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重建创新

吴子林　李晓波

2017年度文艺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文论、文学基本理论、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美学研究以及新媒介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整体上呈现出反思、重建和创新的精神脉络，显示出力争有所新创、永葆理论生机与活力的雄心。兹择其要述评如下。

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内在张力

本年度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介绍、阐释、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美学思想。

宋伟回溯了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出场的历史语境：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和“五月风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节点，此前流行的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因之受到广泛质疑；结构主义在1968年之后被后结构主义所取代，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顺势而生，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发生分歧，对马克思的理解陷入了危机之中。部分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选择了“脱轨”，转向后现代主义；而另一些人，则致力于缝合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学理，后马克思主义由此产生。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实为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一股“合流”，是西方左翼思想进行现代性批判的一种变体形式。①

范永康、刘锋杰研究了“后马克思主义”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哲学基础、理论内涵、理论特征和理论价值，发现了国内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差异：前者依据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后者则依据文化唯物主义和语言建构主义；前者秉持“反映论”“观念论”的理论路径，后者则是“建构论”“实践论”。此外，“后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审美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社会现实融为一体，寄生于“机构/制度”之内，是形上因素、物质载体和实践效果的统一；“后马克思主义”的着眼点落在后工业时代的社会文化批判上，它更加强调审美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政治干预、文化治理和社会区隔。为此，范永康、刘锋杰提出在当代文化实践中建构起“日常生活审美意识形态”理论，以契合发达经济社会的审美文化情境。②

围绕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生产转向”，段吉方介绍了布尔迪厄、郎西埃和居依·德波等人关于后工业时代文化批判的思想，指出“审美资本主义”的到来使生产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审美性，审美性构成了资本主义文化的统治力量；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生产转向，预示着“当代美学研究应进一步关注文化与资本、体验与经济、美学与时代的关系及其呈现出的理论问题”，我们必须重视当代美学研究的生产语境与文化语境，重视“审美文化、文化趣味与文化资本高度融合后所产生的一种文化生活现实”③。

卢卡契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同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杰出代表。卢卡契认为，文学与社会现实并非直接对应的，其间有“作家世界观”和“文类”两个必要环节。通过对卢卡契文类理论的深入研究，陈军认为卢卡契的“文类”是“作家世界观”影响文学的中介，同时也体现了作家个人的创作自觉。卢卡契的文学艺术形式观、文类观带有席勒、黑格尔、克罗齐乃至萨特等人美学思想的痕迹，但他以社会历史因素弥补唯心主义之不足；卢卡契包括文类思想在内的整个文艺、美学思想，都带有其浓厚的个人倾向——对古典的崇拜。④

英国艺术批评家T.J.克拉克并非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马克思主义艺术批评方法论却颇有特色。韩清玉从“艺术生产与场景重构”“意识形态与艺术风格”“阶级与现代性”三个方面，研究了克拉克的艺术批评方法，指出其批评实践将“艺术生产”“意识形态”“阶级”等核心范畴与艺术风格、作品结构的分析结合起来，试图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融合，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文艺研究方法的生命力；“这本身折射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当代学术话语的‘短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关系的探析仍停留在理论话语层面，在批评实践维度鲜有问津，也就无法为当代文学批评提供有力参照”⑤。

其二，梳理、研究、阐释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及其批评实践。

《文学评论》2017年第5期推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5周年笔谈”的一组专栏文章。李云雷将毛泽东主席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同***总书记2014年在北京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进行了细致的对比，指出二者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逻辑，***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足于历史新视野，是新时代中国文艺发展的纲领性文件⑥。高远东提出，毛泽东的《讲话》里是有经有权的，《讲话》有其重要的历史背景，我们应当从具体的历史背景去理解《讲话》的精神，切不可教条地将《讲话》照搬于当下的文艺实践，必须活学活用，“把我们当代最大的政治，如中华文明的伟大腾飞等，跟我们的文学艺术的发展和创造的目标结合起来”⑦。程凯基本赞同高远东对《讲话》理解中的“经权之辨”，他从胡乔木在1991到1992年围绕《讲话》进行的详谈出发，为大家更好地理解《讲话》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資源。⑧

范玉刚研究了***总书记近年来关于文艺的系列讲话，指出它们进一步丰富了以人民为本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当前日益复杂的历史文化语境下，习总书记关于文艺的系列讲话不仅明确了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民性本质，阐述了文艺与人民的内在关系，重申了文艺创作的人民性取向，重新定位了文艺发展的人民坐标，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人民性内涵，为当代文艺发展指明了道路”⑨。

高楠指出，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文论总体状况是缺乏批判性，而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尤为突出。一方面中国文论缺乏批判性传统，另一方面对西方文论的非批判性接受，这造成了中国文论的主体性危机。因此，如何让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具有面对现实文学环境的批评效力，已成为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需要。实践批判属性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特质，唯有在当下的历史环境中，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实践批判能力，才能更好地应对复杂的文学现实，在多元化的理论资源中保持主体地位。⑩

孙世聪批评了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的三种不当态度，即“过时论”“本土无用论”和“激进论”，提出“批判精神已成为一个当代性的问题”。孙世聪认为，重申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精神有助于关注当代人们的生存状态，为马克思主义文论敞开更为广阔的理论空间。同时，“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将高度警惕微文学艺术研究流于被知识普遍主义野心所奴役的危险，充分尊重微文化艺术的具体性、丰富性、复杂性以及当下性”11。

