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穴内外的阐释

时间：2024-05-04

在柏拉图意义上，正如人的思维囚禁了自我的直接经验，洞穴是造成囚徒与世界扞格不入的罪魁祸首。如果我们认可卢梭说的“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那么，用“洞穴”来比喻90年代以后日臻严密的学院体制和始终作为隐秘成规的阅读规范，并不见得是傲慢的冒犯。我们需要在知识型的基础上对“影子”和“回声”有更灵活的理解，或者对于“学院派”的研究批评进行一场亡羊补牢式的祛魅。因为，在一个结构主义宰制了认识论的时代，人首先看见的不是风景，而是被“他种现代性的镜”散射和颠倒以后的呈现。

无论多沮丧，我们都得承认，这样的话语惯性里极少能诞生出思想家和实干派，而只能是活跃于学院里的研究者、批评家，力图立场中性，摒弃价值预判，他们多半是天赋和刻苦三七开的学习高能者，像是一个个神经突触，有条不紊地履行着知识传递和意义诠释的职责。马兵首先是学者、教师，然后才成为一位批评家，而这个顺序是不可更改的。

那些通过文学史序列初次触摸文学的人（不得不提一下影响广泛的中小学“课标必读”系列，这仍旧滥觞于高等教育的清理和限定），无异于栖身于洞穴，通过内壁的火光倒影来窥得文学的秘密。回避不了的是，因为历史的视域问题，对于“经典”的阐释和排列所勾画的几乎仅仅是一个“可见”而未必“可知”的世界。更何况，“本质”在多元化视角中日渐模糊，昔日曾经洞悉“可知”世界的“主体”也岌岌可危，文学史在拂去某些文学现实上的灰尘之时，也需要遮盖其他可能。尤其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研究蔚为大观，对“起源”的仰慕和宏伟想象消耗了文学的细致触角，细节处的张力无法在历史大框架之外独具意义。

而批评的兴起则诞生于现场。作为一种多元化思想格局里的意义阐释和再生产活动，它步伐灵活，亦稳健亦率直。但是，批评遭遇的质疑同样很多。一方面，大多数人在抵达第一层所谓的真实风景之时，肩膀上总多少落着洞穴里的余烬，另一方面，如苏珊·桑塔格所言，“就一种业已陷入以丧失活力和感觉力为代价的智力过度膨胀的古老困境中的文化而言，阐释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①也就是说，即便早已有人担忧文学形式日渐枯竭，阐释对其的意义生产往往也是一种堆砌和重复，以语言的舞蹈来耗散它本有的合理性，反而導致世界的贫瘠。

史料梳理以及文学批评共存于学院体制里。作为一种学科建制的文学评论本身是巨大的悖论，一方面它引领着人走进经典长廊，另一方面，理论又为思维安装了密集的支点，允许人以各种姿势撬动这个序列。在这个结构下活跃着的学院派批评家，可以在多重的评价标准里获得较大的自由。

一、“走出历史的峡谷”

通常说来，批评者们倾向于以学位论文为山头，勾勒自己的学术谱系，造词圈地。可是马兵属于另一种学者，他兴趣广泛，不断在开拓新的领域，仔细一篇篇看去，竟也是有章可循，丝毫没有浪费严格的治文学史训练，同时也避免了在一个话题上叠床架屋，又于广泛的现场参与中增加了对于自我历史的把握。

柏拉图的“理念”，指的是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客观存在着的某种共同性。如果文学也有这样一个共性，那么文学研究者的工作就是呈现这个根本的“理念”，然后修正文学史的面貌，向着它不断进发。也就是说，文学史永远都在社会观念的轨道上滑行，如何理解历史和政治及它们与文学的关系因此至关重要。马兵的恩师文学史大家孔范今先生有过一个比喻：一边是历史另一边是社会政治，治文学史的人必须要走出“历史的峡谷”，突破二者对自我视野的阻击。但是，当一部峡谷地图渐渐显露出清晰的眉目，年轻一代学者面对的是新的语境和任务，他们往往以更为纯熟的方法，比如用知识考古和话语裂缝去直击峡谷。“没有史识的批评，难得有深刻的内涵;而缺乏批评之敏感与新锐的治史，也不会有氤氲其间的生命活力”②，厚重与新锐并存是学术的理想状态，实践起来着实不易。当然，出于严谨的形式规范要求，晚生学者必须要首先学会追踪文学的历史化线索，也需让研究对象在脉络中确立自身的坐标，在时间轴中确立耐人寻味的“异端”或者凸显可待改进的缺憾。

