立有自由无民主的政治倾向和文学经费，松散联谊宗旨含混聚散无常的文学社团与协会，自生自灭停刊复刊再停刊风云流散的文学杂志，现代后现代殖民后殖民过渡后过渡的文学思潮和语境，雅俗对峙雅俗杂错雅即俗俗即雅的文学生产与消费——界定之难，真个是只好称之为一种“不明写作物体”（unknown writing object，uwo）罢？46

对这“不明写作物体”，其实也有相对明确的说法。第一种意见认为香港文学是香港人写的作品，第二种意见认为系在香港居住的华人作家用汉语创作的文学，第三种意见认为是在香港地区出现的作品，第四种意见认为是用“香港意识”写出来的作品，还有个别人认为不能光用国语，还应夹杂有粤语、英语的作品，才算是有“港味”的香港文学。第一种意见牵涉到什么是“香港人”的问题，通常认为是指在香港出生的人，或不在香港生但在香港长大的人，或不是土生土长但在香港居住过七年以上的人47。第一、二、三种意见争论不大，第四种意见对什么叫“香港意识”存在着分歧，最后一种意见认为用三种语言写作的作品才是纯正的香港文学的看法，多数人并不赞同。

和台湾不同的是，香港在1979年还有过“香港有没有文学”的讨论，参加者都是香港的著名作家，他们的回答几乎都是异口同声：“香港有文学。”可香港常给人“文化沙漠”或“文学沙漠”的感觉，其原因在于香港文学是“弃儿”，即港英政府不要，在内地也不受青睐，改革开放前根本就不承认有这种文学。另外，香港不曾产生经典作品，严肃文学也找不到市场，如有文学给人印象最深的不过是“二毫子小说”、亦舒的言情小说乃至打手文学、“咸湿文学”、垃圾文学。这种对香港文学的误解，在内地仍然存在，如中国作协原副主席冯牧就认为“香港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学”48。从内地移民到香港的先锋作家马建，在“九七”前夕也发过这种怪论：“娱乐是香港生活的重要消费，但歌舞升平成不了文化身份。香港人照样走到什么地方也被称为文化白痴。无论他移民到哪里，老家还是个文化沙漠。”49这种用大扫除的方式否定一切的红卫兵式的语言，招来许多反驳。反驳者一致认为，作为东方明珠的香港，如果只有经济实力而无文化的支撑，这是说不过去的。香港的文化现象斑驳复杂，简单的判断难以服人。即使在文化领域，也出现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代表者之一金庸。香港的文化“珍珠”与“鱼目”共存，可马建只见“鱼目”不见“珍珠”，或只看到跑马文化、选美文化、快餐文化，而不懂得金庸武侠俗文化也可提升为雅文化的道理。

不可否认，台港两地与大陆最大的不同在于强调本土性。台湾高扬的是“台湾意识”，它虽然正式出现在70年代中期，但这种意识早在1895—1945的日据时期就开始存在。这时的“台湾意识”，以民族意识为基本内涵，系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一种思想武器。日本投降后，去台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将“接收”变成“劫收”，使台湾同胞极为反感，“台湾意识”由此成为省籍情结的符号。1947年“二·二八事件”以后，“台湾意识”蜕变成党外运动的基石，台湾人民用它反抗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作为文化论述的“台湾意识”，有“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两个层面。当李登辉在90年代提出“两国论”，“台湾意识”的呼声日益高涨并成为主流话语后，一些人以淡水河取代长江，这时的“台湾意识”已不再是“中国意识”之一种。本来，“文化认同”作为一种抽象的心理建构，五千年悠久的中华文化在许多人的心灵上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而“政治认同”是以具体的政府或政权作为认同之对象。当今在香港出现的“香港意识”，不完全同于变了味的“港独意识”。许多香港作家认同中华文化，当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一定认同政治中国。更有极端的作家不认同中华文化，视香港为唯一的本土，内地为他土。但一般民众使用“香港意识”一词，和“台湾意识”一样，只是一种地方观念。

香港文坛没有巨浪，没有海啸，没有台湾发生的那场震动全社会的乡土文学大论战。不能小视这场论战，它通过两种意识形态的对决，才促使台湾当代文学研究进入新阶段。在这一阶段台湾当代文学研究不再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改为“乡土文学”评论与研究。虽然“乡土文学”名称没有后出现的“台湾文学”来得旗帜鲜明，但比起笼而统之的“中国现代文学”更具有地方特色。在这一时期涌现了一小批和余光中、颜元叔相抗衡以叶石涛、陈映真为代表的“乡土文学”评论家，他们的评论大都有左翼色彩，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认为文学应具有强烈的社会功能，对现代派文学采取抨击态度，所写的论争文章咄咄逼人，而且还十分注意作家作品评论，所不同的是评论对象大都是本土作家。台湾乡土文学论战结束后，编印了两本代表完全不同倾向的书：由彭品光主编的《当前文学问题总批判》50和尉天骢主编的《乡土文学讨论集》51。这种乡土文学论战文章汇编，香港也出了一巨册。此书的编者和出版者，均没有什么政治背景。香港毕竟没有台湾张道藩那样一锤定音的文艺指挥官，也没有事事想拨云见日的指导型评论家，同样没有出现过滔滔雄辩的颜元叔、从其论著中总能采到吉光片羽的王梦鸥以及叶维廉、叶石涛那样公认的评论大家。在香港，虽然也有一些高校的学者从事香港文学研究，但这种研究在学术界地位不高，远没有研究古代的李白、杜甫、曹雪芹和研究现代的鲁迅、巴金、曹禺那样受人重视。