不难发现，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学者，能与国外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全方位、实质性的对话，但通常推重空疏的普遍性，满足于翻译、介绍和诠释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们所倡导的普遍理论观念，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实践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大多缺乏认真的调查、考察和探究；仿佛只有国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却什么也不是，或者至多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学者，始终关注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其关注的起点和重点落在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上，但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普遍性原理缺乏全面、深入的反思。两个研究领域之间处于隔绝状态，存在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分离。实际上，只有全面、深入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内涵和实质，才能更好地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及其当代形态——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文论观念和思想遗产作出与现代性价值取向相契合的理解和阐释，而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使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任重道远。

“理论之后”的文学基本理论研究

“理论之后”如何重建中国当代文论？本年度文学基本理论研究深入反思了文学本质问题以及童庆炳所倡导的“文化诗学”研究路径。

王元骧对“反映论文艺观”加以新的学理拓展，认为我国如今的文坛很少出现与时代相匹配的文学是因为受一些片面的文艺观误导，“无视、甚至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学的现实根源”，“不再强调作家深入生活、扎根生活，与生活保持血肉的联系”，仅望文生义把反映论文艺观“当作日常的用语，而未作任何学理上的分析”；要深入挖掘这一文学理论就“不能仅仅从作家创作、从存在向意识转化的一维，而且还应该从读者阅读，以及文学对于读者的实际意义和作用的一维来看问题”，“从‘体‘用统一的观点来看，才能充分揭示它的性质，确立评价其优劣的客观标准”12。

赖大仁梳理了新时期以来文学本质观念的历史嬗变，指出文学本质论的观念之争意味着对文学本质特性的认识进入到更为自觉的阶段；文学本质观念有其历史性和时代性，对文学本质论问题及其观念嬗变的反思，在帮助我们获得经验教训或历史启示的同时，也促使我们思考当代文论所面临的困境和问题，主要表现为文学阐释对象的“泛化”、文学理论问题的迷失和文学理论信念与价值立场的迷失。13

邢建昌认为，作为“知识累积性”的学科，文艺学追问“文学是什么”是在特定知识背景下问题的呈现，是意义寻觅的过程；从“文学是什么”到“文學的本质是什么”提问方式的转变，标志着文学研究知识型的一次转换；“本质论思维”是西方知识论传统影响下的产物，限定文学的唯一性和恒定性对文学理论研究有百害而无一利；在具体地实践中，我们需要将“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结合起来，实现对于文学问题“历史的”与“逻辑的”透视，为观测“文学”或“文学性”提供路径与方法。14

张大为指出，对“文学是什么”的追问暗含着对文学进行某种“边界”性的探寻，回归到问题提出的情境；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境遇中，对文学“问题”与“边界”的研究，实际意味着“自动放弃整全性的文学心智与文学的全面文化本质”，是文学在传统的现代性转向过程中“割裂和扭曲自然视野”，以及文学修辞与生活世界的自然整体性被双重误读的结果；文学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审美性的、艺术性的体验，更重要的是恢复文学修辞对于世界的生存性、肯定性、内涵性把握的基元性格局，同时“保有将自身对于生活的理性认识与价值筹划变成现实的勇气”，重建文学心智及其文化本质的自然整全性，以“一种诗性的、肯定性的方式”打开与世界沟通的意义渠道。15

那么，文学理论能够关注什么呢？南帆指出，“文学正是与多种学科话语的抗衡、比较、角逐之中显示出独特的性质”。他概括了文学与社会历史的三种关系：首先是“古老的想象”中的文学以局外人身份居高临下地“观察、描述、再现和动员大众支持革命”；其次是将文学看作是社会历史的一部分，文学的内容是社会历史的一面“镜子”；最后则是在现代性带来的知识重组下，将文学看作“以意义生产的方式介入社会历史”。文学理论不能仅仅关注于已然的文学事实，以追根溯源的“起源神话”谱系论证一个学科在当今的文化功能，更应该聚焦于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如何置身于共时的文化结构空间，并且在文化结构多重压力的敦促之下不断地从事自我调整”16。

童庆炳的学术历程从审美诗学起步，经过心理诗学、文体诗学和比较诗学的跋涉，最后走向了文化诗学。程正民指出，童庆炳所倡导、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所致力的文化诗学，是对新时期文艺学的反思和超越，是对新时期文艺学发展的重要理论贡献；文化诗学所坚持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体现了一种人文情怀和一种科学精神的融合。在程正民看来，文化诗学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入，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1.文化是民族的魂魄、血脉和基因，民族文学和文论是树，民族文化是根，文化诗学应十分重视文学和文论同民族文化精神的血肉联系的研究。2.文学的形式如何折射历史文化，历史文化如何内化为文学的形式，最终达到内容和形式和结合，历史和结构的融合，外部和内部的贯通，这是文化诗学从理论上和时间上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17

在赵勇看来，童庆炳文化诗学话语的核心理念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种呼吁”，其中“审美中心论”既是文化诗学之根，也是其所有诗学活动中的第一存在；“审美中心论”成形于20世纪80年代，是“美学热”的精神遗产，也是童庆炳本人累积而成的思想财富，把它移植至文化诗学，此为继承与发展“旧说”（审美诗学）。在世纪之交以来的学术论争中，童庆炳又挺身而出，对话“文学终结论”，批驳“日常生活审美化”，反思“文艺学边界”，此为与“新说”（文化研究）交战与斗争，其意图之一是要保卫“旧说”，强化自己的“新说”（文化诗学）。然而，由于童庆炳看重高雅文学，强调诗情画意，其文学观与审美观也就偏向古典主义与人文主义；它固然纯正典雅，却也在很大程度上关闭了与文学、文化现实交往互动的通道，所谓的“关怀现实”与“介入现实”很难落到实处。赵勇提出，拓展文化诗学的可能方案之一是把“审美中心论”的单维结构变为“审美/非审美”的矛盾组合（二律背反），这样才能既刷新我们对它的认识，又使它面向复杂现实。因此，文化诗学的前景与生长点很可能在纯文学与大众文化的“结合部”，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18