在《想象的本邦——〈阿丽思中国游记〉、〈猫城记〉、〈鬼土日记〉、〈八十一梦〉合论》这篇中正开阔的文章中，马兵考辨了四部“以反写实”的小说，在进入小说之前，马兵简略梳理了从《天路历程》到《美丽新世界》的奇境叙事;在中国文学史的脉络里，他又拎出来从唐传奇《南柯太守传》到晚清小说《新法螺先生谭》《月球殖民地小说》的线索。在这个前提下，才开始讨论沈从文、老舍等人所著四部小说的历史亲缘性和时代侧重面。这些作家，正如彼时的中国新文学，“在中国的暗夜里更深地潜入现实之中”，“在历史与虚构、个人与社会、鞭挞与救赎等传统二元领域间，寻找到新的切入点，使自身在主题与时代共鸣的同时又发出异调，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修辞面貌和情调。”③马兵的这种论述正契合了孔范今先生所谓明确“治史者的角色定位”，在回望姿态中看待历史转型中的文学潮涌的史家做派。又如，在《自然的返魅之后——论新世纪生态写作的问题》中，马兵一针见血地指出作家们诉诸“最后一个”的悼念式写作，其实反映了新世纪的生态写作正面临口号式尴尬与类型化危机。简单地将人与自然的位置颠倒，其实相当于把人类排除在生态圈之外，“和一切具有使命意识和现实对应的文学形态——如问题小说、革命文学、改革文学、底层写作等等——一样，生态文学有被巨大的责任感扭曲为另一种功利性文学的可能。”④

规行矩步的论述结构和大量的引用注释虽然有“论文腔”嫌疑，但是难以否认，这样严肃的结论，注定是一一检视和爬梳出来的，而不是依靠词句的潇洒驰骋就能占有。回到桑塔格对于阐释的偏见，她认为阐释之平庸作风会使艺术变得顺从，比如卡夫卡的小说就无须批评家的指手画脚。然而，桑塔格自己是否意识到，她为之叫屈的是那些早已忝列于经典序列的作品，而忘记了再自由的场域，也需要立法者。写出“巨大而连贯”的历史，勾勒完整而清晰的谱系依旧是满足我们圣殿美学的入手点。桑塔格不愿冗余的阐释磨损艺术的棱角，可是，没有对话就仿佛失去了光源，又何来的价值显现呢。

在遵从历史的逻辑之外，马兵还极为温和地尊重着一种“倫理”的规则，他懂得以道德的理想和抒情的感知来理解文学。《〈创业史〉中的女人们》一文从几位女性生存的感情状态里温柔地劈开了那个时代的道德秩序横截面，并以此为入口回返“十七年文学”的伦理世界。在《“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北京人〉里的爱情与婚姻》里，马兵认为卓尔不群的愫方把爱情变成了一种德性，剧作家则借由情感向人生发问。当大部分作家“对伦理的两难不是存而不论便是有意疏忽”，“于是丰富的道德经验被删繁就简地呈现出来，道德意识成为透明之物”⑤之时，曹禺却让历史理性内在的沙文主义显形，为良心清理路障。

当下的文学批评，追求“差异”的“低理论”逐渐取代了追求“宏大”的“高理论”，质疑道德的行为反而被贴上了最有道德的标签。宣称自己仅仅是临时委身于某种暂定的真理并准备随时改换立场，被视为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美德。然而，马兵客观地指出，“伦理不只是作家听命于时代的严正操守和内省的德性意识以及忧愤著书的道德行为，它同时还指外在于人的、具有律令色彩的、对不同阶层的作家有不同规定性的价值秩序。”⑥20世纪中国的文化转型不能离开伦理转型的参与性建构，这来源于中国素有的“道德文章”之传统。这样，我们也可以回过头去理解，为何《想象的本邦》一文会落脚于张天翼和张恨水的道德立场，因为他们都有一种以道德批判补充政治批判的意图，而这是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维度，它检视着作家和批评家不能在良知上装聋作哑的态度。

