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后新文化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王森然

时间：2024-04-23

白冰刘倩

王森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员干将，为推动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积极贡献。他向广大青年学生介绍、宣传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介绍苏俄革命、无产阶级的文化观、妇女观，启发青年觉悟，促进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与青年学生相结合。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宣传革命思想，不畏艰险支持革命活动，对中共早期文化事业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积极传播宣传新文化，促进革命思想与中国青年相结合

王森然在其少年时便大量阅读章太炎、梁启超、严复等人的著译，后又接触孙中山、邹容等文章，其民族意识逐渐觉醒，曾立“振衣帕米尔，濯足太平洋”之志，参加过反对外国传教士的示威游行，并号召“抵抗帝国主义”。①“五四”运动爆发，求学于直隶高等师范国文专修科的王森然毅然参与其中，在刘少奇、李富春等同志的支持下，组织罢课、罢市，声援北京的“五四”运动，并被选为学生会代表前往北京参加在京各校学生及全国各地来京学生代表活动，其间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刘半农等人，其中邓中夏对其“思想的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②

1921年春，邓中夏邀王森然到长辛店为劳动补习学校的工人讲课；王森然也邀邓中夏到保定高师担任为期3个月的新文化课教员。在此期间，他“同邓中夏一起研究社会问题，寻找民族解放的道路。”③邓中夏鼓励其应该“在这新军阀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希望王森然能够把“传播马克思的理论，变为新文化的思想理论”，“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目的之一就是要使它能为民众所接受，所掌握”。④邓中夏指导王森然阅读了《社会主义史》《共产党宣言》《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等马克思主义文献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著作，使其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成为“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志之一”，⑤相继三次被军阀通缉。1922年5月，因著文揭露军阀曹锟暴政和欺骗，被污蔑为“过激党”，督署派人去工人夜校抓捕王森然，并在《晨报》登报通缉。在蔡元培、李大钊等人的掩护下，王森然于8月离京赴冀州创办省立第六师范，继续传播进步思想。

1923年底王森然经李大钊推荐与杜斌丞见面，并受邀准备赴陕北榆林中学任教，“开拓新文化的处女地”。1924年2月，王森然携带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革命与考茨基》《两个策略》，及《社会科学研究初步》《俄国革命史》《向导》《新青年》《独秀文存》等书刊”来到榆林中学任教，并受到刘志丹等同学的热情欢迎。王森然与杜斌丞、魏野畴、李子洲等人“宣传民主和科学、传播马列主义”，“在陕北播下了革命的火种”。⑥王森然与刘志丹等人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时事研究会、剧社、画社等团体”，⑦创办惠济地毯厂平民学校，积极致力于教育改革，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榆林中学以《醒钟报》附刊名义创办了《榆林之花》，以天津《新民意报》附刊名义创办了《榆中旬刊》，以《世界日報》副刊名义创办了《姊妹旬刊》，还创办了《塞声》。登载的文章有《青年的婚姻问题》《陕北的教育谈》《我们自己应该怎样》《旧家庭和青年的前途》《青年的使命》《二十年后之中国》，还有刘志丹的《春天的榆林》和《我的母亲》等。这些文章内容有“为控诉封建婚姻制度对青年人的束缚与迫害，强烈抨击旧传统和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与虚伪，号召青年奋起反抗，深刻揭露反动军阀、官僚肆意横行，残害人民等种种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有为“宣传民主与科学，提倡新文学，介绍中国革命和马列主义，号召青年反帝反封建，打倒军阀，同封建社会一切余孽进行革命”。⑧与此同时，王森然还常以向杨虎城讲《水浒》之名，向其介绍苏联革命史，讲解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畅谈中国革命形势。1924年9月，王森然同杜斌丞、李子洲同志做杨虎城思想工作，促使其参加驱逐军阀刘镇华的斗争。正如榆林中学校史上所记载，王森然等同志的到来，“真像一股春风吹遍了原野，唤醒了沉睡的人们，红色的种子从此播撒在榆林中学。其实他的影响远远地超出了陕北的范围。”⑨