在童庆炳文化诗学思想的基础上，马大康重新阐释了“文学活动论”。他认为，“人类文化活动就建立在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相互协作的基础上”；文学主要是关于人的一种学问，是通过言语行为来描述人的行为语言及其特征，而言语行为本身就关联着行為语言，召唤着行为语言，“文学性、诗性，就生成于两种行为（语言）协作和融合的过程中”；“语言中心主义”与“理性中心主义”的逻辑包围中，西方学者往往致力于形而上精神世界的构筑，而忽略人的本真生活所在，无视行为语言的重要性及其意义；只有将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重置于“活动”，才能为人文学科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基础。19

比较视域中的古代文论研究

本年度古代文论研究侧重于整体性地研究、把握一些重要的理论范畴和理论命题，强调在比较视域里激活古代文论的思想资源。

《文心雕龙》的文体观一直备受关注，以西方文论的框架予以诠释，“彰显了中西文体观念的相通部分，亦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刘勰文体观念之独特性”；为此，张健重释了《文心雕龙》的文体观，指出刘勰是立足于汉代“文体解散”的现实而力图“重建文体秩序”；刘勰以物体比喻文体，认为文体与物体一样都是由众多元素组合而成的有序整体，而详尽地论述了文体的组成要素及其功能；刘勰对文章体裁、风格以及个性问题的讨论也都是以此组合观念为基础，只有洞悉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才能真正把握《文心雕龙》文体论的特色所在。20

《文心雕龙》专设《铭箴》篇，是中国铭文化研究的早期专论。吴中胜对铭文的源流、功能和文体特征作了全面的阐释，指出铭文常出现在青铜铸造的宗庙之器上，而青铜器是用来祭祀神灵的礼器，这就决定了铭文从一开始就具有沟通天地神灵的诗性特性；在“三不朽”思想的影响下，铭记功德成为铭文的重要功能，赋予所铭记之人物以神性是早期铭文的重要特征；特殊的功用决定了铭文的文体要有“圆润大气”的风格即“体贵弘润”，以及思想内容上的“核以辨”，语言文字上的“简而深”。刘勰的《铭箴》篇是对前人思想的综括，它全面深入地论述了铭文的重要文体特征，堪称中国早期铭文理论形态的集中呈现。21

陈士部认为，对于“意象”的研究，应遵循“历史还原”与“理论阐释”相统一的学术原则，与此同时重视中西美学比较辨析的新思想、新方法，秉持中国立场。他以现象学美学的方法为参照，对“意象”的审美内涵及其学术生长意义作了回溯式研究。他指出，不同于现象学的“悬置”学识，意象的审美生成需要渊博的学识与虚静的胸怀作为内在驱动力，从而避开了现象学可能导向的神秘主义与虚无主义；其次“意象”是神与物、心与物、目与心等“两相间性融合的衍生物”，是超越主客体二分的主体间性存在。22

李裕政指出，郭绍虞的“文笔”论研究可分“文革”前和“文革”后两个时期；在早期研究中，郭绍虞将“文笔作为观念来谈，不涉及社会实践”，衡量文学观念的标准是纯文学观念，即是否讲究情感，与之相反的则是杂文学，“偏于情而不谈形”；后期谈“文笔”问题时，受“阶级斗争、形式主义之说”等时代环境影响，将理论的重点放在了形式之上，“偏于形而忽于情”。无论是前期的“纯文学与杂文学”之分，还是后期的“文学与非文学之分”，郭绍虞都是从西方文学观念出发来研究古代文论，忽略了文章的整体性，也忽略了古代文论所具有的独立性。23

唐芸芸则试图还原“文笔”说。她指出，“辞藻华美并不是纯文学的必然因素，只有在抒情主体开始自由抒发内心之志，才能视为文学独立的一种有效追求”，而这些并不蕴含在“文笔”之中；“文笔”说的产生与骈体的写作方式涵盖各种文体有关，后来“文笔”说的衰落也与骈体的式微有关；对于讲究声律的骈体而言，句末是否押韵是显而易见的标准，因而它并不是以文章的功用或问题的审美价值来区分，不能将其主观地提升为对“文学”概念的探讨，夸大整个“文笔”说的意义。24

朱立元认为，中西关键词的比较研究是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一项基础性工程；中西文论关键词的比较研究，首先要把握准中西关键词各自的历史语境和本来语义，其次要考察相关语词、概念、范畴群并予以综合、融会地理解和阐释，最后是对中西关键词内涵、外延的历史演变作精细的考察，在关键处、要害处进行比较研究，真正得出有用的结论。25

李春青指出，不是任何一个关键词都具有可比性，中西文论关键词的比较研究必须有所甄别；进行比较的关键词应属于同一类属、同一层级，同时彼此的意涵要有一定的交集，整体上呈现某种相似性；只有在差异性与相似性共存并保持某种平衡的情况下，关键词的比较研究才是可行的、有意义的；中西文论关键词的比较研究还必须深入到各自文论系统之文化底蕴的研究，揭示其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对构建当下文论提供可靠的借鉴。26