3.“外省作家”与本省作家、“南来作家”与本土作家香港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视为移民文学，其成分多元，主要由“南来”“本土”“外来”三大板块构成。“南来”本来也属“外来”，不过，这里讲的“外来”，主要是指来自海外。必须指出的是，“南来作家”并不是流派概念，通常是指从中国内地迁移到香港的作家。这其中有“南来者”后北返的，也有新中国成立后去香港，居住时间较长以至成了当地永久居民，如徐速比第一代“南来”更像香港作家。20世纪七八九十年代“南来”的算“第三代”。他们大都通过探亲、继承遗产等合法手段移居香港，也有少数人因家庭出身在内地遭受不公正的待遇等原因，冒着危险从深圳河泅渡到香港。他们和五六十年代的“南来作家”最大不同是没有“难民”心态，不同于力匡基于对新中国成立不认同的政治放逐。他们中有部分人还较快融入当地社会。但这不等于“南来作家”的作品与本土作家相同。相反，他们的作品多半是内地记忆，即使是写香港，用的也是内地视角。“南来”的有些早先在内地成名，有的去港后才成名，也有个别人成了香港的过客。他们的价值判断、艺术手法与本土作家均有所不同。他们最拿手的是“写实”，语言通俗易懂。其中有左翼与右翼之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别，更多的是介于两者之间。

本土作家也并非与“南来作家”没有交会的地方。有些人有在海外留学或生活的经历，与其他本土作家相比，他们的创作多了些雅，少了些俗，更注重中华文化传统的传承。

当然，“南来作家”与本土作家的对立情况仍然存在。这两个群体基本上是井水不犯河水，但有时还互相敌视。不过，本土作家与“南来作家”的紧张关系不像台湾的“外省作家”与本省作家一样有着异常复杂和激烈的政治因素，也没有公开掀起稍具规模的论战，但有暗战，这在香港诗选的出版中有鲜明的体现。本土诗人关梦南、叶辉合编的《香港新诗选读》52，其编选标准是地道的“从本土出发”。他们心目中的本土，并不是都从香港出发的本土意识，而是指根植于本土的非外来的土著身份。该书虽然也选了柳木下等少数“南来诗人”的作品，但只要将此选本与“南来作家”张诗剑主编的《香港当代文学精品·诗歌卷》53加以对照，就可以看出后者所选的几十位“南来诗人”在“选读”中都不见踪影。这使人联想到台湾诗坛，他们常常通过诗社选、年度诗选、年代诗选、诗学大系、中国诗选、台湾诗选、两岸诗选、经典诗选、世纪诗选各种名目上演新诗版图的争霸战。

4.台港新诗的“互文”关系台港两地的新诗创作与评论有“互文”关系，这种情况的造成和香港早期一些诗人如叶维廉、戴天、蔡炎培、温健骝在台湾读大学有一定的关系。正是这些来自香港的侨生，为两地诗歌的发展四处奔波，并靠倾向相似的作品互相示好。在1950年代后期，港台现代诗就“鹦其鸣矣，求其友声”，互相唱和，其中创办于1956年的香港《文艺新潮》，于1957年前后两次集中发表一批台湾新锐诗人的作品，成了港台新诗联系的桥梁。为了报答该刊出版台湾诗人作品专辑，台北纪弦主持的《现代诗》也几乎同时制作《香港现代派诗人作品一辑》。这是港台两地冲破守旧思潮所筑起的封闭之门，寻求两地作家的聚合与交会的一次自觉行为。此外，台湾出版的“文学大系”或编诗选及作家作品目录，都会把部分香港作家收编进去。不管出于何种动机，不管收入者买不买账，但这毕竟说明两地文坛在互相提携、互相渗透。

香港文学的成就稍逊于台湾，但香港是发扬海洋文化——中西文化交流最有成效的国际大都市，其现代诗比台湾提前出现。到底是香港新诗受过台湾现代诗的哺育，还是台湾现代诗受香港现代诗的启发，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一位台湾学者认为：《文艺新潮》“是第一本影响台湾文坛的香港文艺刊物”54。香港本土批评家李英豪也说：“如果你看看《文艺新潮》，就知道事实上它影响了台湾现代诗。”55的确，该刊所译介的欧洲和南美的文学，在打开香港诗人视野的同时，也使台湾作家痖弦等人大开眼界。香港的文学园地没有台湾多，但凡登诗的刊物都发表过台湾新诗或有关评论。这对台湾现代诗的向前发展，是一种推动。关于台湾诗人的评介，最受重视的是既是台湾作家也曾是香港作家的余光中。第一部研究余光中的专著，是香港学者钱学武写的。

不仅在创作上，而且在新诗理论方面，港台两地也有“互文”关系，如台湾覃子豪的诗论，曾成为香港青年诗人学习的楷模。而李英豪的现代诗论，在台湾则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这时的港台诗论，互相借鉴，互相渗透，互相竞争。