1925年夏天，王森然应聘去济南一师教授国文，在课堂上宣传革命思想，支持进步学生李广田等参加“五卅”罢课，受到军阀张宗昌的通缉。翌年，王森然离开济南前往绥远任五族学院教务长兼国文历史教授，受蔡和森委托，组织“五卅”运动周年纪念活动，再次遭军阀蒋鸿煜通缉。

1926年后，王森然在教学、著书、担任期刊编辑时，始终以介绍和传播新文化和革命思想为己任，到1940年代，王森然应中共之邀，在东交民巷旧租界区向青年们秘密讲授马克思主义，介绍解放区情况。

二、撰写《世界妇女运动大系》，阐述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自新文化运动起，妇女解放问题渐成社会热点问题之一，并被纳入改造社会的范畴中。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陈独秀就提出“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 。随着十月革命胜利和“五四”运动爆发，同时掀起了妇女解放运动，全国各地新出版的各种刊物，几乎都把妇女问题作舆论宣传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得以广泛传播，其阶级观念融于妇女解放思想。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和认识妇女问题，认为“女权运动，仍是带着阶级的性质”，劳工妇女的运动“应该有一种阶级的自觉”。20世纪初期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壮大，女工人数亦呈增长趋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女工在工人中的比例亦有相当增长。1919年在轻工业生产部门中女工已有24.5万人，占中国工人总数的44.7%，到1925年，女工人数继续增加，仅在纺织行业的女工大约有14-15万人。⑩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正如李大钊所言：“是被压迫阶级底解放时代，亦是妇女底解放时代”。11

正是社会上对妇女问题解决的现实需要，1928年，王森然参考了国内外数百份文献资料，编辑而成《世界妇女运动大系》（简称《大系》），120余万字，在系统介绍世界各国妇女运动现状的基础之上，对我国历史上的妇女运动加以分析，并结合当前妇女运动现状，进一步研究探讨我国妇女运动与革命的关系问题以及妇女运动的前景。针对中国妇女情况，详细论述了中国妇女被压迫的历史，妇女参政问题、职业问题、教育问题，妇女与革命的关系、妇女与经济的关系、妇女与劳动的关系以及经济、政治、文化、阶级对妇女运动的影响。12

王森然认为，在我们中国“妇女运动虽已萌芽了多年，解放的呼声虽已扰动了一般人的听闻，然而在实际上所得的结果还觉得很难满意”。在他看来，要解决妇女问题，首先要清楚妇女解放思想之由来与妇女运动之意义。妇女运动，即“发挥在人的妇女中的种种可能性。为了发挥这可能性，要求在种种的分野，与男子的机会均等”。因这种运动“不但使妇女的地位向上，同时更使男子的地位向上。所以妇女问题的研究，决非只是妇女的问题”。妇女问题在家庭婚姻、社会职业、教育及权利等各方面均普遍存在，特别是妇女问题中的政治权利问题引起大众的强烈关注。针对社会上提出的妇女“对政治没有兴味”的观点，王森然认为，妇女对于政治的没有兴味，决非妇女的缘故，而是中國传统思想向来把政治当作专家的事务，因此与政治无关系的，不仅女子，还有低级的人民。而近来因一般产业的发达及其他种种理由，社会上形成了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阶级关系，而妇女也独立于男子分担社会进化任务，自然他们也和劳动者有同样参政权之要求。因此，不论从政治原理还是社会生活的事实来说，虽然今日的政界还未能合于理想，但靠着妇女的协力，政治或者能更加纯洁更加温暖。 13

王森然用阶级分析理论，把妇女参政问题视为妇女“人”的权利的要求，是为人权问题。同时强调，妇女运动问题“实在是一种经济问题”，也就是妇女劳动问题，“乃关于妇女劳动地位和境遇的问题，以改良工资，劳动时间，劳动上的设备及其他一般的劳动条件，增进妇女劳动者的地位，为其本来的意义”。此问题“重在资本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区别”，其运动又是以劳动妇女为主体，乃属“劳动阶级或无产阶级的运动”范畴。只因是关于妇女劳动者特别问题的缘故，其性质虽与一般劳动问题共通，却略带特别性质。他还强调，要注意与妇女职业问题有所区分，妇女劳动问题并非“自由职业的意义”，“乃是关于出卖她们的劳力的问题”。14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是妇女职业问题、教育问题、参政问题解决的首要前提。