王一川认为，中国民族艺术理论传统命题与西方主导的艺术理论之间的对话关系可以多样化，既可以因相近而对话，也可以因差异而对话。而正是在多样的对话中，中国民族艺术理论可以彰显出自身的世界性品格来。在知识型上，中国艺术学理论需要在现代性知识型框架中激活文史哲整合的传统知识型的元素；在学科范式上，需要将传统诗画一律观与现代艺术学概念打通；在命题系统上，“诗言志”“心声心画”“感兴”和人物品藻等传统命题依然具有生命活力；在本土品格上，需要让“中国艺术心灵”在当今全球化世界上重新树立自身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27

李春青研讨了中西文论思维方式的差异与趋同，指出与西方传统哲学那种主客体二分模式的、对象性和概念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古代学术呈现为一种心物交融、物我一体的，具有直觉性、类比性的“关联性思维”的运思方式，这种“体认认知”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传统哲学的“认识”或“认知”大异其趣；19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哲学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反思自己的传统，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不满，相继提出体验、存在之领悟、默会认知等概念，力求在身心统一中寻找人类思维的奥秘；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反思的学术旨趣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具有了相通性，这就提供了一种对话的可能，也让人们在中西两大文化传统的这种“接近”或“趋同”中看到了未来学术的走向与希望。28

在王岳川看来，传统思想对当代思想是一种规范和砥砺，而当代文化思想定位则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审视和选择的一种深化。新世纪西方知识界将目光转向东方，必将给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和社科认识模式以新思维，并将给被西方中心主义边缘化的东方知识界，带来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勇气和重新寻求人类未来文化新价值的文化契机。通过对季羡林多元文化理论观（“河东河西”论、“四大文化体系”论、天人合一与生态文化观等）的剖析，王岳川指出，中西文化和哲学思想，都只能在自由精神的拓展和生命意识的弘扬这一文化内核层面上反思自己的文化，发现自己和重新确证自己的文化身份，开创自己民族精神的新维度；未来文化只能是多元互动的文化，一种对话的生态主义文化。这一语境将使新世纪中国文化出现全新的发展空间和普遍性价值。29

西方文论的反思性研究

对于西方文论的梳理、考辨，是本土思维理论对话、发展的重要路径。对西方文论的反思是本年度西方文论研究的重点所在。

张进、王垚梳理了新世纪文论从文本间性到事物间性的发展方向，指出文本主义将文化中的一切都视为文本，用文学的方式分析一切，最终导致理论走向了符号的、语言的、话语的层面，与现实世界隔离；而向事物研究的转向则是对“主体/客体、心/身、语言/事实、人/非人”二元对立观念的弥合，是文论家在困境中对排除在理论之外的事物的重新审视；“物”并不仅仅局限于实体存在的物，更多的是“互相关联的关系中的存在物”，“事物间性”并不是寻求人与真实世界的重新联系，而是确立联系的世界，强调事物之间的“连通性”，将文学的内核与外围多维联结，为我们提供了跨学科的新型方法论视野。30

诗与哲学之争在西方由来已久，诗与哲学的分离所导致的精神危害却并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为此，蒋洪生爬梳了当代著名思想家阿甘本的理论思想。在阿甘本看来，“诗与哲学之间的分裂是欧洲文化中的一个根本性分裂”，是以“诗歌（愉悦）和哲学（认知）、语言和思想”为表征的非理性和理性知识之间的分裂；在这种隔绝中，诗歌与知识和真理无缘，哲学则无法拥有一种表达愉悦的适当语言，主体无法经验“我们人性的完整性”；由此出发，阿甘本反对“主流的对诗歌和哲学的学科性区划”，认为诗歌和哲学都通往对方，并没有流俗所划定的传统疆界——这同时也是阿甘本所追求的理想写作方式：处于两者“界域”空间的一种“本雅明式的、消解批评与创造两者相对立之俗见的一种创造性批评”。31

林精华探讨了冷战或苏联文论对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他认为，文学理论学科在战后西方突然兴盛起来，是西方人文学界同样必须面对西方政界所言的冷战危局，而通过学院制度和大学教育体系进行科学化的理论创新，由此发展成庞大的学科体系，促使西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各种理论普遍繁荣；结构主义、解构主義、后殖民批评、文化研究等之所以成为西方文论的主体部分，客观上也因其具有颠覆苏联文学理论将文学意识形态化的功效；与西方所希望的建构普遍理论的大势相一致，依托学院制度抵抗苏联理论，产生了背离文学审美的特性，构成了文学理论学科的特色，面对着不断出现的问题和遭遇的指责，西方学术机制使这种批评不是纠缠于争论的是非之中，而是不断催生出新理论，以弥补前一个理论的不足，从而使问题甚多的文学理论得以不断修复，充满着活力，以至于对其批评本身成为该学科发展的一部分。32

《亲历法兰克福学派：从“同一”到“独异”》一文，是赵勇与塞缪尔·韦伯的访谈录。在此次访谈中，塞缪尔·韦伯生动回顾了20世纪60年代跟随阿多诺学习的经历，呈现了阿多诺思想中目的论倾向和“非同一”观念交织的特征；结合阿多诺的真实处境和“非同一”思想的局限，访谈探讨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和政治行动规划之间难以逾越的间隙；在“非同一”观念的基础上，韦伯汲取了克尔凯郭尔、本雅明、德里达等人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了“重复”“独异”这些聚焦于具体事物的观念。访谈还从“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引出了“异域词语”问题和阿多诺的身份问题，从词源和义理的角度出发，韦伯谈到“Essay”这一“异域词语”的翻译问题：“Essay”的源初意思是尝试的、未终结的，但绝非散漫的；在阿多诺那里，“Essay”有自身连贯性，但不是成系统的整体，汉语将它对译为“随笔”“散文”“论说文”等并不准确。33