5.不偏不倚与把文艺史写成政治斗争史作为新儒学基地的香港，那里有大学者钱穆、唐君毅、牟宗三、饶宗颐，有武侠小说翘楚金庸、梁羽生。这些影响深远的学人和作家，再加上抗战前后有一批的内地作家去港，就是本土作家也常在省港两地穿梭，这使香港文化不可能完全西化，它在保持中国文化传统方面并不逊于台湾。台湾由于实行戒严，某些学者不是恐共就是反共，再加上当局查禁30年代的文艺作品严重扩大化，造成新文学著作在台湾不许流通，不许传阅，这时大学中文系不能讲中国现代文学，再加上只承认“中华民国台湾省文学”而不承认与“自由中国文坛”相对应的“台湾文学”，这自然谈不上研究台湾当代文学。如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便会被情治单位（安全部门）“约谈”、处分乃至開除公职。在戒严时期，当局严禁用“台湾”（“台湾省”则可）二字成立文艺社团，促使本土文学研究无从施展，有现代文学史的出版也清一色是大陆现代文学，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苏雪林《二三十年代的作家与作品》56。此书虽不具备新文学史的框架，却具有新文学史的内容，使读者可从该书的论述中，一睹二三十年代新文学的全貌。该书写作时由于30年代文学作品未全面开放，故对作家生平的叙述不及后出的同类著作详细，但对作家评价的篇幅相对地有所增加。对鲁迅，苏雪林曾用四章的篇幅论述，有部分肯定，更多的是否定乃至攻击。她肯定鲁迅小说的艺术成就，否定鲁迅杂文的艺术价值，污损鲁迅的人格。尹雪曼主编的《中华民国文艺史》57，以“现代”即1949年以前创作的文学为主，部分涉及台湾地区的“当代”，比苏雪林、刘心皇前进了一小步。这部四十二人参加的官修著作，从辛亥革命时期写起，肯定台湾新文学受大陆新文学运动的影响，力图将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与国家民族论述结合起来。在返回文学现场时注意民族精神的塑造与“党国”连结，站在三民主义立场突出具有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作品，主张台湾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但严重地存在着把文艺史写成政治斗争史的倾向。

香港的现代文学研究，由于没有台湾的条条框框，再加上30年代文艺一直开放，所以观点较为独立公正。他们尽可能做到平理若衡，照辞如镜。自称自由主义者的曹聚仁到了香港，受到左右两派的夹攻，在一片“骂曹”声中，他用“平理若衡”的方法完成了《鲁迅评传》58。这部书既不像内地那样神化鲁迅，更不像台湾的苏雪林用恶毒的词句丑化鲁迅。他写出了鲁迅“绍兴师爷的脾气”，写出了鲁迅为人友善的一面。他笔下的传主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凡人。这部《鲁迅评传》虽然不能说是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学术性最高的，但却是最有个性、可读性甚强的评传。此外，自视清高，不向两岸政权示好的司马长风，试图用“不偏不倚的立场，辨其源流，点其成果”，用超脱的态度评价新文学思潮和作品。他号称要“打破一切政治枷锁”，其实并没有做到，但他那资料相对丰富的《中国新文学史》59出版后，很快被台湾引进，以至到了中文系师生人手一册的地步。

在新世纪，台港两地当代文学研究的空气比过去浓厚，台湾文学馆主持出版过《台湾文学史》长编和一套规模甚大的“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香港也开始编纂出版“香港文学大系”，香港的评论刊物《文学评论》在林曼叔主持下，除发表了一系列有分量的香港文学研究论文外，还出版了和“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类似、但规模小得多的“香港文学研究丛书”。在这方面，香港与台湾差距仍然很大，还需克服滞后的惰性，做出更大的努力，才能改变香港当代文学研究的被动局面。

香港← →大陆

1.大陆的香港文学研究与香港的大陆文学研究从1982年起，在媒体和学者的共同推动下，香港文学在大陆得到了仅次于台湾文学的传播，香港文学研究也随之提上了议事日程。这种研究，在思维方式和理论范式方面，从学术背景到学术资源方面，均与研究大陆文学表现了不同的面貌。内地对台湾文学、香港文学的重视和研究，是一种文学观念的更新，也是一种研究格局的变化。在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且是特殊的一页。

在改革开放前，内地知道的香港作家是写蒋家王朝野史的唐人，其作品为《金陵春梦》60。后来扩大视野，先是知道有金庸写有武侠小说，后又知道有倪匡、亦舒这对兄妹写的科幻小说、言情小说。许多优秀的作家作品，在政治的严格过滤下，一时还无法跨过罗湖桥进入内地的文学市场。

80年代大陆出版社的出版标准，也是大陆香港文学研究工作者所依据的准绳是：香港作者的政治倾向必须亲中而非亲台。即使像曹聚仁在《星岛日报》“南来篇”的专栏中号称“我从光明中来”，因他有“历史问题”即受过鲁迅批判，1949年后又从大陆“逃”往香港，因而北京一家权威文学杂志称他为“反动作家”61。曾在日本文化部所属大岗公司工作替我方送情报的叶灵凤，则被贬为“汉奸文人”。张爱玲尽管没有分到这两顶帽子，但由于她一度是汉奸胡兰成的妻子，去港后又写了对新政权有强烈不满的《秧歌》62，因而这三位作家哪怕成就再高，研究者对他们仍不敢放手去研究，即使研究也在很多地方持保留态度。