针对舆论界提出的妇女职业问题是妇女问题的关键问题，教育问题是妇女解放的首要问题，只有女性教育问题得以解决，才能为解决妇女职业问题、参政问题提供保障和基础。王森然提出了“妇女道德的、经济的、政治的不平等，皆教育不平等”的观点，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出发阐述中国妇女劳动问题及其运动，认为解决经济问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而解决经济问题的关键在于妇女劳动问题的解决。自从产业革命发生以后，社会经济情状是从自足的家庭内经济进而为社会经济供给生产，工业组织是从家庭内制造进而为工场制造，直至今日，社会经济事情起了非常变化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势将崩溃，而推移到社会主义的社会，社会上各种创造的发展，要依赖两性劳动的努力，不劳动的社会成员，尤其是女子，只有完全被排斥于非人的境遇中。因此，理论上、实际上，妇女需要劳动，她们受了男性支配的压迫，同时又要受资本家的剥削。而妇女运动的发生，在客观方面的原因则是因产业革命的缘故，致社会组织的变化，连带妇女改造使命而产生。现在的妇女运动，不是中产阶级妇女问题，而是劳动妇女问题，是立着人类真正自由平等的理想的劳动运动。15

三、论证无产阶级文学的革命性，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

“五四”时期，文学革命与西方思想的传入对此后数十年中国的思想潮流产生深远影响。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受十月革命影响，开始对无产阶级文艺思想有所察觉，特别是通过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译介来宣传无产阶级文艺、劳动阶级意识、新劳动观等思想。但此时国内文学界并没有对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文学表现出过多热情。除了与对无产阶级文艺的判断因素有关外，也与当时国内革命形势相关。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随着民族主义思潮高涨，国共合作，“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等革命形势的发展，助长了社会层面的阶级意识，革命文学在国内的冷遇状态才有所改善，特别是1927年清党事件进一步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阶级观念成为文学的核心观念，革命文学成为文学界不可回避的话题。至1927年下半年到1929年年底，以创造社和太阳社为首的“革命文学派”和以鲁迅、茅盾、叶圣陶等为代表的“文学革命派”间爆发了一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主要集中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学的性质、范围和目标，文艺的民众化与民众的文艺化和到民间去（到十字街头）等问题。

王森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思考，主要来源于对苏联文学的关注和对革命形势的认知以及一定程度上受革命知识分子的影响，痛斥封建主义的腐朽文学，批评旧文学家躲进象牙塔的颓废意识，提倡为社会改革服务、为工农大众服务的现实主义革命文学。可以说，王森然的认识代表了当时革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认识水平。