还有一些学者对西方叙事学、中国叙事学的发生与发展作了反思性研究。

徐亮分析了叙事学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之间复杂的关系，指出罗兰·巴尔特在肯定叙事在意义建构方面的可行性时，没有意识到情节与意义合而为一的“整体性逻辑”其实并不存在，“结构性的裂痕实际上布满叙事框架”；保罗·德曼揭示了语言与意义本质上的不适配性，否定了意义建构的可能性，并以一种修辞阅读的方法抵制理论的建构，实际上，这种修辞阅读的效果是可预测的，因为“一种致力于解构的理论自身具有建构性”，这是理论话语本身的逻辑陷阱和悖论；莎士比亚和福音书的非理论写作中所蕴含的叙事，既解构又建构的双重运作方式，则揭示了在文本阅读中只有“意愿可以成为意义建构的决定性推动力”。34

江守义对结构主义叙事学进行了反思，指出结构主义叙事学以索绪尔的语言学成果为根基，以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分析为出发点，关注叙事作品的话语问题、结构问题，这导致结构主义叙事学有较强的针对性，也导致它有一定适用范围；叙事学从文本的话语出发，对文本的分析以文本为界限，割断了文本与作者、文本与社会生活之间鲜活的联系。35

程光炜以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与杨义《中国叙事学》为例证，对叙事学理论在中国的接受过程进行分析评述，指出与西方“纯形式的叙事学研究”不同，陈平原将纯形式叙事研究与小说社会学研究相结合，分析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而杨义则借助叙事学的功能结构来分析中国小说叙事中“天人合一”的矛盾，侧重叙事学理论的内容，建构以人为中心的叙事学；90年代以后的叙事学研究，则多以作品形式分析代替作品内容批评意图，以“叙述”代替“作者”；叙事学在中国现代研究中的一系列变异，是与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和不同的理解视角分不开的。36

周启超反思了当代中国对外国文论的引介，指出当代中国对国外文论的接受与研究格局大体上是“三十年河东”，言必称希腊；“三十年河西”，言必称罗马——这意味着我们的外国文论研究是相当粗放的；基于“在梳理中反思问题，在反思中探索战略”的建设性动机，周启超倡导在当代中国的外国文论引介方面，研究者应立足于国内文论的当下生态，多方位吸纳，有深度开采，有针对性地反思轴心问题，积极有效地介入当代中国的文论建构，参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其中有一个大前提：对我们自身的社会文化语境有充分的自省，对我们自身的社会文化结构有自知之明。37

美學研究的返本与开新

本年度美学研究热点体现在对于中华美学思想的现代阐释，以及20世纪美学研究的反思。

陈望衡爬梳了中华美学的基本概念体系与中华民族“家—国”意识之间的关系，指出“家—国”意识促使着“美、妙、阳刚之美、阴柔之美”等孕育于家庭的美学术语走向社会，形成中华民族审美的概念系统；由“家—国”意识还导出了爱民、忠君、恋乡三位一体的家国理念，产生了“兴亡母题”“气节母题”“羁旅母题”“江山母题”等诸多文学母题。38

杨春时从中华美学“问题的提出方式”以及“论说方式”入手探讨中华美学“理论形态”的成因，指出“美学问题的提出方式，决定了美学思想的性质”；中华美学的提出是从“整体的社会文化建设”出发，根源于“社会变革的实际需要”，因而它注重美学的价值而非本质；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也决定了它的回答方式“直接依据社会需要和审美经验”而非哲学思辨，从具体的审美现象的描述来规定美，在具体的使用语境中把握美的本质，礼乐文化的一体性使得中华美学的基本概念具有含混性、多义性。39

高建平对中华美学精神的概念体系作了梳理，指出中华美学精神是依据现代学科观念，对分散在典籍中的材料的选择和提炼，继而形成的对于学科历史的追溯；在研究方法上，“从古到今”“由今及古”是不可或缺的双向互动操作，与此同时还要借鉴西方成熟的美学概念体系和研究方法，将研究的重心放在当代和实践这两个方面。40

朱志荣探讨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性问题，指出在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系统中，也包含着现代性的因子，这些因子是我们自主创新的基础；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性特征具体表现为独创性、开放性、与时俱进和面向世界等，这是在学习西方美学观念和方法，适应当代审美实践，保留自身特点的基础上形成的，符合全球化时代审美实践和理论建构的需要。41

为了“通过对话达到相容互补，从而深化中国美学研究和发展现代美学”，《学术月刊》2017年第6期设置了“现象学与中华意象美学”的专题讨论。杨春时提出，中华美学天生就是审美现象学，它把审美作为体道的方式，使道在审美体验中作为意象显现；不同于西方现象学不涉及情感态度的认知范畴还原，中华美学还原的审美意识是情感体验与情感直观，是对所处世界的感悟，以情的方式体道42。仲霞从中西审美现象学的还原路径出发，指出审美现象学的实质“是如何克服现实时空的障碍回归本源时空”，在对本源意义的把握上，中西审美现象学呈现出不同路径：西方审美现象学通过对现实时间的超越而领会存在的意义，中华审美现象学倾向于通过对现实空间的超越而把握道之本体43。毛宣国梳理了叶朗、张祥龙、杨春时三人在运用现象学观念阐释传统美学的贡献，同时指出他们对于“意象”的现象学阐释主要是以存在论现象学为依据，而忽略了对身体现象学的解读，身心一体、物我同一是中国艺术与审美的重要特征。44