80年代不少人研究香港文学生怕不慎踩了地雷。为了政治上的保险，多挑选暴露香港不是“人间天堂”而是“人间地狱”的作品。在这方面，刘以鬯的《天堂与地狱》63，还有陈浩泉揭露金钱的罪恶以及批判人吃人现实的《香港狂人》64，以及舒巷城描写香港阴暗面的作品，在内地研究香港文学的论文中被引用、被评述的次数最多。

和研究对象多为进步作家或左翼作家相联系，那时大陆的香港文学研究极力推荐香港作家使用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手法写的作品，而对用现代主义创作方法写的诗或小说，因其难懂，内地学者无法破解，即使能破解也不是持褒扬态度。

1984年9月，中英两国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发布后，香港有的杂志在制作《九七与香港文艺》专辑，有的大学还举办《九七的启示——中国·香港文学的出路》座谈会。大陆的文化界和学术界也积极配合香港回归做各种各样的宣传工作。为迎接香港回归这一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大陆研究界对香港及其文学的看法认真作了反思和调整。他们不再视香港为“文化沙漠”，转过来认为香港是光芒四射的“东方明珠”，那里有真切的人文沃土。这时刘以鬯用意识流写的《酒徒》等作品受到热捧，曹聚仁的作品也不再成为禁区而大量出版，研究者不再使用“政治标准第一”的标尺，改用开放的态度对待香港文学，认为包容性和多元化是香港文学的一大特点，并由此强调香港同胞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突出香港文学与中国文学血脉相连的关系。这时大陆学者开始编撰香港文学史以及专题史、类文学史。

在“去中国化”的英国人统治下，香港人失去了“记忆”，香港成了一座没有“记忆”的城市。为了帮助香港作家摆脱自我噤声的困境以恢复“记忆”，大陆学者下决心打破与香港文坛隔绝的栅栏和彼此间封闭的高墙，便“空降”香江文坛当仁不让地写起《香港文学史》65及其各种文体史。这些著作所研究的是被大陆长期排斥的一种区域文化现象，在“九七”回归前华语文学在香港并不居主流地位，其产生的背景远比大陆文学复杂，作为大陆文学分流出去的支流，出现的历史不长，历史的线索不明显，何况对什么是香港文学及其分期仍有不同的看法，因而香港学者对大陆出版的论著，除少数人持肯定态度外，多数本土学者均持冷嘲热讽的态度。

自称是“香港人”的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王宏志，对大陆学者研究的动机及其学术立场提出质疑，认为大陆学者研究香港文学多处体现出“大中原”心态66。最早为香港文学写史的谢常青67，他的论述的确过于急功近利，研究方法非常老套，语言也很僵硬，香港学者无法接受情有可原，可论述并不激进的王剑丛的《香港文学史》68，也被认为是政治大于学术。这里牵涉到香港史是否中国史的一部分，“香港人”是不是中国人这一原则问题。大陆学者与王宏志的分歧，不单纯是学术之争，其中包括“香港意识”与“中国意识”的碰撞。在学术层面上，则牵涉到香港文学是否属“边缘文学”问题。香港从政治或文化的角度看，它都不可能处于中国中心的位置，更何况香港一段时期成为政客或文化人的放逐之地。不过，某些大陆学者出于“大中原”心态，并由此把香港文学判为“边缘文学”69，这正像台北的詹宏志把台湾文学说成是“边疆文学”非常相似。无论是称香港文学为“边缘文学”或“边疆文学”，主要不是指香港地处中国边陲，而是里面含有价值判断，即占据中原地位的文学居主导地位，带有示范作用，而“边缘文学”则是次文化、次文学。这种看法的确伤了香港作家的自尊心。据香港学者陈国球对大陆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统计70，著者们的确是把香港文学“收编”进大陆文学，把台港澳文学“吊在车尾”，如雷敢等人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计五百五十七页，其中香港文学只有六页，占总篇幅的1.07%，影响更大的金汉等人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计七百二十三页，香港文学只有九页，占总篇幅的1.24%。后出版的当代文学史篇幅略有增加，但仍不改“补遗”“附录”性质。在这些著作中，“边缘文学”也就成了“边角料文学”。事实上，香港文学并不是“边缘文学”，当大陆“文革”中只剩下一位作家鲁迅和一部小说《金光大道》时，香港作家没有“下放”还在创作，并写出了不少好作品，从而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空白，将其视为“边缘文学”显然小看了香港文学的作用。不仅在“文革”期间，而且在“十七年”时期，大陆对外开放的大门紧闭，与国际的交流通道非常狭窄，而香港文学这一时期为东南亚输送了许多文學食粮，就是大陆从封闭走向开放后，香港仍然是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在联系世界各地华文文学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故将其视为“边缘文学”，显然与实际不符。