二、博采，而后众长

对于文学研究而言，不断冲出合围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关系，是基本的立场要求。经历了后现代理论洗礼之后，所有的一切现象乃至“真相”都置身于关系网络中。因此，大力批驳“憎恨学派”的布鲁姆所怀抱的那种文学本质，和T.S.艾略特所谓的不断变化的理想秩序，其实一左一右架空了批评家的路径，让他们在进入任何论述时都仿佛踏上了空中栈道。栖身于学院的年轻学者很难抗拒纷纷涌来的各种“后”理论，那些翻飞的理论操演让人眼花缭乱。飞速过眼的风景，要求文学的研究和观念永远是现在进行时的。在一波波的冲刷之中，批评者最需要为自己解答的问题是：如何找准定位，提供一种有效的阐释方法，以展开文化流向的全息图。具体到批评家马兵这里，他的理论抓取广泛，着力于关系的“知识型”思考，管窥解构的审美缝隙，热闹的场域涡旋和新的文字筑景都在他的文字中留下了印记，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作为批评家的马兵也是一个“杂家”，他并不刻意限制自己的眼界，于是，有一脉就这样任性地溢出了批评的边界，他暂时不赞美盛宴的色香味，而是更关心灶台用什么搭建，油烟往哪里排放，燃尽的草木灰如何循环再利用。

在《文学生活视野中的现代文学经典的大众接受及其问题——以“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和“开卷畅销书榜”为例》和《近年来长篇小说的生产与传播调查》⑦等文章中，马兵从文学生产到阅读接受、再到经典化，勾画了一个完整的观察过程，不仅仅是在理论上说明经典的建构性，还以切实的数据展示了其形成和变更的过程。这是识别文学的另一种视域。相对于费尽心机的内核追踪，这种考察强调的是网络、参数和变量等一系列变动的事物。还有，从胡适1910到1917年留美期间的十七卷日记和札记里，以“文学生活”为视角，马兵有理有据地考察了胡适的日常文化参与对其思想的塑造。

在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充分领会基础上，马兵认为依托于微信的文学“微内容”，对应着当今世界“精神分裂”式的核心问题，“基于一种自况性的分享”，“一方面召唤出理论去解说无根、异化及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心理疏离，一方面营造着电子媒介下亲密感的幻想（或噩梦）”⑧，这种破碎的写作形式源于个体在精神和文化层面与数字化时代的有机共振关系。换句话说，在文学四因素的线索中，作品、作家、世界、读者之间的互动，会因为介质的改换门庭而被赋予更为复杂的转化过程，甚至产生革新性的意义。马兵借用了钱理群先生对于鲁迅杂文的大胆观点，钱理群认为，鲁迅当年的杂文就是今天的网络文学，首先是借助于媒介催生和成全现代的表达和接受，杂文才实现了对生活的切入。

这些所谓文学“外部”研究之所以如此新颖锐利，当然还是得益于马兵的谱系梳理训练和结构铺陈功力。无论是有立场的伦理德性重申，还是庖丁解牛般地整理出历史化过程，不得不说，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马兵是一位骨骼严整的学者，对于模式的化用、对于结构的倚重，严谨的论证，一齐造就了其端庄的学术身段。

另一方面，马兵又在自觉地抵制密集的理论语言，他更倾心于李健吾式的隽永。在《“批评者不是硬生生的堤，活活拦住水的去向”——李健吾文学批评观的启示》中，马兵揭示的是学术兴起的90年代之后，李健吾印象式批评式微的原因。当然这并不算独具新意，但是，在具体的推论里，马兵竟然带读者重新假设“气象宏伟”的他种可能，又对以李健吾风格批评李健吾的评论做反戈一击，这神来的一笔令人叫好。然而，这篇以李健吾的原话作为标题的文章，仍旧是一篇有着严格引用格式和起承转合结构的“学院派”文章，马兵自己也忘了，以论文为呈现形式，甚至举例证明李健吾自身学养之丰厚，来说明李健吾的批评之普适性和推广性，怕也是学院派所身陷话语套路中的另一重吊诡。还记得鲁迅的过客对好心的女孩说的么，“你这布片太好，可是太小一点了，还了你罢”⑨。毕竟，空灵洒脱风格本身就是最大的辩护。它的“遇冷”值得计较吗？

学院作为接纳理论集束、融合多元新知之所在，“学院派”批评肯定更为重视论断的客观中性，而排斥学理匮乏的“个性”，因为个性无法在知识领域高效流通。李健吾的评论，个性充沛，但是客观说来并非普通研习者入门的最佳路径。但是马兵此文的意义在于启示我们，仍旧能以更恰当的表达去寻找两个“自我”的遭遇。从这个理路上，我们才真的摸到了马兵作为一个批评家的感性脉搏。