李圣传辨析了苏联美学对新中国美学的影响，指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在中苏两国的美学大讨论，无论是从流派形态、理论模式还是从知识范型来看，都呈现同理同源、一脉相传的态势；中苏之间美学研究的模式平移与话语传递，是新中国成立后“以苏联为师”导向的必然性结果；“苏式美学模式”作为中国美学发展的样本和参照，不仅为新中国美学的建构提供了“体制原型”和“理论原型”，更为美学大讨论的发生预设了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政治前提和师承苏联的学术前提，这种状态直到80年代解放思潮的出现才有所突破。45

陈雪虎反思了文艺美学的生成逻辑以及在当代面临的问题，指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胡经之为代表的学者将“艺术形象”问题的讨论由意识形态转向美学领域，强调审美在文学活动中的基础性和重要性，使文学研究从狭窄固化的“形象”论中解放出来，有效复苏了近百年来文学研究领域内的美学成果；然而，在追问审美特性，构建文艺美学的过程中，依然没有摆脱西方美学传统对精神科学思路的过多倚重，致使文学艺术脱离具体的生活土壤和历史际遇。反之，王国维的“古雅”说融会贯通中西学术思想，积极应对现实，开启了中国近代学人对西方理论窠臼的突破，使文艺美学与现实生活相沟通。46

近年来美学研究外观上貌似繁荣，各个领域的研究都有了，但思想内涵上却相当贫乏，没有生命、激情、思想和灵魂。为什么会这样呢？

传统的美学研究将美学分解为本质论和美感论进行研究，王元骧指出，这种思维方式虽然促进了美学学科的建设，但“都是离开人的生存的具体的现实关系、环境和条件，对人作抽象的理解”，不能完满解释现实生活中的审美关系；只有把审美主体看作是感性与理性、自然性与文化性、个人性和社会性相统一的从事实际活动的实体，方能改变美学研究的科学化倾向，落实到对个体生存的人文关怀上来，而这恰好是“人生论美学”的应有之义；从人生论的观点进行美学研究，使得学界对审美价值的理解由以往的“情—理”维度向“情—志”维度推进一步，把审美精神与人的生存活动联系起来，改变了传统美学分解研究的纯理论路径，是美学回归现实人生意义的最佳途径。47

美学研究趋同的背后，是缺乏对其同一哲学基础（以“认识论”为“核心”的“知识论哲学”）的批判性反思。赵奎英指出，美学研究的新路向不仅仅是研究对象的转变，从根基上看是哲学思维的转变；认识论将人与世界作为对象性的审美关系，不仅难以解释现代化过程中应运而生的自然生态审美、日常生活审美等高度介入性的艺术活动，同时有可能引向过分强调主体性的人类中心主义；美学理论的重建应建立在中西方美学界研究转向的基础上，以审美活动作为美学研究的对象和起点，针对美学研究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建构一种更具有整合性，能解释当下各种审美活动又具有批评性和生成性的美学基本理论。48

新媒介与视听觉文化研究

新媒介技术的发展深刻影响、改变了当代中国文学的生产、发展与传播，新媒介文学写作消解了经典文学所特有的诗性智慧与审美意味，人们对此展开了思考。

马汉广探讨了微媒体形式的文学性问题，认为当代文学研究已经实现了从“文学是什么”到大文学方向性的转变，而微媒体形式下的许多文本是在作者和读者相互作用中建构的某种情境、意味，也是一种含有文学性的文本形式；微媒体形式的文学性并非文本自身的某种属性，它存在于文本、世界、参与者之间，是一种间性存在；所有人都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其中，作者和读者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分，文本和世界之间互为潜在文本，微媒体形式的文学性就在这一间性活动中产生，共同完成了一种话语建构。49

陈定家赞成王安忆将网络文学写作者比喻为“发烧友”的说法，认为相比单纯的文学写作爱好者，“发烧友”更注重的是“对器材技术精读和功能的崇拜”，而不是“对图像或声音本身所蕴含的人的能力的关注”；具体在新媒介文化批评领域，这一“发烧友”趋向更容易催生“技术批评模式”，即善于通过理性眼光和技术性的手段来分析网络现象，缺失对人文和审美的关注；与此同时，还诱导着网络审美价值从“社会认同”向“愉悦自我”转变，割裂了网络文学对语言的诗情画意追求。50

胡友峰认为，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的审美范式经历了从古典阶段以“形象”为审美对象到现代的“影像”，继而到后现代以“拟像”为审美对象的演变过程，其中与文学相关联的文学形态、文学功能、文学趣味与文学理想都逐渐走向衰弱，引发了文学的异变和文学审美空间的变化。为了摆脱这一困境，首先文学要摆脱对媒介的形式偏好，恢复文学与现实的联系，回应现实问题；其次增强文学的想象和形而上学功能，呼唤一种“尊灵魂”的文学创作原则，将文学的创作与欣赏看作情感交流和共鸣的体验。51

关于网络文学的评价标准，主要有“普遍文学标准说”、“通俗文学标准说”和“综合多维标准说”三种观点。单小曦主张网络文学评价标准的建构应多维综合，在历史性和语境化的原则关照下，凸显作为网络文学存在依据的媒介要素，将传统的文学四要素提升为涵盖媒介要素在内的文学五要素，提倡一种更大契合度的“媒体存在论”批评模式，这种批评模式由“网络生成性尺度”“技术性—艺术性—商业性融合尺度”“跨媒介及跨艺类尺度”“‘虚拟世界开拓尺度”“主体网络间性与合作生产尺度”“‘数字此在对存在意义领悟尺度”等多尺度的系统整体构成。52