90年代初期，大陆强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许多人纷纷下海，香港梁凤仪的财经小说便适应了这股潮流。受这种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影响，大陆掀起了一股“梁凤仪热”。谁都无法否认，梁凤仪的《豪门金梦》等作品为大陆读者展示了有“东方明珠”美誉的国际大都市财情纠结的新世界，较为生动描绘了香港社会的快速变迁，尤其是香港回归前市民们的各种复杂心态。香港著名报人罗孚认为“市场”与“艺术”是水火不相容的词语，便对“艺术”屈从于“市场”这种现象进行猛烈的抨击，认为大陆的“梁凤仪热”是“最高一级的堕落”，且是出版此书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开研讨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梁凤仪新书登广告的《文学评论》，是三个“最高一级的堕落”71。罗孚看不惯大陆这种现象完全可以理解。在香港严肃文学没有市场，通俗文学却大行其道。反观梁凤仪这些畅销书作家，不但出版不成问题，而且应付约稿都忙不过来，据说还要请别人“代笔”才能过关。这当然会引起罗孚那种一级强化、二级强化、无极强化的“堕落”之说。这不是一般的酸葡萄心理，从文学观来讲，是体现了严肃作家孤臣式的死死守住自己的纯文学信仰，不愿向世俗投降的心态。不过，批评家也是凡人，不可能完全与世俗无涉，只不过他介入市场时只要不为了利益触犯学术道德，研究一下梁凤仪的财经小说为受众提供了什么新的内容，研究流行小说为什么会流行的原因，探讨“用票房取代评论”和“用评奖取代评论”产生的原因还有雅与俗的互为补充的关系，这与“堕落”应该没有关系。

在大陆，鲁迅研究是一门显学，可在这一显学里面，极少有人研究鲁迅与香港的关系。后来有了一些，主要是研讨鲁迅三次在香港作短暂的逗留并作过两次演讲72。这演讲的效应，被某些大陆文学研究者使用“强制解释”法无限放大，说这两场演讲对香港文化界发生了“巨大的震撼”73“有力地推动”了香港文学的发展，评论者这种预设的立场给人的印象鲁迅不但是大陆新文学之父74，而且也是香港文学的开山祖。这显然与当时的情况不符合。诚然，鲁迅演讲为香港新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但不能说这两场演讲就催生出香港《伴侣》杂志，这两者其实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据记载，鲁迅演讲有人从中作梗听众并不多，在报上刊登出来的演讲稿已非原貌，被刀斧手删削了不少。更何况，他的三篇有关香港的文章，由于题材的限制，并不似他过去的文章大力倡导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相反，这些文章有关反抗殖民统治的内容非常微弱。故科学的结论应是：鲁迅演讲有影响，但这种影响对香港文学的发展不能作过高的评价。

香港学者最反感的是大陆某些学者把“南来作家”的作用无限夸大，如广东学者潘亚暾在一篇论文中谈到第一代“南来作家”时75，称他们“对香港文学的产生、发展、繁荣出力最勤、贡献最大、影响最深”，“随着香港回归进程，这种主导地位和领导作用将必定加强而不会削弱”。这里说的“领导作用”已不是学术语言，而类似政治术语。不错，“南来作家”对香港文学的发展属正能量，其影响不可小视，但他们毕竟不是香港文坛的大鳄高僧，从未包办文坛，况且第一批“南来作家”的作品题材均为大陆生活，未曾以香港作背景，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香港文学。郭沫若、茅盾当年在香港工作的对象是北方中原而不是南方，更不是香港。他们从未把推动香港本土文学的发展作为自己工作的目标。当时的香港除左派外，还有右派、中间派、托派、汪派，另有英方的势力。在这种多重势力的压迫下，本土作家不管是有谁支持都难以施展拳脚，以致这时不少在香港生或在香港长的作家不是改行写流行小说，就是从文坛消失。到了70年代，“南来作家”的作用无疑比第一代大一些，但香港文坛的主力军是刚成长起来的本土作家。至于在1948年就移居香港的刘以鬯，已成了准本土作家。他对香港文学的贡献，不能完全记在“南来作家”身上，不过，香港作家批评潘亚暾时，说他不是写香港文学史而是在写《南柯记》，他评价“南来作家”的作用是属“典型的梦呓”，还把潘亚暾说成是“文艺沙皇”和内地研究香港文学的代表，批评文章开头一句便直呼“潘亚暾之流”76，这同样不符合临文以敬、衡文以恕、评文以善的精神。

当今社会“主流”“中心”太多，学者如想获得别人的宠爱，难免会焦躁。关于香港文学的主旋律，焦躁的潘亚暾又认为应该是“爱国、健康、积极”77，这同样是用大陆的主流话语去硬套香港文学的结果。香港诚然有爱国文学，但也有不少疏离祖国、不认同大陆政治制度乃至高分贝进行批判的作品。香港通俗文学是主流，其中色情小说还有什么“豪情夜生活”的副刊泛滥一时，“健康”根本谈不上。至于观潮文学，对“九七”回归持观望态度的小说和新诗，也不具有“积极”意义。这种不从香港出发的观点和在这种观点下产生的研究成果，难怪香港作家不认同。