三、最小单位及自我

在对2015年的短篇小说盘点里，马兵对于自我的情绪和个性进行了一次自觉的解封。体量庞大的短篇小说，杂芜的线索，各异的风格，如何找到一个统一的视点贯彻？难题在于需要以一种形象进行总括，又不能缩小它们在文学表达上的“分辨率”。有限度的论证文体和文学的鲜活现场，以及最纤弱的个体单位如何融合？盘点小说是一份吃力的工作。一个个人物的多方拉锯，很容易遮蔽批评家特具的个性，甚至被他所写的东西吞噬，但是，在对“孤独之声”的倾听之中，马兵将自己的个性化见解嫁接到批评中了。

在每一个人都想直接越过他者的声音发表自己的意见时，马兵是真正的“理想读者”。他听到了时代亢奋里无力的呐喊。而这往往才是成为真正批评家的感性前提。马兵自言虽对解构主义不求甚解，但解构主义为其写作提供了方法论意义。实际上，他对于同时代作者，比如70后、80后的批评，都是以情感为底色，温情和理解之光在在闪烁。

他总是能发现这个时代中无法被归纳收拢的“剩余”之物，那些新世纪的“零余者”在边缘处罹患着情感匮乏和职业枯竭症，本雅明说，“任何发生过的事情都不应该视为历史的弃物”⑩，马兵把他们从都市的阴影里一个一个打捞了起来，使之获得更为丰富的呈现。对于凭代际虚假命名为70后、80后的写作，马兵有着极为细致的梳理。无论是谈论他们的历史观，还是谈论他们的诸种面向，或者独立的作家作品论，都有一条清晰的问题意识贯穿始终。显然，这个问题是与马兵自己和他的同时代人切身相关的。

对于70后、80后的写作，批评界几乎已形成某种强大的共识，即他们缺乏历史的关怀抱负和把握能力。而正是这种共识关闭了意义的再生产。对于变动中的现实而言，共识往往是霸道的。马兵也是在尽力祛除被妖魔化的“共识”，通过批评重新开启意义的滚动。以往的命名者，一方面鼓吹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另一面又傲慢地苛责这些历史的迟到者，指责他们与历史的疏远姿态。马兵为他们做的辩护主要在于，晚生者的成长经验被前辈有意无意地排斥在理解之外，自然便会被归入到历史“匮乏”或“虚无”的行列。马兵对于青年作者更绝妙的透视在于，他说，这些年轻的尚未开口的作者，仿如百年前被治愈了的“狂人”，浑浑噩噩地等待“候补”，只是候补的环境不再是腐朽的封建秩序，而是全球化格局中的后现代景观社会。“然而不要忘了，鲁迅在《狂人日记》的文言小序中提到的‘狂人的治愈本身就是一个有关历史的深度隐喻和反讽”11，这提醒我们，所谓写作的“脱历史化”未必不是另一种介入历史的姿态。

其实，从革命史里逃逸出来的任何人都无法走出轻盈的狐步。这些70后、80后写作者笔下的人物，其未来已被耗尽，不新也不旧地悬浮在一个望不到根系的背景里。马兵发出的疑问是，如何想象一个剩余之物的谱系？他们当然不属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批评里的“典型形象”，那么我们时代的典型环境到底是什么，是滕肖澜的沪上，周洁茹的香港，还是东紫的医院或者北京呢？困惑着渺小个人的“生活现象学”，是否可以把每一个个人的表情提升为这一代人或者这个时代的表情？勾勒出这一些特点后，马兵的批评可以说做到了在美学标准中始终贯穿着历史的内容。更进一步，马兵从背面进入了小昌的“反扑青春”和学群的“坏东西”，他认为，现代年轻人面对危机表现出的困惑和恶劣，常常可以理解为是有预谋的“佯谬”，他解答了为什么颠覆了伦理的“坏”都无力将他们引渡到生活的别处，负面修辞不可能永远掩饰正向的生命观，历史介入个人在所难免。“一代人”的说法在这些论述里没有真正浮出水面，因为马兵所要坦露的不是作为公约数的相似历史背景和事件，而是从压缩包一般的文学景观里解放分母里的每一份，描摹历史里的“这一个”。在他不厌其烦的阐释里，文学抵达了创造历史的最小有效单位。