随着现代社会的视觉文化转向，语言文字作为文学阐释的媒介遭遇了视觉符号系统的压力和挑战，视听觉文化研究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周宪从视觉建构、视觉表征与视觉性三个层面分析了视觉文化的发生、发展逻辑及其理论构成，指出视觉文化实质上是一个在视觉符号表征系统内展开的视觉表意实践，蕴含了许多隐而不显的体制、行为、意识和形态观念等；其中视觉建构是视觉文化的功能性表述，它一方面再生产出现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又对现存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进行反思和批判，即社会领域的视觉建构和视觉领域的社会建构；视觉表征涉及从实在的人与物到概念再到符号的系列转换，是视觉的编码和解码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差异性；视觉性不只是视觉本身，它关系着主体性及交互主体性的建构，决定着我们的“看之方式”——视觉建构、视觉表征与视觉性三者的互动构成为研究当代中国的视觉文化提供了方法论路径。53

张伟以文学阐释的视觉转向为切入点探究视觉批评的理论架构。他认为，以视觉影像展开的文学文本实质上是“图—文”对抗下文学阐释与文学批评在图像时代衍生出的审美新范式和文本阐释形态；视觉批评在对传统文学主体批评特征延续的同时，延展了文本之外的审美内涵，催生了文本意义的定格，引发了阐释者身份主体的嬗变，营造出文学批评视觉化的新型景观；这一批评范式的形成得益于商业社会以消费意识为主导的价值表征，以及日常生活审美化等多元文化因素的现实滋养；作为一种新的批评范式，现代视觉批评也面临着“一元化”书写、文学批评商业化等难以回避的表意缺陷。54

傅修延研究了叙事中的幻听、灵听与偶听三类不确定的听觉感知，指出叙事作品中的幻听、灵听和偶听源于听觉感知的不确定性，这三类不确定的“听”分别处在真实性、可能性与完整性的对立面上：幻听的不真实在于信息内容的虚假，灵听的不可能是由于信息交流的渠道过于离奇，偶听的不完整源于信息的碎片化。就不确定的程度而言，幻听甚于灵听，而灵听又甚于偶听。感知的不确定必定造成表达的不确定，但迷离恍惚的听觉事件往往能使文本内涵变得更加摇曳多姿，带给读者更大的想象空间和更多的咀嚼意趣。不仅如此，这类不确定的“听”还能为故事的始发、展开和转向提供动力，对人物性格的凸显与作品题旨的彰明亦有画龙点睛般的贡献。对幻听、灵听和偶听作一番系统的梳理辨析，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讲故事艺术的丰富与微妙。55

回顾本年度的文艺学研究，不难发现，研究视域的更新刻不容缓。我们知道，“元问题”比普通问题更进一层，文艺学的“元问题”涉及文学的知识论和本体论，探讨的是文艺学的研究对象，以及如何可能等根基性问题，它直接代表着人们对理论的认知，同时决定着文艺理论研究的范围和发展方向。因此，我们不能不探究文艺学研究的“元问题”。譬如，把“什么是文学”或“文学是什么”、“什么是美”或“美是什么”作为文艺学的“元问题”是恰当的吗？这种知识型的询问方式，把“文学”或“美”当作已然存在的东西（就像我们周围的桌子、茶杯一样），疏忽了人们对“文学”或“美”为什么会产生、为什么需要这么一类问题的思考，导致以往的文艺学研究将文学（美学）认识论化、伦理化或意识形态化，文学（美学）始终处于知识论的框架下，成了认识论、伦理学、意识形态的附庸。我们的思考与研究走向了学院化、实证化和知识化，而与文学（美学）所要体悟之道失之交臂。

为此，吴子林在跨文化的视域下提出了“毕达哥拉斯文体”的理论构想。他指出，学术研究在本质上是一门艺术研究，是个体学术思考、人生经验的融会呈现，而如今学界对理论的盲目迷信与偏执致使文学研究陷入概念僵化和体系空洞的局面，本质上则是思想與生活的隔绝，“言”与“思”的断裂，其表征则是“述学文体”意识的普遍匮乏，诸多论著千人一面、了无兴味。通过对维特根斯坦与钱锺书的互文式研读，吴子林发现，他们摆脱了“黑格尔主义”的藩篱，着力于恢复事物的存在性与完整性；他们的述学文体，彻底改变了“讲理论的态度”，由对象化之思转为有我之思，由“知性智慧”转为“诗性智慧”，走向了学术思想的戛戛独造；在以语言思考的过程中，维特根斯坦与钱锺书自觉打通古今中西，打通人文各学科，动态地立体呈现独创性灼见和个人化风格：这种述学文体，可命名为“毕达哥拉斯文体”，是对古代道说传统的深切回望。56

让·斯坦洛宾斯基说得好：“文学是‘内在经验的见证，想象和情感的力量的见证，这种东西是客观的知识所不能掌握的；它是特殊的领域，感情和认识的明显性有权利使‘个人的真理占有优势。”57如此看来，文艺学的研究视域很有必要从知识论转化到生存论本体论，返回到人的生存状态中，返回到生活世界；也就是说，从生存论本体论出发，将“为什么人们需要文学”作为文艺学的“元问题”，探讨文学与人的生存活动的意义关系，领悟时代精神的真正的脉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前人遗留下来的问题意识、个体的问题意识和时代的问题意识三者自觉贯通起来，才可能真正揭示出“文学”或“美”的秘密所在，文艺学研究也才可能有新的突破，始终焕发出理论的生机与活力。这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

一旦新的思想方式被建立起来，许多旧的问题就会消失。确实，这些问题会变得难以理解。因为，这些问题与我们表达我们自己的方式一同发展。如果我们自己选择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这些旧的问题就会与旧的外衣一同被遗弃。

【注释】

①宋伟：《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出场的历史语境》，载《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②范永康、刘锋杰：《后马克思主义的审美意识形态论》，载《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