香港文学之所以在大陆高等学校成为热门课程，李碧华的《胭脂扣》《霸王别姬》《诱僧》之所以能先后被改编成电影，与传媒的炒作分不开。传媒的商业化使当代文学研究走出学院高墙，使香港作家有更多的知音。但这里有闹剧，如口出狂言“一不小心就写出《红楼梦》”的王朔，不仅开骂金庸，而且对琼瑶也嗤之以鼻。他这种一见到台港作家就不问青红皂白打了再说的偏激态度，是香港作家最看不惯的以“中原文化”自居的傲慢心态。本来，王朔与金庸的艺术追求完全不同：“金庸是用一种貌似高雅的方式向大众和知识分子的庸俗趣味妥协。王朔正好相反，是用一种貌似庸俗的方式向大众和知识分子的高雅趣味挑战。”78两人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车，传媒对此煽风点火和加油添醋，让金、王之争远离了学术争鸣的初衷。

大陆研究香港文学的缺失，除政治因素外，还有人未能摆脱利益与人情因素的干扰。另有史料错误，有的文学史把左翼写成右翼，或将出版的年代颠倒。即使有这样的不足和缺陷，香港作家仍认为大陆学者在梳理香港文学发展线索、探求香港文学发展规律，为众多健在的作家定位，改变人们对香港文学知之甚少的陌生状态，做出了一定的成绩。香港文学在今天之所以能获得与台湾文学并列的地位，与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及其研究者大力宣扬分不开。当然，传播香港文学，研究香港文学也使大陆学者受益，使他们的当代文学研究出现了新的格局和新的气象。以往大陆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把香港文学排斥在外，后来整合分流出去的境外文学才成为完整的“中国当代文学”。至于如何给香港作家定位，大陆学者的看法并不一致。90年代中期，大陆重新评价经典作家，并引发出一场“排座次”之争。传统的排法是“鲁郭茅，巴老曹”，重写文学史成了一种风尚后，郭沫若、茅盾惨被除名，取而代之的是余光中、金庸这類台港作家。这种排法是否带有商业炒作因素，人们尽可以怀疑，但台港作品在大陆走红由此引发文学史研究格局的变化，这是难以否认的事实。

港式文化挥戈北上，对于有些经不起海洋文化冲击的人来说，难免会感叹大陆的精英文化受到严重威胁，以致到了“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边缘地位。其实，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如前所述，港式文化并非全是“鱼目”，也有“珍珠”，正是这些“珍珠”，为内地当代文学研究工作者撰写香港文学专著奠定了基础。在这方面，获得普遍好评的有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这部书稿虽然分工执笔只花了一年时间，但他们事先有长年的积累。无论是高屋建瓴的思维还是文本分析的细腻及评价的客观方面，此书都超过内地出版的同类著作。青年学者赵稀方的《小说香港》79，主要部分是小说作家作品论，但作者用全新的学术视野辨析复杂多元的香港文化身份。作者的诠释有理论深度，问世后被许多学者所引用。

香港的大陆文学研究，与大陆的香港文学研究远不成比例。一是香港缺乏专业评论队伍，二是研究大陆文学在学术界没有地位，但仍涌现出了少数以研究大陆文学著称的评论家。老一辈的有徐、璧华。他们评论大陆的文学现象和作品，有点类似台湾的“匪情研究”，往往借批判内地作品为名抨击大陆的政治制度和文艺政策，还把凡是在大陆挨批判的作品，当作第一流作品向香港读者举荐。同样从大陆来的黄子平、许子东，其起点比璧华高，其理论准备也比他们充分。这“两子”有点像“南来作家”下笔时总不忘大陆，其评论对象仍是以大陆文学为主，许子东的代表作有《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80，黄子平则有《革命·历史·小说》的力作81。对大陆主流话语进行反思的黄子平，以全新的视角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中以小说的形式对革命历史所做的叙述，展现“文本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建立、维护与颠覆”令人眩惑的“奇观”，读来令人耳目一新。林曼叔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1949—1965大陆部分）》82，是首部境外学者写的当代文学史。该书写于作者赴巴黎进修、恰逢大陆开展“文革”之时，其出发点是重写大陆当代文学史，为抢救历史而作。该书最大的特色是把文学史从政治史中切割出来，把文学现象及作家作品作为论述的中心。此外，作者将少数民族文学、海洋文学纳入论述范围，也很有创意。

2.香港的香港文学研究与大陆的大陆文学研究香港艺术发展局曾悬赏三百万港元请香港学者撰写香港文学史，然而重赏之下没有勇夫，至今香港文学史都没有人愿意执笔83。之所以“没有勇夫”，是因为香港文学界圈子甚多，还未有人能做到兼容并包及具备了超越派别的纵观水平。由于未能出现既无私于轻重、又不偏于憎爱，从而沟通各派作家的文学史撰写者，故由甲派来撰写，便会不写或少写乙派，就是写了乙派，也可能会引发对方强烈的反弹。某学者就曾出版过香港文学研究论文集，由于没有面面俱到，遗漏了一些作家，结果遭到“群殴”。另一原因是一些香港作者不赞成写香港文学史，或不急于写这种文学史，理由是资料没有整理好，当时既无“香港文学大系”，也没有一年一度的《香港文学年鉴》和大事年表，应该做好这些资料准备才能动手写文学史。84