针对文学界有人提出“文学是空想的、超然的，不受社会背景的支配”，革命文学并非“阶级尖锐化”的缘故，只是某些文学家“偶尔翻闹这个玩意儿而已”的观点，王森然指出“文学的社会学意义首先是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是生活的表现”，因此“文学是社会的产物”，“是跟着社会的基本而存在”，文学不能离开社会环境与时代发展而独立存在，文学家亦是存在于社会时代环境之中。对于文学的阶级性以及与革命的关系，梁实秋等人认为，包括文学的一切文明，都是“极少数天才的创造”，革命文学往往是产生于实际革命运动之前，“文学家并不表现时代精神，而时代则反映着文学家的精神”。文学没有阶级之分，无产阶级文学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种革命政策，一种政治运动，今日中国应主唱的“乃是无阶级的民众文学”。对此，王森然用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阐释文学的阶级性和文学与革命、民众的关系。他认为，社会意识是生活的表现，每个阶级都有不同的社会意识，文学不仅离不开社会，还具有表现社会、批评社会和指导社会的作用，同时亦为时代的反映、时代的先驱、时代思想的标帜；而文学家更不能脱离社会环境与时代发展而存在，一方面“环境能给文学以发展的生命”，另一方面“文学家受某一阶级的利益的熏染陶溶，必为某一阶级的心灵所同化”。因为经济的关系，“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社会里，又便分成了许多不同的阶级”，“于是就有表现各种不同阶级的精神的文学”。因为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随着经济的转移，上层建筑都受其影响和支配，而如今的20世纪，已是一个社会革命的时代，整个地球都将“被卷入革命的漩涡中而成为革命的世界，16站在时代潮头的文学者应努力于劳动阶级的文学，在其作品里面应努力“唤醒读者的阶级意识”，摒弃那些作“贵族阶级的吗啡针、鸦片烟、椰子酒”似的“超自然的诗歌，新浪漫的小说，爱美的戏剧、电影”，17努力适应政治环境的转变走向革命道路。

王森然认为，如果用经济来准绳文学，来研究文学，就会发现现在文学上的中心应是“给文学以发展生命的环境”的平民，即劳动者。这就涉及到艺术与文学如何民众化的问题，他认为，一种是为民众的艺术，知识分子在其过程中近于“布施”的姿态，且艺术与民众是离开的；一种是民众化的艺术，而后者才能真正把民众与艺术结合在一起。18需要注意的是，“民众”一词在不同学者的概念界定中是有区别的，俞平伯“以精神是否觉醒”为标准对民众概念进行界定，他认为所谓的民众即“知识上的穷人们”。19到“五四”后期时，随着国内发展的革命形势，对于民众的内涵已经具备了阶级属性，王森然认为，民众即无产阶级的劳动者，民众的文学即无产阶级的劳动文学。王森然呼吁知识分子应“跑到十字街头”，用文学独有的爆发力、热力、独创力、魔力和传导力鼓动及宣传大众，启示大众，达到革命的途径。

王森然作为“五四”新文化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是我国最早接受和传播民主进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杰出知识分子，一生曾主办几十种刊物，任教过几十所学府，写下了近千万字的讲义和资料，出版有《中学国文教学概要》《文学新论》《印度革命与甘地》《近代二十家评传》《世界妇女运动大系》等重要著作，被称为“中国近代史的活化石”。他呼唤人们驱除黑暗拥抱光明，创造崭新社会生活；鼓励青年树立远大理想，开创美好崭新时代。受他影响的学生中就有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刘澜涛、高岗、李培之、安娥、李广田、邓广铭、臧克家、赵望云、史树青等。他是在全国处于军阀到处抓人、钳制言论、查禁进步书刊的白色恐怖之下，甘冒通缉抓捕之危险，传播马克思主义，为新文化运动奔走呼号。特别是在李大钊同志被害后，在军阀捕杀共产党人，查禁社会主义学说的恐怖氛围下，王森然毅然使用真名在天津《大公报》发表《李大钊先生评传》，称李大钊“先生一生勤朴清直，艰苦卓绝，洁身远名”，其学说为中国社会主义学之经典。20习仲勋同志高度评价王森然“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 。21

（本文作者东华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注释：

1刘海粟：《王森然传略》，《晋阳学刊》1989年第1期。

2冯资荣、何培香：《邓中夏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75页。

3习仲勋：《纪念王森然同志》，《人民日报》1984年5月9日第3版。

4冯资荣、何培香：《邓中夏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75页。

5 6习仲勋：《纪念王森然同志》，《人民日报》1984年5月9日第3版。

7《刘志丹文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1页。

8任立新：《记录历史见证沧桑——榆林市档案馆珍贵馆藏撷萃》，《陕西档案》2012年1月。

9刘澜涛：《深切怀念王森然同志》，载《王森然教授从事教育事业70周年纪念会发言文集》1984年。

10顾秀莲：《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卷，中国妇女出版社2008年版，第253页。

11李大钊：《现代的女权运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13页。