借用北岛的话：“人总是自以为经历的风暴是唯一的，且自诩为风暴，想把下一代也吹得东摇西晃。这成了我们的文化传统。”12马兵以自己的不平与同情之气，要求前一代人反省自己的专断。指责某个人没有历史责任心仅仅是一种廉价的政治正确。话说回来，与时代紧紧接轨，又可能被他者吞噬本有的异质声音。共同的美学理念形成了高高在上的理论“格式塔”，大包大揽地预设每一个生命的终极价值。加之批评家又倾向于以现象重叠的方式遮盖个人的经验，理直气壮地把鲜活的形象钉在历史意识孱弱的反面“典型”之柱上，这样，“不刊之论”就诞生了。马兵质疑“历史”与权威的勇气不仅来源于后现代知识的颠覆之力，还来源于自己的恳切人格。诚然，当反对和颠覆的思维模式俨然幻化成新的迷狂，“共情”的细微感化就重新孕育了有力的劝慰。

结语

阐释在生产之时，它自身的流通旅行就已经展开，所有的批评都在和以往的批评对话，因为他们必须要接洽各个历史段落，有时候是为了颠覆，有时候只为协商。“无论是哪一个历史段落，历史的多元以及不可逾越的历史边界既提供了意义再生产的内在动力，也形成了强大的制约。”13因此，对谱系恰如其分的敏锐是必要的学术方法，正如马兵所探索的补充正史的志异书写，以及近距离观察本土推理小说，即像一场与历史的漫长对谈，他认为“异”叙事的魅惑力量，正“在对理性万能的统合主义的反拨中，建构起不同于主流的富有魅性的叙述谱系”14。遥远绵长的作为一种“异”的文学史，再次将折戟沉沙的那些东西重新擦净抛光。以学理介入文学的现在进行时，再将活的文学纳入宏大的视野，是马兵文学批评的关键思路。

意义是组成世界的一部分，即便它最开始诞生于洞穴里的倒影，可是“不真实”的影子同时也是人迈向世界看到洞外风景的前提。在走出洞穴之后，阐释的难度陡然增加，因为批评者需要将理论置于当下社会的文化语境中让它们实在化。“历史负资产”事件带来的冲击其实是伴随着我们成长的东西，换句话说，发声的语境就是去面对挑战。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全球化秩序都只是一种如影随形的生活方式，马兵们一开始就没有那种“曾经辉煌/自由/阔”的想象性迷恋，如果还要声诉自己是举目茫然的“失语”者，那么这种错位多少是具有表演性的，以迎合某些潮流。批评，贵有自知之明。因此，马兵对于李健吾价值的承认，并没有一种恢复个性化批评的邈远感或悲壮气，而只是就事论事，是基于个人性格气质的自我历史和趣味的构建。

一般認为，与文学史写作的困难不同，文学批评常常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做加法乃至乘法，再以“无限流”的面目汇入时代。批评家需要给很多事物命名，或者给很多方法加以归纳，马兵的批评最为有意味的特点是，他的命名脱离了以“新”或“后”为前缀的无奈“套路”，比如“佯谬”就精微而不落窠臼。“佯谬”实际上是一种错觉，虚假的错误原本就是正确的。这贴合了年轻一代长久地自我误解与被误解，因此在“虚伪的形式”下不屑于申辩的生存心境。也就是说，在涉及自我理解的时候，马兵不是从各种正统大道上进入，而是从潜伏的暗流里寻找内在情绪。在挑战不公允的话语时，他会首先让读者意识到我们思维里这些隐蔽的固执，他的阐释同时包含了拒绝的机制和宽容的胸怀。

在一篇批评刘醒龙小说的文章里，马兵曾提到小说写作里的情怀是在为思想与技术纾困，批评里那些情志生动的书写何尝不是这样？恪守着一些传统也反对着一些遏抑，马兵就是生活在自己时代的批评家、教师、学者，而这一次，顺序颠倒了。

【注释】

①[美]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②孔范今：《走出历史的峡谷》，50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③马兵：《想象的本邦——〈阿丽思中国游记〉、〈猫城记〉、〈鬼土日记〉、〈八十一梦〉合论》，载《文学评论》2010年第6期。

④马兵：《自然的返魅之后——论新世纪生态写作的问题》，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6期。

⑤马兵：《“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北京人〉里的爱情与婚姻》，载《名作欣赏》2009年第25期。

⑥马兵：《大政治时代的伦理焦虑——辛亥革命前后“伦理小说”与“革命加恋爱”小说的突起》，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⑦马兵：《近年来长篇小说的生产与传播调查》，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8期。

⑧马兵：《移动互联媒介视野下的微信文学及其可能》，载《文艺报》2016年1月22日。

⑨鲁迅：《野草》，见《鲁迅全集》（第2卷），1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⑩[德]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见汉娜·阿伦特编《启迪》，张旭东、王斑译，266页，三联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