大陆学者不这样看，他们编撰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史，在新中国刚诞生不久就动手。至于新时期文学史，则几乎是同步进行。他们认为，文学史就是昨天发生的历史，不需要时间老人同意就可以动手写，所谓“当代事，不成史”85，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对香港文学史的编写，大陆学者认为资料整理是相对的，不能等到完全整理好再写，可以边整理边写。

香港的香港文学研究不追求大气魄、大情怀而以微观研究著称。这主要体现在黄维樑的《香港文学初探》86一书中。这是香港内外第一本评论香港文学的专著。书中有许多个案研究，也有个别论文可视为微型的香港文学史。该书指出了香港文学的特色，建议了研究香港文学的方法和步骤，又切切实实地评论了好一些作家和作品，而评论时“有容乃大”，所以得到的掌声不少。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大陆有不少当代文学文体史，香港也有自己的專题史，如黄仲鸣的《香港三及第文体流变史》87，其文体系指由白话文、粤语和外语混合而成。著者站在本土立场，对这种“混血语言”的文体演变、社会影响和它的语言风格做出了独到研究，是研究香港特有的语言现象很有特色的一部专著。另有寒山碧的《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88。寒山碧和黄仲鸣这两本专著均是私家治史的产物，不像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此外，这两本书均不是大学教科书，其书写自然不受教育体制束缚，因而学术性较为突出。

香港与大陆的文学史书写，虽然不似台湾有着明浪翻腾式的诠释权“争夺”战，但也有过暗潮汹涌彼此之间的竞争。一位大陆学者在香港出版的《香港当代新诗史》，未能突出“南来作家”，一位“南来作家”便亲自出任总主编，邀请部分大陆和澳门学者撰写了一部《香港新诗发展史》89。这是港人策划的首部香港新诗史。它记述了自新文化运动波及香港之后那里新诗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过程，系统论述了香港这一特殊地带新诗发展与大陆及后来与台湾的关系，特别是香港新诗对于汉语新诗所起的整体作用。该书认为1924年是香港真正汉语新诗创作的开始，其见解之新颖，其资料之完备，其涉及人物和事件之广泛，以前少见。该书总主编自20世纪中叶既是香港新诗发展在场的参与者和见证人，这使得该书具有了较强的现场感。这比大陆学者的同类著作的确有所超越，但某些本土作家却觉得没有突出他们，由此写了一些反弹文章。

从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当代文学研究连环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的、学术的、本土的、外来的以及历史的、现实的、此岸的、彼岸的还有“聚讼”等多种视点。这些视点的参差不齐构成了考察对方文学的距离感与层次感，在不少地方还形成了一种国族认同问题的隐喻。抢夺话语主导权和文学诠释权，各地的当代文学研究便有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或异大于同的情况发生。如果纳入国族叙事或民族寓言的框架，无论哪一方都必须提防做党见的图解或政见的传声筒，避免过于意识形态化。

台湾、香港曾有被殖民的惨痛历史，这种殖民政治带来了异域文化。对这种文化，当然不能只看到其消极的一面，而应看到它对发展中华文化、使中华文化更加丰富和绚丽的一面。因为双重经验比单一经验好，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从跨境交流到跨域交流，可扩大视野。但对异质文化不能照单全收。跨域交流是一种飘离，跨境交流也是一种离散。再飘离再离散，都要注意落地生根，然后叶落归根。

回顾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当代文学研究连环比较的“理论旅行”，不难见到出自各种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无论他是机锋抖擞还是笔墨摇曳，抑或孤傲清醒还是义正辞严，也无论是让对方接招、就范，还是向对方取经、接轨，都不应该让文学成为负能量，都必须重建文学的民族性。这种在空间维度或时间维度中相互反质、相互竞争、互相融通的做法，对于整合分流出去的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当代文学，让其从“学术共同体”走向“生命共同体”方面，所收到的该不是“双赢”，而是“三赢”的效果。

【注释】

①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版。

③于寒、金宗洙：《台湾新文学七十年》（上、下），延边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④刘登翰：《华文文学：跨域的建构》，717页，福建人民出版2007年版。

⑤关于古继堂的“文革”经历，参看谢邦民、康普华主编：《岁月如歌——武大中文系59级回忆录》，308页，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2007年版。

⑥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版。

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0年版。

⑧余光中：《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台湾1970—1987》总序，台北，九歌出版社1989年版。

⑨张我军：《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中的破旧殿堂》，载《台湾民报》1925年第三卷第一号。

⑩杨锦郁记录：《你的哭声是我的胎教——李瑞腾专访周玉山》，台北，《文讯》1993年1月，总第87期。

11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版。

12馬森：《世界华文新文学史》，台北，印刻出版公司2015年版。

13马森：《世界华文新文学史》，34页，台北，印刻出版公司2015年版。

14李敏勇：《宁爱台湾草笠，不戴中国皇冠》，台北，《笠》1987年6月。

15《余光中集》第二卷，280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1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此书编者为古继堂。

17周玉山：《大陆文学新探》，45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

18后结集成两本书出版：《文讯》杂志社主编《当前大陆文学》，台北，《文讯》杂志社1988年7月;陈信元等著《苦难与超越——当前大陆文学二辑》，台北，《文讯》杂志社1991年12月。