③段吉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生产转向及其理论意义》，载《文学评论》2017年第5期。

④陈军：《文类：世界观影响文学的中介——卢卡契文类理论研究》，载《文学评论》2017年第6期。

⑤韩清玉：《马克思主义对文艺研究方法论的其实——论T.J.克拉克的艺术批评》，载《文学评论》2017年第5期。

⑥李云雷：《历史新视野中的两个〈讲话〉》，载《文学评论》2017年第5期。

⑦高远东：《经与权的辩证法》，载《文学评论》2017年第5期。

⑧程凯：《政治与文艺的再理解——从胡乔木讲话反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文学评论》2017年第5期。

⑨范玉刚：《“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文艺思想的人民性研究》，载《文学评论》2017年第4期。

⑩高楠：《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批判理性》，载《文学评论》2017年第4期。

11孙士聪：《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的当代反思》，载《中国文学批评》2017年第3期。

12王元骧：《反映论文艺观——我的选择和反思》，载《中国文学批评》2017年第2期。

13赖大仁：《文学本质观念的历史嬗变及其反思》，载《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

14邢建昌：《文学是什么—关于文学提问方式之学术路径的反思》，载《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12期。

15张大为：《文学的“问题”与“边界”》，载《文艺评论》2017年第4期。

16南帆：《文学理论能够关注什么》，载《文艺争鸣》2017年第8期。

17程正民：《拓展文化诗学的理论空间》，载《文化与诗学》2016年第2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8赵勇：《从“審美中心论”到“审美/非审美”矛盾论——童庆炳文化诗学话语的反思与拓展》，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19马大康：《理论转向——从活动到行为》，载《文艺争鸣》2017年第9期。

20张健：《〈文心雕龙〉的组合式文体理论》，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21吴中胜：《〈文心雕龙〉与中国铭文理论的早期形态》，载《文学评论》2017年第2期。

22陈士部：《论〈文心雕龙〉的“意象”观》，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四十四辑）2017年。

23李裕政：《郭绍虞文笔说的再解读》，载《文艺争鸣》2017年第8期。

24唐芸芸：《从“笔”之病犯论南朝“文笔说”》，载《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

25朱立元：《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基础工程》，载《文艺争鸣》2017年第1期。

26李春青：《浅谈中西文论关键词比较的意义与方法》，载《文艺争鸣》2017年第1期。

27王一川：《民族艺术理论传统的世界性意义》，载《文艺争鸣》2017年第1期。

28李春青：《在“体认”与“默会”之间———论中西文论思维方式的差异与趋同》，载《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期。

29王岳川：《文化自信：季羡林论东西方文化互动》，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30张进、王垚：《新世纪文论：从文本间性到事物间性》，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31蒋洪生：《阿甘本文论视野中的诗与哲学之争》，载《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

32林精华：《文学理论学科在西方的兴盛与危机：来自冷战或苏联文论的影响》，载《文学评论》2017年第6期。

33赵勇、塞缪尔·韦伯：《亲历法兰克福学派：从“同一”到“独异”——塞缪尔·韦伯访谈录》，载《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4期。

34徐亮：《叙事的建构作用与解构作用——罗兰·巴尔特、保罗·德曼、莎士比亚和福音书》，载《文学评论》2017年第1期。

35江守义：《结构主义叙事学之反思》，载《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6期。

36程光炜：《叙事：中西不同的理解视角》，载《学术研究》2017年第1期。

37周启超：《超越“简化”，摈弃“放大”——关于当代中国的外国文论引介的一点反思与探索》，载《人文杂志》2017年第4期。

38陈望衡：《中华美学的“家—国”意识》，载《文学评论》2017年第5期。

39杨春时：《中华美学思想的建构探源》，载《文艺争鸣》2017年第8期。

40高建平：《关于中华美学精神建设的思考》，载《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2期。

41朱志荣：《论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性》，载《文艺争鸣》2017年第7期。

42杨春时：《现象学与中华意象美学》，载《学术月刊》2017年第6期。

43仲霞：《中西審美现象学的时空结构差异》，载《学术月刊》2017年第6期。

44毛宣国：《“意象”与中国当代美学的现象学阐释——以叶朗、张祥龙、杨春时的美学研究为例》，载《学术月刊》2017年第6期。

45李圣传：《苏联经验与新中国美学发生的史与思——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美学讨论为中心》，载《文学评论》2017年第5期。

46陈雪虎：《试谈“文艺美学”的生成逻辑与当代问题》，载《文艺争鸣》2017年第1期。

47王元骧：《关于推进“人生论美学”研究的思考》，载《学术月刊》2017年第11期。

48赵奎英《美学的对象与美学的重建》，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49马汉广：《微媒体形式的文学性》，载《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7期。

50陈定家：《试论新媒介文化的批评标准与叙事逻辑》，载《中州学刊》2017年第3期。

51胡友峰：《电子媒介时代审美范式转型与文学镜像》，载《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52单小曦：《网络文学评价标准问题反思及新探》，载《文学评论》2017年第2期。

53周宪：《视觉建构、视觉表征与视觉性——视觉文化三个核心概念的考察》，载《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

54张伟：《视觉批评何以可能——图像时代文学阐释的视觉转向与审美创构》，载《河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55傅修延：《幻听、灵听与偶听——试论叙事中三类不确定的听觉感知》，载《思想战线》2017年第3期。

56吴子林：《“毕达哥拉斯文体”———维特根斯坦与钱锺书的对话》，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57转引自郭宏安：《从阅读到批评》，262页，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58[英]维特根斯坦：《文化和价值》，黄正东、唐少杰译，67页，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吴子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李晓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