19李宗昆：《当前大陆文学研讨会记实》（下），台北，《文讯》1988年第10期。

20张放：《大陆作家评传》，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21张放：《中共文艺圈外》，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78年版。

22吕正惠：《小说与社会》第三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8年版。

23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

24台北，秀威科技公司2001年版。

25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高雄，文学界杂志社1987年版。此书后来由中岛利郎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时更名为《台湾文学史》，并把原书中有关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支流的相关论述，删得一干二净。

26刘绍铭：《读书岂能无史》，台北，《文讯》第5期，1983年11月。

27台北，《文讯》杂志社1996年版。

28林于弘：《台湾新诗分类学》，58页，台北，鹰汉文化公司2004年版。

29杨宗翰：《台湾儿童诗理论批评史·序》，载徐锦成《台湾儿童诗理论批评史》，2页，彰化县文化局2003年版。

30张双英：《二十世纪台湾新诗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版。

31林丹娅主编：《台湾女性文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32杨宗翰：《文学史的未来/未来的文学史？》，台北，《文讯》第183期，2001年1月号。

33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1年版。

34“反攻”一词出自诗人谢辉煌评古远清《台湾当代新诗史》（台北，文津出版社2008年版）一文中。他认为古氏以胜利者的姿态否定他曾参与撰写的“反共文学”，因而要“反攻”：“任何一个战败的团体或领导者，只要还有点本钱，没有不想‘反攻的。因为，他们也有历史的使命和道义的责任。”

35刘登翰等主编：《台湾文学史》上册，4页，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36陈芳明：《现阶段中国的台湾文学史书写策略》，台北，《中国事务》2002年7月，第9期。

37林瑞明：《两种台湾文学史——台湾V.S.中国》，台南，《台湾文学研究学报》2008年11月，总第7期。

38彭瑞金：《高雄市文学史·现代篇》，283页，高雄市立图书馆2008年版。

39彭瑞金：《台湾文学史论集》，101页，高雄，春晖出版社2006年版。

40台湾文坛之所以将这场论争称为“‘双陈大战”（杨宗翰语），是因为这两位是台湾知名度极高的作家、评论家，且他们均有不同的党派背景。如陈芳明曾任民进党文宣部主任，陈映真曾任中国统一联盟创会主席（胡秋原为名誉主席）和劳工党核心成员。即一个是独派“理论家”，一位是统派的思想家。另一方面，他们的文章均长达万言以上，其中陈映真的两次反驳文章为三万四千字和二万八千字。他们两人的论争发表在台湾最大型的文学刊物《联合文学》上，还具有短兵相接的特点。这是进入新千年后最具规模、影响极为深远的文坛上的统、独两派之争。

41蔡金安主编：《台湾文学正名》，205页，台南，开朗杂志有限公司2006年版。引文中的注音还有音调1-7和x等字母的表示，因无法植字，只好从略。

42台文笔会编辑：《蒋为文抗议黄春明的真相：台湾作家ai/oi用台湾语文创作》，162页，亚细亚国际传播社2011年版。

4346黄子平：《香港文学在内地》，见《香港文学节研讨会讲稿汇编》，233页，香港，市政局公共图书馆1997年版。

44香港，《罗盘》1972年7月，总第48期。

45周谷人：《从“作联”成立看中共统战手法》，载《信报》1988年2月3日。

47刘以鬯：《香港文学作家传略》前言，3页，香港，市政局公共图书馆1996年版。

48殷德厚：《冯牧谈新时期文学与香港》，香港，《星岛晚报》“大会堂”副刊，1985年4月3日。

49马建：《再现的生活与生活的再现——香港商业消费文化短命的虚幻》，《过渡》试刊之一（1995年3月）

50台北，青溪新文艺学会1977年版。

51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78年版。

52香港，风雅出版社2002年版。

53长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54秦贤次：《香港文学期刊沧桑录》，台北，《文讯》1985年10月。

55迅清记录：《香港的新诗座谈会》，载《香港文学》1986年2月，第14期。

56台北，广东出版社1979年版。

57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版。

58曹聚仁：《鲁迅评传》，香港，世界出版社，1956年。

59司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香港，昭明出版社1975、1976、1978年版。

601956年，严庆澍《金陵春梦》第一卷署名“唐人”，开始在香港《新晚报》连载，深受欢迎，未及三个月便出版了单行本，三年里已推出《十年内战》《西安事变》《八年抗战》等三卷，海外报刊争相刊登，人们纷纷打听“唐人”是何许人也，大陆经中央高层研究批示，也准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头版五万册很快一售而空。

61秦似：《回忆〈野草〉》，载《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辑。

62《秧歌》最早在香港《今日世界》连载，并于1954年出版。

63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

64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

65刘登翰主编：《香港文学史》，香港，香港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潘亚暾、汪义生：《香港文学史》，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66王宏志：《中国人写的香港文学史》，见王宏志、李小良、陈清桥：《否想香港》，95页，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7年版。

67谢常青：《香港新文学简史》，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68王剑丛：《香港文学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69潘亚暾主编：《台港文学导论》，4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70陈国球：《情迷家园》，19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71罗孚：《最高一级的堕落》，载香港《明报》1993年6月14、15日。

72鲁迅：《略谈香港》，见《鲁迅全集》第三卷，427-42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